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學論文范例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一、專業“準人—準出”與多元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

一、實習中存在的問題與改革目標

當前管理類專業的實習普遍存在實習積極性不高，實習內容空洞，實習過程不規范、要求不嚴格，實習效果不明顯等現象。這些現象和實習模式本身以及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有一定關系，也和大學生自身的認識有關。在當前社會環境下，大學生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為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他們往往將很多精力用在考各種資格證書和其他一些看似能迅速帶來效果的事情上，但是對畢業實習在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未來發展方面的作用認識不足，真正投入在實習上的時間和精力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實習的形式化、空洞化。傳統的實習模式很難糾正和規避實習中的漏洞和不良現象，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實習的效果。在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本科畢業教學實習的傳統模式下，實習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實習目的不明確，任務指標模糊，特別是無法精確考核每個實習學生的實習狀況和客觀效果，少數學生存在弄虛作假，以實習為名復習考研、找工作，甚至游玩。

通過檢查實習學生必須提交的實習作業發現，許多實習學生的實習單位不合格;實習鑒定意見、單位蓋章不規范;實習日志、實結相互抄襲和網上下載較多;指導老師任務職責不清，難以檢查和評比，導致一部分指導老師不負責任，把精力放在其他事項上。上述狀況在某種程度上使本來極為重要的本科教學環節流于形式，嚴重影響了本科教學質量?；谟行嵘究平虒W質量的目標，大力提升本科畢業教學實習效果的目的，我們對公共管理類專業以及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畢業教學實習進行了初步改革，提出了課題式實習的新思路與方法，建構起課題調研任務導向型的實習機制和新模式。課題式實習模式通過強化實習監管責任，積極預防實習形式化現象，可以大大增強畢業教學實習學生的自覺性和規范性，為學生學術論文的撰寫和未來的就業提供幫助，使實習真實有效。

二、課題式實習模式的基本內容

(一)雙向建構實習題庫

雙向建構實習題庫是課題式實習模式有效展開和進行的前提和基礎。實習課題的范圍、內容與深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實習的效果和質量。好的選題既能為學生實習指明方向，利于學生將所學理論知識和實踐很好結合起來，使其不僅在課題的研究過程中提高科研能力，深化理論思維，而且還將使其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基于此，我們首先通過到實務部門調研，廣泛征集公共管理部門亟待解決的研究課題，進行實習課題的初選。在初選課題的基礎上，結合相關專業，對其進行歸類，形成專業類實習課題庫。在課題題庫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實習課題30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35個，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15個，行政管理專業12個。在92個課題庫中，基礎理論研究17個，約占總題庫的18%左右，實證調查分析75個，約占82%左右。從上述數據可看出，無論是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還是公共事業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和行政管理三個公共管理類專業的課題構成中，都偏重和強化實證研究，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課題細化和優化

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默頓等提出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社會生活之所以能維持下去，是因為社會找到了一種手段（結構）去滿足人類的需要（功能），他們主張用功能分析方法認識和說明整個社會體系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12]。鑒于其類似性，本文采用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

1.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誕生于17世紀科學體制化開端的歐洲。當時的科學家通過信件發給同行和相關學會來擴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亨利•奧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費了大量時間從事這種通信抄寫再分發給學會會員的活動[19]。正是由于交流系統的低效，奧登伯格于1665年創辦了《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將學會會員的通信集中起來，通過運用印刷技術大規模的復制，并且連續定期出版。在《哲學匯刊》的創刊號上，奧爾登伯格撰文指出，“促進哲學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過于將他人已發現或已付之實踐的東西公諸于在同一領域內進行研究或努力的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這一最合適的途徑，以滿足從事同類課題、樂于促進學術研究、推廣有用的新發明，因而有權了解本王國及世界其他各地情況的人，使之時時了解科學的進展、了解博學好問的那些人的勞動和嘗試及其全部發現和實踐。”[13]科技期刊的出現將個人交流模式拓寬為組織交流和大眾傳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學術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決了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問題，因此科技期刊成為科學共同體有效運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隨著科學體制化和科學職業化進程的深化，科學也逐漸形成了其特有的獎勵體系和運行機制。在默頓看來，科學建制的目標是增加知識，這樣就把科學發現的獨創性推到了獨一無二的地位，而科學的規范要求科學家為了科學—也就是為了貢獻出有獨創性的知識—而做研究，要科學家公開他的發現，接受科學共同體之成員的有條理的懷疑，當然在懷疑考究的過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則。這樣，做出獨創性發現的科學家把知識貢獻給了整個科學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學財產”是獲得科學同行的承認。承認是對科學家“角色履行”的認可，是科學家繼續承擔科學家角色的保證，因而是科學這種社會建制運轉的“能源”[14]。作為科學能力和科學貢獻大小的標識，“承認”的積累不僅意味著科學家獲得了“名譽性獎勵”，更重要的是使科學家可以在科學知識生產的職業體系中獲得合適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納入到社會分配體系之中，并獲得社會的“物質性”回報[15]。盡管許多科學知識理所當然是為了雇主、技術人員和受過教育的公眾的消費和運用而創造的，但受到最高評價的知識還是那些為正處于創新過程中的同事們自己消費和應用的知識，通過交流和出版系統加以評價和承認。換句話說，科學家為同行生產知識，并依賴于同行生產的知識進行知識生產，依賴于處于優勢地位的研究群體以獲取資源，使用被認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為同行所重視的問題，而且必須說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這種交流和出版系統通過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職業等級化的形式實施的，在控制了知識生產質量的同時形成了科學家個體的職業聲譽系統。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形成與成熟發展，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智力活動，其組織方式逐步與外部環境的變遷相適應，出現了科學與經濟、社會在結構和運行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調適、漸趨對應的趨勢。拉圖爾等的研究發現，實驗室科學家經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學知識生產的總體模式，而不是默頓學派所偏愛的“承認”或“獎勵”。他認為“事實上，獲得的獎勵僅僅是信用度投資大循環中的一個小部分。這一循環的基本特點是獲得使再投資得以進行而獲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沒有任何科學投資的終極目標，而只有持續不斷的資源積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科學家的信用度，比作資本投資的循環。”[17]從承認到信用的聲譽管理的變化，固然可以看作對科學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應了科學發展擺脫了獨立于社會的科學家個人或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模式，而被納入到科層組織內的現象[16]。無論如何，“信用”的核心還是在于基于科學共同體的評價。在這方面，科技期刊發揮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業態演化及其商業模式

科技期刊自誕生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不具備盈利能力，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參與科學共同體的內部管理。當時，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學會或大會出版。盡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訂閱費或作者的文章處理費，但一般需要學會或大學的補貼才能生存。這種狀況直到二戰之后才發生了根本改變，并且表現出規?；蛿底只膬煞N階段性變化，科技期刊也從科學共同體中相對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多方參與的、具有高技術特征的新興產業。二戰期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戰時科學研究與開發取得了空前成就。人們也從“曼哈頓計劃”中看到了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的社會重要性以及科學社會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學開始與國家緊密結合，進入了大科學時代[18]。大科學時代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世界各國紛紛加大研發投入，大量資金涌入科學研究領域，科學從業人員逐漸增加，新興學科不斷出現，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數量也隨之大幅度增長。在此同時，學術交流與合作的范圍從單一學會、單一組織和單一國家擴大到全球范圍，學術交流的全球化也帶來了科技期刊的國際化，讀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網絡中，科研成果不但為科學家積累相應職業聲譽，也為科技期刊積累聲譽。換句話說，科學家通過職業聲譽系統進行了社會分層，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應的聲譽系統進行了分層（區）。因此，優質稿源的競爭是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的永恒命題。盡管科學本身和科學家的期刊對出版需求不斷增大，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間，政府對圖書館系統的投入增加也保證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潤增長，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滿足集約化、規?；男乱螅员阍趧撧k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發行等方面提供專業化的運作，而一些中小型學會和大學出版機構卻很難有大的作為。許多商業出版機構看到了科技期刊業所蘊含的商機和學會出版能力的不足，憑借自己強大的資本和專業化的運營能力，逐漸接管了學會和大學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學編輯之外的出版、發行等多方面的服務。另外，商業出版機構通過和學會會員、科學家的合作開始創辦自己的刊物，而科學家由于傳統的學會期刊體系難于滿足自己的需求也積極尋求與出版商的合作，成為了出版商的主編、編委和作者。巨大利潤帶來的是巨型商業出版集團的出現，通過兼并和重組，一些小的商業出版社逐漸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業出版集團帶來的壟斷效應更進一步擴大了科技信息數據庫的規模和質量，提高了訂閱費和利潤空間，成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時，一些較有實力的學會、大學出版機構也同樣看到了科技信息這種爆發趨勢，適應了市場需求，形成了實力較強的出版實體[19]。例如美國化學會將信息供應商和會員的互惠性組織作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應商的信息源和消費者來自于會員或潛在會員，通過高質量、快速反應的信息服務促進化學領域的健康發展和學會的影響力，達成“運用化學的力量來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的組織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產業形態，具體表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出版主體多樣化，形成了以巨型商業出版機構為主，學會、大學等科學共同體出版為輔的多種出版主體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務對象全球化，對新興市場的拓展加快，對新興市場本土出版機構的成長具有很強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業模式是建立在規?；A之上，主要以向圖書館系統提供數據庫的形式呈現；第四，盡管科技期刊中的論文作者、評議人都屬于科學共同體，并且產品最終服務于科學共同體，但科技期刊從社會建制來說開始脫離科學共同體而相對獨立。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數字化進一步形塑著科技期刊的產業形態。巨型商業出版機構通過資本并購實現規?；岸嘣l展、打造數字化信息服務平臺并持續創新、全球性網絡化銷售、建立戰略投資體系等發展路徑打造了擴張型商業模式，形成了運營集群化、質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場細分化、競爭全球化的期刊群和產業鏈[20]。在數字化技術和資本的推動下，科技期刊產業的技術依賴度和專業化服務能力更高，產業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現出以下兩個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務平臺成為出版機構運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這既是順應數字化用戶處理海量信息時檢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業務發展和創新運營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數據、人工智能、多媒體等多種新興技術，建立以用戶為中心的知識社區，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業從業者和專業人員等持續提供增值信息服務。在科技期刊的業態發展中，商業出版機構成為科學共同體、圖書館系統三方博弈中最強勢的一方。2002年，《布達佩斯開放獲取計劃》正式確認了開放獲?。∣A，OpenAccess）的概念，從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圖書館界成為了廣泛關注的話題，但OA對科技期刊業態發展的影響有待進一步關注。

3.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與管理體制

2019年3−5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與發展思考及對策建議”咨詢項目組通過網絡問卷的形式對科研人員和科技期刊從業人員開展的廣泛調查。調查顯示，盡管65.24%的受訪科研人員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國內同行中傳播，但分別有46.06%和42.01%的受訪者表示是出于學生畢業要求和項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訪者表示選擇發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語）論文的原因是評價導向；63.57%和61.5%的受訪者認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礙是學術影響力不夠和績效評價不管用（見圖1−3）?？萍计诳某霈F源于學術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學共同體的聲譽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上數據表明，中國科研人員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績效管理，服從于科研管理的需要。這種科技期刊和論文的功能異化與近年來媒體熱議的“以論文論英雄的評價體系”、“垃圾論文”、“論文質量問題”等相關主題討論的內涵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國英文期刊是類似的，只是前者表現出的問題更迫切，并且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科研人員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相關問題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經費過度競爭、終身教職變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論文被發表[22]等全球科研環境惡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國當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學共同體交流不充分、學術自治功能沒有發揮作用等問題。換句話說，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義上是為中國科學共同體自身建設的不足背書?？萍计诳δ墚惢谝欢ǔ潭壬吓c中國科技期刊的管理體制密切相關。中國科技期刊出版實行主管、主辦單位制度和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單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單位出版，出版單位必須有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須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審批制度則明確出版資源由國家配置，創辦期刊和設置期刊出版單位須經國家出版行政部門批準。在主管、主辦、地域等專屬性很強的管理體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為是主辦單位的一個組織單元而不免形成了鮮明的單位意識和服務對象區隔化，也正是因為將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學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強化了其學術屬性弱化了運營主體功能，在行政和學術的雙重制約下，實際運營主體的經營運作空間有限。當前科技期刊管理體制與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證關系?？萍计诳癁楸姸嘁蛱崧毞Q、學生畢業等引發的巨大刊發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給，這種局面強化了相關單位將科技期刊作為一種工具資源的需求。此外，在數字化的背景下，現行出版管理體制上發揮著對于傳統出版業的保護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維護了我國紙質科技期刊出版的壟斷地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我國科技期刊的紙質出版同新興媒體出版人為區隔開，這雖然對于眾多科技期刊編輯從業人員具有保護意義，但事實上這是一種“托底”式的保護，只能提供被保護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傳統紙質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轉化[23]。眾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體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發揮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喪失其原本應有的功能，在國際化競爭不力時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環及難以解脫的發展困境。

一、“反詩意化”問題

根據對詩意化的理解，筆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維、唯科學主義；脫離生活情趣，按事先預設好的路徑、“范式”、框架進行邏輯演繹；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刻板地貫徹某種理念，灌輸某種知識，或者掌握某種技能，而缺乏輕松、愉快的環境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桃獍颜J識對象與我自體分離開來進行觀察、測量、研究的活動都認為是“反詩意化”的。就幼兒教育而言，“反詩意化”的活動讓幼兒產生“累”“疲倦”“逆反”“厭惡”“淡漠”“被迫”等多種不良情緒；通常這些活動主要分布在國家的幼兒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兒園教育以及各種針對幼兒設計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兒園教育方面主要表現在，學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學活動、研究活動、幼兒保育等各個層面。

1．政府層面的“強大的外力”推進

近十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幼兒教育的發展，頒發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來10年幼兒教育發展的宏偉目標和幼兒教育標準化建設的諸多措施。例如，《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等。但是，從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僅僅停留在入園難、入學率等方面，還是外圍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來平衡幼兒教育的發展。政府總是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卻忽略了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政府是執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論、信仰、觀念進行實體化建構———貫徹落實。把所謂“頂層設計”向下落實到實踐；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據說、信仰、經驗等等綜合實體擴展至幼兒園微觀環境、幼兒個體、教師個體的自由教育情境時，原有的生態和結果必將遭到破壞。

2．家庭層面的功利需求

現在家長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極其重視幼兒教育，普遍把幼兒教育拔高，把幼兒教育理解為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比如唱歌、演講、跳舞、繪畫、下棋、講故事、認識漢字、認識英語單詞、認識數字并會計算、會彈鋼琴、讀古書經典、習武等等五花八門的內容。林林總總的內容也在各種培訓班、民辦幼兒園中大行其道，成了他們招生的資本和競爭優勢。幼兒所掌握的知識、技能成了家長相互攀比的資本和衡量幼兒園教育質量的潛在標準。此種功利邏輯本質上是忽視幼兒生命成長的存在，忽略幼兒生命和生活體驗的存在，是違背自由生長邏輯的。

3．幼兒園研究與教學的“泛技術性”崇拜

一、學術期刊及其評價

學術期刊作為一種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其學術功能和社會角色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它不僅是學者進行學術發表、知識交流和知識產權確認的重要載體，更是一種由點到面的學術社會生產網絡，是匯聚學術共同體和引導知識生產方向的關鍵性要素。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領域要建構科學合理、公正權威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發揮學術期刊的學術引領、學術共同體凝聚、科研誠信監督的作用，激發學術創新力、引領學術風氣。在評價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1]；2018年2—7月，中辦和國辦相繼印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這些文件對期刊評價提出新要求，著力解決評價標準一刀切問題，實行差別化的分類評價，體現“破四唯、分類評價、關注差異、鼓勵特色發展”的精神。這些指導性文件指出開展期刊評價要充分發揮同行評議的作用，論文引用榜單和影響因子排名等僅作為各類評價的參考。期刊評價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評價、同行評議、量化指標評價和綜合性評價[2]。但是，近年來，隨著科學文獻計量學的發展，量化指標不斷生成，并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自然指數、H指數等[3]。期刊的定性評價法主要是同行評議，即同一學科研究領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專家，按照一定的學術標準，對學術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員和機構進行評價[4]。一些學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評價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政策手段面臨的困境，“以刊評文、過度量化、行政主導、功利性、同質化、忽視差異性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等”[5-7]，認為合理的評價應以學術共同體主導的同行評議為主，輔之定量和定性數據作為支撐。而所謂的定量與定性結合的綜合評價法，是將同行評議引向一種定量化和技術性的維度，由專家對評價對象進行打分，將打分結果進行統計，并進一步提出同行評議質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法等[8-9]。這種量化傾向往往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文化環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評議在期刊評價中處在輔助和邊緣地位，還需建構完善的定性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評價研究進展

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特殊部門，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學術期刊與社會轉型的關系決定著期刊特點與發展方向，這也決定了學術期刊評價的復雜性。期刊評價是對期刊上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優劣、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水平、編輯部的管理運營能力、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等進行的綜合評價，如利用影響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級，確定核心期刊分布；通過同行評議來識別優秀成果形式[10]。期刊評價是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導向作用是推進我國學術評價倫理化、合理化的路徑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體現了質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F階段，對期刊評價兩種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評議和科學計量法。同行評議法是主要依賴專家問卷的定性評價法，科學計量主要是影響因子類指標法，它主要是依賴于論文高被引的定量評價法。對期刊評價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論脈絡。第一，沿著科學計量中文獻計量學的理論和方法框架，文獻計量學家側重于期刊評價的量化方法和具體技術的研究，不斷細化和推進期刊量化評價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論路徑以影響因子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響因子類指標的設計，從影響因子到H指數、G指數、Z指數和HC指數的推進[11-12]。以及開始探索一種基于大數據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將模糊綜合評價法將文獻計量法應用于內容評價，建構矩陣檢驗、權重分析和綜合判斷[13]。在定性評價的同行評議法方面，文獻計量專家采用專家問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級量表等對評價結果進行層次分析，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和一致性檢驗。對科技類期刊的同行評議則將其引向一種量化方法技術路線，研究質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時間、成本、對評價結果進行量化處理[9]。也有一些文獻計量學者關注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的關系，并集中討論同行評議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從純技術手段對比兩種方法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14-16]。文獻計量學的期刊評價法僅是量化評價的一個的維度，它更側重對評價的技術方法層面的探討，現階段，期刊的量化評價僅停留在簡單量化階段，純粹的技術主義路線不能解決學術評價中的問題，它忽視了中國學術發展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環境。第二，一些人文學者開始從方法論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評價的弊端和問題，他們認為“量化評價扼殺了人文學術”[18]，它是一種功利性的評價，不是一種學術批評和評判[19]，期刊評價的分裂和異化在于評價主體的分裂、評價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對立，特別是評價主體歸于評價機構后，以文獻計量學家為主的定量評價盛行，這致使學術共同體喪失了評價主體的資格[20-21]。人文學者還指出評價機構評價人員大多是文獻計量學家，他們缺乏學科專業背景，不了解數據的價值和數據背后的社會意涵[6]，他們設計的通用性、純量化的指標抹殺了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掩蓋了個性化的數據，扭曲了定量評價。一些研究站在學術評價的視角審視期刊評價，認為定量和定性評價方法應相互補充，合理、科學的評估應該使用多種工具組合，圍繞研究目的實現定量與定性的結合?？茖W計量學在學術評價中雖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以及數據的提供具有其意義，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指標的價值和內涵，以及評價工具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學術評價的困境體現為兩種方法存在內在的張力，沒有完美的方案，應堅持定性為主、定量評價為輔的方法[3]。這些研究從哲學方法論層面，對現今以文獻計量為主的期刊量化評價法進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是，一方面，探討評價方法大多停留在對期刊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上，而對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內涵討論并不充分，因為文獻計量為主的簡單量化評價僅是定量評價的一個維度。另一方面，這些討論集中在哲學思辨層面，在評價方法上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可謂“只破不立”。雖然他們提出期刊評價要回歸學術共同體，采用同行評議法，但缺乏對其方法論和具體操作方法的探討。一些文獻計量學家針對人文學者的批判開始探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特殊性，提出定量與定性評價兩種方法要結合[22]，他們漸漸認識到文獻計量法不能進行不同群體的比較研究、不能處理個體和歷史經驗層面數據，他們也開始探索優化的科學計量方法，將學科差異和社會屬性納入量化分析，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解決評價同質化標準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周期、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5]。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下關注同行評議過程，它從知識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切入，關注期刊評價在整個知識系統中的角色，這對期刊評價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評價涉及到價值和倫理層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的特性和知識傳播的特點關注期刊評價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特別是對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研究，從評議體制角度研究學術生產體系和學科文化對評價的作用，關注評價的社會情境性、認知建構性和反思性[26]。關注同行評議的社會文化和價值層面，揭示同行評議制度中權力關系和認知文化。進而建構知識認知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關聯，揭示學術生產、評價體系和學科文化的特點。綜上所述，現階段期刊評價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純技術和哲學思辨層面，文獻學派注重于評價方法的技術路線，側重在技術層面探討兩種方法的優缺點、考慮評價結果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種技術主義路線缺乏從方法論層面關注兩種期刊評價方法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內涵。在期刊評價方法體系上，這種對評價方法的在理論基礎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觸及期刊評價過程中的學科文化和評價文化。人文學者的哲學思辨層面的批判，缺乏對方法論和評價方法的具體研究，總體來說，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相對比較滯后，期刊評價研究需建構一種中觀層面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評價方面需要探索質化研究體系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建構期刊評價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論框架。

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公告稱，美國政府將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從美國企業購買芯片[1]。2018年4月19日，針對中興被美國莫名制裁的問題，中國商務部就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事件的進展，隨時準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應有的合法權益[2]。2018年4月20日，中興通訊公司了關于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就執意單方面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公司極其不公平，中興通訊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通訊公司的事件（以下簡稱中興事件）正式開始發酵，一時間成為中國民眾紛紛討論與議論的熱點話題。對于美國針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國將會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興通訊公司的未來將會何去何從、中國的芯片產業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中國人當務之急所必須直面的。而如何透過芯片產業去看待中國其他的一些產業同樣可能會面臨的困境，這也許才是中興事件給每一個中國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層次的考驗。作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筆者參照中興事件的問題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對于中國高校科技期刊數據庫的建設所存在的類似問題有一些新的感觸，并對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措施。那么首先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期發生的美國政府宣布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制裁的事情經過。

一、中興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興通訊公司在美國市場屢次被限

其實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興通訊公司就被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建議阻止其在美國開展投資活動[4]。2016年3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以中興通訊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產品為由，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興通訊公司遭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導致了中興通訊公司從美國進口產品的周期受到了極大影響，到貨的時間長短就存在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中興通訊公司整個供應鏈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損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興宣布以8.92億美元（約62億人民幣）罰款的代價，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而中興通訊公司2011~2015年的凈利潤一共加起來也不過是59.85億元。相當于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來自美國商務部的芯片禁令，中興通訊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就連續三次遭到了美國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國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還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講道理。

（二）中興以外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同樣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收購計劃[7]。2008年，華為曾經試圖聯合貝恩資本對3Com公司進行并購，但卻以國家安全為由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7]。2010年8月，華為嘗試與美國電信商Sprint公司進行電信領域合作，卻被美國政府以或對美國公共和私人部門客戶構成重大風險為由禁止參與合作。2010年10月，華為試圖收購美國3Leaf公司的專利技術，卻再次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國進行風電投資項目?？梢哉f，中資企業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應該享受自由貿易的美國市場卻遭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的連續多次不間斷的野蠻干涉。

（三）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被限的主要原因

一、大眾文化的轉向與大學生朋輩文化的特色

改革開放活躍了經濟、豐富了生活、解決了物質短缺的問題。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帶來了西方科學技術、管理模式、觀念文化。技術化、工業化和消費主義文化語境下，一方面傳統的精英文化、士紳文化、高雅文化迅速沒落，與傳統文化相適應的價值觀瀕臨崩潰。另一方面，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迅速崛起，新的以金錢為主導的功利性價值觀正在形成。在媒體與網絡時代，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主體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則成為娛樂甚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當今中國文化正發生著“從審美的文化到消費的文化，從神圣的文化到世俗的文化、從批判的文化到娛樂的文化、從靈性的文化到技術的文化、從有根的文化到時尚的文化”的轉變。大學生站在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前沿，對新生事物好奇、標榜個性、緊跟時尚，他們的價值追求與行為模式不可避免的受到社會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影響，其價值認同在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覺的跟隨時尚潮流，形成了與大眾文化總體方向一致，與科學的高校校園主導文化錯位、偏差，但又與自己的年齡階段、心理發展相適應的特定的朋輩文化。莊子認為，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滿足是卑微的，人不應當“為物所累”。德國哲學家康德則說“鑒賞是憑借完全無利害觀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對某一對象或其表現方法的一種判斷力。”可見中西方思想家都將無功利性的愉悅感當作真正“美”的判斷標準與向度，追求不為物質所綁架的高尚人格和高雅情趣?，F實中，當大學生遇到物質的誘惑與脅迫時會怎么做呢？部分大學生身上所呈現的精神危機、精神貧困告訴我們：精神文化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物質發展。問題在于尚未真正投身社會的大學生何以會形成這樣的文化認同與價值認同？大學生朋輩文化在大學生的心理模式、行為選擇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要求全世界的市場，也要求把人們的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釋放到極致。以消費主義文化為特征的大眾文化通過品牌效應、符號標識詮釋成功、地位與能力，大學生所使用的物品、參與的活動與部分人際關系的建構無不以自己的方式悄悄開口說話———人們傾向于認為“成功就是掌握財富，財富賦予你所有期望的東西”。受這種文化影響，大學生對成功、能力的理解與物質、消費能力掛鉤，崇拜商人（金錢）、政客（權力），對科學、藝術、人文研究缺乏熱情。媒體面向市場之后，以報刊、雜志、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競爭壓力加大。為了占有市場、提高收視率與點擊率、獲取經濟效益，媒體推出的節目、欄目刻意迎合大眾，宣傳中的金錢色彩濃厚。身處信息時代前沿的一部分大學生跟著媒體走，自覺將金錢的光環放大，工具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還有一些大學校園則被部分大學生通過各種活動將大學儼然演繹成了名利場、生意圈、社交圈，大學生之間的關系除了親密的朋友關系之外往往還混雜有功利的色彩，以圖建立一個以后為我所用的關系圈。高校的主導文化如“修德、博學”成為了懸掛在學校宣傳欄里的標語，成為遠離學生現實生活的目標，抄襲之風、逃課之風悄然盛行。大學生年輕有活力，關心國家與政治，關心社會發展走向。他們深知國家的發展變化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期待體制改革與完善、期待國家進步與發展。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所不同的是，他們關心政治卻又以娛樂的心態談論政治、評價政治，對國家政策、學校教育的看待功利化、金錢化。一部分大學生將自我確立為價值評估的中心，評價指標以有形的物質為基準，以可估的、確定的報酬返還為目的，人際關系網絡化、情感功利化、政治態度娛樂化、審美情趣庸俗化、休閑消費時尚化，學習態度技術化。激烈的競爭、不可預知的風險、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大學生壓力倍增、焦慮、短視，為了在就業市場上能夠有主動權與比較優勢，他們不得不去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術、考取各種資格證。學習實用的技術原本無可厚非，它能促進社會的技術進步與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大學生過度重視技術而輕視人文素質、科學素養的培養。他們中一部分人將人文科學與“忽悠”、“吹水”劃等號，把綜合素質等于證件、成績單、參加社團活動、人際關系的簡單相加。這種朋輩文化一方面強化了大學生的技術意識與學習精神，提高了大學生的動手能力、觀察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短視、過于功利化、個人主義化弱化了大學生的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不利于大學生、高校、社會、國家與民族的長遠發展。消費主義文化讓他們在物質的狂歡中陷入精神的“囚牢”，迷茫、焦慮的大學生身上少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社會擔當，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短了教育“而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眼光。

二、科學的校園文化與現實朋輩文化的錯位

校園文化和朋輩文化同屬于社會亞文化，不同的是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群體而言是校園主導文化，而朋輩文化是在校園文化的影響下自主自發形成的文化，它包括宿舍文化、班級文化、社團文化、學院文化等。校園文化作為校園“應然文化”是“表達社會主體意志、國家意志、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化主流，是促進社會與人健康向上發展的精神動力。”是貫徹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馬克思主義及其最新成果為指導的文化，校園制度與管理更是與大學生的日常行為、學習生活緊密相聯的文化，這二者之間應該是緊密相聯、良性互動的關系。校園文化集中展現學校師生員工的精神面貌、生活作風、價值取向、行為選擇，是大學生及教師心理文化、行為文化的反映。它的建設承載著國家、社會、教育主管部門的辦學理念、教育理想、社會期望，在文化選擇上具有穩定性、系統性、傳承性與高層次性。然而，科學的校園文化與現實的大學生朋輩文化之間卻表現出了脫節與錯位，他們之間的互動性差、一致性低，主要表現如下：

（一）大學行政化傾向將大學生引向權力崇拜，科學的吸引力不足

大學是一個小社會，沒有行政事務、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學校健康發展的方向。大學的行政組織與管理應當服從于真正的大學精神，也就是“純粹為了研究對象而研究的精神”。各個大學更應該根據自己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國家需要培育自己獨立的大學精神，教師當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與思想。事實卻是中國的公立大學都被賦予官級，管理人員的職級、教職人員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與政府官員級別一一對應，級別不同則話語權不同、擁有的社會資源不同，學術受到行政的左右?？茖又乒芾砟Ｊ皆谡畠仁且环N相對比較科學、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是對學術教育則具有一定的弊端。相當院校的管理模式都是學本位讓位于官本位，部分教授為行政事務纏身，偏離科學研究的道路，學術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當一個學校的教授們爭當官員，為了行政職務、職稱的晉級而學術造假、上課敷衍學生時，學生們將準確無誤地收到信號———做科學研究是沒有地位的，科學研究得服從于行政權力的安排。自由、公平、競爭的科研環境被破壞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喪失了，國家的科研發展受到阻滯，大學的科研精神失落。大學生看到這些又當如何？他們將根據自己看到的聽到的對大學、對教師、對社會予以評價，也重新建構自己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他們也將選擇遠離科學而深究權術，將權力與金錢奉為宗教。如此，學生便會重視關系圈的建立與官員素質的培養，而輕視人文素養、科學知識的學習。

（二）考試制度不科學致學風懶散，社團活動組織過多、管理欠科學致學生于活動中迷失求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