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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要求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不斷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我國的城鎮化問題既是事關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也是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時期，既要關注城鎮人口比例的增加，更要加強對城鎮化質量的研究，克服冒進式城鎮化［1］帶來的負效應，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東部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2010年人均GDP達到46354元，高于東北34303元、中部24242元、西部22476元及全國水平29992元，在實施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落實國家主體功能區戰略背景下，東部省區包含較多優化開發地區，這些區域開發密度已經較高，且經濟發展與當地資源環境矛盾凸顯，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故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城鎮化的內涵與質量，克服粗放式、外延式城鎮化傾向。為實現在“十二五”時期東部各省城鎮化的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必然要求走符合各自省情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因此，客觀、科學、綜合評價各省的城鎮化水平成為我們制定政策的前提。針對目前偏重于關注人口城鎮化的數量、速度的現狀，本文構建衡量城鎮化質量的評價體系，綜合測度各省城鎮化帶來的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復合效應，并針對各省在城鎮化進程表現出的質量差異提出相應對策，為“十二五”時期轉變城鎮化發展理念，實現城鎮化數量與質量的協調發展提供政策依據。 一、研究現狀述評 國內對城鎮化質量研究的成果中，葉裕民對我國300萬人口以上的9個超大城市，從城市經濟現代化水平、基礎設施現代化水平、人的現代化水平三個方面選取12個指標構建評價體系，通過主觀權重賦權法對各指標與現代化的目標值比較做了實證研究。［2］王忠誠對我國四個直轄市從城市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兩個層面選擇16指標構建評價體系，與各指標的目標值比較做了實證分析。［3］王家庭等從經濟指標、社會指標、環境指標、城市化水平四個方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30個大中城市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做了研究。［4］常阿平運用因子分析法對30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做了實證評價分析。［5］趙雪雁運用主觀權重賦權法，從經濟實力現代化水平、居民素質與生活質量現代化水平、科技與信息現代化水平、環境發展水平四個方面建立14個指標，對西北地區城市化質量與全國城市、東部城市進行了比較分析。［6］鄭亞平、聶銳對統計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從省域各主要城市（設定為地級及以上城市）組成的城市系統對經濟生產要素的吸引力、省域城市網絡張力和省域經濟發展差異指數三個綜合指標衡量城市化質量，以蘇、浙、豫、鄂、陜、川六省的120個城市為樣本，在評價城市化質量的基礎上探討了城市化質量與省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韓增林、劉天寶從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就業、居民生活、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用地質量、創新質量和城鄉協調等十個方面選擇31個指標構建評價體系，對我國286個地級以上城市進行衡量分析，并探討了城市化質量的空間差異特征。［8］綜觀已有對城市化質量的研究，研究對象多為同一級別的城市比較，如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城市，對尺度較大的省域層面區域城鎮化質量研究較少；樣本數量由幾個至幾百個不等；建立的評價體系多為覆蓋體現城鎮化內涵的各項指標，包括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也有從城鎮體系內各城市間的經濟聯系角度度量；定量分析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主觀賦權法與目標值比較法等測度方法。 二、省域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 1．指標構建 本文從經濟績效指標、社會發展指標、居民生活指標、生態環境指標、基礎設施指標、空間集約指標、統籌城鄉指標七個方面構建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綜合評價城鎮化進程帶來的經濟發展、社會事業、居民生活、生態文明、基礎設施、空間結構、城鄉統籌等方面的復合效應。為便于不同規模省份的城鎮化質量比較，評價體系弱化總量指標，均采用人均指標。 2．定量方法 在確定了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后，確定指標權重至關重要，需要在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二者中選擇?？陀^賦權法所依據的賦權原始信息來源于客觀環境，它根據各指標的聯系程度或各指標所提供的信息量來決定指標的權重?？陀^賦權法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復相關系數法等，本文采用熵值法。在信息論中，熵是系統無序程度的度量，某項指標的指標值變異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該指標的權重也越大；反之，某項指標的指標值變異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該指標的權重也越小。用熵值法進行綜合評價的步驟是［9］：（1）建立原始指標數據矩陣：有m個區域，n項評價指標，形成原始指標數據矩陣，xij為i區域第j項指標的指標值。（2）數據標準化處理：正向指標采用極大值標準化xij′＝xij／xmax；逆向指標采用極小值標準化xij′＝xmin／xij。 三、東部10省市城鎮化質量實證分析 本文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0個省市為研究對象。為保證數據獲得的一致性與系統性，使用數據均來自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2011年東部各省統計年鑒、東部各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部分數據作者進行了整理。本文運用構建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定量測度各省的城鎮化質量，并將各項指標的全國水平值納入模型測算全國城鎮化質量平均水平，以期找出各省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上的不足與差距，進而明確如何彌補短板以提升省域城鎮化質量。 1．整體評價 計算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省域城鎮化質量得分多數高于全國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得分0．704，其次是北京0．677、浙江0．604、廣東0．497、天津0．491、江蘇0．466、福建0．450、山東0．392，最低的是海南和河北，得分分別為0．376和0．337，全國水平得分為0．381。東部各省及全國得分如圖－1所示。從分項得分來看，用標準差（σ）和變異系數（δ）來測算各大項質量得分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σ＝∑（xi－x＊）2／n／x槡＊。式中xi為i省城鎮化質量得分，x＊為東部10省城鎮化質量均分，n＝10。σ越大則表明省域城鎮化質量絕對差異越大；δ越大則表明省域城鎮化質量相對差異越大。東部10省市在大項指標的絕對差距上由大到小依次為：社會發展（σ＝0．067）＞經濟績效（σ＝0．044）＞生態環境（σ＝0．039）＞城鄉統籌（σ＝0．032）＞居民生活（σ＝0．030）＞基礎設施（σ＝0．008）＞空間集約（σ＝0．004）。相對差距由大到小依次為生態環境（δ＝0．644）＞城鄉統籌（δ＝0．603）＞社會發展（δ＝0．559）＞經濟績效（δ＝0．436）＞居民生活（δ＝0．397）＞空間集約（δ＝0．210）＞基礎設施（δ＝0．133）?？梢姡瑬|部省市在城鎮化的文化、衛生、教育等社會發展指標，經濟結構、能耗、財政等經濟績效指標，生產、生活污染處理、森林保護等方面呈現出較大的絕對差距；相對差距上除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指標外，城鄉差距也是城鎮化質量差異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空間資源利用、城鎮緊湊程度及城市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相近，無明顯差距。在省域差距明顯的大項指標內部，經濟績效指標上，北京、上海、天津得分最高，山東、海南、河北得分最低，極值差率為3．522；社會發展指標上，上海、北京、天津得分最高，山東、海南、河北得分最低，極值差率為4．362；居民生活指標上，三大直轄市仍然是最高，福建、河北、海南得分最低，極值差率為3．277；生態環境指標上，福建、浙江、海南得分最高，江蘇、上海、天津得分最低，極值差率為5．956；城鄉統籌指標上，浙江、江蘇、山東得分最高，北京、天津、海南得分最低，極值差率為6．211。各省分項得分如圖－2所示。#p#分頁標題#e# 2．各省不足及對策 從各省的不足來看，海南省與東部省份比較表現出的差距在經濟績效、社會發展、居民生活、基礎設施、城鄉統籌等方面，需要立足省情發展現代農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來夯實城鎮化基礎，完善基礎設施提升承載能力，同時加強社會建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構建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造成河北省質量得分偏低的因素突出的表現在經濟績效、社會發展和居民生活指標，這三個方面是對城鎮化質量貢獻最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提高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體現城鎮化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實現城鎮化質量的全面提升。山東省的不足體現在經濟績效、社會發展和空間集約方面，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優化城鎮空間布局實現城鎮緊湊、集約、內涵式發展。福建需要強化城鎮化的市場動力，通過完善市場體系提高市場化程度，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江蘇和上海的短板表現在生態環境指標上，需要在主體功能區規劃下，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走綠色發展、生態文明的城鎮化道路。天津和北京的制約因素表現在城鄉統籌方面，需要強化城鎮對農村的輻射，在構建城鄉良性互動基礎上提升城鎮化質量，同時天津需要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為城鎮化可持續發展提供生態本底條件。浙江和廣東在空間集約上仍有提升空間，需要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控制土地開發強度的基礎上優先發展高端產業、加快低端產業向中西部內陸地區轉移。 3．城鎮化質量與速度的對比 從城鎮化的速度與質量協調程度看，以人口城鎮化率代表城鎮化速度，速度最高的上海為88．9％，其質量總得分也是東部地區第1位；人口城鎮化率最低的河北為45％，其質量總得分在東部居最末位。以東部10省市城鎮人口占東部總人口的比重計算得到東部整體城鎮化率為59．88％，并以東部整體城鎮化率與各省城鎮化質量得分的均值為正交坐標軸，繪制散點圖描述各自的相對水平，如圖－3所示。圖中顯示東部10省市在人口城鎮化和城鎮化質量對比上呈現三種類型。高—高型：上海、北京、浙江，城鎮化發展的速度與質量均高于東部平均水平；低—低型：福建、山東、海南、河北，城鎮化速度、質量均低于東部平均水平；高—低型：天津、廣東、江蘇，人口城鎮化率快于東部水平但質量低于東部平均水平。高—高型區域今后城鎮化發展的重點是在保證城鎮化質量的前提下積極穩妥的推進城鎮化進程，并彌補自身不足實現全面提升；低—低型區域具備進一步提高人口城鎮化率的空間與能量，可以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加快新型工業化步伐、壯大經濟實力來推進城鎮化進程；高—低型區域今后的發展方向應更加關注城鎮化的質量與內涵，強化區域功能完善與能級提升，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同步推進城鎮化質量與水平。 四、結論與討論 1．快速推進城鎮化的“十二五”時期，研究城鎮化不僅要關注城鎮人口的數量增加，更要測度城鎮化進程帶來的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復合效應。本文從經濟績效、社會發展、生態環境、居民生活、空間集約、統籌城鄉指標七個方面構建省域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旨在客觀、綜合評判省級區域單元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所處發展階段，克服單一評價指標的片面性與不足，以有助于各省域理性提出發展目標、科學推進城鎮化進程，針對不足來提升短板實現城鎮化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水平的協調同步發展。 2．東部10省市城鎮化質量得分除海南與河北外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內部呈現一定差距。上海、北京、浙江得分居于前列，山東、海南、河北得分處在末位。以標準差和變異系數衡量省域在構成城鎮化質量大項得分上的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東部省市在社會發展、經濟績效、生態環境項的絕對差距較大，在生態環境、城鄉統籌、社會發展指標上的相對差距較大，在空間集約和基礎設施指標方面差距較小。這表明盡管東部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東部省份的城市轄區基礎設施水平相當，人口密度和建成區的經濟密度相近，空間集約化水平無明顯差距，但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也較為突出，特別是生態環境指標對省域城鎮化質量差異貢獻頗大。 3．從各省城鎮化質量的得分構成看，制約各自城鎮化質量提高的短板不盡相同。海南在經濟績效、居民生活、社會發展、基礎設施、城鄉統籌方面，河北在經濟績效、居民生活、社會發展上，山東在經濟績效、社會發展、空間集約指標上亟需針對性地彌補不足，進而提升全省城鎮化質量。 4．從各省城鎮化速度（以人口城鎮化率衡量）和城鎮化質量協調的角度比較，相對于東部整體城鎮化率和城鎮化質量水平，上海、北京、浙江屬于“高—高型”；福建、山東、海南、河北屬于“低—低型”；天津、廣東、江蘇屬于“高—低型”。不同類型省市在“十二五”城鎮化進程中應有所側重，兼顧城鎮化速度與質量的協調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