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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利用率先開放和區位優勢，抓住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發展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工業，從此引領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經過多年快速發展后，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普遍出現“民工荒”、“電荒”等現象，以及地價房價不斷上漲和交通擁擠等問題，生產要素供給趨緊，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日益突出，急需“騰籠換鳥”把部分產業轉移至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完成從規模擴張向結構提升的轉變。與此同時，國家對加工貿易政策作出重大調整，鼓勵加工貿易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而中西部各個省市區也無不希望承接產業轉移，藉此快速大規模地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 有關產業轉移問題的研究，國外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國家層面，其中具有較高知名度的是由赤松（Akamatsu，1962）提出，經大來（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島（Kojima，2000）等人不斷完善的雁型模式理論，該模型指出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相關的特征（Vernon，1966）、要素稟賦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是雁陣式的產業轉移發生的主要原因。[1]劉易斯借鑒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提出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同樣把產業轉移與比較優勢的變化相聯系，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產業轉移的主體，指出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是由于非熟練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2]在產業區域轉移的微觀層面的理論研究上，鄧寧（Dunning，1977）認為產業組織決定的所有權優勢、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區域優勢和交易成本決定的內部化優勢是解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的主要原因。上述理論分別從產業、產品、企業的角度考察了產業轉移的原因，其實質是反映了新古典分析框架內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假設條件下比較優勢的轉移以及與此相關的產業轉移。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Krugman（1991）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NEG），更加關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并存的現實世界中的產業轉移現象，基于產業集聚和產業擴散的相互作用更為深入地探討了產業集聚和轉移的微觀機制，他們強調區域之間的運輸成本是決定區域產業轉移的關鍵變量，認為運輸成本的下降也能促進產業的集聚、擴散和轉移。[3]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同地區間經濟上具有較大的異質性，因此上述理論雖然多為國家層面的產業轉移理論，卻可以作為中國區域產業轉移研究的借鑒，如蔡昉等（2009）提出大國雁陣模式并指出中西部地區具有承接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可能性和可持續性[4]，劉志彪等（2008）從構建國內價值鏈的角度提出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內遷入中西部地區。[5] 產業區際轉移作為發達地區實現產業升級，欠發達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縮小區域差距的重要途徑，近年來備受國內學界和政府的關注，中西部地區對東部產業轉移的承接能力已成為研究的一個熱點，關注的學者較多，現有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從不同視角分析了影響產業承接能力的核心要素，如王禮茂（2000）根據對紡織產業的研究指出資源和勞動力優勢是影響產業承接能力的主要因素[6]，彭連清、詹向陽（2007）在研究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環境與區域轉移趨向后發現運輸成本和基礎設施是沿海企業產業向內陸轉移考慮的主要因素[7]，陳建軍（2002）在分析浙江向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的基礎上發現市場是吸引產業轉移的主要原因，產業區域轉移應圍繞重要交通干線由沿海向內陸基礎設施較好的地區擴張[8]，陳耀等（2008）認為在東部沿海地區一些已喪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擴散和區位再選擇時，中西部地區要著力創造有利于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軟硬環境，首要是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9]第二類是對產業承接能力評價體系的探討，如展寶衛等（2006）提出的產業轉移承接力概念認為，產業承接力是產業承接地集聚轉移產業的吸引力、準確甄別轉移產業的選擇力、穩固接納轉移產業的支撐力和融合提升產業的發展力等多種作用力的綜合系統[10]，孫君軍（2009）認為中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涉及基礎設施支撐能力、信息系統保障能力、經營管理運作能力、發展環境支持能力四個方面。[11]第三類是從具體產業的角度進行量化分析，如惠調艷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實證分析了陜西軟件的產業轉移承接能力[12]，蘇華等（2011）運用熵值法對中國各個地區高技術產業的產業承接能力進行了量化分析。[13]目前，利用宏觀數據對區域整體產業承接能力的影響因素進行全面研究的還相當少，本文將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現有數據全面深入分析我國中西部省區整體產業承接能力的影響因素。 二、變量和研究方法 （一）變量選擇 根據上述理論和研究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承接地的下列因素和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相關：1.承接地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2.承接地的要素成本；3.承接地的經濟和產業發展水平；4.承接地的基礎設施；5.承接地的資源稟賦（區位和人力資本享賦）；6.承接地的產業承接政策。 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是市場導向型產業轉移的重要解釋變量，這是因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企業進行產業區域轉移的最重要的目標，特別是近年來有的外銷企業在海外市場增長乏力甚至需求下降的情況下，是進一步拓展和鞏固中西部市場，較大的市場規模和較高的市場潛力將吸引到更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承接地的生產要素成本是關系企業的運營成本，許多沿海企業向中西部轉移就是看到中西部相對于沿海地區要低廉的要素成本，勞動力成本和用地成本是產業轉移企業考慮的重要因素?；A設施是關系企業市場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東部沿海企業轉移投資對承接地的基礎設施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水電路三通是企業生產經營的基本條件，而網絡和通信設施則關系到企業內部管理水平和企業與外界的信息共享與互通。產業承接地產業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制造業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和投資規模，而承接地經濟和產業發展規模與結構則體現了其產業發展的基礎實力。此外，產業增加值高說明了產業發展的活力，因此，地方經濟和產業發展水平也是沿海企業進行轉移投資考慮的重要因素。對于產業轉移企業而言，承接地是否具備一定數量的掌握特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力資本是其進行直接投資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問題。地理因素一直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臨近產業輸出地區，交通便利的地區接受產業輸出區的輻射距離近，和產業輸出區的交通距離短，無疑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承接地政策是轉移企業投資決策考慮的重要因素，因為政府的支持是企業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如稅收優惠、企業融資、人才吸引、企業或產品的宣傳推廣等方面都會給企業帶來現實的利益，從而有利于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動。#p#分頁標題#e# 根據上述分析，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14個能表征這些因素的指標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分析，其中表征承接地政策的NUM1和表征地理因素的NUM2為虛擬變量，見表1。產業轉移是通過企業直接投資實現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并重新組合，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和產業規模，最終導致產業的空間轉移[14]，因此，我們以省外境內的投資來表征區際產業承接能力，以實際吸收的內資規模作為解釋變量。 （二）模型與數據說明 使用2005-2010年間中西部12省市（S1，安徽；S2，重慶；S3，甘肅；S4，廣西；S5，貴州；S6，河南；S7，湖南；S8，江西；S9，寧夏；S10，陜西；S11，四川；S12，云南）的數據，以實際吸收的內資規模作為解釋變量（以SNZ表示），以表1中能表征本文前面歸納的承接地產業轉移引力影響因素的指標作解釋變量，建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其中，i=1，2，3，，n（n=10），截面的個體，表示承接產業轉移的各省區；t=1，2，3，，T，已知時間段，T=6。yit是被解釋變量對個體i在t時的值，指某省某年實際吸收內資NDI;xkit是第k個非隨機解釋變量對各省市i在t時的值，kit是待估參數，it為常數項，uit為誤差項。關于本文中的省區取舍標準，本文的研究對象中的中部地區不包括工業化基礎較好的東北地區的黑龍江和吉林，考慮到內資在山西、內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的區位選擇更多地受當地自然資源稟賦的影響，如受能源和自然風景旅游資源的影響，我們將這7個省區排除，2010年之前湖北省沒有對全省的引進內資進行統計，因此，我們只對余下的12個省區進行檢驗。 2005-2009年的解釋變量數據來自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2010的統計數據來自各省市區2011年統計年鑒，其中土地價格是用每年的土地購置費用除以當年購置土地面積來度量，人均高速公路里程數用每年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除以當年年末總人口數來度量。政策方面，安徽、廣西和重慶分別于2008年7月、2008年8月和2009年9月開始提出建立國家級產業承接示范區，四川5.12汶川大地震后各地對災區展開對口援建，該指標安徽、廣西2008年后為1，此前為0，重慶2010年該指標為1，其余年份為0，四川2008年前為0，之后為1。根據各省市是否毗鄰轉移企業主要遷出地長三角和珠三角，NUM2分別取1和0，無時期變化，為個體時期恒量。被解釋變量為實際吸收內資NDI，安徽、江西和云南的數據分別來自安徽經濟合作網、江西省對外經濟合作辦網站和云南省招商合作局網站，其余各省市區來自各自當年的統計公報。 三、計量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解釋變量的篩選 面板數據模型形式常分為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根據模型個體效應是否隨機則可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混合模型即為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的模型，而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是面板數據分析中常用的模型。本文首先將含價格因素的變量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并對非比例變量分別取自然對數后用LNNDI、LNMARK1、LNMARK2、LNLC、LNLP、LNISF1、LNISF2、LNIAV、LNGDP、LNHC來表示。將上述解釋變量中的非虛擬變量逐一與政策虛擬變量ZC一起對被解釋變量LNNDI進行雙變量回歸分析，考慮到每個省份吸引內資能力有不同的自身特點，本文采用截距隨個體變化的常斜率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其中為常數項，即在解釋變量作用之外各省區自發吸引內資水平的平均數，0i為省區i的特有影響因素作用對常數項的偏離，反映了每個省份吸引省外資金的不同特點，但我們主要關注解釋變量對地區產業承接能力的影響，因此下面只給出變量的估計值及其統計量，而每個省份的0i估計值將不被列出。對模型（1）的估計結果見表2。解釋變量LNGDP、LNIAV的顯著性說明了承接地經濟和產業發展規模與產業承接的正向關系，MARK1、MARK2和GROWTH1的顯著性反映了產業轉移的市場尋求型特征，印證了前文關于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對產業轉移吸引力作用的分析。人均高速公路里程和上網人數的顯著性則說明交通和網絡通信基礎設施對吸引產業轉移有著重要作用。人力資本存量也具有顯著性，但其符號與預計的相反，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具有顯著性，其符號也與預計的相反，本文認為原因在于要素價格并非僅是吸引產業轉移落戶的原因，產業轉移帶來的要素需求的增長推動了要素價格的上漲，因此，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和引進內資數量成正相關關系。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則不具有顯著性，說明承接地企業的效率水平和增長指標并不是轉移企業考慮的主要因素。另外，所有具有顯著性解釋變量的回歸方程也具有顯著性，政策虛擬變量在12個回歸結果中，只有和LNGDP一起回歸不具有顯著性，為節省篇幅，表2中沒有逐一報告NUM1的回歸系數、t值及顯著性。 （二）多變量回歸分析 為了克服上述雙變量檢驗不能剔除其他相關因素影響的弊端，我們進一步用多變量回歸分析來研究所有因素對產業承接的影響。上述具有顯著性的解釋變量中LNGDP和LNIAV分別為經濟總量指標和產業發展規模指標，兩者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關系，用經濟發展水平作為產業承接的影響因素，實際上已包含了產業發展規模因素。一般的，從支出方面衡量GDP，GDP也包括消費的因素，但考慮到中西部省份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費的收入來自于大量的為東部發達地區創造GDP的流動勞動力，因此，我們保留LNMARK2解釋變量。LNISF1和LNISF2同屬于反映基礎設施水平的變量，存在相關的共同趨勢，通過計算皮爾遜相關系數得到驗證，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分別選取其中可決系數較高的LNISF2變量作為分析對象。另外，經過判定系數法檢驗，G2和其他變量間存在較顯著的線性關系，因此在多元回歸中也予以排除，這樣，對產業承接吸引力影響因素的分析就集中在國內生產總值、國內市場規模、國外市場規模、網絡通訊發展水平和政策五個解釋變量上，根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對這些變量的回歸分析仍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建立關于NDI與這些因素關系的對數模型如下：回歸結果如表3。 根據表3中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擬合效果均很好：根據兩個模型調整后的R2，分別高于0.999和0.91，模型擬合精度很高，且模型（2）的擬合效果比模型（3）更好。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場規模和網絡通訊水平是影響中西部省區產業承接的重要因素：在1%的水平上，LNGDP、LNMARK1、LNMARK2、LNISF2的系數都顯著為正，這支持了前面對于上述解釋變量單獨進行回歸的結果。其中經濟發展水平是各地吸引國內省外資金最重要的因素，根據模型（2），地區GDP每提高1%，NDI增長0.96%；而同為市場規模變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系數要遠高于出口，說明產業轉移企業更為看重的是本地市場。產業承接政策也是影響產業承接能力的重要因素：產業承接政策變量在前述雙因素回歸結果中不全顯著，而在兩多元回歸模型中均達到1%的顯著水平，說明中西部省份實施有力的承接產業轉移政策可顯著提高產業承接能力，在這里支持了前文關于承接地政策作用的分析。根據模型（3），地理因素不具有顯著性，說明毗鄰長三角、珠三角并沒給相關省區產業承接帶來實質的明顯優勢。#p#分頁標題#e#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結果，本文得出如下的主要結論：我們利用2005-2010年中西部地區12個省區的省級數據建立面板模型，逐一驗證相關文獻中總結出的區域產業承接能力的影響因素后發現，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基礎設施水平、經濟規模和產業規模水平的提高能顯著促進區域產業承接能力提升，吸引內資能力增強。生產要素成本解釋變量也顯著，但是和引進內資之間是正相關而非部分文獻中提出的負相關關系，究其原因是沿海地區的產業內遷帶動承接地生產要素需求的增長，從而要素價格增長。而承接地企業的效率水平和增長指標解釋變量則不顯著。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多元回歸后，我們發現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本地市場規模承接地基礎設施水平、和國際市場規模對引進內資有顯著作用，其中區域經濟總量是影響產業承接能力最重要的因素，而在市場規模因素中，轉移企業更為看重的是國內市場規模。同時，產業承接政策也對引進內資有顯著作用。通過多元混合模型我們進一步發現，是否毗鄰產業主要轉出地的區位因素對產業承接能力影響不顯著。 結合上文的分析結果，筆者對中西部省區提高產業承接能力，擴大內資流入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中西部地區增強產業承接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提升區域經濟規模。中西部地區的國內消費市場規模是吸引沿海地區企業內遷的重要籌碼，要擴大消費需要政府和企業加強對人們經濟消費的引導，調整消費政策，優化消費環境，培育消費熱點，更新居民的消費觀念，促進消費升級，同時要加大對農村市場開拓，擴大農民消費，另外，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免除消費后顧之憂，也是促進消費的重要手段?；A設施建設是吸引區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條件，中西部應該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應大力發展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高地區的信息化水平，以有利于產業轉移的物資、人員和信息流動。國外市場對產業轉移也有一定影響，在全球經濟不斷融合的背景下，企業同時面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西部地區應為企業出口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提供更為周到的服務，如簡化進口出口環節管理手續，減少收費等。完善產業承接政策對中西部地區提高產業承接能力有重要作用，對于中西部地區的政府機構來說，應積極實施用地優化、稅收優惠及金融支持等吸引內資的優惠政策，設立多種形式的承接產業園區，因地制宜地規劃產業引入，提升產業承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