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理念論文范例

一、虛擬世界：提前到來的第四維空間

（一）虛擬世界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即時溝通的優化。這里的優化，有兩個方面的所指，一是網絡的出現使得人們之間的即時溝通更加精細化，聲音、圖像甚至是視頻都被應用于虛擬社會人群中的聯系中。二是這種即時溝通的“廉價”的實現。網絡的一大優勢在于廉價而優質的服務。這種精細的即時溝通的實現并未帶來巨額的費用負擔，反而是十分廉價，極大促進了虛擬社會之間聯系溝通的進步和升級。其次，是爆炸性轟動的獵奇心理。虛擬社會是最不缺乏驚奇和驚喜的地方。這里的任何一件新奇事物或者新聞都能夠迅速引發虛擬社會中人們的圍觀和討論，由于這種圍觀和討論的產生和進行往往是即時的，是類似于電話會議的那種討論，因此往往能夠產生一種爆炸性的轟動。這種群體性獵奇心理引發的爆炸性轟動是虛擬社會中的尋常事件。它類似于在電影院看喜劇片時常常能夠產生幾倍于自己一個人看時感受到的幽默感一樣，具有扎實的心理學內容和理念支撐。最后，是區域與整體的和諧統一。虛擬社會中的地域界限變得十分模糊，雖然有來自不同現實地區的人們，然而身在虛擬社會中，這種地域感就會被強烈的削弱，他們在虛擬社會中所持的是一種全局的宏觀視野，只要是在這個世界中出現的事件都會進入他的視野。而這些虛擬社會中的事物總能夠借助這些人的接受和關注而走出虛擬社會的固有界限進入人們的實際生活。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就實現了由區域到整體，再由整體回到區域的轉變，也就是實現了區域與整體的和諧呈現和共存。

（二）虛擬世界帶來管理哲學理念上的困境

虛擬社會的管理是現代管理學發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傳統社會的哲學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都因為虛擬社會自身的獨特性而受到沖擊和挑戰。具體來說，虛擬社會帶來的管理學困境突出表現為：一是虛擬化與真實性的沖突。虛擬社會中人們在活動時往往保持著自身身份的隱秘性，這種隱秘性對于個人的信息安全以及財產安全等具有十分明顯的重要性。然而從管理學角度來說，隱秘性意味著責任與義務的無人承擔，人們的行為處在一種管制真空的空間中，傳統的社會管理方法無法將這些千篇一律的人們規范在自己的規矩之內。二是虛擬世界的輻射性。虛擬社會的對應物是真實社會。而虛擬社會在管理學維度上的輻射性已經波及現實社會?，F實社會中的事件在虛擬社會中因獵奇心理和即時發酵效應能夠得到持續的擴大化表現，這就使得在現實中存在的事件受到虛擬社會的輻射之后發生“夸張”性的變化，對現實社會產生過度的影響，對民眾帶來認識上的迷惑甚至是恐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都因此面臨成倍的管理壓力。三是虛擬世界中道德意識的淡化和扭曲。在虛擬世界中，由于很多行為無法實現與現實世界中的對應，機器的阻隔使得人們在發出行為和動作時缺少必要的道德意識。甚至出現一些在現實世界中不符合主流價值觀和道德規范的行為在虛擬世界中卻變得十分普遍的詭異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做是虛擬性與道德觀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的體現。

二、從哲學維度梳理虛擬世界的基本管理理念

（一）虛擬世界的生命：自由理念

一、本體論文論   西方文論發端于古希臘，以古希臘哲學為根基。古希臘哲學的核心是關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學說，即所謂本體論(Ontology)學說。從米利都學派的泰勒士(約前624－前547)起，一系列希臘哲學家分別以“水”、“氣”、“火”、“土”、“數”、“邏各斯”等為萬物的始基，巴門尼德更首倡“存在論”，認為運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屬于“非存在”，是虛假的，只有那唯一不動的“存在”才是真實的。柏拉圖的理式論(亦譯理念論)主張理式是普遍性的一般存在，個別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式而實現其自身的感性存在，這種見解對巴門尼德的存在論做出顯著發展。亞里士多德一方面沿著柏拉圖的思路繼續追尋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據，另一方面又批判柏拉圖對一般與特殊的割裂，認為一般存在不可能與感性存在相分離，而依存于感性存在之中。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建立起普遍與特殊相統一的文藝觀，肯定了文藝的真實性，確立起最初的藝術典型說和藝術形式的有機整體論。嗣后，希臘化時期和古羅馬時期的文學理論各有特色，但均未超出本體論的總體格局。古羅馬末期的普羅提諾提出“流溢說”，認為世間萬物均由“太一”流溢而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歸與太一或上帝契合無間的狀態，實現永恒的真善美。①這種理論與柏拉圖的理式論如出一轍，成為中世紀神學本體論的先聲。古代末期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說得更清楚: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無所不能，至仁、至義、至德，無往而不在”;他是“一切美物之美”，即美的本體，那美不能直接觀照，卻非虛幻。②神學本體論在中世紀哲學中居主導位置，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存在指以上帝為中心的萬物統一體，析言之，從中可分出“純粹的存在”(上帝本身)和“構成的存在”(由多種事物表現出的具體存在)，其中前者是造物主，是自在自為的最高存在，后者是被造者，是非自在自為的低級存在。③在這種觀念基礎上，中世紀文論在所難免地服務于基督教神學，把所有文學藝術都導入基督教文化體系的范疇中。“本體論”一詞由德國哲學家郭克蘭紐(R．Goclenius)提出，指對世界本原、本性或本質的研究，亦指對存在本身或萬物根本特征的研究。在神學文化居主導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紀，限于科學的發展尚處于較低水平，哲學家往往兼為神學家，他們對本體或終極實在的苦思冥想最終都難免指向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現實存在即上帝。即便在聲名最著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這一點也無法避免。柏拉圖的理式世界中存在著層次分明的等級，位于最底層的是各種具體事物的理式，位于較高層的是關于數學、幾何的理式，位于更高層的是藝術、道德、政治的理式，雄踞最高層的則是“善”的理式，亦即上帝或造物主本身。依據亞里士多德對形式與質料關系的見解，世界是由一條質料不斷追求形式的漫長系列構成的，它的一端是絕對被動的純質料，追求一切形式而不為一切形式所追求;另一端是絕對能動的純形式，為一切質料所追求而不追求一切質料，這個“純形式”便是作為世界第一推動力亦即絕對實體的上帝。即便在作為哲學大本營的古希臘，本體論的建構也離不開一個超自然的上帝，更何況在希伯來－基督教神學文化體系中。明確了這個大背景，對于啟蒙時代之前的圣經研究為何以張揚神學信仰為起點，就會了然于心了。   二、第一次轉型:從本體論到認識論   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人文主義者否定神性，贊美人性;反對神權，主張人權;反對蒙昧主義，追求文化科學知識。隨著數學、力學、天文、地理等學科知識的長足進步，自然科學逐漸擺脫神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并促使哲學從對存在問題的關注轉向對人如何獲得知識的思考，涉及人認識真理的途徑、過程和方法，人如何確定知識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亦使文學理論從關注本體轉向關注人對外界及其自身的認識，進入文論史上的第二個階段———盛行于17－19世紀的認識論階段。法國哲學家笛卡爾(1596－1650)是這次轉型的先行者，在他看來，哲學只有建立在可靠、清晰、明確的知識基礎上，才能達于真理。④他強調懷疑對于獲得知識的重大作用，倡導懷疑一切，唯一無可置疑的是“我在懷疑”的事實。他認為思維對于人的生命具有決定性意義，理性是人區別于普通動物的本質特征，進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論斷。這種認識論哲學由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發展和深化。在培根(1561－1626)那里，哲學的任務是“摹寫宇宙”或認識自然;獲得真理須經歷一個漫長過程，其間對個別事實的感性經驗逐漸上升為理性的科學知識。他強調觀察和實驗對于獲得可靠知識的基礎作用，主張通過歸納而非推理演繹發現自然規律。英國另一位經驗主義學者洛克(1632－1704)提出著名的“白板說”，宣稱人的心靈如同白板，全靠實踐在上面刻出經驗和知識。他駁斥理性主義的“天賦觀念”論，斷言凡是進入理性的都首先存在于感覺中，人們關于邏輯規律、數學公理及道德原則的知識都是后天獲得的。與英國經驗主義者遙相呼應，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者沿著另一條路線為認識論哲學的確立做出重大貢獻，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提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只能來自理性，是一種天賦觀念;這種觀念最初潛存于人們心中，經過一個認識過程才能逐漸明晰起來。他區分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認為前者是依據天賦觀念、遵循充足理由律、通過歸納而獲得的，不具備普遍必然性。嗣后，康德和黑格爾把認識論哲學及其美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討了理性認識的發生機制，認為理性是人心中固有的把握絕對知識(即超越現象世界而把握自在之物)的天然傾向;理性所追求把握的對象，正是形而上學著力研究的上帝、靈魂和自由。在康德看來，人開始其認識活動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人的認識能力，對認識賴以進行的工具做出考察;人的認識能力即判斷力，美學所研究的就是個別情感現象如何借助于判斷力升華為帶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審美心理機制。黑格爾哲學實現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他的美學定義“美是理性的感性顯現”既指出藝術是絕對理念透過感性形式表現出來的，又表明藝術是運用感性形式對理念和真理的認知。他把認識分為“感性認識”、“想象意識”和“絕對心靈的自由思考”，認為三者分別對應于藝術、宗教和哲學。⑤#p#分頁標題#e#   三、認識論文論   在認識論哲學漸居主導地位的時代氛圍中，西方近代文論的主流貫穿著忠實反映自然、全面表現人生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塞萬提斯認為，小說家須以摹仿自然為己任，自然是他的“唯一范本”，對其摹仿得“愈加妙肖”，他的小說就“愈見完美”。⑥法國理性主義文論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強調，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理性，以之為最高準繩，因為只有符合理性，才能符合真，也才能達于美;即便進行藝術虛構，“也只為使真理顯得格外顯眼”。⑦他把藝術定位于認識和再現真理，顯示出認識論文論的基本性質。法國哲學家狄德羅主張“嚴格地表現自然”，“把情節摹仿得精確”，“把自然如實地顯示給我們”，惟其如此，藝術品才能“更真實、更動人、更美”。⑧德國啟蒙文論家赫爾德(1744－1803)意識到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對詩歌創作的必然影響，認為自然氣候、風光景物、民情風俗、政治制度等都會制約文學的發展，既然如此，對詩歌的解讀就應秉持一種歷史主義觀點，把某個時代的審美趣味與特定歷史條件聯系起來。他說:“誰要想影響審美趣味的歷史，就必須影響它的起因;……誰要想造就黃金時代，就要首先造就達到黃金時代的起因。”⑨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詩學進而引入剖析詩歌的主觀維度，依柯勒律治之見，詩歌本是主客觀統一體，是“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間的……是自然事物與純屬人類事物之間的一致與和諧。詩是思維領域中形象化的語言，它和自然的區別乃在于所有組成部分被統一于某一思想或觀念之中”。⑩此語表明詩歌中不但有外部世界的自然、社會和歷史生活，還有詩人的內在感情和思想觀念，故對文學作品的認知須兼顧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到了現實主義小說家司湯達(1783－1842)那里，文學甚至被理解成鏡子，須不避矛盾而直面人生，有美寫美，有丑寫丑，逼真地再現社會現實，如其所言:“丑惡的人在鏡子中掠過，這難道是鏡子的錯誤嗎?難道不該考察鏡子是朝著那些人嗎?”瑏瑡?與司湯達同時代的法國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1799－1850)更是宣布:“法國社會將要作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寫出許多歷史家忘記了寫的那部歷史，就是風俗史。”瑏瑢?巴爾扎克以其卷帙浩繁的《人間喜劇》揭示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原則:借助于千殊萬別的典型人物，反映整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風尚和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展現廣闊的社會歷史畫面。19世紀下半葉，在科學主義思潮和實證主義哲學影響下，法國藝術理論家泰納(1828－1873)提出“種族、環境、時代”是決定藝術發展“三要素”的觀點。“種族”指由天生和遺傳造成的民族特征，“環境”包括地理自然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時代”則指特定時期的風俗習慣、文化精神等。既然藝術的發展受到這些要素制約，欲正確認識藝術品，就必須著眼于這些要素，對它們進行尋根溯源的考察，分析其作者的種族身份，以及藝術品賴以生成的環境條件和時代風尚。這種理論對社會－歷史批評生了深遠影響。概觀之，近代流行的認識論哲學和文學理論將文學批評家從神學本體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之有可能在兼奉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基礎上，對影響文學發展的社會、歷史、民族文化心理乃至自然地理環境等做出合理解釋。在這種語境中，社會－歷史批評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使歷代文學名著的作者、成書時空、受眾、傳播過程等日漸大白于天下。   四、第二次轉型:從認識論到語言學   西方文論史上的第二次轉型發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特征是從認識論文論轉向語言學文論。肇始于17世紀的第一次轉型是以人類理性登上哲學王位為標志的，相對于此，第二次轉型的核心事件則是起初隸屬于理性、僅僅充當工具的語言異軍突起，逐漸占據了哲學的王位。這次轉型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西方社會多種文化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中首推語言學的長足進展。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1857－1913)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向傳統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發起挑戰，提出“言語－語言”、“能指－所指”、“共時－歷時”、“橫向組合關系－縱向聚合關系”等多組“二項對立”概念，表明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由其自身的含義規定的，而是在一個縱橫交錯的符號網絡中由語言的結構規定的。任何一個語言要素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周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即“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與其他要素對立才有其價值”，“語言不可能有先于語言系統而存在的觀念和聲音，而只有由這系統發生的概念差別和聲音差別”?，伂?這些思想對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等流派的文學研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型”亦受惠于哲學和美學領域中的“語言學轉型”。通常認為，20世紀西方哲學和美學有兩大主潮，一是以分析哲學及其美學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潮流，二是以存在主義哲學及其美學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潮流，二者在不少方面南轅北轍，但就其對語言的關注而言卻不謀而合?？茖W主義哲學認為，許多哲學問題之所以爭執不休，根源在于對語言的誤用，故正視語言的缺陷，揭示其真實的邏輯結構，就成了哲學的當務之急。美國哲學家羅蒂于1967年編選出文集《語言學轉向》，主張“通過改革語言，或通過進一步理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解決甚至排除哲學上的種種問題”?，伂?作為解決問題的嘗試之一，分析哲學家提出“可實證性原則”，即某個命題有無意義，取決于它能否用邏輯證明或經驗證實的方法去確定真偽。在此原則面前，傳統形而上學所爭論的許多議題，諸如世界的本原、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等，都是無法驗證也沒有意義的“偽命題”。在分析美學家看來，傳統美學家津津樂道的“美是什么”、“藝術的本質”一類課題也是永遠得不出確鑿答案的偽命題。這種思考導致對傳統哲學和美學的語言學批判?，F代人文主義哲學及其美學對語言也做出全新界定。傳統的形而上學把人視為認識的主體，把世間萬物視為被認識的客體，把語言視為認識得以進行的工具?，F代人文主義強調人與世界的渾然一體，反對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而用“存在”取代“主體”、“客體”一類概念。在其理論視閾中，語言與存在相互關聯，并非交際工具而是人的活動，確切地說，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即如海德格爾所論:“存在在思維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人棲居在語言所筑的家中。”瑏瑦?語言的本質在于理解，理解的本質是此在在生存中對存在者的揭示，是存在者的顯現，而存在者顯現的方式取決于此在的在世方式。這使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轉換成了語言與存在的關系，語言則成為哲學和美學研究的中心。此外，現代西方文論的“語言學轉型”還得力于各種文學實驗中的語言創新探索。五花八門的現代派文學爭先恐后地進行語言革新嘗試，在文學史上達到前所未有的踴躍程度。象征主義詩人為了暗示現實世界與超驗世界之間的神秘聯系，紛紛追求詩歌語言的朦朧性和暗示性。未來主義詩人用“類比”、“感應”、“斷斷續續的想象”傳達作者的隱秘體驗。意識流小說家動輒采用跳躍式聯想、時序顛倒、亦真亦幻手法表現無意識活動的繁復、錯綜和紊亂特征。荒誕派戲劇家以顛三倒四、支離破碎、重復啰唆、自相矛盾的臺詞揭示人生的空虛、無聊、隔膜和荒誕。新小說作者追求語言的重疊、對稱、隱喻、類比，熱衷于從事“文字歷險”的語言學實驗。黑色幽默小說家則以稀奇古怪、錯亂顛倒的語句使讀者發出“苦澀的笑”。所有這些都呼喚著文學理論做出相應的變革，以回應日新月異的當代文學語言所發出的挑戰。#p#分頁標題#e#   五、語言學文論   在20世紀西方文論中，最早涉及“語言學轉型”的命題是意大利理論家克羅奇(1866－1952)提出的“美學與語言的統一”，他說:“任何人研究普通語言學或哲學語言學，也就是研究美學問題;而研究美學問題，也就是研究普通語言學。”瑏瑧?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象征主義文論對“語言學轉型”亦發生了推波助瀾作用，該派對象征語言與日常語言做出明確區分，極力論證了象征語言的暗示性、模糊性、啟迪性和再造性，主張象征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還是詩歌的本質特征或本體所在。以恩斯特•卡西爾(1874－1945)和蘇珊•朗格(1892－1982)為代表的文學符號也是現代語言學文論的重要體現者，他們通過揭示藝術語言與科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差異，揭示藝術符號的獨特性，為審美活動的自律性找到合法化理由;他們不僅將藝術符號擢升為藝術本體，而且歸納出其意象性、情感性、不可言說性等特征，發掘出藝術符號與生命形式之間的內在關聯?，F代語言學文論的典范形態是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敘事學和解構主義。19世紀下半葉，在文學研究中占主導位置的是實證主義和文學社會－歷史學，這種研究注重考察作家傳記、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交織著哲學、美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心理學、人類學成分，反而將文學本身淹沒于與其相臨的諸學科中。俄國形式主義者力求從這種窘境中突圍，創立一種獨立自主的文學研究學科。他們認為文學的獨到之處是由“文學性”賦予的，只有“文學性”才能充當文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穩固核心。他們強化了文學本體意識，借助于“陌生化”、“形式”、“材料”、“程序”、“情節”等概念深化了人們對文學的認知。深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英美新批評理論家將“本體論”明確引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運用“朦朧”、“張力”、“反諷”、“悖論”等術語將文學本體與文學語言聯系起來，并將語言分析與文學批評融會貫通，把文學批評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繼而，結構主義文論自覺地立足于現代語言學理論，提出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文學的普遍規律而非具體文本。該派學者通過對大量文本的綜合研究發現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關系模式，并致力于考察作品的“深層結構”，以求對其精神文化內蘊有所認識。結構主義敘事學運用結構主義理論分析敘事性作品，試圖借助于簡化、歸納等運作方法，找到普遍存在的敘述結構，將其行之有效地運用于對所有敘事作品的釋讀。從解構主義開始，研究者對語言問題的關注和認識顯示出新特點:在充分意識到語言用于狀物表意時的局限性之后，進而關注語言本身的不穩定性、語言承載意義的不確定性，乃至語言的自我顛覆性。   此外，存在主義在現代語言學文論中亦有一席之地，它把對語言問題的討論納入存在論視野，超越了將語言僅僅當作符號式工具的傳統語言學觀念，使語言研究獲得了本體論性質。

作者：朱鏡人 張珍珍 韋立君 單位：合肥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丹尼爾•約翰•奧康納（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紀英國分析教育哲學代表人物之一。奧康納著作頗豐，其《教育哲學導論》是分析教育哲學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國教育哲學界曾撰寫了21篇論文慶祝他的75歲生日。1991年，這些論文以《邏輯基礎：紀念奧康納論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為題出版。該書主編在前言中特別強調，書中每一篇論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奧康納的影響，而且所有的論文選題都是奧康納曾經關注過的問題［1］vii?？梢妸W康納對英國哲學界的影響。換言之，研究英國分析教育哲學是需要深入研究奧康納的。

一、對傳統哲學的批判

奧康納的分析教育哲學思想的形成與其分析哲學思想關系密切。分析哲學家對傳統哲學是持批判態度的。奧康納本人對傳統哲學的批判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其一，傳統哲學無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務。在他看來，傳統哲學家大致有3項相互關聯的任務：一是審視宇宙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對提出的問題作理性分析：三是設法論證其觀點或者至少能證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觀點也要有可以為其辯護的論據。［2］16但在這一方面，傳統哲學家工作的效果難以令人滿意。奧康納認為，在歷史上，在有關宇宙的學說中，很少有哲學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賓諾莎那樣的讓許多人滿意的成就。但奧康納強調，即便這樣，在他們學說體系的邏輯性方面或邏輯前提的真理性方面還是有明顯的破綻。因此，“不論他們提出的理論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說服力，人們仍然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們是真理”［2］16。奧康納認為，現代哲學家的目的要貼切實際的多了，哲學家僅根據自己的哲學觀提出有關學科范圍的見解，很少有人再持傳統哲學家的觀點了。因為，“傳統哲學家提出的假設超出了他們能夠證明它們的能力。他們關于宇宙的解釋應當像煉丹術、占星術、巫術一樣被否定掉。理由很簡單，任何探究的結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須能經得起公開驗證以證明其可靠性，而且與其他公共知識一致。傳統形而上學，如占星術、煉丹術無法滿足這些要求”［2］17。

其二，傳統哲學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臨窘境。傳統哲學源頭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奧康納認為，那一時期，學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邏輯性。哲學概念幾乎涵蓋涉及人和宇宙本質的所有問題，與現代的哲學概念相差甚遠。［2］18即便如此，一些學科的研究方法還是清晰的，如植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天文學家等使用的是觀察法，數學家和邏輯學家用演繹法。但傳統形而上學和自然宗教哲學家們使用的方法難以確定。奧康納說：“當我們轉過來審視哲學問題時，我們清楚地發現，很難確定它們的方法究竟屬于自然科學的觀察法還是數學和邏輯學的演繹法。”［2］18奧康納認為，這是導致傳統的形而上學和自然宗教后來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紀時，自然科學開始加速發展，人們對科學方法有一個新認識，開始強調眼見為實，強調尊重事實。奧康納認為，當伽利略和牛頓的物理學在17世紀替代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之后，哲學家們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觀察的事實的問題以及探究自然規律的責任。但這種責任的減輕并沒有使哲學得到真正的解脫反而凸顯了傳統哲學方法面臨的窘境：“如果所有與可觀察的事實相關的問題都由科學家去研究，那么留給哲學家的問題還有哪些呢？他們又怎樣去研究剩下的問題呢？”［2］21對于這一問題，奧康納給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認為，哲學遭遇科學革命之后便形成了這樣的結果：一些屬于典型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問題可以通過經驗的方法來解決，即通過觀察而提出假設，并通過觀察驗證假設；其他的問題，如邏輯學和數學學科的問題，可以通過符合演繹規律的計算來解決。但是，還有許多問題無法劃入這兩類問題，比如傳統的哲學、倫理學和自然宗教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既不能通過經驗的方法也無法通過純演繹的方法去解決。［2］22這是自然科學獲得成功之后擺在哲學面前的問題，即哲學研究的方法問題。許多哲學家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和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受數學方法的啟示，想用幾何學方法去證明哲學結論，結果沒有成功。奧康納認為，導致他們失敗的原因是他們誤解了數學符號與哲學語言之間的差異。［2］23又如，18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和德國哲學家康德，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問題，但他們提出了一些與方法相關的問題：“人類知識的局限性有哪些？”他們試圖列出人類智力可以發現的問題的清單。他們沒有像古希臘和中世紀哲學家那樣去思考宇宙的本質和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話來說）審視人類的理解力，檢查人類的能力到底適合研究什么事物。這種試圖檢查人類智力能量實際上與傳統哲學一樣困難且容易引起爭論。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學家關注“知識論”，即關注有關人類知識的起源、性質及效度等一系列問題。在奧康納看來，這些溫和的哲學懷疑論者嘗試解決哲學方法面臨的問題，結果他們只是在開辟新探究領域方面獲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問題沒有解決，這種嘗試對于哲學領域而言，就好比在沒有找到應對舊細菌的方法之前又發現了一個新細菌［2］23，令人煩惱。

其三，傳統哲學的理論依據存在邏輯上的瑕疵。奧康納以中世紀哲學家為例作了說明。在他看來，中世紀哲學家的理論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說，“許多中世紀哲學家具有偉大的天賦和廣泛的興趣，他們所缺乏的是對人類認識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運用智能去獲取知識缺乏正確的理解。他們過于相信憑著常識和‘不證自明’原理，就可以對神的存在、人的本質、命運和物質宇宙的構成等等進行論證，但是由于缺乏像數學或科學的那樣證據，他們的結論因此難以獲得廣泛的認可”，甚至“本科一年級的學生就能指出所謂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理論的邏輯瑕疵”［2］24－25。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呢？奧康納認為，是由于中世紀哲學家掌握的知識沒有具備公共性、可驗證性和可交流性的特點。換言之，是中世紀哲學家沒有意識到“哪種證據適合用來回答問題”［2］25。#p#分頁標題#e#

【提要】本文中對中國古代與現代文學理論的異同進行了探討。無論古代文學，還是現代文學，其理論均是對文學發展的高度概括。不過現代文學理論和古代文學理論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研究文學理論的相同和不同之處，對梳理我國文學發展脈絡，更好的理解文化發展方向，有著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中國;古代與現代文學理論異同;探索

新視野和新方法推動著學術發展，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對于文學的研究不斷取得突破。學術界始終將文學理論作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對理論批評和創作實踐的關系、如何運用現代純文學理論研究古代文學觀念等，是主要研究的內容。新視野和方法的應用，為提高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研究文學理論時，要從多個視角進行分析，探索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理論基礎形成的差異點和相同點，進而為文學實踐與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

一、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范疇的研究

（一）古代文學理論范疇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范圍具有執行性以及解釋性特征，具體來說，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相同的詞匯所揭示的意義和指代意義常常是不同的，指代的內容寬泛。以“氣”這個詞匯為例，差異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1.本體性含義。白居易說：“天地間有粹靈之氣，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這里的“氣”就是實際存在的，指的是天地之氣。2.人格品性含義。人格品性具體指的是人的修養和氣度。3.擬人化含義。在古代文學理論范疇內，文氣論為內在藝術表現形式，賦予了文學作品靈魂。從袁準的《才性論》文學作品來說，物何故而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等，其中的“氣”具有擬人化特征，指的是生命力和生命的由來。

（二）古代文學理論范疇的豐富經驗

一、問題的提出

為更好地了解廣西獨立學院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的情況，我們以獨立學院大學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的現狀與需求為主線在廣西若干所獨立學院中開展抽樣問卷調查，并對問卷結果進行了匯總和分析。本文針對調查統計結果分析獨立學院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存在的問題，并結合筆者的教學實際，談談如何在大學數學課堂教學中融入人文教育的體會。

二、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問卷發放情況

本研究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獨立學院學生群體中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發放問卷750份，回收662份，回收率88．3%。剔除無效問卷后，參與統計的有效問卷647份，占回收問卷97．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自行編制“獨立學院大學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方面調查問卷”主要包含學生的基本情況，學生對所在高校大學數學課程考核方式和數學類課程課堂組織形式，所在高校數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情況等內容。本研究的統計匯總分析工具是SPSS17．0。

摘要：歷史是對過去事件的記憶、發現、總結和信息解讀，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不僅可以為現代社會發展指明道路，而且對學生歷史唯物主義辨證觀形成、“三觀”樹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滲透，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不斷做出改革，為充分發揮“互聯網+教育”效用，構建優質教學體系，教師要加強對“互聯網+教育”進行思考，通過多媒體技術、微課與慕課、混合式教學、互聯網技術的應用，為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改革與創新提供驅動力。

關鍵詞：“互聯網+教育”；歷史專業；課堂教學；教學改革；學科素養

引言

歷史學科是將歷史材料進行組合和篩選應用的知識形式，歷史學科教學可以讓學生在靜態時間內掌握動態空間中事件信息和相關概念，促使學生在歷史學習過程中，將歷史、科學、人文與哲學進行有機結合，進而實現精神、意識的推動與發展。在傳統教學模式下，教學資源相對有限，不利于學生能力培養與提升。在“互聯網+教育”背景下，從獲取知識興致和自主學習能力、基礎知識應用能力、綜合評價、學科素養四個層次對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進行創新改革，對歷史教學發展與體系優化具有積極意義。

1“互聯網+教育”背景下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改革方向

教學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對教育教學認知的集中體現，是教學活動的核心理論和信念，清晰且明確的教學理念對教學活動的開展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探索“互聯網+教育”背景下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的改革方向，需要對教學理念進行劃分、理解和革新，以找到教學改革方向，為改革路徑的探索奠定良好基礎。傳統教學模式下，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理念主要有“以教為主導、以學為主體”理念；人文素養理念；實踐性理念。其中，“以教為主導、以學為主體”教學理念，注重學生主體作用，有利于學生的學習和發展，實現了“教”與“學”的和諧統一。人文素養教學理念注重學生在人文方面的綜合培養與提升，通過文化元素在歷史教學中的滲透，不斷提高學生愛國主義精神和歷史學科素養。因此，人文素養教學理念是以歷史實踐教學為基礎，以學生綜合素養發展為核心的教學理念。實踐性教學理念更注重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的結合，認為高校歷史教學應以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為首要位置，突出歷史教學的實用性。在“互聯網+教育”的推動下，將互聯網技術與歷史教學相結合，在豐富歷史教學內容，促進歷史專業課堂教學理念融合，提升歷史教學有效性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首先，歷史學科是知識性較強的學科，以歷史事實為教學基本目標與任務。在“互聯網+教育”背景下，實現了教學資源共享，教師要注重對豐富的教學資源的整合與應用，通過互聯網技術的記憶性、多元化等特征，加強學生對歷史知識的學習與記憶。同時，教師要以學生思維發展為核心，以思想性教學為教學理念，強調學生理論素質和理論思維能力培養與發展，實現學生歷史學科思想構建。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將教學過程和教學思想性進行結合，以達到培養具有歷史理論知識素養和學科思維能力的歷史人才的教學目標。其次，教師要積極轉變自身的教學角色，推動歷史教學從原有的解釋性教學轉向問題性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注意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通過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以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維方式，呈現出問題的不同性質，幫助學生進行新知識和新思想的創新構建。

2“互聯網+教育”背景下高校歷史專業課堂教學改革路徑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首次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上海海事大學召開，生態翻譯學經歷了十年大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如其領軍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說，“生態翻譯學起初基本上是‘個人行為’，多年來的困難、困惑、挑戰太多;……但從現在起，生態翻譯學研究已經成了‘群體行為’，或者說是‘組織行為’了”［1］。目前，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際翻譯界的關注和興趣。本文擬簡述生態翻譯學的十年發展歷程及其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對生態翻譯學的未來展望一二。   一、生態翻譯學十年發展回顧   生態翻譯學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啟發，將其中的“自然選擇”即“適應/選擇”學說引入翻譯學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在此基礎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劍，建構并發展了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合性研究的生態翻譯學，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胡教授曾撰文說:“在全球性生態思潮的影響之下，由于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的啟發、相關領域學科發展的激勵以及譯學界生態取向翻譯研究的促進，再加上現有譯學理論研究的局限與缺失所產生需要，生態翻譯學便應運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生態翻譯學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闡釋了該理論體系的哲學理據(即達爾文“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從“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原則、過程、方法和譯評標準等作出了新的描述與解釋，并以其在兩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實證調查對該理論體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檢驗和證實。胡教授將“譯者為中心”作為該理論體系的核心翻譯觀，從譯者的角度出發，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將“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作為翻譯的原則，提出并例證了“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胡教授認為，評價翻譯主要看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理論上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144。而評價和測定“整合適應選擇度”有三個參考指標:即多維轉換程度(尤其是“三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和譯者素質。   之后的幾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發展，每年都有生態翻譯學方面的學術文章發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課題“生態翻譯學:譯學的生態視角研究”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2009年，《上海翻譯》開辟“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胡教授在該刊第二期撰文，將翻譯的定義擴展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4］6;2010年4月，“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在中國澳門成立，創辦了會刊《生態翻譯學學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56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并對這次大會的召開、對生態翻譯學的創立和發展、對國際生態學研究會的成立給予了高度評價。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顧問、《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雜志原主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凱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態翻譯學是成長于歐洲語境之外的第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意義的翻譯理論［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中國上海召開，以“生態翻譯學十年:回眸與展望”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6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由此可見，肇始于中國、由中國翻譯界學者首倡的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外譯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興趣，正在向著更大的范圍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以生態翻譯學命名的各項研究逐年增加。“近年來已有逾百篇有關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全國也有60余所高校師生(碩士/博士)運用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作為整體的理論框架完成學位論文和發表研究論文”［6］5。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生態翻譯學”，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其中碩士論文3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召開首屆、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13篇，約占總論文的29%;應用研究型論文32篇，約占總論文的71%。筆者又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論”，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9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論”的文章(與前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無一重復)，其中碩士論文14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的書評4篇;除書評外的其余5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7篇，約占總論文的13%;應用研究型論文48篇，約占總論文的87%。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196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與生態翻譯學或翻譯適應選擇論無關;有2篇博士論文，一篇與生態翻譯學無關，另一篇題名為“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是國內首篇運用翻譯適應選擇論完成的博士論文。   二、生態翻譯學研究現狀分析   筆者利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生態翻譯”，用時0．09秒找到27，200條相關結果。但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eco-translation”，用時0．05秒只找到26條相關結果(2011/11/28)。這說明雖然生態翻譯學已引起國際譯界的關注和興趣，但在國際上仍未產生較大影響。上述檢索結果和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也說明，目前生態翻譯學在國內已產生較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及翻譯研究者開始從事生態翻譯學研究。從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來看，在檢索到的100篇學術論文中，目前大多數有關生態翻譯學的研究都是應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數是理論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闡述的九個生態翻譯學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中［6］5－9，這些論文較多選取適應/選擇、“三維”轉換、譯者中心、譯有所為等理論視角以及生態范式、生態翻譯環境等命題，較少關注生態理性、關聯序鏈、“事后追懲”等理論視角，這方面的理論應用研究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p#分頁標題#e#   胡教授在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上指出，生態翻譯學至多是普通翻譯學下屬的一個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認可［1］。筆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檢索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態翻譯學要在國內外譯界牢牢地確立自身學科地位并獲得長足發展，還有待更多生態翻譯學人在理論、應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方面耕耘不綴。正如王寧教授所言，“生態翻譯學還任重道遠，它距離一個成熟的翻譯學子學科還有著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在這方面，美國生態批評發展的成功經驗足資參考借鑒”［7］。   三、生態翻譯學未來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筆者撰寫本文時，讀到了思創•哈格斯的《生態翻譯學R＆D報告:十年研究十大進展》一文。該文提到生態翻譯學的下一步發展計劃，如他們“將于近年內出版《生態翻譯學導論》、《生態翻譯學:理論應用與評析》、《生態翻譯學:理念大“觀”園》、《生態翻譯學學派透視》、《生態翻譯學:下一個轉向》等專題著作。……將繼續建立和健全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的工作機制，利用好‘國際生態翻譯學’網站，召開好序列性的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并努力辦好《生態翻譯學學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內，我們將通過多種方式集中培養多名生態翻譯學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員，從而使‘生態翻譯學學派’在國際翻譯學界享有一席之地”［8］。這是一個宏偉藍圖，也只有如此，中國的生態翻譯學才能實現“先國內、后國際”的發展戰略，才能通過生態翻譯學者的學術活動“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國的生態翻譯學者才能像美國生態批評家在中國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樣，在國際譯界覓得知音。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镀鳂穭撟髦械乃囆g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睹缹W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