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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民族文化認同視角出發，運用文獻綜述法、邏輯分析法深入分析新時期我國城鎮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交往現狀，研究發現：當今中國社會的城鎮化，存在著戰略指向的轉變、評價標準的改變和設計制度的調整等問題。在國家深化改革下，傳統中華文化“文化勢能”已不復存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面臨冷戰時代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威脅、中國民族文化傳播面臨網絡、數字等技術發展的挑戰和中國文化面臨創新難的問題。我們要正確處理好中華文化中的一體和多元的關系、個性和共性之間的關系、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系。
【關鍵詞】新時期；城鎮化；民族文化；交往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民族問題自古以來就是關系國家治理、社會安定、人民團結、社會和諧、民族繁榮的根本大事。隨著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新時期經濟的發展、城鎮化建設的深入、信息化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們維權意識的提升，使得民族主義在特定的情形下其動員和整合意識不斷增強，特別在一些特殊的群體里面，民族意識因為一些民族問題而得到進一步的推動和發展，一系列民族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一些地區更面臨著嚴峻的民族分裂問題。穩定才能發展，穩定才能進步。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社會動蕩中繼續前進發展，因此，在新時期我國城鎮化建設、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科學的、合理的處理好民族問題。作為具有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只有大家和睦團結，才能凝聚56個民族的民心，才能實現“心往一處想、智往一處謀、勁往一處使”，中國才能大步向前和諧發展城鎮化建設。民族是一群具有共同社會特征的人們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類共同體，是人類各個利益的實際載體。[1]文化是人類共同傳承、繼承和發展的，每個民族有各自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能夠凝聚一個民族的人心，它是民族發展的血脈，是整個民族的根。因此民族文化具有身份識別、利益調適、民族凝聚、文化發展等社會功能。作為一個民族能夠凝聚在一起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一的民族文化，在城鎮化大發展的今天，如何更好的在民族之間發展好文化認同，是關系我們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民族文化認同的概念
民族關系是人們在交往聯系、社會生活中，具有特定內涵的社會關系，社會性、民族性構成了民族關系的主要特征。在社會共同體里面，民族關系是涉及各個民族之間的地位、待遇等問題。它代表著整個社會民族之間的各個群體之間的權利，甚至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也在其中。[2]民族關系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它涉及整個民族發展過程中各個民族之間的交往、聯系，是一種動態的關系，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民族權利、民族利益、民族發展等問題。如當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就是非常現實而棘手的民族問題。很多國家都由多個不同的民族構成，當然，不排除單一民族的國家。因此，民族關系是當今社會生活中一種常見的社會客觀現象。我國是一個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以漢族為主，但是其它少數民族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處理好民族問題，事關國家的穩定、人民的福祉、社會的安定、祖國的繁榮。同志明確指出“民族關系是多民族國家中至關重要的社會關系。正確處理民族問題，使各族人民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對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3]因此，民族關系涉及到民族內部個人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族成員對于自身民族內部、對其他民族的態度、觀念和認知，甚至對本民族的發展、內部社會的穩定和諧，都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而民族關系主要依靠民族文化認同來實現的。民族文化以情感、價值、規范、思維、目標為導向，深入民族生存的客觀實際，展現民族發展的血脈與傳承，同時還推動著民族這一特定的群體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關于文化認同有眾多的學者進行研究?！督逃筠o典》認為：文化認同是指“兩種文化相互接觸和同化的過程。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人們對自己所屬的文化的認同；另一種指人們對外來文化的認同。”[4]楊知勇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逐漸產生一種自我意識———意識到他們屬于一個民族。這種自我意識源于行為模式的共同趨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通過時間的積淀凝聚成一種民族內部特殊的心理狀態，于是就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5]梳理國內眾多學者的民族文化認同，大致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民族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下位概念。諸如我國學者鄭曉云提出，民族認同的核心是民族，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共同體，是某個族體的認同依據。這個共同體文化的認同就是民族文化認同。[6]第二，民族文化認同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大部分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正是它們經歷歷史的變遷和發展，共同鑄造了當代中國這么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正如同郝亞明所指出的那樣：“強化各個民族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對于多民族中國的長治久安就有重要的意義。”[7]第三，民族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文化是民族和國家存在的根本，民族文化認同其發源、產生、形成和發展，不僅和民族自身有關，同時還和國家政治緊密相連。學者胡惠林提出：“民族國家文化安全的實現，最終是通過全體公民的集體努力和不同民族之間廣泛的文化認同達到的。”[8]因此，民族文化認同是民族成員對其文化的承認、認可、贊同，由此產生歸屬意識，進而獲得民族文化自覺的過程。[1]這里的民族文化認同不僅包括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還包括中華民族56個民族內部的文化認同。民族文化認同是和諧民族關系的基礎，只有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況下，整個國家才能更加穩定、健康的發展。和諧的民族關系具有積極的正向功能，即民族關系能夠產生的積極效果。例如民族關系對民族內部成員個體具備激發認知和教育的功能，對民族自身有完善民族結構、調節民族關系和推動民族發展的功能，對民族社會的穩定發展有整合功能；矛盾的民族關系有消極的負功能，即指民族關系能夠產生的消極效果，例如民族關系對民族個體有封閉隔離的功能，對民族內部結構和民族關系有損毀的功能，對民族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破壞作用等等。
二、新時期城鎮化背景下我國民族文化交往的問題
從2012年開始，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2.57%。[9]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深化，中國城鎮化建設將進一步提升。201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明確要求提升國家城鎮化質量，并且和區域經濟發展、國家產業布局等密切聯系，與國家的資源、土地和環境的可承受能力相互依托，堅持把生態文明的理念全面的、多方位的融入到整個國家的城鎮化建設中，走出適合自己的一條具備中國特色的集約、智能、綠色、環保、低碳型的城鎮化道路。城鎮化建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曙光，也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由于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因此在民族文化認同上，大家應該認識到它是關系城鎮化建設、國家穩定、民族融合的關鍵核心問題。通過分析研究，發現新型城鎮化發展理念為我們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要求：第一，戰略指向的改變。過去有數量導向城鎮化模式轉向今后的質量導向模式。不再強調過去的數量建設，而是提倡質量建設。由過去的城市為主模式轉變為以人為主的城鎮化建設。第二，評價標準的改變。過去一味的以人口和城鎮數量的增加為主，從而忽視了居民的生活機構、社會意識、城鎮文化等人文發展。新型的評價標準重視整個城鎮建設的格局、產業結構的調整、人口結構的協調、城鎮居民生活條件的提高、城鎮空間結構的調整等。主要是以強化公共服務、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為主。第三，設計制度的調整?？偫碓谑萌珖舜笠淮螘h上，明確強調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眾多方面，能夠給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帶來深刻的變化。[10]當前，我國建設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過去的社會矛盾“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面對新的矛盾，面對新的機遇，面對新的挑戰，我們在民族文化交往中，民族文化認同顯得尤為重要。面對城鎮化大發展的今天，我國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文化勢能”已經不存在。眾所周知，千年中華文化曾經在浩瀚的歷史星空中閃爍出耀眼的光芒，四大古文化只有中華文化得以延續流傳。然而，面對19世紀西方的堅船利炮、20世紀西方的科技進步，根植于農耕文明下的中華文化已經在20世紀“五四”運動中，發生了“創造性轉換”。[11]這種“創造性轉換”使得我們本土的傳統文化被西方文化強勢擠壓，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美國文化。作為西方文化標桿的美國盡管是一個“沒有童年的國家”，并沒有形成源自其“本土文化”的傳統，而是一個移民所帶來的不同民族文化基因加上其對土著文化的壓制后形成的。從文化歷史發展來講，它是一個年輕人，充滿了活力和能量，但是缺少了文化深度和內涵。然而中華文化隨著清末民族國家的沒落，盡管有著很高的含金量和深度的中華文化，仍抵擋不住以西方美國文化為主的文化侵略。其次，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面臨冷戰時代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威脅。民族主義表現為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以及該民族國家人民的文化認同問題。它強調“歷史”概念以及文化個性，側重于“集體理性”。特別是隨著前蘇聯的解體、美蘇冷戰的結束，地區不穩定因素的增加，新舊國家秩序的激烈動蕩，各種形式的民族分裂勢力紛紛抬頭，甚至和國內外一些宗教極端勢力結合起來，對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我國就存在著最為典型的“藏獨”“東突”等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分裂勢力，它們所宣揚的內容和我們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為核心的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相違背，嚴重威脅到我們各民族的利益和全體國家利益，同時也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安全乃至整個國家文化安全的嚴重威脅。再次，中國民族文化傳播面臨網絡、數字等技術發展的挑戰。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需要通過相關的渠道來進行。當前，信息化、網絡化的社會已經對全球化進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通過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就能使得異地文化的交流更加的直接和便捷。網絡技術起源自美國，自從計算機發明的那天開始，網絡就開始成為改變社會生活和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網絡的發展使得西方的全球化模式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開來，特別是美式文化中帶有的意識形態和色彩。在文化擴張中，英語的使用率是最高。全世界80%的電子信息都是使用英語儲存的，互聯網80%以上的內容也是用英語來表達的。[11]網絡成為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它能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能夠形成一個國家安全的“無形的疆域”。“由于網絡空間只是一個概念，一個構想世界和設計活動室的概念框架，在這個概念框架內語言障礙將消除，因此，誰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語言的優勢和信息優勢，誰就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和實現它的利益。”[8]因此，可以說，誰擁有網絡控制權就能控制一切，而誰失去網絡控制權就可能失去國家安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優勢等，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意義上的侵略和擴張。最后，中國文化面臨創新難的問題。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力所處的比較優勢或劣勢的波動和變化取決于文化創新力和傳播力。文化創新力是文化力發展的中心環節核心要素，一個民族文化創新力的發展情況最終決定著該民族文化力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的融合經歷了“文明的同化”和“民族的融合”。中原文化不可否認地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但是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和積極影響。從外來物品，諸如樂器、音樂、服飾、家具、果菜、文學、醫學、藝術等，甚至宗教的輸入諸如魏晉南北朝和遼金時代的佛教，金元時期的全真教，元代的喇嘛教，甚至唐代以后的襖教、景教、摩尼教、回教等，無不依賴少數民族的推動而流行。中國佛教的產生、按摩等醫術、建筑、佛雕、佛繪等都和佛教有著密切而深遠的關系。清末以來，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我國的文化創新能力大打折扣。盡管1949年建國以后，特別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文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期。但是，自那個時期，我國的學術前沿就是學習和傳播西方的學術話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藝思潮，被稱為創新的部分，幾乎全是對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種種形式、手法的襲用，從意識流、朦朧詩到泛性論表現和敘述主體的介入，無不如此。”[12]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泛濫使用，表現出中國文化界的一種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這種僵化的思想弱化了中國文化原創能力，使得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發展失去了其應有的動力。[13]面對以上中國民族文化交流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對民族文化交流進行反思。
三、新時期城鎮化背景下我國民族文化交往的反思
學者費孝通指出，中國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文化”統一體。因此，中國的56個民族是這個多元一體文化統一體的基礎，它們都有自己的族群認同，在族群認同的基礎上，共同構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認同。也就是“族群內文化認同———族際文化認同———中華文化認同”[14]它們的關系是從小到大的關系，即“族群內文化認同<族際文化認同>中華文化認同”，也就是說，族群內部文化認同和族際之間文化認同都是建立在中華文化認同之下，這里面包括語言認同、身份認同、習俗認同、族際交往、族際通婚、價值認同、文化產物六個方面。如果不這樣的話，就會產生分裂主義。也就是說，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是一體多元的關系。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體多元文化特征，各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存在著同質性和異質性的特征，正是這些特征使得我們在處理民族文化交流過程中，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正確處理好中華文化中的一體和多元的關系。我們的56個民族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使得我們中華民族經歷了上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提供了精彩豐富、炫麗無比的文化源泉。56個民族，它們在不斷的進行著競爭、借鑒、學習、融合、發展，它們互為動力，互相比較，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我們要支持、尊重、包容、保護各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使得它們在歷史的今天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繁榮。這不僅符合文化的發展規律，同時也有助于避免少數民族文化被強大的漢文化同化。我國地形復雜，人口眾多，文化的多樣性是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西藏、新疆、內蒙等民族區域文化發展的重要優勢，我們應該發揮好這一優勢和傳統。不僅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做到包容和尊重，還要加強凝聚力宣傳，要使得廣大少數民族的多元文化進行整合，都統一到國家文化認同這一大的認識觀下。如果只講各自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不見中華文化，是不利于國家文化認同的，不利于建立和諧的民族關系，不利于文化認同的建構。面對新時期我國文化領域的新形勢，黨中央一再強調我們必須“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我們各個民族人民追求的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是聯系我們56個民族的思想紐帶。在發展各民族文化認同的同時，強調一體化，就是要求我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每個民族個體的信念和行為，增強個體的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國家意識。第二，我們要合理的處理好個性和共性之間的關系。中華民族的56個民族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關系就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機械的組合，而是有機的組合，是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本質的反映。應該說，絢麗多姿、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就是由56個民族文化構成，也是建立在這56個民族文化之上的。諸如龍圖騰，基本上大多數的民族都有龍崇拜的現象。同時，中華文明又通過56個民族文化特征來反映和體現。我們既不能片面的把漢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也不能把中華文化看成是各個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我們要在城鎮化建設中，不斷的體現中華文化的精髓，讓各民族的人民都能體會到本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同質性，要進一步推動中華文化的建設。要把各個民族文化之間的特征、優點等提煉出來，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華文化。使他們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發展。第三，正確處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國家大事，在祀在戎”。宗教的產生和人類的產生有十分深遠的關系。宗教信仰是信徒們對其所信仰對象的崇拜，同時還產生堅定的信念。每個民族都有著自己的宗教信仰，它是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產物。正如道教一樣，作為中華民族的本土信仰，它產生于中國古代的社會。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同時也要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世界幾大宗教比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都是以宣揚和平、善良、博愛等為核心教義。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發揚宗教中的積極因素，是有利于民族和民族之間的團結和認同的。但是，隨著整個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極端宗教勢力，他們不僅反對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而且還經常做出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因此，我們要積極地摒棄極端宗教，使得國家認同、中華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高度的和諧統一，堅定的、無條件的依法打擊極端宗教勢力，揭露其反動的、無人性的極端行為和荒謬思想，使得各民族能夠及時看清他們的真實目的。第四，正確處理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系。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其文化內容在有的方面更加豐富。文化的保護并不是文化封閉，而是在保護中創新，在保護中發展。傳統文化是現代文化的基礎，是現代文化的源泉。正如所言“中華傳統文化時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對于優秀傳統文化，我們要大力的發揚，那些能夠適應現代社會需求，不僅能夠促進人們生活美好、促進民族凝聚、促進國家發展的優秀傳統文化，它們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既不能片面地講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講厚今薄古。”
四、小結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乃至一個國家文明的精髓、精神的承載、社會的縮影、民族的標識、生活的反映、國家的展示以及個體成員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民族文化認同是民族成員對所屬文化的承認、認可、接納和贊同，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自覺。我們必須在提高中華民族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凝聚中華民族文化的價值共識，始終提升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積極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轉化，努力改革并不斷完善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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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娜 聶麗清 單位:江西中醫藥大學體育教學部 江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