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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舊式文人結社的歷史地理分布呈現出中心北移、多點開花的局面，即由晚清時期的江、浙向民國時期的京、滬轉移，同時湖湘、福建、云南、嶺南等地域性文人結社涌現。在創作上，近代地域文人結社以抒寫鄉情鄉景為主，體認地域傳統文化。近代文人結社的歷史地理分布現象與文學創作直接對近代文壇的地域格局及其發展趨勢產生深刻的影響，形成近代文壇的江浙、京滬文學中心區與嶺南、福建、湖湘、云南、東北文學邊緣區的相互輝映。
近代舊式文人結社現象突出。據初步考察，近代舊式文人社團有二百三十余個，主要分布在江蘇、上海、北京、浙江等地，表現出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這種地理差異性學者關注不多。誠如楊義所云：“我們的文學史相當程度忽視了地域的問題、家族的問題，忽視了作家的人生軌跡的問題。這些地域、家族、作家的人生軌跡和他們的社會交往，對作家的文學生命的形態的形成和變異起到很大的作用，這是不應該忽視，而應該受到力求繪出中國色彩的文學地圖的人們高度重視的。”［1］目前，曾大興、梅新林等學者在文學地理學方面成績頗為喜人①，但與楊義提出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要求差距甚遠。因此，本文擬在全面考察近代舊式文人結社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地理學、文學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分析該時期文人社團的歷史地理分布與社集創作，并進一步探討文人結社對近代文學的地域格局的影響及發展。
一、近代舊式文人結社地理分布：中心北移，多點開花
近代文人社團有資料可考者二百三十余個，相關文獻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匯編》，或載于地方志，或見于日記，或錄自詩文別集，或取自札記等。筆者以目前所考者為準，按時間順序對近代二百三十余個文人社團的地理分布予以初步展示。嘉道年間文人社團41個，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北京等省份。其中，江蘇、浙江兩省各有11個，占該時期文人社團總數的51％。另外，廣東、福建兩省各5個，占該時期文人社團總數的25％。除此之外，北京地區文人社團有6個，山東有1個。在各省內部文人社團地理分布方面，廣東省文人社團皆分布于省城廣州，福建5個文人社團中有4個位于省會福州。江、浙兩省文人社團多，分布廣，不僅僅局限于省城：浙江省11個文人社團僅潛園吟社、東軒吟社位于杭州，其他分別在平湖、紹興、慈溪、嘉興等地；江蘇省11個文人社團中南京只有3個，分別是苔岑詩社、江東詞社、聽松詞社，其他分布于松江、吳縣、婁縣、蘇州等地。咸豐、同治、光緒和宣統年間文人社團多達69個。其中，江蘇、浙江各占16個，北京和福建各占8個，東北5個，云南4個，廣東4個，湖南3個等。就省內文人社團分布而言：浙江省此時的文人結社主要集中于平湖；福建3個文人社團有兩個分布于省會福州；江蘇、湖北、黑龍江、云南4省的文人社團主要分布于省城以外；廣東、湖南的等文人社團集中于省會城市。北洋政府年間舊式文人社團共計75個，主要分布于江蘇、北京、上海、浙江、福建、黑龍江、廣東、天津等16省市。其中，江蘇省文人社團最多，有18個。其次是北京、上海、浙江，文人社團數分別為13個、12個、8個。再次是福建、黑龍江、廣東、天津、河南、四川6省，文人社團數2至4個。最后是陜西、遼寧、吉林、安徽、云南5省僅1個文人社團。就各省內部文人社團地理分布而言，江蘇18個文人社團分布較廣，僅丹山十才子詩社、潛社分布于省會南京，其余散見于宜興、吳縣、吳江、常州、常熟、昆山等地。北京、上海兩地文人社團主要集中于城區。浙江8個文人社團則散落于省城以外的地區。福建此時4個文人社團中棣華吟館詩社、菽莊吟社分布于廈門，福州僅陳衍主持的說詩社。廣東3個文人社團僅竹林詩社分布于廣州，而壺社、盂山吟社則分別位于嶺東和東莞。國民政府年間舊式文人社團有47個，主要分布在江蘇、上海、黑龍江、北京、天津、四川、福建、浙江等16省市。其中，江蘇文人社團最多，有10個。其次是上海，有8個。北京、黑龍江分別有5個和4個，而天津、四川則各自有3個。其余如安徽、遼寧、奉天、陜西、湖南、云南等省市僅1個。就各省內部文人社團分布而言：江蘇10個文人社團中梅社、華林詩社、如社、青溪詩社、上巳詩社、石城詩社位于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的文人社團主要在城區；黑龍江4個文人社團集中于省會城市齊齊哈爾；四川3個文人社團中雍園詞社、云莊詩社則位于該時期的陪都重慶；其他省市文人社團則相對較散，只有福建壽香社在省會福州，其余皆散落于地方。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個基本觀點：其一，近代文人結社主要分布于江蘇、浙江、北京、上海、廣東、福建等地，在地理分布上呈現出以江浙為中心的晚清文人結社轉移至以江蘇、上海、北京為中心的民國文人社團。晚清文人結社共計110個，其中江蘇、浙江兩省占54個，幾乎占全國文人社團總數的一半；民國時期文人社團共計122個，其中江蘇、北京、上海三地文人社團66個，超過全國文人社團總數的一半，北京、上海的地位明顯上升。故民國以后文人社團的地理分布以江蘇、北京、上海三地為中心。晚清時期浙江文人結社有27個，比較突出，然而在民國時期急劇減少至11個，尤其是國民政府年間浙江文人社團僅3個。其二，近代文人社團省市分布呈逐漸增多、多點開花的趨勢。嘉道時期41個文人社團分布于7個省市，至晚清后期69個文人社團分布在15個省市，而民國以后120個文人社團分布于16個省市。其三，近代文人社團主要分布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江蘇、浙江兩省境內經濟文化均衡，故文人社團并不局限于省城南京和杭州，蘇州、平湖、嘉興、紹興等人文底蘊深厚的地方同樣也有不少文人社團。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文人社團則以城區為中心進行組織。其他各省則以省城為中心，如福州、廣州、齊齊哈爾等。近代文人社團歷史地理分布之所以呈現出中心區北移與邊緣區的多點開花，與這些地區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文人領袖的群體效應等緊密相關。作為都城，北京理所當然是近代時期政治、文化中心，匯集了全國文化精英，容易形成文人社團。晚清北京有文人社團12個，至民國則增加至16個。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臨桂詞人王鵬運寓居京師，邀集張仲?、朱祖謀、王以愍、易順豫、夏孫桐等詞人舉咫村詞社。該社成員皆異地詞人寓居京師，都城的文化氛圍為詞人結社吟詩課詞創造了條件。其后，王鵬運還有舉“春蟄吟”詞課?！锻曉驴穭摽栄裕?ldquo;歷年變亂，詞人多集北京、上海，聯吟遣憂。”滿清被顛覆以后，政治中心南移，廣州、南京、重慶等皆曾是國民政府的政治中心。晚清時期南京僅3個文人社團，隨著南京成為國民政府的首都，文化活動越來越活躍，文人社團成倍增長至8個。這很好地說明了政治中心的轉移帶動了文化文學的繁榮?？谷諔馉幦姹l以后，重慶作為大后方基地和陪都，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志士，為形成國統區文學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舊體詩詞方面，重慶有雍園詞社與云莊詩社。相較于北京、南京這些輻射全國的政治中心而言，福州可以說是具有地域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在福建省內舉足輕重。近代福建有正式文人社團19個，其中福州有13個文人社團，分別是嘉道時期的筠心社、吟秋詩社、西湖詩社、梅崖詞社，咸同年間的聚紅榭詞社、可社，光宣年間的瓠社、瓊社、社、西社、支社，民國時期的壽香社和說詩社。福建文人結社的文化傳統也是促進近代福建文人社團繁榮的原因。林拓所言：“一個地區的文化人才與周圍地區相比較，擁有相對多數的現象并不罕見，但它一旦成為文化密集地，并對其他地區形成強勁的影響力，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區域性的文化中心。”［2］群體效應是一種從眾的心理現象，主要指群體成員在領袖的帶動下產生的集體行為。歷代文學流派與文人群體的形成皆離不開文人領袖，如歐陽修、蘇軾與北宋詩新運動，李夢陽、王世貞與明代前后七子，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與晚明公安派，朱彝尊與清初浙西詞派，張惠言、周濟、譚獻、陳廷焯、朱祖謀等與晚清常州詞派，等等。文人領袖所帶來的群體效應無疑是促進本地文化與文學繁盛的重要原因，亦是文人結社的重要契機。近現代時期，上海之所以文人社團云集，文學興盛，除與作為當時的大都市上海有關之外，與文人領袖避居上海租界也有關系。他們帶動了身邊文人的結社吟詩課詞。如成立于上海之舂音詞社、午社、白雪詞社、漚社、聲社等與朱祖謀、夏敬觀等詞人領袖的倡議有關。潘飛聲《漚社詞選序》曰：“辛未之秋，夏君劍丞招集?園，同人議倡詞會。時朱古微先生以詞壇耆宿，翩然戾止，厥與甚豪，遂推祭酒。是日擬調《齊天樂》，有即席成者，會中共十四人。嗣后每月一會，以二人主之，題各寫意，調則同一，必循古法，不務艱澀，襟袍之諧，唱酬之樂。雖王仙中集中詠物諸作蔑以加焉，由是遂成漚社，入會益多。有隔數千里而郵筒寄遞者。詎意壬申近臘，東寇乘我不備，突然襲攻滬北。我軍殲敵，敵復集大隊來攻，炮火轟天，遷徒流離，各不相顧。余家且陷賊中，僅以身免。朱古老于亂前已撒手西行，同人每不通音問，詞社星散，殆如水中漚矣。逾歲之夏，滬居始定，同人重集江濱，社事再舉，重拾墜歡。蓋讀白石道人詞‘自胡馬窺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非變徵之語耶。同人懼詞稿之散佚，謀梓以存之，匯送夏閏枝先生選定，合為一冊。昔朱古老與半塘老人寓燕京，庚子之亂，成《庚子秋詞》兩卷。今此卷刻，恨古老不及見矣。”［3］漚社成立之初，身為詞壇領袖的朱古微，振臂一呼，追隨者影從。
二、地域書寫：地域文化傳統的認同
濃厚的地域文化傳統是文學興盛的最佳土壤，是文人結社吟唱的催化劑，是地域文人群體創作上的文化傳統認同的歸屬。江、浙文化底蘊深厚，人杰地靈。據江慶柏《清朝進士題名錄》記載，江、浙兩省清代進士人數均超過全國進士總數的10％，而“四川、湖南、云南、貴州、廣西、甘肅和奉天占進士總數的比例均在3％以下，進士人數最多的江蘇是進士人數最少的奉天的16倍。沿海省份的進士數目遠遠超過內地和邊遠省份的進士數目，沿海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六省的進士數占全國進士的48．82％，幾乎為一半；而邊遠省份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甘肅、奉天六省的進士數僅占全國進士的11．76％，略高于十分之一”［4］。清代進士的歷史地理分布基本上可以反映清代地域文化與文學繁榮的情況。據林葆恒《詞綜補遺》記載，清代詞人共計4841人，其中江蘇有詞人1651人，浙江有詞人1046人，兩省詞人數占全國詞人總數的一半以上。特別是清代詞壇的兩大詞學流派亦產生于江浙，分別是浙江的浙西詞派和江蘇的常州詞派。因此，江浙一帶在濃厚地域文化和文學傳統的影響下，近代文人結社較為普遍，晚清江浙兩省共有文人社團42個，占該時期文人社團總數的45．6％，而進入民國以后江浙兩省仍有35個，占民國舊式文人社團總數的31％。如道光時期湯貽汾主持的江東詞社、端木?主持的聽松詞社，咸豐時期張景祁主持的吟秋詞社，同治時期蔣春霖主持的九秋詞社、劉炳照主持的鷗夢詞社、譚獻參加的寒碧詞社、鄭文焯主持的鷗隱詞社與吳社等頗有影響。在創作上，近代地域文人社團常以鄉景、鄉情、鄉俗為題材，這類作品為讀者提供了新鮮的題材，讀之有身臨其境之感，亦是對地域文化傳統的認同與承續。如道光十八年成立于嘉興的鴛水聯吟詩社社集有歌詠西施的組詩《傾脂河曲》，有吟詠當地民俗風情的節令組詩《歲除新樂府》，分詠“叫火燭”“擔檐塵”“放年學”“賣春聯”“跳灶王”“祀床婆”“壓歲錢”“隔年飯”等，有歌詠鄉民祭祀的《馬頭娘神弦曲》等，形成了一幅嘉興風土民情畫卷。民初江蘇宜興的白雪詞社展示地域歷史文化，如徐致章《滿江紅•吊五人墓》、蔣兆蘭《減字木蘭花•題延陵季子墓》、程適《徵招•謁玄墓》《八聲甘州•訪徐竹逸先生愿息齋故址》、儲鳳瀛《蘇幕遮•范墳》、儲蘊華《?人嬌•真?墓》等詞作借吟詠本地先賢，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鄉賢文人的懷念。兩宋時期閩北詞學發達，涌現出柳永、劉克莊等詞學名家，頗受世人稱頌，尤令閩中詞人傳誦。嘉道年間，閩縣詞人葉申薌出于濃厚的鄉邦情結，編纂地域詞選《閩詞鈔》，亦與好友許賡皋組建梅崖詞社，相互酬唱，共同開啟晚清閩中詞學的先聲。此后，閩中詞學興盛，詞社不斷，有謝章鋌主持的聚紅榭詞社、李宗?等組織的瓠社、何振岱主持的壽香詞社等。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九：“長樂謝枚如廣文僑居榕城，好與同志征題角勝，曾匯刻聚紅榭唱和詩詞，詞學因之復盛。雖宗法半在蘇辛，亦頗饒雅韻。”［5］譚獻《復堂詞話》：“閩中詞人，道咸間唱和頗盛，予在閩所識，如劉贊軒、謝枚如輩，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紅榭詩詞》之刻。”［6］可見晚清閩中詞社影響頗為廣泛，得到譚獻等名家的賞識。近代福建詞社常以福州附近的鼓山、西湖、烏山、鎮海樓、涌泉寺等名山勝水為社課題材。在形式上，近代地域社團吟唱時常喜用竹枝詞、棹歌以展當地風俗民情。如民國二十三年（1934），青溪社與?園社聯合舉行團拜，與會者六十三人，刊有《青溪九曲棹歌》。社集根據《青溪故實雜抄》和地方志記載，較詳盡地敘述了青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風俗民情、歷史掌故等。蘭社成員常以竹枝詞的形式來吟詠江蘇的本土風光，生動活潑，讀來更是瑯瑯上口。如劉雁秋《常州竹枝詞》六首分詠常州的文筆塔、斗壇、荊川墓、皇亭、天寧寺以及乾元市場，真實形象地向讀者展示了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蘊。朱銘新《秦淮竹枝詞》十首，分別吟詠夫子廟、桃葉渡、釣魚巷、烏衣巷、徽章、中山路、老萬全酒家、禁娼、血花公園等，淋漓盡致地呈現南京秦淮河一帶的古色古韻與風俗民情，給讀者身臨其境之感。除此之外，為了加深社員之間的文化體認，近代地域文人社團喜同題吟詠，以同題共作的方式來集中描寫某一地域的風土人情，刻意表現鄉土之情。民初舊式文人社集頗為看重這種創作方式。如冷社成員同詠威呼、爬梨、水店、糠燈等，云南翠屏詩社成員同詠云弄山溫泉等，此種以人們熟悉的鄉景、鄉情為吟詠對象，既有利于詩人之間的交流切磋，提升詩藝，也進一步增進了以地緣為紐帶的文人之間的地域文化傳統情感指向。而對于地域與鄉賢前輩遺留的文化傳統，近代地域文人社團更會自覺接受，并主動傳承下去。希爾斯稱：“人們會把傳統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加以接受，并認為去實行或去相信傳統是他們應該做的惟一合理之事。”［7］如民初淞濱吟社挖掘并展現了上海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濃厚的鄉邦情懷是近代文人社團創作最大的特色。這種特色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這種情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創作視野，多局限于關注地域眼前的風景民俗，表現地域文學的小傳統，往往缺乏旗幟鮮明的文學主張，甚至有意疏遠和忽略了文學本應表現的時代主旋律。”［8］當然，也有個別文社在創作上未局限于地域書寫，而是及時反映時代重要事件，如嶺南越臺詞社、福州聚紅榭詞社等率先反映道光時期的鴉片戰爭，為咸豐文壇的新變做了鋪墊②?？上н@些創作因信息閉塞而未能及時引起文壇的注意，也未能迅速傳播而得到文壇的認可。
三、地域格局：文學中心區與文學邊緣區交相輝映
因政治經濟中心的不平衡、文學文化傳統的差異以及文人領袖的群體效應而導致近代文人結社呈現出較強的地域特征，文人結社的歷史地理分布影響近代文人群體的生成以及文學地域格局的發展與變化：主要由晚清時期的江浙文人群向民國時期的京滬文人群轉移，期間亦涌現出聲勢頗為壯觀的廣東、福建、湖南、東北等地域文人群體。明清以降，江浙兩省逐漸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文學文化的深厚傳統為晚清文人結社創造了良好的土壤，先后涌現出潛園吟社、鴛水聯吟社、嬉春詞社、江東詞社、竹林詩社、九秋詞社、春暉社、鷗隱詞社、鐵華吟社、月橋吟社等五十余個文人社團，僅浙江平湖即誕生十余個文人社團，幾乎著名的文人皆先后加入文人社團，如蔣春霖、端木?、湯貽汾、譚獻等，江浙文人群體當之無愧地成為全國文學的中心。曾大興指出，真正對文學家地理分布格局起決定作用的，最直接與最穩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動，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動［9］。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北移，京津滬成為全國文人士子聚集所在地，出現了?園社、寒山社、滄社、麗澤文社、小羅浮社、城南詩社、午社、咫社、須社等影響頗大的四十余個文人社團，朱祖謀、王鵬運、況周頤、林葆恒、唐圭璋、夏承燾等文壇巨匠云集京津滬，一時間頗有蓋過江浙等地的風頭。在近代以前，文學中心區和邊緣區的文學表現截然不同，中心區文學十分繁榮發達，而邊緣區文學星星點點，難成氣候。范松義在研究清詞的中心區與邊緣區時稱道：“就清詞的整體格局而言，江蘇、浙江兩地為絕對中心，江浙以外則邊緣區。江浙與詞學邊緣區的關系概言之有兩方面：一方面，清詞中心江浙具有強大的文化向心力，邊緣區之詞常會汲取其營養；另一方面，某些邊緣區之詞也會對江浙詞產生一定的逆向影響。不過，兩者之間的關系存在地域差異，不可一概而論。”［10］文人結社不僅對主流文學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是地域文人群體興盛的關鍵因素。近代因文人結社而涌現出的湖湘詞人群、閩中詞人群、嶺南文人群、云南文人群等地域文人群體，與主流文學相互輝映，共同形成近代文學的繁榮局面。如近代湖湘詞壇的繁榮與近代湖湘文人群體的興盛有關，更直接與晚清湘社的成立、唱和密切相關。誠如袁志成所言：“湘社是晚清湖湘詞壇重要的詞社，成員之間相互切磋，不斷提高詞藝，在詞風上表現出對浙西詞派詠物詞風的承繼。湘社雖然是偶然的暫時性的詞人社團，卻也給晚清湖湘詞壇帶來了新氣象，既是對湘中六家詞的繼承，也促進了晚清湖湘后期詞壇的發展興旺。”［11］湘社成員的唱酬將整個近代湖湘詞人紐結在一起，對形成湖湘詞人群功不可沒。以梅崖詞社、聚紅榭詞社、瓠社、壽香詞社等詞社為紐帶，以許賡?、謝章鋌、林葆恒、何振岱等為詞壇領袖，近代福建詞人群編纂《閩詞鈔》《閩詞征》，續寫地域文化傳統，其閩音填詞的辯論補充豐富了近代詞學思想，提高閩人治詞的自信心，形成頗具特色的近代閩中詞人群體。劉榮平認為：“謝章鋌主盟的聚紅榭唱和是清代詞壇參加人數多、活動時間長、影響大的詞人結社活動。它不但促進了閩詞的中興，而且對晚清詞學的興盛，亦具重要意義。”［12］在近代閩中詞人群形成過程中，謝章鋌主持的聚紅榭詞社承前啟后，作用突出。以越臺詞社、山堂詞社和學海堂為聯系紐帶，以張維屏、陳澧、潘飛聲為詞壇領袖的嶺南詞人群卓然獨立，以尊體和抒寫真情為詞學主張，在創作上與主流詞壇接觸而保留地域色彩，促進了嶺南地域詞學的興盛。范松義指出：“嶺南詞學的興盛是越臺詞社產生的基礎。另一方面，詞社一旦出現，對嶺南詞的發展又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從外部來說，越臺詞社的活動會進一步弘揚嶺南詞風。在越臺詞社中，不乏譚瑩這樣的嶺南名士，他們本就有一定的號召力，加上在一起共同結社，多次舉行群體活動，這樣產生的合力又大過個人，會對嶺南詞壇造成更大的沖擊，從而使嶺南的詞學創作、研討之風更加濃厚。越臺詞社詞人群以集團力量推動了嶺南詞的發展，使得近代嶺南詞壇更具活力，其文學意義不容輕忽。”［13］范松義所言中肯，越臺詞社于近代嶺南詞壇意義非凡。近代東北文學的繁盛與文人社團的涌現密不可分。如咸同時期遼寧沈陽的藕鄉吟社；光宣時期黑龍江的梅花詩社、塞鴻詩社、松江詩社；北洋政府時期黑龍江的松濱吟社、花江九老會、龍城詩社、嚶鳴社，遼寧沈陽的冷社，吉林的松江修暇社；國民政府時期黑龍江的奎社、清明詩社、雪鴻詩社、商山詩社，遼寧沈陽的溧凌詩社、明倫詩社，等等，匯集了一大批文學愛好者，平時社課吟詩填詞，切磋技藝，抒寫情懷，或開一地文風，或聚名人名流，推動了近代東北文學的發展，與主流詩壇相互輝映。近代云南各地文人紛紛結社，此起彼伏，先后有桂香詩社、共聯吟社、翠屏詩社、吟秋詩社、蓮湖吟社、如蘭詩社、晴川學社、南雅詩社等十余個文人社團，亦有社集《翠屏詩社稿》《蓮湖吟社稿》《南雅詩社稿》等。其中翠屏詩社規模最大，社員六十余人，以書院學生為主體，影響頗大。近代云南文人社團的詩歌吟唱與主流詩壇相呼應，引領晚清云南詩壇宗唐風尚，民國云南詩壇以詩存史，推動了該時期的詩風演變。不僅如此，近代云南文人結社為云南現代文學社團的繁榮營造了良好的氛圍。“晚清民國云南舊式文人結社的繁榮為云南現代文學社團的建立營造了良好的土壤，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后東南沿海高校的西遷，更有力地推動了云南現代文人社團的蓬勃發展，如云波文學社、朝曦社、春蠶社、南荒文藝社、警鐘社、救亡詩歌社、冬青文藝社、微波社、文聚社、楓社、文藝社、新詩社、百合詩社、火星社、今日文藝社、文秧文學社等在云南這片土壤中生根發芽。”［14］
四、小結
近代文人結社高度集中于江蘇、上海、北京等地，而且表現出歷史地理的位移：晚清時期的江浙中心區向民國時期的江、京、滬轉換。此種文人結社的歷史地理分布，直接影響了近代文學地域格局的形成，表現為以江浙、上海、北京為首的文學中心區以及嶺南、福建、湖湘、云南、貴州等代表的文學邊緣區。嶺南、福建、湖南、云南等文學邊緣區，如以湘社為中心的湖湘詞人群，以越臺詞社為中心的嶺南詞人群，以梅崖詞社、聚紅榭詞社以及瓠社為中心的福建詞人群，民國時期以齊齊哈爾的奎社、清明詩社、雪鴻詩社為中心的黑龍江詩人群等，在創作上與主流文學保持交流，以書寫鄉音鄉情為主，表現了濃厚的地域文化傳統，從而導致近代文學中心區與邊緣區的文學創作交相輝映，共同構成近代文學的文學生態。
作者:曾娟 袁志成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湖南城市學院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