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論文范例

摘要：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住房不再滿足于單純的功能性居住，而是希望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室內設計的焦點開始轉變為“追求情感”。解讀了中國傳統文化，并結合其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探討了傳統文化在室內設計中的情感表達方式。

關鍵詞：

傳統文化；室內設計；情感表達

21世紀，人們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方式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展現個人品味與格調的室內設計，也呈現出了新的時代特征，如綠色設計、文化回歸設計、人性化設計等。其實，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獨特的特點，且都有繼承性。比如，歷史上的印度文化、俄國文化、西班牙文化、日本文化等都曾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但最終還是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根據資料記載，我國室內設計在發展初期也受到過外來文化的影響，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室內設計流行模仿國外的設計風格。但改革開放以后，富裕起來的國人又開始關注本土文化，注重在室內設計中加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谶@些研究背景，下面主要探討傳統文化在室內設計中的情感表達問題。

一、我國室內設計的發展概況

近20年來，我國的室內設計得到了快速發展，逐步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并在設計風格上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加入WTO后，我國的室內設計狀況令人擔憂，設計過度注重造型。值得慶幸的是，在業界設計組織與設計人員的努力下，文化最終回歸到設計當中，成為了室內設計的靈魂。

摘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精神，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進一步加強高校學生教育與管理，探索研究重點關注學生的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解決好重點關注學生在學校教育、家庭生活、心理健康和社會保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為其營造健康、輕松的學習條件和成長環境，促進重點關注學生的健康、安全、全面成長。

關鍵詞:三全育人；立德樹人；重點關注學生

2016年，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關系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1]黨的賦予了“三全育人”更多的內涵，“三全育人”的內涵得到不斷深化、不斷完善。進一步加強高校在校學生的教育與管理，是“三全育人”的重要體現。而重點關注學生作為高校學生中需要被重點關注的部分，雖然基數少，卻是維護校園安全穩定的重要因素。

1重點關注學生的概念與類別

1.1重點關注學生的概念。重點關注學生是指心理問題和意外事件高發、多發，需要得到密切關注的學生[2]。該類學生是高校學生群體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點對象。

1.2重點關注學生的類別。重點關注學生可根據成因分為以下幾類[3]：（1）心理健康問題學生。主要指因心理活動與社會環境的失調、心理活動內部的失調、心理活動穩定性的失調，包括情感障礙、家庭關愛缺失、精神分裂、人際關系不佳等，在心理上出現不同程度問題的學生。這類學生一般表現為：有自卑、怯懦、孤僻、偏激等心理障礙，心理普測出現問題，與室友、同學關系緊張，家庭有精神病史等。（2）學業困難問題學生。主要包括掛科較多的本科生，論文未發表、超學制未完成論文答辯的研究生等。這類學生一般表現為：學習成績下滑嚴重，掛科門數較多，多次無故曠課，學習基礎較差或偏科嚴重等。（3）經濟困難問題學生。主要包括原生家庭條件困難或因意外、疾病導致經濟上出現困難的學生。這類學生一般表現為：來自老、少、邊、窮地區的農村學生，城鎮下崗職工子女，直系親屬出現重大疾病的學生，家庭遭受較嚴重自然災害的一般貧困家庭學生等。（4）師生關系緊張問題學生。主要指由于自身原因與導師、其他教師出現意見不一、關系緊張、矛盾激化的一類學生。（5）其他問題學生。如出現就業困難、情感問題、身體健康問題、違規違紀、遭遇突發意外事件等的學生。

2“三全育人”背景下重點關注學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意義

摘要: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從文化視角對武術“非遺”傳承人的保護與發展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當前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有關傳承人的研究成果較少,且以碩士學位論文為主要形式;武術文化的“活態”傳承特點客觀上彰顯了武術傳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統性研究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對于武術傳承人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和實踐參考.

關鍵詞:武術;武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武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因其特殊的文化價值與內隱的民族精神愈發受到重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武術無論是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還是區別于西方的人類身體文化和藝術,對于國人而言都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和價值.201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文件,明確提出了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價值、目標和要求.在這種歷史的新時代背景下,中華武術的傳承與保護顯得更為迫切.如果說在某種程度上,武術與中醫、書法等能夠反映或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武術傳承人群體文化的理念與信仰、精神與追求或可看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或中華民族精神的縮影.正因為如此,武術作為一種活態傳承,文化保護的意義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價值.而其中,作為活態傳承的主體———武術傳承人的研究值得廣大研究者高度關注和重視.

1武術“非遺”保護的學術研究進展

1．1武術“非遺”保護的學術關注

200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標志著全球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始.從2003年我國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試點項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顯示出國家對于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的高度重視.為進一步落實黨中央關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以及«體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關于“重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遺產的挖掘、整理、保護和利用”的相關要求,2013年,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推廣管理辦法»,并于當年公布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目錄”,其中有110余武術拳種入選目錄.作為我國較早從非物質文化視角關注傳統武術的學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確提出了傳統武術作為寶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盡快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申報.此后,更專家學者針對如何保護傳統武術,從不同層面和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使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范疇內得到更好的保護與發展,如邱丕相、王崗、呂韶鈞、周偉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國家公布的五批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中,已有60余項武術拳種入選.近年來,非遺視角或背景下和武術保護、傳承與發展相關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文化學和社會學視角進行的研究.此類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武術文化當展的梳理與分析,力求從文化層面上對當前武術的發展與保護提供學理層面的貢獻,該領域研究成果豐碩,代表者如王崗(2013)、陳青(2006)等.二是運用地域學理論,對我國不同區域的地域武術文化進行研究,該領域研究學者有郭志禹(2000)、韓雪(2002)等.三是對民間武術發展進行理論層面研究,提出發展相關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龔茂富(2013)等.四是運用跨學科理論對武術的保護與發展進行相關研究,如戴國斌(2004)、喬鳳杰(2005)、吉燦忠(2000)等.近年來,還出現了一批較為年輕的武術學者開始關注武術文化及傳承人相關的研究,如劉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處,關于武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生態學、民俗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不再進行贅述.

1．2武術“非遺”保護學術研究問題的思考

[摘要]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提供安全飲用水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水源水質惡化導致探索新的技術創新，以更好地管理水。納米技術通過設計創新的集中和分散(家庭一級)水處理系統，在確保安全飲用水方面有著巨大的前景。本文概述了(家庭一級)水處理工藝的納米技術的最新進展，其工作原理為，納米吸附劑、光催化劑、微生物消毒劑和膜。廣泛實施納米技術用于水處理將需要克服納米材料的高成本，使其能夠再利用和再生。這也將確保盡量減少潛在的環境暴露。納米技術的潛在進步必須與環境健康齊頭并進，以減輕對人類的任何不良后果。

[關鍵詞]納米粒子；吸附；膜處理

安全飲用水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根據最近的報告，世界各地約有6.63億人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1]。多年來，污染和濫用地表水導致全球50%以上人口依賴地下水作為飲用水。然而，地下水是氟化物、砷、鉛、鉻、硝酸鹽、硒、氯化物、重金屬以及放射性物質的避風港，這些離子極大地損害了地下水的質量，導致了健康問題[2]。此外，腺病毒、甲型肝炎、輪狀病毒等病原體通常存在于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必須有效地滅活才能提供安全的水。飲用水安全是根據國家標準或國際準則來判斷的，衛生組織的飲用水質量準則是最重要的準則之一，并由許多發展中國家實施。報告表明，在依賴改良水源的估計62億人中，超過10億人繼續使用不安全的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6)之一是到2030年實現人人享有安全和負擔得起的飲用水水處理技術的進步可以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發揮作用。在傳統上用于飲用水處理的各種技術中，砂(顆粒介質)過濾是最古老的處理技術之一。砂過濾最初被認為是通過粒子間間隙的尺寸排除工作的。然而，后來的研究表明，慢沙過濾器(SSF)在富含細菌種群的沙粒周圍形成一種活性生物膜(稱為Schmutzdecke)，從而提高了介質的過濾能力。顆粒介質過濾的應用面臨的挑戰之一是，除了易受事故和流量變化的影響外，它無法有效地去除化學污染物。其他一些常規使用的技術包括化學氧化、吸附、化學沉淀/凝固、離子交換等等。最常見的化學氧化劑是氯，它為去除病原體提供了有效和堅固的屏障。另一方面，化學沉淀通過添加反離子來降低離子污染物的溶解度。這通常是絮凝和沉淀或過濾。近年來，人們對納米粒子作為吸附劑在水處理中的應用越來越感興趣。納米技術顯示出巨大的前景，作為處理持久性和新興污染物的最佳可行方法[3]。納米材料吸附與傳統吸附劑相比，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因為它們具有較高的長徑比，增強了反應活性，進而轉化為較高的吸附容量。此外，納米吸附劑還提供了額外的可能性，如在家庭一級以不同形式使用的可能性，例如，以粉末形式使用，涂覆在襯底上或在過濾器中使用等。顆粒的較小尺寸也提供了構建緊湊處理系統的可能性。最近的研究還表明，納米粒子可以被工程化，同時針對多種污染物，從而可能降低處理成本。然而，人們對納米材料的安全處置及其對公共健康和生態系統的潛在風險還表示擔憂。因此，本綜述詳細介紹了在水處理中使用納米粒子的現有技術。雖然對納米粒子在水處理中的應用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幾乎沒有任何全面的評論對這一主題進行批判性分析，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空白。

1納米粒子在水處理中的應用

用于環境保護和水處理的新型納米材料的開發和使用近年來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因為它們的表面積與體積比更大，粒徑更小[4]。納米材料在水處理中的四個主要應用領域是(A)吸附去除，(B)催化降解，(C)消毒和(D)膜過濾。其中，吸附去除污染物和使用納米材料消毒是主要內容。納米技術使水處理做法有望克服現有技術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并為水的經濟利用提供新的處理方法。

2吸附去除

不同種類的納米粒子被用于吸附去除研究，即用于去除砷的鐵基納米粒子、用于去除氟化物的碳和鋁基納米材料等[2]。本文綜述了在各種使用點(POU)飲用水處理系統中常用的納米吸附劑。

摘要：近年來翻轉式學習作為一種推翻傳統教育模式的教育理念，引起了教育界的廣泛關注。視障學生的心理特點和學習方式都不同于正常學生，所以我們在盲校落實翻轉式學習模式時，不能盲目地模仿，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視障學生的特點，充分發揮翻轉式學習模式的優勢，規避缺陷，讓這種新模式的實踐更加合理高效。

關鍵詞：翻轉；盲校；信息技術

中國素質教育提倡了很多年了，教育發生的變化也不少，但應試教育下的教學無疑還是根深蒂固，素質教育成效甚微。其實不止中國這樣，英美發達國家亦是如此。翻轉式學習模式的提出，無疑是教學上的一次巨大改革，讓孩子預習學習，然后老師對孩子在自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解釋，針對性地進行講解教學。它彌補了傳統教育模式的不足，顛覆了“教”和“學”的關系，將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在盲校的信息技術教學中應用翻轉式學習模式，更好地幫助視障學生克服視覺障礙，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提高自我學習能力和學習效率。

一、翻轉式學習的優點

（一）建立更適合的學習環境

學習知識過程可以分為知識傳遞和知識內化，通常知識內化過程也就是不斷復習，將新知識鞏固吸收，然后和原有知識融合，所以只有做好知識內化才能將知識真的學到手。視障學生因為自身學習的特殊性，在知識內化過程會遇到困難，會逐漸喪失學習激情。傳統教學，老師所做的部分為知識傳遞，為被動學習；在翻轉式課堂中，將傳遞知識放在課前，課上大量珍貴的時間用來內化時間，同學們的互相討論過程和老師的引導也是幫助內化。翻轉式學習的建立幫助視障學生構建了一個更為適合的學習環境，幫助他們學習。

（二）提高學生學習自主性和積極性

作者：陳紅菊 嚴華 李國才 焦紅梅 單位：揚州大學醫學院病原生物學教研室

重科研，輕教學，教學積極性不高大學教師為了升職稱，注重科研，把大量的精力用在申報課題，課題研究，論文撰寫上。對待教學，尤其是對待成教教學不夠重視，認為只要把教科書內容講解一番，不出教學事故就行。重理論灌輸，忽視能力培養教學方法上，成人醫學教育基本上是采用“講授法”，教師習慣于“滿堂灌”，這種“填鴨式”教學法，不能有效地調動學員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思維，不能培養學員的自學能力、研究能力、創新能力。這種教學模式已難以適應新醫學模式和人才培養的需要。監考“虛設”，對學生要求降低由于成教生大多年齡偏大，記憶力減退，絕大部分學生還肩負著社會和家庭責任，可支配的學習時間少，所以監考者往往“同情”學生，在監考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學生考試時作弊現象普遍。有的下級辦學點，試卷雷同率相當高。如果容忍、縱容這種不良風氣的話，“后遺癥”十分嚴重，給認真學習的學生造成不公平，給后繼學生樹立壞“榜樣”，教學質量會越來越差。對成教生的評價方法單一往往只通過期末考試對學生進行一次性、終結性的評價，而沒有開展其他形式的評價。這種實為應試教育的教學評價方法，導致學生的應試行為。忽視成教生的社會評價、自我評價和實踐共同體評價，會扭曲學生的價值取向，也會降低成教生自我成就感，學生創新品質被削弱。

學校方面的原因管理松弛，重視社會效益不夠。目前成教的擴招現象嚴重，有些不具有辦學資格的辦學點掛靠在某大學或學院的名下，大量招收成教生。而大學對各教學點除了收取管理費外，其他的管理不到位。如有的教學點成教生根本就不上課，到時候來考試就行了。這種只注重經濟效益的行為使成教的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有的大學在評審教師技術職稱或者在評定教學質量獎時，成教教學課時甚至不計算在教學工作量內，這嚴重影響了教師對成教的重視程度。

嚴格管理，目光長遠對成教招生的資格及數量要嚴格審查、把關。有些只顧經濟效益的辦學點要停辦；教學質量較好的辦學點要加強管理，如大學本部教師上課的課時要占各教學點總課時的50％以上，在下級各教學點考試期間，大學、學院要派教師監考。對學生要加強學習目標的教育，定期檢查到課率。另外，可考慮將醫學微生物學等醫學主干課程納入全省統附頁1考的范疇，使教師、學生真正重視知識的教授和學習。只有教學質量提高了，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才會吸引更多的人來校學習，經濟效益也會相應提高。

重視教學，擺正關系高等院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教學，培養有專業知識、技能的高級人才是大學教師的主要任務［2］。科學研究可以提高教師的素質，促進教學。所以，教學、科研不能只顧一頭。大學在教師升職稱、評獎等政策制定時，要重視教學的地位。課題、論文固然重要，但教學的課時、效果、學生及同行的評價也應占有重要比例。普教和成教同樣重要，成教課時應計算在工作量內。

教學內容與實際工作結合，激發學習興趣醫學微生物學是基礎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與臨床醫學、預防醫學等學科的發展關系密切。由于醫學微生物學內容龐雜繁多，理論生澀枯燥，難以理解和記憶，學生學習時普遍感覺壓力大，興趣不高。成教醫學生大多來自臨床一線，具有一定實踐經驗，因此，針對成教學生特點，改革教學內容和方法，聯系實際工作，使學生理解學習醫學微生物學的重要性，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學習效率［3，4］。目前，由于自然界生態環境的破壞、國際間的合作與交往增多、交通旅游頻繁、人類生活習慣和食物結構的改變，以及高新檢測技術的應用，一方面多年不見又再度出現的病原及所致疾病大有卷土重來之勢，例如結核病、霍亂和鼠疫等，另一方面新現病原及所致疾病不斷被發現，例如O157出血性腸炎、艾滋病、新型病毒性肝炎、H5N1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SARS等。這些疾病來勢兇，范圍廣、傳播途徑多、往往短期內造成大流行，對人類健康和安全造成潛在威脅，在醫學界已引起廣泛重視［5］。在講解這些新現和再現的微生物感染時，應結合臨床實際，通過對流行病學資料分析，可重點闡述結核病發病率增高的原因，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致病性及微生物學檢查法，流感病毒的變異與流感流行的關系等。對于病原尚不清楚，但具有強傳染性的疾?。ㄈ鏢ARS），可重點介紹從微生物學角度出發，應立即采取的措施，即控制消滅傳染源（消毒環境、隔離和治療患者）和切斷傳播途徑（嚴格的疫區封鎖）。使學生牢固樹立這些概念，在未來新傳染病出現時，不至于引起無所適從，致使疫情擴散。

教學方法多樣化，鼓勵主動學習，提高學生各種能力醫學微生物學內容繁雜，不便于記憶，以往“注入式”教學的模式使學生主動性差，不利于學生各種能力的培養。應提倡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教學中可結合多媒體網絡技術教學手段，綜合運用啟發式、答疑式、案例式和討論式等多種教學方法，注重學生理解力的培養和訓練，使學生具有較好的思維和學習技巧［6］。教學實踐表明，多媒體技術在微生物教學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對細菌、病毒形態結構的講解可以通過展示大量色彩豐富、形象逼真的圖片，加深學生對知識點的記憶。而難以理解、抽象的機制、過程等，可以利用一些動畫模擬來生動體現。如病毒的復制周期，通過邊講解，一邊逐一展示動畫的方式，形象而生動，令學生耳目一新，加深了印象。成教學生具有一定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刹捎脝l式、討論式等教學方法，活躍課堂氣氛。例如，講授乙肝病毒時，對于乙肝病毒無癥狀攜帶者（孕婦），如何阻斷垂直傳播？可采取哪些措施？對于腳底被鐵釘扎傷的農民工，醫生除給他進行清創并用抗生素處理外，還應給他注射什么，應注意什么？簡述其機理。若皮試結果是陽性應采取哪些措施？通過病案分析，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另外，還可進行總結和提問，如：細菌結構與藥物治療機制的關系，細菌遺傳變異在分子生物學基因工程中的應用等。以此激發學生課堂上動腦思考的積極性，養成大膽提問，敢于發言的習慣，增強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邊緣，是“兩屏三帶”中“青藏高原生態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態環境狀況不僅影響到青藏高原本身，甚至深刻影響到全國的生態安全。   自從1987年《我們的未來》發表以來，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和模式已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作為可持續評價方法之一———生態足跡法，自1993年由加拿大生態學家Rees和他的學生Wachernagel［1-3］提出后，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被應用于從全球到各個不同區域的時空尺度研究?？傮w來看，在空間尺度上，從最初注重全球尺度到注重區域尺度(國家尺度、省區尺度和地方尺度);在時間尺度上，從單純的靜態斷面研究延伸到長時間序列研究;在部門尺度上，從最初的一般生態足跡研究，拓展到水資源、食物消費模式、家庭收入、消費支出、旅游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綠色大學、國際貿易、項目、土地規劃、荒漠化等方面，內容越來越豐富;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表現為對初始模型的不斷修正和改進，另一方面，表現為延伸與滲透，將生態足跡分析法與其它能反映社會經濟的度量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指標相結合。尤其是是近10a來，生態足跡研究進展神速。ThomasWiedmann等［4］提出將貨幣投入產出分析和現有國家生態足跡賬戶(NFA)相結合的方法，改進了原有的生態足跡和物流分析法，建立了生態足跡和物流方法與經濟活動間的聯系，反應了產業間依存關系對環境產生的間接影響。   由于生態足跡模型本身是一個靜態指標，得出的結論都是瞬時性的，而它所要反映的經濟社會系統隨時處在動態變化之中。Wackernagel．M［5］、C．Monfreda［6］、JustinKitzes［7］等通過解決計算生態足跡時間序列時暴露的概念問題，給出的改進方法增強了生態足跡結果的清晰性、有效性和可靠性。V．Niccolucci等另僻蹊徑，提出立體生態足跡概念模型(3DEF)(threedimensionalEcologicalFootprintmodel)，該模型有兩個相關的尺度:表面積和高度，并指出該模型能更好地解釋人類自然資本存量和資源流動的需求之間的差異［8-10］。ThomasWiedmann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生態足跡，并且探討了增強當前國家生態足跡分析的效用和強度。ShengZhao等應用能值分析理論對生態足跡的計算進行了改進，稱為能值足跡法［11］。Hanley．N等以蘇格蘭為例，運用生態足跡模型配合綠色凈國內生產、環境空間、凈主要生產力、持續經濟福利指數、真實儲蓄等指標，測度與評價了蘇格蘭發展的可持續性［12］。KurtK把生態足跡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從全球碳循環系統與能量價值角度出發，構建了生態附加價值的生態經濟系統投入-產出復合模型［13］。國內外生態承載力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植被凈第一性生產力法、供需平衡法、生態承載力綜合評價法、狀態空間法和系統動力法等。石月珍認為由于區域面積、區域人口和區域生態足跡總量的不同，僅僅取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之間的大小差值顯然不能真實地反映某一區域的生態持續發展能力。因此嘗試引入生態承載度作為評價某一區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指標值［14］。在牧區，尤其是北美、南美及亞洲草原地區，由于草地開墾，過渡放牧等原因，土地開始退化，為有效管理草原和取得最大經濟效益，一些學者將承載力理論引人到草原管理中，于是草原承載力、最大載畜量等相關概念被提出［15-21］。但都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高寒牧區，由于人口具有強烈的散布性甚至游移性，人地矛盾實際轉化為草畜矛盾，而傳統的游牧經濟形態更加重了這一矛盾。因此，在高寒牧區，生態環境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草畜關系。這就需要對既有生態足跡模型加以修正，以充分反映高寒牧區的特質和問題。   1研究區生態環境狀況   高寒牧區是地處高寒自然條件下，以經營耐高寒、耐粗飼、適應性強、具有高原特色的牲畜為主的畜牧業地區。在中國，這類牧區海拔多在4500—5200m，年平均氣溫0—5℃，日照充足，太陽輻射強;牧草生長期短，產量季節不平衡，植株低矮;因氣溫日較差大，利于營養物質的積累，牧草的粗蛋白、粗脂肪、無氮浸出物高，粗纖維低，營養較豐富，適于發展高寒畜牧業。由于長期適應生態環境和不間斷的自然選擇，人工選擇及定向培育，形成了高寒牧區特有的家畜品種。藏系羊和牦牛是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畜種。   合作市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邊緣，北靠臨夏回族自治州，具有極為重要的生態、文化、經濟地位，是我國黃河、長江上游重要的綠色生態屏障區;也是藏傳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漢文化的交匯區，為藏漢經濟文化交流的前緣地帶，向稱“漢藏走廊”，是甘青寧農牧交錯區重要的畜牧業基地。其發展狀態和穩定態勢對整個藏區具有強烈的示范、波及和帶動作用。合作市現轄6鄉4個街道辦事處、8個社區居委會、39個村委會、258個村民小組。國土面積26．7×104hm2，其中:草場面積17．6×104hm2，耕地面積1×104hm2，林地面積4．3×104hm2，城區面積0．1×104hm2，其它(山地、河流等)面積3．7×104hm2。全市總人口8．58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18萬人，占總人口的60．4%;總人口中藏族4．6萬人，占總人口的54%。特定的地理環境及惡劣的氣候，導致合作市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由于全球變化及人為脅迫，導致草場退化、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全市72．4%的草場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面積5．8×104hm2，占草場總面積的49．1%，重度退化面積5．3×104hm2，占可利用草場面積的30．5%(表1)。   經測定，天然草場鮮草產量為3120kg/hm2，草地蓋度為68%，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天然草場產草量下降了65%，與70年代相比，草場植被覆蓋度下降19%，優良牧草減少20%，毒草雜草增加25%，昔日水草豐美的草原出現了片片黃沙和黑土灘。草場的大面積退化，造成濕地面積銳減，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水資源枯竭，水土流失加劇，全市水土流失面積達910．6km2，占土地總面積的23%，年侵蝕模數每平方公里2×104t，年輸沙總量達到97．9×104t，水資源涵養功能急劇減弱，給黃河補給的水資源大量減少，直接威脅到整個黃河流域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安全。#p#分頁標題#e#   2評價模型的選取   2．1數據來源   土地面積數據利用合作市第二次土地調查資料，其它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2010年合作市統計年鑒。   2．2計算模型改進   生態足跡模型通過計算人類為了自身生存而消費的自然資源的量來評價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任何個人或區域人口的生態足跡，應該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廢棄物而需要的生態生產性土地的面積總和。其計算公式為:EF=∑ni=1wi(cci)=∑ni=1(aci/pi)EC=∑ni=1wi(epi)=∑ni=1(aei/pi)式中，n為消費商品或生產生物的類型;cci為第i種消費商品的生產足跡;aci為第i種消費商品的消費總量;pi為第i種商品的生物生產單位面積產量;epi為第i種生物資源的生產足跡;aei為第i種資源生物生產總量;wi為第i種消費品或生物資源土地類型生產力權值;EF為某一地區的生態足跡總量;EC為地區生態承載力供給。生態狀況(生態赤字/盈余狀況)取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之間的大小差值反映某一區域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   合作市為中國典型的高寒牧區，其土地利用類型大多為草場(土地利用類型)，草場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65．9%，傳統畜牧業在全市六大主導產業中(畜牧、礦產、水電、旅游、商貿、工業)首當其沖，畜牧業的發展狀態，既表征了高寒牧區的自然環境基質，也表征了特定地理環境下的地域經濟類型。在這里，生態環境的狀態和壓力更直接地表現為草畜平衡關系。故在運算過程中需要對模型中涉及到的六大類生物生產性土地進行細化及增刪，并進行如下改進:   (1)在生態足跡模型中，涉及到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目前，在國內外研究中，單位畜牧產品生態足跡多引用自MathisWackernagel等的《NationalNaturalCapitalAccountingWithTheEcologicalFootprintConcept》［22］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livePlanetReport》［23］。前者將畜牧產品劃分為兩類，牛羊肉和牛奶歸為牧草地，禽肉蛋和豬肉歸為可耕地，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1993年畜牧產品數據為基礎計算;后者最新的2006年版是以FAO2003年畜牧產品數據為基礎計算。謝鴻宇指出，中國畜牧業生產以農戶散養為主要生產方式，一方面，它的工業化程度遠低于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又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得更為精細。因此在計算單位畜牧產品生態足跡這一畜牧業生態影響評價中的重要參數時，必須考慮到我國牲畜口糧的特點［24］。分析計算結果為牛肉足跡為139．704gm2、羊肉足跡為232．0662gm2。合作市由于地處高寒牧區，畜牧業向以草地放牧為主，受高寒嚴酷生境的制約，草地產草量低，載畜能力較差。據合作市草原站監測，2009年，平均鮮草單產為8250—9000kg/hm2，糧食播種面積4653hm2，平均單產2019．6kg/hm2。因此在決定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時，參照其它文獻，結合合作市的實際，進行了修正(表2)。由于合作市地處典型的高寒牧區，草場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65．9%，因此論文在計算生態足跡的過程中，將動物產品的生物資源消耗賬戶全部轉化為馬牛羊的需草量與草場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即將總足跡的計算轉化為人口足跡和牲畜足跡兩部分，使運算結果更加接近高寒牧區的實際。   (2)已有的生態承載力計算模式用來計算合作市下屬的各行政村的生態承載力狀況時，還存在一定問題。首先，生態足跡法將地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分為化石能源地、可耕地、牧草地、林地、建設用地和水域6大類，這樣的劃分適于計算大范圍區域的承載力狀況，如果計算小區域，如行政村之間的相互比較時，計算結果會存在很大誤差，鑒于上述情況，將土地利用類型進行細分;其次，6大類生態生產性土地在計算生態承載力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存在一定的生態偏向性，不能很好的反映社會經濟狀況，故需將均衡因子或產量因子運用主觀賦權法及綜合評價法重新進行定位，對部分帶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土地類型(包括:城市、風景名勝、公路用地、水利設施)的產量因子考慮加入經濟產量的影響;而另一些土地類型(包括:采礦用地、沙地、裸地)則對生態文明建設起到阻礙作用，故其產量因子被調整為相應的負值(表2)。論文的研究區域僅為一個縣級市，故而采用市公頃(Chm2)模型，結合收集到的土地調查數據，保證了本文研究可對常規6大類生物生產性土地進行更細致的劃分，對于劃分后的土地類型，不再單純只借助于生物生產量轉換為熱量的數據［25］或者凈初級生產力(NetPrimaryProduction，NPP)［26-27］來計算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而是引入各類土地的生態服務價值［28］進行計算，從一定程度上消除生態偏向性，同時對于某些需要投入財力物力去治理的地類運用矢量概念考量，其生態服務價值為負值，更客觀的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參考。按照現有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各個行政區區域之間的生態承載力受土地面積的限制因素很大，與實際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不符，故最后對于評估結果采取求地均的手段，進行分析評估。其中:   生態狀況(+盈余，－赤字)=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   地均生態承載力=生態承載力/區域面積   地均人口足跡=人口足跡/區域面積   地均牲畜足跡=牲畜足跡/區域面積   3結論及討論   (1)人口生態足跡和牲畜生態足跡分布格局大致呈反向態勢，說明在高寒牧區，人口與牲畜對環境造成的壓力存在著顯著的空間差異(表3、表4，圖1，圖2)。其中人口足跡比較大的區域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城市所轄街道辦，如堅木克爾街道，當周街道;另一類是圍繞市區的行政村或鄉政府駐地，如新集村，美武村，仁多瑪村，多河爾村，西拉村等;牲畜足跡較大的行政村主要有:美武村，仁多瑪村，扎代村，多河爾村、西拉村及東北方位上除土房村之外的其余區域均為典型的牧區。這一分布態勢分別對應于人口和牲畜分布態勢，也就是說，人口/牲畜足跡與每個村的人口/牲畜總數成正比。從人口分布態勢看，除市區人口比較集中外，廣大的農牧村基本上都是典型的人口稀疏區。絕大多數中心村的人口規模都在600—800人，人口分布具有強烈的離散性。如果從自然村的人口分布情況來考察，更加分散，平均每個自然村僅31人，最小的村僅15人(表5)。因此，人口對環境造成的壓力相對較輕，且只是局限在較小區域范圍內。#p#分頁標題#e#   高寒地區嚴酷的地理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外來人口的強烈介入。即使是甘南州府駐地———合作市也不例外，截至2008年建市10周年，合作市總人口89277人，10a間人口凈增長8808人，年均增長速度為12．16‰，增長速度比較平緩。從人口遷居性來看，遷入人口大于遷出人口，但凈遷入量非常有限。從各鄉和街道人口遷入、遷出關系看，四個街道辦為人口凈遷入地區，而六鄉為人口凈遷出地區，且遷移量與距合作市的距離、區位條件等因素有密切的關系?？拷袇^的拉吾鄉、卡加曼鄉和勒秀鄉人口遷出量較大，而離市區較遠的兩個純牧業鄉———佐蓋多瑪和佐蓋曼瑪人口遷出較少。從不同類型人口遷移上看，非農業人口的遷移性遠大于農牧業人口，說明農牧業人口的滯留性仍很強，被束縛在農牧村。市區四個街道中，有大量的流動性人口，遷出人口數量遠大于遷入數量，說明流動性人口存在著強烈的不穩定性。從牧畜分布的態勢看，與人口分布態勢正好相反。尤其是最典型的純牧業鄉———佐蓋多瑪和佐蓋曼瑪鄉，是合作市典型的草甸草場集中分布的區域，也是生態類型最單一的地區，這些地區是全市牲畜集中放牧之地，因此，對環境(尤其是對草地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最大。   (2)從人口生態足跡和牲畜生態足跡對總生態足跡的貢獻度上看，總生態足跡的高低主要取決于牲畜生態足跡，說明牲畜是主控因素?？偵鷳B足跡的等級分布圖與牲畜生態足跡等級分布圖基本一致(圖3、圖4)，這表明在高寒牧區，造成生態環境壓力的主要是牲畜數量。也就是說，在高寒牧區，由于特殊地理環境對人口(尤其是外來人口)的基本約束作用，人地矛盾實際上轉化為草畜矛盾。因此，牲畜的超載過牧是造成生態環境壓力的關鍵因素。   (3)從地均生態承載力分布態勢看，高承載力區主要位于市區和南部洮河谷地沿岸，低承載力區主要位于地勢高亢的北部高原，說明人為條件的改善、自然生態系統結構的復雜程度和自然氣候條件的嚴酷程度是決定高寒牧區承載力高低的主要因素。由于各行政村所轄面積，聚集的人口和養殖的牲畜數量不同，如果單純采用絕對生態足跡進行考量，那么很難真實反映人口和牲畜對生態造成的壓力。因此采用地均生態足跡來進一步反映人口和牲畜對環境造成的壓力(圖5、圖6)。低承載區主要分布于北部海拔較高的廣大牧區(以佐蓋多瑪鄉和佐蓋曼瑪鄉為主)，這里生態結構非常單一，主要以高寒草甸草原和沼澤草原生態類型為主，寒凍風化作用異常強烈，生物有效生長期非常短。而高承載區分布在市區周圍，南部邊緣地區也呈現高承載區，這主要是由于南部有大片林地，而目前那些林地尚未得到合理有效的開發。表明，純牧區不僅總的生態壓力較大，而且地均生態壓力也較大，也就是說，地域廣闊并沒有成為提高生態承載能力、緩解生態壓力的優越條件。地均生態足跡即為每個行政村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壓力，其中單位面積承受壓力較大的行政村有:木道村，堅木克爾街道，格來村，?？荡?，地瑞村，扎代村，地吾魯村。   (4)從生態盈余與赤字的空間分布態勢看，赤字區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廣大的純牧區，超載過牧是生態狀況的關鍵性致因。生態狀況的盈余及赤字也基本呈區域性的分布(圖7、圖8)，與行政區界線的劃分沒有關系。出現赤字狀況比較嚴重的一片區域實際上多為放牧比較集中、草場面積占有很大比重的一些行政村;并且從地理位置上來說，距離經濟行政中心的距離相對不是很遠，故而其人口及牲畜足跡比較大，對于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壓力相對于偏遠的地區來說更大一些。兩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這些區域呈現生態赤字的狀況。從圖9看出，出現赤字狀況的行政村有:仁多瑪村、新寺村、美武村、扎代村、木道村、日加村等，這幾個行政村轄區內所存在的共性生態問題為水域面積較小，水資源比較缺乏，并且還存在部分的采礦項目。由于藏族人民自古以來是以游牧為主的民族，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牛羊和牧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產是他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合作市現有草場面積17．6萬hm2，大部分草地集中分布于東北部山塬，草地類型有高寒草甸草場、亞高山草甸草場、灌叢草甸草場和沼澤草場四大類型，其中以亞高山草甸草場為優勢類型。全市草場理論載畜量為26．53萬個羊單位，但實際載畜量已達44．47萬個羊單位，超載率達到了67．62%(表6)，遠遠超過國家規定超載30%為高風險區的標準。   4建議   如前述，在高寒牧區，人地矛盾轉化為更直觀的草畜矛盾。生態足跡的高低主要取決于牲畜生態足跡。因此提高生態承載力、減少生態赤字的關鍵集結于草畜關系上。有鑒于此，必須考慮以下3個問題:首先是如何建立適宜的草畜平衡關系，將超載的牲畜轉移出去?其次是如何科學的提高草場的生產能力和承載能力?最后是如何合理的調整經濟結構，減少社會經濟發展對天然放牧業的高度依賴性?   4．1實現草畜平衡   合作市地處青藏高原東緣，地形復雜，地勢高亢，自東北向西南傾斜，大部分地區海拔在2850—3500m之間。天然草場不僅是最重要的生態系統，更是高寒牧區最基本的生產系統。在天然草場中，面積較大、草質較好的是亞高山草甸草地、亞高山灌叢草地、沼澤草甸草地，分別占天然草地的60．21%、32．67%、3．7%。受高寒氣候的深刻影響，枯草季節長達7—8個月，使牲畜在漫長的枯草季節大量掉膘乃至死亡，從而造成畜牧業效益低下。而農牧民群眾為了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和增加收入，不斷多養牲畜，大量超載放牧。因此，必須建立科學合理的草畜平衡關系。草畜平衡是指為保持草原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在一定時間內，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經營者通過草原和其他途徑獲取的可利用飼草飼料總量與其飼養的牲畜所需的飼草飼料量保持動態平衡。要實現草畜平衡，促進草原畜牧業健康穩定發展，要依據農業部制定的《草畜平衡管理辦法》，在牧民中間開展草畜平衡的宣傳和教育，普及草畜平衡知識，推廣草畜平衡技術，支持、鼓勵和引導農牧民加強人工飼草飼料基地建設、購買飼草飼料、增加飼草飼料供應量、實行舍飼圈養、加快牲畜出欄，從而降低天然草原的放牧強度，實現草原資源的永續利用。#p#分頁標題#e#   4．2加強草原生態保護建設   加大“三化”草地綜合治理、草原鼠蟲害和草場毒雜草治理、干旱草場灌溉設施建設、劃區輪牧圍欄封育建設，實施退牧還草工程，改善草原生態環境。通過圍欄封育、劃破補播、施肥除莠、治蟲滅鼠綜合治理技術措施，使重度退化、沙化及鼠害草場的植被生長發育和生態環境得到大的改善，為草場提供休養生息的機會，促進草群自然更新、逐漸恢復和提高草場生產力，增加優良牧草的種間競爭力，促進植被生態順向演替。認真落實基本草原保護、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禁牧休牧劃區輪牧制度，實現科學合理利用草地資源。   4．3推進草地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轉型   特定的地理環境和嚴酷的自然條件，決定了天然草原畜牧業是該區域的主導產業，畜牧業收入是牧民主要的經濟來源，游牧民完全依靠天然草原自由放牧和采挖資源來獲取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但傳統畜牧業靠天養畜，經濟效益低下，牧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在牧民人口數量聚增、物質需求急劇擴張的時期，如果仍然發展低效益的傳統畜牧業，必然使畜牧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使廣大牧民陷入貧困之中，使草原生態環境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必須盡快改變這種靠天養畜的傳統畜牧業生產方式。利用地區資源具有互補性的特點，在農區建立優質高產的人工飼草料基地和草種繁育基地，長期為牧區提供草實、草產品及人工、半人工草地建植的草種服務?？莶萜谀羺^適時適量地把超載淘汰畜轉向農區進行飼養育肥銷售。在資源利用上實施互補與協作，促進兩地以增草帶動增畜致富的可持續性發展。真正實現“牧區繁育、農區育肥、農區種草、牧區補飼”的基本目標。充分挖掘資源優勢，大力推進專業化布局、產業化經營、標準化生產、技能化培訓，加快農牧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積極轉變戶戶“全而雜”的養殖業和種植業結構，依托奶牛和牦牛繁育產業的發展需求，集中連片大面積種植多年生優質牧草。加大畜與畜交換、草畜互換的協調力度，促進專業化布局和種養結構調整，實現畜牧業產業化。最終形成“一心三帶”畜牧加工業格局:“一心”為合作市區和那吾鄉，此地為合作畜牧業加工中心和基地，應依托區位、技術、資本等優勢，引導畜牧加工企業向市區集中，重點發展畜牧產品深加工產業;“三帶”分別為奶牛產業帶、牦牛產業帶、草產業帶。其中奶牛產業帶以那吾、勒秀、佐蓋曼瑪、卡加曼、卡加道等鄉和當周、堅木克兩街道辦為主，依托奶牛繁育基地，發展犏雌牛養殖;牦牛產業帶以佐蓋多瑪、佐蓋曼瑪、卡加道、勒秀等純牧鄉和牧業比重較大的牦牛主產區為主，建立整鄉整村集中連片的牦牛繁育產業帶;草產業帶以那吾、勒秀、佐蓋曼瑪、卡加道、卡加曼、當周等海拔3000m以下適合種植紫花苜蓿等優質飼草料的鄉村為主，以退糧還草示范村為單位，整村推進，集中連片種植多年生優質牧草。

一自然主義文學作為西方文學的一個流派   產生于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傳至歐美和世界各國［1］。1880年左拉發表了《實驗小說》和《自然主義小說家》兩部論文集，正式將這一文學思潮命名為“自然主義”。在富爾蒂埃爾詞典中，對“自然主義”的解釋是:“通過機理法則解釋現象，不去尋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將這一概念引入文學，用以倡導一種追求純粹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從生理學和遺傳學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動的創作理念。體現在文學作品中，自然主義文學力圖事無巨細地描繪現實，給人一種實錄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龔古爾兄弟是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先驅。他們自稱是描繪當代生活的小說家，樂于描寫下層階級，偏愛于病理學的特殊病例研究。在語言上，他們打亂句法的邏輯因素，以肢解的句子、大膽的新詞和有意的不符合語法的句子來表達短暫的印象。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和成就最高者是左拉。他的代表作《盧貢•馬卡爾家族》是自然主義文學的豐碑。這部巨著在于描寫“第二帝國的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是描繪法蘭西第二帝國的一部編年史式的歷史畫卷。其中優秀的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館》、《萌芽》等。   左拉從19世紀80年代起開始理論著述，系統闡述自然主義主張。除左拉外，莫泊桑也是自然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   自然主義文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傳至日本。明治維新后，西方各種文學流派紛紛涌入日本，以真實描寫為目的的自然主義文學的創作原則，因其對批判封建倫理道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所具有的進步意義，使得日本文學界迅速接受了以左拉為首的西方自然主義文學，并一度成為日本文壇主流。最早把西方自然主義文學介紹到日本的是森鷗外。1889年森鷗外在《讀賣新聞》上發表《小說論》一文，對左拉以及西方自然主義文學進行詳細、客觀地介紹:“在這里，首次出現了‘實驗小說’的字樣，并說‘觀察’與‘實驗’是其理論基礎”。除森鷗外的理論介紹之外，小杉天外是日本作家中最早受到左拉的影響且在文學創作中加以實踐的作家。1898年，小杉天外在一家舊書店中偶遇左拉的《娜娜》，買來讀后對左拉精確的客觀描寫大加贊賞并深受啟發，從而寫成小說《新姿》(1900年)。1902年，永井荷風發表小說《地獄之花》，不久，具有相同傾向的文學作品紛紛亮相。島崎藤村的《破戒》與田山花袋的《棉被》的發表正式宣告了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時代的到來。之后藤村、花袋、德田秋聲和正宗白鳥等先后發表一系列自然主義文學作品;島村抱月、長谷川天溪(后來他們兩人被稱為日本自然主義理論的雙壁)等相繼發表一系列重要評論，自然主義文學在日本興盛開來并很快占據日本文壇的統治地位。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全盤接受了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和創作主張，在寫作技巧上很注重對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借鑒和模仿，結合日本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近現代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大潮。然而，我們也看到，法國和日本自然主義雖然都強調文學的客觀性和自然真實性，作品內容極力渲染人的生物屬性、生理遺傳和情欲，但細細品味起來，法國與日本自然主義由于其時代社會的變遷，國家民族的文化差異等，使得日本的自然主義與法國的自然主義相比有很大差異。對這種差異進行比較和分析，更能體現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鮮明特點，有助于我們對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理解。   二首先，在強調文學描寫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沖動、人的生理情欲的方面，法國與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有著極大的差異。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中對生理情欲的描寫作為實驗小說中人物命運變化發展的一條線索貫穿在作品中，作為一種因素、一種題材、內容表述的某個方面、人物形象的一種氣質特征而表現出來的。法國自然主義作家“感興趣的也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純粹的情欲，而是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的心理性格以及人活動于其中的社會環境”。對生理情欲的描繪，客觀地講，理性的成分占主導地位，作家創作的目的不僅僅停留在生理情欲的表層描寫，更在于其包含的內在的、深層的意蘊。作品或預示人物的悲劇命運，或意指社會的墮落罪惡，或啟迪人生生活，常常具有一定的積極社會意義和審美傾向。對生理情欲的描寫，體現了自然主義深邃的理性主義和嚴肅的價值取向。左拉說:“以生理學為依據，去研究最微妙的器官，處理的是作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人的最高級行為”。   他的《盧貢•馬卡爾家族》與其說是生理情欲、生物遺傳的實驗展示，不如說是自然主義作家以生理學、遺傳學觀點解釋社會現象，研究人的思想行為的作品。他將生理情欲看作是人物精神解剖的記錄，指出:“在每一個家庭成員身上造成種種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種種不同的人態，或為自然的或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們則以善德或罪惡相稱”。   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的肉欲描寫與日本古典文學中的隱私描寫、女性肉欲、愛和性主題表現一拍即合，也迎合了日本的好色審美理念。因此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生理情欲的描寫不僅僅只是被作為一種題材和一種因素，而是逐漸成為一種對人物行為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可以說取代了社會環境對于人的決定性作用。日本自然主義作家非理性地渲染人的動物性與肉欲本能，過分強調和張揚人的本能野性，即動物屬性的一面。巖野泡鳴據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神秘的半獸主義”自然主義理論，認為作為人性“靈”的理性主義的理想追求，只能導向人的痛苦和死亡。   只有作為“肉”的非理性的獸性體驗，才能獲得人的快樂和生存。在他的《耽溺》和自傳體“五部曲”中，有著大量赤裸裸的肉欲場面。   雖然這是一種對人的感覺追求“真”的體現，但是這種不作任何價值判斷的肉欲的赤裸真實描寫，實際上大大削弱了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歷史和社會價值，也招致了政府的查禁和評論家的詬病。永井荷風在他的小說《地獄之花》前言中這樣寫道:“人類的確難免有野性的一面。此乃是因為構成其組織的肉體上、生理上的誘發所至。是有動物進化而來的祖先的遺傳。在許多事情上，這種黑暗的動物性依然存在，如果要塑造完全理想的人生，就要對這種黑暗面進行研究———因此，我想毫無顧忌地描寫由于祖先遺傳和環境帶來的黑暗的情欲、斗毆和暴行。”也就是說，通過對肉欲的描寫，暴露自己最丑惡的部分，發現自己真實的自我才是符合人性的文學表現。田山花袋提出了對生理情欲的自然主義“露骨描寫論”。#p#分頁標題#e#   自然主義文學從生物學、生理學角度，擴大和深化文學對人的認識和描寫，使文學“不僅要表現人的思想感情和屬性，而且要表現人的軀體和情欲的各種功能”。   法國自然主義在對生物遺傳、生理情欲予以表現的同時，十分注重外部環境作用。他們認為，人作為具有生理物質機能的生命體存在，決不是一種靜止不變的原生態存在，其生存與發展，完全取決于外部環境。左拉說，在《盧貢•馬卡爾家族》“這部作品里就有兩種成分，一種是純人類的成分，生理學的成分，即對一個家族血緣遺傳與命定性的科學研究;另一種是這個時代在這個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時代的狂熱使它毀損，即環境的社會作用與物理作用”。莫泊桑憑借《戴家樓》妓女生活的描寫，揭露的是造成人物悲劇的資產階級道貌岸然的淫樂生活環境。在他“最輕佻、最淺薄的短篇小說中，這位藝術家感興趣的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純粹的情欲;而是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的心理、性格，以及活動于其中的社會環境”。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則明顯忽視環境與社會的因素，一味強調只要個人，不要環境，文學內容遠離社會生活，渲染個人生活與社會環境的嚴重脫節，張揚人物內心丑陋的“公開告白”，對個人道德墮落的“懺悔”。田山花袋《棉被》中，淡化社會環境因素，一味地沉溺于時雄對女弟子畸形愛欲的個人內心心理的赤裸裸的暴露;《鄉村教師》中，林清三壓抑苦悶的內心、挫折失意的生活;島崎藤村的《家》在描寫封建家族沒落的歷程中，社會的作用、環境的因素都被淡化和隱退了，作品只是敘述生活中的細微瑣碎之事，不厭其煩地描寫達雄、正太與藝妓的關系，人物細膩而苦痛的心境，甚至人物的幾種發型等，都被重復加以細致描寫。在這里，人物內心的心理感受、情感情緒的變化與社會背景、環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絕的，互不相干的。   三其次，日本的自然主義同法國的自然主義文藝主張一樣，都強調文學要“真實自然”、“客觀展示”，要求作家像自然科學家一樣，以科學實驗的態度原原本本地再現現實生活，忠實地描寫自然與社會。左拉說:“讓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環境里活動，給讀者以人類生活的一個片斷，這就是自然主義小說的全部內涵。”［2］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受法國自然主義影響，兩者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在真實論的大旗下，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提出了“無理想”、“無解決”和對自然進行“平面描寫”的理論，主張文學創作應該放棄一切目的和理想追求，這樣才能達到對生活的自然真實的感悟。他們認為，“理想妨礙了對生活現實真實的把握”，文學創作要達到“破理顯實”。但是，由于日本當時的時代背景，法國和日本的自然主義真實論表現又有極大差異。法國的自然主義真實描寫更多地表現為外在的、社會的真實，展示的是廣闊而宏富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畫幅。他們認為，真實的人除了生理遺傳的因素外，還是社會時代的產物，不同的人受到社會關系和生活境遇的制約，形成截然不同的人生?？陀^冷靜的真實描寫“成為對一個終結了的朝代的寫照，對一個充滿了瘋狂與恥辱的時代的寫照”［3］。左拉的創作中既有《盧貢家的發跡》、《欲的追逐》、《金錢》、《人獸》等中的那個特定時代上流社會人士“追求金錢和肉欲的記錄”，也有如《小酒店》、《萌芽》、《土地》、《勞動》中下層人民苦難不幸、墮落毀滅的人生掙扎，作品揭示的是“第二帝國的整個歷史時代”［3］。   而當時的日本作為一個具有傳統東方生活模式的文明古國，家庭、家族始終是國民生活的中心，社會的主要基礎部分。一切對國家、政治及對生活、人生的觀念與思想，都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日本自然主義試圖擺脫精神壓抑和束縛，在作品中更多地以“家”、“家族”生活的真實展示，來反封建道德、反家族制度、反因襲觀念，從而體現出日本知識分子在集權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高壓下，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追求和向往。島崎藤村在《舊東家》中，以女傭人阿定所見的一系列女東家與醫生的猥褻卑劣丑行，形象地詮釋了天皇制下的傳統道德觀念淪喪和舊家族的衰敗，揭露出資產階級家庭生活中空虛腐朽的一面。田山花袋以家族為中心的自傳體三部曲《生》、《妻》、《緣》中，作者忍受著“剝皮般的痛苦”，將家庭中的母子、婆媳、兄弟間的家丑外揚，逼真地暴露出沉悶壓抑、瑣屑畸形的封建家庭內部的生活真相，將家庭中“自己所歷、所聽的現象，如實地描寫出來”。誠然，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也寫家族的興衰變遷，但和日本自然主義創作中的“家”小說相比較，法國的自然主義作品則具有更明顯、更直接的社會特征與時代特征，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可以說是“世紀末社會生態的鏡子”［4］。左拉《盧貢•馬卡爾家族》這個龐大家族體系所透視的，是法國第二帝國時代自“政變”以來現代社會中的英雄和罪人，勾勒出了1851—1871年間法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作品中所展示的是社會的大“家”，從而使文學作品具有了廣闊的社會性。而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所描寫的家，只僅僅局限于家的內部，不再拓展到家之外，作品津津樂道的是個人的小“家”。時代的專制生活氛圍，使得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在觀察社會、希望在社會生活中發展自我的時候，只看到束縛自我個性發展的封建羈絆及存在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家”。他們往往一味地專致于家庭內的瑣屑事務與個人情感糾葛，把生活的視野收縮在家庭的狹小圈子里。   四法國與日本自然主義都十分強調作家應該隱藏自己的思想觀點，讓傾向和意圖從作品的事實內容表述中自然流露出來。福樓拜說:“說到底，我對于藝術的理想，我認為就是不應該暴露自己，藝術家不應該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應該在生活里露面一樣”。左拉也說:“我們不必從我們的作品中去抽取結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們的作品本身就包含著結論”   然而，法國與日本自然主義作品中所“自然流露”的作家思想感情傾向，卻有極大的差異。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創作中表現出的是積極的參與和入世的思想:莫泊桑的小說中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龔古爾兄弟的“文獻小說”則表現出對社會的批判傾向，在予以自然真實地描繪的同時，還憧憬著美好的生活和未來。但是，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在“無理想”、“無解決”、“平面描寫”的后面，實際上放棄了暴露丑惡后的積極態度，明顯流露出消極頹廢、墮落放縱、自我分裂和虛無主義的世界觀，給人一種沒有希望和出路的窒息感受，從整體上傳達出日本自然主義作家黯淡人生觀的思想傾向。他們提出“不要對任何理想下判斷，不要作任何解決，如實地凝視現實就夠了。這就是自然主義”，認為文學要表現的就是人類的“悲哀精神”或“覺醒者的悲哀”。日本自然主義作家普遍認為，“暴露現實的悲哀，才是真正近代文學的生命”?！镀平洹分械某笏?，就是一個沉浸在“覺醒者的悲哀”中的人物。#p#分頁標題#e#   《家》中的三吉、正太無法沖破婚姻、家庭的束縛，激烈的內心沖突，導致人物的抑郁痛苦，甚至走向死亡。日本自然主義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自暴自棄、耽溺肉欲，墮落沉淪;或消極厭世、孤獨絕望、憂郁死亡，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觀主義情緒。無論是島崎藤村筆下在家庭婚姻桎梏中苦苦掙扎的年輕人，田山花袋小說中彷徨消沉、挫折失意的“鄉村教師”，還是巖野泡鳴作品里在放浪形骸、沉溺肉欲之中尋求精神安慰的有為作家，無不流露出悲觀絕望的情緒、虛無主義的思想和消極頹廢的傾向，讀來令人壓抑和窒息。   五1908年島村抱月在《文藝上的自然主義》一文中，從描寫方法、態度角度將日本文壇上的自然主義分為兩類:一是純客觀的———寫實的———本來的自然主義;二是主觀寫人的———解釋的———印象派自然主義。前者是由西方輸入的左拉式自然主義，后者則是在此基礎之上經過日本化了的自然主義。這種在日本文化和文學的土壤上形成的自然主義，最終走上了私小說這一獨特的發展道路。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無疑是在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但最終卻脫離自然主義文學之軌走向私小說之路，究其原因，是由于國情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差異造成的。   明治維新在造就日本工業大發展的同時大量引進了西方的思想，不斷沖擊著封建傳統的以家為核心的日本，追求平等、自由等的思想與日本的家族主義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   “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種社會紐帶聯結的場所首先是家庭，這種家庭保留著相當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殘余，成為在新時代里壓抑自我覺醒的最大障礙”［5］。在日俄戰爭之后，國家主義和家族主義的結合對個人的壓制更是變本加厲，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矛盾愈發突出。對于作家來說，“家族制度與個人主義的問題，家庭和個人的對立與矛盾問題成了最重大的問題，也成了日俄戰爭之后日本新文學的中心內容。”因此自然主義文學在日本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自我的確立問題。   此外，當時日本政府對個人主義不斷的壓制，并且對文學作品也進行監視和控制。作家的社會理想在這一時期不斷地受到挫折，因而在這種絕對主義的統治下，日本自然主義也不可避免得由反映外部社會的真實轉為揭露自身。從田山花袋的《棉被》開始，自然主義作家執著于“自我”而忘記了“全體”，即與社會和政治完全隔絕了。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帶著強烈的個人主義、自我意識毫無顧忌地暴露“現實”的丑惡，迫近人生的真實，但是這里的“現實”指的不是社會的現實，也不是國家的現實，而是個人日常生活的現實。并且由于缺乏對現實的社會的歷史性的把握，個人的現實追求的結果只能走向懷疑和虛無主義。這樣的背景限制了日本自然主義的主題和選材，同時也決定了日本自然主義必然走向虛無主義和宿命論，追求肉欲官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