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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結構,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城市化始終是人的城市化,說到底是為了使人過上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其進程必須與市場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規模和速度相適應,與新農村建設互利互補。為此必須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城市化全過程,這是我國城市化進程收取實效的關鍵。
關鍵詞:城市化;科學發展觀;新農村建設
城市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結構,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城市化在我國當前具有釋放投資和消費的巨大潛力。數據顯示,我國城市人口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 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44個百分點,每年可增加消費1144億元左右,拉動最終需求增長2.3個百分點。目前我國有13億多人口,但城鎮化率只剛剛超過46%,比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約低10個百分點,比同等工業化水平國家約低26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約低40個百分點。眼下我國城鎮化水平正處在30-70%的加速發展黃金階段,即使按照年均1.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欲達到西方發達國家75-80%的水平,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至少還可以持續20-30年。
然而目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經營城市的沖動超越經濟發展規律,三是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不契合。城市化應該是一個實質性的進程,任何浮在表面上的工作都必須落到實處,本文試就當前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幾個實質性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城市化始終是人的城市化
城市是市民們從事生活、生產和政治文化活動并接受教育的場所。城市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而是人的城市化,其要義是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茖W發展觀要求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統籌兼顧,城市建設、管理同樣要以人為本,為不同階層提供公共服務,讓廣大市民而不僅僅是少數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美好生活,這就要求除了經濟性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城市還能夠提供包括公平競爭、依法行政、均等化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及商業金融服務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以使人們不至于在發展成果的享受方面存在大的差距。同時,這也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保障。城市不僅是資源的高度集中,更應是資源的有效配置;城市不僅是高樓大廈的林立,更應是宜居生活的構建;城市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數字,更應是公眾身份和權利的實現;城市不僅是一種居住地的形式,更是一個與人的身份定位和群體制度有關的觀念。“城市”的觀念與“公民性”的觀念聯系在一起,后者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公民觀念,把屬于公民或公眾的公共生活領域從傳統的部落、族群或其他親緣關系區分開來,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公共生活方式。
正如伯里克利所言:“一個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不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而是一個無用之人。”現代社會城市化的發展往往強調了城市對人的異化作用,城市生活使人變得渺小,充斥著無助、孤獨和壓抑,充滿了焦慮和不安全感,但每一個市民都應意識到,自己并不是被動地生存在城市巨大而冰冷的軀體上,城市的建設說倒底是為了使人過上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每一個市民都應積極主動地關心城市生活品質,創造性地提升城市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這是市民義不容辭的責任。成為一個有責任、有道德、有信仰、有信譽、有修養、有素質、自律強、人際關系良好、重承諾、受信任的公民,是每一個市民自由、理性和自我治理價值的體現。這樣的公民觀念應該有助于我們形成一種與“好的城市”密切相關的城市觀念,它向往的既是以人為本的城市化,也是一種更公正、更開放、更寬容、更民主的城市生活。只有在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上逐步實現人的思想理念和行為方式的城市化,才能還“城市化”這一命題以本來面目。
同時,目前我國雖有大量農民工居住在城市并被計算為城市常住人口,但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類公共服務,其收入水平、消費模式也無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員。這就需要逐步消除戶籍制度的身份歧視,給符合條件的進城農民工予同等市民待遇。這樣能夠讓更多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農民工在城市留下來,同時也構成緩解“民工荒”問題的有效方式。否則,城市化的內需潛力只會體現為投資性內需而不是消費性內需。關鍵之處并不在于是否把更多的農民工納為市民,而在于要使進城的農民工同等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也就是說,城市化是否能成功,最終要看城市是否能為自己買單。首先淡化城市傾向,使戶籍與公共服務脫鉤,然后通過先改內容后改形式的方式來緩和改革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和矛盾,最后經過一系列過渡環節過渡到以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基礎的一元戶籍管理制度,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
“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化率將從47.5%提高到51.5%,只要始終把握住上述方向,并在此基礎上兼顧速度,城市化的過程就不會衍生出“城市化病”、城市病和淺城市化等現象。也就是說,城市化,既要有規模和速度上的追求,更要有“城市以市民為本”的考量。當前我國有2.25億農民工,跨省的農民工達到1.5億,據有關部門預計,未來30年,我國還有3億左右農村勞動力需要進入城鎮,將形成5億城鎮人口、5億流動遷移人口、5億農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人口遷移艱巨而復雜,在短時期內,大量農業人口潮涌入大城市,既不可能,也沒必要。如果一味地追求城市數量多、規模大、人口密集,大肆進行“圈地運動”而不管不顧“城市以市民為本”的科學發展標準,那么只會在“城市化病”、城市病和淺城市化問題積重難返的同時,不同程度地產生“城市空心化”現象,即隨著房價高企不下、環境污染、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服務和市民人際關系的緊張,一部分市民 “逃離”城市。屆時,有城市化之名而無城市化之實,城市化為市場經濟的發展開辟和提供廣闊空間的最終目標也將無法實現。#p#分頁標題#e#
二、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應與市場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規模和速度相適應
歷史上城市的形成由來已久,但城市人口的大規模集中和規模的空前擴展,則是在二戰以后的事。城市化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引擎,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強大內在動力。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在我國當前,城鎮能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開辟和提供廣闊的空間,加快城鎮化進程,對于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46.59%,也就是說,我們只用了30年時間就趕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歷程。
但必須指出的是,城市化有其發展的客觀規律,任何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都應該建立在對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上,絕不能脫離實際,為了追求城市化速度而不管不顧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率只是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表征,城市化的進程必須與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工業化、信息化的規模和速度相適應,而絕不能脫離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進程,片面注重速度而忽視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業容量的擴大和整體競爭力的提高。市場化、工業化和信息化是城市化的動力,城市化又為市場化、工業化和信息化創造條件,城市化進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市場化、工業化和信息化對城市化的支撐、要求和配套能力。如果前者的發展水平和承載能力不允許城市化超前發展,那么城市化就沒有超前、超常規發展的必要。如當前重化工業等一些主要產業外移在許多大城市已是大勢所趨,對相應的大城市的規模擴張和人口擴容必然會起到相反的作用。一旦城市化速度超過現實需要,城市化就失去了其本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而可能變形或者變異成過度的城市化。防止出現“城市化”現象,更加注重城市化速度和效益、質量等因素在互動中所形成的綜合實力的提升,是當前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必須著重解決好的問題。
衡量一個國家城市化成功與否的標準,并不是看這個國家有多少國際大都市,有多少CBD,而是看資金流、人流、物流能夠順暢流動、高效聚合。目前我國有655個城市正計
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擬建“國際大都市”。實際上這種一哄而上式的“國際大都市”建設進程既無法有效配置有限的經濟資源,又無法節約政治資源的使用,浪費了社會資源的提供而無法充分發揮大都市大都市圈的輻射、帶動作用,會造成潛在的財政風險和金融問題的累積,其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弊端顯而易見。在我國當前所處的階段,最需要的并不是過多的“國際大都市”,而是大中城市和小城鎮的功能互補、協調發展。我國幅員遼闊,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里,根據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結構、物質技術條件等不同特征,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等較發達地區繼續采用以大都市圈為特征的城市化戰略以充分發揮、挖掘大都市的輻射能力;同時在中西部地區實施依托縣城發展中小城市的城鎮化戰略,有效提升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質量,形成有利于農民合理流動和順利實現市民化的夢想,才是最理性的選擇。
三、城市化應與新農村建設互利互補
根據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在經濟發展初期,需要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有生產潛力即聯系效應最大的產業部門中,通過這些部門的優先發展,克服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問題,并由此帶動其他部門和產業的發展。但經濟發展進入高級階段后,國民經濟各部門應保持一定比例的關系而協調發展,因此平衡增長戰略又勢在必行,此時平衡增長理論便成為指導經濟發展的依據。平衡增長是長期過程和目標,不平衡增長是短期過程和手段,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引起平衡增長的可能性正是過去不平衡增長的經歷。劉易斯的城鄉二元結構理論也應證了由不平衡增長到平衡增長理論的合理性。
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城鄉之間先是處于不平衡增長階段,兩者分離,城市現代工業部門快速擴張而農村傳統農業部門衰落,農村的生產要素流向城市,城市高度發達而農村相對落后甚至蕭條。后是城市生產要素飽和,工業部門生產要素收益下降,“城市病”出現,生產要素回流至農村,伴隨著農村的優勢逐漸顯現,農村經濟快速發展,此時,逐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亦即實現平衡增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遵循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和劉易斯的城鄉二元結構所揭示出的演進軌跡,我國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出現了城市與農村加劇分離的現象。上世紀80-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在城鄉分離的基礎上,又出現了經濟高速發展而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的現象。這樣,不但形成了城鄉分離的局面,而且形成了經濟與社會分離的局面。
一個健全的農業部門對于經濟的發展是關鍵性的。農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為城市提供食品、原料,貢獻市場、要素和外匯。它猶如一把“雙刃劍”,在增長時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在衰退時它又制約經濟發展。近些年來,人們日益認識到,農業發展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乃至于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只有農業實現了增長,對于城市和工業的上述五大貢獻才能實現。近年來,國際上一些金融資本正從房地產和復雜衍生品投機中轉向包括糧食在內的大宗商品,國際糧價已不單是商品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已變成了一種金融產品的價格。因此,解決好“三農”問題、降低我國農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鞏固乃至進一步提高現有糧食自給率以減少受外部沖擊的范圍和程度并管理好農產品流通環節,已成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抑制當前的通脹預期從而確保經濟社會整體穩定有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源于建國后我國所實施重工業化戰略的制度安排的歷時關聯和共時關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城市化傾向,影響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正常流動,農業被現代化浪潮拋向邊緣,至今尚無法成為現代經濟的中流砥柱,無法創造符合現代社會的就業機會,更無法為農村居民創造更多財富。數億農民之所以離開家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落后的農業不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進城的農民既無法享受到與原有市民同等的待遇,又被高企的物價、房價所困擾,從而無法在城市真正留下來,這也就與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進程的主旨相背離。#p#分頁標題#e#
另一方面,城市化有利于推進農業采用先進、更有效率的生產技術,實現農業產業化,延長農業產業鏈,推進第一產業向第二、三次產業延伸,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農工商業一體化經營和三次產業的協調發展,從而有效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城市化還有助于推動鄉鎮工業向工業小區集中,能充分發揮城鎮的積聚效益,集中治理環境污染問題,減少對耕地資源的占用,從而提高城鎮工業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促進鄉鎮工業邁上新臺階。而作為培養現代化農民的學校,城市化對于農民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由此看來,我們已經走到了從城鄉不平衡增長到平衡增長的轉折點上,應高度重視城鄉之間的互利互補性,切實進行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制度變遷。當前我國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今天,城市與農村均衡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城市化不僅要以城市人口占全區人口比例的大小為標志,更要以要素互補、城鄉一體、共同富裕和全面流動為標志,進而實現整個經濟社會的正反饋循環、和諧共生。以統籌城鄉發展為標志的新型城市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形態、經濟形態、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的統一體。
總之,經濟社會是由多種因素、多個領域、多級層次組成的一個整體,同樣會體現系統論和控制論,需要統一協調。如果忽視整體因素,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性,就很難認識和駕御全局,處理好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關系。但若積極地看待這些問題,一旦糾正了它們,也許正可以找到厘清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諸多問題的頭緒,正可以成為實現經濟社會統籌、協調發展的一個關節點。未來二三十年,我國空前的城市化規模,將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和發展空間??茖W發展觀以人為本、全面、綜合、系統的要求,對于城市化進程中布局和形態的完善、質量和水平的提高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城市化始終應是人的城市化,說到底是為了使人過上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其進程必須和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規模和速度相適應,與新農村建設互利互補,因時、因地制宜。只有這樣,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才能收取實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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