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經濟學研究范例

一、城市經濟學的發展現狀

1.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城市經濟學于上世紀中期成為西方工業國家社會研究的重點學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區的劃分使城市經濟學開始對城市郊區化、都市化、城市發展的結構以及城市的區域特征進行研究；城市區域的不斷擴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規劃、對城市公共設施和城市環境建設進行研究也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到了20世紀晚期，我國開始對城市經濟學研究加以重視，除了以上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經濟學研究呈現出三個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斷增長，由于社會生產生活造成的污染成為人類生活中的巨大問題，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態的協調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其次，城市發展使人口流動加劇，進而引起城市就業、消費和人力資源利用等問題，這也是現代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最后，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國際都市的發展對比和競爭力研究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內容。

2.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需要有嚴謹的研究方法作為指導，才能夠在研究過程中保證研究手段和研究結果的客觀性，才能夠使科學研究為真實生活提供指導和建議，城市經濟學也是如此。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總結為兩大類，一類是使用區位分析的方法，即對城市中的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例如對城市內部商業區的建設、居民住宅區的規劃、城市設施建設等進行研究，此類研究常用問卷調查、訪談、個案分析、對比分析等手段進行研究；另一類是從宏觀層面探討城市經濟問題，忽略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特點而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例如對城市人口發展的研究、生態問題的研究、資源利用的研究等，此類研究多應用各種元分析方法對研究目的進行探討。無論采用何種路徑和研究方法，城市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原則始終是：客觀、嚴謹、適用。

3.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論

我國城市經濟學研究發展至今，在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國國情的結論，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在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道路與城市圈進化問題，認為城市圈和城市發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這使得我國的道路建設一度成為城市發展中的重點內容；研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發現我國經濟結構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城市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性是建設現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結論；探討城市化水平的測量問題，發現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測量的重要指標；在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解釋城市經營管理中的問題，所得的結論包括不同城市區域的土地使用和經營管理權力劃分對城市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城市規劃應遵循藝術性和科學性的原則、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城市生態重構、發展“城中村”等行為對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城市建設規模失控、土地資源枯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和加重企業負擔會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等。

中西醫思想之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一)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哲學以元素論和原子論為基礎,追求的是通過主客體之間的互動,實現對客體的不斷認識,并最終對客體實現改造,以滿足主體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的思維方式是當人體出現疾病時,醫生以其為客體,在不斷的實踐中對其逐漸了解,并最終找出治療的方法。所以,西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軀體有特定形態學表現的正常與異常狀態,軀體形態組織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標準。中國哲學以元氣論為核心,認為作為客體存在的“天”、“地”是作為主體的“人”產生的根源?！饵S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由于人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類存在所需要的各種元素,所以,人類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才能夠生存。在此思想指導下,中醫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體,而是主體的行為如何順應自然規律,并最終達到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因此,中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完整的人”(與天、地合而為一)的正常與異常狀態。由于中醫有這一特點,所以不像西醫那樣追求的是治療“已病之病”,因為只有當疾病出現時,西醫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體,而對于中醫來說,只要主體的行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會導致疾病的產生。所以唐代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的觀點。西方經濟學與西醫的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認知客體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改造。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6]

在此定義中,客體是資源、商品及勞務,主體則是作為有自主思維的人。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不要過分追求改變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要努力適應自然的規律,這樣人類的生存環境才能更加和諧。在醫學中,中醫的追求目標是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只有在違背自然規律的時候,人體才會出現西醫所努力診治的疾病;同樣,如果人們不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出現自然界不能滿足人類需求的情況,這時試圖認識并改造自然資源的“經濟學”便會出現。“事物是一分為二的”這一經典在各個地方都有所體現。在對經濟學的批判上,雖然表面上看經濟學對于資源的配置起到了優化作用,使得作為主體的人類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但是這種最大化只是以人類某一時段、某一群體而言的最大化。對于整個人類來說,某一部分利益的獲得必然帶來另一部分利益的損失。如果某一時段、某一群體利益的獲得超過整個永續人類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會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經濟學中,研究者認為,某一地區GDP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會越高,同時人們就會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為人類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201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于是在以GDP作為官員升遷重要評判標準的時代,中國地方政府出臺了升級版的“四萬億”,旅游文化產業、海洋經濟產業等以前鮮有問津的領域成為投資熱點,地方政府的發展規劃預示著我國的自然環境及海洋環境將開始或已經遭受大規模的破壞。這種對環境進行大規模改造以追求使國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實際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以幸福指數作為官員施政的評判指標。相對于GDP,這一指標更加關注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更加符合自然規律,也有助于建立一個永續幸福的人類社會。

(二)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還原論認為,①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因此高級形式的物質是可以由低級形式的物質構成的;②生命這種高級的運動形式是可以由機械、物理、化學等低級的運動形式組織起來的。如笛卡爾認為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械系統,生物也被描述為自動的機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規律作出解釋。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不斷把人體分解成更為微小的組成部分。

隨著科技的發展,研究從器官、組織、細胞等層面進一步縮小到分子、病原體甚至基因等層面,同時在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發展之下,治療的手段也越來越微觀。這種各方面互相割裂進行治療的方法產生的現象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得到的結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時,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醫的整體論認為,①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的組織結構及各種器官都可以納入到以五臟為中心的藏象系統中,通過經絡,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整體;②不但人體本身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環境也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界的時間、環境變化對人的身體也會產生影響[7]1?！饵S帝內經•靈樞•邪客》曾云:“人與天地相應者也。”由于中醫具有系統論中整體性、聯系性、有序性和動態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導下,醫生必須對疾病進行全面的分析與思考,并結合內部與外部環境綜合診斷予以治療,所以治療疾病更加徹底。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在解決經濟問題時應開闊視野,看到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性,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于需要解決的個別問題甚至是個別問題的細枝末節上。目前來看,經濟學研究的整體性是以某種角度來討論資源分配問題或具體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來體現的,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整體性應該是從各種因素以及動態的觀點來解決問題。影響經濟的因素,既有社會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條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經濟問題時,應該也可以采用經濟學之外的方法來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的外匯儲備降到低點,而且短期內尚有大批外債需要償還。危難時刻,韓國廣大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主動捐獻黃金和美元給國家,換取政府公債,成功幫助政府穩定了韓元幣值,共同渡過了經濟危機。

摘要：

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不僅是解決各種復雜經濟學問題的必要工具，同時也給經濟學家帶來了很多的靈感，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學的進步與發展。本文首先介紹了經濟學中應用數學的重要性，然后就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策略及注意事項進行探討，以期更好地發揮數學在經濟學中作用。

關鍵詞：

數學；經濟學；應用策略

隨著數學理論的不斷完善和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頻繁地將數學工具應用到經濟學研究之中，促使經濟學獲得了更加科學、精密的發展。如今，數學已成為經濟學分析所不可缺少的一門工具，加強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經濟學中應用數學的重要性

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發展，人們開始用數學工具來分析、解釋一些經濟學現象及問題，并逐漸形成了現代經濟學這門重要的理論體系。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主要起到了三點作用：首先，在經濟學中，經常需要對一些前提條件提出假設，這時就需要用數學語言進行表述，從而使問題更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其次，利用數學思維分析、論證經濟學的某些觀點，能夠使研究更有邏輯性和條理性。再次，在得出某些經濟學結論時，如果用相應的數學統計數據加以說明，將使結論更具可靠性和說服性。

【摘要】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人們在工作、生活和學習中越來越依賴于計算機。計算機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互聯網數據信息的增多，使得數據信息的價值凸顯。為充分挖掘數據信息的價值，大數據技術應運而生。本文以計算機大數據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為研究內容，在簡要介紹計算機大數據技術的基礎上，舉例分析其在經濟學領域的具體應用，以期能夠加深人們對于計算機大數據技術的認識。

【關鍵詞】計算機；大數據；經濟學；應用

計算機大數據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將充分挖掘數據信息的價值，相比較來說，經濟學領域更重視數據信息，通過科學的數據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夠保證經濟學研究方向的正確性。因此，計算機大數據技術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1計算機大數據技術概述

所謂計算機大數據技術，主要是指以互聯網數據信息為依托，通過對數據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發現數據信息規律，從而為社會實踐活動提供參考。計算機技術的普及離不開互聯網的支持，人們習慣于通過互聯網共享數據信息，因此，隨著計算機應用范圍的不斷拓展，互聯網數據信息爆發式增長，計算機大數據技術在此情況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2計算機大數據技術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就是市場經濟數據信息，通過互聯網對相關數據信息進行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夠為經濟學研究提供科學的數據支撐，具體應用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摘要：數學作為一種工具在宏觀經濟學研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宏觀經濟學是否應該“數學化”一直以來在學界沒有一致看法。宏觀經濟學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學問，是社會科學的分支，岡此，宏觀經濟學不應該被完全的數學化，數學只是宏觀經濟學研究借用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通過回顧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發展歷程，分析經濟學者關于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爭論，對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探究如何正確看待宏觀經濟學的數學化，為宏觀經濟學未來發展提供可選方向。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數學化；均衡分析；動態分析

自19世紀以來，數學的發展為經濟學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西方經濟學家大量地將數學運用到經濟學的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就連過去較少使用數學的宏觀經濟學的研究，現在也充斥著復雜的數學公式。數學被引入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迅速得到了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認可，他們認為數學可以使問題量化，運用清晰的邏輯將復雜的經濟問題解釋清楚；而隨著經濟分析被引入越來越深奧的數學，也引起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重視數學，忽略事實，輕視了邏輯思維在分析問題中的地位，高度數學化的經濟學真的是宏觀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嗎？這一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因此，本文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研究數學化趨勢作出分析與建議。

一、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起因和表現

數學化是對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總體上的認知，數學被引入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雖然有著漫長的歷史，但隨著時代和發展階段的不同，數學在宏觀經濟學中的地位也大有不同。現在的宏觀經濟學數學化主要表現在研究過程已經沒有使用純語言的表達和分析，往往都是借助復雜的數學語言和模型進行分析。

（一）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起因

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通常把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作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標志，30年代的經濟危機又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現實要求，而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也為宏觀經濟學發展提供了條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經濟計量學和數學在微觀經濟學的廣泛應用推動了宏觀經濟學的數學化，為宏觀經濟模型建立以及運用宏觀經濟模型進行經濟預測和政策指導起著重要的作用。宏觀經濟學數學化趨勢最根本的起因主要是其研究問題的依據和分析工具。它依托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出發，通過行為人的各種行為對經濟產生的影響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進而探究均衡狀態下的最優化，而數學剛好為其提供了研究這些問題的方法和工具。數學模型又為解釋這些經濟現象和理論提供了平臺，例如供給———需求曲線模型被廣泛應用到市場優化配置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制定中。除此之外，邊際分析理論、計量理論等數學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數學化是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也是宏觀經濟理論迅速發展的動力之一。

1、體育管理學的發展

體育管理學也屬于新興學科。雖然俄亥俄大學1966年就開設了體育管理學，但真正意義重大的是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校開始在體育管理學專業下授予學位，1986年北美體育管理學會（NASSM）的成立，以及1987年期刊《體育管理雜志》（《JournalofSportManagement》）的創刊，才標志著體育管理學作為一個真正的學科的誕生。自那以后，體育管理學的發展一直保持了穩定狀態。北美體育管理協會的網站近期列出了在美國授予體育管理或體育行政學位的200多所高等院校，當然，有些是包含在其他學科專業之下的。北美體育管理協會還列出了其它國家和地區40多所體育管理學項目，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南非以及歐洲，體育管理以及相關領域的學術期刊（包括體育營銷、體育財務、體育法等專業期刊）的數量也持續增長。我國的體育管理學是從體育行政過度來的，如1935年就有金兆鈞的《體育行政》，以及50年代東北師大、中南體育學院、天津體育學院等單位編寫的《體育行政》講義，是我國體育管理學（體育行政學）早期的學術成果。但嚴格說來直到1984年，在原國家體委科教司的支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本《體育管理學》教材。1985年武漢體育學院和原北京體育學院先后設立了體育管理專業，開始了體育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隨后，上海體育學院等院校開設了體育管理專業，培養目標很明確地為培養體育管理人才。之后，體育管理學在我國的發展迅速，勢頭也大大超過了體育經濟學。從兩門學科的發展脈絡看，無論國內外，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的誕生都是以運用母學科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理論來解釋具體問題起步，從誕生之日起二者便有著明顯的界限。

2、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的比較

2．1研究目標

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的區別，根源在于二者研究目標不同，不同的研究目標也就意味著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首先，關于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目標，駱秉權提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探討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總結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經驗，汲取教訓，提高我國體育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進我國體育產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健康快速發展”。本文認為，關于“總結經驗、提高、促進”等功能，并不是體育經濟學的目標，而是政策制定者、市場經營者的任務。而“探討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似乎也沒有指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目標，體育經濟學確實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手段，目的應該是解釋社會資源利用和配置方式對體育經濟發展的影響。如從政府失靈的角度解釋為什么自由競爭市場對配置體育經濟資源至關重要；又如從市場失靈的角度解釋為什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需要政府干預體育產業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再來分析體育管理學。秦椿林、張瑞林認為“體育管理學是研究體育管理的本質和規律的科學”。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但顯然過于寬泛，任何學科不都是研究該領域本質和規律的科學嗎？重要的是，體育管理是什么？是為了實現體育部門，更準確地講是體育組織的目標，體育管理的規律就是體育組織的各種資源發揮最優的合力作用，而采取或使用的一些原理、方法。因此，體育管理學的研究目的應該是提供以上這些原理和方法，以指導實踐。顯然，著眼點主要在“組織如何高效的完成目標”。從前述體育管理學產生的起源也不難看出，其產生源于“職業體育組織如何使用組織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盈利目的”。體育管理學的發展過程體現了對經濟效益的重視，對人性問題也給予了充分關注。比如，體育俱樂部的管理，要求球隊老板和球員在協調關系和合作中爭取實現效益最大化，雇員和管理人員具有共同利益。其實質就是從哲學上假設人主要是受經濟利益驅動的，愿意為改變經濟生活而做出最大努力，在管理活動中只要采取正確的方法，進行適度的經濟激勵，就能發揮雇員的最大潛力?？梢?，體育經濟學主要探討“體育資源”（一種社會資源的宏觀視角）的有效配置，是通過理論來解釋體育產品及服務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問題；而體育管理學主要研究體育“組織資源”的有效利用，是通過理論來指導如何提高體育公共部門、非營利性體育組織、營利性體育組織的投入產出效率。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體育經濟學重在“解釋”，相比之下，體育管理學重在“指導”。

2．2研究視角

雖然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的研究都涉及資源問題，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也導致兩個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體育經濟學關注的往往是效用、福利、以及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等，雖然這些概念或表達方式也是體育管理學研究中常見的詞匯和觀察視角，但這些本質上還是屬于體育經濟學的內容，都與“經濟利益”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經濟利益，是指滿足主體經濟需要所獲得的社會勞動成果。這里的主體，可以是體育消費者，職業運動員，也可以是地方政府、體育俱樂部，還可以是國家或社會，“經濟需要”主要涉及物質資料（工資、收入）、勞動力（球員的出場比賽）、信息（轉會市場上的供需條件）、閑暇（體育消費者的余暇時間）、環境（體育場館）等；“獲得”實際上表明了一個資源配置、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無論是主張市場自由競爭，還是政府主導，任何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都是“經濟利益”，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分析體育發展過程中相關資源的利用和配置問題。研究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如何進行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如何決定社會資源的使用方式。《職業體育聯盟的經濟分析—兼論對我國職業體育聯盟改革與發展的啟示》這篇文章，就是研究人們為什么會選擇聯盟這種制度而不是一種其他的制度，以及職業體育聯盟是如何決定績效水平并最終影響其發展、擴張的等問題。再比如：職業運動員想要獲得高收入，俱樂部想要維持球隊薪資結構，二者的經濟利益博弈可以解釋球員的工資問題。同樣，勞資雙方的經濟利益博弈可以解釋工資帽為何產生。相比較，體育管理學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體育管理學研究的目光經常著眼于一個具體的“組織”，無論是國家的體育管理體制，還是體育協會的，抑或職業體育俱樂部，這些議題無一不是在關注組織，無論是研究人力資源管理，還是經費管理、市場營銷、場館設施管理，以及具體的項目管理，這些議題都聚焦更有效的完成組織目標。如表1中的《職業體育組織的演進與創新》一文，便是將職業體育組織作為一個統一整體來進行考察，研究職業體育組織創新對職業體育組織成長的影響。

最初，作為社會科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并沒有分家，甚至經濟學從屬于政治學，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論》論述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家務①。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克列欽寫了一本名為《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的書，第一次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孟克列欽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是為了同以往的奴隸制經濟和封建家庭經濟區別開來。因為“政治”一詞，希臘文的原意是指“社會結構”、“國家”，用“政治經濟學”一詞表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由家庭經濟轉向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第二階段，18世紀中葉以后，政治學和經濟學共存于作為單一學科的政治經濟學中②。此時，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工業社會的來臨，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1767年，斯圖亞特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之探究》一書，從此，研究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理論通常都冠以“政治經濟學”的頭銜。如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9年）、西斯蒙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1819年）、讓•巴蒂斯特•薩伊的《政治經濟學概論》（1803年）、納索•威廉•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1836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年）、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959年），等等。第三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學和經濟學分道揚鑣③。其標志就是致力于純粹的經濟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的職業組織開始出現。促成經濟學獨立的因素有：一是19世紀70年代，隨著邊際革命的發生，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發生改變———由古典時期對財富的生產、消費、交換和分配的研究轉向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稀缺資源。二是英國經濟學家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確提出用經濟學（Economics）代替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他認為，Polit－icalEconomy這一個雙名是麻煩的，應盡早放棄；Economics這個名稱最好，它既與舊名稱比較接近，又在形式上與其他各種科學的名稱可以類比④。三是1885年美國經濟學會成立，其主旨是致力于經濟問題的研究。四是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

促成現代政治學自立門戶的因素有：一是1880年10月在美國成立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進行具有學科意義的政治學研究；二是1886年美國《政治學季刊》創刊；三是1903年美國政治學會成立，隨后《美國政治學評論》創刊。從此，經濟學家將政治與制度結構視為既定的條件，重點研究個別廠商和消費者行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行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學考量。政治學家則致力于研究在沒有市場的狀態下制度如何與個體互動，以及個體如何為制度塑型⑤。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末，在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努力下，政治學和經濟學在各自的領域里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當然，20世紀20-30年代的福利經濟學的興起、凱恩斯革命的出現，標志著經濟學領域中對國家和政府作用的關注開始回潮。第四階段，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政治學與經濟學出現整合的趨勢，新政治經濟學得以產生和發展。從歷史過程看，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分道揚鑣“盡管有利于特定科學的發展，但卻令經濟學家與政治科學家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出現了分歧。學科的分離幫助它們建立了相應的適當方法與最有效的研究路徑，也對許多重大社會問題的研究設定了人為的束縛。”⑥于是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一些經濟學家又開始致力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新政治經濟學逐漸浮出水面。“1949年，在JPE（政治經濟學雜志）上，布坎南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呼吁主流經濟學家關注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當時還沒有這口號，就是關注北歐學派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⑦重新關注政治經濟學就是為了在那些個體、制度與市場的互動至關重要的領域中將分立的觀點重新統一起來，從而深化我們對政治、經濟行為的理解和分析。20世紀90年代，西方政治學者明確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能孤立于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之外”⑧。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在思想認識上逐漸趨向一致，從而推動了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見，新政治經濟學的繁榮只不過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

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

當下，新政治經濟學尚處于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之中，其體系結構尚未形成統一定論。對于新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內容，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迪帕克•萊爾（DeepakLal）和明特（H•Myint）、安德魯•蓋保爾（AndrewGamble）、《新政治經濟學》雜志等人或組織給出了不同的主張。綜合學術界的各種主張，新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范圍和主要內容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比較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的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法律經濟學、規制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等?？梢姡抡谓洕鷮W是一個相當寬泛的理論體系，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流派⑨。它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研究領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學科的集合和理論的集合，它的學科方向和地位尚處于凝練之中。然而，新政治經濟學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其理論體系的廣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學術旨趣。一是時代性，即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是現時代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然反應。“西方新政治經濟學是在國際經濟日益一體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國家的政治和主權走向高度民主和獨立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它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這些矛盾激化的產物。”

各國社會發展中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要求人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考慮政治因素，分析政治問題要使用經濟學的方法。“現代‘國家’與‘市場’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產生了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家和市場就不可能有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來決定，這是純經濟學的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政治學家的研究領域。”輯輥訛所以，新政治經濟學總是從社會現實出發，從整體上和結構上強化對社會、經濟、政治背景的認識。凱波拉瑟（J.Caporaso）和萊溫（D.Levine）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中指出，新政治經濟學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承認以下兩個核心假設：一是政治和經濟過程與制度是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應該作為一個復合體來研究，它們是一個內在聯系的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研究領域；二是正確地理解政治需要對經濟結構和經濟過程的解釋給予特別的重視。它重點在于試圖解釋總體的經濟政策中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輰訛輥。在這樣的前提下，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更貼近社會現實，更具有政策性、實踐性以及可操作性。二是公共性，即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是新政治經濟學各子系統之間聯系的紐帶。社會越是發展，公共權力、公共服務、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公共事物越引人注目。新政治經濟學把端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視為天職。新政治經濟學“關注社會集體選擇中多元互動的行為者，在選擇、決定公共政策時的行為動機、行為過程、行為方式；關注為有效提供各種公共物品而構建激勵制度的努力；關注公共資源配置；關注社會公共福利提高中政府組織與市場組織組成及相互作用。”輱輥訛通過對公共權力、公共服務、公共事務的研究，促進了公共選擇理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規制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相互包容和互為促進。三是政治性，即把目光聚焦在政府角色、政府職能以及政府缺陷的分析上。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反映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寬，經濟學開始涉及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濟事務和政府的作用。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決定的形成和實施輲訛輥。“新政治經濟學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政府，關注政府政策、制度對經濟的作用，形成了涉及政治問題的經濟學說，是對二戰以來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中出現問題的深層原因的揭示和解答。”輳輥訛在用經濟方法分析政治學的內容時，“新政治經濟學把政府行為與制度過程看作是經濟政策的化身，看成是影響經濟體系的內生因素，其目的是要從對政治過程的分析中探索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資源浪費和政府管制（干預）失靈以及政府規模過大等經濟困境的根源。它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經濟領域，而在于政治過程。#p#分頁標題#e#

因此，糾正市場失靈不是要用政府來取代市場，而是需要另一套規則來糾正市場失靈，因為市場失靈的根源是現行的法律—政治規則的失靈。”輴輥訛從而使政府的行為更具現實性和可預測性。四是制度性，即借助“制度”這一概念來實現政治學和經濟學的互動輵訛輥。經濟學家已經充分認識到，政治是決定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以尋求經濟運行的制度基礎和政治基礎。新政治經濟學家，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家以強有力的證據向世人表明，制度是經濟理論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關重要，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通過提供一系列規則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的行為和人們之間的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減少交易費用，保護產權，促進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僅具有時代的針對性，更以綜合性、創新性的特點，把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納入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歷史、習俗等超經濟因素，揭示制度要確保人們進行各種選擇的自由，以便改變資源的配置狀況，甚至改變資源的結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反映了人類對社會運行規律及其本質特征認識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制度創新的浪潮。”輶訛輥五是跨學科性，即用跨學科的視野來增強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新政治經濟學打破學科界限，形成了“以問題為中心”的知識產生途徑，它從各個學科不同側面或視角展開對同一問題的研究。“在專業性政治科學的最新發展中，再沒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并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更引人注目……，它所產生的論著已經跨越且侵入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系、行政學尤其是美國政治等的研究領域。”在經濟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同樣是對政府的關注，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國家（政府）在形成國家經濟政策時的作用問題，規制政治經濟學則直接研究政府規制職能對經濟過程的影響；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是政府失靈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則關注國家與產權制度形成的關系，等等。“政治經濟學跨學科的視野對分析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并對之作出反應具有巨大的潛力。”

新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擴展和改進現有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研究邊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學家強調制度，而且他們的工作可以幫助經濟學家搞清楚經濟制度的結構是如何影響經濟績效的。反過來，經濟學家的個體選擇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學更為嚴肅地反思它關于制度的形成、演化與維護的理論。毫無疑問，這樣一種跨學科的交流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研究從企業管理到憲法設計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問題。”輯訛輦六是綜合性，即運用綜合的分析方法實現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整合。新政治經濟學試圖以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為基礎，發展出一種綜合的分析方法，從而超越了現有的多學科之間的方法論分歧和僵化的思維模式。“這種研究方法有其科學性，更進一步說，這種綜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新政治經濟學對布雷頓金融秩序崩潰以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變化，對各國政府管理龐大的公共部門以及發達國家維持福利資本主義越來越困難的敏銳把握。”因而新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應用性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大大增強。運用綜合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說明和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普遍存在的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的矛盾；有利于解決將市場、政治與制度的概念分離的問題；有利于“將政府經濟政策制定、產業管制、立法結構和績效，以及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發展或變換等問題連接起來。”總之，新政治經濟學“是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視野的寬度與20世紀社會科學分析方法進步的融合，打破主體與結構、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論方法是：（1）經濟學中的制度—組織方法；（2）經濟學和經濟史中制度和經濟變遷的比較理論；（3）社會學中的結構理論和戰略相關理論；（4）國際關系的批判理論；（5）新公共選擇；（6）文化政治和認同理論。”

1、語言經濟學的語言觀

如同語言哲學、語言社會學等眾多交叉研究領域把語言放在不同于以往的語境下一樣，語言經濟學把語言放在特定的經濟學語境中進行考查，實現了語言研究的又一次跨界和飛躍。在語言經濟學的語境中，語言也被賦予了不同于傳統語言學和其他語言學交叉學科視角的特征和作用，不僅實現了語言自身價值的提升，也對支撐語言經濟學的兩門主流學科———經濟學和語言學研究有所推動和發展。那么，語言經濟學對語言的認知和界定與以往有何不同，語言經濟學的語言觀又是怎樣的呢?

1．1語言具有價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經濟特征

語言經濟學超越以往任何階段的語言研究對語言經濟特征的認識，明確提出語言具有價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經濟特性。這一觀點最早由語言經濟學的創始人JacobMarschak提出，揭示了語言的經濟學實質和特征，是語言經濟學的思想核心。應該承認，無論是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還是語言學家如索緒爾，都早已認識到語言與經濟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語言在人類經濟活動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們都沒有對語言的經濟性特征達到如此深刻的認識，沒能就語言的經濟特性提出如此具體明確的論斷。對于語言與經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他指出:“從來沒有一個人看到一只狗與另一只狗進行公平的、有意識的骨頭交易”，因此，“交易需要語言”。［13］語言學大師索緒爾著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在很多方面體現了經濟學思想，他還認為研究語言學與研究政治經濟學存在著相似性，其相似性在于“人們都面臨著價值這個概念。它在這兩種科學里都是涉及不同類事物間的等價系統，不過一種是勞動和工資，一種是所指和能指”。［16］向明友研究認為，索緒爾的語言價值學說，組合、聚合學說及共時、歷時理論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當時德國、法國、瑞士及奧地利等國的經濟學家的學術思想的影響或啟示。他還進一步分析了在借鑒經濟學思想為語言學研究所用上，索緒爾留給后人的啟示和缺憾，進而預言現代西方經濟學思想將會為現代語言學的言語及言語行為研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借鑒。［17］Marschak上述論斷雖然看似簡單，但是就人類對語言的認知和研究而言，卻是一次質的飛躍，雖然在提出語言的這幾個經濟特性的同時，Marschak并沒有對它們進行詳細的解釋和闡述，但這些特性卻在后來語言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中得到了印證和證明。現在看來，這一發現在當時能夠被提出更顯得難能可貴，意義重大，它總結出了語言以往不為人知的重大特征，既擴大了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和范圍，也為語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開辟了一片語言研究的新天地。

1．2語言是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

我國學者張衛國經過深入研究，在總結分析中外眾多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支撐語言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重要維度:語言是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他對作為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語言分別進行了充分而翔實的論證，在此基礎上對各方面的已有研究和未來可能開展的研究進行了分析和展望。他的這項研究在語言經濟學研究中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18］首先，語言是一種人力資本。語言經濟學認為，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看，語言是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學習一種或多種語言是對人力資本特定形式的投資。一方面，那些移民國家和多語種國家的實際情況證明，語言的掌握和人們就業以及收入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理論的推廣為人們認識語言提供了新的視角，于是，研究者發現，勞動者的語言技能具有人力資本的特性(它符合人力資本的三個特征:要花費成本才能獲得、具有生產性、依附于人體)，它是附著于人身的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技能，它會直接影響一個人在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中的機遇和業績。語言作為一種技能，自然會產生經濟效益。多語能力可以使人在勝任不同經濟環境的工作和增加國際貿易與旅游的機會等方面更具有競爭優勢。多說一種語言的能力還可以增加個人可能的貿易伙伴數量，進而對其工作績效產生積極的作用。語言能力能夠增加人力資本的儲備，因此人們樂于通過投資去獲取這項技能。語言的人力資本特性還涉及語言學習的投資回報率的問題，因此，雙語教育以及二語習得等也在語言經濟學關心的范疇。張忻［19］分析指出，把語言界定為一種人力資本是語言經濟學家的創舉。

語言是可以用來補充和取代其他類型資本的人力資本，是獲得其他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能)的工具性資本。語言的“資本性”是經濟時代的必然產物。學習外語是對人力資本生產的一種經濟投資。人們學習外語的部分原因是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即考慮學習外語的“投資費用”和學成語言后的“投資預期效益”。用一種或多種外語進行交流的語言技能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一種高含金量的“語言資本”，因為預期回報高，所以人們對投資外語學習樂此不疲。語言的經濟價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決于該語言在各種任務、各種職業和部門的活動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該語言的供求法則的支配。語言這一人力資本的經濟效用取決于諸多因素，這包括勞動力市場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場的應用多寡、消費心理取向、人際交往的頻率等等。另外，作為人力資本的語言，既然擁有經濟價值，就會影響人們對它的態度和判斷，小到個人選擇學習何種語言，投入多少，大到一個國家針對一種語言應采取何種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設計和規劃。一般認為，語言政策是指關于語言和社會生活之間關系的一系列有意識的選擇;對某種語言政策的實施，也就是付諸行動，則是語言規劃。就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而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對其經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它應該被列為國策的一部分。由此，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研究也成為語言經濟學的重要部分。針對作為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語言，迄今為止，張衛國［18］的研究是最為翔實的。雖然在他之前，也有語言學家和經濟學家如索緒爾［16］、黃少安［20］提出類似的觀點，但是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或者進行如此充分而翔實的分析的，非他莫屬。他分別從語言作為公共產品和制度的命題界定、實際應用和思考等不同方面闡述并舉證了他提出的命題。遺憾的是，正如張衛國總結指出的那樣，針對語言作為人力資本的語言經濟學研究成果豐厚，而針對語言作為公共產品和制度的研究卻十分匱乏，這當然與作為人力資本的語言在社會生活中實用性更強、經濟特性更明顯有關，但是，也與學者們對語言作為公共產品和制度這兩個屬性關注不足、研究不夠深入有關。這也為語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命題和更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