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博士論文范例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1引言

文獻計量是一種基于數理統計的分析方法，它以科學文獻的外部特征為研究對象，研究文獻的分布結構、數量關系、變化規律，進而探討科學技術的結構、特征和規律。目前已有眾多學者通過文獻計量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探究學科發展的趨勢、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學科領域的研究前沿與熱點［2－3］。在植被生態學研究中，生物量既是表征植物群落數量特征的重要參數，又是反映植物群落初級生產力的重要指標，也是生態系統獲取能量能力的主要體現，對生態系統結構的形成以及生態系統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4］。同時，通過生物量的研究，可以為進一步研究碳儲量做好鋪墊，甚至可以直接通過生物量近似估計碳儲量的大小，尤其是大尺度的碳儲量的估計基本上是采用生物量數據去估算。因此，生物量的研究越來越受到眾多學者的廣泛重視。但是各領域對生物量的研究呈現不平衡的特征。通過文獻統計分析，把握國內生物量研究的演進歷程、當前研究熱點、擴展范圍及發展趁勢，并為生物量相關的研究提供參考。

2統計分析結果

2．1文獻量年際分布

文獻量是指某一學科研究者在某一段時間內所發表的論文數量。文獻量的多少從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該學科的發展水平，因此統計分析中國期刊網生物量研究文獻的數量來衡量該研究領域的發展動態。從圖1可以看出，國內對生物量的研究歷程可大致分為初期、發展、興旺3個階段。1975—1991年為初期階段，該階段研究文獻數量極少，年均24．1篇。1992—2005年為發展階段，該階段文獻量呈緩慢波動上升，2005年達到169篇，發展階段年均文獻量為110．77篇。2006—2015年為興旺階段，年均文獻數量為441．7篇。從2006年開始生物量文獻年均數量急速增長，發展速度迅速上升，2014年文獻數量達到最多499篇?？偟膩碚f，1975—2015年間生物量研究文獻數量的不斷增加表示國內對生物量領域的研究呈現越來越強勁的勢頭。

2．2按文獻類型統計分析

2．2．1碩博士學位論文統計分析

［摘要］在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和積極老齡化的浪潮推進下，研究者們日益關注老年教育，尤其是社區老年教育。近20年來，社區老年教育研究趨向涵蓋概念與理論基礎、特征與功能、發展模式、現存問題與策略等，但還存在諸多不足。應在保持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提高研究層次，加大社區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實踐力度，探索和深入農村社區老年教育研究。

［關鍵詞］社區老年教育；研究綜述；老年教育研究

2017年，國家統計局最新的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41億，占總人口比重17.3%；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1.58億，占總人口比重11.4%（此為抽樣樣本數據，抽樣比為0.837‰）。顯然，老年人口結構比重愈增，老齡化問題愈加嚴峻。近年來，構建學習型社會和終身教育的開展，積極老齡化的倡導，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已難以滿足時展和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老年教育備受重視。社區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單元，社區老年教育作為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日益成為社會和教育界的熱點關注話題。本文對近20年來社區老年教育研究狀況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對未來社區老年教育的研究趨向加以展望，旨在發現社區老年教育新問題，促進其理論與實踐研究。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以“老年”“社區教育”為關鍵詞，基于CNKI高級檢索項，對全部數據庫文獻進行跨庫檢索，共得全部文獻759篇（時間跨度為1994-2018）：期刊論文637篇，碩博士論文55篇，報紙32篇，國內和國際會議35篇。對每篇文章研讀和分析后，剔除全部文獻中的重復稿件和與研究不相關的文獻，剩余文獻198篇（時間跨度為1999-2018）：期刊論文135篇，碩博士論文28篇，國內和國際會議9篇，報紙26篇。以社區老年教育的198篇文獻為研究對象，并對每篇文獻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問題與研究結論及其內在邏輯性進行研讀梳理。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通過對198篇文獻的整理與分析，主要從社區老年教育的概念與理論基礎、特點與功能、教育模式、現存問題與解決策略等方面展開綜述。

摘要：當今經濟發展離不開數據分析，因此經濟數學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理論。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需要深入研究經濟模型理論，構建經濟模型，調控經濟方案，因此高等數學知識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構建數學模型的要求和步驟，把握構建和運用數學模型進行經濟調控是當前至關重要的問題。

關鍵詞：數學模型；經濟發展；經濟數學引言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龍登高、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福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王國剛及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翟強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和財政金融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八屆“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現在經濟與金融研究離不開歷史與數學。龍登高認為，“量化歷史的分析是有爭論，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經濟學當中離不開數據。”方福前認為，經濟分析的三種方法為歷史、計量和理論。計量為經濟管理提供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李黎力（博士論文《明斯基經濟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羅煜（博士論文《論經濟從貨幣化向金融化的轉型》）、湖南大學胡榮尚（博士論文《我國中央銀行溝通對公眾預期的影響研究》）均談到了經濟發展離不開數學。經濟數學課程是經濟管理類專業一門必修的重要基礎課與工具課，它不僅為學生學習后繼課程和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數學基礎知識和數學思想與方法，而且也為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學能力，以及為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利用經濟數學來構建經濟模型，以便給出合理的經濟調控方案，對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經濟數學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

（一）變化率的最優決策問題

變化率包含絕對變化率與相對變化率，經濟數學中絕對變化率是導數，在經濟學中，彈性分析可以單獨作為一種定量分析法存在，它對經濟發展中最優效益目標進行最優決策起著重大作用。

（二）經濟發展中的最優問題

一、國民經濟動員文獻分析

（一）文獻數量和趨勢

通過檢索數據分析，從1988年陳維民等在《軍事經濟研究》期刊發表文章《戰爭準備的國民經濟動員計劃》開始，截至2013年9月份，國民經濟動員領域共有556篇學術論文在相關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明顯低于其他領域研究成果。556篇學術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碩士論文44篇。內部發行的《中國國防經濟》2002—2012年11年間共發表國民經濟動員相關文章242篇，占所有公開發表文獻數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國民經濟動員研究領域的特殊性。根據發文數量可以大致將我國國民經濟動員的研究分為3個階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發展期（2001年以后）。國民經濟動員起源于戰爭動員，我國學者對國民經濟動員的認識和研究是在和平時期基于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將戰爭動員轉變為國防動員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故而，國民經濟動員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此外，由于國民經濟動員涵蓋較多國防、軍事、政治領域涉密信息和內容，許多實踐指導性的應用性研究不能在公開刊物上發表，也是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研究公開成果較少的原因之一。但總體上，從理論研究的視角，公開發表的學術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國民經濟動員的理論研究進展。國民經濟動員領域文章數量從2001年以后開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體上呈波動增長的趨勢。碩士、博士論文能夠體現一個領域全面系統的研究狀況，國民經濟動員領域44篇碩士、博士論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碩士學位論文37篇，博士學位論文為7篇，說明國民經濟動員研究逐步系統性和深度化。

（二）載文期刊統計分析

除碩士、博士論文外，1988—2013年間所統計到的754篇文獻分布在115種學術期刊中，這些期刊涵蓋經濟、軍事、法學、科技、流通等多個領域。通過分析發現，文獻分布期刊雖然面較廣，但卻高度集中于《中國國防經濟》《軍事經濟研究》《國防》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等期刊，文章數量分別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獻總數的77.2%，占據了國民經濟動員研究發文數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見，《中國國防經濟》《軍事經濟研究》《國防》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是我國國民經濟動員研究的主要學術陣地。另外，《國防技術基礎》《商業時代》《中國政府采購》《中國軍轉民》等期刊上發文數量也較多。除了國防、軍事等領域的期刊外，一些國民經濟動員研究文章主要發表于國民經濟動員具體結合和交叉領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國政府采購》中刊載了8篇關于軍用物資采購方面的文章，《中國物流與采購》刊載有2篇后勤物資動員的文章，國民經濟動員仿真模擬研究的文章則多發表于《計算機與數字工程》等計算機類專業期刊。

（三）對論文作者研究單位統計分析

對國民經濟動員文獻作者單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關專業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機構的狀況，從而把握我國國民經濟動員理論隊伍的建設情況。1988—2013年公開發表的556篇文獻作者來自于218家單位。這些研究單位可以分為軍隊系統、政府經濟動員系統、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業等）4種類型，軍隊系統發表的文章數量最多，為253篇，占總數的45%，其次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發表233篇。以各級國民經濟動員辦公室為主的政府部門發表67篇。具體到單位，以第一作者公開發表國民經濟動員文章數量最多的是軍事經濟學院和北京理工大學，均為85篇，占文獻總數的15.3%。其次是華中科技大學和國家發改委國防動員研究發展中心，數量分別為40篇和28篇，分別占文獻總數的7.2%和5%。另外，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國防大學等單位文章發表數量也較多，如表1所示。其中，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等17家院校，博士學位論文最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主。同時，通過不同單位發表文章的時間和數量可以看出，從1989年5月原國家計委國防司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研討會這一啟動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系統研究的標志性事件開始，國民經濟動員的研究逐漸由傳統的軍事院校和軍工部門擴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機構，研究主體逐漸多元化，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在非公開出版物《中國國防經濟》發表的242篇國民經濟動員文章中，來自軍隊系統的作者仍是主體，占作者總數的56%。與公開發表文章作者組成不同的是，《中國國防經濟》中來自各級經濟動員管理機構的作者比例較大，僅次于軍隊系統，占作者總數的35%，來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僅占6%。

得知祝克懿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作為“文藝風云書系”叢書中的一種出版,頗為高興。這不僅因為作者的這部由“話題敏感”而已“擱置”多年的書稿終于能夠問世了,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氣息,這就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因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個坐冷板凳的研究項目”的“文學”[1]也已開始被放在了一個其應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學界所審視和重視。作為曾經的導師,對該書稿的內容和其整個撰著過程中作者的種種艱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確有些話可說。   《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修改增訂而成的。書稿的實際寫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雖不敢斷言這是我國“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但至少是這類研究中最早的專著之一;而在“文學”語言和文學的交叉結合研究上則是一部開先河之作。“文學”是一種產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學藝術樣式,“”“樣板戲”是“文學”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著種種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學”中又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因此對“樣板戲”的研究在“文學”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文學”作為文學發展的一段特殊歷史,在整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實際上起著上勾下連的作用,現當代文學研究要有一個完整的面貌,“文學”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當事者的阻力,年輕人的隔閡和冷漠,自“”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末,還是少人問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學批評家發出了“‘’時期的文學研究幾乎還可以說是沒有展開”的感嘆,并對“這種狀況已引起文學界的深深憂慮”[1]。對“文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在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當不少學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發出了研究“文學”的呼吁,希望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學”,給“文學”以科學的評價成了不少學者的共識之后才開始起步的。本書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語言學博士生,正是出于對“文學”研究上“斷層”現象的擔憂,同時又深感“”“樣板戲”在語言上有著種種值得研究的獨特性,從而選擇了將“文學”中的“樣板戲”的語言風格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這一研究雖說僅僅是對“”“樣板戲”的并且只是從語言風格所進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學”研究剛起步,在總體上還十分薄弱的整個大背景上來看,那么應該說是具有前沿性、開拓性的。實際上這類研究由于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在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準備,而且確實也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因為就作者而言,實際上還面臨著一個博士論文能否通過評審和答辯的現實問題。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現在這早已不成什么問題,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精神和認真、踏實、嚴謹的作風而完成了這一課題。現在書稿能正式面世,能為“文學”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想在為之高興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倡導這種在科學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艱險的精神。   至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的本身,也是有著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顯的特點的。   第一,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從語言形式切入,以語言事實為依據來研究“”“樣板戲”,從而對之做出了客觀、科學的評價,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也是其主要的學術價值之所在。自20世紀90年代末“文學”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開始起步,這種研究實際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本書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以語言運用,主要是以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為主線對“”“樣板戲”進行研究這一課題的。采取的是“從語言事實出發,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結論說話”的態度。應該說這樣的角度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正確地得出結論,對科學地評價“樣板戲”是頗為有利的。事實上從整部書稿來看,作者確是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想法,其審視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語言形式特別是語言風格的本身,對其成敗得失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判。而這種分析、評判又決非是簡單化地對“樣板戲”語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分別論析。如,其中既有從“話語的審美價值”的角度出發對“樣板戲”話語的肯定,也有對“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對“樣板戲”話語“雄渾豪邁”、“壯麗肅穆”、“繁富豐厚”、“奇崛獨特”風格的肯定,同時又有對“豪放壯美有余,而柔婉優美不足”以及表現為對傳統戲曲話語“偏離”的種種“僵化雷同的模式話語”的深刻批評。這類對“樣板戲”話語的褒和貶、成和敗的評論、剖析可謂是貫穿于論著的全部。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分析、評判和所下的結論,確實都是建立在充實的語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規律來說話”,務求言之有據?？梢哉f,從整體上看,《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語言形式特別是整體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解釋和評價是準確、科學的,而透過語言問題所涉及的對“樣板戲”的評論也是辯證和實事求是的。   第二,通過對“樣板戲”話語的多角度的剖析,還了“樣板戲”的歷史真實面貌?！墩Z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所進行的研究是一種多側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這種研究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注意將研究對象和思考的立場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歷史、文化條件中來進行的。論著通過考察歷史上后起的某些戲劇樣式對之前戲劇的傳承或取代的史實從而為“樣板戲”以現代戲面目的出現提供了理據性的解釋;對“樣板戲”話語賴以生成的特定話語環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對“樣板戲”形成的社會、思想基礎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對作為戲劇樣式有機組成的曲牌體和板腔體結構體式的探討則是種鋪墊,目的是為了證明“樣板戲”在結構體式上的繼承和創新。如果說上述的這些探討論述還只是語言風格研究的外圍準備的話,那么,對“樣板戲”的語言運用及其風格特點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寫、論析則是“樣板戲”語言研究的正體部分,而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是多角度、多側面的:其中有對“樣板戲”話語運用的總體原則的揭示,這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形式完全服從于內容的需要。又有對“樣板戲”各種表現風格的描寫和評論:其中既對“樣板戲”的“雄渾豪放”、“壯麗肅穆”、“繁富豐厚”的話語風格做了描寫和肯定,同時又對其中過度強化鏗鏘有力、雄渾豪放風格而違背和破壞了音律的和諧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評。既對“樣板戲”在詞語選擇、辭式運用上的某些創新之處予以好評,同時又對由于思想和語境的制約而造成的用詞、擇句、辭式上的缺少創新提出了批評。論著還在對“樣板戲”話語“偏離”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話語討論的基礎上分離出了其中的一種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并對其實質和危害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這種區分和批評是敏銳富有新意而深刻的?！墩Z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正是通過上述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論析,使“樣板戲”以其真實的歷史面貌顯現在我們的面前。而書中有關“”“‘樣板戲’是打上時代烙印,負載了政治理念的現代戲,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一定審美品質的現代戲”的結論也因此而顯得立論有據,十分可信。#p#分頁標題#e#   第三,對“”“樣板戲”的基本語言風格特征做了準確、細致的描寫,從而填補了該領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之前,在我國語言風格研究的歷史上,“”“樣板戲”語言風格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書作者在對全部“”“樣板戲”所做的窮盡性統計和分析、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有關“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系統。在這個話語語言風格研究系統中,既包含有“樣板戲”話語的各類表現風格,也有“樣板戲”所體現的話語的特定的時代風格;既有對表現在“樣板戲”話語中的不同語體的交叉滲透的語體風格現象的關注,又有對因政論語體過度滲透所造成的不良語言風格問題的剖析;既有對“樣板戲”的整體風格的宏觀研究,也有對風格構成要素運用上成敗好壞論析的微觀研討;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論著在描寫揭示“樣板戲”的整個話語風格體系的同時,還對之做了深入的解釋,從而使得對“”“樣板戲”話語的風格體系的把握,是一種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對“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學的交叉性研究,因此這一研究在實際上不僅填補了“樣板戲”話語言風格研究的空白,同時也成了“樣板戲”乃至“文學”文學語言研究的先聲。   除上所說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樣板戲”話語的語言風格的研究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的出版,還有著其他一些意義。   首先,這一研究不僅為“”“樣板戲”的,同時進一步也為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幫助。雖然《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僅是從語言運用和所具的風格特點切入對“”“樣板戲”進行了研究,但正如辯證唯物主義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是內容和形式辯證的統一。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并隨著內容的發展而改變。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影響內容。”[2](P232)實際上“樣板戲”的語言表現形式的形成離不開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而“樣板戲”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又必須通過其語言形式才能體現出來,正由于內容形式上的這種辯證關系,使得對“樣板戲”的語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義之外,又可延伸開去,為更加全面、辯證地看待“樣板戲”并最終對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靠的語言運用的亦即是物質性的依據,有助于對其做出科學的評價。   其次,為語言學和文學的交叉研究進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由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從事的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并且這一研究在整體上看,其難度是較大的,就以“樣板戲”話語研究來說,不僅必須有著深厚的語言學的基礎和積累,同時又必須具有除語言學知識之外的對作為戲曲樣式結構體式的其他各種構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為如此,所以本書也和大多數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樣,個別章節還有進一步充實、完善的余地。   體現著探索精神的論著終于面世了,這固然值得高興,但對一個探索者來說,這應該又是新的探索和更為切實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發點,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

【摘要】有效監測與研判國內網絡教育學習的基本概況，能及時掌握網絡教育發展動態，分析網絡學習的發展路徑與規律。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以CNKI數據庫為數據來源，通過搜索關鍵詞“網絡教育”和“學習”，利用CiteSpace軟件對國內網絡教育學習研究文獻的分析，探討國內網絡教育學的年發文量、研究機構、熱點和發文機構情況。研究發現，針對網絡教育學習的研究日趨成熟，但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缺少對該領域的深刻挖掘的學者。

【關鍵詞】網絡教育；學習；計量分析；綜述

引言

網絡教育（NetworkEducation）是指使用電視及互聯網等傳播媒體介質的教學模式，通過電視及互聯網，學員與教師即使相隔萬里也可以開展教學活動,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基于文獻計量法，通過對網絡教育學習特點研究的回顧，探討網絡教育學習的特征，對于加強學習者行為的檢測和管理、改進網絡教育的管理工作，提高網絡教育的效率等，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數據來源和方法

1.數據來源。本文選取CNKI收錄的全文數據作為樣本來源，以“網絡教育”和“學習”為篇名，采取“并含”的邏輯關系進行準確檢索。時間設定為CNKI的起始時間至2020年3月5日（檢索日），共檢索到2000-2020年間的所發表的會議論文、期刊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四大類相關文獻376篇，通過二次篩選，剔除會議公告等不相關文獻，最后應用于統計分析的有效文獻共計359篇。2.研究方法。采用科學文獻計量法，通過EXCEL、CiteSpace可視化分析軟件對檢索文獻進行統計分析，包括年發文量、作者、研究機構、熱點和發文機構等五個方面探討國內網絡教育學習的現狀與特點。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十一五”期間，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研究領域的發展變化較大，隨著高等美術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學轉換，高校教師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長，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課題申報數飛速上漲，立項數不斷上升①，但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卻并不多見，反而在總量擴大的情況下，質的相對比率反而下降。這種情況在“十五”期間已經出現，國家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規模，對學術期刊進行學術評估，對核心期刊進行動態評估，加強對課題項目后期資助的審核及資助力度，出臺各種對優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獎勵措施，各家出版社對優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計劃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不良的學術風氣依然存在，量與質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國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學科研究的整體態勢是個體性的研究增加而集體性的研究減少，專門領域內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個案研究比較多，邊緣性研究比較多，地域性美術研究亦逐漸增多，一些新興學科的概論性著作也逐漸增加。整體上說明了學科研究領域的面在不斷擴大，基礎研究也在不斷深入，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這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國家項目的推動及省(市)、部門各級項目的立項與資助力度不斷增強，大多數有研究前景的個人與集體項目都能獲得各種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成倍增加，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但在總體上還是推動了學科研究的發展，因為其中的開題、評審、答辯等種種環節，在掌控論文的學術質量上還是發揮了作用，還有一些學生在認真地鉆研學問。   與美術史論的傳統學術研究相比，創作實踐方面的研究更為活躍。美術市場空前繁榮，展覽不斷，當代藝術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畫冊、期刊及各種出版物讓人目不暇接，對現狀的研究也隨之展開，美術批評理論也隨著批評實踐活動而有所發展，推動了各種創作理念;尤其是設計藝術理論研究，雖然還處于初創時期，亦初具規模，這與設計藝術教育的普及有關，與學科的基本教育規模與實踐性有關，其研究成果大多還體現在教材與基礎理論問題上。   現依據“十一五”期間美術與設計藝術學科研究的主要情況與基本特點，分述如下。   一、基礎理論研究   “十一五”期間的美術基礎理論比較薄弱。與“十五”期間相比，在研究范圍上無突破，在數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還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輔助教材為主，如“美術概論”一類，有鄧福星的《美術概論》(2009年版)、趙一丹的《美術概論》(2008年版)、陳美渝的《美術概論》(2007年版)及高國良的《影視美術概論》(2008年版)、肖清風的《設計藝術概論》(2007年版)、朱?主編的《設計藝術概論》(2006年版)，其特點是強調了個體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體編著的大一統模式，展開了多元論述。在門類美術的基本理論研究方面，近十年來還是局限在影視美術，未見其他門類美術的著述。   在博士論文方面，則有些專題性的理論研究，如王云亮的《話語的轉型:以宗白華的中國畫理論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討20世紀中國美術理論話語的現代問題。   在“十一五”國家課題立項中，基礎理論方面的選題比例也小，占美術類課題總量約17%，其中包括對西方藝術理論的研究，設計藝術理論、批評理論及各項專題理論研究，未見原理論研究，而且有些選題重復立項。   與美術基本理論研究現狀相比，設計藝術理論的研究成果略為突出，且作者隊伍也趨向年輕化，其成果形式還是以教材為主。如余強主編了一套設計藝術基礎理論叢書(2006年版)，以及邵宏編著的《設計學概論》(2009年修訂版)、胡守海的《設計概論》(2006年版)、張燾的《室內設計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編的《空間設計原理》(2007年版)、清華大學課題組編的《設計藝術的環境生態學》(2007年版，“十五”規劃題)、何燦群主編的《人體工學與藝術設計》(2007年版)、陸小彪等的《設計思維》(2006年版)等等。專題性研究則有桂宇輝的博士論文《包豪斯與中國設計藝術的關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學位論文《器以藏禮:中國設計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術史研究   “十一五”期間的美術史研究依然是重頭戲，成果數量不少，但值得稱道的卻不多。其間以教材為多，特別是中外美術通史寫作，雖然看似以個人撰著為主，體現研究主體的學術立場及其觀點，實際上還是取通用的體例及通常的史學觀，無甚建樹。五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美術史出版有13本，外國(西方)美術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屬于簡編。②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工藝美術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個人專著。應該說，這與“十一五”期間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大力展開有關，與設計藝術學科的興起與普及有關，與文化研究及新美術史學觀的興起也有關系。外國美術史寫作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是陳平的《西方美術史學史》(2008年版)，特別是他又主編了一套“美術史里程碑”叢書，包括《羅馬藝術》、《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及《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   美術史的研究方法是這一時期倍受關注的問題。   圖像學、藝術形態學、藝術社會學及藝術心理學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意識形態研究、比較研究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斷地滲入中國美術史學界，挑戰傳統的歷史文獻學及風格樣式研究。   其間，較有影響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巫鴻的著作被介紹到大陸，如《禮儀中的美術》(2005年版)與《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屆高等藝術院校美術史學教育年會在中央美術學院召開，會議主要著眼于青年一代的美術史學者，而來自各藝術院校及科研機構的青年學者所提交的論文，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兩天會議不時掀起討論的熱點，如華南師范大學顏勇的論文《西學語境中的傳統畫論: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種現代詮釋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學吳雪杉的論文《清初“四僧”與歷史書寫———民國時期美術史的一個考察》，還有中央美術學院張鵬有關寺觀廟堂繪畫、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獨到之處。2008年4月第二屆年會在四川美術學院召開，其研討的主題是“美術的地緣性”，并設六個分論題，即(1)差異與融合;美術考古的視角;(2)地域性母題的圖像呈現;(3)美術及其理論中的地方觀念;(4)地緣性與風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價值限度;(6)地緣性理論的回顧和反思。顯然，年會的學術議題已轉向有關方法論的專題研究，“研究視角”比“學術立場”更受人關注。#p#分頁標題#e#   2009年10月第三屆美術史學教育年會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召開，主題是“邊界與范式”，曹意強與潘耀昌均關注到越界問題，即在全球化視野下的“世界藝術研究”;而在“中國古代美術研究新視野”的專場討論中，鄭巖、張鵬等人所提交的論文依然注重圖像分析，注意討論具體的問題，由此及彼，由小見大。這樣的研究方法正被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所接受。   中國美術史專題研究的主要成果來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項目。如屬于“十五”國家重點項目之一的“中國道教美術史”(2003年立項)，其課題成果之一《論〈八十七神仙卷〉與〈朝元仙仗圖〉之原位》(李淞著)獲首屆中國美術獎理論評論獎(2009年)，與其同時獲獎的還有李超的《中國早期油畫史》(2001年立項的國家年度課題)及裔萼的專著《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畫史》(2001年立項的文化部青年項目)。   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在“十一五”期間依然是一熱點③。已出版的專著有呂澎的《20世紀中國藝術史》(2006年版)、張曉凌主編的《中國現代美術史文獻集》第一輯(2007年版)、陳瑞林的《中國現代美術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榮春的《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原名為“中華民國美術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凱負責的“中國現代美術之路”的課題組(北京市教委共建項目)于2006年相繼在香港、上海組織召開學術研討會，會議邀請海內外學者就20世紀中國美術的現代轉型問題展開討論。張曉凌負責的“中國現代美術史”課題組(“十五”國家重點)也相繼在北京、杭州組織召開編委會，其項目將在2010年下半年結題。鄭工的《民國時期美術思潮》(2001年文化部項目，原題為“20世紀中國美術大論辯”)已于2006年結題(將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方面，數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顧丞峰的《現代化與中國百年美術》(2007年版)、薛娟《中國近現代設計藝術史論》(2009年版)、馬琳的《周湘與上海早期美術教育》(2007年版)、華天雪的《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間，研究范圍擴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強了，其特點是以現代化理論為核心，注重社會文化的整體轉型，同時也在進一步整理資料，敞開學術視野，消除偏見。   中國書法史論研究在“十一五”期異軍突起。說“異軍”則是因為在20世紀書法漸次游離出了中國美術圈，而在21世紀，在學科整合的過程中開始有所溝通，學科建設迅速發展，“十一五”期間推出了一批成果。如叢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國書法史》叢書(2007年版)，歐陽中石主編的《中國書法藝術》(2007年版);專題研究成果可見之南方出版社的“書法研究博士文庫”(第1輯，2009年版)，王元軍的博士后出站報告《漢代書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獲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一等獎。   三、區域美術(含民族美術)研究   “十一五”期間區域美術研究比較活躍，正因為這一時期通史性的寫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而地域性的美術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關文化教育單位的重視，作為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項目進行扶持。區域美術研究的特點，一是文化中心區域，二是文化邊緣區域。如北京的地區性美術研究就有兩項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編的《20世紀北京繪畫史》(2007年版)與李福順主編的《北京美術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規劃項目)。前者聚集了國內頗有建樹的美術史論家，如李樹聲、薛永年、水天中、單國強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學者。二者體例不同，水平各異。相比“十五”期間出版的《上海美術志》(2004年版)和《20世紀上海美術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體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門文化局近年也資助一批有關澳門美術與設計方面的研究項目，已結題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華的《澳門繪畫史》、劉佳的《澳門設計藝術》。   由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一套《澳門史新編》(2008年版)，收錄了莫小也的《澳門早期美術史:遠古至1850年》與鄭工的《澳門美術史的分期與分類》。莫小也的研究課題“澳門美術史”(2003年立項的國家年度題)也基本完稿。   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李偉卿主編的《云南民族美術史》(2006年版)、張亞莎的《西藏美術史》(2006年版)、范曉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術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術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臺灣美術史》(2007年版)。還有一些民族美術史的研究課題在“十一五”期間陸續立項，如彭林緒的《土家族工藝美術史》(2007年度)、張景明的《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藝術與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絲綢之路與西北民族美術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復的《中國少數民族刺繡工藝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鐘浩的《中國朝鮮族百年美術發展歷程與特性研究》(2009年度)。   區域研究的性質應屬于文化研究，或者說是有關地方知識及在特定空間區域內文化關系的總體敘述，故在文化邊界、共時性關系、差異性論述等問題上容易形成關注的焦點。只是目前美術學界對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義認識還不明確，故在寫作時容易出現視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認識誤區，就是將區域美術研究作為局部范圍內的一般美術史寫作，即被縮小了空間范圍的通史性寫作。實際上，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都不一樣，要解決的問題更不相同。這一問題在2010年4月的“中國地域性美術史研究暨《北京美術史》學術研討會”上已被提出，但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邊緣性的文化研究   邊緣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間，美術學及設計藝術學處于學科的基本建設階段，新的邊緣類型學科出現不多，其隊伍基本是由民間美術、工藝美術及設計藝術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構成，理論基礎較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興起后，帶動了民間美術與民間工藝美術的文化研究熱潮，但真正理論上的帶動卻是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如喬曉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間美術研究文集》(2008年版)、吳志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新視野下的福建民間美術》(2008年版)、沈泓的《節慶狂歡:民間美術中的節俗文化》(2009年版)等。還有一些研究課題在“十一五”期間陸續立項，絕大部分都屬于調查報告④，其立項在美術及設計藝術類中每年的比例數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項(其中兩項為國家重點)，2008年有四項，2009年有六項(其中兩項為國家重點)，分別為當年美術及設計藝術類總立項數(含文化部項目)的19%、10%、17%(不含工藝史研究)，但重點題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為50%，而2009年則為100%。#p#分頁標題#e#   ⑤隨著2007年當代藝術市場的火爆，藝術市場學也為人們所關注。有些學者開始研究藝術市場的運作規律，涉及種種與藝術品交易有關的經濟現象，思考其中的理論問題，并涉及當代藝術的存在意義及其評價體系，重新判定藝術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重新判定藝術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面對藝術的公共性，面對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藝術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藝術社會學的內容必須置換，重新書寫，其研究方式也不是傳統的歷史學所能勝任的。應該說，這方面的研究正處于開始階段，研究成果多是調研報告，以及建立在宏觀基礎上的分析判斷。中國藝術市場的不規范，許多統計數字不可靠，資料來源也很復雜，給深入而客觀的研究帶來很大困難。有些學位論文涉及到藝術市場機制、藝術市場語境下的當代藝術發展問題，關于中國藝術市場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由趙力主持，并主編了一套《藝術財富》叢書，如《藝術財富》(一)(2006年版)、《藝術財富:全球藝術市場新格局》(2007年版)、《藝術財富:全球化與中國藝術市場》(2008年版)、《藝術財富:金融危機下的藝術市場》(2009年版);同時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還陸續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研究報告。自2009年起，國家文化部藝術市場研究中心也連續了2008年與2009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年度研究報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關村科技園區雍和園管理委員會、藝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主辦了“2010藝術經濟論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藝術市場與藝術收藏”，其議題有宏觀經濟背景與目前藝術市場、中國經濟發展和藝術市場復蘇、亞洲當代藝術市場是否能夠走出危機以及亞洲藝術市場的前景。   五、創作理論與實踐研究   美術創作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歷來是美術學研究最為薄弱的環節。大多數著述都停留在基礎性技法理論教材的編撰，也有結合自身的藝術創作實踐總結一些經驗，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試圖建構一個系統的創作理論框架，實現自己的藝術主張。   與原理論研究不同，創作理論的研究正在于實踐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術性的成分比重較大，或者說，其解決的主要就是技術理論問題。特別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斷出現的當代社會，藝術的創新性不斷為人所重視，而創作理論與實踐研究卻有所不足。研究比較活躍的應屬設計藝術學科，如新媒體藝術、圖形創意研究、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設計中運用等，論文數量較多，也有一定的見地，而那些傳統的繪畫與雕塑領域，創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間立項的一些國家課題，有望在這一方面取得發展。如2007年度的“中國畫寫意傳統中的世界性研究”(國家重點)、“中西繪畫圖式與時空觀念比較”(國家一般);2008年度的“書法創作理論研究”(文化部項目);2009年度的“當代中國水墨語言體系研究”(國家一般)、“中國北派山水畫的自然形態與筆墨形態研究”(國家一般)、“基于工作過程的服裝設計理論與方法論研究”(國家一般)、“數字傳媒設計中中國元素的融入及其應用研究”(國家一般)等。   六、問題及反思   問題一: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選題規劃上最突出的問題是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設計藝術學的項目規劃與立項，也在擠壓美術學的項目資源。在國家學科分類目錄上，美術學與設計藝術學都是二級學科;同樣，在國家學科分類及代碼表上，美術與工藝美術、書法也是并置的。   因為多項學科均囊括在“美術學”內，造成每年“美術學”類的項目申報數居高不下，從而引起項目資源配置上的問題，導致“美術學”類的申報項目被大量削減，影響了學科的健康發展。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一些新興學科的研究出現不少學術泡沫，與規劃項目扶持不當也有關系。我們往往看到社會的需求，卻沒有注意到項目承擔者的實際學術水平與科研能力。   問題二:學術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獨到的見解，這一點在集體編撰的項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終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這并不意味著否定集體的智慧，否定研究課題的集體行為，否認學科帶頭人的積極意義，而在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科研立項中學科的“體系化”建設與“課題性”研究的關系。所謂“體系化”建設，即指那些學科的系統性理論建構;而“課題性”研究，則是針對某一具體項目的深入研究。從目前的學科發展情況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這些“通史”或“通論”，而更需要在某一課題上深入發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寬研究領域。如果沒有基礎性的“課題”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論”只能停留在編撰的水平，不斷重復地拼湊組合，在所謂的“框架結構”上做文章。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不需要學科的體系化建設，學科的體系化建設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論”上，而應該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論派別，從基礎理論開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構成“百家爭鳴”的大局，促進學術繁榮。   現階段我們更需要獨辟蹊徑式的研究，從而加強某一選題的研究力度，以點帶面，拓寬研究的領域。   特別在傳統的中國美術史學領域，鼓勵那些最適合個體性研究的選題系列，形成幾項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成果。如中國的宗教美術就是一個極有學術發展前景的研究領域，尚且不論四大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術，論敦煌學的影響及其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國各地的佛、道美術作品，數量也極其龐大。中國古代美術遺品中，半數以上應與佛、道有關。這是其它國家和地區難以具備的文化遺產與學術資源。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一樣，古代美術遺址及遺跡的保護與研究也迫在眉睫。過去，我們已經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圖錄與圖冊，相關的文獻資料也陸續加以整理，但深入細致的高品質論文卻難得一見，相關的研究選題也很少。#p#分頁標題#e#   另外，繼續鼓勵少數民族美術研究，以邊緣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單一性的主體敘述，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新格局。同時，由少數民族美術及邊遠地區的美術研究拓展至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美術研究，提升區域美術研究的學術水平，既看到歷史文化在不同區域間的交流與互動，也揭示美術在地區性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義。   問題三:美術基礎理論研究貧弱?；A理論需要較長時間的學術準備，尤其需要由創作理論沉積一段時間后再行引發新的突破。目前，藝術創作空前活躍，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度也大，但卻匱乏新的理論思考及相關藝術實驗的研究報告。   我們不能說美術創作中沒有學術問題。過去美術家總期待著理論家幫他們解決理論問題，而理論家往往又幫不了這個忙，因為那些理論問題都與創作實踐密不可分。與其他的人文學者一樣，美術創作者總為范式問題所困擾，而突破范式的束縛則被認為是天才的創造力的體現。但范式的成形及傳播需要知識的幫助，一個成系統的新知識才能支撐藝術的新范式。當代藝術鼓勵創新，也為新的藝術理論出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這種理論又會支持新的藝術批評，促進藝術創作的實踐，溝通藝術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審美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