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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各行業對煤炭資源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強力地推進了煤炭資源的開發速度，也促進了煤炭礦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榆林市是我國著名的煤炭資源富集區，也是我國正在開發的國際級能源化工基地，2009年全市煤炭產量達2．09億t，僅次于相鄰的鄂爾多斯市，是我國第二產煤大市。在榆林市的經濟結構中，煤炭產業占據著榆林經濟的"半壁江山"，煤炭是榆林的資源優勢和競爭優勢，也是壯大榆林經濟實力的資本。近年來，煤炭行業上繳利稅一直占到榆林全市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榆林的第一財源(表1)。根據榆林的發展規劃，在未來20年甚至更遠，榆林經濟發展仍然將以煤炭等戰略資源為主要支柱和主要支撐。 但是，也必須看到，這種高度依賴資源開發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當地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為代價的。據榆林市調查統計，榆林市煤炭采空區達499．41km2，每年新增70～80km2;已塌陷118．14km2，每年新增30～40km2;損毀房屋4500多間、耕地1600多hm2、林草地4387多hm2。榆林市湖泊由煤田開發前的869個減少到現在的79個;全省最大的內陸湖紅堿淖近6年水位下降3m，水面由6年前的7000hm2縮減到不足4666．7hm2。 隨著"陜北跨越式發展"戰略的確立，因煤炭開發而引起的生態環境問題必將成為制約榆林礦區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瓶頸因素，因此，如何處理因煤炭資源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榆林礦區亟需解決的事情，而評估煤炭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環境價值損失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之一?；诖?，文中將運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通過調研榆林煤炭礦區周邊居民對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ToPay，WTP)，估算當地因煤炭開采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以期為解決煤炭資源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提供可資參考的文獻資料。 自從Randall等(1974)第一次將CVM應用于關于環境質量改善的研究以來［1］，各類相關的文獻日漸增多，但應用CVM對礦區生態環境價值損失評估進行研究的文獻卻相對較少。從目前已有的文獻來看，對于礦區生態環境價值損失評估較為著名的文獻有:R．D．Rowe等(1985)運用CVM對美國科羅拉多州伊格爾(Eagle)礦危險廢物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進評估，得出:恢復期內，全科羅拉多州因伊格爾礦危險廢物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為4500萬美元［2］。D．Damigos和D．Kaliampakos(2003)運用CVM對希臘雅典附近采石場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評估，得出:雅典市居民為治理城市附近采石場的支付意愿為30．75～58．2歐元，因采石場開采每年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在55．66萬～105．34萬歐元之間，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對支付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在國內，CVM近年來也開始被廣泛應用于評估生態環境改善的效益和生態環境破壞的經濟損失，但應用CVM對礦區生態環境破壞的價值損失進行評估的文章十分少見，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劉治國、李國平(2006)［4］、趙敏華等(2006)［5］。其中，劉治國、李國平(2006)的研究是在我國首次運用CVM對煤炭礦區資源開采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進行評估，他們運用支付卡式問卷對榆林市神木縣大柳塔鎮、牛家梁鎮的煤炭礦區居民進行了抽樣調研，并以陜北煤炭產地人口數為計算單位估算了陜北地區煤炭開發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具體結果為:陜北地區煤炭產地平均每人每年意愿支付意愿為131．66元;陜北地區每年因煤炭開發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在16693．38萬～34650．02萬元之間;他們也分析了可能影響人們支付意愿的社會經濟因素，支付金額隨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4］。趙敏華等(2006)運用CVM測算出了神木縣大柳塔鎮、西溝鄉和榆陽區牛家梁鎮3個鄉鎮居民因煤炭開采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接受賠償意愿分別為每戶每年4634．52元、2671．35元和4813．27元，并發現家庭收入、年齡、受教育程度對調查對象的接受賠償意愿有一定的影響，但沒有最終給出礦區因資源開發造成的生態環境價值損失總量［5］。 由于交通、時間等客觀因素的制約，調查選取榆林市的神木縣、府谷縣和榆陽區作為調研區域。其中神木縣、府谷縣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該煤田是我國已探明的最大煤田，占全國探明儲量的15%，相當于50個大同礦區、100個撫順礦區，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陽區橫跨榆橫、榆神煤田。這三縣(區)的資源都以煤炭為主，并都已進入煤炭開采的興盛期，因煤炭開采引起的各種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充分顯現，十分具有調研價值。調查在2010年7月份進行，歷時15天;調查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碩士研究生;調查以戶為單位，每戶選取一名對家庭情況較為清楚，并長期居住在當地的成員作為被調查對象。 文中在對調查資料進行統計整理的基礎上，從以下幾個部分展開討論:1)調查情況介紹;2)居民支付意愿的實證分析;3)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評估;4)總結全文。 1榆林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評估的CVM調查情況 1．1CVM問卷設計 問卷由3個部分組成，順序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礦區居民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第二部分是為將本地區的生態環境恢復到資源開發前的狀況，當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調查;第三部分是礦區居民的社會經濟信息，如年齡、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數、家庭收入等。其中，對當地居民支付意愿調查的引導方式選擇了開放式:開放式引導技術避免了其他引導方式因投標值的設定而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調查者長期居住于礦區，對煤礦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具有較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開放式引導技術的使用前提。在設計問卷時，對開放式引導技術進行了改進:詢問被調查者是否愿意每年為恢復當地的生態環境而支付一定的費用。如果被調查者回答"不愿意"，則詢問拒絕的原因;如果被調查者回答"愿意"，則詢問他的愿付金額，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問卷設計好后，在2010年1月份進行了預調查，根據調研情況，對問卷進行了修正和完善。 1．2主要調查信息統計#p#分頁標題#e# 調查采用隨機入戶訪談的方式，共發放問卷580份，問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問卷535份，問卷有效率為92．24%。 1．2．1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調查對象的年齡最小16歲，最大88歲，平均年齡39．78歲，被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21～60歲之間;文化水平以初中為最多，其次分別為高中和小學，大專及以上和未上學最少;職業以農民最多，商人、工人、學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人均年收入集中在3001～20000元之間(表2)。 1．2．2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 在被調查的535份有效樣本中，個別被調查者雖然表示"愿意"為恢復當地的生態環境而支付一定的費用，但出于家庭收入較低等原因，而回答了零支付，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將這部分樣本歸為"不愿意"樣本，因此，文中表示愿意支付的被調查者均具有正支付意愿。根據對有效樣本的統計，65．98%的被調查者表示愿意支付，即有效樣本的支付率為65．98%(表3);愿付金額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兩個檔次上，選擇這兩個檔次的被調查者分別占愿意支付人數的30．88%和37．96%。他們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為了自己的生活環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環境留給子孫后代;保護生態環境是一種社會責任。34．02%的被調查者表示不愿意支付，其中的原因:家庭收入水平較低而不愿意支付;認為污染企業和政府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生態環境恢復沒有信心，擔心生態環境恢復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2居民支付意愿的實證分析 2．1模型選定對于CVM調查樣本的實證分析 ，多采用能夠分析受限數據(即將抗議性零支付樣本刪除后，剩下被視為合理觀察值樣本)的模型，但大量抗議性零支付樣本被刪除，不但縮小了樣本的規模，更有可能造成抽樣偏差，引起估計結果被高估的傾向。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愿意參與消費，因此對于零支付的解釋有兩種，一為真正的零支出與另一類非正值的消費支出［6］。近年來，Tobit模型被廣泛應用于對零支付的解釋，使得CVM調查中零支付的處理有了較好的方法。通過對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存在一些零支付，但并不能確定這部分被調查者的真實支付意愿就為0，其中可能包含了抗議性零支付樣本，被調查者不愿意支付的原因:1)認為污染企業和政府應承擔相應的責任;2)擔心生態環境恢復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也印證了這一點。因此，文中選用Tobit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Tobit模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解釋變量xi是可觀測的(即xi取實際觀測值)，而被解釋變量yi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被觀測到:當y*i＞0時，取yi=y*i＞0，稱yi為"無限制"觀測值;當y*i≤0時，取yi=0，稱yi為"受限"觀測值。即，"無限制"觀測值均取實際的觀測值，"受限"觀測值均截取為0。 2．2變量設定及計量結果 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并借鑒國內外應用CVM對礦區生態環境價值損失評估的研究文獻，文中選定被調查者的社會經濟信息指標，即: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職業狀況作為解釋變量，分析可能影響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幾乎都以家庭年收入作為支付意愿的解釋變量，考慮到家庭成員人均年收入比家庭年收入更能反映一個家庭的富裕狀況，因此選擇了家庭人均年收入代替家庭年收入作為支付意愿的解釋變量。據此，文中建立如下Tobit模型:WTP=β0+β1INCOME+β2EDU1+β3EDU2+β4EDU3+β5EDU4+β6AGE+β7FAMER+μ運用Eviews6．0軟件進行Tobit模型分析(表5)。 2．3Tobit模型結果分析 (1)被調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對其支付意愿具有顯著的影響，根據對受教育程度劃分的5個檔次:未上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未上學"、"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的愿付金額比"高中"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少269．33元、184．00元和191．10元。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高中"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在支付意愿存在顯著性差別。劉治國、李國平(2006)的研究也發現了"未上學"和"初中"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要比"高中"程度的被調查者少，而且未發現"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跟"高中"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存在顯著差別［4］。 (2)家庭人均年收入對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根據Tobit模型的計量結果，調查發現，家庭人均年收入每提高1000元，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增加7．62元。被調查者的年齡對其支付意愿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年齡越大，其支付意愿越強，并且該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從調查的訪談中了解到，年紀大的被調查者對煤礦開發破壞生態環境的認識比較深刻，而且相對于年輕人，年紀大的人更愿意留在當地繼續生活，所以他們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一份力。 (3)被調查者的職業對其支付意愿也具有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該變量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調查區域的煤礦多處于農村，煤礦開采對地下水、地表水、土地、地面建筑物等的破壞直接影響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因此煤田開采對農民帶來的影響遠遠大于其它職業。從調查情況來看，農民雖然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一份力，但同時也認為自己才是煤炭開發的直接受害者，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主要責任者是政府和污染企業;而其他非農職業者，相對具有較高的收入，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也較為客觀，往往具有更強的支付傾向。結合Tobit模型的計量結果，文中實證發現，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農民比非農民的支付意愿低143．03元。 3榆林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評估#p#分頁標題#e# 目前，運用CVM評估生態環境價值損失的文獻幾乎都是利用被調查者的平均支付意愿和調查相關區域的居民戶數量或人口數的乘積來求得生態環境破壞的總價值損失，如文獻［2－4，7－9］等。鑒于此，首先需要計算被調查者的平均支付意愿，以此作為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每戶每年為改善因煤炭資源開發破壞的生態環境的平均支付意愿;其次，結合當地的居民戶數量，評估榆林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額。 3．1支付意愿計算 根據調查資料，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10］對平均支付意愿進行估算，該模型對開放式問卷和二分式問卷均有效。(1)計算被調查者中正支付意愿的平均值:E(WTP)正=AiPi=347．92元式中:Ai為支付金額，Pi為被調查者選擇該數額的概率。(2)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對平均支付意愿進行修正，經過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付意愿E(WTP)非負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E(WTP)非負=E(WTP)正×65．98%=229．56元由于選擇零支付意愿的被調查者其真實的WTP并不一定為0，因此E(WTP)非負可被認為是對支付意愿的保守估計，E(WTP)正則認為是上限。綜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每戶每年平均的支付意愿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 3．2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估算 根據利用支付率對調查相關區域居民戶數量的處理方法［7－9］，文中以調查的支付率與調研區域居民戶官方統計數量的乘積，推算礦區愿意為改善生態環境而提供一定資金支持的居民戶數量，即有支付意愿的家庭戶數。然后，將有支付意愿的家庭戶數乘以每戶每年的平均支付意愿，就可得到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 根據《陜西統計年鑒2009》的資料，榆林煤炭礦區共有居民664184戶，按照調研的支付率調整后，應該有438229戶愿意為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支付一定的費用。據此推斷，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0059．98萬～15246．85萬元之間。如果以生態恢復周期為20年，結合當前銀行利率計算，榆林煤炭礦區因煤炭開發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的價值損失大約在208231．56萬～315594．60萬元之間。當然，文中的估算結果與劉治國、李國平(2006)的估算結果相比偏小，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問卷核心問題選擇的不同，劉治國、李國平(2006)運用的是支付卡式問卷［4］，文中選擇的是開放式問卷。開放式相對于支付卡式問卷避免了因投標值的設定而對被調查者WTP形成的偏差。二是計數單位不同，劉治國、李國平(2006)［4］對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總量的計算是以陜北煤炭礦區(包括榆林礦區)的人口數量為計數單位，文中是以榆林煤炭礦區的居民家庭戶為計數單位，而且對家庭戶數量按支付率進行了調整。 4結論 運用CVM對榆林煤炭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價值損失進行了研究，在被調查的535份有效樣本中，65．98%的被調查者表示愿意為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而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在對調研資料運用Tobit模型進行分析后發現:被調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對其支付意愿具有明顯的影響;隨著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越高，家庭人均年收入每提高1000元，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增加7．62元;被調查者的年齡越大，其支付意愿越強;被調查者的職業對其支付意愿也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農民比非農民的支付意愿低143．03元。按榆林煤炭礦區的居民戶數量計算，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0059．98萬～15246．85萬元之間;在生態恢復周期內，榆林礦區煤炭開發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的價值損失大約在208231．56萬～315594．60萬元之間。 結合調研情況以及CVM的研究結果，文中認為當地政府應大力宣傳有關生態環境方面的政策，增強居民對保護生態環境意義的認識，提高他們參與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其次，有效做好當地生態環境恢復工作，提高居民對恢復當地生態環境的信心，以具體的行動感召當地居民參與到恢復生態環境的活動中來。第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升12年教育的普及率以及高校入學率，積極探索其它成人教育方式，切實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第四，積極引導居民從事多種形式的生產經營活動，特別要改善農村的生產結構，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