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傳播論文范例

引言

高校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傳播和交流的主要平臺，長期以來對我國教育、科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據統計，中國現有科技期刊5000多種，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協系統主辦，中國科技期刊已呈現“三分天下”之勢，高校學術期刊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學術期刊中堅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來發展迅猛，整體質量逐步提高，對促進科技進步，推動國民經濟建設，提高國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國高校期刊能在國際學術期刊中擁有話語權的則是鳳毛麟角，能被國外重要檢索系統收錄的更是屈指可數，離真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種狀況與作為教育大國和科技大國的我國是不匹配的，沒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高校學術期刊呈現出發展與繁榮景象。21世紀以來，網絡、計算機等技術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傳播技術，同時也加強了國內高校期刊與國外優秀期刊的聯系。我國期刊要想在國際期刊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國內高校期刊的影響力，因此有實力的高校以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作為重要目標并為之努力，創辦英文科技期刊成為與世界接軌的快車道[3]。據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統計，20172018年度其共收錄的來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種，中文期刊1028種。目前，許多有實力的高校已經創辦了中、英文雙版期刊，在論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國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國際優秀期刊及作者、讀者的關注，增加被國際知名檢索系統檢索的成功率。但在求變中也出現一些問題，英文期刊刊登的論文大部分只是將中文論文翻譯過去，并沒有真正形成學術交流的互動。隨著我國科技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期刊國際化不僅是搭建中國與外國平等學術交流的平臺，也是適應國際現代期刊出版業的發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實力的必然選擇。因此，探索提高我國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路徑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意義

1.1展示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情況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科技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7.5%?？茖W技術已成為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目前，我國高校有2000多所，創辦期刊有2500多種，但高校期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國際上迫切希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而我國也需要更加開放和擁抱世界。然而，我國學者對世界上發生的重大問題發表的見解往往不被國際所關注，更談不上理解，中國在國際上的一些訴求也難以被認同甚至被曲解。此時，只有通過交流平臺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學術交流溝通，才能讓中國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等多個部門為落實中央書記處關于“打造具有國際專業水平的學術期刊等高質量水平交流平臺”的指示，共同組織和實施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對科技期刊進行了力度很大的專項支持。國家投入技術和資金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介，已經不單純是傳播文化，更是推動經濟的更快發展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求。為了順應這一需要，較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國學者優秀的研究成果，以國外讀者能夠讀懂的文字表達方式傳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臺，正是世界了解中國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一個窗口，擔負著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2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需求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優秀期刊率先將信息技術運用到編輯出版中，通過大眾媒體、建立網站或者與成熟的平臺合作，及時將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讓世界各國互相了解，分享科技與經濟成果。例如，國際知名出版集團會將所屬期刊的內容共享到社交網站上，有些期刊通過開通博客或自媒體將期刊內容發表到博客上，吸引讀者，宣傳期刊。中國知網創辦的“OKMS機構知識管理及協同創新平臺”形成了全媒體、沉淀知識資產的知識倉庫，成為集研究、學習、創新、共享于一體的，面向具體問題的多媒體、多模式、多終端的群體實時協同研究、研討和創作平臺，實現了機構內外各種知識資源的一站式發現和獲取[5]。當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認識到信息及數字化技術發展對提升期刊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學技術，提升自身實力，追趕優秀，以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的需求。

作者：張湞 張明偉 周榮庭 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網絡科學傳播模式是對通過互聯網進行科學傳播一般規律的抽象和總結，其傳播內容主要是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以及科學公共事務等，傳播渠道主要是互聯網。對學科層次的學術交流，很難選擇“科學共同體專業集團內部的科學傳播”、“科學共同體子集團內部的科學傳播”等概念，類似說法比較冗長，難以理解。考慮到學科層次的學術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評議的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學科同行內部的科學傳播。之所以沒有選擇科學同行這樣的字眼，主要是因為在當下的語境中，科學同行容易被理解為科學共同體。學科同行的確定，一般依據它的最高課題、專業團體的成員情況和所讀期刊。

一、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簡析

學科同行內部的科學傳播，主要指學術交流，而學術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為，論文的傳播模式對會議報告、開放課件等具有參考意義。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論文、網絡、學科同行，公眾也可以參與其中。本文提出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見圖1。通過上圖我們可以看出，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其實是一個開放的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個擁有反饋機制的循環模式，學科同行以網絡為載體，在同行內部和公眾之間進行科學傳播。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種傳播模式中的各個要素。對論文而言，無論是紙質出版還是網絡傳播或者其他傳播途徑，要想在作者、讀者、資助者間建立互信，必須保證傳播信息的高質量。在各種質量保證體系中，同行評議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中，同行評議將是一個重要環節。同行評議在傳播模式中的位置并無定規，既可以在于網絡之前進行，也可在于網絡之后進行。該模式中的網絡，一方面指論文在網絡上實時發表，另一方面指論文在網絡上進行典藏，即論文倉儲數據庫。學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論文得以典藏并能實時查閱，是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順利進行的條件之一。該模式中的學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論文并能進行反饋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該模式中的公眾，除了非科學共同體成員還包括非學科同行科學共同體成員———他們也難以對論文進行反饋，與非科學共同體成員并無太大區別。圖1是對學科同行內部科學傳播模式的抽象概括，這其實是一種無阻礙的理想描述———論文生產完畢，快速發表典藏于網絡，學科同行閱讀使用并進行反饋。在實踐中，相關工作者正努力實現這種理想狀態，其中以開放獲取模式（OpenAccess）為代表。

二、開放獲取思想與其特點

學科同行內部的科學傳播也即專業交流，除去面對面的交流，一開始是通過寫信等方式來完成，后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展與普及，以發表學術成果為目的的學術期刊出現。1665年在英國出版的《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評議的科學期刊。同行評議是一種科學的專家決策制度，到目前為止仍被公認為最好的一種決策制度。以同行評議為基礎的學術期刊，幾百年來為科學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貢獻。但是一些問題也開始暴露。第一，學術期刊體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學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發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學術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載太多文章，科學共同體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無疑問就被浪費。第二，時效性不強，不能及時捕捉科學發展的最新動態。在科學高速發展的當代，論文寫作到發表之間的周期過長，會影響科學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對2006年中國科技期刊影響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進行了統計，審稿時間不低于2個月的超過50%。第三，期刊價格快速升高，讀者不堪重負。紙質期刊價格升高，出版商又通過IP和密碼等控制電子版，信息費用被抬高。據LibraryJournal的統計，2004年到2008年，平均價格相對上漲最高的為哲學與宗教領域的期刊，上漲幅度達到178%，最低為數學與計算機學科領域，上漲幅度也達到27%。第四，傳播價值無法最大化。學科同行之外的公眾，基本不可能訂閱學術期刊，當其對某論文有需求時，路徑依賴導致其不知也難以查閱。紙質期刊數量有限，不易保存，后來者很難繼續利用。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術期刊漲價與圖書館經費減少、網絡使用范圍擴大與學術期刊電子版訪問受限、學術研究速度加快與學術期刊出版滯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漸凸顯，并導致學術交流危機，于是開放獲?。ㄒ卜Q開放存?。┑靡蕴岢霾⒅饾u得到認可。開放獲取是一種全新的文獻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費而用戶免費，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獲取該學術資源。通過開放獲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與公眾見面，避開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機構，促進了信息傳播。在網絡作用下，文獻檢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術保證。

三、開放獲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國科技論文在線為例

開放獲取(OpenAccess)已經“撲面而來”.2022年4月10日,根據WebofScience平臺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簡稱SCI)數據庫統計,2021年全球出版SCI論文2747405篇,其中開放獲取論文有1251434篇,占比為45.55%.可以預計,全球開放獲取論文將很快超過非開放獲取論文.我國較早就參與到全球的開放獲取運動中.2003年12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國科學家簽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慶祝中國科學院和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合作3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和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簽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分別發布開放獲取政策,對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時滯期(embargoperiod)均為12個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開放科學首次寫入我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第九十五條:國家加強學術期刊建設,完善科研論文和科學技術信息交流機制,推動開放科學的發展,促進科學技術交流和傳播.雖然該文本中沒有直接提及開放獲取,但有學術期刊、科研論文、科學技術信息交流等表述,開放獲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開放獲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同時,關于開放獲取的爭論、質疑和誤解,在全球范圍連綿不絕,國內尤甚.這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單純與“經濟賬”相關的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學術傳播凈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種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簡單分析了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然后給出了一些具體的可能行動.

1關于開放獲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關于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費用(fee)(廣義的成本包括費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人們大多認為開放獲取運動的直接原因與連續出版物危機(serialscrisis)有關,連續出版物危機給圖書館造成了財政困境,從長遠來看,僅僅通過增加連續出版物預算是無法解決的[5,6],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放獲取[7].后來,隨著文章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們發現開放獲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從而提出包括訂閱成本、文章處理費和額外管理成本的總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個英國機構在2007~2014年間的總出版成本數據[8].目前,在OA2020國際開放獲取行動和S計劃(PlanS)的推動下,人們希望可以把當前用于期刊訂閱的經費轉換為支持開放獲取出版的資金,快速實現大規模開放獲取出版的同時,不增加或盡量少增加總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開放獲取研究鮮有報道.2009年1月,英國聯合信息系統委員會(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發布研究報告,嘗試著分析替代學術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潛在收益(替代學術出版主要指開放獲取出版和自存檔,即金色開放獲取和綠色開放獲取)[9].不過報告中關于潛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節約,關于可訪問性的收益沒有實質性展開,并且該報告發布后引起很大爭議[10].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全世界經同行評議的研究論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檔(綠色開放獲取),它將產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提出

開放獲取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頭仍還是以學術出版為代表的學術傳播問題.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個社會或某個特定國家的視角(類似宏觀經濟學的宏觀視角),一個新概念被提出:學術傳播凈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對應的兩個概念為學術傳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學術傳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學術傳播凈收益(NBSC)=學術傳播收益(BSC)–學術傳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識.(1)學術傳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識傳承(教育角度)、成果轉移轉化(經濟角度)、促進人類文明(社會角度)等.經濟學中,收益通常指財富的增加.廣義上的收益可以是實際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獲得的滿足;既有可以用貨幣進行計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貨幣計量的.(2)學術傳播有成本,無論傳統的訂閱成本還是文章處理費.為了簡化處理,不再區分成本和費用,統稱為成本.經濟學中,成本指為達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應付出的代價.從圖書期刊的產業鏈看很容易理解學術傳播成本,編輯加工、排版、印刷、發行等均有實實在在的成本發生.(3)理性決策,對于開放獲取利弊的分析,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收益的變化,也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成本的變化,而是應該測度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經濟學中,凈收益通常是收益與成本的差額.用凈收益的變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變化去評估目標對象(特定企業或項目等),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被普遍采用.這些概念并不復雜,只是將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經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凈收益等概念與相關理念,簡單移植到學術傳播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觀視角,不涉及微觀的特定企業或機構的學術傳播成本、收益和凈收益分析.

3基于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開放獲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分析開放獲取利弊,變成論證如果實施開放獲取,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則開放獲取有利于學術傳播,反之則不利于學術傳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實現路徑有4種.路徑1:ΔBSC>0,ΔCSC<0.這條路徑最理想,即開放獲取不僅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也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2:BSC不變,ΔCSC<0.這是目前討論較多的路徑:開放獲取是否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3:CSC不變,ΔBSC>0,即開放獲取后學術傳播成本其實沒有變化,但是學術傳播收益增加了.路徑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開放獲取既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又增加了學術傳播成本,但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超過了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簡單,但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從根本上思考開放獲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樣適用于分析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開放獲取很可能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根據大致的測算,由于歷史上定價參照標準較低、我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相對歐美國家較少等原因,我國目前支付給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訂閱費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銷售額的比率一般不超過10%.這個數據也可以從已經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市的大型商業出版社的年報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驗證.如果簡單化處理,假設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全部金色開放獲取,文章處理費總額通常按照發文量計算,基于SCI數據庫的簡單統計,2019~2021年我國(香港、澳門、臺灣除外)論文在全球占比均超過20%且繼續增長.因此,可以推測開放獲取很可能會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但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開放獲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國龐大的研發人員和學生,促成工程師紅利和科學家紅利.我國研發人員數量和研究生數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7%,從2016年的387.8萬人/年,增長到2020年的509.2萬人/年,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國招收研究生117.7萬人,在校研究生總數增至333.2萬人[13].如果我國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開放的,所有這些研發人員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從中受益.開放獲取可以助力我國的經濟轉型.創新在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繼續追求增長質量而不僅僅是增長速度,以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持續過渡.不僅在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研究的大學和關注應用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通過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見性,促進對科學數據的公開訪問,有助于促進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整體上判斷,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額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國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當然,對學術傳播凈收益的準確度量非常困難,此結論尚需更加嚴密的測算和論證.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研究中.

［摘要］媒體深度融合旨在構建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在媒體融合浪潮中，教育學術期刊的融媒體轉型相對滯后，這與其固有特質有很大關系。教育學術期刊的媒體深度融合發展，需要基于對學術期刊固有特質的深刻理解，并做出創造性轉化。而其中最根本的轉化是定位的轉化—由“內容”到“知識服務”的轉化。教育學術期刊要圍繞用戶目標驅動這一核心，重塑期刊的內容生產、產品形態、傳播路徑和運營模式，從而化危為機，借勢起飛，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式發展。

［關鍵詞］媒體深度融合；教育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用戶目標驅動

教育是強國之本，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我國教育改革發展波瀾壯闊，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升，為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基礎性、全局性和先導性貢獻。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和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媒體格局、輿論生態、受眾對象和傳播技術正在發生深刻改變。同時，中國的教育面貌也正在發生格局性變化，進入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新階段。置身媒體深度融合發展和教育改革的時代大潮中，教育學術期刊面臨轉型的現實困境和機遇挑戰。

一、媒體深度融合的趨勢

目前，我國媒體融合發展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是在發展中依然存在內容“只合未融”、過度依賴新技術、忽視“內容為王”、區域發展差異較大、基層融媒同質化嚴重等問題。這樣的融合是淺層的、有邊界的。2020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要求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體制機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術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1］，展現了對媒體融合既有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時，對推動我國媒體深度融合提出了新要求。那么，什么是媒體的深度融合？數據、平臺和用戶是媒體深度融合的三個支點。首先，數據是媒體深度融合的基本資源。對前一階段媒體融合中積累的海量數據的應用，要重質不重量，其目的主要在于獲取數據背后的價值。其次，平臺是媒體深度融合最重要的形態之一。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革命成果，提升媒體平臺的技術服務水平，減少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有助于增強媒體聚合能力與傳播能力。最后，用戶是媒體深度融合的服務對象，也是媒體深度融合的邏輯起點。必須切實轉變思路，以用戶滿意度作為融合成效的重要評判標準［2］。

二、傳統教育學術期刊的特質

國家新聞出版署官方網站公布的最新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期刊與2018年相比，種數增長0.32%，平均期印數降低3.03%，每種平均期印數降低3.34%，總印數降低4.48%，總印張降低4.32%。在文化、教育類期刊方面，該類別期刊共1398種，平均期印數為2157萬冊，總印數為51664萬冊，總印張為2466975千印張，占期刊總品種的13.74%，總印數的23.60%，總印張的20.34%。與上年相比，種數降低0.07%，平均期印數降低4.58%，總印數降低3.09%，總印張降低4.48%。與我國期刊的整體情況相當，文化、教育類期刊的種類、印數均呈小幅下降態勢［3］。在媒體融合浪潮中，與報紙、電臺、電視臺甚至是非學術期刊等媒體相比，學術期刊的融媒轉型是相對滯后的，教育學術期刊也不例外，這與其固有特質有很大關系。第一，從邏輯起點來看，學術期刊關注的核心是組成期刊的元素—選題、論文，內容的選擇、主要依靠期刊編輯部的經驗判斷。第二，從內容形態來看，學術論文的篇幅一般較長，專業性強，且以知識性、思想性為主。紙刊的呈現形式較為單一，重在學術性，互動性不強。第三，從傳播路徑來看，學術期刊的傳播周期與圖書相比雖然已較快，大多每半月或每月出版一次，但與新媒體相比傳播周期顯然更長。第四，從運營模式來看，傳統學術期刊的運營模式較為單一，營利以期刊的發行和廣告費用為主。這些特質使學術期刊在媒體深度融合的時代浪潮中，難免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學術期刊既需要有自我變革的勇氣，也需要具備在自身固有特質與融媒體時代大勢之間尋求平衡點的智慧，化危為機，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式發展。

“期刊+”是利用和參考“互聯網+”思維模式提出的一種期刊發展新思路，是新時期的期刊轉型和融合創新實踐的成果。由于作者是促進出版事業良好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因而期刊編輯在“期刊+”的發展形勢下探索培養作者隊伍新路徑，應該說是順應新的發展形勢，利用新的理念、思維來培養作者隊伍的一種創新行為，具有時代意義和重要作用。

一、當前教育期刊面對的利好形勢

當前，有較多的政策利好能使期刊健康持續發展，如黨的十八大報告就強調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2014年4月28日劉奇葆部長在“期刊發展茶敘會”報告中批示：“期刊是主流輿論陣地，要發揮有能力做內容的優勢，并在傳播方式上及時創新……使期刊跟上時展的步伐，堅持發揮傳播正能量的作用。”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傳媒和新形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年3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了《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形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6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1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設立了2020年發展的宏偉目標。2014—2017年的全國“兩會”中，“全民閱讀”四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12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以上這些對于我們期刊界來說都是政策利好，我們要抓住這些利好機會及時發展壯大自己。具體對于編輯而言，就要依靠期刊多年形成的內容優勢、人才優勢、品牌優勢，深耕主業，延伸產業，在跨界和融合中實現期刊的“媒介平臺價值”，做好期刊輿論引導力、內容傳播力、市場競爭力、品牌影響力的穩步提升，不斷增強期刊影響力。這也應該成為期刊業界轉型創新的共識。期刊創新的前提是有優質的內容，而優質內容的提供者是作者，因此，我們要重視作者隊伍的培養和建設，才能使期刊高質量地發展。

二、當前教師作者隊伍中存在的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學生抄襲畢業論文、教授抄襲學術研究論文、教師找“”寫職稱論文等現象層出不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因為有機會長期和一線教師接觸，筆者特地與教師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交流和溝通，從中了解到教師找人寫論文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如教學任務重，教師和學生一樣面臨繁重的作業和考試負擔，心理負擔非常重；教師在百忙之中要兼顧家庭，工作家庭忙不過來，抽不出時間寫論文；職稱關系到教師的工資和名聲，而評定職稱需要發表相關專業論文；工作壓力和時間不夠用讓很多教師疲于寫專業論文……這些都導致教師缺乏寫作動力，而為了評職稱或評優秀骨干，不得不找“”幫寫文章的因素。

三、解決對策：結合新形勢，利用“期刊+”的思路培養教師作者隊伍

在這樣的背景下，編輯需要多途徑地挖掘和培養熱愛寫作的作者隊伍。良好的作者隊伍是期刊能夠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編輯除了要善于利用期刊輿論的傳播作用和影響力的優勢來培養作者隊伍，還應該根據“堅持內容的獨立性、公正性和真實性”的指導思想去挖掘和培養作者隊伍，要多途徑約稿。下面，筆者擬結合“期刊+”的功能和作用，介紹如何利用“期刊+”的思路來挖掘和培養教師作者隊伍，從而促使教育期刊能擁有一支較高質量的作者隊伍。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一、文獻計量分析

1.研究論文刊發時間及數量

根據論文的發表年代對農村教育信息化主題進行分析，可以了解其研究歷史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份及數量，從2000－2011年所刊發的論文數量呈逐年增加趨勢。從2000年第一篇由河南財經學院統計學系的趙樂東發表的《信息化教育與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有關農村教育信息化的論文開始，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發表的相關論文總量達447篇。雖然2000年只有一篇相關論文，但從2008年到2011年相關論文總量皆超過60篇，即使2002年、2009年和2011年這3年較前一年在年總量上有稍許下降，也無法影響其總體的上升趨勢，特別是2006年國家了《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文件后，我國農村教育信息化更是得到廣大學者的高度關注。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進程，加快教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相信在未來幾年中，農村教育信息化這一主題仍將繼續得到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2.研究論文期刊分布

對論文期刊分布的統計可以反應出論文的質量，從而體現出該主題現階段的研究水平。據統計，共有169種期刊刊登過此類論文，主要集中在教育領域期刊，其中有10種刊物是教育學核心期刊（以CSS－CI2010—2011年收錄為準）。發表該主題的論文在6篇及6篇以上的刊物共計12種，共231篇，約占所有論文總量的51．678％；而在教育學核心期刊上刊登的此類主題論文共計80篇，僅占總論文數量的17．897％，所占比例較低，這說明我國對于農村教育信息化問題的研究仍處在初級階段，研究的層次相對較淺，因此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圖2為刊載量在6篇及6篇以上的期刊刊載情況。圖2刊登論文期刊情況

3.研究論文作者所屬單位分布

通過對論文作者所屬單位的分析，可以得出哪些群體在關注農村教育信息化問題，也可以了解研究該主題團體的主要力量分布。為在4篇及4篇以上單位機構的直方圖，共12所高等院校，除去西北民族大學為一所民族類院校外，其它均為師范類院?；蛴蓭煼额愒盒：喜⒌脑盒?，其中有5所為教育部直屬的高等院校，分別為西北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西北大學，且安徽師范大學和河南師范大學也是省屬重點大學和省重點建設大學。圖3論文作者單位情況西北師范大學關于該主題的論文產量最高，共計26篇，隨后的東北師范大學和華中師范大學也有17篇和14篇。之所以這些院校高居榜首，得益于這些院校相關專業的發展優勢和人才力量，也說明了在推動該領域的發展中我國高等院校處于主力軍的地位。

摘要是學術論文的概括性內容摘取，是讀者迅速了解論文研究內容、研究成果、研究意義的窗口。隨著我國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不斷深入，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就顯得越來越重要。英文摘要既是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體現我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指標。

一、中文期刊學術論文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質量問題

（一）中英文摘要不一致

從國際學術慣例來看，摘要是體現學術論文研究內容、研究成果、研究意義的核心段落。中英文摘要的區別僅在于語言形式的區別，在內容上應當保持一致，以防止因信息增減導致的認知差異。然而，通過對中文期刊英文摘要案例分析，中文期刊學術論文仍然存在著大量中英文摘要不一致的情況。其中，篇幅過短是最為突出的一類問題，即英文摘要的字數和內容并沒有完全展示與中文摘要同等的意思，往往只是通過一些概念性的字句，簡要翻譯了中文摘要，缺乏對結論、過程的準確闡述。如中文摘要中幫助讀者更深入理解內容的案例實證過程，在英文摘要中往往不被重視。此外，英文摘要也存在內容過長的現象，有些英文摘要沒有忠于中文摘要，而是增添了一些輔助理解的“簡單句”——由于中英文語法差異，英文摘要使用簡單句過多而帶來的篇幅過長問題較為普遍。

（二）詞類誤用

與中文一樣，英文作為一種講究語境、語氣和語法的語言，同樣需要考慮詞類使用的場景、狀態和順序。中文期刊學術論文的作者雖然是具有一定英語表達能力的研究者，但是其在英文文獻閱讀和英文學術寫作方面還較為薄弱，用詞不準確的現象十分普遍。在英文摘要撰寫過程中，作者往往通過翻譯軟件或者基于個人詞匯儲備進行直譯，忽視了其實際使用語境，因而極容易導致讀者的誤解。如在我刊錄用的某論文摘要中，有“經費保障機制”一詞，作者原稿譯為“financialsupportmechanism”，但是根據語境，“mechanism”常用來表達實體的機械裝置，并不適用于管理學中的“體制”“機制”。最終建議作者將“mechanism”修改為“policy”，這樣就能夠較為貼切地表達出中文的含義。又如英文中有大量的形容詞，在翻譯中需要選擇最為準確的詞匯才能實現有效表達，否則就容易產生誤解。在中文中常用的“解釋力”一詞，許多作者翻譯為“interactive”，意在體現能夠有效交互，但是這一詞匯常用于社交場合，而在學術領域，則常用“responsive”來表示較強的解釋力。

（三）語法表達不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