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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作為社會科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并沒有分家，甚至經濟學從屬于政治學，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論》論述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家務①。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克列欽寫了一本名為《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的書，第一次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孟克列欽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是為了同以往的奴隸制經濟和封建家庭經濟區別開來。因為“政治”一詞，希臘文的原意是指“社會結構”、“國家”，用“政治經濟學”一詞表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由家庭經濟轉向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第二階段，18世紀中葉以后，政治學和經濟學共存于作為單一學科的政治經濟學中②。此時，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工業社會的來臨，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1767年，斯圖亞特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之探究》一書，從此，研究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理論通常都冠以“政治經濟學”的頭銜。如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9年）、西斯蒙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1819年）、讓•巴蒂斯特•薩伊的《政治經濟學概論》（1803年）、納索•威廉•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1836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年）、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959年），等等。第三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學和經濟學分道揚鑣③。其標志就是致力于純粹的經濟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的職業組織開始出現。促成經濟學獨立的因素有：一是19世紀70年代，隨著邊際革命的發生，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發生改變———由古典時期對財富的生產、消費、交換和分配的研究轉向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稀缺資源。二是英國經濟學家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確提出用經濟學（Economics）代替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他認為，Polit－icalEconomy這一個雙名是麻煩的，應盡早放棄；Economics這個名稱最好，它既與舊名稱比較接近，又在形式上與其他各種科學的名稱可以類比④。三是1885年美國經濟學會成立，其主旨是致力于經濟問題的研究。四是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
促成現代政治學自立門戶的因素有：一是1880年10月在美國成立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進行具有學科意義的政治學研究；二是1886年美國《政治學季刊》創刊；三是1903年美國政治學會成立，隨后《美國政治學評論》創刊。從此，經濟學家將政治與制度結構視為既定的條件，重點研究個別廠商和消費者行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行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學考量。政治學家則致力于研究在沒有市場的狀態下制度如何與個體互動，以及個體如何為制度塑型⑤。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末，在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努力下，政治學和經濟學在各自的領域里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當然，20世紀20-30年代的福利經濟學的興起、凱恩斯革命的出現，標志著經濟學領域中對國家和政府作用的關注開始回潮。第四階段，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政治學與經濟學出現整合的趨勢，新政治經濟學得以產生和發展。從歷史過程看，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分道揚鑣“盡管有利于特定科學的發展，但卻令經濟學家與政治科學家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出現了分歧。學科的分離幫助它們建立了相應的適當方法與最有效的研究路徑，也對許多重大社會問題的研究設定了人為的束縛。”⑥于是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一些經濟學家又開始致力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新政治經濟學逐漸浮出水面。“1949年，在JPE（政治經濟學雜志）上，布坎南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呼吁主流經濟學家關注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當時還沒有這口號，就是關注北歐學派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⑦重新關注政治經濟學就是為了在那些個體、制度與市場的互動至關重要的領域中將分立的觀點重新統一起來，從而深化我們對政治、經濟行為的理解和分析。20世紀90年代，西方政治學者明確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能孤立于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之外”⑧。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在思想認識上逐漸趨向一致，從而推動了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梢姡抡谓洕鷮W的繁榮只不過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
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
當下，新政治經濟學尚處于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之中，其體系結構尚未形成統一定論。對于新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內容，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迪帕克•萊爾（DeepakLal）和明特（H•Myint）、安德魯•蓋保爾（AndrewGamble）、《新政治經濟學》雜志等人或組織給出了不同的主張。綜合學術界的各種主張，新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范圍和主要內容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比較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的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法律經濟學、規制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等。可見，新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當寬泛的理論體系，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流派⑨。它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研究領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學科的集合和理論的集合，它的學科方向和地位尚處于凝練之中。然而，新政治經濟學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其理論體系的廣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學術旨趣。一是時代性，即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是現時代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然反應。“西方新政治經濟學是在國際經濟日益一體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國家的政治和主權走向高度民主和獨立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它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這些矛盾激化的產物。”
各國社會發展中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要求人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考慮政治因素，分析政治問題要使用經濟學的方法。“現代‘國家’與‘市場’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產生了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家和市場就不可能有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來決定，這是純經濟學的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政治學家的研究領域。”輯輥訛所以，新政治經濟學總是從社會現實出發，從整體上和結構上強化對社會、經濟、政治背景的認識。凱波拉瑟（J.Caporaso）和萊溫（D.Levine）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中指出，新政治經濟學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承認以下兩個核心假設：一是政治和經濟過程與制度是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應該作為一個復合體來研究，它們是一個內在聯系的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研究領域；二是正確地理解政治需要對經濟結構和經濟過程的解釋給予特別的重視。它重點在于試圖解釋總體的經濟政策中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輰訛輥。在這樣的前提下，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更貼近社會現實，更具有政策性、實踐性以及可操作性。二是公共性，即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是新政治經濟學各子系統之間聯系的紐帶。社會越是發展，公共權力、公共服務、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公共事物越引人注目。新政治經濟學把端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視為天職。新政治經濟學“關注社會集體選擇中多元互動的行為者，在選擇、決定公共政策時的行為動機、行為過程、行為方式；關注為有效提供各種公共物品而構建激勵制度的努力；關注公共資源配置；關注社會公共福利提高中政府組織與市場組織組成及相互作用。”輱輥訛通過對公共權力、公共服務、公共事務的研究，促進了公共選擇理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規制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相互包容和互為促進。三是政治性，即把目光聚焦在政府角色、政府職能以及政府缺陷的分析上。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反映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寬，經濟學開始涉及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濟事務和政府的作用。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決定的形成和實施輲訛輥。“新政治經濟學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政府，關注政府政策、制度對經濟的作用，形成了涉及政治問題的經濟學說，是對二戰以來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中出現問題的深層原因的揭示和解答。”輳輥訛在用經濟方法分析政治學的內容時，“新政治經濟學把政府行為與制度過程看作是經濟政策的化身，看成是影響經濟體系的內生因素，其目的是要從對政治過程的分析中探索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資源浪費和政府管制（干預）失靈以及政府規模過大等經濟困境的根源。它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經濟領域，而在于政治過程。#p#分頁標題#e#
因此，糾正市場失靈不是要用政府來取代市場，而是需要另一套規則來糾正市場失靈，因為市場失靈的根源是現行的法律—政治規則的失靈。”輴輥訛從而使政府的行為更具現實性和可預測性。四是制度性，即借助“制度”這一概念來實現政治學和經濟學的互動輵訛輥。經濟學家已經充分認識到，政治是決定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以尋求經濟運行的制度基礎和政治基礎。新政治經濟學家，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家以強有力的證據向世人表明，制度是經濟理論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關重要，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通過提供一系列規則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的行為和人們之間的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減少交易費用，保護產權，促進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僅具有時代的針對性，更以綜合性、創新性的特點，把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納入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歷史、習俗等超經濟因素，揭示制度要確保人們進行各種選擇的自由，以便改變資源的配置狀況，甚至改變資源的結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反映了人類對社會運行規律及其本質特征認識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制度創新的浪潮。”輶訛輥五是跨學科性，即用跨學科的視野來增強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新政治經濟學打破學科界限，形成了“以問題為中心”的知識產生途徑，它從各個學科不同側面或視角展開對同一問題的研究。“在專業性政治科學的最新發展中，再沒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并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更引人注目……，它所產生的論著已經跨越且侵入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系、行政學尤其是美國政治等的研究領域。”在經濟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同樣是對政府的關注，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國家（政府）在形成國家經濟政策時的作用問題，規制政治經濟學則直接研究政府規制職能對經濟過程的影響；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是政府失靈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則關注國家與產權制度形成的關系，等等。“政治經濟學跨學科的視野對分析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并對之作出反應具有巨大的潛力。”
新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擴展和改進現有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研究邊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學家強調制度，而且他們的工作可以幫助經濟學家搞清楚經濟制度的結構是如何影響經濟績效的。反過來，經濟學家的個體選擇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學更為嚴肅地反思它關于制度的形成、演化與維護的理論。毫無疑問，這樣一種跨學科的交流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研究從企業管理到憲法設計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問題。”輯訛輦六是綜合性，即運用綜合的分析方法實現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整合。新政治經濟學試圖以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為基礎，發展出一種綜合的分析方法，從而超越了現有的多學科之間的方法論分歧和僵化的思維模式。“這種研究方法有其科學性，更進一步說，這種綜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新政治經濟學對布雷頓金融秩序崩潰以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變化，對各國政府管理龐大的公共部門以及發達國家維持福利資本主義越來越困難的敏銳把握。”因而新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應用性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大大增強。運用綜合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說明和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普遍存在的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的矛盾；有利于解決將市場、政治與制度的概念分離的問題；有利于“將政府經濟政策制定、產業管制、立法結構和績效，以及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發展或變換等問題連接起來。”總之，新政治經濟學“是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視野的寬度與20世紀社會科學分析方法進步的融合，打破主體與結構、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論方法是：（1）經濟學中的制度—組織方法；（2）經濟學和經濟史中制度和經濟變遷的比較理論；（3）社會學中的結構理論和戰略相關理論；（4）國際關系的批判理論；（5）新公共選擇；（6）文化政治和認同理論。”
新政治經濟學的繁榮引領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
長期以來，我們有一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即把經濟學的實用性視為主旨，而經濟學的歷史性與社會性等都是附屬的，總以為只有實用主義的經濟學才是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必需的，忽視了經濟學流派之間的交融與綜合。這是經濟學的方法論演進使然。新政治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在于其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引領了社會科學發展方向。新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及其學術旨趣為我們觀察、分析中國問題，促進中國經濟學發展提供了諸多有益的啟示。首先，研究、分析中國問題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而不能從本本或教條出發。新政治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告訴我們，環境塑造人們的思維，是現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界定了經濟學家所提問題的實質和特定時代經濟理論的內容和方法。所以，研究中國問題、制定方針政策，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從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出發，而不能套用國外現成的理論模式。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是歷史上商品經濟不發達，又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政治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告訴我們，中國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如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問題；體制改革不到位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發展中的不合理、不道德、信念不堅定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只有在經濟與政治、社會與個人、國家與公民的相互關系中才能找到答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正確處理好政治和經濟、社會和個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處理好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其次，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從政治經濟學的演進和新政治經濟學的產生、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政治與經濟、政府（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永恒主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從“政治學與經濟學的一體到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分道揚鑣再到政治學與經濟學的融合”的邏輯視野，再次驗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找平衡的歷史。這種演進的軌跡再次證明了———盡管市場有缺陷，市場仍是經濟運行的基礎；盡管政府有失靈，政府仍是依靠力量；只是政府作用的方式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變化；政府和市場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兩者之間如何協調發展的問題。中國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就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既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如何行使職權、通過什么方式行使職權將成為兩者關系的核心和焦點。而且，在當今社會，單純地依靠政府已經很難解決復雜的公共事務問題，政府需要更多地和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或公民個人合作，共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實現多主體的“共同參與、合作共治”將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三，吸收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任何理論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根基。新政治經濟學是人們對社會、政治、經濟運動規律認識進一步深化的結果；是在廣泛吸收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善也是如此。#p#分頁標題#e#
從歷史上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產生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息息相關。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對19世紀社會科學主題的回答；是對19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的三種主要思潮的批判、繼承和發展。從現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更需要社會科學的支撐，需要與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的碰撞以及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借鑒和揚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也罷，只有是開放的，才是有生命力的。第四，加強制度體系建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制度保障。新政治經濟學強調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強調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變量。而制度又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是指人們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則，它涵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個方面，從憲法到具體法規，再到特殊的細則，它們共同約束人們的行為。非正式的制度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內容。因而，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我們要加強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理論研究，對正式制度與價值信念、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發展的影響要有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要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加強正式制度建設和價值信念、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設，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化、系統化，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保障。
本文作者：時家賢 武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