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保護論文范例

從歷史經驗來看，司法保護、行政保護、社會組織保護、權利人私力救濟構成了版權保護的四大體系。每次應對因應重大信息技術變革而帶來的各種版權問題時，通常也慣于從這四方面尋找出路。但于當下的學術期刊自身而言，其能力范圍所能發力的領域主要還在私力救濟層面。面對融媒環境中的諸多版權保護之困，學術期刊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找突圍之路。

1.增強意識：版權是“命根”

與新媒體相比，紙質學術期刊雖具有利于深度學習閱讀的優勢，但隨著電子閱讀器技術的不斷進步，這種優勢不再為其獨有，各種類紙質閱讀感的設備正在逐步升級優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將其作為主要的學習閱讀工具。從長遠來看，紙質學術期刊在載體上沒有優勢可言，學術期刊雖然有長年積累的品牌優勢，但最大的優勢還在于擁有大量高質量的專業內容。高品質的專業內容是支撐品牌的基礎，沒了它，品牌自然也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然而，誠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權保護防線丟失了，學術期刊的內容優勢也會失去，廣大學術期刊也可能重蹈報紙的覆轍，成為網絡媒體的“免費奶媽”。因此，融媒環境下，學術期刊們應該樹立版權是“命根”的意識，認識到版權是生存之基和發展之源。面對時下版權侵權可能帶來的一時蠅頭小利，如被網絡媒體非法轉載引來的社會關注的提高，應該持有足夠的警惕，切莫貪小失大。試想，如果優質的內容都無償在網絡媒體刊出了，長此以往，誰還會看紙質學術期刊，紙質學術期刊還有何存在的價值。

2.自我規范：建立完善版權管理機制

有條件的單位可設立版權部門，專門管理相關版權工作。對于存量論文的版權信息做必要的補齊、歸類、入庫、數據化等工作；對于增量的論文，通過合法無爭議的方式獲取版權，盡可能與作者簽訂書面授權協議；在通過“用稿聲明”方式獲權時，盡力遵循格式合同簽訂的自愿、公平的原則；在要求作者承擔責任時增設對價條款，使作者也享受相應的權利，如在要求作者轉授信息網絡傳播權時，承諾在權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員工版權培訓力度，增強版權意識。自身不主動侵權，在修改論文時必須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發表；沒有獲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論文，若要在網絡使用，如將論文轉發至微博、微信公眾號時，須得到作者的許可；對于侵權行為不回避、不放任，積極維權，有條件的可以采取技術保護措施，給論文進行加密技術、水印加載技術處理，阻止和追蹤侵權行為。積極挖掘版權衍生價值，介入現代的版權運營，如利用品牌影響和掌握的作者資源開展商業性的行業學術教育培訓，主動與新興數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庫、360圖書館、愛學術、道客巴巴等新興的知識在線平臺進行合作。針對“免費分享”版權文化，可嘗試讓網絡用戶免費試用，但通過與學術期刊新媒體運營商搭建各類新型的內容平臺來創收，如參與建立目前在國際非常流行而且實踐效果不錯的開放存?。∣A）開放出版平臺，推出類似國內知乎、問答等模式的行業性知識付費平臺等。

3.建立聯盟：形成抱團取暖的集聚優勢

小弱散是我國學術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為影響學術期刊版權保護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對大型網絡服務商的侵權時，完全處于弱勢地位。如何解決，短期之內值得考慮的路徑是，建立學術期刊版權保護聯盟，整合資源，集體行動，形成抱團取暖的集聚優勢。聯盟組織合力推動學術期刊相關版權法律的完善。對關涉學術期刊媒介融合的關鍵法律障礙加以排除：①對于沒有獲得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授權的存量作品允許學術期刊網絡使用時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對于“孤兒作品”在提供確鑿證據證明其是“孤兒”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現行網絡使用。③主張學術期刊對論文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部分分享權。即在論文的網絡使用中，須經得作者和學術期刊的共同許可，因為許多學術論文如果不經過這樣知識再生產的熔煉，是不能發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鮮的狀態公開發表的，特別是核心、權威期刊上發表的高質量論文，期刊及編輯發揮了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學術界的共識。簡單說，論文的知識生產不單是作者的創造，其中也有學術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對成員的版權侵權問題進行維權，通過群體維權行動，產生社會公益影響，進而納入行政保護的范圍。版權的行政保護具有效率高、威懾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國所特有。但是其所針對的保護客體，要求是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侵權活動。單一學術期刊的版權遭受侵權時常很難借助這樣的手段，但聯盟成員的眾多類似案件則可以為版權行政執法部門所關注。此外，聯盟組織還可以主動與相關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聯合，搭建堅固而通暢的版權授權橋梁，監督促使科學版權價格評估機制的形成；展開相應的版權培訓和宣傳，推動學術期刊版權素養的整體提升，等等。

摘要：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個人信息已成為一種越來越受人重視的社會資源，頻繁發生的數據泄露和網絡安全事件使得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更加緊迫和必要。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對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尚有不足之處，在行政法層面仍面臨著諸多困境：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不夠完善；個人信息處理的主體缺少監管；行政監督和救濟制度不健全等。本文旨在分析我國行政法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與域外的個人信息保護經驗相對比，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路徑，使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關鍵詞：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路徑探索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成為各國面臨的重要問題。在我國，私法領域的保護較為被動，且規制的范圍主要是針對營利性主體和非政府機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而公法領域的刑法所要求的條件較高，一般的侵害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在未達到犯罪標準的情況下，無法運用刑法進行懲罰。而從行政法層面加強對個人信息保護具有更高的嚴密性，行政法可以明確具體地規定個人信息的請求更正權和救濟權，規制范圍更具有針對性。因此，對國外先進的行政法保護經驗進行對比分析，提出對我國更具有針對性和適用性的行政保護策略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

1個人信息概述

1.1個人信息的概念界定

我國沒有個人信息方面的專門立法，對個人信息的概念尚未統一，根據學術界的學者們關于個人信息的內容達成的基本共識，個人信息可以被界定為“以直接或間接的手段獲取的足以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受法律保護的信息，范圍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工作、教育、財務、健康狀況以及其他具有個人指向性的信息”。

1.2個人信息的特征

摘要：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呈現面源污染和點源污染彼此疊加、工業污染與農業污染相互共存的特征，影響了農村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發揮，因而必須加強農村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這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基礎。實踐證明，單純依靠行政手段來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對農民的環境權益的保護不具可持續性，亟需構建適應農村現實情況的法律制度，從而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公益訴訟；法律援助；排污權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重點傾向于城市，忽視了生活在廣袤農村地區的廣大農民的環境權益。農民作為環境弱勢群體，其環境安全正不斷遭受著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威脅，這明顯有違權益公平的原則，究其原因在于農村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國憲法的第26條將環境保護和防止污染上升到國家基本國策的高度，規定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實行環境保護，且《環境保護法》中第16條至第23條也明確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要對自己管轄范圍內的環境質量負責。然而從實踐效果來看，將這些法律條文用于解決城市環境污染問題行之有效，但對于農村環境治理而言適用性不強，導致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一直處于法律邊緣化狀態。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當前農村面臨的環境治理困境，建立起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環境保護法》，以此作為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和治理的基本法規，實現有法可依、違法必究，但本文認為在目前的立法過渡時期，面對嚴峻的農村環境問題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手段十分必要，進而為《農村環境保護法》的制定提供實踐依據。

一、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當行政機關、企業組織或個人存在行政不作為或者違法行為，使得環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時，公民為了維護環境公益擁有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力。然而，在2013年出臺的新《民事訴訟法》中，將原告資格限定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公民“個人”則被排除在外。同時，在農村環境公益訴訟中，由于面對著不菲的訴訟成本問題，且環境訴訟案件的審理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訴訟費用的承擔和分擔問題尚無定論，導致很多環境訴訟案件最終不了了之。另外，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對農村環境造成侵害的責任主體相對多元化，如造成農村河流污染的源頭可能來自于企業的工業廢水亦或農民的生活污水，或者兼而有之，證據的缺乏很容易導致真正的制污者最終逃脫法律的追究。因此，首先要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范圍。環境污染具有潛伏周期長、危害面積廣的特點，生活在鄉村中的農民對此自然是有深刻的感受，他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也是公民履行法定權利的應有之義。因此，我國法律有必要拓寬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范圍，應囊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使農民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提升他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其次，降低原告的訴訟成本。訴訟成本過高往往會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最大障礙，導致很多案件最終選擇了息事寧人。因此，降低原告的訴訟成本很有必要，政府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基金，并制訂配套的基金管理辦法，以支持農民發起環境公益訴訟，保障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功能的有效發揮；最后，完善環境公益訴訟證據制度。在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如果原告因為技術原因及經濟原因等無法收集到足夠的證據，法院可以對原告的申請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簽發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收集令，規定相關的企業、法人、公民及其它社會組織有責任如實地提供相關的證據資料，如拒不配合則可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應該注意的是，要對證據收集的主體、客體、范圍和程序等做出明確的規定，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環境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我國農民已成為環境糾紛中的弱勢群體，無法保障自己在健康、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產和生活，在與強勢的排污者進行協商和談判的過程中處于劣勢，同時相較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環境保護資源供給不足的同時也阻止不了城市的污染轉移。加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律在保障農民環境權益方面還十分薄弱，導致他們在法律活動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傮w而言，環境保護法律具有明顯的城市中心主義特征，不能充分反映農村和農民對環境污染控制及生態保護的要求，在基于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借助法律援助手段來滿足廣大農民在環境污染中的利益訴求，這也是建立法治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導致環境法律援助工作進展緩慢。因此，首先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援助法》。為了確保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執行，應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以條文形式對農村法律援助的對象范圍、援助程序和資金使用等進行規范；其次，設立專門的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梢越⑥r民法律援助中心等類似援助機構，并規定其援助范圍應包含農民的環境權益保護，通過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文書等服務，引導和幫助農民依法維權；再次，設立環境法律援助基金。環境法律援助基金的來源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同時通過輿論引導等手段吸引社會捐贈，進而拓寬資金的來源渠道，減輕農村法律救助機構的經營壓力；最后，強化合作意識。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應與工會、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基層法律服務所等相關組織進行密切合作，進而減輕工作量、擴大覆蓋面，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摘要：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已是當今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意味著我國將需要大量的適應生態文明社會的新型法律人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的發展有很大上升空間。文章以生態文明社會新型法律人才需求為導向，以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為載體，以“參與式教學”為突破口，改革教學模式、優化教學內容，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為核心，立足于民辦高校教學實踐進行研究。

關鍵詞：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

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旨在培養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現代法律人才。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7〕2號，提出深化教學內容改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課程體系。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技術充實到教學內容中，為學生提供符合時代需要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提倡啟發式教學，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國傳統法學教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利于學生法學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人才培養的需求乃大勢所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的改革應當以培養生態文明法律新型人才為目標，為我國創建生態文明社會目標奠定基礎。

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模式反思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自1997年被列為法學二級學科以來，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將“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增列為法學核心課程。“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在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樹立環境法治理念、普及環境科學知識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門法無可比擬、也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方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亦是近年來法學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處于蒸蒸日上的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不僅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契機，也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三江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學院為本科生獨立開設2個學分32個課時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選修課。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許多原則、制度和專業術語與憲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法學學科緊密聯系，其內容更體現出與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多個跨一級學科的交叉制式。與傳統部門法相比，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門課程本身的理論性并不是很強，但是該課程呈現出整體的理論體系比較分散的特點。筆者從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學多年，深知傳統教學方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法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諸多弊端：

（一）講授式教學法

如果僅僅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法，學生對知識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師的灌輸，對知識點的掌握靠強行記憶，會導致缺乏學習熱情，不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無法達到對學生解決實際環境糾紛能力的培養。如何對現有講授式教學方法進行改革，是法學教育尤其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樣一門具有強烈專業特色的學科教學中的瓶頸。法律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其是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之利劍應運而生，是實踐推動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建立和完善，其實踐性、應用性更加明顯，且環境要素本身體現出高度的社會性，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追求，此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意味著其必須反映自然科學規律，在理念上吸收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技術規范和標準發展出相應的法律規范即較強的技術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對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狀況的了解，是單一的教師中心型教學方法無法完成的。加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較為龐雜、課時較少，若教師細致講解，會導致填鴨式教學，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若教師不講，會導致學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識，所學有限視野狹窄。

摘要：

圖書館管理是一個計劃、決策、組織、領導和控制的全部過程，它對于圖書館文獻以及各種有效資源都非常重要，也能完成圖書館的管理目標。長久以來，圖書館管理都是一個熱點探討的問題，本文將以近年來的122篇文獻作為數據源，通過知識圖譜分析，來展現我國圖書館管理三個時期以及研究內容。

關鍵詞：

圖書館管理；三個時期；知識圖譜；文獻

隨著我國理事會制度的不斷完善，近年來我國法人管理結構已經確立，這使我國圖書館管理從理論轉向實踐過程中收獲了穩定進展，而學術界也從這些年的學術動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只有在這些問題中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以正面的姿態去面對出現的問題和挑戰，才能鞏固研究成果。本文將從空間、演化兩大維度，運用知識圖譜的方式對我國現在的圖書館管理研究現狀展開分析，擬能提供借鑒作用。

1來源數據庫與研究方式

我國當前文獻數據庫眾多，不同的資源庫的優點也不同，目前中國知網（CNKI）作為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的出版總庫，它有著其他眾多資源庫所不具備的優點和功能，比如檢索數據快，更新速度快，資源更豐富，功能更完善，并且高級搜索針對性更強，對于CAJD檢索要選擇研究對象，而且主題檢索所獲得結果要更多，關鍵詞檢索范圍要小一些，不過主題檢索也有缺點，就是檢索出的無關內容多，要被檢索者進行再次篩選，這會相應損耗一些時間，舉個例子，比如主題檢索中，選擇“圖書館”并含有管理一次，第二選擇“圖書館”再加關鍵詞“理事會”，就會得到兩種相差甚遠的檢索結果，分別是358條和880條，筆者又將其中含有有效關鍵詞的文獻進行再次幾何處理，比如按照優先出版和增刊進行檢索，最終獲得了122篇可用論文。筆者此次研究采用的方式是信息計量并通過知識圖譜展現的方式，知識圖譜分析使用的工具是CiteSpace和VOSviewer，相較于其他工具，VOSviewer更注重圖形化展示，可以以顏色的不同來反映不同的類聚聯系。

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默頓等提出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社會生活之所以能維持下去，是因為社會找到了一種手段（結構）去滿足人類的需要（功能），他們主張用功能分析方法認識和說明整個社會體系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12]。鑒于其類似性，本文采用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

1.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誕生于17世紀科學體制化開端的歐洲。當時的科學家通過信件發給同行和相關學會來擴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亨利•奧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費了大量時間從事這種通信抄寫再分發給學會會員的活動[19]。正是由于交流系統的低效，奧登伯格于1665年創辦了《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將學會會員的通信集中起來，通過運用印刷技術大規模的復制，并且連續定期出版。在《哲學匯刊》的創刊號上，奧爾登伯格撰文指出，“促進哲學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過于將他人已發現或已付之實踐的東西公諸于在同一領域內進行研究或努力的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這一最合適的途徑，以滿足從事同類課題、樂于促進學術研究、推廣有用的新發明，因而有權了解本王國及世界其他各地情況的人，使之時時了解科學的進展、了解博學好問的那些人的勞動和嘗試及其全部發現和實踐。”[13]科技期刊的出現將個人交流模式拓寬為組織交流和大眾傳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學術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決了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問題，因此科技期刊成為科學共同體有效運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隨著科學體制化和科學職業化進程的深化，科學也逐漸形成了其特有的獎勵體系和運行機制。在默頓看來，科學建制的目標是增加知識，這樣就把科學發現的獨創性推到了獨一無二的地位，而科學的規范要求科學家為了科學—也就是為了貢獻出有獨創性的知識—而做研究，要科學家公開他的發現，接受科學共同體之成員的有條理的懷疑，當然在懷疑考究的過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則。這樣，做出獨創性發現的科學家把知識貢獻給了整個科學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學財產”是獲得科學同行的承認。承認是對科學家“角色履行”的認可，是科學家繼續承擔科學家角色的保證，因而是科學這種社會建制運轉的“能源”[14]。作為科學能力和科學貢獻大小的標識，“承認”的積累不僅意味著科學家獲得了“名譽性獎勵”，更重要的是使科學家可以在科學知識生產的職業體系中獲得合適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納入到社會分配體系之中，并獲得社會的“物質性”回報[15]。盡管許多科學知識理所當然是為了雇主、技術人員和受過教育的公眾的消費和運用而創造的，但受到最高評價的知識還是那些為正處于創新過程中的同事們自己消費和應用的知識，通過交流和出版系統加以評價和承認。換句話說，科學家為同行生產知識，并依賴于同行生產的知識進行知識生產，依賴于處于優勢地位的研究群體以獲取資源，使用被認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為同行所重視的問題，而且必須說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這種交流和出版系統通過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職業等級化的形式實施的，在控制了知識生產質量的同時形成了科學家個體的職業聲譽系統。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形成與成熟發展，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智力活動，其組織方式逐步與外部環境的變遷相適應，出現了科學與經濟、社會在結構和運行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調適、漸趨對應的趨勢。拉圖爾等的研究發現，實驗室科學家經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學知識生產的總體模式，而不是默頓學派所偏愛的“承認”或“獎勵”。他認為“事實上，獲得的獎勵僅僅是信用度投資大循環中的一個小部分。這一循環的基本特點是獲得使再投資得以進行而獲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沒有任何科學投資的終極目標，而只有持續不斷的資源積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科學家的信用度，比作資本投資的循環。”[17]從承認到信用的聲譽管理的變化，固然可以看作對科學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應了科學發展擺脫了獨立于社會的科學家個人或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模式，而被納入到科層組織內的現象[16]。無論如何，“信用”的核心還是在于基于科學共同體的評價。在這方面，科技期刊發揮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業態演化及其商業模式

科技期刊自誕生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不具備盈利能力，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參與科學共同體的內部管理。當時，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學會或大會出版。盡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訂閱費或作者的文章處理費，但一般需要學會或大學的補貼才能生存。這種狀況直到二戰之后才發生了根本改變，并且表現出規?；蛿底只膬煞N階段性變化，科技期刊也從科學共同體中相對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多方參與的、具有高技術特征的新興產業。二戰期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戰時科學研究與開發取得了空前成就。人們也從“曼哈頓計劃”中看到了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的社會重要性以及科學社會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學開始與國家緊密結合，進入了大科學時代[18]。大科學時代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世界各國紛紛加大研發投入，大量資金涌入科學研究領域，科學從業人員逐漸增加，新興學科不斷出現，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數量也隨之大幅度增長。在此同時，學術交流與合作的范圍從單一學會、單一組織和單一國家擴大到全球范圍，學術交流的全球化也帶來了科技期刊的國際化，讀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網絡中，科研成果不但為科學家積累相應職業聲譽，也為科技期刊積累聲譽。換句話說，科學家通過職業聲譽系統進行了社會分層，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應的聲譽系統進行了分層（區）。因此，優質稿源的競爭是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的永恒命題。盡管科學本身和科學家的期刊對出版需求不斷增大，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間，政府對圖書館系統的投入增加也保證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潤增長，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滿足集約化、規?；男乱螅员阍趧撧k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發行等方面提供專業化的運作，而一些中小型學會和大學出版機構卻很難有大的作為。許多商業出版機構看到了科技期刊業所蘊含的商機和學會出版能力的不足，憑借自己強大的資本和專業化的運營能力，逐漸接管了學會和大學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學編輯之外的出版、發行等多方面的服務。另外，商業出版機構通過和學會會員、科學家的合作開始創辦自己的刊物，而科學家由于傳統的學會期刊體系難于滿足自己的需求也積極尋求與出版商的合作，成為了出版商的主編、編委和作者。巨大利潤帶來的是巨型商業出版集團的出現，通過兼并和重組，一些小的商業出版社逐漸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業出版集團帶來的壟斷效應更進一步擴大了科技信息數據庫的規模和質量，提高了訂閱費和利潤空間，成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時，一些較有實力的學會、大學出版機構也同樣看到了科技信息這種爆發趨勢，適應了市場需求，形成了實力較強的出版實體[19]。例如美國化學會將信息供應商和會員的互惠性組織作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應商的信息源和消費者來自于會員或潛在會員，通過高質量、快速反應的信息服務促進化學領域的健康發展和學會的影響力，達成“運用化學的力量來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的組織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產業形態，具體表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出版主體多樣化，形成了以巨型商業出版機構為主，學會、大學等科學共同體出版為輔的多種出版主體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務對象全球化，對新興市場的拓展加快，對新興市場本土出版機構的成長具有很強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業模式是建立在規模化基礎之上，主要以向圖書館系統提供數據庫的形式呈現；第四，盡管科技期刊中的論文作者、評議人都屬于科學共同體，并且產品最終服務于科學共同體，但科技期刊從社會建制來說開始脫離科學共同體而相對獨立。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數字化進一步形塑著科技期刊的產業形態。巨型商業出版機構通過資本并購實現規?；岸嘣l展、打造數字化信息服務平臺并持續創新、全球性網絡化銷售、建立戰略投資體系等發展路徑打造了擴張型商業模式，形成了運營集群化、質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場細分化、競爭全球化的期刊群和產業鏈[20]。在數字化技術和資本的推動下，科技期刊產業的技術依賴度和專業化服務能力更高，產業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現出以下兩個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務平臺成為出版機構運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這既是順應數字化用戶處理海量信息時檢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業務發展和創新運營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數據、人工智能、多媒體等多種新興技術，建立以用戶為中心的知識社區，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業從業者和專業人員等持續提供增值信息服務。在科技期刊的業態發展中，商業出版機構成為科學共同體、圖書館系統三方博弈中最強勢的一方。2002年，《布達佩斯開放獲取計劃》正式確認了開放獲?。∣A，OpenAccess）的概念，從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圖書館界成為了廣泛關注的話題，但OA對科技期刊業態發展的影響有待進一步關注。

3.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與管理體制

2019年3−5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與發展思考及對策建議”咨詢項目組通過網絡問卷的形式對科研人員和科技期刊從業人員開展的廣泛調查。調查顯示，盡管65.24%的受訪科研人員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國內同行中傳播，但分別有46.06%和42.01%的受訪者表示是出于學生畢業要求和項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訪者表示選擇發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語）論文的原因是評價導向；63.57%和61.5%的受訪者認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礙是學術影響力不夠和績效評價不管用（見圖1−3）。科技期刊的出現源于學術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學共同體的聲譽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上數據表明，中國科研人員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績效管理，服從于科研管理的需要。這種科技期刊和論文的功能異化與近年來媒體熱議的“以論文論英雄的評價體系”、“垃圾論文”、“論文質量問題”等相關主題討論的內涵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國英文期刊是類似的，只是前者表現出的問題更迫切，并且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科研人員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相關問題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經費過度競爭、終身教職變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論文被發表[22]等全球科研環境惡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國當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學共同體交流不充分、學術自治功能沒有發揮作用等問題。換句話說，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義上是為中國科學共同體自身建設的不足背書?？萍计诳δ墚惢谝欢ǔ潭壬吓c中國科技期刊的管理體制密切相關。中國科技期刊出版實行主管、主辦單位制度和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單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單位出版，出版單位必須有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須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審批制度則明確出版資源由國家配置，創辦期刊和設置期刊出版單位須經國家出版行政部門批準。在主管、主辦、地域等專屬性很強的管理體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為是主辦單位的一個組織單元而不免形成了鮮明的單位意識和服務對象區隔化，也正是因為將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學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強化了其學術屬性弱化了運營主體功能，在行政和學術的雙重制約下，實際運營主體的經營運作空間有限。當前科技期刊管理體制與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證關系?？萍计诳癁楸姸嘁蛱崧毞Q、學生畢業等引發的巨大刊發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給，這種局面強化了相關單位將科技期刊作為一種工具資源的需求。此外，在數字化的背景下，現行出版管理體制上發揮著對于傳統出版業的保護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維護了我國紙質科技期刊出版的壟斷地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我國科技期刊的紙質出版同新興媒體出版人為區隔開，這雖然對于眾多科技期刊編輯從業人員具有保護意義，但事實上這是一種“托底”式的保護，只能提供被保護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傳統紙質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轉化[23]。眾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體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發揮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喪失其原本應有的功能，在國際化競爭不力時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環及難以解脫的發展困境。

摘要: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其中，對生態環境污染的治理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本文從分析我國生態環境污染懲治的現狀出發，提出一些完善建議，以期充分發揮刑法應有的作用，為建設美麗中國保駕護航。

關鍵詞:生態環境污染;立法;司法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我國的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讓人痛心的是環境污染事件頻發，如此令人擔憂的環境狀況與建設美麗中國極不相符。立法上的缺陷、行政權的過于強勢、以經濟制裁取代刑事責任等諸多問題長期存在，讓民眾不得不質疑中國環境污染刑事救濟體制是否能夠真正發揮其作為生態保護的最后屏障這一作用。

一、生態環境污染的懲治現狀

（一）處理數量、辦法

2016年，全國共立案查處環境違法案件13.78萬件，下達處罰決定12.47萬份，罰沒66.33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4%、28%和56%。2017年，全國查辦環境違法案件23.3萬件，罰沒款115.8億元，無論是在案件數量上還是處罰金額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在處罰手段上，仍然是以行政處罰為主、刑事處罰為輔。

（二）立法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