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國外自然主義文學差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自然主義文學作為西方文學的一個流派 產生于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傳至歐美和世界各國［1］。1880年左拉發表了《實驗小說》和《自然主義小說家》兩部論文集，正式將這一文學思潮命名為“自然主義”。在富爾蒂埃爾詞典中，對“自然主義”的解釋是:“通過機理法則解釋現象，不去尋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將這一概念引入文學，用以倡導一種追求純粹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從生理學和遺傳學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動的創作理念。體現在文學作品中，自然主義文學力圖事無巨細地描繪現實，給人一種實錄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龔古爾兄弟是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先驅。他們自稱是描繪當代生活的小說家，樂于描寫下層階級，偏愛于病理學的特殊病例研究。在語言上，他們打亂句法的邏輯因素，以肢解的句子、大膽的新詞和有意的不符合語法的句子來表達短暫的印象。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和成就最高者是左拉。他的代表作《盧貢•馬卡爾家族》是自然主義文學的豐碑。這部巨著在于描寫“第二帝國的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是描繪法蘭西第二帝國的一部編年史式的歷史畫卷。其中優秀的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館》、《萌芽》等。 左拉從19世紀80年代起開始理論著述，系統闡述自然主義主張。除左拉外，莫泊桑也是自然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 自然主義文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傳至日本。明治維新后，西方各種文學流派紛紛涌入日本，以真實描寫為目的的自然主義文學的創作原則，因其對批判封建倫理道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所具有的進步意義，使得日本文學界迅速接受了以左拉為首的西方自然主義文學，并一度成為日本文壇主流。最早把西方自然主義文學介紹到日本的是森鷗外。1889年森鷗外在《讀賣新聞》上發表《小說論》一文，對左拉以及西方自然主義文學進行詳細、客觀地介紹:“在這里，首次出現了‘實驗小說’的字樣，并說‘觀察’與‘實驗’是其理論基礎”。除森鷗外的理論介紹之外，小杉天外是日本作家中最早受到左拉的影響且在文學創作中加以實踐的作家。1898年，小杉天外在一家舊書店中偶遇左拉的《娜娜》，買來讀后對左拉精確的客觀描寫大加贊賞并深受啟發，從而寫成小說《新姿》(1900年)。1902年，永井荷風發表小說《地獄之花》，不久，具有相同傾向的文學作品紛紛亮相。島崎藤村的《破戒》與田山花袋的《棉被》的發表正式宣告了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時代的到來。之后藤村、花袋、德田秋聲和正宗白鳥等先后發表一系列自然主義文學作品;島村抱月、長谷川天溪(后來他們兩人被稱為日本自然主義理論的雙壁)等相繼發表一系列重要評論，自然主義文學在日本興盛開來并很快占據日本文壇的統治地位。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全盤接受了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和創作主張，在寫作技巧上很注重對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借鑒和模仿，結合日本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近現代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大潮。然而，我們也看到，法國和日本自然主義雖然都強調文學的客觀性和自然真實性，作品內容極力渲染人的生物屬性、生理遺傳和情欲，但細細品味起來，法國與日本自然主義由于其時代社會的變遷，國家民族的文化差異等，使得日本的自然主義與法國的自然主義相比有很大差異。對這種差異進行比較和分析，更能體現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鮮明特點，有助于我們對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理解。 二首先，在強調文學描寫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沖動、人的生理情欲的方面，法國與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有著極大的差異。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中對生理情欲的描寫作為實驗小說中人物命運變化發展的一條線索貫穿在作品中，作為一種因素、一種題材、內容表述的某個方面、人物形象的一種氣質特征而表現出來的。法國自然主義作家“感興趣的也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純粹的情欲，而是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的心理性格以及人活動于其中的社會環境”。對生理情欲的描繪，客觀地講，理性的成分占主導地位，作家創作的目的不僅僅停留在生理情欲的表層描寫，更在于其包含的內在的、深層的意蘊。作品或預示人物的悲劇命運，或意指社會的墮落罪惡，或啟迪人生生活，常常具有一定的積極社會意義和審美傾向。對生理情欲的描寫，體現了自然主義深邃的理性主義和嚴肅的價值取向。左拉說:“以生理學為依據，去研究最微妙的器官，處理的是作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人的最高級行為”。 他的《盧貢•馬卡爾家族》與其說是生理情欲、生物遺傳的實驗展示，不如說是自然主義作家以生理學、遺傳學觀點解釋社會現象，研究人的思想行為的作品。他將生理情欲看作是人物精神解剖的記錄，指出:“在每一個家庭成員身上造成種種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種種不同的人態，或為自然的或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們則以善德或罪惡相稱”。 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的肉欲描寫與日本古典文學中的隱私描寫、女性肉欲、愛和性主題表現一拍即合，也迎合了日本的好色審美理念。因此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生理情欲的描寫不僅僅只是被作為一種題材和一種因素，而是逐漸成為一種對人物行為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可以說取代了社會環境對于人的決定性作用。日本自然主義作家非理性地渲染人的動物性與肉欲本能，過分強調和張揚人的本能野性，即動物屬性的一面。巖野泡鳴據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神秘的半獸主義”自然主義理論，認為作為人性“靈”的理性主義的理想追求，只能導向人的痛苦和死亡。 只有作為“肉”的非理性的獸性體驗，才能獲得人的快樂和生存。在他的《耽溺》和自傳體“五部曲”中，有著大量赤裸裸的肉欲場面。 雖然這是一種對人的感覺追求“真”的體現，但是這種不作任何價值判斷的肉欲的赤裸真實描寫，實際上大大削弱了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歷史和社會價值，也招致了政府的查禁和評論家的詬病。永井荷風在他的小說《地獄之花》前言中這樣寫道:“人類的確難免有野性的一面。此乃是因為構成其組織的肉體上、生理上的誘發所至。是有動物進化而來的祖先的遺傳。在許多事情上，這種黑暗的動物性依然存在，如果要塑造完全理想的人生，就要對這種黑暗面進行研究———因此，我想毫無顧忌地描寫由于祖先遺傳和環境帶來的黑暗的情欲、斗毆和暴行。”也就是說，通過對肉欲的描寫，暴露自己最丑惡的部分，發現自己真實的自我才是符合人性的文學表現。田山花袋提出了對生理情欲的自然主義“露骨描寫論”。#p#分頁標題#e# 自然主義文學從生物學、生理學角度，擴大和深化文學對人的認識和描寫，使文學“不僅要表現人的思想感情和屬性，而且要表現人的軀體和情欲的各種功能”。 法國自然主義在對生物遺傳、生理情欲予以表現的同時，十分注重外部環境作用。他們認為，人作為具有生理物質機能的生命體存在，決不是一種靜止不變的原生態存在，其生存與發展，完全取決于外部環境。左拉說，在《盧貢•馬卡爾家族》“這部作品里就有兩種成分，一種是純人類的成分，生理學的成分，即對一個家族血緣遺傳與命定性的科學研究;另一種是這個時代在這個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時代的狂熱使它毀損，即環境的社會作用與物理作用”。莫泊桑憑借《戴家樓》妓女生活的描寫，揭露的是造成人物悲劇的資產階級道貌岸然的淫樂生活環境。在他“最輕佻、最淺薄的短篇小說中，這位藝術家感興趣的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純粹的情欲;而是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的心理、性格，以及活動于其中的社會環境”。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則明顯忽視環境與社會的因素，一味強調只要個人，不要環境，文學內容遠離社會生活，渲染個人生活與社會環境的嚴重脫節，張揚人物內心丑陋的“公開告白”，對個人道德墮落的“懺悔”。田山花袋《棉被》中，淡化社會環境因素，一味地沉溺于時雄對女弟子畸形愛欲的個人內心心理的赤裸裸的暴露;《鄉村教師》中，林清三壓抑苦悶的內心、挫折失意的生活;島崎藤村的《家》在描寫封建家族沒落的歷程中，社會的作用、環境的因素都被淡化和隱退了，作品只是敘述生活中的細微瑣碎之事，不厭其煩地描寫達雄、正太與藝妓的關系，人物細膩而苦痛的心境，甚至人物的幾種發型等，都被重復加以細致描寫。在這里，人物內心的心理感受、情感情緒的變化與社會背景、環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絕的，互不相干的。 三其次，日本的自然主義同法國的自然主義文藝主張一樣，都強調文學要“真實自然”、“客觀展示”，要求作家像自然科學家一樣，以科學實驗的態度原原本本地再現現實生活，忠實地描寫自然與社會。左拉說:“讓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環境里活動，給讀者以人類生活的一個片斷，這就是自然主義小說的全部內涵。”［2］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受法國自然主義影響，兩者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在真實論的大旗下，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提出了“無理想”、“無解決”和對自然進行“平面描寫”的理論，主張文學創作應該放棄一切目的和理想追求，這樣才能達到對生活的自然真實的感悟。他們認為，“理想妨礙了對生活現實真實的把握”，文學創作要達到“破理顯實”。但是，由于日本當時的時代背景，法國和日本的自然主義真實論表現又有極大差異。法國的自然主義真實描寫更多地表現為外在的、社會的真實，展示的是廣闊而宏富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畫幅。他們認為，真實的人除了生理遺傳的因素外，還是社會時代的產物，不同的人受到社會關系和生活境遇的制約，形成截然不同的人生?？陀^冷靜的真實描寫“成為對一個終結了的朝代的寫照，對一個充滿了瘋狂與恥辱的時代的寫照”［3］。左拉的創作中既有《盧貢家的發跡》、《欲的追逐》、《金錢》、《人獸》等中的那個特定時代上流社會人士“追求金錢和肉欲的記錄”，也有如《小酒店》、《萌芽》、《土地》、《勞動》中下層人民苦難不幸、墮落毀滅的人生掙扎，作品揭示的是“第二帝國的整個歷史時代”［3］。 而當時的日本作為一個具有傳統東方生活模式的文明古國，家庭、家族始終是國民生活的中心，社會的主要基礎部分。一切對國家、政治及對生活、人生的觀念與思想，都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日本自然主義試圖擺脫精神壓抑和束縛，在作品中更多地以“家”、“家族”生活的真實展示，來反封建道德、反家族制度、反因襲觀念，從而體現出日本知識分子在集權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高壓下，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追求和向往。島崎藤村在《舊東家》中，以女傭人阿定所見的一系列女東家與醫生的猥褻卑劣丑行，形象地詮釋了天皇制下的傳統道德觀念淪喪和舊家族的衰敗，揭露出資產階級家庭生活中空虛腐朽的一面。田山花袋以家族為中心的自傳體三部曲《生》、《妻》、《緣》中，作者忍受著“剝皮般的痛苦”，將家庭中的母子、婆媳、兄弟間的家丑外揚，逼真地暴露出沉悶壓抑、瑣屑畸形的封建家庭內部的生活真相，將家庭中“自己所歷、所聽的現象，如實地描寫出來”。誠然，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也寫家族的興衰變遷，但和日本自然主義創作中的“家”小說相比較，法國的自然主義作品則具有更明顯、更直接的社會特征與時代特征，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可以說是“世紀末社會生態的鏡子”［4］。左拉《盧貢•馬卡爾家族》這個龐大家族體系所透視的，是法國第二帝國時代自“政變”以來現代社會中的英雄和罪人，勾勒出了1851—1871年間法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作品中所展示的是社會的大“家”，從而使文學作品具有了廣闊的社會性。而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所描寫的家，只僅僅局限于家的內部，不再拓展到家之外，作品津津樂道的是個人的小“家”。時代的專制生活氛圍，使得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在觀察社會、希望在社會生活中發展自我的時候，只看到束縛自我個性發展的封建羈絆及存在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家”。他們往往一味地專致于家庭內的瑣屑事務與個人情感糾葛，把生活的視野收縮在家庭的狹小圈子里。 四法國與日本自然主義都十分強調作家應該隱藏自己的思想觀點，讓傾向和意圖從作品的事實內容表述中自然流露出來。福樓拜說:“說到底，我對于藝術的理想，我認為就是不應該暴露自己，藝術家不應該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應該在生活里露面一樣”。左拉也說:“我們不必從我們的作品中去抽取結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們的作品本身就包含著結論” 然而，法國與日本自然主義作品中所“自然流露”的作家思想感情傾向，卻有極大的差異。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創作中表現出的是積極的參與和入世的思想:莫泊桑的小說中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龔古爾兄弟的“文獻小說”則表現出對社會的批判傾向，在予以自然真實地描繪的同時，還憧憬著美好的生活和未來。但是，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在“無理想”、“無解決”、“平面描寫”的后面，實際上放棄了暴露丑惡后的積極態度，明顯流露出消極頹廢、墮落放縱、自我分裂和虛無主義的世界觀，給人一種沒有希望和出路的窒息感受，從整體上傳達出日本自然主義作家黯淡人生觀的思想傾向。他們提出“不要對任何理想下判斷，不要作任何解決，如實地凝視現實就夠了。這就是自然主義”，認為文學要表現的就是人類的“悲哀精神”或“覺醒者的悲哀”。日本自然主義作家普遍認為，“暴露現實的悲哀，才是真正近代文學的生命”。《破戒》中的丑松，就是一個沉浸在“覺醒者的悲哀”中的人物。#p#分頁標題#e# 《家》中的三吉、正太無法沖破婚姻、家庭的束縛，激烈的內心沖突，導致人物的抑郁痛苦，甚至走向死亡。日本自然主義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自暴自棄、耽溺肉欲，墮落沉淪;或消極厭世、孤獨絕望、憂郁死亡，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觀主義情緒。無論是島崎藤村筆下在家庭婚姻桎梏中苦苦掙扎的年輕人，田山花袋小說中彷徨消沉、挫折失意的“鄉村教師”，還是巖野泡鳴作品里在放浪形骸、沉溺肉欲之中尋求精神安慰的有為作家，無不流露出悲觀絕望的情緒、虛無主義的思想和消極頹廢的傾向，讀來令人壓抑和窒息。 五1908年島村抱月在《文藝上的自然主義》一文中，從描寫方法、態度角度將日本文壇上的自然主義分為兩類:一是純客觀的———寫實的———本來的自然主義;二是主觀寫人的———解釋的———印象派自然主義。前者是由西方輸入的左拉式自然主義，后者則是在此基礎之上經過日本化了的自然主義。這種在日本文化和文學的土壤上形成的自然主義，最終走上了私小說這一獨特的發展道路。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無疑是在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但最終卻脫離自然主義文學之軌走向私小說之路，究其原因，是由于國情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差異造成的。 明治維新在造就日本工業大發展的同時大量引進了西方的思想，不斷沖擊著封建傳統的以家為核心的日本，追求平等、自由等的思想與日本的家族主義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 “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種社會紐帶聯結的場所首先是家庭，這種家庭保留著相當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殘余，成為在新時代里壓抑自我覺醒的最大障礙”［5］。在日俄戰爭之后，國家主義和家族主義的結合對個人的壓制更是變本加厲，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矛盾愈發突出。對于作家來說，“家族制度與個人主義的問題，家庭和個人的對立與矛盾問題成了最重大的問題，也成了日俄戰爭之后日本新文學的中心內容。”因此自然主義文學在日本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自我的確立問題。 此外，當時日本政府對個人主義不斷的壓制，并且對文學作品也進行監視和控制。作家的社會理想在這一時期不斷地受到挫折，因而在這種絕對主義的統治下，日本自然主義也不可避免得由反映外部社會的真實轉為揭露自身。從田山花袋的《棉被》開始，自然主義作家執著于“自我”而忘記了“全體”，即與社會和政治完全隔絕了。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帶著強烈的個人主義、自我意識毫無顧忌地暴露“現實”的丑惡，迫近人生的真實，但是這里的“現實”指的不是社會的現實，也不是國家的現實，而是個人日常生活的現實。并且由于缺乏對現實的社會的歷史性的把握，個人的現實追求的結果只能走向懷疑和虛無主義。這樣的背景限制了日本自然主義的主題和選材，同時也決定了日本自然主義必然走向虛無主義和宿命論，追求肉欲官能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