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合作與競爭:美國民權運動內部關系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 要：美國民權運動在美國歷史上堪與獨立戰爭、內戰等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相提并論。它的成就大多是在第一階段即1955—1965年期間取得的。在該階段，活躍著五大主要的民權組織。盡管它們在具體的策略方面存有分歧，但是由于它們在運動的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這就使得它們能夠結成一個松散的聯盟。在民權抗議行動中，它們既相互競爭，又積極合作。通過合作，它們能夠在單個民權組織力不從心的較大抗議行動中形成合力并取得勝利。而競爭刺激了更多的民權抗議行動。此外，民權組織的領導人們還不時利用民權運動內部的這種競爭來脅迫當局和白人社會對黑人組織的變革要求作出積極的回應，這是正常情況下所不可能的?？傊?，合作是民權運動存在和壯大的基礎和保證，競爭是民權運動不斷發展的主要動力。合作與競爭并存是1955—1965年期間民權運動內部關系的顯著特征。
美國五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算得上是人類爭取擺脫暴政、重申人的尊嚴的至高無上的努力之一 。長期以來，有關這場運動的研究，一直是美國學術界的熱門課題。大體上看，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其主要著眼點在于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領袖人物及全國性民權組織。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批新的研究者試圖重新規劃民權運動史研究。他們突破把民權運動僅僅理解為“在著名領導人組織下爭取全國性民權立法的抗議行動”這一觀念，從而逐漸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基層組織和普通民眾 。九十年代以來，研究者們開始探索一種綜合性模式，試圖把地方的和全國性的以及社會和政治等各種因素有效地結合起來。他們認為，“只有突出全國性機構和地方活動分子、溫和派與激進派、白人和黑人、男子與婦女間斗爭的各種因素，才能比較充分地描述民權運動的全貌。” 盡管如此，對于民權運動的研究，尚有許多領域有待進一步的探討，例如，民權運動的內部斗爭,婦女在民權運動中的重大作用，等等。尤其是民權運動內部斗爭方面的研究，在整個民權運動史研究中一直是個弱項。 甚至在該領域至今尚無系統的專門著作問世。這不能不說是民權運動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實際上,要想深化對美國民權運動的認識,了解它何以在六十年代得以如此蓬蓬勃勃地展開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對于當時的民權組織及民權運動內部關系加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有鑒于此，本文擬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對1955--1965年期間的美國民權運動內部關系作一較為系統全面的探討。
一、
人們通常認為，1955--1965年期間的美國民權運動主要是由五大民權組織組成，即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種族平等大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全國城市聯盟。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基本上是一個黑人上層知識分子和上中產階層的白人自由主義者的聯合組織，在五大民權組織中歷史最悠久，規模也最大。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要求取消一切人為的種族隔離，主張黑人應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平等地位。 實際上，后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斗爭目標主要是集中在為爭取黑人選舉權和取消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這兩個方面。它主張通過漸進和合法的手段來達到其目標。具體地說，主要是通過法院訴訟和院外游說來為黑人贏得與白人同等的權利。為此，它保持一支律師班子和院外活動班子，并讓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分會的主要工作便是為它們摹集經費。六十年代期間，它也部分地接受和運用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
全國城市聯盟實際上主要是一個給從農村到城市特別是北方城市的黑人進行培訓和職業介紹的團體。它旨在通過與公司、基金會和富有同情心的政府官員的合作，改善城市里黑人特別是南方黑人移民的經濟狀況，提供住房和教育培訓方面的幫助。 與企業集團進行談判是它的拿手好戲，也是它的優勢所在。
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是在六十年代初風靡全國的靜坐運動浪潮中誕生的一個黑人大學生自治組織，其成員大多是參加靜坐運動的青年學生。他們具有驚人的熱忱和勇氣，是名副其實的民權運動精銳突擊隊。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被公認為是民權運動中最為激進的一個民權組織。它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致力于建立救贖社區（redemptive community） 。在關于其宗旨的聲明中，它指出，“我們認為，非暴力行動的哲學和宗教理想是我們建立目標的思想基礎，是我們信念的先決條件，是我們行動的規范”。 實際上，它自成立起便致力于動員和發動南部當地的黑人，以強行改變南方的現狀。
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這個在二戰期間由一批和平主義者們發起成立的民權組織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主張種族平等。它宣稱，“種族平等大會只有一個敵人：種族歧視，只有一個任務：反對種族歧視。” 種族平等大會在其宗旨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它將奉行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實際上，種族平等大會是最早倡導和實踐非暴力直接行動斗爭策略的。按照著名的民權運動研究專家奧古斯特 邁耶的說法，“在民權領域發展和籌劃直接行動策略和非暴力直接行動哲學的真正功勞應當歸于種族平等大會。”
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可謂是民權運動中主張和實踐直接行動斗爭策略的三大民權組織里最小心、最審慎和最“保守”的。 它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黑人斗爭逐步走向高潮時產生的，是第一個由南方黑人自己領導的民權組織，也是當時民權組織中最有影響的一支力量。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 “基本目標是爭取完全的公民權利和美國黑人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平等與混合”。 它的理想是要培育和建立“基督共和國，使種族間人人皆兄弟的夢想成為現實”。 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主張采用非暴力群眾性直接行動來實現上述目標，認為，“美國種族問題這一難題通過成千上萬信奉非暴力哲學的人的行動能最快最好地得到解決。” 它尤為擅長籌劃和發動一些較為重大的民權行動。
可見，盡管這些民權組織在具體的斗爭策略和斗爭方法上存有差別，但它們的奮斗目標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反對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要求種族平等和種族混合。具體地說,它們不僅要求黑人享有自由地進入公共場所的權利，而且在受教育、就業機會以及行使選舉等憲法賦予的權利方面均應與白人一視同仁。民權運動目標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需要許多人做大量的工作。”正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 威爾金斯曾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攜手并肩，一起來推進我們共同的事業”。 而“五大民權組織同時并舉，齊頭并進，以不同的斗爭方式，朝著同一個目標大踏步邁進。” 也正是這一階段民權運動的顯著特點。#p#分頁標題#e#
二、
如上所述，美國五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內部五大民權組織在根本目標上的一致及斗爭目標的多樣性、復雜性,使得它們在斗爭中相互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而斗爭方法和策略的不盡相同，一方面使它們能夠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也為它們之間的競爭甚至沖突埋下了種子。合作是民權運動的基礎，競爭是民權運動得以發展的動力。應當說，沒有民權組織之間的分工配合，民權運動是難以取得如此成就的。 而沒有民權組織之間的相互競爭，民權革命也會放慢速度的。
通常，為了實現某項較為重要的目標，單個民權組織的力量就顯得勢單力薄，往往需要各民權組織聯合起來、統一行動。為此，它們甚至還特別成立了民權運動重要論壇——民權領袖聯合理事會，旨在減緩民權運動內部緊張氣氛、促進內部的團結與合作。在該階段的民權運動中，民權組織之間較為正式的合作并不少見。如1957年5月17日的香客朝圣運動、1957和1959年的兩次青年學生要求合校運動、1963年8月28日的向華盛頓的進軍運動、1962---1964年的密西西比州選民登記運動，等。
1963年的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可謂是該階段民權組織進行卓有成效合作的典范。早在1963年初，老一代的黑人領袖A 菲力普 倫道夫就曾向五大民權組織進言，希望他們集中力量，于當年夏天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共同來表達人們要求自由和公平的強烈愿望。后來，到了7月份，民權運動領袖們想乘著伯明翰斗爭及隨后民權抗議活動迅速擴大的勢頭，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從而把黑人運動推向高潮。 他們同意共同來領導這次的進軍運動，并成立了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委員會，五大民權組織的負責人親自擔任委員會的委員，倫道夫任主席。他們還多次召開籌劃委員會會議，并最終確定這次進軍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對國會施加壓力，支持肯尼迪政府提交的民權法案。1963年8月28日，大約有二十五萬黑人及其白人同情者在民權組織的組織和率領下浩浩蕩蕩向首都華盛頓進發，并最終在林肯紀念堂前舉行集會。各民權組織的領導人都在集會上發表了演講，其中尤以小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最為著名：“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將站起來并且親眼看到它的信念的真實意義：認為這些真理即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 。它表達了所有民權組織對黑人自由和社會和諧的憧憬和向往。向華盛頓進軍運動顯示了黑人爭取自由平等的堅定決心，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對于肯尼迪政府的民權法案的最終通過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民權組織間合作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是：當它們中的哪個民權組織發動了某項大的民權行動，其它的民權組織便會依據其自身的特點，并以自己特有的斗爭方式，積極投身到那場斗爭中去，從而為其最終的勝利盡一份力。我們姑且稱這種形式的合作為非正式的合作。這樣的例子也很多,我們下面僅以1961年的自由乘客運動為例作些分析。
1961年由種族平等大會挑頭發起的自由乘客運動之所以能夠最終獲得成功，完全是所有民權組織精誠協同的結果。這次行動的目標是長途汽車上及沿途公共汽車站設施的種族隔離制度。5月4日，在種族平等大會的精心策劃和組織下，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從華盛頓分乘兩輛長途汽車南下。5月14日當他們到達亞拉巴馬州的安尼斯頓和伯明翰市時，遭到了白人種族主義分子的襲擊。亞拉巴馬州州長約翰•帕特森要求自由乘客們盡快離開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的形勢迅速惡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長途汽車公司也拒絕再載自由乘客們去蒙哥馬利市。種族平等大會發起的自由乘客運動只得宣告解散。
然而，自由乘客運動沒有也不可能就此結束，正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黛安娜•納什所說，“如果他們憑暴力就能攔住我們，那么民權運動也就完了。自由乘客運動決不能停止。” 約翰•劉易斯、黛安娜 納什等人立即從黑人大學生中挑選了一批志愿人員接替原來那批自由乘客，并繼續原先的行程。當他們行抵蒙哥馬利市的長途汽車總站時，立即陷入了白人暴徒們的包圍之中，并遭到兇殘毆打。劉易斯被打得昏死過去，就連正在當地執行任務的司法部長助理也因試圖救一名自由乘客而被打傷。自由乘客運動再次陷于停滯狀態。
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和金也對蒙哥馬利市發生的針對自由乘客的暴力事件深感不安，認為這些青年學生們需要幫助?，F在是該他們出來并盡自己一分力量的時候了。于是，金搭乘飛機立即趕到蒙哥馬利市，并宣布將在當地黑人教堂舉行群眾集會，為陷于停頓狀態的自由乘客運動打氣鼓勁。當晚，一千多名前來參加集會的黑人群眾在金帶領下高唱自由歌曲，向自由乘客們表達敬意。金要求大家不要屈服，“我們將繼續堅持我們所認定是正確的東西。我們已經走得太遠，無法回頭。我們毫不畏懼，我們終將勝利。” 并堅決主張自由乘客運動繼續進行下去直至最終到達終點。第二天，一支包括了前兩天被打得鼻青臉腫，現在還打著繃帶的自由乘客的龐大隊伍啟程向終點站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遜市進發，從而將自由乘客運動推向了高潮。持續了一個夏天的自由乘客運動最終迫使肯尼迪政府采取行動，敦促州際貿易委員會發出條例，規定一切州際交通工具，一概不得實行種族隔離。又一種族隔離政策完全被打破。
民權組織間的合作無論是正式的也好，非正式的也罷，最重要的是不同斗爭策略的相互配合和互為補充。在1955--1965年民權運動期間，直接行動和法律行動都是交錯進行、相互作用的，二者缺一不可。1955—1956年蒙哥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制度斗爭的勝利，便是金領導該市黑人進行的長達一年多的聯合抵制行動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法院訴訟這兩方面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不僅如此。實際上,在此期間，每一項成就的取得都是與它們的有效結合分不開。我們知道，六十年代初期的靜坐運動主要是在亞特蘭大、拉什維爾、杜爾海姆、新奧爾良等城市里取得成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這些地方黑人擁有選舉權，并能夠影響到選舉的結果。而這些黑人選舉權的獲得，又是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等民權組織通過法院訴訟使得最高法院作出了白人預選制違憲的裁決，并在隨后發動的大規模的黑人選民登記運動分不開的。靜坐運動是如此，自由乘客運動、1963年的伯明翰斗爭等也都概莫能外。就連被譽為是“自瓦格納法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以來影響最深遠的立法” 的1964年民權法同樣也是直接行動和法律行動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產物。1963年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發起的伯明翰市群眾議示威運動對于促使肯尼迪政府下決心一改之前主要由行政部門采取行動的民權策略，轉而訴諸新的民權立法無疑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 ，然而它所提交的民權法案最終能在國會兩院得以通過，也是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及其院外活動班子的積極游說分不開的。 特別是它的負責人克拉倫斯 米切爾更是功不可沒。“如果要論哪一個人對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最有功勞的話，那個人就是米切爾。美國黑人將會一直對他在那些漫長時日里所做的富有成效的游說工作心存感激。” #p#分頁標題#e#
三、
在1955—1965年民權運動期間，五大民權組織為了能夠在民權運動中占有顯著的地位，同時也為了能吸引公眾更多的注意，時時都在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它們不惜相互排擠，并想方設法從對方手中奪取其發起的抗議示威活動的控制權。它們還相互指責和批評對方的斗爭策略。與此同時，它們還對與自己意見不一致的民權組織領導人進行詆毀。
盡管民權組織之間的競爭和沖突難免給民權運動帶來了一定的損害，但是，不容否認,民權組織之間的競爭對于這一階段民權運動來說更多的是積極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杰克•J•沃克曾指出，“只要在追求平等及結束種族歧視這個根本目標上存有廣泛共識，社會行動中何為正確的斗爭方法這方面的分歧反而會是積極和有益的”。 奧古斯特 邁耶則更是認為，“民權組織及其領導人之間的競爭是民權運動得以蓬勃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沒有這種相互競爭的推動，民權運動就會停滯不前”。
且讓我們以六十年代初民權運動的發展為例對此加以論證。1960年春的靜坐運動被公認為標志著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靜坐運動的刺激下，各個民權組織紛紛加入到靜坐運動中，以免被人稱作是膽小怕事的湯姆叔叔。正如哈佛 西特科夫所說，“靜坐運動推動黑人領導層的斗爭精神上了一個新臺階”。 小馬丁 路德 金坦言他從黑人社區所發生的靜坐運動中得到了鼓舞。1960年冬在洛杉磯的一次群眾集會上他強調說，“現在我們已不得不把斗爭掌握在自己手中”。 甚至連被認為較為保守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 威爾金斯，為了免被群眾所拋棄，在群眾大會上也挺起了腰桿。他說，“白人強硬也好，不強硬也好，一切隨他們的便。但是這不會影響最后的結果：公共場合的種族隔離的做法都必須取消”。 不僅如此，在威爾金斯的領導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還從原先的反對，現在轉而將直接行動作為其行動策略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不少地方的分會還帶頭組織并參加了群眾性直接行動。全國城市聯盟也不甘落后。在與企業家們打交道時，它一改過去的那種圓滑和謹慎，開始變得直率和強硬起來。無疑，這是競爭帶來的結果。用奧古斯特 邁耶的話說，“主要是民權活動分子的民權行動所造成的新氣氛才使得全國城市聯盟這種斗爭策略的變化成為了可能”。
靜坐運動的成功促進了其它民權組織以更為積極的姿態投身到爭取種族平等的斗爭中。為了在新的抗議浪潮中勇立潮頭，它們競相組織更富有挑釁性的抗議行動:種族平等大會發起了較靜坐運動更有危險性的自由乘客運動、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則選擇被稱為最頑固的種族主義堡壘的密西西比州偏僻鄉村發動選民登記運動，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1963年在伯明翰市開展的長達一個多月劇烈的抗議示威運動則更是將五、六十年代的黑人運動推向了巔峰。
說1963年的伯明翰斗爭是民權組織間競爭的產物，是因為在奧爾巴尼運動失敗后，其它民權組織對參與并實際領導該運動的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多有批評與責難。回擊這些批評和責難可說是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發動伯明翰斗爭最初的主要動機之一。奧爾巴尼運動的失敗使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它使得許多人對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組織能力公開表示懷疑。有人甚至嘲諷說，“只有假定奧爾巴尼運動的目標是去坐牢，那么它才是成功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證明非暴力抵抗仍然有效，按金的話說，“人們能夠從事沒有仇恨，沒有暴力的斗爭”， 同時也是為了向人們展示其重要性和領導能力，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到處尋找新的突破口，他們要發動一場劇烈而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并取得一場決定性的勝利，從而達到鼓舞士氣，重震民權運動的雄威的目的。可以說，1963年的伯明翰斗爭完全實現了上述目的。
可見，正是民權組織間的競爭增加了民權運動的戰斗力，推動了民權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否定這一點，我們就將無法解釋五六十年代特別是進入六十年代以來的美國民權運動在其主要的民權組織間競爭不斷加劇和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卻能夠范圍大為擴張，力量大為加強，進展非常引人注目這一基本的事實。
不僅如此，民權組織的領導人們還不時有意識地利用民權組織間的分歧和競爭,并將其內部出現的一些民權組織的激進化趨勢作為一種要挾手段，迫使白人社會和當局對民權組織的變革要求作出積極的回應，同時促使政府下決心進行強有力的干預，而民權組織的這些要求在正常情況下是不大可能被采納和接受的。換言之，較為激進的民權組織所發動的抗議行動有助于使溫和的民權組織的要求和抗議方式合法化，從而保證它們能夠引起白人機構的注意和支持。“不論是地方當局還是聯邦政府，經常在與金和威爾金斯這些黑人代言人打交道時，都會顯得更加積極，行動迅速，就因為他們擔心非如此，他們就得與民權運動中較為激進的成員特別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打交道了。”
利用民權運動內部的分歧和激進化趨勢來作為一種斗爭策略要挾白人社會和政府，從而達到自己目的的做法在民權運動期間是比較普遍的。民權運動內部許多的領導人都非常擅長運用這種策略。就拿1963年的向華盛頓進軍運動來說吧。該運動尚在醞釀階段的時候，肯尼迪政府曾呼吁黑人領袖們取消這項計劃。然而在與黑人領袖們晤談后卻轉而承諾將對進軍運動給予大力的支持。那么，黑人領袖們是用的怎樣的策略呢？我們只要聽一聽黑人領袖們對肯尼迪所說的原話便一目了然了。A 菲力普 倫道夫說，由負責任的領導人來領導他們(指已經走上街頭的黑人群眾----引注)要比由那些只會利用他們和鼓動暴亂的人來領導他們好得多。 金也指出，“進軍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即籍此受了不公正對待而滿腹怨氣的人可以在有約束力的非暴力領導人的領導下通過正當渠道來發泄他們的牢騷和不滿”。種族平等大會的法默進一步補充道，“如果我們取消了這次的進軍運動，然后在爭取立法的戰斗中失利，那么我們就將處于即便不是不能維持也是極其困難的地位。其結果必將是不滿情緒發展成為暴力行徑，新的領導也將應運而生”。#p#分頁標題#e#
實際上，正是由于擔心黑人的不滿真的會象金等黑人領袖們所警告的那樣被更為激進的民權組織利用和控制，從而發展到訴諸暴力，肯尼迪政府才下決心全力支持和幫助金、威爾金斯等領導的那些較為溫和的民權組織，并最終訴諸新的民權立法。
可見，民權運動內部的競爭和分歧特別是有些民權組織的激進化趨勢，也絕非象過去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全然是壞事。至少在該階段的民權運動中并非如此。奧古斯特 梅耶在論及金的作用時就曾說過：“如果要是沒有那些從事著更為激進行動的好戰分子們的存在，金就既不會為白人們所敬重，也不是那么值得尊敬的了。若沒有種族平等大會、特別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金就會被認為是‘激進’和‘不負責任的’，而非是‘溫和’和‘值得尊敬的’了”。 這是非常有見地的。
綜觀全文，我們認為，在1955—1965年民權運動期間，五大主要民權組織盡管在具體的行動策略方面存有差異，但是由于它們在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這就使得它們能夠結成一個松散的非正式的聯盟。在民權抗議行動過程中，它們既相互競爭，又積極合作，從而推動了民權運動不斷向前發展，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通過合作，它們能夠在單個民權組織力不從心的較大規模民權行動中形成合力并取得勝利。合作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既有正式的合作，也有非正式的合作。然而，正式的合作也好，非正式的合作也罷，歸根到底在于不同的斗爭策略主要是法律行動和直接行動的相互配合和互為補充。民權組織間的競爭也并非象一些民權運動史著作中所說的那樣一味地削弱了民權運動。實際上，競爭也常常會刺激更多更激烈的民權抗議行動。因為競爭使得每個民權組織都想超過對方，當它們中有誰在某領域取得了進展，別的組織就會去找尋新的目標，并進行更為猛烈的進攻。有意思的是，民權組織領導人們還不時地利用民權運動內部的分歧和競爭,并將其作為一種斗爭策略來脅迫白人社會和政府，迫使它們對黑人的要求作出積極的回應，從而達到加快民權運動斗爭目標的實現、促進種族進步的目的。難怪連一向強調民權運動內部的競爭和分歧削弱了民權運動的戰斗力并最終導致其衰落的戴維 加羅教授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競爭時常會給整個運動在政治及戰略上帶來好處。
總之，合作是民權運動存在和壯大的基礎，競爭是民權運動得以不斷發展的動力。合作和競爭共存正是1955—1965年期間民權運動內部關系顯著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