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論文范例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經指導研究生學員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李希賢撰寫紅學畢業論文。筆者在“文研班”一期學員的回憶錄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導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的記錄。黃澤新、李希賢的畢業論文流傳下來。本文介紹了何其芳指導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全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紅學論文寫作的思想理念和經驗做法。何其芳指導文學研究生紅學畢業論文寫作，在新中國紅學建設史上具有首創性。

【關鍵詞】何其芳；指導意見；紅學畢業論文寫作

近期，筆者查閱到一件有關何其芳紅學實踐的新文獻資料———指導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學員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畢業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記錄①。由此順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紅學教育實踐活動和指導另外幾位學員紅學和涉及紅學的畢業論文的資料。從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合辦的“文研班”，前后共辦兩屆，外加一期進修班。辦學期間，正好趕上文藝界、文化界開展“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紅樓夢》規定為“必讀書目”之一，聘請吳組緗、俞平伯、李希凡、馮其庸等專家講“《紅樓夢》研究”專題課①，并親自講他的“‘紅學’研究成果”和《論紅樓夢》的研究心得及寫作經驗②。他還帶領學員走出課堂，廣泛接觸文藝實際，向社會學習，“還組織看過美術展覽，參觀過魯迅故居以及據說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瀟湘館’的幾叢竹子，幽靜的居室，以及賈母看戲的戲樓，還真有幾分近似，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論題“順利確定”與論文“鎖進抽屜”

首屆“文研班”因延長一年學制，要到1963年暑期畢業。學員此時最重要的任務是撰寫畢業論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擔任論文導師。畢業論文選題方向可以依據所學內容自由選擇，一些同學選擇了《紅樓夢》研究方面的選題。學員黃澤新回憶:文研班學習的最后一年，學校規定每人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選題是關于《紅樓夢》的，由何其芳先生負責輔導。另外，賀興安、劉建軍同學寫的也是關于《紅樓夢》的論文，李希賢同學寫的是典型問題的論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導。從草擬提綱到論文定稿，何先生輔導我們四次。頭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輔導，最后一次寫的是書面意見。④為什么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同學的畢業論文皆由何其芳任導師?道理很簡單，是因為何其芳在《紅樓夢》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創見，有成果，“共名說”是其顯著標志，課堂上又以“講紅課”為人稱道。筆者收集了何其芳輔導四位學員畢業論文的資料，結果是多寡不一。在黃澤新的回憶文章中，意外發現何其芳輔導他畢業論文談話的全部記錄，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紅學文獻，因此要費些筆墨在下一節專門敘述。現在分別講述何其芳對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畢業論文的指導。指導賀興安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賀興安和李希賢劃為一個組，每次到何其芳家談畢業論文寫作，兩人總是相伴同行。李希賢回憶:何主任約定，賀興安和我間隔一周的周三下午兩點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談。我倆每次提前幾分鐘進入導師家。此時，白瓷壺沏的熱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廳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據我的記憶，興安坐在何主任的右側，我坐在導師的對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興安同學匯報后，他撰寫《紅樓夢》的論題順利地確定了。①李希賢只講了賀興安的紅學選題“順利確定”，沒有展開記述輔導了哪些論文寫作具體意見，令人遺憾。查賀興安回憶“文研班”學習生活的文章，他說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學習的榜樣。他在創作和研究兩大領域都貢獻卓著”。何其芳對賀興安還講過他寫作《論紅樓夢》花的時間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評理論文章最有文氣，最少教條，在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結合上，大陸學人難以與之匹敵。他的《論〈紅樓夢〉》是大陸那些年“紅學”熱浪中寫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講到寫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個月時間，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駁他、超越他，起碼在時間上得花八個月以上。②賀興安贊佩何其芳文章“學人難以與之匹敵”，因為其“最有文氣，最少教條”，“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這首選應該是《論紅樓夢》的韻味和亮色。賀興安沒有說此事的發生時間，但何其芳在用切身體驗鼓勵賀興安投入巨大精力寫好學術論文，使其超不過、駁不倒、站得穩、立得住的用心，卻十分明顯和殷切。指導劉建軍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劉建軍對論文導師何其芳也懷著一種崇敬心理。他對何其芳的總體印象是:“何其芳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在對我班同學的多次講話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但他循循善誘地要我們打好扎實的基本功，重視第一手資料，從實證出發，切忌空頭理論。他的詩人氣質很重，講話感情色彩鮮明，有時激動得說不出話?！碧岬胶纹浞紝λ厴I論文的寫作輔導，他滿懷欽敬地說:我向他匯報論文提綱時，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蘇聯一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他認為這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有些無限擴大。也不太認同我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但他始終沒有要求我改變觀點，他的看法只供我參考。第二次談論文時，他同意我關于《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的說法，認為我的論述成立。此事當時對我震動很大，一位理論權威，與一位年輕學子平等商討，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令人敬仰。①劉建軍的論文選題是“《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這里他簡要記述了何其芳的兩次輔導情況:第一次是修改論文提綱，何其芳對引進的域外“藝術結構理論”持存疑鑒別態度，因其大而無當“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將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傳授給學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紅學界已經有了“《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評論觀點，但何其芳歷來認為《紅樓夢》“寫的只是兩個封建家庭”②，因此對劉建軍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不太認同”。但是，這兩個“不太同意”，只供劉建軍“參考”，并不要求論者(學生)“改變觀點”。第二次是肯定論文的“論述成立”。論點、論據通過論證過程才形成論述，形成論文。也許在兩次輔導之間，劉建軍在沒有“改變觀點”的情況下，部分接受了導師的意見，使論述趨向合理與完善，使何其芳轉而“同意”他的“說法”。“論述成立”也就是論文總體上合乎寫作要求，達到了畢業水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建軍在何其芳輔導過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指導李希賢典型問題畢業論文的寫作李希賢1959年夏季在湖北漢口參加“考研”筆試時，面對試卷中的一道“典型”試題，有過交白卷的尷尬。錄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時刻牢記自己這個“軟肋”和“跟頭”，特別“注重文藝學中的典型問題”。他也因此在臨近畢業選擇論文題目時，確定以研究“典型問題”為方向———這也與何其芳倡導“典型共名說”的影響有關。他自以為掌握的資料可以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但是，他的撰著畢業論文之路也還是不順暢，甚至一波三折，屢遭坎坷。他回憶幾次到何宅談論選題時說: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覅R報所作的準備時，何主任靜心地聽著。我又試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導師沒有笑，沒有責備，心平氣和地說:“寫專著，當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現在，只要你寫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痹诳蒲猩仙形吹翘萌胧业奈遥D時心緒紊亂，“典型”在腦海中飛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開導我:可以選典型理論中的一兩個問題，也可以從典型創造類別中選題，還可以從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頭緒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談阿Q典型。論題定后，我環繞論題鉆研材料、準備提綱、撰寫初稿。當我倆(指與賀興安———引者注)上門聽取對初稿的意見時，何主任依然先對賀后對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談式地發表意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讀時只想瞌睡”。他透過鏡片，注視著我，見我滿臉緋紅，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對我行文中的弊病，導師來了個一針見血!……臨到論文能否定稿通過時，我的心緒宛如面對法庭。他翻完《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文稿后，對此文只說了一句話:“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這樣?！薄颐摽诙?“何主任，我的論文能不能在《文學研究》上發表?”他回答:“要發表?那還不容易，我簽個字就行?！蓖Ａ送?，接著說:你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時，謄正寄給我。他是《文學研究》雜志的主編，由他簽署意見，在刊物上發表他門生的論文，顯然“容易”辦到。他不這樣做，還指明要鎖過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當時我就懂得，他這樣說，他要我這樣做，實則是對我的指引、對我的鞭策、激勵和期盼。我理應如是為之。①何其芳指導畢業論文《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的寫作，針對學員研究和寫作上的薄弱環節，可謂處處把關，歩步緊逼:選題不準確，他糾正后連續指出三個“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并用“我讀時只想瞌睡”的話形容其沉悶不靈動;定稿雖然體現了作者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寫作水平，但還是令人不滿足，何其芳建議暫不發表，“鎖進抽屜”。怎樣才能把這篇論文修改好，何其芳給出的辦法是，“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說要“冷處理”，放一放，悟一悟，獲得新的認知，一改再改，反復打磨，使其躍進升華。這是通達研究甘苦之語，懂得寫作三昧之言。這體現了何其芳指導論文寫作的另一種風格:所謂“嚴師出高徒”!李希賢對此十分理解和服膺。嚴師的教誨幾乎影響了他后半生的教學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業績。指導黃澤新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文獻內容較多，下面設專節來介紹。

二、“論文中主要觀點應當是自己發現的”

黃澤新的論題是《〈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何其芳先生“當時正值盛年，充滿熱情與活力”。他“親自為同學輔導論文”?！八闹v話如同他的詩文，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閃爍著真知灼見，每次講話都給我們很多啟迪?！薄拔疫@里所記的，除了第一次有幾點共同性的指導意見外，其余全是對我的研究論文的指導意見?！雹冱S澤新與劉建軍為一組。何其芳第一次輔導談話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講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導意見”:我先說說寫研究論文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要寫提綱。寫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綱，寫長篇論文，尤其是論述復雜問題的長篇論文，一定要寫提綱。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結構完整而周密，說理性很強。我們恐怕很難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綱在寫作實踐中還要反復修改，盡量使論文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第二，把思想變成文章，不僅是文字表達的問題，還可以使思想更準確、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認真考慮。論文的文字要講究。不要用隨便拾來的語言，要用經過思考的語言。要培養對語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講究的語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講究的語言，要善于區分。寫得太輕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勞動來完成這篇論文。第三，寫成初稿后，要認真地仔細地反復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們也要學習這種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動手抄，才經得起考驗。自己不耐煩抄，還有發表的價值嗎?隨后，何其芳就《紅樓夢》的研究課題，談了幾點意見:研究《紅樓夢》，首先要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為什么《紅樓夢》在那個時代產生?包括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傳統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會背景是文藝作品的根。不論你研究什么問題，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賈府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坐吃山空”。我覺得這個看法，講得不夠太深。應當從時代背景的諸多因素中探討賈府衰敗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閱讀與《紅樓夢》有關的研究資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從材料中來。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是自己發現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復看，反復研究。這一次，先談到這里吧!下一次你們談談個人論文的提綱，我再說說具體意見。首次談話，是說給黃澤新與劉建軍兩個人的。就紅學畢業論文的總體要求，何其芳強調三點:“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這恰恰是最基礎、最要害的法則。依據指導老師的要求，黃澤新開始考慮“論文的提綱”。他最初的論文題目是《論〈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塑造》，后來改為《〈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的思路是:魯迅先生說過“自有《紅樓夢》出現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畢業論文的主旨就是具體闡述這個“打破”，這就有必要從中國小說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尋找答案。為此，他著重地研究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長篇小說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與《紅樓夢》作具體的比較，找出《紅樓夢》究竟繼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寫出一份兩千多字的提綱。第二次輔導談話的時間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聽取了黃澤新的立意構想后，翻看了兩遍提綱，然后說:思路可以，條理也比較清晰。不過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關于人物的階級性與典型性的問題，有人主張階級性是人物的本質，甚至認為一個階級只有一個典型?？墒菫槭裁茨硞€階級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夠抽出來用在其他階級人們的身上?一種解釋是借用，另一種解釋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諱癩子，不能說這是從統治階級來的;排斥異端則可能是從統治階級來的。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忌諱，各有什么特點?考慮問題盡可能從實際出發。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學、辯證。劉姥姥流行的看法有兩方面:一是進大觀園，因無知而鬧了許多笑話;二是幫閑。過去，我們叫吳稚輝為劉姥姥，就是譏諷他是個幫閑。流行的這兩點對劉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劉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對于賈寶玉，流行的看法是愛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東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誤導，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這里還需要強調一下，評價形象的意義也好，評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好，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搞具體的東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斷。不要先有了論點，然后再在作品找有關的現象證明?，F象是復雜的，不同的論點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作例證。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研究論文要寫得準確、鮮明、突出。要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藝術上的特點，找出它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我們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拿心理描寫來說，托爾斯泰寫人物心理很細致，著重過程，但故事進行太慢，比較沉悶?！都t樓夢》的心理描寫也很細，但和生活一樣，并不慢，這就是發展創造，充分顯示了我國古典小說心理描寫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這次輔導也是黃澤新、劉建軍小組兩人同時聽講。但是，這里只記錄下何其芳對黃澤新論文提綱修改充實“進一步思考”的意見。這些意見最為可貴的是強調研究方法的正確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的;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只有這樣，畢業論文才能有創見，有高度，有價值。接受第二次輔導以后，黃澤新動手草擬初稿。一個半月以后，他將稿子交給何其芳審讀。6月2日，導師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點到家去，談談對初稿的意見。第三次輔導談話于6月3日9點準時開始。何其芳拿出論文初稿放在茶幾上，開門見山地說:稿子我看了，大體上可以，不過，還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對問題分析得比較細致，但是理論概括不夠。文章談的是人物塑造問題，對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應該有所強調。另外，《紅樓夢》“打破傳統寫法”的意義和價值，也需要進行充分的理論闡述。2.文章著重講了《紅樓夢》對傳統藝術表現方法的突破與超越，繼承講得不夠。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金瓶梅》藝術特點的概括不夠完全恰當。當然，藝術分析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難的，越是困難越需要認真、細心，盡量使我們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實際。3.環境描寫，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則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過是人物的居住場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例如《西廂記》，故事發生在寺院里，崔鶯鶯、張生與紅娘的性格與環境有什么關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實事求是，不可牽強附會。第三次談話，核心問題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個問題:“理論概括不夠”“繼承講得不夠”“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同時，也輔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黃澤新用近兩周時間將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輔導何其芳變更了面談方式，而是采取書面筆談的辦法，把他的意見寫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頁上，于6月22日將稿子讓人送還給黃澤新。何其芳用紅鉛筆在稿子上寫的意見如下:6.文字還不夠準確、講究，有些名詞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動細節”“表現傳統”;3.講《紅樓夢》以前小說在寫人物上的區別和特色還是要講得更恰當一些、更符合事實一些，《三國》《水滸》也并非完全沒有細節描寫，《水滸》就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過一件事寫一兩個人物。繼承方面似講得不夠;1.有對塑造人物問題的概括性的理論性的論述，可是只有細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與理論的高度;4.心理描寫一節似舉例過多;5.環境描寫一節中寫風一例似與塑造人物無關;2.結束語未能把前面三節總結起來。①何其芳為何把所寫意見的序號標為“6、3、1、4、5、2”呢?黃澤新推測:何先生隨看隨記，沒標序號，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據內容編列了序號。除上面所寫的具體意見以外，何其芳還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標點符號，共修改了十四處。這六條修改意見，還是為了使前幾次的輔導內容得到貫徹，四腳落地。第四次書面輔導，表面看，意見零零碎碎，對論文修修補補;細品味，一則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費苦心，二則說明論文基本完成，小動微調就可以定稿。黃澤新“文研班”紅學畢業論文如期完成，順利通過。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這是新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的首篇紅學畢業論文。這也表明，何其芳的紅學實踐活動中，又有一項開創性的業績。更令人慶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輔導這篇論文的全部意見被黃澤新原汁原味地記載、保存并公布出來，其中包含著如何進行科學研究、如何評論《紅樓夢》、如何撰寫紅學論文等豐富思想和經驗。黃澤新當年親聆教誨，對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風化雨，幾十年后回憶及此仍感慨萬千，他寫道:“通過輔導論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熱心、耐心與細心，感受到了他對培養學生的無私奉獻精神。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又關懷備至、體貼入微;他從不輕易地說一句贊美你的話，然而卻處處感受到他對你的關心、呵護和激勵。我崇敬先生的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誨之恩。”①

摘要：醫患會話研究是研究醫患矛盾和醫患關系的關鍵，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視角，對國內外的醫患會話研究進行了梳理。社會學和語言學視角對會話的分析有很大的差異。社會學家是研究如何進行會話，認為會話能透視社會生活，而語言學家則研究語言如何建構以產生會話，認為作為社會生活資源的會話可以幫助發現語言的本質。醫患會話研究還應該拓展到認知神經科學、心理學和醫學領域。只有更好地開展醫患會話的研究才能指導醫生的會話策略，提高醫患溝通能力，改善醫患關系。

關鍵詞：醫患會話，話語分析，系統功能學

在一個特定群體中或整個社會中圍繞著一個主要話題、爭論或主旨所進行的一切談話和寫作稱為會話［1］。學者們都在不同的時期，運用不同的方法，從各個側面去探尋和描述語言的工作機制。會話研究開創性的工作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如早期的會話研究者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等，他們采用實證的方法，結合民族方法學的理論發現會話規律。20世紀70年代Byrne和Long進行了關于醫患關系的開創性研究，他們基于2500份醫療治療錄音，出版了DoctorsTalkingtoPatients一書，書中仔細地分析了醫療診治的各個階段，并對每個階段的醫生行為特征作了詳盡研究。隨著對診療質量要求的不斷提高，醫患會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由此對醫患會話的研究也大量展開。

1醫患會話概述

作為機構性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醫患會話，被視為兩個最基本的治療要素之一，即通過會話不但能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促進醫患交流的有效進行，而且能起到治療疾病的作用。具體地說，通過有效的會話能提高患者對診療的理解并產生正效應，也能促進患者更好地執行診療方案，醫患會話的效果常常直接關系著患者的滿意度。國外的醫患會話研究成果頗豐，研究者重點從社會學尤其是話語分析和語言學視角對醫患會話進行了描述性和實證性研究。我國的醫患會話研究則起步較晚，從CNKI檢索結果看，包括期刊文章，碩士、博士論文尚不足100篇，研究成果還不多，大多借鑒了國外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內容主要涉及會話的語言技巧，醫患角色關系對醫患會話的影響，和醫患會話的語言特征等。社會學和語言學視角對會話的分析有很大的差異。社會學家研究如何進行會話，認為會話能透視社會生活，而語言學家則研究語言如何建構以產生會話，認為作為社會生活資源的會話可以幫助發現語言的本質。

2社會學視角的醫患會話研究

從社會學視角對醫患會話進行的研究占相當大的比例。社會學視角下的醫患會話研究主要歸納為過程研究和微觀研究。

摘要：本論文以2015年開始的全國統考教師資格證為背景，結合統考的基本情況來對體育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予以分析，找到影響其通過率的幾個問題，例如文化課偏少且教學質量低；和社會需求對接不緊密，導致學生體能技能優秀但是綜合創新不足等。在此基礎上形成針對性的培養模式改革意見，希望對我國體育教育專業人才培養和我國體育教師隊伍整體水平提升有所促進。

關鍵詞：教師資格證；全國統考；體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分析

2015年我國開始針對教師行業實行全國統考，考試內容涉及較為廣泛，可以說各科都有涉獵，這對于體院教育專業人才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主要是體育教育專業成員較為復雜，但是同一特點是文化課水平較低，在全國統考面前通過率極低，如何有效保證體育教育專業人才通過全國統考拿到教師資格證，這是所有打算從事體育教學者都在關心的問題。

1全國統考下體育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面臨考驗

2015年我國開始對教師這一職業開始執行全國統考，即凡是想加入教育行列的人必須要通過國家統一考試且過分數線才能拿到從業資格證即教師資格證，而且從業后每五年都要考核一次。這就決定了師范類或者師范體育類專業畢業生將不能直接拿到教師資格證，想要從業必須通過全國統一考試。全國統考成為了體育教育專業學生就業攔路虎，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樣統考是有必要的，是提高教師隊伍水平的關鍵一環。然而從開始執行這一政策到如今，統考存在考試一刀切的問題，即不管文科教師還是體育教師，亦或者是音樂教師，考試內容相差無幾，而對于專業方面的內容較少。即基本上考核的都是教育心理學、教育學，還有物、理、化、數、語、英等科目?，F如今進入體育教育專業的學生大部分都是文理科較差，而體育技能較強的群體，這就決定了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需要直面綜合考試，需要提升各個學科水平。另外，筆者認為隨著統考制度不斷完善，未來國家會考慮體育教師在“學生體育核心素養培養”中的重要作用，繼而會在統考中制定相關專業試題，這對于體育教育專業學生來說絕對也是一大壓力，需要其在信息技術、心理分析、思想溝通等方面擁有一定的能力。即在國家統考之下，未來的體育教師不再是“體育棒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而是專業水準高，綜合能力強的教育界中流砥柱［1］。

2現階段體育教育專業培養模式存在的問題

在國家進行教師資格證統考的大背景下，體育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仍然在考試教學的影響下前行，還沒有對這一特殊局勢形成良好的反應機制，在教學上還存在著不少問題，筆者認為主要有：

作者：馬利紅 申麗 單位：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模糊語言，作為一種彈性語言，是指外延不確定、內涵無定指的特性語言。模糊語言生動形象、委婉含蓄、靈活多變，看似模糊卻顯示了語言的嚴謹性與客觀性。商務英語作為一種專門用途英語，具有其特殊的語言風格，在選詞造句、語體特征和修辭運用等方面都形成其鮮明特色。商務英語一般要求語言表達精確嚴密，滴水不漏，但是由于商務場合本身的不穩定性，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商務英語中也會使用適量的模糊語言，這不會影響商務英語表達的精確性，相反，還會提高商務英語語言的靈活禮貌性。國內外很多語言學家和學者通過大量實例分析研究了商務英語中的模糊語言及其語用功能，并得出了一些有借鑒意義的結論。商務英語中大量使用模糊語言不但具有語用功能，還蘊含了很多社會文化心理因素。筆者查閱了中國期刊網，從1999年至2011年已發表的關于模糊語言的論文共540篇，其中關于商務英語模糊語言的期刊論文29篇，大都是分析商務英語中模糊語言的語用功能，但對商務英語中模糊語言蘊含的社會文化心理因素的研究還是空白，本文對此進行探索。

1模糊語言概述

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客觀世界的多變性決定了語言的模糊屬性。語言是模糊與精確的統一體，二者既對立又統一，共存于語言系統中，有些時候言語交際需要精確，有些場合言語交際又不得不模糊。模糊語言作為言語交際中不可缺少的語言現象引起了眾多語言學家及學者的關注。模糊語言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Lakoff[1]最早提出了模糊限制語的概念，Brown和Levinson[2]認為，模糊限制語是指在某種前提條件下可以一定程度地改變話題精確程度的詞語，Prince等[3]從語用的角度把模糊限制語分為變動型模糊限制語和緩和型模糊限制語。美國控制論專家Zadeh[4]于1965年提出了完整的模糊理論。1979年我國知名語言學家、北京師范大學名教授伍鐵平[5]首次將模糊理論引入到我國的語言學領域。雖然語言學家和學者們對模糊語言的概念各持己見，但對模糊語言的“不確定性”達成了共識，都認為模糊語言暗指的范圍看似不定，但核心意思實則明確。模糊語言充分利用客觀世界的多變性和語言表達的含蓄性，在一定語境能提升言語交際的效率和溝通合作的靈活性。近年來，各國語言學家就經貿、科技、醫學、文學等領域的模糊語言現象展開了多層次研究，視角由單純的語義探討發展至語用策略和語篇建構，分別從模糊邏輯的角度、修辭的角度、話語分析的角度、認知的角度以及語用的角度對模糊語言現象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得出模糊語言可以改變話語的真實條件，掩蓋知識的不足，或者出于禮貌和尊重，減緩語氣，提高語言的表達效率、準確性、靈活性等結論。

2模糊語言在商務英語中的應用

模糊語經常出現在日常交際或文學作品中，但是在商務英語中，適度運用模糊語言也司空見慣。商務英語作為一種特殊用途英語，指英語在商務場合中相對獨立的應用，也是英語發揮社會功能的最佳表現。由于商務活動較強的目的性、趨利性，商務英語具有較強的語用合作色彩，表述簡練而準確、有力而溫和，語氣堅決而不失風趣，用詞明白易懂、正式規范。然而在商務活動中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適度地使用模糊語用策略，可以提高商務英語表達的精確性、嚴謹性和靈活性。在國際商務交際中，運用模糊語言可以使溝通交流更加靈活委婉，尤其是對一些雙方都敏感在意的事項、矛盾之處、核心利益問題等，模糊語言可以使話語更加可信穩妥、委婉客氣，起到掩飾回避、迂回表達、聲東擊西的作用，既能保全雙方面子，維系合作關系，又能避免承擔不必要的責任或招致批評，這主要體現在商務英語廣告、商務英語信函、商務英語合同和商務英語談判中。

2.1商務英語廣告

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現代文學研究中有人“放大”魯迅對“小說作法”的批評，甚至將其夸大成一個“杰出理論貢獻”，完全否定了小說創作方法，甚至提出：“（一）做得再好的‘小說作法’對于小說寫作來說，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片面性；（二）‘小說作法’體現不出小說最基本的藝術特征，因此誰也不能‘如法’制做出小說作品。（三）從‘小說作法’學習小說寫作是不符合認識規律的”。這篇發表于近30年前的文章沒有辯證地看待問題，而且文章的論點和結論既沒有任何材料的支撐，也過于“斬釘截鐵”，是立不住腳的。回望新文學近百年的發展歷程，20世紀80年代初和“五四”時期在引進和接受西方新鮮的文學經驗方面恰恰具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的情況都是封閉已久的國門開始敞開，各種域外的文學思潮和創作技巧蜂擁而入，讓人有些應接不暇，也給文學創作帶來了兩次重大轉折：一次是由傳統轉向現代，一次則是由現代轉向了后現代。另外當代作家其實也很注重小說創作經驗和新鮮的技巧，例如高行健1981年出版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就是當時比較出名的一本“小說作法”，它從創作方法上將中國小說與西方現代小說進行比較的同時，從敘事語言到情節結構等方面全面介紹西方的“現代小說”，對當時的作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與震動，馮驥才看完這本“小說作法”之后說：“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樣，剛剛讀完高行健的小冊子《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目前‘現代小說’這塊園地還很少有人涉足的情況下，好像在空曠寂寞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風箏，多么叫人高興！”由此可見，小說創作在受到這些新鮮的小說寫作技巧的啟發之后往往能夠煥然一新，甚至能夠引領文學創作的潮流，開文學風氣之先。例如李劼在他的《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中就曾經這樣評價高行健對西方小說技巧的介紹：“然后是八十年代初，高行健發表《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在北京文學界所引起的轟動。……王蒙讀了高行健此書，盛贊道，妙極了。王蒙當時的意識流寫作，顯然受到高行健此書的影響。……但中國小說走向現代派，應該說是高行健此書和王蒙在意識流寫作上的實驗，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將中國當代文學從死氣沉沉的為人生的文學，寫真實的文學，干預生活的文學，什么什么的文學當中，解救了出來，從而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學時尚”。

1920年左右孫俍工為適應新文學教育的需要編寫了《小說作法講義》，“講義”的核心內容是介紹現代小說的創作方法，同時也涉及了作者理論以及小說創作與批評和研究的關系等問題。1919年的“五四事件”之后，白話文教學很快遍及中等以上學校。當時由于受到杜威教育學說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國文教學的方法也開始走向“現代”，開始趨向于啟發式的自動主義，國文課程的內容“開始參用新文學作品或譯品，側重人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討論，而忽略文字或技巧方面的研究”。但當時在新文學教材的編纂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現代著名教育家周予同曾經就當時的“國文”教材問題特別指出：“國文一科，教材選擇的混亂，與教授方法的無標準，幾乎無法形容”。另外當時白話文和新文學仍然立足未穩，文學的新舊之爭還在持續，就此孫俍工另外特別編寫了《新詩作法講義》和《戲劇作法講義》，用白話來介紹現代小說、戲劇、詩歌及其創作方法。孫俍工在《小說作法講義》的《自序》中談到了他從新文學建設的立場出發對于戰勝傳統文學以及當時的“國粹派”的良苦用心：“教小說的時候應該教小說的作法，這個講義就是依照這個宗旨而編的。現在這樣的出版界對于解決國語文教材建設這樣一個問題太不勇敢了，這樣下去不但國語文建設底希望達不到，就是已有的這點根基肯怕都難于保存，這樣豈不叫一班醉心國粹者在一旁齒冷？”如上所述，新文學在建設之初要盡快立穩腳跟并最終在競爭中取得勝利，自身還存在很多劣勢，其中缺乏創作實績就是重要一點。所以，利用文學教育來推廣普及現代小說就顯得非常重要。對于創作實績的缺乏，魯迅在1924年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曾經清醒地概括：“至于民國以來所發生的新派小說，還很年幼——正在發達創造之中，沒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它們了”。而茅盾對此則以創作的實際來說明：“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雜志發表《文學革命論》的時候，還沒有‘新文學’的創作小說出現。民國七年（一九一八），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出現的時候，也還沒有第二個同樣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樣成功的第二篇創作小說。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月……也還沒有說得上成功的作品；……那時候（民國十年春），《小說月報》每月收到的創作小說投稿——想在‘新文學’的小說部門‘嘗試’的青年們的作品，至多不過十來篇，而且大多數很幼稚，不能發表。”孫俍工等新文學提倡者由于不能以創作實績做后盾，多少也有些底氣不足，只能一再強調現代小說對人生和社會的重要性以及現代小說的意義，這讓人想起了當年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一再拔高小說的地位。當然，孫俍工沒有梁啟超的“雄辯”，其文字更多是文學的色彩，而且用的是白話：“小說的意義在人生和社會兩方面……所以有人說小說能使人樂，能使人憂，使人歌，使人泣，使人富于情緒，使人夢，使人笑，使人震動，使人引泣，使人思量，這真是極其了解小說在人生和社會里的重要的話啊！”

新文學建設初期創作實績的薄弱從孫俍工的《小說作法講義》的內容中也能體現出來。由于中國傳統的文學資源完全被排斥（新文學的提倡者早期特有的和慣常的表現），現代小說又沒有大的實績為其所用，所以只剩下了“西方”作為理論資源。“講義”中所有作品的實例都是國外的現代作家和作品，其中西方的作家主要包括托爾斯泰、易普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德以及莫泊桑等人，而這些正是“五四”前后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是“五四”前后中國現代作家創作思想的重要來源與依據，不僅對魯迅等早期現代作家影響巨大，對“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作家亦是如此。例如謝冰瑩就曾說，“那時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仲馬等”。由于現代小說在早期理論大于實績，所以對于“小說”的定義，孫俍工以當時的“為人生派”與“為藝術派”為例來加以界定，同時作者也旗幟鮮明表達了自己支持“為人生派”的文學傾向。而在現代小說文體方面，孫俍工的理論資源和作品實例也是西方的。孫俍工提出現代小說的文體至少應該包括“日記式”“書簡式”“自敘式”“他敘式”等，其中日記體包括果戈理《狂人日記》，屠格列夫《獵人筆記》，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而“日記體”“書信體”等也正是“五四”作家在小說創作中經常使用的。不僅如此，當時的國文教育中主要還是以文言作為文選的主要內容，當然這主要還是和現代小說等新文學創作實績的薄弱有關，所以孫俍工等教育家對新文學的理論普及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梁啟超等新文學教育的設計者認為白話文學作品暫時不宜選入國文教材，梁啟超在《中學國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說》一文里斷言近人白話文中“敘事文太少，有價值的殆絕無”，“議論文或解釋文中雖有不少佳作，但題目太窄，太專門，不甚適合中學生的頭腦”，“大抵刺激性太劇，不是中學校布帛菽黍的榮養資料”。梁啟超的結論是：“希望十年以后白話作品可以充中學教材者漸多，今日恐還不到成熟時期”。他還說：“國內白話文做得最好的幾個人，哪一個不是文言文功底用得很深的?”在梁啟超思想的深處，顯然認為學好文言文是寫好文章的根本。這就與新文學的創造者胡適等人發生了根本的分歧。

與此同時，胡適和梁啟超等人進一步討論到底要不要將“小說”作為教學的對象收進當時的國文教材。胡適對此持支持態度，梁啟超仍然持反對態度，這就是當時著名的“胡梁”之爭的內容之一。梁啟超在《中學國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說》中明確地表示小說不適合選進國文教材。首先因為小說是純文學；其次因為小說是想象性的文學，更注重于想象力，“學生須有相當的有欣賞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認的；但中學目的在養成常識，不在養成專門的文學家，所以他的國文教材，當以應用文為主，而美文為附。除卻高中里頭為專修文學的人做特別預備外，我以為一般中學教材，應用文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純文學作品不過能占一兩成便了。此一兩成中，詩詞曲及其他美的駢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說所能占者計最多不過百分之五六而止”。由于現代小說很難入選當時的國文教材被教學，《小說作法講義》等“小說教材”的出現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如果從學科和教育以及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來分析新文學教育中對“小說作法”的教學，我們會有新的啟發。1912年之后現代教育體系在中國逐漸確立，“語文學科”也逐漸建立起來。這樣，與傳統的私塾教育不同，“考試、評分和書寫等新的教育技術也被引進到中國來，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法以及教育者與學生的關系”。新文學開始借助教育體制進入文學教育，文學也變成了一種知識被教學。當時的新文學建設者胡適等人利用手里掌握的話語權力使新文學通過教學變成知識，而連接知識和權力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反復的教育實踐，新文學通過教師講解，學生的閱讀以及考試和書寫等現代教育手段，使新文學的地位逐漸確立，以至慢慢成為“經典”。利用現代意義上的新式學校剛剛建立這一契機，使現代小說等通過教育體系進入國文課程和教材得到普及與推廣，這的確是新文學包括現代小說最終戰勝舊文學的重要途徑之一。而孫俍工等人還尤其注重現代小說創作方法的教授，這對于繁榮小說創作，增加小說創作實績以至于培養現代小說創作隊伍都是意義深遠的。因為即使在當下的文學教育中不光是小說的教學，詩歌、戲劇和散文的教學也不再注重“作法”的教授，這是頗值得我們深思與反省的。

孫俍工1921年開始在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多部短篇小說，1924年結集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海的渴慕者》。小說集中共包括《瘋人》《看出殯》以及《看禾》等共18篇小說。其中被茅盾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三集•小說一集》的一共三篇：《前途》《隔絕的世界》和《家風》。入選數量僅次于同集中的作家冰心、廬隱、葉紹鈞和王統照?！逗５目誓秸摺房梢钥醋鰧O俍工對小說“作法”在創作上的實踐。這種實踐主要表現在小說的敘事文體上，他使用了“日記體”“書信體”“演講辭體”等。例如在《醫院的故事》中，他將故事以“女友在醫院中的日記”的形式展開，使敘事的容量增大，情節得以妥當安排和鋪開。小說《家風》使用了書信體，同樣使敘事容量增大，避免了情節的簡單化。而《幾篇不重要的演講詞》則使用了一個中學里暑假之前學生聚會上的幾篇演講詞來結構全篇，使作者“說教式”的敘事目標得以實現。當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孫俍工的小說敘事在文體上還只能是一種“實驗”，敘事中過多的議論和技法尚不成熟的心理描寫大大影響了小說的水準。所以在整個小說集中水準最高的小說是《看禾》。小說寫少爺“我”和作為地主的爺爺到佃戶家里去“看禾”，也就是看看今年的收成怎么樣，然后來確定佃戶該交多少田租。小說透過兒童的視角來敘述整個“看禾”以及在佃戶家吃午飯的過程。小說《看禾》只有敘述，很少心理描寫和過多的議論，從而取得敘事上的成功。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依然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小說，有點魯迅的小說《社戲》的味道。所以小說集《海的渴慕者》中所有注重“故事”的作品明顯要比連篇的說教性議論的作品要優秀。另外小說中也開始出現了類似“意識流”的手法，或者可以稱之為精神分析，例如小說《命運》對女主人公惠斯的心理分析和夢境的描寫頗為成功，讓我們不禁想起了施蟄存的小說《梅雨之夕》。孫俍工的小說在內涵上更加表現出“五四”時期的“現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孫俍工的小說主要表現出兩個主題，一個是早期的“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一個是后期的人道主義。這兩個“主義”都是“五四”時期的文學思潮和社會思潮。從小說創作可以看出，孫俍工從一個追求自由、人權，反對權威和束縛的無政府主義者逐漸轉變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夏丏尊在為小說集《海的渴慕者》所作的《序言》中對孫俍工小說的上述特征作了總結：“論到文藝上的意見，我和俍工原一向不甚一致，俍工是人道主義者，他的作品也不失為人道主義的作品。我見了那篇《看出殯》，在我的趣味上以為遠過于《瘋人》……《瘋人》和《看出殯》都可以算作俍工的處女作，里面卻包裹著兩種不同的文藝上的傾向的萌芽。可是在這以后，俍工專向《瘋人》那一方向發展，并且竟發展到《海的渴慕者》那樣深，于是俍工遂成了一個人道主義的作家了”。當然，有些“五四”作家的“人道主義”的表達是相對溫和的，但是孫俍工不同，“他的作品簡直就是他對于一切迫害的直接的叫喊與抵抗，作品中自題材以致主人公的思想無一不染著憤世不平的色彩，帶著狂叫改革的調子，情緒的熱烈儼然像個說教……有許多地方很像北歐作家的作品”。而茅盾對孫俍工小說的風格與轉變是這樣分析的：“孫俍工抑制住了主觀的熱情的呼號，努力想用理知的光來探索宇宙人生的‘何故’，倘使我們說他的《命運》表示了他的探索的半途，那么，他的《海的渴望者》就表示了他的探索的終點了，不過這終點并非‘前途’中提出的‘何故’的答覆，而是跨過了‘何故’這一關的一種對于人生問題的主張——‘我們應當怎樣做了’！……他漸漸從‘一切都要不得’變到‘人道主義’了”。

越過上述對作者的創作風格及其轉變的宏觀分析，在微觀上“五四”時期主要的“現代”觀念和時代精神在孫俍工的小說集中都有體現：《瘋人》中對覺醒者“瘋人”的關注；對婦女、兒童以及下層社會弱者的命運的思考，如小說《命運》《小孩的哭聲》《醫院里的故事》和《隔絕的世界》等；對傳統的家庭觀念、節孝觀念和婚姻制度的反思與抨擊，如《家風》《命運》和《海的渴慕者》等。確實，曾經親身參加過“五四事件”的孫俍工和當時許多具有新思想的新青年一樣，“集浪漫主義和悲觀主義于一身，在與官僚、軍閥和動蕩的社會相抗爭之后，大多經歷了從吶喊到彷徨的過程。此時，舊文明已經動搖，青年人對傳統的倫理原則和生活觀念產生了懷疑。他們夢想一個新的光明的未來，但是傳統的負擔依然是沉重的。社會、政府和學校都與理想中的相去甚遠。各種新思想混雜不清。應當采取什么立場？應當向何處去？應當做什么？”而這些在他的小說作品中都有體現。

孫俍工1926年以后“已經絕念于創作”，停止了對現代小說“作法”的實踐。而孫俍工對現代小說的積極意義不僅在于對現代小說理論的普及，更在于他充滿了“五四”時代精神的小說創作實踐。因為文學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本位的“審美教育”或“理論教學”，“立人”才是文學教育最終要實現的根本目標，也正是文學“教育功能”的體現。在當下文學“去政治化”的思潮中，“審美”仿佛已經代替“立人”成了文學教育的首要目標和評價標準。而作為新文學教育的設計者之一的梁啟超在近一個世紀前就已經意識到了小說的教育意義的重要，例如小說與“新民”和“群治”的關系等。這也是今天的文學教育者需要認真反省的。

作者：楊榮廣，孫媛，李錚    單位：湖北汽車工業學院   安托瓦納•貝爾曼關于翻譯倫理的論述進一步拓展和豐富了翻譯研究的內容，并且直接啟發了皮姆和韋努蒂等其他學者關于翻譯倫理的論述。國內外近年來探討“翻譯倫理”的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便是一個最為直接的佐證。然而，現有研究也存在諸多亟待深入和改進的地方。   1．翻譯倫理與翻譯中的倫理問題:理論的誤讀還是理論的發展?   貝爾曼關注的是翻譯本質上的倫理規范問題。貝爾曼批評翻譯中常用的一種“自然化”(naturalization)(基本上等同于瓦努蒂的“歸化”(domestication))策略，認為這種策略抹殺了原文的異質性。在他看來“翻譯的合乎倫理的目標是以異為異”［4］［P285］，“翻譯倫理包含著對翻譯之為翻譯的純目的(pureaim)的闡釋、證實和辯護，是由如何定義‘fideli-ty’而構成。”［3］［P5］。在他看來，譯者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我族中心主義”力量的影響，這種力量決定了譯者“翻譯的欲望”和目的語的最終面貌，只有通過心理分析式的剖析(psy-choanalyticanalysis)才能使譯者意識到這種力量。這種欲望也可以看成是翻譯的形而上的哲學，后者與翻譯的純倫理目的相關聯。純翻譯的欲望應是翻譯倫理目的的心理基礎，是要通過與非本土的、優良的、更加靈活的，更加游戲的，更加純的語言的正面的沖突來改變本土的語言。但是真正的翻譯倫理目的并不僅止于此，而是要“在外來語言和本土語言之間建立一種對話的關系”。   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施奈爾馬赫、荷爾德林、本雅明等有關翻譯的論述對貝爾曼有著深深的影響。所不同的是，貝爾曼意識到了翻譯過程中所蘊含的“自我”對異質的“他者”的暴力，提倡保持原文異質特征的翻譯方法，并將其作為抵抗我族中心主義暴力的手段。貝爾曼認為，要實現這一目的只有通過“字面翻譯”(Literaltranslation)的策略，要通過“忠實”和“準確”的再現原文。“字面翻譯”忠實”準確”這些在翻譯研究中最普通的幾個字眼，被貝爾曼提到了倫理的高度，“對譯者而言，‘忠實’和‘準確’是兩個附在他身上的精靈。它們是譯者的激情所在，這個激情既不是文學的，也不是美學的，而是倫理的。”［16］［P81］   那么什么是“字面翻譯”?貝爾曼是這樣解釋的:“這里‘字面’的意思是:緊貼(文本的)字(letter)。翻譯時在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恢復作品的特定的意指過程(這種過程不僅僅局限于原作的意義)，另一方面，改變譯語”［4］［P297］。貝爾曼在另一篇文章《譯與字－遙遠的客?！分薪o出的答案是“翻譯即是譯‘字’，翻譯以‘字’組成的文本”。西奧•赫爾曼斯對此的理解是:貝爾曼提倡“字對字的翻譯(word－for－wordtranslation)，以求尊重原文與身俱來的他異性”［17］［P98］。那么怎么理解“字”(lalettre)，貝爾曼并沒有給出清晰的說明。瓦努蒂在討論“字面”的理解時將“Letter”解釋成“目的語中一系列意指的可能”［8］［P146－147］。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將翻譯與契約作了一個類比“忠實于一個合同意味著遵守合同的條款，而不是合同的‘精神’，忠實于一個文本的‘精神’是自相矛盾的”，“翻譯倫理的目的是以接納他者的肉身來接納他者”［16］［P81］。“肉身”是什么呢?原文的形式?是否合乎倫理的翻譯就是要字對字的翻譯呢?貝爾曼之后的論述就顯得含糊其詞。為了使這一近似于烏托邦式的設想得以實現，他又提出了“翻譯的分析”的概念，認為只有通過翻譯分析才能真正實現翻譯的倫理目的。在1995年出版的《關于翻譯批評:約翰•多恩》［18］一書中，貝爾曼力圖是自己的理論具有更強的實踐性，提出了一個建設性的翻譯批評模式，將倫理和詩學作為翻譯批評的兩個標準條件，其中倫理標準即在于對原作的尊重，而詩學標準則要求譯作必須能夠具有原文的語篇性，這樣才能保證譯作既尊重了原作又具有創造性，從而豐富和發展目的語。   國內對于翻譯倫理的論述更多的是從微觀的、文本對照的層面上展開，采用的是一種描述性的研究方法。研究的重點是翻譯實踐過程中，倫理因素(如:譯者個人倫理動機(實現政治目的等)、目的語文化的社會倫理等)對于翻譯活動的影響。較為突出的是以下兩個案例:一是，彭萍博士的專著《倫理視角下的中國傳統翻譯活動》。該書以中國佛經翻譯、明清科技翻譯以及耶穌會士的基督教經典翻譯為分析對象，探討不同時代的倫理因素是如何影響譯者的翻譯動機、翻譯決策和譯本的接受［14］。二是，王大智教授的《翻譯與翻譯倫理－基于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思考》。他基本也是將倫理因素納入到中國傳統的翻譯活動中，分析了“以夏變夷”和“立夏夷之防”的族際倫理和儒家倫理、實學倫理對當時的翻譯實踐的影響以及明清之際西學漢譯活動中所反映出來的倫理價值判斷［15］。對比上述國內的兩本專著可以看出，國內基本是文化轉向研究思潮的結果，更多的是探討的是倫理因素影響下造成的譯者對文本的操縱與改寫，這與貝爾曼的初衷相去較遠，可以是對貝爾曼思想的誤讀，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卻又是對這一理論的補充。   貝爾曼專注于拉美小說和德國哲學的翻譯，他的思想源自于列維納斯的倫理觀，關注的中心是翻譯活動的倫理目的，以及翻譯所必須具有的尊重“他者的”義務。對貝爾曼來說，翻譯倫理既是是理論的起點，也是問題的焦點。但是從所有的論述來看，他對于翻譯倫理并未加以準確、清晰的界定。也許正如AlexisNouss為他辯護的那樣:“當倫理是對他異性的接受時，如果它要保持自身不變，就必須是不確定的，也不能夠被準確表達的”［19］［P133］。他的研究將哲學觀點與翻譯研究結合起來，直接啟發了瓦努蒂的研究，但是瓦努蒂的影響要遠遠大于貝爾曼，這不僅僅是因為貝爾曼是用法語寫作，因而讀者接受起來相對困難，更重要的或許是貝爾曼的邏輯思辨性過強，反而忽略了對自己的核心術語體系做清晰的界定而造成的。這種模糊性一方面客觀上促使了當前翻譯倫理研究多角度、多元化的現狀，另一方面又使得研究者缺乏統一的術語而阻撓了其進一步的發展，并在理論旅行的過程中發生變異。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也反映了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和多向性，是從本土文化出發對翻譯倫理研究的有益嘗試。#p#分頁標題#e#   2．“翻譯倫理”本身存在的理論悖論   翻譯與倫理有極大的相似性。任何從事翻譯活動的譯者都必然受到自身所處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倫理問題是一種價值判斷，人們在做出價值判斷或者說倫理判斷的時候也往往受到根深蒂固的文化框架的約束。同樣的，翻譯研究要回答兩個問題“應該怎樣翻譯?”實際上怎樣翻譯?”倫理研究者也會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倫理學所關心的主題，主要不是有關事實的問題，而是屬于價值或價值判斷”［20］［P11］。翻譯倫理所給出的價值判斷，在面對翻譯事實或者說指導翻譯實踐活動時往往會發生背離。   從貝爾曼的理論本身而言，翻譯的倫理強調譯者要尊重原作，對原作負責。這種尊重有兩個層面:一是保留原文的異質性特征;二是要用目的語進行一定程度的再創作，以延續原作的生命。盡管“尊重”、“負責”這樣的道德標準消解了忠實與再創造之間的二元對立，卻僅僅是掩蓋了矛盾，而非提出一個可行的實踐方案。從倫理學本身來說，道德規范規定了人們應該怎樣去做，但是這種先驗性的規定并不能強制人們實際上去按照這種規范來行事。這種先驗的規定性和實踐的多樣性之間的悖論必然導致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的主觀動機和最終結果之間產生巨大的差異。比如:魯迅先生的在《域外小說集》的翻譯中幾乎是完美的體現了貝爾曼對于再現原文異質性的強調，其目的也是希望通過外來的文學、語言改造社會和本土的文化風俗。然而，小說兩冊各賣了20本左右，影響甚微。相比較而言，林紓的歸化翻譯可以說是人盡皆知(若用貝爾曼的標準看確實是不好的翻譯)，但其譯本卻“風行海外”，且“傳播了西方資產民主、自由的新思潮”［21］［P200］。   3．翻譯倫理研究的分類   在貝爾曼之后的眾多關于翻譯倫理的討論盡管拓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卻在本就“眾聲喧嘩”的理論爭論中增添了更多的不同聲音。究其原因，翻譯倫理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和系統，眾多的研究者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從某一個側面展開討論。盡管呂俊、侯向群提出了建立翻譯倫理學的呼吁，楊潔、曾利沙曾試圖從學科層面對拓展翻譯倫理學研究的范疇做出了有益嘗試。當前這種自說自話的局面絲毫沒有改觀。唯有從倫理學視角來整合現有的研究，才能進一步推進翻譯倫理研究的進展。根據現有研究的內容，筆者試圖用圖1(見文末)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   元翻譯倫理學就是要以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為理論基礎，運用邏輯和哲學思辨的方式，討論翻譯倫理研究的基本術語(如“不正但/正當”的翻譯(unethical/ethicaltranslation)等)、反思建立翻譯倫理的理論前提和依據，批判和考察翻譯倫理研究的其他分支相關理論是否合理有效。判斷元倫理學主要有兩個較為重要標準(1)元倫理學主要討論論學術語或命題如“正當”不正當”、“善”、“惡”等的意義和定義、這些術語或命題的規則及其使用的功能;(2)倫理判斷和價值判斷能否被證實、證明、或顯示其有效性?如果能，怎樣證明，在什么意義上證明?［22］［P197］從細讀貝爾曼對于翻譯倫理的論述不難看出，貝爾曼主要是從語言和邏輯上，通過哲學分析的方式闡釋了翻譯倫理，并且通過翻譯解析來證明自己這些術語的有效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將貝爾曼翻譯倫理說歸結為“元翻譯倫理”是有道理的。規范性翻譯倫理研究則主要是研究翻譯倫理價值判斷的標準，確立價值判斷規范，探討這些標準和規范對譯者的翻譯行為、譯文最終的形態、對原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傳播以及與譯入語文化的互動等，目的是找到和明確表述具有一定普適性意義的翻譯倫理規范體系，以指導翻譯實踐活動。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研究應該就屬于此類。應用性翻譯倫理研究則主要是研究規范性翻譯倫理在翻譯實踐中應用的問題，并將應用性研究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認識升華成理論，改進和提升規范性翻譯倫理的研究。貝克有關翻譯倫理的討論可以劃分到此類中。   描述性翻譯倫理研究主要是對翻譯活動中所出現的與倫理價值判斷相關的行為進行共時和歷時的描寫，目的在于描述或解釋翻譯操作現象或提出與翻譯倫理問題有關系的本性理論，為翻譯倫理學研究積累研究的素材。國內很多利用切斯特曼的五個倫理模式對翻譯文本進行分析的論文大多屬于此類。這五個大類之間相互關聯，互相滲透，在具體的研究中很難將其完全的分割開來。整個框架是開放式的，隨著翻譯倫理研究的深入，或許還會出現翻譯倫理比較研究等新的領域。在應用性翻譯倫理研究之下還有很多的小類，限于篇幅，暫且言盡于此。   綜上所述，翻譯倫理研究在經歷一段時期的發展后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理論自身在概念界定、體系構建方面還不夠完善，因而引起各種批評的聲音。與任何理論一樣，在傳播的過程中必然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發生變異，從而促使研究者往往會從不同的側面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難免會造成分散、混雜、眾聲喧嘩的局面。翻譯倫理研究在國內外呈現出了不同的場面，關注的焦點也不太相同。盡早理清翻譯倫理研究的基本概念，廓清翻譯研究的不同方向和類別，對當前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才有利于翻譯倫理研究的不斷深入。

開放獲取（OpenAccess，以下簡稱OA）出版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當時由商業出版社統治的期刊出版市場一方面基于嚴謹高質的論文出版所需要的資金成本，一方面出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長期持續上漲期刊訂閱費用。許多科研機構無法負擔快速增加的訂購費用。價格持續大幅度的增長已經嚴重威脅到包括圖書館在內的教育科研機構文獻資源的可持續保障，阻礙了對學術研究成果的利用，這就是期刊危機（serialscrisis）。此外，紙本學術期刊出版時滯及其使用上的局限，也影響了學術傳播效果。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電子期刊的出現，學術界、圖書館界和出版界共同提出了OA出版模式。作為數字出版類型之一的開放獲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綠色OA，即研究機構或作者將學術研究成果存檔在OA知識庫中供學術交流；另一種是金色OA，即出版OA期刊。隨著開放獲取的發展，OA知識庫和OA期刊的數量不斷增多。截至2016年10月30日，“開放獲取期刊名錄”（DirectoryofOpenAccessJournals）收錄的金色OA期刊達9156種，收錄經同行評審的論文2322691篇。

1OA的運營模式

OA期刊運營模式包括運營主體、生產模式、收入模式、營銷模式等主要內容。不同運營主體的OA期刊生產模式和營銷模式大同小異，但在收入模式選擇上卻有較大區別。OA期刊的不同運營主體決定了其不同的收入模式，而OA期刊的收入能否彌補其運營成本問題是其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1.1OA期刊的運營主體

根據OA期刊的運營主體及其自我定位，OA期刊可分為非商業性OA期刊、商業性OA期刊、半商業性學會OA期刊。（1）非商業性OA期刊。20世紀90年代后期涌現了一批非商業性OA期刊。這類期刊往往由在大學從教的研究人員、博士生或研究機構內部的秘書無償完成編輯工作。由于沒有傳統期刊紙張、印刷、裝訂、發行成本的壓力以及較為低廉的管理成本，因而此類期刊啟動門檻較低。然而，隨著文章數量的增加及隨之產生的工作量的增加，僅靠少數人在正職工作之余的無償勞動很難完成編輯工作，如何找到自愿無償工作的后備力量也成為問題。同時，文章數量的增加導致稿件管理的復雜程度日益增加，期刊管理系統運營的資金投入以及隨之產生的長期人力投入導致總體運營成本大幅提升。入不敷出是其面臨的最大挑戰，其可持續性與可拓展性都因資金不足而成為難題。（2）商業性OA期刊。商業性OA期刊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文章處理費（APC）。商業性OA出版商普遍認為，APC是唯一可以支持OA出版可持續運營的收入模式，如BMC（BioMedCentral，英國倫敦生物醫學中心）成立伊始便以向作者收取文章處理費用為主要營利渠道，同時探索多樣化的營利途徑。根據2017年BMC網站報價，旗下期刊文章處理費約為每篇一兩千美元。最貴的是BMC的核心刊物BreastCancerResearch，平均處理費達2910美元。（3）半商業性學會OA期刊。學會期刊在學術交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這類期刊的半商業性是由其自我定位與現實情況綜合決定的。比如美國化學學會運營期刊的方式是商業性的，但其定位是非營利機構。當前許多傳統學會期刊面臨著兩難局面，一方面對開放獲取運動持積極態度并有意探索向OA轉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基于會員的意向不統一而難于迅速推進OA轉型，因為會員每年支付的會費是其重大的資金來源，同時維系會員與學會的紐帶關系是其重要職責。因而一些學會在保留原有傳統期刊的同時，創建了新的OA期刊。如2014年英國皇家學會創辦了其首個OA期刊《皇家學會開放科學》（RoyalSocietyOpenScience）。

1.2OA期刊的收入模式

盡管OA期刊甫一問世便被打上了“免費”的標簽，但事實上這種針對讀者的免費是通過其他收費或籌資模式進行補償才得以實現的。因此，OA期刊的資金來源能否彌補其運營成本問題是其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常見的OA期刊籌資模式包括以下幾種：（1）文章處理費。作者或其所在機構承擔文章發表的費用。這是OA期刊最常見的資金來源。但研究表明，這一籌資模式主要存在于混合型期刊中。文章處理費主要包括提交費、版面費、插圖費、彩印費等。不同期刊的文章處理費差別較大，文章處理費與期刊的學術領域、知名度都有關系。“開放獲取期刊名錄”當前收錄的期刊中，文章處理費可低至10美元，也可高達幾千美元。（2）廣告費。期刊出售其官網主頁或論文中的廣告位以賺取廣告費。如廣告收入是BMC營利的重點。BMC提供網站廣告、郵件廣告等不同形式的廣告。網站廣告包括旗幟廣告、視頻廣告、Flash廣告等，根據其所占空間大小、位置顯著程度收取不同的費用。如網站頁首橫幅廣告，每獲得1000次有效點擊收費55美元。（3）捐助與會費。期刊通過吸引長期的或一次性的外部資金支持來維持運營。如期刊Esoterica設立了專門的捐助網頁“捐給Esoterica”，捐助款項通過其出版社的捐贈處進行收集。有的雜志如OtherVoices則通過支付平臺Paypal收取捐助。作為回報，捐助者會得到受助期刊的允諾，其所捐款項將會用于期刊的可持續發展與研究工作。會費與捐助不無相似之處。如美國期刊《美國流行文化雜志》等多數期刊會將捐助者自動列為會員。（4）出售紙本雜志。在線開放獲取的成本通過出售印刷本的收入來彌補。學會雜志在發行印刷本、收取訂閱費的同時，也會推出開放獲取版本，如瑞士的《心理分析雜志》。這樣既滿足了學會會員對印刷本的需求，又實現了開放獲取。（5）增值收費。這種收費模式即freemium，是free（免費）和premium（收費）兩種模式的結合。OA期刊的“免費+收費”模式即在所有期刊以網頁形式免費開放獲取的同時，針對其中一部分期刊提供額外的服務（比如提供PDF和e-Pub格式的全文下載）并就此收取訂購費。（6）第三方資金?？蒲袡C構或科研資助機構為期刊提供部分或全額資助。這類機構包括研究所、大學、高校圖書館、基金會等。這一資金來源的可持續性難以保證。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雖然有大型的出版項目，但準入門檻較高?；饡t傾向于提供新建OA期刊的啟動資金或幫助傳統期刊向OA期刊轉型的資金。（7）非貨幣收入。即人們在期刊生產過程中提供的無償服務。一般來說，所有期刊都會利用無償服務。無償服務的提供者可以是作者、同行評議者或編輯。一方面，他們付出勞動以換取非貨幣報酬，如學術圈的認可、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擴大學術社交網絡等。另一方面，他們所服務的期刊也獲得了收益。但這種“自我剝削”式的收入模式持續性較差，無法單獨或主要依賴此模式保持期刊正常運營。

（一）

一、后現代文學對中國產生的影響

西方文學流入中國文學界,因此,大量后現代主義作家的代表作品也相應出現在中國文學界,這充分說明了后現代主義確實對中國文學產生了莫大影響,也將中國文學流派劃分成具有明顯后現代文學思潮的幾個流派。80年代末期。中國文學界刮起了評論后現代文學思潮的文學風,但是,后現代文學也并非只是帶來了正面影響,它對中國文學界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

1、后現代文學對中國產生的正面影響

首先,后現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后現代文學的創作方法和手段的多樣性打破了我國文學創作的思維定勢。后現代文學使得我國專家學者開始著手考慮如何構建國際文學關系的標準。包括中國文學界在失去了創作中心和準則以后,與全世界的人民處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全球文學界的態勢形成多元化發展,但是多元化發展又集合成一個流派。這些發展實現了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自由平的文化交流。第二點,現代文學主義提倡“自我為中心”,而后現代文學主義主張以“語言為中心”,后現代文學摘掉了現代文學的虛假的面具。后現代文學的“語言為中心”主要強調的是語言的本身的含義,要增強語言的能指性,淡化語言的所指性。在中國眾多后作品中,如《宿命》《邊緣》等均符合后現代文學作品的思想特征。這些文學作品受到了后現代文學思潮的嚴重影響,其風格與中國傳統文學完全顛覆,無時不刻體現反傳統的叛逆思潮。第三點,隨著后現代文學的潛移默化,中國文學逐漸趨向于大眾化。一些更為新穎、構詞更加大膽的語言出現在了人們生活中,因為后現代文學的沒有理想就是一切創作的最高境界很大程度上使中國文學作家的作品趨于平凡化,作家群體開始消散,在其作品中人們看不到追捧和擁戴,正所謂后現代文學“零度”創作的象征。同時,中國文學界也開始出現多種風格的文學風格,比如新狀態小說、新都市小說、新寫實小說等。

2、后現代文學對中國產生的負面影響

任何影響都不是絕對的正面影響,因為突如起來的后現代文學思潮,讓一直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出現了一些極端主義現象的產生。首先,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家為達到一種純客觀寫作角度,將自己的主觀感受遏制,完全強調客觀寫作手法,這些就造成了中國原本存在的文學形態,使眾多流派作家變得盲目跟風,失去了傳統中國文學的韻味和特色;其次,后現代的特色即消散一切凝聚物質,化整為零。這種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主流文學失去了文學深度,使文學的整體形態趨于散亂不規、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最終導致文學變得膚淺單薄。對此,中國應理性對待,進行客觀批判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