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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廣才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視野下，現代經濟發展推動著各地區經濟模式轉型。經濟模式的轉變，必將引起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模式的變遷。文化順應現代經濟發展而作的文化調試實質上是一種文化潛移，這種文化在潛移過程中會與固有的傳統民族文化產生新的沖突。如何在城市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在現代化經濟模式大行其道的當下，找到保持傳統民族文化的新途徑，在發展經濟、保持傳統文化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達到既發展民族經濟又保持傳統文化的雙贏目的，這不僅是理論層面的問題，更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現實問題。
一、經濟發展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
首先，現代經濟的發展會對以民族傳統文化背景為基礎的民族產生深刻影響，其結果是促進民族經濟適應新的社會經濟背景而發生經濟形態的轉變，民族經濟形式的轉變同時會導致民族文化調適、轉型，從而在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新的文化誕生。這是現代經濟對民族文化主要的影響。“各個民族的文化意義就在于為人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動力。”［1］民族文化的變遷與轉型是為更好地適應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需要而進行的轉變。“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它們非迅速發展不可，由于它們面臨的不僅有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2］在現代經濟環境下，融入較先進文化，不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進本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農牧為主的達斡爾族人過渡到農耕與畜牧混合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為例，達斡爾人的傳統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變了原有的文化形態。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農耕狩獵的舞蹈動作，結合了現代人的特點，發展成為老少在廣場能夠健身的大眾化舞蹈，成為傳承達斡爾文化的重要載體。鄂倫春人從單一狩獵向農耕文化轉變，他們走出山林，放下心愛的獵槍，開始農耕生活。而農耕之余，發展起來的樺皮畫藝術則將對山林的留戀留在了方寸之間，傳統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當下生活中。這些文化模式的轉變一方面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使之更快適應社會整體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對于民族文化來講，伴隨著新經濟而產生的新文化，是一種文化的進步。
其次，混居經濟對文化影響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趨同，其結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從現在我國民族分布來看，我國少數民族“在空間上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顯著特點。從全國范圍來看，主要是和漢族雜居相處，就某一局部地區而言，主要是少數民族之間或同時與漢族混雜居住。”［3］在黑龍江地區，混居是本地區特別鮮明的居住特點。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黑龍江有54個少數民族，朝鮮族以黑龍江中、東部牡丹江及周邊地區為主散居地;滿族主要散居在哈爾濱雙城周邊地區;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龍江靠近內蒙古自治區的西部地區;人數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撫遠緊鄰俄羅斯的邊界地區。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體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對集中的態勢。各地朝鮮屯、回民村、蒙古民族鄉鎮多是民族人口相對多的地區。由于各民族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從民族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是值得提倡的，問題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響下很難堅守自己的文化傳統。散雜居地的不僅經濟發展模式要相互影響，文化也處于相互融合的態勢。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就必須有自己特色的經濟產業。因為這種經濟上的強大并帶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夠隨著經濟發展得以延續的。但是，那些人口規模小、本民族的消費群體在逐漸減少的民族在文化與經濟轉型中面臨著更多文化基因的丟失。如鄂溫克、鄂倫春、赫哲族、柯爾克孜族、錫伯族都是由于人口過少，在周圍強大的漢、蒙、滿族經濟文化的影響下，經濟、文化都難以形成規模效益，文化傳承舉步維艱。缺乏經濟發展目標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艱難的，民族文化喪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點，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隨之而來的是與主流文化的趨同。
再次，地緣經濟是衡量外部經濟對民族文化影響的重要標志?？臻g距離是民族傳統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經濟越不發達，距離中心城市越遠，民族文化的遺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經濟沖擊的影響越小。地緣經濟的輻射強弱，地緣優勢對經濟發展起重大作用。以齊齊哈爾梅里斯達斡爾聚居區為例，在接近市區的區政府附近的達斡爾族村齊齊哈村，達斡爾人居住的建筑與其他漢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經看不出有任何區別，唯獨在建筑上保留了開西窗戶的習慣。而當地的漢人在建筑時也采納了西窗建筑風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點有達斡爾族的建筑風格的民居。而遠離城市的偏遠臥牛吐、莽格吐民族鄉還保留著相對完整的民居。此外，漢民族經濟發展，帶動了周邊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得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點逐漸淡去。少數民族要想在社會上生存，必須要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這里漢文化與其他民族問題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響著的。總的來說，漢文化由于處于文化的主流與支配地位，對其他少數民族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其他民族的發展自覺不自覺地向漢文化靠攏，與漢文化接軌。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中，少數民族文化也自覺不自覺地改變著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經濟發展制約著文化，經濟的變化造成了文化潛移，在與外來文化接觸中導致民族傳統的改變。
二、民族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首先，傳統文化模式的滯后性，制約著當地民族經濟的發展。相應的文化建立在相應的經濟基礎之上，而經濟模式的轉變，要求文化相應轉型。當出現經濟文化不同步問題時，原有文化將失去存在基礎。以黑龍江鄂倫春涉獵經濟發展困境與鄂倫春原生態山林文化為例。當20世紀初期，大小興安嶺均有鄂倫春獵人的身影，他們或以“烏力楞”(同一父系的人們或幾代子孫組成的集體涉獵組織)、“阿額”(由3～5人自愿組成的臨時性生產組織)、個人為主，進行涉獵活動。但到了1953年，在黑龍江地區的鄂倫春人告別了馳騁山林的生活，分別在黑河璦琿區新生鄉、遜克縣新鄂鄉、新興鄉、塔河縣的十八站鄉、呼瑪縣的白銀納鄉和嘉蔭縣烏拉嘎鎮勝利鄂倫春民族村建立了5鄉1鎮的鄂倫春新鄉村，開始了定居的生活。生產方式也由涉獵為主轉向農耕為主。這種變化導致了以山林文化為主的文化形式，如樺皮文化、涉獵文化由于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而變得淡化乃至逐漸消失。“由于完全脫離了傳統的漁獵生活方式，伴隨生活方式而生的傳統文化也隨之斷裂，處于瀕臨衰亡的邊緣，現代的鄂倫春文化幾乎被漢化。”［4］對于文化來說，原來伴隨經濟發展模式的傳統文化逐步變遷、消失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對于經濟來說，這種過時的文化因為很難適應新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成為經濟發展的羈絆。因此，要改變原有的文化模式，進行文化調試，這樣才能使文化與經濟和諧共進。#p#分頁標題#e#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極落后的習俗與心理等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導致行為方式消極，影響了當地經濟發展。以黑河市璦琿鄉新生鄉為例。在1984年開始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鄂倫春族有42戶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戶鄂倫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畝，人均22.5畝。實際情況是，在1984～1995年，全鄉鄂倫春族只有10戶種了部分土地，有20戶將土地轉包給他人，5戶分到土地后既沒有轉包也沒有耕種，而是出現了“棄農歸獵”的現象。［5］這種懷舊的習慣對民族文化的堅守，對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義，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不與經濟發展合拍的文化傳統畢竟是文化進程中的阻礙，這種消極的因素極大地制約著民族經濟發展，使民族經濟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環，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
再次，在現代化人際關系交往模式轉變過程中，文化意識中的原始習慣定式對新變化的不適應，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調適困難，影響著經濟發展。如:鄂倫春人中的“烏力楞”氏族組織中實行絕對平均分配，即使是氏族內部勞動技能差的人也能夠得到基本乃至最好的物質保障，面對現代化競爭意識加強，一部分鄂倫春人顯得無所適從。固守傳統、缺乏積極發展新經濟等思想觀念，加之骨子里民族性格中的耿直因素，使他們很容易與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模式合不上節奏。當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時，他們對新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文化變遷處于一種茫然狀態。內心深處對馳騁大自然的留戀，使他們對農耕文化或更進步一些的現代文明產生糾結。
“鄂倫春族如何繼承民族意識的優秀成分(比如互助意識、吃苦耐勞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等)，同現代意識有機地結合起來，并盡可能消除或減弱唯利是圖、金錢萬能觀念對鄂倫春族的消極影響，這是鄂倫春族在新時期繁榮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但事實上卻不那么樂觀，在鄂倫春人中不僅明顯存在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奮斗精神不強的現象，反而在現代意識的強烈沖擊下無所適從，特別是在長期扶持政策的作用下，形成了依賴意識和盲目的優越意識，影響了鄂倫春族自我發展能力的增強，已明顯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下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環境。”［6］一些民族的適應性，不論是經濟層面還是文化層面，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會對整個民族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為社會是向前發展的。此外，社會主流文化變遷過快與民族傳統文化本身相對穩定這一特點，使文化與經濟發展相脫節，對經濟發展也是不利的。主流文化“體現著時代主導思想、支配著文化發展方向，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從根本上規定著社會制度、行為方式和精神文化內容，反映著特征時代文化的本質特征規范和引導者其他文化順應文化主流的發展”［7］。
主流文化的特定決定著其他文化要適應它的發展變化。而傳統文化由于其固有的文化穩定性與文化的歷史性，在文化面臨轉型時期與主流文化的變化性與時代性會產生文化沖突，這種沖突的結果要么是主流文化淹沒了傳統文化，使傳統文化消失;要么是傳統文化的堅守，使建立在其文化意識平臺之上的經濟發展與傳統文化固守在一個戰車上，結果是文化與經濟原地踏步;要么是傳統文化與主流文化融合成新文化，其代價是拋棄原有的文化特點。這是文化變遷中最好的結果，也是能夠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結果。不論是現代化經濟對民族文化的影響還是民族文化對本民族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們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我們應該找到一方面能夠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途徑，另一方面，將民族文化優秀的部分加以改變，在保持民族文化原汁原味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有時代特點、能夠跟上現代化步伐的新的民族文化。“1979年，在聯合國召開的基多會議上提出了總體的、內生的、綜合的發展觀念，其基本含義就是應尊重文化價值體系。我國少數民族目前的經濟狀況正是充分調動其體內資源進行綜合運用，立足于傳統文化不斷進行調適的過程。只要引導利用得法，傳統文化不僅不會拖累各民族的發展，反而會成為各民族發展的推進器。”［8］只有在保持原有文化基因，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善于與時展相結合，以經濟發展促進文化的進步，變傳統民族文化中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在發展中保持，在保持中發展，真正傳承了“活”的民族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