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認同困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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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認同困境探析

[摘要]“喪文化”作為青年網絡亞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種,是流行于青年群體、生長于網絡環境的青年網絡亞文化的一種呈現形式,其誕生和走紅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在主流媒體進行的報道、評論和學界開展的相關課題研究中,其背后展現的,是青年網絡亞文化無法擺脫的認同困境

[關鍵詞]青年;網絡亞文化;喪文化;認同困境;主流媒體

2020年,“985畢業自稱廢物”的話題引發關注,讓“喪文化”再次走入公眾的視野。豆瓣平臺的“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用“小鎮做題家”標簽,指代小城市“埋頭苦讀、擅長應試,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這種帶有頹廢和消極意義的詞條,和前些年“馬男波杰克”、“悲傷蛙pepe”、“咸魚”等形象異曲同工,是典型的“喪文化”載體。“喪文化”作為青年網絡亞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種,是具有長期研究歷史的青年亞文化和新時代網絡新媒體環境相結合的產物,其所屬群體和誕生環境相較主流文化而言有其特殊性。主流媒體和學界對“喪文化”的觀點和態度,是主流文化對青年網絡亞文化認同困境的具有代表性的體現。本文試圖通過文獻梳理和數據分析,探尋這種認同困境形成的原因,并思考解決方法,為引導青年網絡亞文化步入正軌提供參考。

一、青年網絡亞文化與喪文化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中國正大跨步進入全面移動互聯時代。這其中,除了互聯網本身的技術提升,上網設備的升級也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隨之而來的各類網站和app的興盛為亞文化的生長提供了條件。據報告顯示,我國網民年齡結構中,10-39歲的青年達60%以上,是網民的主力群體。整體來講,作為網民主體的青年人群在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流行文化等在形成過程中依附于互聯網,受互聯網影響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互聯網也受這些主要用戶的影響。當青年群體和互聯網相互作用、影響,在文化方面就形成了青年網絡文化。網絡的出現賦予了邊緣人群更多的話語權,其開放性、去中心化、互動性的特點使得網絡環境中亞文化有更好的生長土壤,也使得主流文化在面對網絡文化時保持警惕。與此同時,青年網絡文化的定義為“網絡平臺上形成的以青年人為主體的文化類型”,和網絡亞文化在產生平臺和對象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青年網絡文化中既有以主流文化為根基,被重新定義產生的廣義的青年網絡文化,如“小粉紅”;也有偏離主流文化的非廣義的青年網絡文化,如“喪文化”,其亞文化屬性使其不同于建立在主流文化基礎上的廣義的青年網絡文化,一般被細分歸入青年網絡文化的分支———青年網絡亞文化之中。

二、學界對“喪文化”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界對“喪文化”的研究包括了形成原因、發展狀況、未來前景等各個方面,從心理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視角切入分析?,F有的各種定義從形式、特征、流行群體、主要內容等角度出發,切入點略有不同但大體意思相近,故概念雛形已形成,但是并未形成統一標準,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導致“喪文化”難以被界定和量化。

1.判定標準模糊。以負面情緒這個判定標準為例,目前普遍將負面情緒的表達歸諸于“喪文化”,但對負面情緒并無界定標準,例如消極、悲觀、頹廢、絕望等負面情緒大多是抽象的感官認知,何種表現應被歸諸于負面情緒表達?何種負面情緒表達應被歸諸于“喪文化”?諸如“抑郁癥”等病理性表現是否屬于“喪文化”?這類問題造成“喪文化”從屬關系不清,對其正、負面性質進行判斷時容易產生問題。

2.內、外在難以確認具有同一性。負面情緒的外在表達和內在認同感是否一致難以被測量,從而影響對“喪文化”的判斷。許多學者已然關注到戈夫曼的戲劇理論在“喪文化”研究上的實用性———人在社會互動中的“印象管理”導致人在社會中的表現像戲劇舞臺上的演員在進行著表演,始終管理著自已希望在群體中營造的印象,而內心的“后臺”和表演的“臺前”未必一致。因而“前臺”的“喪”情緒表達和“后臺”內心對“喪”的認同感沒有必然聯系,以此為“喪文化”正名。但這種認知并未延伸至定義層面,即在表述“喪文化”概念時沒有明確是否以“前臺”為判斷依據。這將決定著是否從諸如“我好難啊”的玩笑式、情緒性表達到借由負面情緒誘導青少年自殺的“藍鯨游戲”都是“喪文化”的部分。只有梳理清楚“喪文化”基本概念,才能最直觀的判定“喪文化”的性質。

3.成因具有復雜性。就“喪文化”的成因而言,學界從多角度切入進行了分析。從語言學的角度解讀,“喪文化”名詞具有便于記憶、朗朗上口等特點,容易被模仿和復制,且可以根據不同語境動態搭配,具有靈活性和生命力。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切入,延續了青年亞文化方面的研究基礎,認為青年的焦慮和社會的變革、沖突是分不開的,“喪文化”產生和流行也是互聯網時代青年群體在面對社會變革和沖突時普遍存在的焦慮狀態的表現。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還有青年的認知與互聯網時代不符導致的,以“自我污名化”方式緩解壓力;集體無意識或是集體狂歡的盲目跟風等原因。

4.態度的多樣性對待“喪文化”。的態度和對策上由于基礎概念沒有厘清,且缺少實證研究,故而應對策略上更多是針對“喪”的情緒,而不是“喪文化”的現象。大部分學者認可“喪文化”本身是帶有頹廢色彩的青年流行文化,會對青年的社交活動、價值觀、日常行為等多方面帶來不利影響。但在對“喪文化”的態度上并非全盤否定,更多傾向于正向引導,在認識其危害性的同時關注背后的成因,試圖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同時還有部分學者關注“喪文化”作為情緒發泄的出口能夠起到的正向作用??傮w而言,學界對于“喪文化”的態度是中立、客觀的。試圖分析其成因和思考解決相關問題的方式方法。但學界在其定義上的模糊,對其為公眾所了解和傳播有著極其不利的影響,易使普通群眾對其單方面肯定或全盤否定。

三、主流媒體對于“喪文化”的觀點

主流媒體的界定,一般使用新華社課題組的判斷標準:權威性、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公信力、記錄社會歷史、受眾廣泛。]本文研究主流媒體對“喪文化”的觀點以符合上述標準的國家重點扶持的大型新聞網站———人民網有關“喪文化”的報道內容,包括人民網自產的以及轉發自其他主流媒體(諸如新華網、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的內容據本文作者統計,自2016年“喪文化”定義形成,人民網轉載光明日報首次對“喪文化”進行的評論,至本文截至(2020年9月),人民網上有關“喪文化”的報道內容共計72篇。長期以來,主流價值觀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基本導向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主流媒體則對主流價值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和強大支撐作用。雖然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各類新媒體平臺和社交媒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傳統主流媒體不再是唯一信息輸出方,但大部分受眾仍更相信主流媒體具有的權威性,以主流媒體代表的主流價值觀為標桿來衡量新生文化。因而在“喪文化”的傳播中,主流媒體的“定性”發言對于大眾對“喪文化”的認知影響極大。因此,大眾對“喪文化”的感知也是主要來源于主流媒體,這種帶有明確傾向性的報道會引導大眾的態度,較少的關注原因和背后的問題,較多的將其作為消極悲觀的同義詞并對其否定。

四、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認同困境及成因

學界和主流媒體對“喪文化”的觀點和態度,使大眾對“喪文化”的認知產生偏差,這也是青年網絡亞文化在傳播中面臨認同困境的主要原因。面對這種認同困境,我們期望構建一種文化認同。文化認同的概念使用學者徐紀霖的觀點,應是一種新的“建構認同”方式,是以一種積極的、參與的、建構的方式進行開放性的討論,在動態中構建認同。因而,本文想要構建的青年網絡亞文化的文化認同是基于理解、實踐和討論的基礎之上尋找文化符碼的共享意義。“喪文化”自身帶有的一定負面特征,大部分的青年網絡亞文化也是同樣,在學界和主流媒體等因素的作用下,這些負面特征被放大給受眾。

1.青年網絡亞文化所帶有的青年亞文化基因造成的誤解。青年亞文化產生于青年對社會規則、制度特別是成年人的壓制的不滿,常以代際矛盾的形式呈現;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基于產生的時代背景,常表現出對統治階級霸權的反抗特征。而青年亞文化群體反抗主流社會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制造出僅屬于自己的文化符號,由此營造自己的文化空間,以表示自我認同與主流文化的區隔,是對主流文化的儀式性和風格化的抵抗。芝加哥學派最初對青年亞文化進行研究時,以階層、種族、權力等沖突為核心,以青少年犯罪者、流浪者、吸毒者為模本。到伯明翰學派時以當時社會背景下的結構模式、儀式抵抗、收編等為核心,以摩登組、嬉皮士、無賴青年為模本。因而青年亞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沖突性特征尤為明顯。雖然現在對青年亞文化的研究已經進入了“后亞文化時期”,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用以觀察的模本不再帶有典型的負面特征,但基于原有研究所產生的固化印象并未被輕易消除。特別是對大眾而言,青年亞文化建立的負面印象體系已根深蒂固。這使受眾在對作為青年亞文化分支的青年網絡亞文化進行認知時仍帶有刻板印象,這是青年網絡亞文化所帶有的青年亞文化基因決定的。

2.學界研究的不足造成青年網絡亞文化的界定模糊。“喪文化”作為青年網絡亞文化的分支,二者都受到學界的關注,但二者在基礎概念梳理上一樣缺乏嚴格的規范和統一的標準。例如在青年網絡亞文化的名稱上,有稱之為“青年網絡亞文化”,也有稱之為“網絡青年亞文化”,沒有形成統一。且學界研究往往在某一現象爆發后開始,相較于現實情況滯后。一方面使得基礎概念的界定落后于文化發展和轉向的速度。另一方面會使本該以學界為參照標準的大眾無法獲得和建立正確的概念體系,除此之外由于基礎概念界定不清,還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后續研究的困難,除了不利于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認同外,其造成的學界乃至學界之外的觀念分歧也將成為后續研究的障礙。甚至反作用于該文化的發展過程,造成有傾向性的改變。

3.主流媒體傳播的傾向性造成青年網絡亞文化的認同困境。“喪文化”作為青年網絡亞文化的一部分,其亞文化的基因使其區別與主流媒體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同時,相較于學界研究的滯后,新聞的需求會迫使媒體盡快對概念和現象做出“定義”并表述觀點,因而在主流媒體對青年網絡亞文化的傳播中易存在“標簽化”現象,將概念扁平化,并最終導致受眾認知偏差,造成認同困境,這是文化領域的“媒介審判”。與此同時,現如今我國的主流文化群體和亞文化群體的文化交流之間存在著文化流動的單向化。在主流媒體傾向于支持符合主流文化的正向傳播的環境下,亞文化將會由于負面標簽化在管理方面被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則更容易反推亞文化,使其異化和極化。這和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學界的研究反向作用于文化發展是相似的,因而青年網絡亞文化認同困境的造成和主流媒體的傳播策略、傳播內容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

4.主流文化對外來文化入侵的警惕。造成的排異現象。“喪文化”的很多內容來源于國外的文化作品,如“馬男波杰克”形象來源于美國NetFlix發行的動畫《馬男波杰克》;“悲傷蛙pepe”則是美國漫畫家MattFurie創作的系列重口味漫畫“Boy'sClub”(男孩俱樂部)中的一個形象……除此之外,在對“喪文化”的溯源中,學界有“外來說”的觀點———認為其可能源于日本的“宅文化”或西方社會中的“反文化”,是西方上世紀中期以來“迷惘的一代”的延續。再加之青年亞文化研究本身誕生于西方,在如今互聯網的大環境下又充分吸收各國文化,因而許多青年亞文化現象帶有明顯的外來文化色彩。我國始終對外來文化保持警惕,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率先擯棄“以西方文化為武器,批判傳統文化,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早日實現”的觀點,從全盤西化向非西化轉變。如今,中國的強大轉變了外來文化單向輸入的局面,但仍要提防他國有目的性的文化輸入。因而對帶有“外來文化”血統的青年網絡亞文化也較為警惕。

五、關于青年網絡亞文化認同困境的解決路徑的思考

基于以上對青年網絡亞文化認同困境的現狀和原因的分析,本文對青年網絡亞文化認同困境的解決和文化認同的構建提出幾點思考和建議:

1.加強學界研究的及時性、針對性和準確性。對新生文化現象及時進行關注并持續跟進其發展狀況。負起定義和解釋說明的職責,便于大眾和媒體的認知和理解,減少偏差導致認知困境的可能。

2.規范主流媒體相關報道。參考學界研究成果,規范化措辭,秉持著客觀真實性原則,在正確認知的基礎上發聲、給大眾傳遞信息,在鼓勵大眾冷靜思考的前提下加以引導,成為溝通大眾和青年網絡亞文化的橋梁。

3.政府正向引導推動建立文化認同。關注青年網絡亞文化背后的社會問題或社會現象,予以及時的反饋和跟進。政府的關注可以有效推動根本問題的解決,從而正向引導青年網絡亞文化發展起,對建立文化認同有基礎性作用。

4.呼吁大眾在正確認知的基礎上理性思考。大眾在正確認知的基礎上理性思考,是我們對互聯網前景的期待,這對青年網絡亞文化這類新生文化而言尤為重要。不僅有利于文化發展,更有助于建立主流文化和亞文化的溝通渠道,從而減少隔閡。

5.必要的引導和規范必不可少。對新生文化和外來文化,我們應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原則。青年網絡亞文化有其負面性,但并非無可取之處,正確引導青年網絡亞文化發展,使其與主流文化一起抵制不良文化侵蝕才是未來發展的前景。

作者:陳寧睿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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