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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雙林 單位：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
一、電影音樂賞析教學與系統性思維的關系
多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領域人士一直將培養創新型人才作為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在優化思維模式和創建跨領域學科方面，就這方面進行了持續的探索。目前在各高校開設多年的藝術類課程，對提高學生的藝術修養，提高對藝術形式美的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實事求是地考察當下藝術教育，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從事藝術教育的老師大多都還在采用單純傳授藝術專業知識的教學模式?？纯船F在大學中普遍使用的音樂、美術等藝術教科書也可以發現，基本的程序和知識點還是音樂史材料的羅列、對藝術形式的分析、介紹。如果放在系統思維理論的考察框架中，這些課程材料和教學方法都屬于一種“豎井”式的思維模式。數年來，筆者試圖在音樂教學中探索一條在美感培養的同時開拓、發展學生的系統性思維的路徑。筆者希望摸索的藝術教育新思路是：讓學生在欣賞藝術、提升對美的感悟能力的同時培養出一種發散性思維、整體性思維的習慣；讓學生的美感體驗與社會認識、思維方法訓練結合起來。在教學實踐中，筆者與學生們得到了某種相對共識，即面對任何藝術品，如果我們希望得到充分體驗和了解，不僅需要美學修養，也需要理性思維能力和辨析能力。在現階段，《電影音樂賞析》課還是探索性和示范性的，它的創新性特征是：不斷跨越藝術感覺培養與社會認識提升之間的界限，不斷跨越形象的感性思維與抽象的理性思維方法之間的界限。在長期的藝術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中，筆者認為，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最根本任務是發展科學的思維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在向學生系統講授各種藝術專業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同時，有意識地、更專業地展開思維能力的訓練。這其中，“系統性思維”的能力培養是優化學生思維模式的重要方面和一個可能的路徑。在長期的藝術教學實踐中認識到：藝術教育可以幫助學生發展一種聯想的、發散性的、對客觀對象進行整體思考和整體性處理的思維模式，有益于“系統思考”的形成。
“系統思考”是指在認識事物時，要看到該事物所處的整個系統而不能只看到局部；要看到系統內各因素均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而不能靜止地看事物。要看到系統內各因素之間的各種聯系，善于運用一種發散性思維來進行創造性的聯想、升華。美國學者丹尼斯•舍伍德指出：“系統思考的精髓是，處理真正世界中復雜問題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整體的觀點觀察周圍的事物。只有拓寬視野，才能避免‘豎井’式思維和組織‘近視’這一對孿生并發癥的危害———前者的危害經常表現為，對一個問題的補救只是簡單地將問題從‘這里’轉移到了‘那里’；后者的危害則通常表現為，對‘現在’一個問題的補救只會導致‘未來’一個更大的需要補救的問題。”[1](13)我們從教學實踐中也認識到，“系統思考”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方式，因而提高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關鍵之一是要使他們掌握“系統思考”方法。以電影音樂與影像結合所呈現的視聽文本為范本，分析音樂與影像結合所產生的敘事功能，分析這種敘事文本的美學趣味和文化意義。本文試圖將我們如何在藝術教育的這一領域培養學生的系統性思維能力，如何在影像的觀賞、闡釋中幫助學生發展出一種擴散、聯想、整體分析的系統性思維的探索加以總結梳理，希望探索出在藝術教育中培養學生用系統思維觀察事物的方法，為培養創新型人才摸索一些更有效的途徑。電影藝術是我們真實生活的生動再現和變形呈示，那些我們熟悉或不熟悉的各種人類生存困境均是電影的題材。研究電影藝術也就是思考那些我們認為無可置疑的存在境遇和藝術模式，使之陌生化（de-familiarize）讓我們打開眼界來對其做出重新考察。電影音樂與電影表意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要思考它是否具有超越敘事主題的功能，思考配樂和影像之間的關系，從中引出文化闡釋的命題。這些命題的發現和闡釋都可以構成系統化思維模式的訓練過程。
在電影音樂賞析課程的教學中，我們著重探索如何通過電影音樂文本的細讀和多種知識背景的交叉綜合使用來培養學生的系統思考習慣，訓練學生在面對一個文藝現象和社會現象時打開視野，綜合自己的多方面知識背景來系統地研究、分析對象。在藝術教育中有的放矢地發展系統化的思維模式，是在大學教育中，對道德教育、審美教育和智力教育的整合。本文側重研究了如何引導學生用整體化的視野在影像元素與音樂的結合文本中找出思考命題，在電影藝術所反映出的文化現象中發現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問題并表達觀點。以此訓練學生面對復雜問題時能主動地運用觀察力、想象力、思考力，從而培養出具有系統性分析綜合能力的創新型人才。以大學藝術教育中的系統性思維的建構作考量，我們的設計是：以藝術文本分析為基礎，結合美學的、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教育的各個方面的知識和分析方法，引導學生發展出那種綜合的、聯想的、發散的思維模式。電影音樂賞析課程是跨領域的，我們和學生一起研究電影和音樂、文學等藝術門類綜合所呈現的美學特征。這種文本正好適合引導學生用整體性視野去觀察現象，用綜合的、啟發式的、對話和討論的方法去幫助學生發展系統化思維。
二、藝術教育中，訓練學生以整體性視野在影像中發現問題
音樂教學是一門提升藝術修養的課程，我們首先把培養學生對音樂的形式感悟能力放在首位。但因為有了培養整體性思維的指導思想，我們就同時注意引導學生在電影文本中發掘出人類生活的困境和現實社會的思考命題，例如：愛情與婚姻的倫理問題、戰爭的正當性問題、如何有尊嚴地面對死亡、內心混亂與自我拯救的問題、為了正義的復仇是否具有正當性、藝術是否具有超越社會價值的純粹性問題等等。首先是啟發學生從電影文本中發現問題，從這些人類無法逃避的道德選擇出發，帶領學生從影像敘事和音樂結合的影像特征中，引出美學與社會學領域的各種命題，來思考如何區分善與惡，在復雜的境遇中如何做出抉擇。以美國影片《辛德勒名單》克拉夫特大屠殺的段落為范本分析，人們可以從中看出思維方法和視野的差異所導致的讀解的差異，由此可以分析“豎井”式思維讀解和整體性思維讀解的不同。在克拉夫特大屠殺現場，德國的軍人以他們特有的精確和認真態度搜查猶太人。經過白天的大搜捕和大屠殺，猶太人居民區已經人去樓空，但是還有一些人想盡一切辦法藏在一切可能藏人的地方。德國士兵以他們的耐心和縝密的組織才能，居然用上了聽診器來找到躲藏在樓梯下和夾層里的猶太人。在一陣手電筒的光晃動之后，德國軍隊在鋼琴里面、床板下面、樓板夾層中找到了躲過了白天大屠殺的殘存著。又響起了一陣陣的槍聲，又一批生命消失了。#p#分頁標題#e#
這時，樓房的一個黑暗的房間里響起了鋼琴聲，一個納粹軍官流暢地演奏著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48首》中的一首賦格曲。兩個納粹德國的士兵跑過來，站在門口談論起來：“這是巴赫？”“不，這時莫扎特。”此后，這曲子就伴隨著槍聲一直在畫面中延續，直至那個夜晚大屠殺的畫面結束。課堂上討論這一段落時，筆者向學生提出問題：在這一段中，是誰在彈鋼琴？有的說沒注意，也有很多學生回答說是一個猶太人在演奏，認為導演以此表現猶太人視死如歸。當筆者引導學生再次仔細觀看畫面，卻發現是一個納粹軍官在演奏，面對此結果學生們表現出的是沉默。他們不能理解，這個很有水準的音樂愛好者是一個屠殺猶太人的德國軍官。對此段落音樂與畫面的特征的細讀，學生有共識：音樂的節奏明快，與殺戮的節奏形成了強烈對比，寫出了法西斯軍隊在執行殺人任務時的冷漠和殘酷。但當我們以整體性思維的方法去引導學生，就能讀出令人震撼的筆觸，它的深刻性和冷峻完全游離出畫面本身。經過師生共同參與的對話和討論，我們在這一段影片中發現了諸多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音樂的本質是超越社會價值的嗎？一個人的音樂修養與他的內心道德秩序是否有關系？如此冷靜而有秩序的殺戮行為是否根植于我們人類的本性之中？種族優越感的意識形態灌輸是怎樣導致人們會毫不足惜地毀滅另一種族或者一些被認為是低賤出身的群體？在罪惡面前士兵是否有行動選擇的可能性？……這些問題的發現和提出，是借鑒了文學閱讀的文本細讀特征，是建立在把影像觀賞看作是一個具有普遍聯系的文化現象，而不單單是一項電影音樂的純粹趣味欣賞活動。
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理解我們的生活和環境，就必須不間斷地了解我們的空間和地域，我們的歷史情境，我們身居其中的政治體系，以及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心理過程。這樣，我們以文化為支撐點細讀作品，注意訓練整體性的視野，這就可能形成對學生系統性思維模式的極大擴展。在美國影片《現代戰爭啟示錄》中，導演科波拉營造了一個著名的直升機轟炸越南村莊和抵抗人士的段落。在教學中，我們引導學生分析電影音樂的使用與作者意圖的關系。觀眾看到，裝備精良的美國士兵乘著直升機，前往叢林執行掃除北越武裝據點的任務。在靠近目的地時，指揮官為了鼓舞士氣命令士兵放瓦格納的《女武神》中第三幕的開始曲。伴隨著這段雄壯的間奏曲引子部分的響起，直升機在海平面上由遠而穩駛來。銅管樂為主的樂隊奏出急促的波音音型，圓號吹出時隱時現的主導動機配合著美軍士兵或振奮、或恐懼的神態。當飽滿有力的主題音樂由長號全奏推出時，音樂那巨大的審美感染力讓聽者滋生出生理、心理上的一種振奮和激昂，這種激昂的情緒充溢著整個直升機里的每個角落，士兵們甚至觀眾都被裹挾在這壯麗的音樂聲中，那些裝備精良的直升機在寬闊的海平面上構成了一幅壯美的畫卷。
在對這個影像段落的解讀中，學生們感受到的是壯美：瓦格納音樂的恢弘之美，美軍裝備精良的直升機的視覺美，寬闊的海平面和直升機之間構成的畫面美。我們引導學生以政治的、歷史的、人道主義情感等整體性的文化視野來細讀這一段，大家終于發現，這是一部美國導演科波拉拍攝的反戰影片，并不是美化和歌頌戰爭的片子。帶著系統思維的教學目的，我們進一步給學生提出許多闡釋上的疑問。為什么一部表現戰爭的殘酷、反思戰爭對人性的摧殘的片子，我們卻有對畫面和音樂的有著一種美感的激動？這是否使我們在面對殺戮時失去了憐憫之心以及對被殺戮者的同情？瓦格納的音樂與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有什么關系？宏大音樂風格與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主義有關系嗎？宏大音樂風格是否催生了聽者的心理快意？宏大音樂與觀賞心理是否存在智性滿足？心理快意是否會讓行罪者忽略當下的惡而滋生對自身行為的正當性錯覺？以“豎井”式思維來觀察的結果，這只不過是一段壯麗畫面的典范。以整體性思維模式來細讀，這里蘊含著一些引人思考的深刻命題，這些命題跨越音樂美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經過啟發式的討論，同學們得出結論，這一段的意義并不是表面所呈現的激昂和國家主義宏偉頌歌，而是對戰爭和殺戮行為做出一種終極性的批判。通過這種發現、再認識和綜合分析的過程，使學生們認識到一個藝術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是開放的，其中所有元素都會讓觀賞者參與到一個發現的過程中來。我們認為，這個發現的過程就是思維開放模式的訓練過程。
三、藝術教育中問題意識與思維拓展訓練
在對音樂和影像結合所呈現的畫面特征的細讀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是對藝術教師本身所具有的知識能力和認知能力的考驗，也是在藝術教育中發展系統性思維的有效途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探索一種鼓勵學生對話、交談的方法，通過對話來達成思維模式的拓展和思維方法訓練。在俄羅斯哲學家巴赫金那里，對話原則是對所有交流活動的哲學概括。巴赫金給對話下的定義是“對話性是具有同等價值的不同意識之間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①與蘇格拉底對真理產生與對話的認識相仿，巴赫金認為，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識與自我意識的接壤處。“一個意識無法自給自足，無法生存，僅僅為了他人，通過他人，在他人的幫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認識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構成自我意識的行為，是確定對他人意識（你）的關系。”這是巴赫金所說“單一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344頁）的哲學內涵。[3]①就對話的功效而言，美國學者認為自由而具有深度的談話是一種有效的思想碰撞形式。“在深度會談時，大家以多樣的觀點探討復雜的難題，每個人攤出心中的假設，并自由交換他們的想法。在一種無拘無束的探索中，人人將深藏的經驗與想法完全浮現出來，而超過他們各自的想法。”[2](275)在影片《1900的傳說》的課堂討論中，我們就探索這種用對話、討論，從作品中發現問題的方法來拓展學生的發散性思維模式。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主人公在準備上岸的瞬間停住了腳步，他扔掉帽子，轉身義無反顧地返回維杰尼亞號船上。這里，導演和作曲家莫尼康尼在配樂中用上了以銅管樂為主的管弦樂音色，以穩健的主三和弦的分解音型來烘托出男主人公內心的突然轉變。在音樂與影像的結合與烘托中，他的回歸被賦予了凱旋似的傳奇色彩。但是這樣的回頭究竟是無力面對充滿競爭的現實生活的懦弱，還是基于人道主義立場的對內心愿望的積極回應？或許，這是對主人公內心懦弱本性的展現？我們在課堂討論中提出這些問題，意圖培養學生對問題的敏感和細致的分析讀解習慣。通過一系列的這類訓練和上臺講述、分小組辯論等教學形式，學生們學會了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找尋答案，他們逐漸養成習慣，以整體性視野和發散性思維來尋求對問題的解決。#p#分頁標題#e#
同樣的方法也在影片《指揮家的抉擇》的分析教學中得到實驗。這部影片的開始部分是盟軍進攻柏林的炮火聲，在這炮火聲和炮彈的飛落的震撼和灰塵中，二十世紀偉大的指揮家富特文格勒正在音樂大廳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臺下是表情凝重而秩序井然的納粹官兵和普通市民。這樣的開場曲令人匪夷所思，以我們既有的理論和歷史常識，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是善與惡的對抗，而現在面對代表正義一方的盟軍攻入柏林的最后時刻，創作者卻用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來為給歐洲帶來毀滅的納粹以精神支撐。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角度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導演明確價值判斷。以“豎井”性思維來分析，學生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納粹也用貝多芬的壯美音樂為自己壯威！但是這引出了新的問題，在音樂美學研究和音樂史研究中，對貝多芬的音樂，尤其是他的交響曲，被認為是富有哲理的思索的結果。而在許多傳統美學理念中，真、善、美是統一在一起的！對于納粹意識形態中最重要的種族主義，肯定與貝多芬的音樂無關，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貝多芬的交響曲為納粹所受用，并激起情感上的共鳴。這涉及到更為復雜的有關音樂美學與音樂社會學、音樂心理學的研究命題：音樂是不能承擔道德范疇的純粹的藝術形式；以心理學的接受層面來說音樂只能傳達出某種情緒；以音樂美學作為理論基礎音樂不能傳達明確的內涵。如果以形而上的思辨和實證主義相結合所認知到的問題，對于思維的優化和整合是可以預見到的。
知識在于尋求真理，尋求某些正確的理論解釋，一切人類知識都難免出錯，因此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為我們提供了思考和闡釋的空間，當我們對影像藝術重新審視時，也意味著，面對作品我們與作者是平等的，我們可以更積極主動地去發掘作者文本，從中闡釋、發現出更豐富的意義和趣味，這一過程同時也是我們自身某種創造性、發散性思維的培養。波普爾在《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中談到康德對待知識的態度，認為康德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過知識而尋求自我解放當作哲學研究的必要任務。波普爾是這樣談論自己對知識與心靈自由，自我解放的關系：為了精神解放而尋求知識就“要求每個人在此時此地立即行動并永遠行動的任務。因為只有通過知識的增長，心靈才能從它的精神束縛即偏見、偶像和可避免的錯誤的束縛中解放出來。”[3](179)更為廣闊的知識視野是獲得自我解放的途徑，自我解放也意味著從被束縛中掙脫出來，思維也因此被激活。我們可以這樣談論一場討論，參加者從中學到的越多，它越富有成效。這意味著：向他們提出的有趣的問題和困難的問題越多，吸引他們思考的新的答案越多；他們的觀點越是動態的、可討論、可辯駁的，就會使得個人意見有了某種公共性，這就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在哈貝馬斯看來，一個知識、一個社會理論學說或者藝術闡釋都必須在“公共領域”（publicsphere）中取得其合法性。在教學實踐中我們也發現，學生的知識視野越是開闊，思維越是活躍，課堂上師生共同的對話、提問越多，發現的藝術文本的內部聯系就越多，從藝術文本中找出的可深入討論的問題也越多。這些命題的覺察和提出可以在教師的提示和富有成效的討論中形成。
發現和思考這些問題會使我們的電影音樂賞析課堂更加處于一種動態中，但是這些都有助學生在討論、交流中發現問題，有助學生在藝術文本中發現一些潛在的聯系和思想的悖論、以及種種有待闡釋的復雜意義。在電影音樂欣賞的案例中，筆者認為：通過建立開放性的知識體系來建構一個討論平臺，使討論富有理性和成效，從而開闊知識視野，發展出一種系統思維的模式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