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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疇”一詞可以指“類型”、“范圍”。“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范疇是反映客觀事物本質聯系的思維方式,是各個知識領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認知語言學中,“范疇”“是個用途很廣且含義模糊的術語。一種事物及其類似的成員(如椅子)可以構成一個范疇,一類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構成一個范疇”[2]55。因此,認知語言學中的“范疇”是指“事物在認知中的歸類”[2]55。“同一范疇的成員總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質屬性,在認知語言學上稱之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疇內不同的成員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疇的不同成員之間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個范疇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員是該范疇的典型成員或中心成員,即原型,其他成員則是該范疇的非典型成員或邊緣成員。范疇內部各成員之間的邊界是漸近的、模糊的。范疇中的邊緣成員還往往帶有相鄰范疇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疇與范疇之間的界限或邊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漢語外來詞也是這樣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范疇,這就是漢語外來詞范疇某些成員的外來詞資格有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擬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視角,運用原型范疇理論和模糊理論,對漢語外來詞范疇加以探討。 一、漢語外來詞范疇研究現狀 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來探討漢語外來詞范疇的學者主要有史有為教授和李彥潔博士。史有為教授在其專著《漢語外來詞》(2000)中,對漢語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據量化結果討論了外來詞范圍問題。李彥潔博士在其博士論文(2006)中,對漢語外來詞的范疇進行了研究,文中對漢語外來詞進行了重新分類,對其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對各類外來詞對漢語外來詞范疇的隸屬度進行了研究。 (一)語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為教授在《漢語外來詞》第三章“外來詞的性質”中提出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來詞是不同民族間語言文化接觸的產物。漢語外來詞承載著外民族和漢民族兩種語言文化信息。“兩種語言文化在外來詞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類外來詞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為教授從模糊理論的視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確定漢語外來詞的范疇。該研究將外來詞構成因素分為三類:內容,形式,文字。三類構成因素又細分為五項:詞義,詞音,構成,詞形,字形。書中將兩種語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為0—10分。各項的分值分別為:詞義(2分),詞音(5分),構成(1分),詞形(1分),字形(1分)。 史有為教授對包括意譯詞在內的22種外來詞進行了量化分析,“如果連上漢語固有詞和外族詞這兩個極端,則整個系列就有24種,形成一個由固有詞到外族詞的完整的連續系統”[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對漢語外來詞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幾類外來詞進行探討。按照史有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順序分別是:純意譯,仿譯,日語音讀,日語訓讀,音譯+意譯,諧意音譯,純音譯,拼音借形詞。在史有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類外來詞依其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長排列,構成一個連續統一體(continuum)。根據不同種類的外來詞的得分情況,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區分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斷它們在外來詞系統中的位置及其外來詞資格問題。 (二)運用原型范疇理論與模糊理論的分析 李彥潔在其博士論文《現代漢語外來詞發展研究》第二章“漢語外來詞的范疇”中,對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他在肯定史有為教授研究的價值的同時,指出了該研究在分類方面、評分方面和結論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彥潔認為其在分類方面雖然已經比較詳細,但仍有某些種類不能包括進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觀性。他還針對這些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李彥潔博士的論文根據漢語吸收外來詞的“音譯、意譯、形譯三種基本形式”[5]37之間不同的結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種處理方式,確定出22種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文中根據原型理論確定漢語外來詞中純音譯詞是“外來詞范疇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來詞,是外來詞的原型”[5]35,然后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對這些詞進行量化評分。為了使量化結果更為直觀,李彥潔博士還以音譯詞為原型,進行了各種外來詞對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確定外來詞的范疇,得出結論:意譯詞和仿譯詞不屬于外來詞[5]55。 并對外來詞作出了相應的定義。 二、上述研究的價值與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價值 史有為教授提出的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這一概念,明確揭示了外來詞所具有的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語言文化因素,他進一步從模糊角度對各種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兩種語言文化在漢語外來詞中的融合及各種外來詞所具有的“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對外來詞語言文化性質的研究和外來詞范疇的確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李彥潔博士在探討漢語外來詞的范疇時,運用語言學原理探討了漢語外來詞的類型,運用模糊數學的方法對外來詞的“語言文化二重性”進行了量化分析,并對外來詞集合進行了隸屬度研究,使得漢語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為深入、更為具體,拓寬了漢語外來詞范疇的研究視野,對漢語外來詞范疇的確定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處 史有為教授和李彥潔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語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詞義賦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對“詞義”一項只賦2分,而“詞音”一項是5分,兩項分值差別太大,顯然失之偏頗。第二,對外來詞的文化因素考慮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語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詞義、詞音、構成、詞形、字形等五個方面,可以認為這些方面都屬于語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語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稱為“語言二重性”。#p#分頁標題#e# 三、漢語外來詞范疇的重新審視 漢語外來詞范疇中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語言文化因素的不同決定了它們在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兩位專家關于外來詞語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但是,兩位專家在研究語言文化二重性時都是將語言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考察的。雖然語言與文化密切相關,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文化,但是語言與文化又各有其獨立的內涵,它們對外來詞的影響途徑也是不同的。本文試圖將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區分開來,分別探討。 (一)漢語外來詞范疇的模糊性 世間萬物是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中各種事物的類屬分界與性態有其不確定性。同時“人類自身的認知機制本身就有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因而對范疇的劃分常常也是不明確的,帶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疇往往是模糊的,相鄰的范疇之間常常有交叉或重疊部分,處于這些部分的事物,它們的類別歸屬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動物分類中有“鯨魚不是魚”的說法,因為雖然鯨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卻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屬于哺乳動物。伍鐵平教授的《模糊語言學綜論》一文中談到亦果亦蔬的西紅柿。“一對概念之間常常存在一些介乎兩者之間的現象。例如在水果與蔬菜之間,蘋果和梨等可稱為典型的水果,無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紅柿則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間”[6]89。在食物與藥物之間也有許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藥、山楂、姜、大棗等,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常用的食物,它們又是很常用的中藥材。它們具有食物與藥物雙重身份,我們既不否認它們是食物,也不否認它們是藥材。 漢語外來詞范疇也是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范疇。尤其是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語言因素和漢語固有語言因素是不同的。處于外語和漢語之間的漢語外來詞范疇,一頭連著外語詞,如拼音借形詞,一頭連著漢語詞,如意譯詞。其邊界是模糊的,處于兩端的邊緣成員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從文化二重性來看,則情況有所不同,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類別不同而不同。 (二)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據 外來詞作為異文化的使者,帶有外民族和本民族兩種語言文化因素,在語言方面表現為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對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據外來詞的構成要素來進行。高明凱、石安石認為:“詞除了具有一定的語音特征之外,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7]105這一論述強調了詞的語音和意義。葉蜚聲、徐通鏘認為:“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 詞是語言中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符號。”[8]138這一論述除了強調詞的語音和意義之外,還強調它是一種“符號”。符號自然是書面符號。人類語言自從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義、形三個方面的要素。 詞是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它的構成要素有音、義、形三個方面。其中音和形屬于形式,音是語音表現形式,形是書面表現形式,包括詞形、字形、結構;義則是內容,是詞所表現的意義。音和形與義之間的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內容決定形式。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往往是因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間傳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適當的語音和書寫形式形成新詞。如此看來,在外來詞形成過程中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是外來詞的核心。沒有意義,文化傳播將成為不可能,外來詞將無從產生。 由此看來,外來詞的意義在外來詞的音、義、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其重要性不亞于外來詞的音與形兩個方面。筆者認為,鑒于外來詞意義的重要性,我們在對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進行量化分析時應適當提高詞義的分值。 2.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決定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認識對事物類別的劃分又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如人們從什么角度認識該事物,人們在判斷其分類時依據什么標準,采取什么方法,都會對事物類別的劃分產生直接的影響。 為避免量化賦分的主觀性,我們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我們做了兩種問卷,問卷一用來調查有關專家對外來詞的音、義、形各方面分值范圍的意見。調查對象有中文系講授現代漢語等課程的相關研究者五人,外語系講授翻譯課程和語言學課程的相關研究者六人。通過問卷調查,各類外來詞分值范圍被確定為:詞音4分,詞義和詞形各占3分。問卷二用來為外來詞的音、義、形每一項打分。我們在上述人員中發放問卷,分別賦分,得出下表所示結果。 從表中可以看出,純意譯詞外來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處于外來詞集合中連接漢語詞的一端。拼音借形詞外來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處于外來詞集合中連接外語詞的一端。中間幾類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漸變化,構成一個連續統一體。由于分值分配有變化,各類外來詞的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與本文前表(史有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變化。 如純意譯詞的外來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詞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總體來說,表中反映出的各類外來詞的相對位置與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 從上表對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量化統計中,已經可以看出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的程度。為了進一步探討各類外來詞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下面根據上表中對漢語外來詞語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理論,確定外來詞范疇的原型,構造漢語外來詞的隸屬函數。 “原型是物體范疇最好、最典型的成員”[2]60,是“處于中間部分的”成員[6]89。因而,確定“原型”時,應在外來詞范疇的“中心區域”選擇。所選原型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應該分別接近它們的平均數,更重要的是兩種因素分值應該相近或相同。這樣才能夠代表外來詞范疇的基本特征,才能夠作為漢語外來詞范疇的“原型”。#p#分頁標題#e# 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拼音借形詞”是音、義、形同時借用,外來因素最高。但它同時也是完整的外語詞,在漢語外來詞集合中處于連接外語詞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譯詞是漢語外來詞集合中標志性比較強的一種外來詞,外來因素較多,固有因素較少,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處于接近外語詞一端,也不適合作“原型”。從上表來看,“諧意音譯”詞最符合條件。它是漢語外來詞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來詞研究的重點之一。它的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較接均值。可以認為它在外來詞集合中處于“中心區域”。因此,本文以諧意音譯詞為“原型”來構造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 設外來詞范疇為模糊集合A,那么,諧意音譯詞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別為a2、a3、…、a8。以諧意音譯詞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來因素為x,固有因素為y。用坐標系方法計算出其他7種元素與諧意音譯詞的距離。然后,根據這一組數值,用倒數法求出各元素與諧意音譯詞之間的相似度,作為它們對外來詞范疇的隸屬度。然后按照該距離和隸屬度順其次是音譯+意譯詞,然后是日語音讀詞和日語訓讀詞,二者隸屬度相同。隸屬度較低的有仿譯詞、意譯詞和拼音借形詞,拼音借形詞隸屬度最低。 外語中有很多同類的詞,但進入漢語并成為穩定成員的拼音借形詞只是少數。《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一百多個[9]1831,它們在漢語中出現頻率較高,被接受為漢語外來詞。純意譯詞處于連接漢語詞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時,因意譯而產生的新詞才是外來詞。而且部分純意譯詞隨著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們已經感覺不到它們是外來詞。仿譯詞比意譯詞隸屬度稍高一點,也處于接近漢語一端的位置。這一結果與前面兩表的結果是一致的。整體來說,從漢語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來看,在外來詞范疇中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屬于邊緣外來詞。 (三)漢語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漢語外來詞文化因素的消長 外來詞是異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產物。在文化交流中,外來詞帶著外民族文化因素進入本民族中并獲得新的文化因素,構成外來詞的雙重文化因素,亦可稱之為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外來詞也是一樣。外來詞一旦形成并進入日常使用之中,成為本民族語言的一部分,就會在使用中不斷發展變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斷變化。下面我們從動態的視角來考察一下外來詞文化因素的發展變化。 從外來詞的文化含義來看,各種外來詞的外來文化因素與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音譯詞“沙發”,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兩人坐的長沙發”[10]1443。而漢語中“沙發”的意義已經演變,可指各種各樣、大小不同的“沙發”。 其含義在原英語詞sofa的含義的基礎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義也在淡化。沙發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漢民族文化之中,獲得了漢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夾克”譯自英語的jacket,但與jacket的意義有所不同。在現代漢語中它指“一種長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緊的短外套”[9]652。英語中的jacket是指“夾克”、“短上衣”[10]798。實際上包括漢語中的“夾克衫”和“西裝”?！杜＝蚋唠A英漢雙解詞典》對它的圖解是一件“西裝”[10]798。由此可見,“夾克”一詞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 有的意譯詞卻有著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誕節”作為一個意譯詞,早已經進入《現代漢語詞典》。近些年來,圣誕節前后在中國也有很多活動開展,“圣誕老人”、“圣誕樹”等隨處可見。然而,“圣誕節”代表的仍是一種西方文化,并非我們自己的節日。“總統”、“議會”等詞最初被音譯為“伯理璽天德”、“巴力門”。后來,意譯詞代替了音譯詞,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種社會制度,對中國大陸來說仍然是異域文化,語言是漢語化的語言,卻并沒有獲得本土文化因素。 來自日語的音讀詞“手續”一詞,已經成為漢語中的常用詞。《現代漢語詞典》對它的釋義是“(辦事的)程序”,并舉例“報名手續│借款手續│辦理轉學手續”[9]1256。但是,手續和程序顯然是不能畫等號的。比如我們可以說“辦手續”或“辦理轉學手續”,卻不能說“辦程序”或“辦理轉學程序”。顯然,這里“辦手續”是指“按程序辦理相關事宜”。如果在網上輸入“手續齊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條有關信息。顯然這里的“手續”已經具體化為“按程序辦好的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 如此看來,“手續”一詞的含義及用法在漢語中別的詞已經無法替代。而同為日語音讀詞的“物語”,在漢語中卻使用范圍很小?！稘h語外來詞詞典》對它的釋義是“童話,故事”[11]364。 但是因為漢語中有“童話”、“故事”等這樣的同義詞在廣泛使用,所以“物語”一般僅限于與日本的“物語”有關的表述中,對漢語的影響不大,無法獲得很多漢語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沒有進入《現代漢語詞典》。其他種類的外來詞也有很多類似的情況。由此可見,外來詞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譯入方式決定的。音譯詞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來文化因素,意譯詞也可能保留其外來文化因素。同一類詞中,有的詞沒有廣泛流行開來,有的詞卻得到廣泛使用。這與它們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狀況有直接的關系。 2.漢語外來詞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各類外來詞文化因素的發展變化與本土化程度,我們將上述幾類外來詞引入時的文化因素與現在的文化因素對比,進行量化分析。我們再次邀請了前述接受“語言二重性”問卷調查的十一位有關研究者,經過討論將文化因素的分值定為0—10分,然后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p#分頁標題#e# 由表中可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文化因素與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決于其本土化程度,取決于它們進入漢語以后的發展變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長,而不是取決于其引入方法。同類的外來詞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來文化因素及所獲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展現了同類外來詞內部詞之間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類外來詞類別之間的差異,展現了外來詞范疇中各成員之間在文化層面的相似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漢語外來詞是一個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疇。 從外來詞的語言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外來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們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漢語外來詞范疇中,諧意音譯詞的外來因素與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別接均值,處于范疇的“中心區域”。 本文以諧意音譯詞為原型來構造漢語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函數,計算其他各類外來詞與原型之間的距離及它們對外來詞集合的隸屬度。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隸屬度較低的有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從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來看各類外來詞所含兩種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決于它們的本土化狀況。外來詞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類外來詞之間的差異,展現了外來詞范疇中各成員之間的家族相似性。綜合起來看,漢語外來詞集合中每一類詞都屬于外來詞范疇涵蓋的對象。但是,不能否認漢語外來詞范疇中各類外來詞的地位是不同的。諧意音譯詞處于中心區域;純音譯詞、音譯+意譯詞、音讀日詞、訓讀日詞都處于接近中心的區域;拼音借形詞、意譯詞和仿譯詞處于邊緣地帶,是漢語外來詞范疇中的邊緣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