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陰陽兩儀思維在古代文學中的體現，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周易》與儒道———作為中國文化精神
核心的“陰陽兩儀”思維深受《周易》澤溉的儒道兩家，一重人倫，一重自然，相生互補，數千年來共同構筑起國人和諧圓融的精神世界。值得贊嘆的是，儒道分立，卻并沒有在中國文化中形成二元對立的思維，而是達成了陰陽和諧、“執兩用中”的“中和”之境。據傳孔子曾問禮于老子，又有學者考證莊子乃顏氏之儒，儒道之間，可謂素有伯仲互益之誼。而“法天象地”，從陰陽兩儀的天地大道出發來考慮天上人間的諸問題，可說是儒道溝通互洽的交集。陰陽兩儀，既是天地，又是父子，既是日月，又是君臣，既是剛柔，又是男女。由此，宇宙與人生，成為同一本質、相互發見的存在。這種儒道所通力推行的理念，使中國文化形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漸進積淀型模式。故而在諸子百家中煊赫一時的墨家、法家，來自域外、宣揚果報輪回的禪釋妙道，也都未對儒道兩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構成疾風驟雨、摧枯拉朽式的沖擊與革新，反倒被吸收、被改造，成為不可或缺的補充和輔弼。
二、芳草美人———“陰陽兩儀”思維在中國
古代文學領域顯現的一大線索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為政可能借鑒法家，修身或許參照佛門，但出入進退，總體上是以儒道為根基的。由此，陰陽兩儀的思維范式，在他們身上有著深刻的印記。具體到文學領域，作為創作主體的士大夫們，由人生而藝術，也必然將陰陽和諧這一理念，特別是把自己的思維范式帶入到文學創作的多個層面。首先，在技法層面，詩有平仄，句有偶對。五七律絕，駢四儷六，則是這一理念和思維范式被發揮文學形式方面的極致。同時，創作者在具體的遣詞排句中往往虛實結合、駢散并用，使得詩文氣勢疏蕩、意態宛轉。其次，在內涵層面有言意之辯，由此，文辭的表與里、能指與所指、實情與虛境，充滿了互動之趣。再次，在風格層面，有文質分野，并進而衍生出辭氣風骨等概念。曹丕有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這是個人文風。至若《隋書•文學傳序》說“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則涉及時代和地域了。其后又說：“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可見兩分并不是為了對峙，而是希求互補而臻于完美。體現“陰陽兩儀”思維最為鮮明的乃是屈原在《離騷》中確立的“托芳草以憶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比興傳統。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序》中點出：“《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這是將自然萬物依照美丑善惡的觀念分為兩類，并進而與社會人倫進行匹配。如果說道學家們把《詩經》中的一些愛情詩做政治道德上的比附還顯得牽強的話，屈原則以他的以身殉道賦予其詩文中的芳草美人意象以實實在在的內在剛性。這些美好事物柔弱的秉性由此淡化，突出的是其高潔的德操。后世的文人繼承了這種含蓄蘊藉、外柔內剛的比興手筆。男子作閨音，從此成為中國文學中一大慣見的現象。比如張衡自序“時天下漸弊，郁郁不得志，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寄托其政治哀思；曹植寫有《美女篇》，抒發君臣不遇、功業不遂之感。需要指出的是，對這類詩歌的解讀并非都必須坐實為政治隱喻。只是無論是愛情追求還是政治理想，同樣地充滿了現實的重重阻隔和巨大落差。因此，在其間能夠體味到的失意與悵惘是相通的。閨怨也好，貶抑也罷，遷客騷人在詩文中所寄托的，都是對人生困局的深切體認。
三、鐵骨柔情———以“陰陽兩儀”思維論李商隱其人其詩其文的深刻與豐富性
“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晚唐詩人崔玨在《哭李商隱》中如是寫道。李商隱最為后人所稱道的也許是他那些朦朧縹緲的愛情詩，但是，統觀李商隱的詩文，人們將最終發現一個毫不遜色于詩圣杜甫的偉大詩人形象。誠如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序》所云：“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國風》之螓首蛾眉，云發瓠齒，其辭甚褻，圣人顧有取焉。《離騷》托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涂，沉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托’，早巳自下箋觧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征事奧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為帷房昵媟之詞而巳，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這段文字，可以作為解讀李商隱人格、詩格與文格的綱要。考察李商隱詩歌創作的主要部分，可分為政治詩與愛情詩、詠史詩與詠物詩兩組。政治詩如《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愛情詩如《柳枝五首有序》、《暮秋獨游曲江》、《正月崇讓宅》與幾首無題詩；詠史詩如《馬嵬二首》、《韓碑》、《籌筆驛》、《隋宮》，詠物詩如《落花》、《蟬》、《霜月》。政治詩刺世疾邪，詠史詩借古喻今，常含陽剛之壯美；而愛情詩憶戀人、悼亡妻，詠物詩抒恨意、敘幽情，則往往帶有陰柔之優美。所以，玉溪生詩作既顯現了其款款深情，亦可見出其錚錚鐵骨。當然，李商隱詩歌最值得深味的是他在婉麗的辭句中所寓含的孤憤之情、不平之鳴。
李商隱自言道“楚雨含情俱有托”，在重重華麗的用典之中深藏的是其深刻的隱憂。而李商隱的獨到與高妙之處，在于其詩中的本事與隱喻不相沖突，給予讀者以極大的自由想象空間。讀者盡可以只看到深情，只看到閨怨，而屬于李商隱自己的那份郁孤，卻無妨留給詩人獨自品嘗。像白居易等詩人的部分詩作因為牢騷而破壞了詩意的情況，在李商隱詩集中是幾乎沒有的。比方《瑤池》一詩，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到仙人永隔的愛情悲劇，也可以將其視作對學仙之虛妄的諷刺，而葉嘉瑩先生解讀出詩人對人民的悲憫和對圣王的企盼，亦十分在理。元好問慨嘆“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王漁洋也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李商隱詩歌的妙處，正在于他繼承卻又超越了屈宋以降的芳草美人的比興，進入到言意互動的多重審美詮釋的境界之中。這境界蘊涵著“陰陽兩儀”思維范式在李商隱創作中集體無意識運用的發展。李商隱的巨大文學成就還包括他的駢文創作。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道：“今人不足取，于古人玉溪生而止耳。”孫梅曰：“唯樊南甲乙則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尋諷終篇，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才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學者舍是何從入乎？”范文瀾先生曾說：“四六文如果作為一種不切實用，但形式美麗不妨當作藝術品予以保存的話，李商隱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由此可見，李商隱的“三十六體”駢文造詣登峰造極，“陰陽兩儀”思維范式在李商隱駢文形式中的集體無意識運用，可與其詩并駕齊驅、等量齊觀。《奠相國令狐公文》、《為濮陽公與劉稹書》、《祭小侄女寄寄文》等篇，都是千古杰作。吳炯《五總志》載“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為獺祭魚”。可以想見，李商隱長年寄身幕府，四六過千，對句逾萬，這與其詩的事典、偶對的圓熟精工，無疑大有淵源。而詩歌創作的錘煉，又必定加強了李商隱對駢文的情辭相融、體勢流暢的把握。清代何焯說：“吾獨謂義山是以文為詩者。”錢鐘書先生也說：“樊南文與玉溪詩消息相通。”李商隱的詩文創作構成了相互助益的兩翼，可謂無樊南文則無玉溪詩，無玉溪詩則無樊南文。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大立身原則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結合其詩文來看，李商隱生逢牛李黨爭、宦官亂政、藩鎮割據的衰颯晚唐，在“樊南窮凍”中仍能保持高尚的政治信仰和完美的藝術追求，不愧是“陰陽兩儀”思維范式灌溉下的中華文化中卓然獨立的一株參天巨木。簡略梳理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飽含著先民對宇宙自然緊密聯系的思考的“陰陽兩儀”思維，滋養了無數文人及他們的作品。也許受到時代與個人經歷的影響，文人在他們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現出的是彼此之間的差異，然而“陰陽兩儀”思維的浸潤，讓他們的作品中充滿著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共通之處。
作者：陳皛 朱睿達 單位：北京語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