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論文范例

摘要:“現代漢語”系高校小學教育專業語文方向學生的核心專業課程。該課程不僅關系到學生自身漢語素養提升和教師素養培養，也影響其小學語文學科教學知識(PCK)的形成?！艾F代漢語”課程應始終為培養提高學生小學語文教學能力服務。運用PCK理論指導“現代漢語”課堂教學設計與實施，有利于促進學生的專業成長與發展。通過在課前、課中、課后充分利用多媒體平臺與互聯網資源，將小學語文學科知識與現代漢語知識同實踐教學融合到整個教學過程中來。針對師范生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實踐性有待提高的問題，增加課內外教學實踐與教育調查環節。在課堂內增補“學生知識”，使教學策略知識動態化;在課堂外開拓實踐樣態，進行行業導師師徒對接，構建區域小學協同培養機制等?；诖?，豐富健全“現代漢語”課堂教學設計，并通過教學實踐檢驗，探討豐富小教專業學生學科教學知識(PCK)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小學教育專業;現代漢語;學科教學知識(PCK);教學設計與實施

引言

梅里爾(Merrill)等人在《教學設計新宣言》一文中指出:“教學是一門科學，而教學設計是建立在這一科學基礎上的技術?！苯虒W理念的更新與落實要通過教學設計及其實施來完成?！艾F代漢語”作為小學教育專業語文方向學生核心專業課程，應始終致力于培養提高學生小學語文教學能力。然而，師范生并不是掌握了一定量的知識就可以勝任教學工作的。20世紀末，國內外學者積極探索教師如何就特定學科進行教學，PCK理論營運而生。PCK即學科教學知識，是教師職業的知識基礎，是討論教師如何去教的知識，這一理論的提出為教師教學提供了新的視角，能有效提高教學質量?？梢?，PCK關系到小學教育專業學生的專業發展。聯系課程知識，運用PCK理論指導“現代漢語”課堂教學設計，一方面讓高校教師更能明確“教什么”和“如何教”等問題，另一方面也能讓小學教育專業學生結合崗位實踐，明白如何進行課程知識遷移，以及“教什么”和“如何教”等問題。本文基于PCK理論探討小教專業“現代漢語”課堂教學設計的一般流程與方法，并以現代漢語修辭“詞語的選擇”教學設計與實施為例，探討豐富小教專業學生學科教學知識的有效途徑。

一、PCK理念的內涵與發展

(一)PCK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美國教授舒爾曼和同事在《新教師如何學習教學》《全國教學測評標準》的研究中提出了教師專業知識基礎，其中明確提出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簡稱PCK)。其后，他進一步闡釋學科教學知識是內容和教學的特殊混合物，是指將學科內容知識轉化為有利于教學的各種形式的知識，是教師獨特的知識，是教師自己特殊形式的專業理解。同時，他還強烈呼吁教育研究要兼顧學科知識和教學知識［1］。學科教學知識是教師知識基礎的核心，是教師如何幫助學生理解特定學科內容知識，包括如何細化學科主題、各相關因素如何組織、問題、表現方式、如何適應學生各種興趣和能力，以及以哪種形式呈現知識等［2］。具體而言，PCK涉及到教師如何管控課堂、設置任務、分組合作、互動教學、分配時間、安排順序、設置提問、設計課程、了解學情等多個方面。小學教育專業學生具有多少學科教學知識直接關系著其自身教學能力的高低。學科教學知識將作為教學的催化劑，直接影響課堂教學的質量。小學教育專業學生若能在大學“現代漢語”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不僅掌握豐富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能直接或間接構建自己的學科教學知識，內化作為教師解釋、認識、評價教學活動的框架或模型，并能生成有效處理各種教學問題的原則或方法，便能助其順利走上教學崗位，快速完成專業成長。

現代漢語課堂氣氛普遍比較沉悶枯燥，環境壓抑，生硬呆板，毫無生機和活力。“滿堂灌”和“滿堂問’，貫穿教學始終。教師始終是課堂的主角，忙忙碌碌占用了課堂大部分時間，不厭其煩地介紹漢語的特點、結構規律，而學生卻無精打采，參與意識較低，開口率不高，被看成是訓練對象，任人去標準化、規范化。不僅如此，厭學情緒較濃，逃課者不在少數，有時即使人在課堂，也是昏昏人睡，不認真聽講，不愿意回答問題，更不要說踴躍發言。二是理論與實際運用脫節。死記硬背音位、語義等各種概念術語，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差，運用所學知彗摒決語言生活問題能力函需提高，亂用現象比比皆是。數詞“二”和“兩”所指數目相同，但用法卻不大一樣。學生在學習它們的區別時，下大量功夫又抄寫又背誦，卻不講究如何使用，沒有多比較、多歸納，于是在語言實際運用中經常混淆、混用兩者用法。3考核評價體系不科學考核是檢測教學效果的標準和尺度，具有導向作用和激勵功能。然而，現階段這項考核基本上還停留在經驗型考試階段，注重把漢語當作一種知識來進行記憶，往往忽視學生在各個時期的進步狀況和努力程度，缺乏對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進行評估，難以有效反映學生在實際運用中的對與錯，在信度、效度方面與受試者真實水平之間存在一定差距，其不足之處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測試內容的封閉性。強調考試成績，注重分數，考查偏重于知識點、概念術語、各種條條框框，強調“知道什么”，而對語言表達能力、實際交流能力、組織合適祀孔吞能力關注不夠，缺乏把新出現的漢語現象引人考試內容，沒有充分發揮測試對教與學的督促與檢測作用。二是測試手段單一?？荚嚩嗖捎瞄]卷形式，語言能力測試項目不全，題量較少，沒有建立起一整套緊貼課程標準的測試體系。書面測試幾乎一統天下，而對靈活多樣、富于變化的考試方式，如小論文、平時作業、讀書筆記、口頭測試、課堂討論和小測驗等卻重視不夠，從而沒有使測試充分反映受試者是否全面掌握語言知識和語言應用能力。

改進和完善對外漢語專業現代漢語課教學的策略

根據本文的調查，結合相關高校對外漢語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現實狀況，本文認為為了改進和完善對外漢語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提高教學效率和質量，有必要采取一些相關措施。1激發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求知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興趣是由個體與其環境發生交互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現象，也指人們對事物特殊的認識傾向。培養興趣指從目的性教育人手，通過消除心里障礙，不斷激發和保持學生深層學習和內在學習動機，從而引導他們掌握漢語運用的正確性和得體性?，F代漢語課專業性較強，內容豐富，對語言文字功底的夯實起著重要作用。但長期以來，這門課給人的感覺是枯燥無味、抽象難懂，出現學生厭學、教師厭教的現象。要逐步擺脫這一困境，讓學習者在實現自身學習目的過程中不斷提高學習興趣，概括起來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聯系方言。漢語方言和普通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直互相影響和補充，并不彼此沖突，它們兩者一起構成了現代漢語，構成了今天的漢語環境。地處方言區的高校，生源具有多方言性，這為我們在現代漢語教學中滲透漢語方言內容提供了良好環境。方言具有濃郁地方特色，承載著豐富的文化、習俗和民俗，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和地理歷史。在教學中，結合學生實際、緊扣教材內容，重視方言調查材料，聯系學生熟悉的方言特點，以其母語為例說明問題，對照漢語方言知識進行講解，列舉方言材料進行語言現象闡釋，能夠化枯燥為鮮活、化繁瑣為簡明，更容易產生共鳴。南昌方言用“坐習子”代替普通話“趕時髦”，用“麻”代替“錢”，“且了佛”意思是“玩完，終結”。這一類詞語很多，多為南昌方言的特色詞匯。南昌方言區的學生學習現代漢語語音時，除了糾正方言讀音外，還要重視方言詞語辨證，把常用方言詞語收錄下來，用普通話加以注釋和解說，使南昌方言區學生說普通話時不夾雜方言詞語，從而提高普通話水平。方言可以增進感情。充分利用漢語方言材料學習現代漢語，生動、有趣，使人感到親切，學生很容易理解。第二，活躍課堂氣氛。課堂氣氛是課堂學習賴以發生的心理背景，是課堂上各個因素的綜合效應，直接影響著學生情感和教學效果。Paekard對課堂氣氛與漢語學習的關系作了說明，并且比較了不同課堂氣氛對學生學習結果的影響。生動、活躍的課堂教學體現了科學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造就了濃郁的學習氛圍，創造了語言教學的新境界。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行為多而且復雜，消除學生與老師的距離感，以建立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良好關系為前提，以培養學生語言技能、語言知識為基礎，營造生動、活潑的課堂教學氛圍，讓課堂教學“活”起來，使學生沖破種種顧慮，主動參與、大膽發言，自由、平等地相互交流信息，把教學過程變成一種師生之間真誠、自由的對話過程，為所有學生都提供一個相對安全自由的心理學習空間，能夠充分調動學生情感，大大提高學習熱情，豐富課堂教學內容，改變以往現代漢語教學枯燥無味的局面，從而使學生在輕松的氣氛中學習，進而消化教師所講授的內容。第三，提高教學內容難度?，F代漢語與中學語文在教學內容和要求不銜接、相互脫節，造成語言知識大量重復講解，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學生學習積極性。一種語言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語言項目，就教學內容來看，其難度的考察與劃定，與智力和非智力發展密切相關，可以從語言學和心理學兩個方面進句1]。從學生現有認知水平出發，充分挖掘學生潛在能力，采取“拔高”教育，在內容上拓寬，在理論上加深，有助于使課堂充滿吸引力和挑戰性。“形式學派與功能學派”是二十世紀語言研究兩大學派，前者側重研究語言的實體，后者側重研究語言的功用。

盡管這樣的內容理論性強，比較抽象，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但在教學中與時俱進，把這一類新知識、新理論吸引進來，及時、合理地融人教學中，能夠開闊學生視野，激發學生求知的內在動力。2采用案例教學，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案例教學法于1918年產生于哈佛大學，自實施以來，通常用于醫學、工商管理等領域，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在現代漢語教學中實施案例教學，已越來越引起人們廣泛關注。因為它對于加深學生理論認識、提高語言能力、培養創新能力能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科特點，在選取案例時應特別注重以下原則。第一，引人雙向互動。教與學既是師生之間互相交流、平等對話的過程，又是彼此相互影響的行為。傳統的現代漢語教學以“一言堂”為主，阻礙了學生創造力的發展。而雙向互動強調教學平臺上的師生交往，注重教與學雙方密切協商、探討，推動了課堂中溝通方式的變化。在論及互動時，Auwright指出:“互動是課堂教學的最基本事實，因為在課堂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經過人與人的交互過程。”班這種模式中，教師不在演“獨角戲”，代之而起的是教師的積極引導，既作為導演，又作為演員，督促學生學習、思考，把學生當做課堂教學的共同創造者，與學生一起分享對課程的理解，同時為學生創造“教”的機會，把難以解決的、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放在學生面前，使學生在“教”的過程中，鞏固了相應的知識，體驗了參與教學的快樂感、成就感，成為知識的探索者和創造者。關于比喻、擬人等修辭格，學生在中學就已學過，具有不少這方面知識儲備，盡管在知診矽卜現形態上掌握得零碎不整，但為互動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教學中，“以人為本，以學論教”，大力促進師生互動、互惠共贏，喚醒學生大腦深處對知識的崇敬，讓學生根據自己所掌握的修辭格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能夠強化學生參與意識，拓展教學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從而為修辭的學習提供極大自由發展空間。第二，尊重個性需求。個勝差異客觀存在，同時也是一種資源。由于不同學生群體在性別、性格、心理特征、生理特征、認知方式、表達特點、知識結構、語言潛能、語言基礎、未來取啞發展等方面都存在諸多差異，因而導致在現代漢語課程學習上運用不同的情感策略、認知策略和記憶策略。學生是信息接受者，也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從教學目標與教學效果統一的角度來看，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為了提高學生的語言構架能力和交際能力，教學客體必須適應風格各異的個性需求，充分尊重每一位學生，尤其是他們的特長、生活經歷、情感體驗和創造能力，將他們視為有價值的個體，讓每一位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從而達到R.賴丁和s.雷納指出的“利用個體差異來促進獨立的學習，而不是約束、限制或降低學生的發展潛能”。#p#分頁標題#e#

對于有性格內向性傾向的學生，教師應付出更多的關愛，并采取鼓勵和對錯誤更加包容的態度，勉勵其多參與語言實踐，多運用漢語進行交流，并樂于冒險和嘗試。而對于性格有外向性傾向的學生，則可以要求其注意語言使用的準確性，提高實際漢語交際能力。第三，力求目的性明確。馮惠敏指出:“目的是人對某種對象的需求在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在行動之前在觀念上為自己設計要達到的目標，是人的實踐活動的一個要素。它表明人不滿足于當前的現實，而要創造出適合自己需要的新現實’，四。教學目的是目的中的一個類別，是師生一切活動的終極指向，充分體現在教學內容、教學程序、課程設置、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等諸多方面。在現代漢語教學目的上，不同專業既有共通之處，也有差異明顯的一面。就對夕卜漢語專業而言，有其特殊一面，主要目的是服務于第二語言的漢語本體研究，首先要研究“教什么”，應特別注意研究“彼有我無”、“彼無我有”的語言現象，強調漢語與其它語言在語法、語義、語音等方面的本質區別，揭示漢語所獨具的特征，并將這些本質特征作為講授的重點。在教學中，只有圍繞這些目標，并以此為契機，通過整合教學內容和方法，抓住教學重點，以點帶面，要求學生掌握語言知識、社劊吾言能力、語篇分析能力、語言研究能力和語言現象觀察能力，才能形成學習的推動力，提高教學效果，使學生學有所獲。3規范考核內容與形式，提高語言應用能力科學的能力測試評價機制是保證課程質量和教學效果的手段，也是檢測學生漢語水平、促進漢語學習的工具，對教和學雙方都起著直接的指導作用。用什么重要尺度進行衡量，關系到教學設計、課程建設和教案編寫的科學性。為了進一步完善現代漢語評價與考試制度，強調語言測試的激勵作用，使考試成績更具準確性和客觀性，必須探索教學評價手段改革規律，推行多樣化考核方式，綜合運用多種考試功.法，實行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教學研究相結合、靜態評價與動態評價相結合的多元評價體系，從而努力把只注重結果的考核轉變為注重過程的考核，使考試與課程形成互動，共同完成既定培養目標。第一，鼓勵參加語言實踐活動。語言不是“教”會的，而是“練”會的，正如呂必松所說:“言語要素可以傳授，而言語技能是不能傳授的”門。語言學習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加大語言實踐活動的力度，把語言實踐納人“現代漢語”課程考核，規定相關語言活動分數進人成績單，未參加語言實踐活動者，不能通過現代漢語考試，這樣能夠充分體現現代漢語課程的應用價值?，F代漢語課的實踐活動，包括舉辦講座、故事會、討論會、報告會，辯論賽、教學實習、教學競賽、演講比賽、朗誦大賽，開展漢語拼音運用、外國人漢語語音偏誤描寫、漢字規范化使用情況調查。學什么就要練什么，練什么才能會什么，會用了也就等于把真正的漢語知識學到手了。實踐活動使學生在教師設置的語言情境中，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通過練習，將所掌握的言語技能轉化為言語交際技能，從而豐富了語言表達方式，培養了學生使用語言的能力，達到了會用的目的。對它們的效果進行準確評價，對活動過程進行全面評估，不僅為學生實玫琢寸專業的認知由抽象化向感性方面轉化莫定良好基礎，而且能夠很好地檢驗現代漢語的學習成果。第二，注重語言理論與基礎知識。在考試設計上，根據對外漢語專業“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標、教學要求、教學任務，形成單一評價與多元評價相結合的動態評價模式，要求內容涵蓋漢語基本理論、基礎知識。體現在考評方式上，除保留閉卷考試外，增設開卷、口試、隨堂考查、小論文寫作，把平時作業、課堂討論、課堂提問、專題研究報告、語言學讀書筆記列人總評成績。這些不同類型的評價手段，側重語言認知行為、認知能力的考核，充分體現出語言知識評價和能力評價的有機結合，讓儲存在語言信息網絡中的節點處于交通聯系的活動狀態，能夠大大減少死記硬背語言學概念、術語的現象，有利于多途徑檢測教學效果，從而找到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和能力。

本文作者：何干俊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在當代文化架構下拓開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十分焦慮的母題。這種焦慮，或西延與漢學碰撞時炎時涼，或內溯于新國學探求時有執著，或立足當下語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當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問身份于現代漢語中漸成熱點。這些焦慮，十分集中地體現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以下簡稱“年會”）的四個分題中，會議開了四天，時間飽滿，發言密集，時有交鋒，新見疊出，是近年來少有的高質量的現代文學學術盛會。   一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是近十年來一直涌動的學術話題，年會圍繞其研究史與當下課題、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等命題進行討論，體現了現代文學研究新領域的拓展。   年會首先討論了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的歷史與現實課題。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以9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語言看作純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談到當下時，他認為有三大課題值得研究，“一是關于文學語言問題的史實清理與研究，比如晚清白話文運動歷史，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等及文學史上關于語言問題的爭論，以及文學現象。二是文學思想語言層面的研究，比如關鍵詞研究，關鍵詞研究是歷史研究，通過研究概念的流變、發展來研究思想的變化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還停留在名詞解釋層面，缺乏意識層面深入。三是語言詩性問題研究，我們現在還沒有對語言詩性問題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說方式。“詩性”問題會對未來的文學語言研究帶來巨大的突破。曹萬生（四川師范大學）認為，“有三個歷史邏輯層次，第一層次，對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形式研究以及這個形式歷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聯系。第二層次，把現代漢語作為與古代漢語不同的思維方式及思想實踐的研究。第三層次，研究現代漢語詩性與現代漢語文學的關系。”二是關于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關系歷史清理的研究。   年會就總體語言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晚清時期白話文運動、現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當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及詩體語言、散文語言分別作了討論。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思路方面，朱曉進（南京師范大學）認為“應系統地梳理五四以來的語言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重要內在根源，即注重文學語言的變遷對中國現代文學進程（尤其是文學形式變化）影響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應著重著手研究，文學語言變化的影響到底是以何種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文學體裁和文學樣式的形式發展和導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學文體特征的形成”。   進入晚清時期，圍繞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困境與轉化，晚清譯入語與現代文學想象及初期譯詩等問題，代表們發表了不同意見。王平（中國海洋大學）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有一個“認同意識”困境的形成與緩解的過程，“晚清新知識者倡導白話文的初衷是維新啟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語言自覺。白話、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語言觀凸顯了晚清一代所面臨的‘內俗外雅—體用分離’的認同意識困境”，“白話報這一啟蒙形式使新知識者的認同意識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咸立強（華南師范大學）認為“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之譯入語的斟酌使用，充分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像。”因為，“翻譯時的譯入語不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系，而是一個有待生成的語言體系，是劇烈變動和生成中的語言——現代白話文。”圍繞這一點，袁進（上海大學）分析了晚清譯詩與現代新詩的關系，“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他們在運用漢語翻譯基督教詩歌上，已經做過大量的運用白話翻譯新詩的嘗試，這些嘗試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文學史的承認，它們被歷史遮蔽了。”進入現代，年會圍繞現代漢語的產生、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關于新詩語言的論辯、《新青年》標點與橫書、魯迅的語言觀、錢鐘書關于文言白話的觀點等進行了討論。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中國‘現代漢語’是在清末民初之際由報人、作家、政論家、國家共同完成的。”“現代文學對現代漢語起到‘定型’的作用。”陳方競（汕頭大學）認為，錢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終堅持的“‘橫行與標點’，作為《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重要主張”，“每一步微小的變化，都貫穿著同人間的分歧、爭論乃至交鋒，歷時四年多，版式和標點符號才發生整體改變”。黃軼（鄭州大學）以魯迅語言觀談了晚清到五四時期的言文之分與身份之別。   “變與不變的觀念都隱含著民族身份的焦慮。”近現代語言變革乃是為新文學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話化、歐化、拼音化三種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學）認為，錢鐘書對胡適和周作人的批評及對文言與白話的批評，體現了一種重史求實、新舊兼容的學術原則與治學方法。   進入當代，年會就現代漢語共同體形成與方言、孫犁的語言觀、詩體語言、散文語言等進行了專題研究。劉進才（河南大學）認為，1955年相繼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漢語規范化會議，對周立波方言文學的批評，使“文學作品中方言土語的運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規訓。”劉東方（聊城大學）認為孫犁的語言觀具有承現代啟當代的橋梁作用：“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此后的李銳、韓少功、賈平凹、于堅、王家新，陳東東等，共同繼承開拓了中國當代文學語言本體論。   可喜的是，對當代文體語言的研究也成為學者關心的問題。年會圍繞現代漢語與詩趣、科學思潮與詩歌、穆旦到昌耀詩歌語言的質感、語言與當代散文等進行了討論。王書婷、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認為，“對現代詩歌文體的描述，對現代詩歌功過的整理，應該回到‘趣味’、‘游戲’”，研究了現代詩歌文體研究的現狀、趣味和游戲與詩歌的關系，漢語詩歌文體的古今得失比較，以及現代漢詩文體問題的切入視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澤龍（華中師范大學）認為“中國漢語詩歌的現代轉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潮影響的結果”，他從詩歌感性思維方式、語言、外在形式、意象類型擴展、傳播途徑等方面論述了與科學思潮的影響的直接關聯和弊端。易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穆旦時代，古典詩歌美學規范”影響了詩人寫作，但后來的“昌耀有意掘用樸拙的古漢語詞匯或生造詞匯”，承載其情，傳達滯重。“兩人獲得相似的詩學效果：詞匯充滿力度，語言獲具獨特質感。”滲透出對當代詩人現代漢語詩性的焦慮與感受。丁曉原（江蘇常熟理工學院）從語言三維視角觀察中國散文現代轉型，認為“文學的現代性，基礎性的表征當是語言的現代性。”工具層面由白話取代文言，是現代性顯性標志；語義層面新名詞和“外國語法”的“歐化”，顯示內在現代性；新文體的建構與語言關聯，顯示分型建體功能。#p#分頁標題#e#   年會在關注現代漢語與創作、新詩創作與新詩文化、現代漢語文學史學術史研究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認為“從語言維度進行考察，普通話寫作無疑是當代文學確立的標志。”高玉對普通話語音涵義與現代漢語的關系作了回應。在新詩創作方面，吳投文（湖南科技大學）認為，“新詩的困境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困境”。他認為，建設成熟的新詩文化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結果。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近年來這方面的文學史著作開始出現。巫小黎（佛山大學）提出了構建現代漢語文學史芻議，“整合全球漢語文化資源，構建全球漢語文學世界的現代漢語文學史，其意義和價值則超越了文學史建構本身”。趙黎民（重慶師范大學）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研究持疑，認為難度很大。晏紅（四川外國語學院）就表達與應合、文學與學文、文人與文本談了自己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曉進分別作了相應的回應。   二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與當代語文教學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是本屆年會的主要論題，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現代文學界持續不斷思考的問題，一方面體現了現代文學介入當代基礎教育聯系的動向，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文學界力圖介入當代社會文化建設的思路。圍繞這個論題，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建構及其當代性、經典闡釋與語文教學、魯迅作品新論、其他重要作家新論、流派文體新論等等。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有些什么變化，應怎樣評價這一變化，溫儒敏（北京大學）就研究的邊界和價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認為，近年現代文學研究步入平穩，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趨向。一是回到“史學”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學與歷史的內在關聯。”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三是“選題的對接，將文學領域問題與其它領域問題迅速對接起來。”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學者如何克服‘項目化生存’、彌補過分‘學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研究工作與生活世界的有機聯系。”就社團研究與國家、個人等關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他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社團流派是隨著中國現代文化及現代文化主體的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國民“群”的觀念，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精神載體。”他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四者關系的形態。與此相聯，楊劍龍（上海師范大學）認為“應該完全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打破國家、群體、個人對立的思維方式。”冷川（中國社會科學院）對2009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作了系統評述。   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與經典的社會意義，成為年會關注的問題之一。金宏宇（武漢大學）提出了副文本與現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關系。認為，經典的中間層面與副文本有關。“這個經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構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關于其正文本的一種闡釋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學）認為，學院派文學批評“在1920年代承擔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則是護法者”。王方（西華大學）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的問題，就現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作了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既有鮮明現代性特征又能夠帶來深刻生命體驗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識形成的精神食糧。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經典的意義上，代曉東、王小平（四川理工學院）試圖用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對現代文學經典進行闡釋。周云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經典教學的道路不失為擺脫當前困境的主要途徑”，哈迎飛（廣州大學）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確定現代文學經典的價值標準”，提倡“精”、“深”、“慢”。   魯迅作品的經典闡釋與教學，成為不少學者關注的主題。陳國恩（武漢大學）簡述了魯迅研究史與當代中國社會、中學選本變化的簡況，主張“中學語文教學對魯迅作品的講解要專注于發掘其更為內在的、更具有久遠的文化意義，要對魯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種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學）認為，魯迅從棄礦學醫，再到棄醫從文，不斷走進了他自己。“決定魯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種學科更能滿足自我的內心需要”。張均（中山大學）從農民形象的梳離與啟蒙主義之關系的角度，認為《阿Q正傳》是“啟蒙主義獨斷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學）對魯迅作品看客、戲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討論了魯迅作品與“戲臺文化”的關系。陳偉華（湖南大學）對大學《阿Q正傳》的教學圖示了新的體驗。   不少學者對具體經典篇目進行了新的解釋。吳曉東（北京大學）提出了關注20世紀30年代文學對傳統文學借鑒的思潮問題，他以何其芳《畫夢錄》所寫三個獨立志異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蓮教某》為例，研究了“為什么何其芳的現代散文創作選擇了這三篇古代故事進行改寫？三個故事之間呈現了怎樣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寫之后的散文與原著之間有著什么樣的異同？改寫后的現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詩學屬性？”認為“《畫夢錄》由此給我們提供了考察中國現代創作與古典文學之關系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文本。”馬俊山（南京大學）認為過去對丁西林《壓迫》解讀都不能真正揭示《壓迫》的思想特性“，全劇都是圍繞著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開的。這是一場權益之爭，作者探討的是現代人的自由界限問題。”“深層反映的現代中國權利和自由意識的覺醒，這是它超越同時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現代性、經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國興（華南師范大學）研究了“我”在艾蕪《山峽中》的敘述位置選擇與文本價值的關系問題。賈振勇（山東師范大學）認為茅盾《蝕》等早期小說中，“政治創傷體驗激發了茅盾的藝術才情，‘絢爛中的哀傷’之美”“是他藝術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學教材對茅盾作品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規訓的結果”。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認為周作人現代思想根源有一個從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國傳統文化的變化。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對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讀日偽時期周作人對戰爭、國家、文化、個人際遇的認知和感守約同時，試圖提出那段戰爭期間出現的‘漢奸’現象的歷史性和普遍性問題”。高恒文（天津師范大學）通過“破門”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沿革及變化，從獨特視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風的另一面。陳希（中山大學）分析了近十年來《雷雨》演出由傳統主題到超越現實的人性探索、傳統表現形式到融入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變化，認為更體現了《雷雨》創作原意。吳曉梅（昆明學院）分析了張愛玲、蘇青小說與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關系和獨立價值。夏中義（同濟大學）認為1949年前的“朱光潛個人學術史”“最具創意”。#p#分頁標題#e#   謝家順（池州學院）對張恨水小說作了民俗學的闡釋。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認為蘇雪林從個人書寫向國家敘事的轉變，體現“國家情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成年鏡像”。   還有學者對整體現代文學創作進行了探討。劉勇（北京師范大學）認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僅在于體現出地域文學的某些特質，它們還有新的研究空間，這就是文化資源的開掘與發現”。邱雪松（西南大學）考察了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關系的演變，“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新文化運動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誕生，呈現為古舊書店，大書局，新書業三足鼎立的局面。”黃曉華（湖北大學）分析了寓言型修辭中作為先覺者的癲狂，到詩意化修辭中作為高蹈者的癲狂，再到寫實化修辭中作為毀滅者的癲狂的三種現代癲狂敘事，是“現代人認同境遇的一種隱秘的集體隱喻”。肖向明（惠州學院）研究了清代以來民間信仰與中國小說敘事的演變，追溯有其敘事潛在的“近代性”因素。   詩歌經典研究，體現了學者們不同的關照角度，特別是對現代詩學涉及個人真實等哲學相關命題作了探討，如段從學（四川師范大學）認為馮至《十四行集》是“在個人與世界的關聯中，在個人的變化和豐富中來尋找個人真實性的生存論道路”，與魯迅《墓碣文》“把自我當作客觀認識對象”構成潛在的對話關系。陳茜（江西師范大學）在比較廢名的“渾圓”與朱英誕的“清淺”之差異中，思考朱英誕被文學史家忽視的原因。陳衛（福建師范大學）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關詩論的影響與貢獻為據，認為“朱自清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奠基人”。馬云（河北師范大學）分析了李金發詩歌與羅丹的關系，認為“《棄婦》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羅的《圣馬德萊娜》和羅丹的《丑之美》的藝術感悟。”“他的詩是象征的，也是寫實的。”在散文研究中，陳嘯（南通學院）從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論言說、創作實踐等方面探討京派文人把純“美文”以及對散文文體本體性回歸為鵠的的一次極具價值的散文文學嘗試的內涵及意義。小說研究方面，羅曉靜（中南財經政大學）對晚清小說《孽?；ā?ldquo;對個體欲望、情感、微觀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異之處作了分析。   陳思廣（四川大學）對1927——1939年間三次長篇小說征文與獲獎小說作了發掘與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長篇小說征文為人們所忽視的原因。閻浩崗（河北大學）對近年來《李自成》的評論進行了反思。   三　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近二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界，對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關系的思考，一直處于轉型的焦慮之中，并成為多次會議研討的主題，隨著當代文學的延伸，這個問題得到的關注越多，這既關系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的關系問題，也關系到如何書寫現代文學史。本次年會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問題的研究開始深入。   關于民國文學、共和國文學的命題，關于近代、現代、當代的整體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問題，都繼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更把這個問題提為“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尋找被現代文學史刪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學開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誕生；法律保證了言論等現代人權；法律保護對倡白話、開報禁、言論自由、啟蒙產生了巨大作用，使現代文學一直比當代文學質量高；通俗文學得到長足發展。張福貴（吉林大學）繼續他2003年提出的“中華民國文學”作為現代文學命名的說法，同時主張把當代文學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他從文學的性質和觀念、作品構成因素、形象的置換、作家身份以及文學組織機制的變化四方面論證了這是兩種“本質差異”的文學史。李怡（四川大學）看到了國家形態諸如法律、經濟、教育、宗教、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生產、傳播過程等等“結構”性因素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效應，因而贊同民國文學史的說法，謂為“民國機制”。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題，認為1945后十年，解放區文學“擴展”到大陸和國統區文學“萎縮”至臺灣、以及香港接納現代文學各種傳統，要結合在一起考察。朱棟霖（蘇州大學）在現代與古代的基本差異比較后，提出“現當代中外文學比較史就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史”，認為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論深度的形態，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學術方法與思路”。高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以1894年出現翻譯小說為始，認為1894到1917應稱為“前五四的現代熱身階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雜的現代性與超現代的一元確立”，1949到1979是“超現代的一元模式從僵化到自我解體”。謝昭新（安徽師范大學）從“政治意識的演化”并通過這種演化的具體形態變化，論及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在打通現當代文學的角度上，更多學者選擇了從題材、主題、藝術、地域、民族等角度進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這次年會的一個新的動向。段美喬（中國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葉詩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發，探討了現當代文學關聯的一個獨特現象：學界對40年代九葉派的研究，共性的關注大于個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現的過程中，九葉詩人們表現出的差異性卻遠遠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學）談到了“當代”建構過程的種種合力，并分析了現代作家在建構中自我更新與認同。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提出重返文學中心，對經典進行重新厘定，對學科進行新的整合，強調經世致用。袁盛勇（重慶師范大學）認為對時代“魯迅現象”的清理，“其實也包含了對于當代知識分子和魯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張要對魯迅采取一種較為古典的學術研究態度。白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西部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曾有兩次作為策動中心的機會。他以延安與當代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負能動力量、以及這種動能的有限、動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學）以晚清以來中國作家的朝鮮題材關聯，認為經歷了認知，亡國鏡鑒、休戚與共、南方缺席、“華風”“韓流”四個階段。張鴻聲（中國傳媒大學）以北京空間敘述為線索，研究了現當代文學的差異，認為“現代文學主要對北京進行古典性敘述”，當代文學“新北京”空間敘述轉向對一些新的城市景觀，其間所體現的，是新舊城市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劉永麗（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現代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中“反城市主義”主題“在當代文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20世紀該主題與儒家文化、西方反現代性思潮、殖民主義及民粹主義有關，“當代文學的‘反城市’的內在原因又有新質表現。王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以中西文化碰撞下產生“跨國戀”敘事為題，研究了晚清王韜、周瘦鵑和現代徐?、無名氏的相似相異。俞敏華（浙江師范大學）比較魯迅《我的第一個師父》和汪曾祺《受戒》，認為“這兩位常常被指認為風格迥異的作家，卻在同一個問題上，表現出了趨同的價值觀念”。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以老舍《駱駝祥子》、蘇童《米》和賈平凹《高興》為例，研究了百年農民與城市關系的審美嬗變：即“以善抗惡”、“以惡抗惡”到“以善尋善”。趙凌河（遼寧大學）以施蟄存到余華為例，描述了“現代走向后現代，從‘內在現實’的追求走向‘不確定’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表述”。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提出要以魯迅“立人”主張的思想在當代網絡文化中“立網民”。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認為“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是被忽略的領域，“可以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錢曉宇（華北科技學院）提出中國當代幻想文學的傳承與新變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汪衛東（蘇州大學）認為“從五四到80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言說都只能是到人為止”，“無法生成真正擺脫非人存在的新資源，也無法拓展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劉殿祥（大同大學）以聞一多學術研究為例，提出在國學熱背景下“現代作家的學術經典之于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羅紱文（貴州大學）從新詩對舊詩借鑒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詩之“舊路”，研究了“中國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關系的幾種模式”。   張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王朔、劉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網絡小說等，表現出文學的影視轉向。   在打通的學術背景下，本次年會出現了專門把注意力轉向當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國（華中科技大學）認為近二十年中國文學里面呈現出四大“癥候”：簡單的“日常”與慵懶的“審美”、墮落的“身體”與貨幣化的“欲望”、價值誤置的“戲謔”與審美倒錯的“狂歡”、溫馨復制的“底層”與精神撤退的“民間”。耿傳明（南開大學）認為，在“掊精神而張物質”的當下，正顯示“《紅旗譜》的文學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義”。劉海軍（重慶大學）從鄉村脫序的全貌、城鄉沖突的文學表征與農民底層身份的焦慮這三個方面著重探討新世紀鄉村小說的特征與變化。   四　現代文學與成都   現代文學的地域文學研究日漸與地方文化研究相滲透，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域，本次年會圍繞現代文學與成都的主題，對現代文學與成都形象成都書寫、對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蕪等與成都以及抗戰時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過的朱光潛、朱自清等人進行了研究，描繪出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幾位大家的淵源關系，同時探討對地域與文學的獨特關系與美學意義。   在總體概括現代文學與成都作家的關系時，吳定宇（中山大學）用多元構成的“西蜀文化之氣”加以概括，認為郭沫若樂山沙灣的“匪氣”、李?人成都的“市井氣”、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書卷氣尤為突出。譚桂林（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抗戰時期向大后方遷移的眾多佛教期刊，“對發掘新文學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現代佛教文學的發展趨勢”有重要意義。李永東（西南大學）認為，外省作家的成都書寫，能讓我們領略“他者”文學視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審美風格：傾向選擇陰柔、靜穆、低沉格調的意象來摹寫成都，發現北平情調或江南風味，“舊中國都市的風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圍。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以四川現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東北和四川抗戰小說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質論的偏差與學術界評價同一，認為“需要還原，以呈現文學史的多元面貌和聲音。”郝明工（重慶師范大學）描述了抗戰時期“雙城書寫”現象：縱向歷時性成渝書寫、橫向共時性京渝書寫、縱橫交錯整合性蘇渝書寫，體現出“以趨向民族史詩的藝術高度”。秦方奇（平頂山學院）以南陽《前鋒副鐫》為例，認為“在關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對為數眾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學報刊給予足夠的重視。   年會對巴金創作關注最多。陳思和（復旦大學）對新近刊發的巴金1928年計劃寫的中篇小說《春夢》殘稿作了闡釋，認為“《春夢》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后開始創作的未完稿”。“《春夢》殘稿的發表構成了對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個挑戰。”他認為“目前我們看到的《春夢》殘稿并非是原來巴金回憶中的《春夢》，而是一部已經走樣了的書稿的片段，它與巴金曾經告訴我們的創作設想中的《春夢》并非是一回事”。吳雙（西華師范大學）認為《憩園》、《第四病室》、《寒夜》里“來自故土被反復強化的記憶在深層無意識中形成文化象征符號”，匯聚成了巴金筆下獨特的“川渝意象”。金進（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認為《家》通過巴金及其信仰變化透視了30年代的文學視界：高老太爺、覺新形象“人性善惡的揭示”的體現，覺新、覺民和覺慧的象征反映（分別代表傳統性格、五四余緒、社會主義）。魏建（山東師范大學）對《沫若詩詞選》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詩詞選》何以出現版本問題，并依據所得校勘數據糾正對單行本《沫若詩詞選》與《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詩詞選》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認識。張全之（重慶師范大學）據1923年《國家的與超國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創作中的“超國家”意識的問題“來自于當時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鄧偉（重慶工商大學）認為“李?人的文學選擇與新文學主流明顯有著某種的距離感與疏遠感”、“其小說有著某種明顯‘舊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師范大學）認為李?人、沙汀筆下的成都茶館敘事“以介于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樣貌體現了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對抗消匿、變異融合或因勢而上等多種樣態。”除了對四川籍特別是在成都出生、成長的作家進行與成都風情關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戰時期旅蓉作家的創作。李琴（四川師范大學）以清末民初四川報刊出現的首個專門文藝副刊《娛閑錄》為例，考察了主筆李?人及吳虞等人創作的百余篇小說，并論及《娛閑錄》并入《四川群報》副刊后李?人成為《四川群報》首任主筆及副刊編輯的史料及意義。在對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表明朱光潛并不是一般讀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審美的學者，而是一個積極介入現實斗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王曉冬（西南大學）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張恨水抗戰小說特有的空間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社會化小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溫儒敏，在大會閉幕式上，對大會取得的成功作了總結，他認為，“年會開得很好”，有三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一個年輕的會，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輕人。這個學科已經有五代學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這次會很多第五代參加進來了，很踴躍。#p#分頁標題#e#   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個特點，這個會有很大投入、論文有120多篇，都很認真?，F在這樣認真的會很少了。第三個特點，有生長的態勢和新的生長點。現代文學與語言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最難的一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實的著作。研究文學語言要進入它很深的機理，必然要觸及到個性的問題。這次會議問題提得很好，還有些問題像漢語文學史的問題，像曹萬生老師那個書，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漢語文學史跟國別文學史怎么說。這個可以討論。我提幾個希望。第一，我希望我們這個學科能夠參與現實，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個持重的風格。第二，希望更年輕的學者把現當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輕一代應該從我們的教訓中走出來，做更大氣的文章。

一、語言應用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塑病痘ノ男岳碚摰牡亩嘣季S特征》首次將互文性理論中“多元”思維特征作為與“互動”并列的思維特征提取出來，對其進行論證分析，從語篇語言學的系統、關系、層級觀等角度切入，深入討論了互文性理論的多元思維特征。聶仁發《有關語篇結構的幾個概念》將語篇的宏觀結構分為基于內容的事理結構、主題結構、文體結構和基于形式的普遍結構，并簡略探討了這幾種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施麟麒《孟子的話語理解觀———“以意逆志”新解》對孟子關于話語理解的名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作了較詳盡的考辨分析。楊亦鳴《言語障礙的神經機制研究》介紹了神經語言學與言語障礙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歷史，并從中英文閱讀障礙跨文化對比、漢語成年口吃者詞匯加工的ERP研究、語音與聾人詞匯閱讀三個方面展示了語言學與科技結合的良好前景。李怡《跨文化語用研究語料收集方法———觀察記錄vs角色扮演》以漢英“請求”言語行為跨文化對比研究為例，探討了觀察記錄和角色扮演作為語料收集的兩種方法收集的語料差異、各自的優劣及適用領域。周毅《社會符號學視野下文人畫語篇結構及成因》從語言符號、視覺符號與社會文化情景的互動關系來探究文人畫。周明強《埋怨性話語標記語語用功能探析》討論了埋怨性話語標記（如“真是的”“、何必呢”等）的語用功能。

二、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科建設、漢語研究和教學法

崔希亮《漢語國際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圍繞著漢語本體、教師、學生、技術保障、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五個方面，結合豐富生動的案例闡述了這個學科目前面臨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周小兵《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與應用語言學》分析了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現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培養與學科發展等重要問題，介紹了中山大學國際漢語學院近年在該領域的拓展。王建華《語言經濟學視野下的漢語國際教育》認為漢語不僅是一種人力資源，也是一種經濟資源；漢語國際教育不僅是一項語言文化事業,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經濟價值。陸儉明《要加強語言信息結構的研究———重新認識“把”字句》以語言信息結構理論為依據，針對以往“把”字句教學中的釋義局限，重新定義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及對漢語國際教育句法教學的功用。馬真《要加強詞語的用法研究》以副詞“按說”、狀態詞“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為例，指出外國留學生詞語偏誤出現的部分原因，是詞語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辭書注釋的缺陷（缺乏語義背景），強調了加強詞語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稅昌錫《面向第二語言教學的漢語體標記事態分布研究》梳理了“了”、“著”、“過”等體標記教學的歷史，借用過程哲學將事件看作隨時間展開的動態過程，建立了一個事件過程的事態結構模型。吳應輝《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的現狀、特點與思考》全面介紹了沉浸式語言教學的概念和歷史、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發展現狀、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的主要特點。嚴慧仙《文化認同的多模態話語分析及其對跨文化能力培養的啟示———以〈舌尖上的中國〉為例》以多模態話語分析為理論框架，從文字、畫面、聲音三個方面對《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及加長版宣傳片的多模態文本進行解碼，解讀該片所表達的文化認同特征。沈陽《關于漢語規范化的若干問題》闡述了漢語規范化的理論問題，也對當下語言生活實踐出現的不規范亂象進行了批評。胡云晚《政府門戶網站背景下的語言規范觀》通過對浙江省101個地級市、市轄區、縣級市、縣、自治縣政府門戶網站的語言監測表明，政府門戶網站語言失范率奇高，遠大于傳統紙質媒介。并提出要實現政府語言的規范表達的相關策略。趙翠陽《異形詞社會使用調查與〈現代漢語詞典〉兩版整理規范研究》通過對北大的CCL語料庫（現代漢語）、人民網語料以及國家語委的現代漢語語料庫的語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類異形詞。楊同用《詞的功能與語文詞典的詞性標注和釋義》著重對詞的功能與詞性的關系、功能變化與詞義的關系、詞的功能變化對語文辭書詞性標注和釋義的影響等進行了討論。

三、結語

綜觀論文的研究議題，可以梳理出應用語言學學科發展的一些重要特點：一是“言（研）以致用”。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滲透了服務國家、服務社會、關注語言生活的意識。二是“學術無疆”。應用語言學學科的研究具有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視野；學術研究需要多學科的交流互動。三是“學科有界”。應用語言學雖然多以實際的語言問題的研究為出發點，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缺乏理論。本次論壇的議題似乎是學者們約定俗成的一個自然疆界，其背后的學理依據，為進一步規整學科的研究任務和范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作者：施麟麒 單位：浙江科技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

最近在審讀醫學期刊發表的幾篇醫學論文時，先后多處驚詫地見到“粘膜”“粘附”“粘蛋白”“粘結”“黏連”等錯用詞，因此很有必要對“黏”“粘”的正確使用再進行一次辨析。

“粘”“黏”原是同字異形，但“粘”有2音2義，而“黏”只有1音1義。

按《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釋義:“粘”讀zhān時，是動詞，義為“使連接”，即“黏的東西附著在物體上或者互相連接:麥牙糖粘在一塊兒了”，或者“用黏的東西使物件連接起來:粘信封”;讀nián時，是形容詞，同“黏”字。“黏”只有nián一個讀音，是形容詞，義為“像糨糊或膠水等所具有的、能使一個物體附著在另一物體上的性質:黏液，黏米，黏稠，膠水很黏”。

為什么實踐中會頻頻出現“粘”“黏”使用混淆的情況呢?原因確實比較復雜。在古漢語中，“粘”“黏”2字是通用的，均讀作nián。1955年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黏”作為“粘”的異體字予以淘汰，而2013年國務院的《通用規范漢字表》又確認“黏”為規范漢字。此后“粘”“黏”2字的使用就有了《現代漢語詞典》明確指出的分工:“粘”讀zhān，只表示“使連接”;“黏”讀nián，表示“具有連接的性能”。遺憾的是不少人不了解這一文字變遷歷史，至今仍在執行已廢除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范，這是亟須糾正的。

根據《通用規范漢字表》，參照《現代漢語詞典》，本文開頭提及的錯用詞“粘膜”“粘附”“粘蛋白”“粘結”，均應改為“黏膜”“黏附”“黏蛋白”“黏結”(如黏結力，一種將物體黏合在一起的力);“黏連”，因其是動詞，義為身體內的黏膜或漿膜由于炎癥病變如腹膜發炎時，腹膜與腸管的漿膜粘在一起，所以應改為“粘連”。

在科技期刊中，與“黏”相關的詞常見的有:“黏度”，表示液體或半流體流動難易的程度，作為量名稱，GB/T3102―1993《力學的量和單位》中列出的“［動力］粘度”和“運動粘度”，均應改為“［動力］黏度”和“運動黏度”;“黏液”，指人和動植物體內分泌的黏稠液體;“黏著力”，一種用膠質把物體固定在一起的力;“黏合劑”，一種能使2個或多個物體粘在一起的物質;“黏土”，含沙粒很少并具有黏性的土壤;“黏蟲”，一種晝伏夜出專門為害稻、麥、玉米等的昆蟲，其成蟲的前翅中央有2個淡黃色的圓形斑紋，后翅尖與邊緣黑灰色;“黏菌”，一類介于動物和植物之間形態各異的微生物，是研究生物化學、遺傳學等的重要材料;等等。

而與“粘”相關的詞不多，常見的有“粘貼”，義為用具有黏性的物質使紙張或其他東西附著在另一種東西上，如粘貼大字報。

“范疇”一詞可以指“類型”、“范圍”。“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范疇是反映客觀事物本質聯系的思維方式,是各個知識領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認知語言學中,“范疇”“是個用途很廣且含義模糊的術語。一種事物及其類似的成員(如椅子)可以構成一個范疇,一類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構成一個范疇”[2]55。因此,認知語言學中的“范疇”是指“事物在認知中的歸類”[2]55。“同一范疇的成員總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質屬性,在認知語言學上稱之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疇內不同的成員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疇的不同成員之間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個范疇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員是該范疇的典型成員或中心成員,即原型,其他成員則是該范疇的非典型成員或邊緣成員。范疇內部各成員之間的邊界是漸近的、模糊的。范疇中的邊緣成員還往往帶有相鄰范疇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疇與范疇之間的界限或邊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漢語外來詞也是這樣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范疇,這就是漢語外來詞范疇某些成員的外來詞資格有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擬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視角,運用原型范疇理論和模糊理論,對漢語外來詞范疇加以探討。   一、漢語外來詞范疇研究現狀   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來探討漢語外來詞范疇的學者主要有史有為教授和李彥潔博士。史有為教授在其專著《漢語外來詞》(2000)中,對漢語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據量化結果討論了外來詞范圍問題。李彥潔博士在其博士論文(2006)中,對漢語外來詞的范疇進行了研究,文中對漢語外來詞進行了重新分類,對其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對各類外來詞對漢語外來詞范疇的隸屬度進行了研究。   (一)語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為教授在《漢語外來詞》第三章“外來詞的性質”中提出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來詞是不同民族間語言文化接觸的產物。漢語外來詞承載著外民族和漢民族兩種語言文化信息。“兩種語言文化在外來詞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類外來詞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為教授從模糊理論的視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確定漢語外來詞的范疇。該研究將外來詞構成因素分為三類:內容,形式,文字。三類構成因素又細分為五項:詞義,詞音,構成,詞形,字形。書中將兩種語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為0—10分。各項的分值分別為:詞義(2分),詞音(5分),構成(1分),詞形(1分),字形(1分)。   史有為教授對包括意譯詞在內的22種外來詞進行了量化分析,“如果連上漢語固有詞和外族詞這兩個極端,則整個系列就有24種,形成一個由固有詞到外族詞的完整的連續系統”[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對漢語外來詞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幾類外來詞進行探討。按照史有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順序分別是:純意譯,仿譯,日語音讀,日語訓讀,音譯+意譯,諧意音譯,純音譯,拼音借形詞。在史有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類外來詞依其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長排列,構成一個連續統一體(continuum)。根據不同種類的外來詞的得分情況,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區分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斷它們在外來詞系統中的位置及其外來詞資格問題。   (二)運用原型范疇理論與模糊理論的分析   李彥潔在其博士論文《現代漢語外來詞發展研究》第二章“漢語外來詞的范疇”中,對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他在肯定史有為教授研究的價值的同時,指出了該研究在分類方面、評分方面和結論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彥潔認為其在分類方面雖然已經比較詳細,但仍有某些種類不能包括進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觀性。他還針對這些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李彥潔博士的論文根據漢語吸收外來詞的“音譯、意譯、形譯三種基本形式”[5]37之間不同的結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種處理方式,確定出22種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文中根據原型理論確定漢語外來詞中純音譯詞是“外來詞范疇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來詞,是外來詞的原型”[5]35,然后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對這些詞進行量化評分。為了使量化結果更為直觀,李彥潔博士還以音譯詞為原型,進行了各種外來詞對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確定外來詞的范疇,得出結論:意譯詞和仿譯詞不屬于外來詞[5]55。   并對外來詞作出了相應的定義。   二、上述研究的價值與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價值   史有為教授提出的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這一概念,明確揭示了外來詞所具有的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語言文化因素,他進一步從模糊角度對各種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兩種語言文化在漢語外來詞中的融合及各種外來詞所具有的“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對外來詞語言文化性質的研究和外來詞范疇的確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李彥潔博士在探討漢語外來詞的范疇時,運用語言學原理探討了漢語外來詞的類型,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對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量化分析,并對外來詞集合進行了隸屬度研究,使得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為深入、更為具體,拓寬了漢語外來詞范疇的研究視野,對漢語外來詞范疇的確定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處   史有為教授和李彥潔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語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詞義賦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對“詞義”一項只賦2分,而“詞音”一項是5分,兩項分值差別太大,顯然失之偏頗。第二,對外來詞的文化因素考慮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語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詞義、詞音、構成、詞形、字形等五個方面,可以認為這些方面都屬于語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語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稱為“語言二重性”。#p#分頁標題#e#   三、漢語外來詞范疇的重新審視   漢語外來詞范疇中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語言文化因素的不同決定了它們在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兩位專家關于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但是,兩位專家在研究語言文化二重性時都是將語言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考察的。雖然語言與文化密切相關,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文化,但是語言與文化又各有其獨立的內涵,它們對外來詞的影響途徑也是不同的。本文試圖將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區分開來,分別探討。   (一)漢語外來詞范疇的模糊性   世間萬物是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中各種事物的類屬分界與性態有其不確定性。同時“人類自身的認知機制本身就有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因而對范疇的劃分常常也是不明確的,帶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疇往往是模糊的,相鄰的范疇之間常常有交叉或重疊部分,處于這些部分的事物,它們的類別歸屬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動物分類中有“鯨魚不是魚”的說法,因為雖然鯨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卻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屬于哺乳動物。伍鐵平教授的《模糊語言學綜論》一文中談到亦果亦蔬的西紅柿。“一對概念之間常常存在一些介乎兩者之間的現象。例如在水果與蔬菜之間,蘋果和梨等可稱為典型的水果,無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紅柿則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間”[6]89。在食物與藥物之間也有許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藥、山楂、姜、大棗等,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常用的食物,它們又是很常用的中藥材。它們具有食物與藥物雙重身份,我們既不否認它們是食物,也不否認它們是藥材。   漢語外來詞范疇也是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范疇。尤其是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語言因素和漢語固有語言因素是不同的。處于外語和漢語之間的漢語外來詞范疇,一頭連著外語詞,如拼音借形詞,一頭連著漢語詞,如意譯詞。其邊界是模糊的,處于兩端的邊緣成員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從文化二重性來看,則情況有所不同,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類別不同而不同。   (二)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據   外來詞作為異文化的使者,帶有外民族和本民族兩種語言文化因素,在語言方面表現為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對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據外來詞的構成要素來進行。高明凱、石安石認為:“詞除了具有一定的語音特征之外,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7]105這一論述強調了詞的語音和意義。葉蜚聲、徐通鏘認為:“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   詞是語言中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符號。”[8]138這一論述除了強調詞的語音和意義之外,還強調它是一種“符號”。符號自然是書面符號。人類語言自從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義、形三個方面的要素。   詞是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它的構成要素有音、義、形三個方面。其中音和形屬于形式,音是語音表現形式,形是書面表現形式,包括詞形、字形、結構;義則是內容,是詞所表現的意義。音和形與義之間的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內容決定形式。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往往是因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間傳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適當的語音和書寫形式形成新詞。如此看來,在外來詞形成過程中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是外來詞的核心。沒有意義,文化傳播將成為不可能,外來詞將無從產生。   由此看來,外來詞的意義在外來詞的音、義、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其重要性不亞于外來詞的音與形兩個方面。筆者認為,鑒于外來詞意義的重要性,我們在對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進行量化分析時應適當提高詞義的分值。   2.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決定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認識對事物類別的劃分又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如人們從什么角度認識該事物,人們在判斷其分類時依據什么標準,采取什么方法,都會對事物類別的劃分產生直接的影響。   為避免量化賦分的主觀性,我們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我們做了兩種問卷,問卷一用來調查有關專家對外來詞的音、義、形各方面分值范圍的意見。調查對象有中文系講授現代漢語等課程的相關研究者五人,外語系講授翻譯課程和語言學課程的相關研究者六人。通過問卷調查,各類外來詞分值范圍被確定為:詞音4分,詞義和詞形各占3分。問卷二用來為外來詞的音、義、形每一項打分。我們在上述人員中發放問卷,分別賦分,得出下表所示結果。   從表中可以看出,純意譯詞外來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處于外來詞集合中連接漢語詞的一端。拼音借形詞外來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處于外來詞集合中連接外語詞的一端。中間幾類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漸變化,構成一個連續統一體。由于分值分配有變化,各類外來詞的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與本文前表(史有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變化。   如純意譯詞的外來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詞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總體來說,表中反映出的各類外來詞的相對位置與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   從上表對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量化統計中,已經可以看出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的程度。為了進一步探討各類外來詞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下面根據上表中對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理論,確定外來詞范疇的原型,構造漢語外來詞的隸屬函數。   “原型是物體范疇最好、最典型的成員”[2]60,是“處于中間部分的”成員[6]89。因而,確定“原型”時,應在外來詞范疇的“中心區域”選擇。所選原型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應該分別接近它們的平均數,更重要的是兩種因素分值應該相近或相同。這樣才能夠代表外來詞范疇的基本特征,才能夠作為漢語外來詞范疇的“原型”。#p#分頁標題#e#   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拼音借形詞”是音、義、形同時借用,外來因素最高。但它同時也是完整的外語詞,在漢語外來詞集合中處于連接外語詞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譯詞是漢語外來詞集合中標志性比較強的一種外來詞,外來因素較多,固有因素較少,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處于接近外語詞一端,也不適合作“原型”。從上表來看,“諧意音譯”詞最符合條件。它是漢語外來詞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來詞研究的重點之一。它的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較接均值?？梢哉J為它在外來詞集合中處于“中心區域”。因此,本文以諧意音譯詞為“原型”來構造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   設外來詞范疇為模糊集合A,那么,諧意音譯詞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別為a2、a3、…、a8。以諧意音譯詞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來因素為x,固有因素為y。用坐標系方法計算出其他7種元素與諧意音譯詞的距離。然后,根據這一組數值,用倒數法求出各元素與諧意音譯詞之間的相似度,作為它們對外來詞范疇的隸屬度。然后按照該距離和隸屬度順其次是音譯+意譯詞,然后是日語音讀詞和日語訓讀詞,二者隸屬度相同。隸屬度較低的有仿譯詞、意譯詞和拼音借形詞,拼音借形詞隸屬度最低。   外語中有很多同類的詞,但進入漢語并成為穩定成員的拼音借形詞只是少數?！冬F代漢語詞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一百多個[9]1831,它們在漢語中出現頻率較高,被接受為漢語外來詞。純意譯詞處于連接漢語詞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時,因意譯而產生的新詞才是外來詞。而且部分純意譯詞隨著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們已經感覺不到它們是外來詞。仿譯詞比意譯詞隸屬度稍高一點,也處于接近漢語一端的位置。這一結果與前面兩表的結果是一致的。整體來說,從漢語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來看,在外來詞范疇中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屬于邊緣外來詞。   (三)漢語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漢語外來詞文化因素的消長   外來詞是異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產物。在文化交流中,外來詞帶著外民族文化因素進入本民族中并獲得新的文化因素,構成外來詞的雙重文化因素,亦可稱之為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外來詞也是一樣。外來詞一旦形成并進入日常使用之中,成為本民族語言的一部分,就會在使用中不斷發展變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斷變化。下面我們從動態的視角來考察一下外來詞文化因素的發展變化。   從外來詞的文化含義來看,各種外來詞的外來文化因素與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音譯詞“沙發”,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兩人坐的長沙發”[10]1443。而漢語中“沙發”的意義已經演變,可指各種各樣、大小不同的“沙發”。   其含義在原英語詞sofa的含義的基礎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義也在淡化。沙發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漢民族文化之中,獲得了漢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夾克”譯自英語的jacket,但與jacket的意義有所不同。在現代漢語中它指“一種長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緊的短外套”[9]652。英語中的jacket是指“夾克”、“短上衣”[10]798。實際上包括漢語中的“夾克衫”和“西裝”?！杜＝蚋唠A英漢雙解詞典》對它的圖解是一件“西裝”[10]798。由此可見,“夾克”一詞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   有的意譯詞卻有著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誕節”作為一個意譯詞,早已經進入《現代漢語詞典》。近些年來,圣誕節前后在中國也有很多活動開展,“圣誕老人”、“圣誕樹”等隨處可見。然而,“圣誕節”代表的仍是一種西方文化,并非我們自己的節日。“總統”、“議會”等詞最初被音譯為“伯理璽天德”、“巴力門”。后來,意譯詞代替了音譯詞,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種社會制度,對中國大陸來說仍然是異域文化,語言是漢語化的語言,卻并沒有獲得本土文化因素。   來自日語的音讀詞“手續”一詞,已經成為漢語中的常用詞?！冬F代漢語詞典》對它的釋義是“(辦事的)程序”,并舉例“報名手續│借款手續│辦理轉學手續”[9]1256。但是,手續和程序顯然是不能畫等號的。比如我們可以說“辦手續”或“辦理轉學手續”,卻不能說“辦程序”或“辦理轉學程序”。顯然,這里“辦手續”是指“按程序辦理相關事宜”。如果在網上輸入“手續齊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條有關信息。顯然這里的“手續”已經具體化為“按程序辦好的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   如此看來,“手續”一詞的含義及用法在漢語中別的詞已經無法替代。而同為日語音讀詞的“物語”,在漢語中卻使用范圍很小?！稘h語外來詞詞典》對它的釋義是“童話,故事”[11]364。   但是因為漢語中有“童話”、“故事”等這樣的同義詞在廣泛使用,所以“物語”一般僅限于與日本的“物語”有關的表述中,對漢語的影響不大,無法獲得很多漢語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沒有進入《現代漢語詞典》。其他種類的外來詞也有很多類似的情況。由此可見,外來詞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譯入方式決定的。音譯詞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來文化因素,意譯詞也可能保留其外來文化因素。同一類詞中,有的詞沒有廣泛流行開來,有的詞卻得到廣泛使用。這與它們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狀況有直接的關系。   2.漢語外來詞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各類外來詞文化因素的發展變化與本土化程度,我們將上述幾類外來詞引入時的文化因素與現在的文化因素對比,進行量化分析。我們再次邀請了前述接受“語言二重性”問卷調查的十一位有關研究者,經過討論將文化因素的分值定為0—10分,然后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p#分頁標題#e#   由表中可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文化因素與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決于其本土化程度,取決于它們進入漢語以后的發展變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長,而不是取決于其引入方法。同類的外來詞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來文化因素及所獲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展現了同類外來詞內部詞之間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類外來詞類別之間的差異,展現了外來詞范疇中各成員之間在文化層面的相似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漢語外來詞是一個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疇。   從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們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諧意音譯詞的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別接均值,處于范疇的“中心區域”。   本文以諧意音譯詞為原型來構造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計算其他各類外來詞與原型之間的距離及它們對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度。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隸屬度較低的有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從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兩種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決于它們的本土化狀況。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類外來詞之間的差異,展現了外來詞范疇中各成員之間的家族相似性。綜合起來看,漢語外來詞集合中每一類詞都屬于外來詞范疇涵蓋的對象。但是,不能否認漢語外來詞范疇中各類外來詞的地位是不同的。諧意音譯詞處于中心區域;純音譯詞、音譯+意譯詞、音讀日詞、訓讀日詞都處于接近中心的區域;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處于邊緣地帶,是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邊緣成員。

【摘要】概述、梳理英語教育專業的相關研究。選取三所外語院校作為研究對象，基于英語教育專業學生的培養方案，通過文獻分析和數據統計，對三所外語院校英語教育專業課程設置進行比較分析，并提出通識教育課程中增設漢語語言和文化課程；整合相關語言技能課程，增加學術寫作課時；增加教師教育課程的課時，提供教學實踐課程；豐富實踐教學環節，適當延長實習時間等建議。

【關鍵詞】英語教育；課程設置；外語院校

引言

英語教育指的是英語作為外語的英語學科教育學，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英語教育專業已經成為一個專門服務于英語教師教育的獨立學科（胡銀萍2016）。我國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基礎階段的英語教育，且英語教育專業一直承擔著培養英語教師的責任，因此英語教育專業本科生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培養方式逐漸受到英語學界的廣泛關注。英語教育專業通過“英語＋教育”的模式培養具有扎實英語語言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掌握教育教學的基本規律，擁有先進的教育教學理念的合格外語教育人才。本科學校建設英語教育專業，能夠推進教師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促進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提高中小學英語教師的專業化水平，提升英語教師隊伍的質量。

一、相關研究綜述

英語教育專業在國外又稱TESL、TESOL、ELT、TEFL、EE，美國有200多所院校開設了英語教育專業（李輝2011）。課程設置是人才培養目標的具體體現，是實現人才培養的根本途徑，也是高等學校教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英語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關系著培養未來英語教師的目標能否實現。在提高英語教育專業學生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方面，課程設置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關于英語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季舒鴻（2012）提出了英語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的基本原則，分別是思想性、實踐性、師范性和學術性；劉蘊秋和鄒為誠（2012）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教育見習課程對英語專業師范生的教育理念、專業素養和職業需求的影響；陳衛安和申玉革（2014）認為運用實踐教學模式，能夠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所以英語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應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模式。英語教育專業的學生不僅要學習英語專業的所有課程，還要學習教育教學類課程。孫旭春和劉立偉（2014）對兩所地方師范院校英語專業教師教育類課程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兩所師范大學英語教育專業課程設置均不重視教師教育課程。李宏強（2018）研究發現西北6所高校英語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不合理，部分教師職業技能課程沒有開設，因此他提出要合理開設英語專業課程，培養高素質英語教師?，F有研究主要以高職院校和地方師范院校為研究對象，針對外語院校的研究幾乎沒有；另外，以往的研究者只選擇課程類別中的一個方面進行研究，對課程設置的全面研究較少。外語院校開設英語教育專業，旨在打造具有外語院校特色的英語學科教學和英語師范教育專業。本研究選取三所重點外語院校為研究對象，從課程設置的現狀入手，具體分析課時學分、課程組織和課程內容，并針對現有的問題提出建議。

二、課程設置分析

一、對外漢語教育取得的成就

在研究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首先，學科具有了初步的理論基礎。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門科學，它的存在、發展是建立在一定客觀規律之上的。它的學科理論是建立在語言學習研究、應用語言學研究、語言教學法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其次，明確了教學研究對象。就是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和教學，其實就是研究外國人如何學習漢語和習得漢語的教學規律。另外，研究方法有了獨到的見解。在所謂難點方面，側重漢語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點，在詞匯、語法、語音等方法上更注重了“習慣用法”和“例外現象”的研究。再有，學科正在拓寬研究領域。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決定了不同語言間的學習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會對學習第二語言產生很大的障礙。在語言學習中注入文化因素應考慮到外國學生的母語和漢語在文化上的異同，不要把語言課講成文化課。在教學方面，同樣也取得了很多的進步，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首先，在教學方面，對“結構———功能———文化”達成了一致;其次，明確了在教學中的四大實踐環節。對教學環節中涉及到的多種語言技能訓練，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論知識，對教學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明確了以提高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為教學目的。為了達到使用語言交流的目的，對教材內容的選擇和課程的設置，以及教學方法的使用都以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言的能力為基礎，通過教學活動來掌握語言技能。在教學中強調運用以培養技能為主的教學手段。在語言教學中，聽、說、讀、寫這四項技能的培養始終是貫穿在各種教學活動當中的。只有強化這些語言技能，才有可能提高學生的運用語言能力，達到交流的無障礙。另外，語言教學和文化相結合的模式在教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對外漢語教學本身不是單一的學科，是一門綜合的跨文化交際的學科，它的教學過程也是一個跨文化的語言學習過程。語言教學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當中，才會讓學生在語境中了解語用，對語言的把握更加全面，到位。目前國內已有將近三十多所大學設立了這一專業。向世界各國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對外漢語專業的大學生成為了中國文化在國外傳播的主力軍。即使是這樣，漢語教師的資源仍然無法滿足國際推廣的需求。當前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出國或者準備出國，那么以他們為主力的在校大學生和來自其他各行各業的中青年志愿者，完全可以成為向世界推廣和傳播漢語的有生力量，從中培養漢語師資和漢語國際推廣志愿者。

二、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在研究方面，首先是關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對外漢語教學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學科的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專家把對外漢語定位為現代漢語下面的一個分支，屬語言文學類;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由于語言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對外漢語教學離不開文化的滲透，應該是屬于語言學類下面的二語習得專業等。其次是關于研究的方向和視角。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文章中，探討教學法的文章偏多，而探討漢語語言具體要素的文章顯得尤為少數。同樣在探討學習方法中，有價值的教學實驗和各種調查報告缺乏一定的數據。所以，研究對外漢語教學應該從多方面、多視角、有側重的進行科學的研究。在教學實施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第一，學習漢語從開始就是注重語言知識和技能，反映在教學中就是太多的強調聽、說、讀、寫，課程目標非常的單一。其實，在漢語學習中應該重視漢語的思維和語言意識的培養，只有增強文化交流才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語言的內涵。第二，教學中需要具有針對性的教學資源，對不同對象的學生應具有他們本國特色的教材和教學輔助資源，貼近教學對象的思想、習慣和生活，創造合適的教學環境，設計合理的教學活動，通過唱中文歌曲，收看中文視頻節目，參與中國的文化節日活動等以達到不同的學習目的;另外，制作的學習資源力求淺顯易懂，結合視聽教學，滲透中國文化。第三，在漢語教學中還存在一些誤區。首先，有些人認為不會寫就相當于沒學會。在漢語言文字的實際應用過程中，能熟練寫出來的字比能認識的字要少很多，比如“懵懂、尷尬、蹊蹺、痙攣、貔貅”等詞語。像這類很多人不能正確地寫出來的漢字在日常生活中不勝枚舉，但我們在日常的讀書、看報、交談中，我們能夠運用自如，因此不能說不會寫就等于沒掌握，完全不會。其次，不理解文字的深層次含義就等于沒學會。在我們平常使用的語言文字中，很多字詞是很難有明確解釋的。比如“既然”兩字，有誰能一下子解釋清楚這里的“既”、“然”是什么意思，而“既然”這個詞組為什么會出現在語句中呢?搞清楚這兩個問題固然很好，不明白也并不影響我們熟練地使用它。同樣，“所以、即使、但是”等等這樣的詞匯用法也很多，我們在掌握了他們的基本含義后就可以輕松自如地應用它們來進行交流。再有，很多老師認為聽、說、讀、寫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誠然，這四項技能是語言學習的基本技能，能同時掌握固然好。但是，聽、說、讀、寫，音、形、字、義全面推進的教學理念是傳統教學要求的，這對于成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在課堂教學中發現，小孩子對筆畫多的字反而比筆畫少的字印象深刻。所以，我們要結合漢語特點，對不同學習對象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最后，我們不認為“隨課文識字”是唯一的教學思路。對外漢語使用的教材通常是課文、字詞、練習等傳統教法。其實，“隨課文識字”即分散識字的優點是可以閱讀課文來學習文字，其缺點是認識生字的效率極低。在針對海外兒童的漢語教學中運用這種教學法，往往生字生詞太多和孩子們想通過閱讀來了解文章、理解文化現象的期望有差距，致使孩子們因為生字量的拖累而不能自主閱讀與其年齡匹配的讀物。

三、國際漢語教師將成為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主力軍

作為國際漢語教師，首先要了解和教授中國的地理、歷史等文化背景知識，然后分類介紹;在講授漢語知識時還需要要把各類知識融會貫通到課堂教學當中。當前有關介紹中國文化的教材也逐漸增多，教學中可選擇的教材范圍也比過去多很多，在選用教材時應該堅持因材施教原則，在進行課堂教學時，可以在視聽說課里把相關文化知識直觀地、動態地表現出來，讓外國學生在語境中學習到地道的文化。當然，要讓外國學生多體驗到生動的中國文化在漢語學習中是非常必要的。教師可根據學生需求特點，開設多種讓學生感興趣的文化課供學生選修;可根據不同階段開設比如像書法，繪畫，中國古典音樂欣賞等課程，力求多樣性;在選修的同時提高學習興趣，在文化語境中潛移默化地理解所學知識，加深知識印象。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想把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傳播到世界各地，需要國際漢語教師作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同時也需要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事這項事業。讓他們不斷的學習和接受新知識，學習對外漢語教學理論和教學法，走出國門，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四、遠程教育對外漢語教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