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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54年來宏觀經濟調控的回顧 (一)“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 調控機制的形成實現工業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發展理論關于走出二元、擺脫落后的通行觀點和政策主張。這正如布瑞斯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工業化實際上已成為本世紀中葉一個使人著魔的字眼。"[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初年代里，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標。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實現工業化是中國經濟由戰后恢復發展轉人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后提出的第一個宏偉目標。在中國工業化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又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比如，在“一五”計劃重點建設的156項工程中，屬于民用的104項工程平均每項投資達15008.22萬元，其中重工業平均每項投資達15258.55萬元，而鋼鐵工業平均每項投資更高達80906.29萬元。 中國在建國初期選擇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中心的工業化趕超戰略，主要是由當時中國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決定的，而且是當時惟一正確的選擇，不存在可以替代的路徑。因此，毛擇東認為，在中國推進工業化，就必須首先發展重工業。因為只有發展重工業，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國防。換育之，在建國初期，中國若選擇以發展輕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趕超戰略，雖有道理，但卻不適應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國只能而且必須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趕超戰略。 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要實施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工業化趕超戰略，其結果必然導致傳統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制的形式。林毅夫、蔡舫、李周三學者在其合著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較為清晰地解釋了這一內在的經濟邏輯。 首先，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甚低、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內優先發展重工業，為解決20世紀50年代我國資本稀缺的資源察賦與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之間存在的尖銳矛盾，國家只能人為地壓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產必需品的價格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從而造成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極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場機制很難保證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因此就齋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撅;最后，為了貫徹資源的計劃配置機制，在微觀上還必須建立以完成計劃任務為目標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因此，只要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工業化趕超戰略，以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經濟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制度和毫無獨立自主權的徽觀經營機制為特點的“三位‘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制便會相繼形成，閨這種“三位一體”式計劃主導型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調控機制的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機制的創新首先表現在徽觀經濟主體的重構上。它具體又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農村微觀經濟主體的重構。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安徽小崗農民則首創“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貴任制在中央經歷了由“不許”變為“不要”(1978)，再變為“有條件的允許”(1979)，繼而“肯定”(1980)，最終完全放開(1983)的過程。[aj1983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于當前農村政策的若干問題》，不僅從理論上系統論述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優越性，而且第一次概括地提出了家庭分散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的雙層經營思想，從而標志著農村新的徽觀經濟體制在理論上的初步形成。其二是幾城鎮國企改革的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過去、現在還是今后，國企都是我國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主要依托。正因為如此，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為搞好國企進行了各種嘗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嘗試和探索。 1978年國家對國有企業一改統收統支，實行企業基金制度;1979一1980年，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1981一1982年，試行多種形式的經曹貴任制，如利潤包干、利潤遞增包干、虧損包千等;1983一1984年9月，實行第一步利改稅;1984年10月一1986年實行第二步利改稅;1987年至今，又進行了完善企業經營責任制的改革，全國各地實行的辦法很多。主要有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租賃制、股份合作制、企業兼并、企業托管等等，并最終提出了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主張，從而為我國的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機制的創新還表現在宏觀經濟運行載體的市場取向改革上。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在宏觀經濟運行載體即宏觀經濟調節機制的選擇上，就是引進和發展市場調節機制。因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中國經濟只有市場化，才能成為世界市場經濟的一個分支，并在經濟全球化中謀求自己應有的地位。具體而言，中國24年來的市場取向改革又可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五個小的階段。(l)市場化的準備階段，或萌芽階段(1979一1991年)。其主要特征是:“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階段，具體又可區分為以下三個小階段:經濟調整與改革的起步階段(1979一1984年)，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調節)為輔;推行全面經濟改革的階段(1984一1988年)，并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l治理整頓、維護穩定階段(1988一1991年);(2)市場化改革的實施階段，或生長階段(1992一至今)。其主要特征是“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具體也可區分為以下兩個小階段:正式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一1997);市場化改革的攻堅階段(1997一至今)?？傊?，經過二十四年來的市場取向改革，目前我國商品市場調節價比重已超過90%，即我國九成以上商品價格已是“市場說了算”。 (三)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 為治理國內的內需不足、通貨緊縮，應對國外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自1998年10月開始，我國又連續近六年對國民經濟實施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旋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俗稱擴大內需政策。據統計，從1998年至2003年，我國分別發行國債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中國近六年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對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據有關部門統計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分別拉動國民經濟增長1.5百分點、2個百分點、1.7個百分點、1.8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使當年的GDP增長分別達到7.8%、7.1%、8%、7.3%和8%。按這個比例計算，1998一2001年間，國俊投資拉動經濟的作用在GDP總量中的比重分別為:20%、28%、21%、25%。事實呱卯，自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我們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的一次嘗試。#p#分頁標題#e# 我們在肯定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正面效應的同時，又不能不看到，中國近六年來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偏差同樣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單向片面地強調需求調控一方，而忽視了供給調控另一方，僅僅在“市場搖求—宏觀需求管理”這個圈子內尋找對策，未能將濡求刺激與供給推動結合起來對市場進行調控，故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來，中國近六年來的積極財政政策與實踐的悖論具體主要表現在通貨緊縮的壓力并未根本解除、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并未改變、民間投資啟動效應至今仍不明顯、不可忽視的國債風險及公共投資的腐敗等方 二、對中國現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與中國實踐的悖論運行，迫使人們不得不對政策本身進行反思。概括起來，其中的癥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西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歷史背景不同。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對西方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仿效。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我們卻忽視了中、西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歷史背景。西方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若溯起源頭，在實踐上最早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其理論源頭卻來自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其共同背景是世界經濟的大蕭條。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研究穩定政策的現代方法產生于大蕭條。關于大縈條的知識，在60年代以后，仍是理解現代經濟學和美國經濟的要點。”[s]一句話，西方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大危機”、“大蕭條”的產物，凱恩斯理論亦被稱之為蕭條經濟學。而自1998年以來，中國面臨的時代背景只是市場疲軟，通貨緊縮，而不是大危機、大蕭條。而且中國目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是無效供給(過剩)問題，而不是真正有效需求不足，是過剩供給與孺求各踞一方。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有效運作既必須依賴于一整套制度基礎(體制完善)和結構條件(結構優化)，還必須積極適應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不同的宏觀經擠環境對政策導向的選擇及其目標都有不同要求。歷史背景不同，即宏觀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則解決問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否則就會使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出現“水土不服”，這正如《晏子春秋》所言:“桔生淮南則為桔，生于淮北則為權。” (二)我國尚不具備積極財政政策范式的適用條件。西方正統經濟學在論述宏觀經濟政策時均是以經濟結構穩定和制度結構既定為假定前提的。換言之，積極財政政策范式的實施或有效運行必須具備和依賴一定的制度基礎和結構條件。一方面，必須具備高度發達的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的墓礎條件，包括真正獨立的國企制度;真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財政制度與運作體制;建立獨立的具有一定權威的中央銀行制度;相對完普的商業銀行體制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完善、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市場化利率制度;高效廉活的政府體制及健全的法律制度等。另一方面還必須擁有一個合理和優化的結構條件，如合理、優化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結構、供佑結構及相應的收人分配結構、區域結構及城鄉一體化等。 積極財政政策范式在中國的不適應或失效的癥結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徽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等問題。換育之，積極財政政策范式的有效運行所必須依賴的制度基礎與結構條件在中國目前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從而導致其水土不服。一方面，我國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制度條件。包括尚未建立起真正獨立的企業制度，從而使宏觀經濟政策缺乏相應的徽觀墓礎湯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還沒有形成健全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尤其是資本等要素市場嚴重滯后;金觸機構具有很高的非獨立性，并對政府具有很強的依賴性;金融市場還不健全、不完善，貨幣政策傳導缺乏中介環節，利率市場化程度低，利率彈性小，從而使貨幣政策的效果發揮不到位、不徹底;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其他配套調控手段十分缺乏，從而大大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現行政府體制尚存在種種如產業結構不合理;產品結構不合理;收人分配結構不合理;區域結構不合理;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發達的城市經濟與落后的農村經濟并存，城市經濟“過剎”與農村經濟“短缺”并存等結構性扭曲國情狀況也嚴重制約了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進一步發揮。 (三)凱恩斯積極財政政策自身的缺陷或局限性。凱恩斯的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與理論本身也存在著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該政策與理論存在一系列暗含假定前提。包括假定制度既定，即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作一種自然水恒的制度，而僅從主觀心理因素出發，構建其主觀色彩濃厚的宏觀經濟理論，從而假定:“現有勞力之技巧與數盈，現有資本設備之質與t，現有生產技術，競爭程度，消費者之啥尚與習恨，各種各類勞力(包括監借組織等勞心活動)之負效用以及社會結構，—包括(除了下舉變數之外)決定國民所得之分配之種種勢力.”t’j而只著重分析三個自變t(消費傾向、資本邊際、利率)和兩個因變t(就業t、國民收人)。 而且其建立在只有三個自變t基礎上的分析，也是過分強調主觀心理因家的作用，比如他認為，“在礁汁未來投資之多寡時，我們必須順及:那些從事投資者之神經是否健全，甚至他們的消費是否良好，對天氣之反應如何，因為這種種都可能影響一人之悄緒，而投資又大部分決定于由然自發的情緒。，閉此外，它還假定供給正常，包括供給者自身及供給品的質t和層次、結構的完美無缺等，而把市場蕭條的癥結全部歸替于有效裕求不足，局限在錯求領域做如何拉上或擴張的文章，這不僅在西方已受到批評，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其次，該政策與理論本身的錯誤性或不完備性也很明顯。比如機思斯的三大基本心理規律首先值得懷疑。以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規律為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動用統計分析否證了這一規律。庫茲捏茨根據1929一1941年的逐年資料進行回歸擬合，美國的消費函數為:C二47.6+0.73YD，而根據1948一1985年的資料，擬合出的消費函數為C=13.3+0.90YD。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1)平均消費傾向在長期內是穩定的;(2)戰后的平均消費傾向比戰前有所提高.[s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也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且發達程度不同類型國家存在處于同一個層次的儲蓄率的現實就與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形成鮮明的悖論。1989一1993年，儲蓄占GDP35緯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韓國、日本，占30寫以上國家中有泰國、印度、阿爾及利亞、伊朗、荷蘭，占20%以上的國家中有智利、印度、德國、法國、以色列，占15緯以上的國家中有巴基斯坦、阿根廷、意大利、英國、加拿大、美國。因此對凱恩斯所謂的邊際消費傾向遞增規律應該作具體分析。再次，該政策的實施也存在一系列苛刻條件。如經濟蕭條背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企業是真正的企業市場經濟法制健全，政策透明;人們習慣于自我判斷和自我預期等，一句話，其有效實施還必須依賴于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基礎和結構條件。此外，該政策由于片面地強調需求邊的反危機政策在實踐中也無法徹底消除市場蕭條。二戰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效率下降，尤其是面對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局面，凱恩斯主義失靈或破產。#p#分頁標題#e# (四)衰退的內生性?？唆敻衤谄洹妒挆l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曾經寫道，“一個又一個國家進人衰退，它們都發現傳統的政策工具只會令局面更加惡化，而衰退本身至少在短期內已經抵消了過去的經濟成長。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經濟的生產能力，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圖而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意味著“宏觀經濟濡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現問題，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越來越成為世界在部分地區通向繁榮的障礙。’l[l?！匙髡叩慕Y論是，“如果我們不清醒地分析當前的問題，不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我們就無法達到我們描要的理解和把握。有些人認為，日本、亞洲新興市場和巴西的問題是結構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解決。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榮唯一重要的結構性障礙，正是那些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過時的教條。’l[l門這正如約瑟夫•熊比特所說過的，“只有讓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為刺激帶來的復蘇，都會令那些在蕭條中未能完成的調整的剩余問題更加嚴重，從中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再造成另一次更嚴重的商業危機的威脅。”[lz〕(五)國際上也沒有很成功的搞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教訓表明，政府赤字和債務是很容易具有“剛性”和“慣性”的，而長期使用赤字和值務政策的結果往往對經濟的持續增長埋下通貨膨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隱患。從西方發達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不宜作為中長期宏觀政策的基調。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政策既導致了西方國家經濟在20世紀中葉的空前繁榮，同時也是造成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滯脹”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經濟顧問舒爾茨在寫給美國的一個備忘錄中就說過，“反經濟周期”調節的措施不能搞長。我國前財政部門項懷誠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說過，國際上也沒有成功的搞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積極的財政政策將逐步淡出。"[ls1 三、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未來取向我國雖已連續近六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和國債負擔增長較快，并出現一系列負面效應。但是中國目前面臨的特殊的國際、國內經濟背景決定了我們既有必要也有條件繼續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近期在繼續堅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轉變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增加國債投資的簡單化觀念。充分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是包括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運用稅收政策、調整收人分配政策、實行財政貼息政策等在內的組合政策。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和宏觀調控需要，正確把握積極財政政策的實現形式和作用力度，進而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比如，今年的當務之急是在繼續保持適度國債投資的同時，加大啟動消費的力度。因為投資拉動只是擴大內需拉動的一個方面，旺盛的內需最終要靠經濟‘內在機制的形成。而內生機制的形成首先要啟動消費需求。而啟動消費需求的先決條件是增加居民的收人。重點又應該是增加農民和城鎮中低收人者的收人。因為這些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最大，他們的收人最容易轉化為直接的消費。因此，今年我國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財政支出、國債投資應向能夠啟動消費，特別是能夠提高廣大農民和城鎮中低收人者收人的方向傾斜。 (二)重視防范和化解財政風險。具體包括:1.在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上，首先投資重點應放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基礎設施建設內部項目的選擇上，不僅應重視大的項目，而且應重視中小型項目，特別是農村基礎設施項目更應成為重中之重。其次，在國債投資資金中加大用于企業設備和技術改造的使用比例，并重視取消技改貼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導民營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此外，還應重視加大國債資金分配給地方使用的部分。 務納人規范化管理軌道，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債券，不得為企業擔保等.4.重視政策創新，如在國債投資中適當多安排一些有利于增加農民務工收人的項目，如退耕還林還草、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農村道路、教育、衛生設施等，從而實現以工代娠的國債效應。這正如拉格納•納克斯所說的，欠發達國家通過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剩余勞動力可以轉化為資本，或者說可以實現勞動對資本的替代(納克斯，1953)。 (三)從觀念、市場準人、稅費負擔、融資體制、外部環境等方面，對民間投資以更大的支持，從而最終真正啟動民間投資。首先，在觀念上應提升民營經濟的地位，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要舉措。其次，為更大限度地發揮國國債擴張對民間經濟的帶動作用，國債政策孺要進行適度調整。比如，增大國債用于技術改造貼息的比例，取消技改貼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導民營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開放基礎設施投資領域，通過財政貼息、參股或擔保等方式，吸引民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再次，鑒于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中小企業在融資體制中明顯處于不利地位，我們應重視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并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建立和完善我國的中小金融機構體系，建立一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中小金融機構為輔的間接融資模式，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此外，還應重視清理取消對民營經濟的各種歧視性規定和限制，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等等。 (四)重視制度創新，最大限度地減少公共投資的腐敗。首先，對國債資金投向要嚴格審核，堅決制止重復建設、過分超前建設和“半拉子”工程;其次，對所有國債建設項目實行公開招投標，規范操作。我國招標法明確規定，全部使用國有資金投資或國有資金投資者占控股或者主導地位的，應當公開招標。而且，法律明文規定，項目法人、行政主管部門和評標委員會的專家都應彼此獨立;再次，對部分國俊項目資金實行國庫集中支持，減少資金撥付的中間環節和提高使用透明度，避免截留、擠占和挪用;最后，加強對國債資金使用和管理情況的審計監督。此外，對國債資金使用和管理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時采取措施糾正，并不斷完善管理辦法，從而確保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 #p#分頁標題#e# (五)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重視考慮體制格局與開放經濟兩個因素。因為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經驗表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因此從中長期看，深化經擠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對外開放應是基本政策，積極財政政策應為基本政策“保駕護航”，從而防止政府赤字和債務對改革的“擠出效應”。 (六)堅持濡求拉動與供給激勵并舉的“兩手抓”(“雙輪”啟動)原則。我們應借鑒西方國家的長期的歷史經驗，結合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及供給學派的供給理論二者之長，堅持“兩手抓”原則，即一手抓需求(治標之策)，一手抓供給(治本之策)，堅持以供給帶動需求。既要重視從需求的角度人手，通過實施一段積極性的財政政策來解決當前的需求困境，從而實現拉動需求的短期目標;又要堅持從長遠出發，重視激勵、優化、提升、增大供給，走供給主動之路，從而兼顧經濟增長、供給優化的長期目標，從根本上協調供給與需求的矛盾，真正踩準國民經濟的平衡點，實現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適當調整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盡快由以需求拉動為主轉向需求拉動與供給激勵并舉，從單輪啟動轉向雙輪啟動，從而實現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轉型。 (七)重視積極財政政策與其他的政策的協調配套。首先，應重視加強貨幣政策的作用，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包括保持適當較快的貨幣供應增長、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場結構、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等，以有效地促進宏觀經濟增長。其次，配以寬松的稅收政策，以免產生“擠出效應”。在繼續保持適度國債投資的同時，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對策取向。采取適應減稅與適度增稅并舉，以刺激消費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此外，還應重視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在調整中優化供化，刺激有效播求，從而充分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應有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