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正義論文范例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寂靜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摘要：現如今，我國大學在思政課的教學過程中有著很多的困難，這主要表現在學生不夠重視思政這一學科，這就導致思政課的人氣不夠，還有就是大學思政課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主要是理論教學模式為主，嚴重缺乏實踐性的教學很難激起學生的興趣，導致課堂的氛圍死氣沉沉；考試的形式太過單一，這就導致學生只會死記硬背書本概念，只為應付考試。

關鍵詞：大學；思政課；教學路徑；教學實效性

引言

隨著我國社會的高速發展以及教育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們國家在大學思政教育的推廣加大了力度。但是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大學生對思想政治課的興趣嚴重缺乏，對其重視程度也并不高。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國教育部門的政策扶持制度不夠完善、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教學方式太過刻板以及單一、高校學生的實踐力和內在動力不足。針對這些原因，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措施，希望能夠對今后的大學思政教學有所幫助。

一、大學思政課面臨的問題

1.高校學生對思政課的重視程度不夠

我國當前的大學生對思想政治這一課程普遍的不重視，大多數的高校學生僅僅只是將思政課當做是一門拿學位、湊學分的選修課，因此，大多數學生都只是抱著要么不來，要么來了也只是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深究其原因，我們能夠知道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部分的高校學生缺乏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并且在功利主義以及拜金主義等一些不良的思想的影響下，就片面的認為思想政治課沒有用處[1]。相比較于一些專業的課程，高校學生大多數都錯誤的理解了思想政治這一課程，他們認為這是一門脫離實際以及空洞的偽科學課，并且認為只要幾個以及拿到學分就算完成任務了，沒有必要花費太多的時間與精力在上面。除此之外，由于智能手機的普及，一些意志力不夠的學生極易受到誘惑，并且在課堂上用手機玩游戲、看電影以及購物等。

國際民間敘事研究學會第12次大會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國中部古城哥廷根召開，各國學者228人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間敘事的流傳問題。   具體的參考題有:①民間敘事的未來，②民間敘事在日常大眾傳媒中，③民間敘事傳播和性別的關系，④跨文化的流傳，⑤民間故事傳播和報紙、刊物、出版物，⑥民間敘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間敘事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離言、笑話、敘事詩等口頭文學作品，但也有諺語、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囊括了整個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是一種口語文學，一種活的文學，有表演性、變異性、實用性、即興創作和立體性等特點。它與作家書本文學不同，是民眾的口頭集體創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實際的功能，并不斷變異。此次大會以“流傳”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間文學的立體性特點。它突破了以往歷屆大會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格局，而著重研究民間文學的活的生態及其發展前途、流傳方式等問題。   1民間敘事的發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現代化過程中生活方式急劇變化，傳統民間故事受到很大沖擊。有學者認為民間敘事只屬于過去，現已逐漸走向消亡。而中國卻不同，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訓，不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選出版傳統故事，還特別注意發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發揮故事的娛樂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員、評書評話藝人在茶館、會場、廣播電臺、電視臺表演故事與評書(長篇故事)，在報紙刊物上經常發表故事作品，有不少專門的故事刊物，很受歡迎，如上海的《故事會》每期發行400多萬份，為全國文學期刊發行量之最。故事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保加利亞學者科西娃的論文《新世紀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學者沃以特的論文《在現實的民間敘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嗎?》就前景問題進行了研究。后者認為，如果不及時做工作、采取各種積極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滅，民間敘事是有可能消亡的。這一帶有預言性的替告，使各國學者對中國的經驗更加重視。   喀麥隆學者蒙委一桑巴的論文《民間敘事研究在莫屬喀麥隆教育系統中的未來》就民間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許多學者認為傳統民間故事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生命力，應該引起重視。美國學者麥卡錫•巴拿的論文“美國童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舊故事”，麥克安德路斯的論文《美國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對此予以關注。   阿根廷學者布來奇在論文“軼事作為新聞中的一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達方式”中說明了古老傳說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仍發揮著實際的作用。   美國學者巴奇隆就法國1697年記錄的門米。道內斯故事與今天的情況，說明這些故事是民眾精神的文學表現。   印度學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話在印度故事中的處境》中，調查了格林童話在口述流傳中發生變異的情況。   美國學者康瑞德在論文《追蹤吃人魔:變相的政治》中，說明童話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爭的一種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波雅林在論文《故事與猶太法學權威的確立》中，說明故事傳說在猶太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輿論作用。芬蘭學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個屠夫的情況》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審判中的作用，為故事的社會功能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證據。英國學者拜倫在《愛爾蘭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說明傳說故事在各國的愛爾蘭移民中作為民族文化衛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國學者阿里在《故事為兒童維護正義和道德》也具體論述了故事的社會功能，正是這種社會功能使故事始終活在人民之中，充滿了生命力。有些學者還研究了故事的預兆作用。如瑞典約翰生《預兆和學問的積極探究》，芬蘭學者凱沃拉的《述夢:夢的故事作為未來的鑰匙》等。   芬蘭學者賈威林的《襲讀公墓的卡累里亞民間故事—道德行為的民間概念》一文通過民間故事研究民眾的道德觀念。   娜威學者普列明格的《歷史回憶和民族精神!》，美國學者繆連的《種族和人種史的寓言》探討種族歷史的敘述代代相傳至今的情況。以色列學者海山—羅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間敘事出版物與以色列現代國家一體化》，非洲尼日利亞學者奧拉瓦勒的《一個跨文化的傳播:(松迪亞塔)史詩和西非一體化》等文，都說明民間敘事經長期流傳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國家、民族與地區團結、統一事業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會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學創作、宗教活動和社會交際乃至醫療事業中都有實際的功能。   俄羅斯學者卡西列娃《童話故事在兒童讀物中:19世紀和20世紀俄國作家的自傳回憶》以大量事實說明俄國作家學習并運用民間童話進行兒童讀物創作的種種情形。美國學者奧瑞英的《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說明現代社交中幽默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語言藝術的作用。   娜威學者西爾堡的《通過奇跡—從懷疑到信仰》說明在基督教傳教活動中，講述宗教奇跡故事，使之具有從懷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學者陶斯在《有什么見聞的證據—匈牙利女巫審判中的證據和有害的敘述》中通過調查證實，在女巫審判時，民間傳說故事是作為重要的見聞—證據起作用的，很有權威性。美國學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說謊—護理人員中的故事講述計謀》中介紹了醫務人員在精神療法中，如何運用英雄故事鼓勵病員提高信心戰勝疾病的。   民間敘事作為一種實用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服務功能，必然產生報酬問題。美國學者米爾斯在“財產、證券、財務—在人道主義的社會研究中的倫理學出版物的敘事學者的獎金”中對此作了調查研究。   2多種多樣的流傳手段   #p#分頁標題#e# 傳統民間故事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結合各種民俗形式講述的，除夏夜乘涼、冬日烤火時的談天場含外，還在各種儀式中出現。印度學者巴沙克《孟加那的儀式故事》中論述了在孟加那地區流傳的多種多樣的儀式故事，如各種慶典、求簽、畫圖和戲劇等民俗活動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亞學者馬拉卻的論文《婚禮上的故事傳播》，美國馬申各的《對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視》，芬蘭馬蘭達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爾•蘇克雷的《兒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說明了在各有關場合講述故事的情形。   法國坎票音等的“瑪麗•安東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話:三種傳媒的水平、三種指貴的方式，兩個煩惱的世紀”就18世紀的瑪麗女王對法國人民的講話《如果沒有面包，就吃點心好了9這一著名笑話流傳的悄況進行了較深人的探討。南斯拉夫卡南諾維克在《學生示威運動的標語作為一種傳播方式》中調查了1996~1997年貝爾格萊德學生示威運動中運用民間文學作標語口號流傳的情形.在現代大眾傳媒中和市場上，民間敘事的流傳日益受到重視，會上有些調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學者那格義的《每日傳媒上的傳統民間敘事表演的情節說明》介紹了中歐國家的調查資料。尼日利亞奧坎拉翁的《尼日利亞民間敘事在大眾傳媒中的范圍》，美國勞的《消費的過程—市場中的連續故事和思想差異》，印度巴達卻瑞的《民間文學和每日政治—民族傳媒的同一性和差異》，烏克蘭布列采娜的《傳說、笑話和幽獄在每日傳媒中—對故事本文觀察的經驗》，英國關代夫的《日常傳媒中的敘事詩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屬民間敘事在每日傳媒中的流傳情況以及功能的調查研究。   近年來隨著國際網絡的出現，故事流傳又出現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學者對“網上故事”作了研究，如愛沙尼亞學者考依娃的《國際網絡—研究故事講述的新的機遇》，斯拉伐克的赫勞斯考娃“民間文學或偽民間文學—網上或群眾文化中的故事講述”等。由于民間文學在記錄時會有所加工改寫，有人就認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間文學而成了“偽民間文學”。   在故事研究中電子自動化技術也有實際運用，匈牙利學者達侖義等人的論文《故事本體中的母題的自動識別》講匈牙利科學院以自動化技術進行故事情節單元(母題)自動檢索的情況，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進方法，在國內尚待開發。   3新故事與舊故事的流傳研究   對現代新出現的民間敘事作品，也有不少專門研究。如希臘學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話謎語—一種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學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國學者本尼特在《生了一個貴婦，死了一個圣徒—在流行報刊和大眾評論中戴安娜的神話》中對英國王妃的新傳說作了調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間和大眾傳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紀的飲酒新故事作為邊界飲酒文化的比較研究資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著舊故事的成分，表現在情節、思想、語言等方面，羅馬尼亞學者康斯坦丁斯庫在《當代童話中的19世紀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對此進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帶有個人回憶的特點，這是傳說故事的初期現象，據此可以研究故事的產生和創作過程及其與現實生活的異同。德國學者席米德的《納美比亞個人經歷的故事與自傳》，芬蘭學者彭鐵開林一馬甲《難民個人經驗故事的研究》，瑞典學者尼爾生的《回憶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憶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學者巴的《波蘭猶太人受迫害時期的傳說》，以色列學者沙拉蒙的《講述奴役—從埃塞俄比亞到以色列》等文，都屬個人回憶自己受難或傳奇的經歷方面的調查、探究。   傳統故事在流傳中必然發生變異，講述者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改編增刪，研究這一現象甚為重要，也是有爭議的問題。阿根廷學者帕列羅在“阿根廷民間故事的口頭講述與本文增益”中研究當代故事在講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適應當時需要的。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學者巴克齊里各《關于夏威夷民間敘事改編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國學者林達《“中間省略”在當代美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德國學者羅茨的《越過界限:民間故事的翻譯與加工改寫本》，均屬探討故事改編增刪情形以及應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與過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實紀錄相比有了一些突破。這是故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會碰到的，中國早已解決這類問題，“推陳出新”的方針在國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亞學者阿連比在《口頭故事在肯尼亞電子傳媒工具上的緊急情況:是一次黃金的傳播機遇的探索，還是僅僅改變傳播工具的操作》，說明故事的現代化應是全面的，而不僅僅是工具的變換。   4故事講述藝術研究.   民間敘事是一種立體文學，是需要講述、表演的。故事的藝術魅力不僅在它的文學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學者對其講述藝術作了專門研究。如意大利學者巴達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講述藝術》，羅馬大學的卡路所從美學角度研究故事講述在調查基礎上所寫的《西班牙地區的故事講述美學》，羅馬尼亞學者魯克山多育的《在非藝術語言中的敘事結構和策略》等。   以韻文唱故事的民間敘事詩歌，也是一種重要的敘事傳播形式，它便于記憶，在一些地區相當發達，深受群眾喜愛，因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如伊朗學者巴該里的《波斯民族史詩中的傳播敘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詩類作品的敘事模式和類型索引》。   孟加那國的如拉則在《論一首宇宙起源的敘事歌》中論述孟加那創世神話史詩至今仍在民間流傳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間敘事的重要載體，對故事家的調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國邪德厚里的《比賽民歌比卻根及其歌唱能手貝雅提》，德國該達的論文《格里奧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講述方法》，匈牙利卡爾曼的《俄羅斯宗教民歌手的分類問題》，希臘學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間敘事田野調查和故事講述人的智力才能問題》等文，都有新的調查研究成果。#p#分頁標題#e#   5跨文化傳播與全球化   以色列學者菲亞柯娃的論文《跨文化傳媒中的移民民間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猶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觀的研究。羅馬尼亞伊斯帕斯的《口頭文化與跨文化傳播—關于德來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學者克瑞查的論文《東歐民間故事中的跨國英雄》，阿美尼亞學者的論文《阿美尼亞巨人桃克和泰拉羅斯、克里特的泰羅斯、弗雷簡的坦特羅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則是具體故事人物的比較研究。英國學者牟哈威的《在翻譯和教義之間—阿拉伯民間故事作為跨文化的象征符號》等文都屬民間敘事跨國傳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傳在許多國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類學家的注意。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傳、變異與趨同情況更值得注意，過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過異文的比較來追尋故事的流傳路線，找到故事的發源地(有埃及中心說和印度中心說等理論)。這種歷史地理研究(芬蘭學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如今人們對這種追尋推想的可靠性發生了疑問，此法已不流行。此次會上的故事流傳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方面?？缥幕瘋鞑ゲ⒎峭耆内呁?，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儉(中國寧夏)的論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兒—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學者昆‘漢斯的論文“民族傳統在民間文學中—一種式樣的風格?”等文、對此更作了專門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國傳播的，諺語也是。匈牙利學者帕克左萊的論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諺語》，發現在歐洲流傳著28~56種語言中的諺語，還發現其中遠東的中國、日本、朝鮮諺語有173條之多(包括《史記》和《論語》等書中的諺語)，說明現代傳媒對民間文學傳播的巨大影響。

作者：張能全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建國六十年來，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國家司法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法律權威和法律信仰得到逐步強化，全社會正在形成尊重法治與自覺守法的良好風尚。但毋庸諱言，我國法治水平還處在較低層次，公平正義價值目標彰顯還存在著諸多不足，等級特權觀念與集權思想意識還在一定社會層面存在。具體到刑事司法領域，盡管刑事訴訟法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司法改革與量刑程序規范化改革持續推進，但由于刑事司法整體權力配置未作任何調整，加之配套制度未能全面建立，刑事訴訟中的老問題在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的同時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例如案卷筆錄中心主義的形成，檢察官對刑事程序控制程度加強，合議法庭受控方左右甚至被支配現象時隱時現;被告人的主體地位與辯護權利在復印件模式下更加惡化;程序的正當性仍然嚴重不足，我國刑事程序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現狀未得到根本改變。［1］這既與刑事司法系統諸要素結構功能缺損密切相關，更與其外部環境條件缺失不無聯系。本文嘗試全面分析我國刑事程序法治建設進程中存在的社會生態環境障礙，提出破解具體舉措，旨在開辟中國刑事程序法治的全新改革道路，最終通過刑事程序法治全面推進國家法治，從而增進人民幸福，拓展人民權利，最大限度地促進公平正義在刑事司法領域內全面實現。

一、刑事程序法治的普遍價值及中國刑事程序法治進程簡要回顧

刑事程序法治是國家法治的核心領域與關鍵環節，刑事訴訟作為解決國家與個人之間嚴重沖突的法律機制，必然關涉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因為它是以發現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司法活動，通過對罪犯的必要懲戒達到消除其再犯可能性，警示社會其他公民并保障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為目的。但是，尊重和保障個人人權是所有法律制度的最高目的和最終價值取向，維護社會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得隨意剝奪公民個人人權。“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或威脅基本人權為代價來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P4)

況且，社會是由所有公民個人組成的共同體，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保障又構成社會利益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內容，個人基本人權被侵犯將直接危及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鑒于公共權力擴張和濫用的高度危險性，在懲罰犯罪的同時，更有必要預防與遏制公共權力對于公民人權的侵犯，有必要對公共權力進行分解以實現相互制衡成為國家刑事司法運作的重中之重，刑事裁判也由此構成公民人權保障的最后制度屏障。刑事司法理性運作直接關系著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社會秩序的有效維護與公民個人權益保障等重大問題，其解決嚴重爭端的基本方式決定了對于公民人權處分的嚴重性與廣泛性，刑事司法運作正當性水平成為了衡量刑事法治乃至國家法治的根本標志。而且，刑事司法本身處于國家活動的核心區域，刑事程序法治由此構成國家法治的關鍵環節。刑事程序作為規定國家專門機關與訴訟參與人推進刑事訴訟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步驟程式，其制定和實施直接決定和影響著公民個人的基本人權，故而必須對刑事司法行為進行嚴格的程序規制與嚴密的司法控制，刑事訴訟法的動態憲法特征正是由此而決定的。從西方主要國家法治歷程可以十分清晰地判斷刑事程序的發展演變儼然構成了國家制度發展的主旋律，從最早英國的《自由大憲章》到現代《聯合國憲章》乃至今天完整的國際人權法體系可以看到一根鮮明的紅線，那就是刑事程序正當化貫穿于整個人類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興衰更替，貫穿于社會制度從神治模式經人治模式最終發展到法治模式的漫長歷程。難怪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感嘆到，“刑事程序的歷史，清楚地反映出國家觀念從封建國家經過專制國家，直到憲政國家的發展轉變過程。”［3］(P143)

中國法治進程肇始于清朝末年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我中華民族之際，亡國滅種的危險迫使國人變法圖強，思想觀念更新與制度變革探索風起云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創立的“中華民國”吸收借鑒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法律理論，創設了五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新型司法制度，確立了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有效辯護、自由心證等現代刑事訴訟諸原則，民國歷屆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推進了中國法律制度近代化進程。新中國成立之初，總結繼承了革命根據地時期刑事司法基本經驗，確認和肯定了諸多現代刑事訴訟的思想、原理與制度，推動了刑事訴訟制度的繼續發展。但是在50世紀50年代后期，國家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十分曲折的發展階段，乃至“十年動亂”時期全面陷入停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制定頒布刑事法律之后，刑事司法才逐漸做到有法可依，國家及社會生活也才走上法制軌道。但由于法治文化根基比較薄弱，立法技術欠缺，該階段刑事司法著重于社會秩序的維護而突出嚴厲打擊犯罪，公民人權保障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受前蘇聯影響和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理論的片面理解，相當時期比較強調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政策是法律的靈魂等傳統思想理論，嚴打刑事政策也一度成為政法工作的指導思想與最高準則。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與國際交流的不斷增多，保障人權與國家法治日益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并最終入駐國家憲法，刑事司法如何實現在有效懲罰犯罪的同時保障人權，這個制度根本問題就必然成為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熱點。1996年刑事訴訟法與1997年刑法相繼修改標志著中國刑事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刑事法典相繼完善反映了國家法治的根本訴求，表達了人們對刑事司法公正所寄予的熱切期盼。當然，從中國法治道路的百年追求來看，中國對于法治道路的認識探索與西方國家有相當差異:西方國家屬于自覺主動選擇，有學者就指出，西方憲政是西方社會、文化自然演進的結果，是傳統發展不期而至的產物。［4］(P61)中國則是不自覺被迫選擇，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政像我國的這么多災多難。那就是，在國難重重中醞釀和準備憲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實行憲法。［5］(P279)很大程度上，西方國家將法治看作實現公民人權的唯一手段;中國則將法治看做是國家與民族強盛的必經之路。這一關鍵結點不可忽視，因為國家法治宏觀大環境恰恰決定和影響著刑事程序法治進程的自身面貌與具體狀況，國家法治的工具色彩必將深刻作用于刑事程序法治的微觀結構。

二、中國刑事程序法治的社會生態環境障礙#p#分頁標題#e#

一、社會管理與法律管理的契合

從字面看，社會管理創新與法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實則二者關系密切。追溯歷史，我們會發現，社會管理的形式很多，有法律管理、道德管理、宗教管理等。社會管理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法律管理，法律管理是社會管理的一種重要方式。社會管理與法律管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利益是社會管理與法律管理的著力點，公正是社會管理和法律管理的目標，自由是社會管理和法律管理的價值取向。

（一）利益：社會管理與法律管理的著力點

利益是社會管理的著力點。狹義的社會管理是指“：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的社會政策和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引導，培育和健全社會結構，調整各類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維護和健全社會內外部環境，促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協調發展的一系列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3]由此可見，社會管理主要是對各類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過程。從表面來看，社會管理指向“人”，實際上是調整隱藏于人之后的各種各樣的利益關系。利益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社會管理的著力點就是要反映、協調和保障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利益是法律管理的著力點。法存在諸多價值，例如正義、平等、公平、秩序、安全等，其實質都是各種利益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的反映和表現。利益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表現出來的不同需要。“利益是人們乞求滿足的一種要求、愿望或期待……追求利益是人類最一般、最基礎的心理特征和行為規律，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源泉和動力。”[4]248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利益分化導致法的產生，利益決定法的發展，利益是法的實現動力與歸宿。”[5]715法律的實質是對利益的確認、界定及分配。“正如功利主義者所表述的那樣，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利益，也就是說，保障人們的訴求與要求。相應地，我們就必須確定我們所承認的這些利益的限度，必須衡量、評估各種相互沖突或重疊的利益，以便以最小的代價去保障最大多數的利益。……道德是一種對利益的評價；法律是，或至少是努力成為根據這種評價所做的規定。”[6]150-151所以，法律管理的著力點其實是一種利益。法律的任務就是把利益轉化成權利和義務，合理地確定權利和義務的界限。

（二）公正：社會管理和法律管理的目標

公正是社會管理的目標。人類世代追求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早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就對社會公正問題進行了思考。孔子提出了“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思想，體現了他對公正社會的向往。西漢時期的《禮記•禮運》描繪了大同社會的藍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洪秀全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社會理想。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主要思想就是均貧富，使人們地位平等，平等生活。關于公正問題的思考，在西方由來已久。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了平等、公正的思想。阿奎那認為，公正是一種習慣，依據這種習慣，一個人以一種永恒不變的意愿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麥金太爾認為，公正是給每個人———包括給予者本人———應得的本分。進入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后，公正問題對當代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愈加突顯。人們認識到，公正不僅是個人的私德，而且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開始在更廣泛的領域中研究公正問題。如當代美國學者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論述了社會正義、個人正義之分和實質正義、形式正義之分，并提出了兩個正義原則，即平等自由原則和差別原則，“要義為平等地分配各種基本權利和義務，同時盡量平等地分配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和負擔，堅持各種職務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開放，只允許那種能給最少受惠者帶來補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團體除非以一種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謀利，否則就不能獲得一種比他人更好的生活。”[7]17-18這些觀點對我們今天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法律是社會成員共同意志的體現，法律本身內蘊了公正的價值目標。從法的辭源衍生維度看“，法在世界各國語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義’等含義。”[8]454法律源于公正，公正是法律之源。這在許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上得以體現。例如，拉丁文的jus、法文的droit、德文的recht都兼具法律與公正的含義。中國“法”的古體字就是一頭正直的獨角獸，代表著公正。英文公“justice”一詞來源于拉丁語jus。阿奎那首先對jus予以闡釋：它意味著公正，是指“人們了解或決定什么是正當的藝術”和“對正當行為予以報酬的地方”。由此可見，jus是指道德上公正或正當的行為，它與法律和司法關系密切。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就重視法與公正。公正被尊崇為法律的首要價值。早在古希臘，柏拉圖就認為，那些只仿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法律的國家，不是真正的國家，他們所說的公正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處于從屬地位，沒有權威，我敢說，這個國家一定要覆滅；然而，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這些官吏服從法律，這個國家就會獲得神的保佑和賜福。摩西認為，公正與法律相同，二者均出自于上帝。烏爾比安在《法學階梯》第一編中認為：對于打算學習羅馬法的人來說，必須首先了解法的稱謂從何而來。它來自于正義。實際上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薩維尼認為，法律的真正內容是同人民關于公正和正義的看法相一致的。再譬如，古典自然法學說的法律理論帶有濃厚的道德正義色彩，認為正義是法的基本準則。由此可見，法律管理內含了公正。

（三）自由：社會管理和法律管理的價值取向

本文主要探討美國的生態及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的形式及其在當代美國小說研究中的應用。美國的環境危機感，較之其它任何因素，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語系一系列題為“自然的文學”、“人與自然的世界”及“自然的書寫”等新課程的開設提供了機會，這些課程的規劃思路與20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新美國研究可謂是如出一轍。在這樣的背景下，亨利•戴維•梭羅（HenryDavidTho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于1966年再版，此次還加入了他的論文《對市民政府的抵抗》。在該書出版之際，對環境的關注以及對政治激進主義的需求被糅合在了一起，盡管政治與文化關懷與文學研究之間的相關性已經有了明確的表述。非虛構的自然書寫與政論完美結合的這一經典之作于1992年再版，新版的編輯威廉•羅西（WilliamRossi）聲稱：“這些作品在20世紀九十年代可謂更及時了……他們指向當前的環境……帶著對世界各地相互依賴以及由于個體行為的好壞導致全球性影響的日常意識。”（vii）   教師們把自然書寫定義為一種關注“自然史與自然界體驗”的非虛構類散文（Lyonxv）。教師們既著意于向學生介紹一種文學表現形式，也注重向日益城市化的學生群體傳遞關于自然和野生世界的信息。盡管教授和批評家在講授這些新課程方面獲得了成功，但他們卻發現自己無法把文本的選擇限于“非虛構”以及直接“經驗”的描述。   以自然史的書寫為基礎，自然書寫取得了進展，但其關注點卻不一樣。它把重點從歷史和地質學徑直轉向了自然對人類個體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反過來，還有后者對自然的影響。自然書寫往往關注單個個體的冒險與觀察，19世紀上半葉的梭羅和19世紀末的約翰•穆爾（JohnMuir）和約翰•伯勒斯（JohnBurroughs）或許為之提供了最好的詮釋。順著這些書寫，我們還可以看到虛構的自然文學的興起，它們在題材、敘述、意象以及主題方面與其它美國小說和詩歌截然不同。許多諸如此類的著作把非虛構和虛構、精確的觀察與夸大的故事和夸張的事件混合在一起。麥爾維爾（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Dick）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盡管從根本上說是一部虛構作品，《莫比•迪克》卻含有大量關于鯨魚以及捕鯨業的真實信息?，旣?bull;奧斯?。∕aryAustin）寫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關于美國西北部沙漠的故事與麥爾維爾的小說有諸多相似之處。美國最早的小說家之一顯然是一位自然作家，那就是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JamesFenimoreCooper）———《獵鹿者》（TheDeerslayer）以及其它許多以陸地和公海為背景的小說的作者。   “環境文學”，較之于“自然文學”，意味著關于生態關系和環境危機的高度的自覺意識。環境文學的例子隨時可見，只要作家對其文化或民族對自然世界帶來的負面影響予以關注，它更多的是一種當代現象而非自然文學，因為人們已普遍意識到了全球的環境危機?？匆豢串敶绹膶W，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不僅有大量的自然書寫、還有大量的環境文學得以出版。與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作品不同，這類文學中的大多數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既有女性主義，也有非女性主義的視角。   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女性主義至少可以追溯到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Adams）警告她的丈夫———美國第二任總統———不要在新的共和國里忽視女性。但女性主義更多的是和1848年的塞尼卡•福爾斯會議（SenecaFallsConven-tion）以及婦女運動與廢奴運動的最終聯盟聯系在一起。在19世紀早期形形色色的美國女性作家中，有些參加了婦女權利及廢奴運動，有的注意到了自然世界，其注意力不亞于男性作家，盡管她們的關注點大不相同。舉個例子來說，蘇珊•費尼莫爾•庫柏（SusanFenimoreCooper）的《鄉村時光》（RuralHours）就是一部暢銷全國的作品。   整個19世紀，還有其他許多女作家寫到了自然和荒野，包括海倫•亨特•杰克遜（HelenHuntJackson）、麗貝卡•哈丁•戴維斯（RebeccaHardingDavis）、瑪麗•哈洛克•富特（MaryHallockFoote）以及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可19世紀婦女們要體驗荒野中的自然，其能力還是極其有限的，這與家庭式或種植類的自然顯然是有區別的。隨著20世紀初婦女選舉權運動的興起，人們把注意力從人類周邊的自然轉向了人類的自然屬性。性別定勢以及關于人性的所謂的描述被用于以下嘗試，試圖證明把選舉權限于男性之合理性。   在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三波浪潮伴隨著民權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戰運動而出現，同時也是該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先于環境主義運動，大體上也獨立于該運動。至于女權運動的第二波浪潮，一個經常爭論的話題關乎人性，特別是婦女的本性。反女權運動的男性時常會對婦女的概念作如下的強調：更近于本性，更情緒化、更富直覺，而非邏輯和理性的，因其生育能力而成為更自然的養育者而非戰士。女權運動的一支完全拒絕自己稱之為“生物決定論”的任何主張。   其他婦女也開始分析所謂的本性與女性之間的關聯，并看到了贊同這種關聯的價值。這一群體往往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各種以婦女為基礎的靈性運動有關。女權運動一直都是一項高度差異化的運動，人們的理念互相對立，但出于終結婦女壓迫的目標而團結在了一起。過去三十年間逐漸發生的這項運動日趨認同下述觀點：對婦女的壓迫及其天生所受的剝削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源自各種類型的男權中心和男權支配的意識和社會。   但此處我們需要做些區分。盡管女權運動大體關注的是批評并致力于改變當下，緩解世界各地婦女們所經受的各種形式的壓迫，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到了未來。與自由女權主義者不同，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希望婦女享有均等的毀滅物種、污染大氣、導致全球變暖的機會。相反，他們相信減輕婦女的壓迫是改變人類與自然關系這一大型工程的組成部分。反抗本身不是目標，而是徹底改變人類環境———從人際到政治關系，從經濟結構到人類精神的構造，使得支配人類社會的世界擺脫人類—非人類關系的現狀———這一過程的一個部分。許多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正如男女之間的差異形成了一種對話的、相互支持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而非需要辯證解決的矛盾，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根本上也是一種對話的、相互支持的，而且是良性的、相互依賴的關系。#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者對未來的關注基于對人類中介的信念，即我們能在這個世界上有所作為，并能帶來文化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變化。這些變化反過來將會對未來的生存方式開啟種種可能性，而非現有的格局———全球資本主義、均質化的工業化以及宗主國對殖民與前殖民國家和土著的文化壓迫。談到對人類中介的信念，談到導致社會變革的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生態批評家和生態女性主義者往往必須對抗歐美后現代主義思想的諸多方面所存在的決定論觀念。盡管后現代批評和文藝理論很難把中介歸于任何人，生態女性主義者作此分派的決心不僅面向任何一個作為人類一員的人，而且面向與我們共享這個世界的、各種非人的“行動者”。   中介從人到非人的拓展反映了在道德重要性的視野中所出現的生物圈不斷擴大這一歷史的進步。通常，當人們被問道“這有什么好處”時，他們真正的意思是“這對我個人或我的社會有什么好處”。生態批評家和生態女性主義者指出，這些問題需要被設計成“在其生態系統中會有什么好處，以及在這一系統中，人類與維護或損害這些好處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把生態系統的健康作為判斷的基本準則，使得對多樣性的認同成為個體物種和生態系統生存的一個必要的維度，文化的多樣性成為改善人類物種生存狀態的維度之一。   生態文學批評和生態女性主義自始便受到了特別的關注，不僅把邊緣化的女性聲音，而且把有色民族的聲音置于中心。在涉及美國印第安裔和墨西哥裔作家時，如此關注就甚為顯眼，因為他們的寫作在描述地方、文化、剝削與壓迫的關系時往往是非常清晰的。但此類關注不僅僅是把作家們新的小說讀物提供給讀者，這些作家包括司各特•莫馬迪（ScottMomaday）、萊斯利•西爾科（LeslieMarmonSilko）、琳達•霍根（LindaHogan）、埃德娜•誒斯卡米爾（EdnaEscamill）、艾娜•卡斯蒂洛（AnaCastillo）、愛麗絲•沃克（AliceWalker）、路易斯•歐文斯（LouisOwens）、西蒙•歐提茲（Si-monOrtiz），等等，它也給文類的定義以及自然寫作的范式帶來了反思。以后現代主義的精神，而未必是以其哲學的派別身份，這些小說中的多數是以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決裂的形式來創作的。它們被貼上了各種標簽：虛擬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超自然主義以及奇幻小說等，但無論獲得流通的是何種術語，都會就作家和小說的表現形式及其文化特征之間的關系展開批評。   對自然寫作和環境文學的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維度的關注，是拓展我們對人與自然相互作用之文學表現的理解方式之一。它將有助于讀者和批評家理解不同區域的美國居民在地域、棲居以及對自己周邊世界之認同的各種觀念表達方式。但我們必須超越現實主義文學，也來關注一下諸如科幻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奇幻小說之類的文類文學。在所有的文類中，邪惡總是表現為憎惡野生自然并試圖毀滅它，而自然往往被視作是善的聯盟。   二   談到當代美國小說，我對“當代”的定義是始于1970年，當年召開了第一個地球日的慶典。過去三十六年間，文學的生產力包括嚴肅的現實主義文學小說、行為主義小說、系列推出的偵探和神秘小說、歷史小說、后現代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和多元文化作品、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它們出自體裁各異的環境作家，為單個著作選擇一個環境主題的商業作家，來自各個種族的有色作家，特別是印第安裔美國作家之手，只要你能夠想見，還有白人、亞裔、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作家。男女作家都同樣活躍。   目前，我會把當代美國自然小說分成以下幾個大類：1）歷史與現實主義小說；2）后現代主義與魔幻現實主義小說；3）神秘與偵探小說；4）科幻小說與奇幻小說。   三   回顧當代小說，我們可以發現，歷史與現實主義小說表現了讀者預期傳統之明顯的延續。屬于這一類別的作品包括莫利•尤曼斯（MarlyYoumans）的《卡瑟伍德》（Catherwood），以殖民時期為背景；威廉•海伍德•亨德森（WilliamHay-woodHenderson）的內戰后小說，《地球其它地方》（TheRestoftheEarth）；布倫達•彼得森（BrendaPeterson）關于大蕭條時代的《光之河》（RiverofLight）；琳達•霍根（LindaHogan）《卑劣的靈魂》（MeanSpirit），講述的是20世紀二十年代俄克拉荷馬州油價飆升時期的美國印第安人；以及諸如莫利•格羅斯（MollyGloss）、蘇珊•朗（SusanLang）之類的作家分別所寫的邊疆小說《躍跳河》（TheJump-offCreek）和《超越石塊》（SmallRocksRising）。這些小說呼吁人們關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1）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基于鄉愁，并浪漫地再現了符合烏托邦理想的那個時期；2）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試圖改寫官方或民間的歷史，以便對特定時期和特定場所中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對立的特征作出更精確的評價；3）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相似的主題沖動，并強調或采取截然不同的環境倫理和哲學立場。   我尤其希望能夠考察他們對人類過去的生存方式提出了哪些要求，其表述卻是以含蓄的方式來主張人類目前和未來應當以何種方式生存。因此，這些小說中有些可以被界定為環境正義小說或生態小說，更多的屬于此類小說而不僅僅是描述一個特定的環境或場所。   對現實主義小說的探討完全可以由溫德爾•貝利（WendellBerry）的《老杰克的記憶》（TheMemoryofOldJack）和《地球上的一個地方》（APlaceonEarth）開始。盡管以過去為背景，除了現時的回憶，貝利小說中的活動往往發生在他所處的時代并且聚焦于肯塔基州以其本人所生活過的社區為原型的一個農耕社區。這一類小說中值得一提的單個作品還有弗蘭克•貝爾貢（FrankBergon）的《野蠻游戲》（WildGame），一部以20世紀八十年代內華達的偷獵者謀殺野生生物學家的真實事件為基礎的小說；斯蒂芬•古德溫（StephenGoodwin）的《天堂之血》（TheBloodofParadise），講述的是一對充滿20世紀六十年代純真的夫婦試圖重返家園；芭芭拉•金索沃爾（BarbaraKingsolver）的《揮霍的夏天》（ProdigalSummer），講述的是周邊男性圍繞的一群婦女，她們終于接受了一種獨特的生態學及其在弗吉尼亞州農村所提供的可能的生活方式；露絲•大關（RuthOzeki）的《我的肉食年》（MyYearofMeats），講述的是美國的牲畜業。這部小說尤為重要，因為它聚焦于都市和農村的生活方式、人們如何受到美國農業綜合企業的影響以及后者對致癌性并引發突變的合成品的依賴。與溫德爾•貝利的作品和其他家庭農場或荒野小說不同，這些作品讀來頗能引發人們的鄉愁，而大關的小說則尖銳地表明，食物鏈把每個人都卷入到環境健康問題之中。#p#分頁標題#e#   另一類作品主張關注后現代與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除了這兩種當代書寫，這一類別還要求使用準現代主義作品的定義，即由少數族裔，尤其是印第安裔美國作家所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具有的文體特征和敘事策略可能與那些都市后現代小說中的看上去相同，卻源自根本不同的世界觀。美國印第安裔小說，由于大多數不是現代或現代主義的，它們也沒有必要成為后現代或后現代主義的，盡管許多傳統的美國敘事策略與那些后現代小說的實踐者所運用的策略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這一類別中，涉及到的作品有凱倫•T•山下（KarenTeiYamashita）的作品《穿越熱帶雨林的天穹》（ThroughtheArcoftheRainforest）和《橙色熱帶》（TropicofOrange），格洛瑞亞•萘洛爾（GloriaNaylor）的《媽媽日》（MamaDay），湯姆•羅賓斯（TomRobbins）的《女牛仔也會憂傷》（EvenCowgirlsGettheBlues），約翰•尼克爾斯（JohnNichols）的《豆田戰役》（TheMilagroBeanfieldWar），愛麗絲•沃克的《我熟悉的神廟》（TheTempleofMyFamiliar），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天堂》（Paradise），以及諸如維澤納、西爾科和霍根的小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琳達•霍根的小說《太陽風暴》（SolarStorms）作為一部關于環境正義的重要作品得到公認，它涉及到環境破壞，尤其是對最初的美國國土的破壞，起因是加拿大海德魯魁北克的詹姆斯灣工程。   在我看來，斷定這部小說是后現代的，或那部小說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并沒有那么重要，正如指出這些小說如何使用實驗的、先鋒的、神秘的以及反現實主義的技巧去描寫自然、人類文化與對待地球的關系以及環境正義一樣，也沒有多大的重要性。而且，何種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觀念，通過這些小說的形式及其背離傳統或更具共識的現實主義而得以體現？它們對待圣歌的態度，與那些通常被描述為有靈性傾向的非虛構類自然作家有所不同嗎？   為了理解當代美國小說中自然描寫的范圍，就不僅要縱覽所謂的嚴肅文學，還得考慮通常被視作亞文類或商業小說的那些類別，例如神秘小說或科幻小說。   至少從查爾斯•布羅克登•布朗（CharlesBrockdenBrown）時代———共和國雛形形成時期的美國小說開始，神秘小說就成為一種非常受歡迎的小說文類，擁有強大的書迷基礎，其中包括經常閱讀某一作家的任一部新書的那些讀者。在美國，這類小說每年的銷量都保持在數百萬冊，或許只有驚險小說能夠超過它，后者往往擁有一個從根本上說基于秘密的情節。近年來，眾多致力于此類小說的作家越來越多地采用環境正義話題，強調自然以深化其故事的智力與情感維度。對一些作家而言，這種運用方式多少是一個借助便捷的話題變化以改變其程式化情節的環境或背景。對其他人而言，自然保護和環境正義作為作家們所秉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出現，這些作家找到了辦法，得以把自己的目標導入商業運作成功的小說的生產中去。   多數神秘小說和偵探故事作家依靠開發基于單個人物、間或是一個團隊的系列小說。這些人物通常長期居住在某個地方，這就為小說與文學地方性的重合提供了便利。此類小說斷斷續續的讀者和無法閱讀的人多數會把這樣的地方想象為城市的中心，例如舊金山、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這樣的信念更多地源自系列電視劇和電影而非源自小說本身。盡管內華達•巴爾（NevadaBarr）的名字已經與國家公園的冒險同義，其他作家的名字也與其它突出自然的背景同義。對約翰•斯坦利（JohnStraley）而言，背景就是阿拉斯加，無論是都市還是荒野；對約翰•D•麥克唐納（JohnD.MacDonald）和卡爾•海森（CarlHiaasen）而言，背景就是佛羅里達；對簡•蘭頓（JaneLangton）而言，背景就是新英格蘭的城鎮。涉及環境主題的作家與城市聯系在一起，例如，莎拉•帕勒斯基（SaraParetsky）與芝加哥，芭芭拉•尼利（BarbaraNeely）與波士頓。   已故的約翰•D•麥克唐納作為擁有最廣大讀者的神秘小說家非常引人注目，他在自己的小說中也始終關注環境問題。麥克唐納以生動的細節描繪了佛羅里達，例如描寫精準的以颶風作為背景的《風中的謀殺》（MurderintheWind）。他于1962年以《綠之光》（AFlashofGreen）開始自己的環境批評，接下來他又披露房地產投機客，直至辭世，其《堰洲島》（BarrierIsland）于1986年出版。   麥克唐納最好的環境小說是1977年出版的《公寓》（Condominium）。一幢退休公寓的居民不幸淪為了貪欲、不達標的建筑標準以及劣質建筑的犧牲品，也成為了不平凡的英雄，他們努力為著自身及環境的生存所扮演的角色出乎人們的意料。通過向顧問咨詢，公寓的居民們很快了解到多數佛羅里達海邊的居民和佛羅里達政府永遠否認的一點：佛羅里達兩岸的海灘會有規律地出現、消失和遷移。自然的氣候模式導致大部分的海灘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最終得以填充，可這一過程卻對旅游和發展不利。因此，開發商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鼓勵下，就在岸邊上建房子、搭建吸水墻及其他各種不牢靠的風暴和海嘯的防護設置，這些事實上都會導致海灘的侵蝕并回避自然的進程。當五級颶風侵襲公寓所在的堰洲島時，上述舉措便會招致災難。在公寓中，英雄們轉危為安的策略不是阻擋自然或防止因颶風來襲以及人員拒絕撤離所帶來的財毀人亡；相反，他們借助于比典型的開發商和沿海居民更長遠的目光而得以幸免于難，而且，與其他的悲劇英雄一樣，他們所獲得的經驗教訓旨在利于讀者而非小說中的人物。   卡爾•海森舍棄了麥克唐納的現實主義模式，他把神秘小說所要求的真實性與包含未必屬實的、異想天開的人物和事件的后現代的敏感性結合在一起，而日報對這些人事的報道就仿佛他們是基于真實的人物和確鑿的事件一樣。即便是在兒童小說中，卡爾•海森也傾向于怪異的人物和乖張的行為。他的神秘小說多半包含以下要素：基于佛羅里達背景之連續性的松散的系列，經常出現的特殊的次要人物，例如綽號為小蜥蜴的隱居的前地方長官，忠實于他的州騎警，各類新聞記者或前記者，通常還有一期關于環境破壞及應對措施的書刊。#p#分頁標題#e#   例如，在《生病的小狗》（SickPuppy）中，主人公起初懲罰了一個亂扔垃圾的說客，最后為保護一個海島免于因人口快速增長而導致的高消耗型非可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幫助。在《風暴天》（StormyWeather）中，海森披露了使1992年安德魯颶風所造成的破壞變本加厲的可悲的建筑操作，同時也揭露了災難之后的欺詐行為。就像麥克唐納在《公寓》中一樣，海森利用《風暴天》來對讀者進行大量與颶風相關問題的教育，包括寬松的建筑準則，腐敗的建筑檢察員以及保險欺詐設計師。在他的另一部小說《裸泳》（SkinnyDip）中，海森再現了另一種詐騙，農業綜合企業污染的假監管。環境正義的目的達到了，讀者了解了在沼澤地的毀滅中農業綜合企業所扮演的角色。   談到科幻小說這一通俗文類，我根據自然傾向的、環境的和生態的范疇來整理小說。   比較而言，環境科幻小說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小說，其中的危機是作為推斷產生的前景而存在的，而且危機一定會為情節而不僅僅是背景提供基礎。有時這些小說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作為勸誡故事，呼吁讀者意識到需要改變當前的行為以避免在不久的將來所出現的災難。關于核災難和戰爭的小說所起的作用當然是如此?？稍缭?0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具有明顯環境主題的小說就出現了。特別是1977年初版的，亞瑟•赫索格（ArthurHerzog）的《熱》（Heat），提出了全球變暖呈幾何級數加速的可能的方式。   諸如《熱》之類的小說，不管它們所喚起的生態意識有多么強烈，都可能被視為較容易迎合男性作家硬朗的科幻傳統———經常強調物理、化學和技術，幾乎不關注這樣的三頭統治運行于其中的生態體系。至于《熱》，他們通常傾向于英雄的、技術的要素或二者的結合，這一方案不僅為危機帶來了高潮而且還有終結，而非生態情節線索可能具有的那種開放式的結局和正在進行的過程，或者就此而言，女性科幻小說家常常訴諸于對心理—生物物理的相互作用的關注。然而，其它涉及環境主題的科幻小說遠非煽動性的。對《熱》的強調，它們致力于更具宣傳性和理論性的爭論，以及由此引發的系統問題和倫理問題的關注。   許多諸如此類的作品得以創作，用于展示反同心的傾向，這一傾向甚至把內在的價值歸于野生自然，或者與文明的無常加以對照以頌揚環境的彈性。例如，莫利•格羅斯《白晝的炫目》（TheDazzleofDay）由太空移民船從受污染的地球出發作為開始。開篇一章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聲明，背景設在不久的將來。她還簡短地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在太空船里創建了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而且，敘述者談到了進入太空是否意味著對“以毀滅和剝削為遺產的邊疆神話”的延續這一問題（13），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至少她尋求的理想是生態的、整體的生活方式，它源自宗教迫害和政府壓迫的終結。小說接下來跳到太空船靠近其預期目的地的那個時候，此時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處在150年前。與田園牧歌式的、由鄉愁驅動的陸地小說不同，在那里等待他們到來的是蕓蕓眾生棲居其間的精彩世界，新的地球顯然環境嚴酷，向人物為生存所做的最好的努力發出挑戰。隨之在船上很快展開了一場爭論，因為有些居民———他們已經知道只有這艘基于技術的、封閉的船只才是他們整個的生命所系———害怕船只的著陸。但他們抵制伊甸園般的神話，夢想著一個進行了環境改造的行星，并認為：每一個世界，即指他們所抵達的行星以及小說的讀者們所讀到的行星，是“一個謎……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每一處細節都是如此”（223）。   格羅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聲稱“我們占據著這片土地，就像孩子們占據著我們”（252），這種占據可以理解為一種嶄新的生態更加和諧的經歷，而非小說開篇由他們的祖先所留下來的、大多數人在這顆行星上曾經擁有的經歷。   如同許多科幻作家一樣，瓊•斯隆切夫斯基（JoanSlonczewski）主要的職業是科學家，她也是凱尼恩學院的一名生物學教授。其生物學背景，加上堅定的女權主義者的承諾，以及對非暴力的、顯然是教友派的政治行動的推崇。在《兒童之星》（TheChildrenStar）中，她寫了一個關于一群人的科幻之謎，包括普羅卡雍行星的殖民者在內，他們試圖發現在行星陸基的生態方方面面井然有序的表象的背后是否存在一個有意識的物種。此處，她的生態倫理強調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斯隆切夫斯基推進了下述理念：殖民者應當要求改造他們的身體，包括他們的消化和自身免疫系統，以便為了棲居而適應一個新的行星，而非改造行星上的植物群和動物群以適應其生理機能；其二，她從微生物層面上探索了在寄主物種內進行感知和協調活動，改造動植物以滿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生命的可能性。這一推斷可以被理解為：厭氧生物幫助帶消化系統的需氧生物形成，目的在于保護自身以免受地球上含氧豐富的大氣發展的影響，而且這一過程導致了動物，包括我們自己和腸道細菌之間的共生關系。在小說的結尾，此類物種的發現拯救行星免遭生態的侵蝕，繼之對其進行環境改造，使得適應能力強的殖民者能夠存活下來。   四   不論批評家借助于哪個類別來梳理當代美國以自然為導向的小說以形成可供討論的單元，任何研究都應當承認這些類別的局限性和任意性，許多小說的剖析程度應當依照多個類別所提供的視角，而非縮減為單個類別來加以考慮。例如，如果人們把德育小說視作一個類別，那么，諸如魯道夫•阿納雅（RudolfoAnaya）的《祝福我，鄔蒂瑪》（BlessMe,Ultima）、埃德娜•埃斯卡米爾的《山的女兒》（DaughteroftheMountain）、倫納德•昂格爾（LeonardUnger）的《離開這土地》（LeavingtheLand），就可能和溫德爾•貝利的小說和一些科幻小說歸為一類，例如萊瑟姆（Lethem）的《風景畫中的女孩》（GirlinLandscape）和勒•古因（LeGuin）的小說。盡管這些作品中許多都值得作詳盡的文體和結構分析、進行主題的闡釋，但探索文學在促進文化變革上的作用必須放在首位，因為主題和讀者反應常常代表了創作背后的驅動力。#p#分頁標題#e#

多年以來，我國的學校教育重理輕文，富有人文內涵的教育內容較少，致使許多學生不重視人文學科學習，漠視對社會倫理、生態環境、文化藝術等人文素養的汲取。針對這一現象，近年來，一些學者發出了“提高人文素養是素質教育面臨的緊迫任務”的呼吁。歷史課程屬于人文學科，其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營養，可以為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開發這一寶藏，對于當前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都具有重大意義。那么如何在歷史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呢？筆者在日常的歷史教學中有如下嘗試。   一、積極挖掘教材中的人文精神素材   在教學活動中要及時把知識納入到人文背景中，做到知識和人文精神的相互交融。在歷史教學的備課階段，可以從多方面努力挖掘教材中的人文素材。如在備《春秋戰國文化》一課時，我查閱了大量的有關孔子的文獻資料，孔子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信”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并且把“信”列為對學生教育的“四大科目”（言、行、忠、信）和“五大規范”（恭、寬、信、敬、忠）之一，強調要“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與此同時，聯系社會現實中屢屢出現的假冒偽劣商品、毀約、詐騙、故意欠款不還等失信行為，結合孔子提倡“信”的儒家基本理念，揭示社會存在的不良現象。講授教材時結合這些社會實例進行分析論證，可使整個教學過程超出純粹對知識的把握，為課堂教學培育人文精神、弘揚社會正氣奠定堅實基礎。   二、寓人文精神培育于歷史課堂教學之中   通過精心挖掘課本中的人文精神養分，聯系當代人文精神的時事材料進行深刻分析，有傾向性地進行人文精神教育。例如在講述《兩漢時期的對外關系》“絲綢之路”一節時，聯系2001年9月《新聞晨報》刊登的一則報道：敦煌———塞外“小江南”渴死了。從敦煌西行出陽關，經樓蘭，至天竺，兩千年前“邊城暮雨燕飛低，蘆筍初齊漸欲齊”的古絲綢之路，水土肥美，駝鈴陣陣。對此，一代代敦煌人以水為榮，以綠洲為榮。而近年來，腳下濕地、涌出地下水的泉眼漸漸停止“呼吸”，與沙漠戈壁四面相擁的敦煌人有些驚呆了，而造成這一現狀的罪魁禍首是瘋狂挖井。通過這則新聞的介紹、分析，引出“人、自然、社會和諧”“增強社會責任感”等人文精神內容，達到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   再如，在講授二戰歷史時，就有部分學生說自己最欣賞的人是希特勒。“我欣賞希特勒的膽量、才華。他從一個維也納街頭的流浪漢成為一個世界知曉的人物，他敢同世界作戰，這本身就是一種氣魄。”對于學生中存在的這種價值判斷，不能簡單地批評或否定，而應通過耐心、細致地教導，使學生拋棄錯誤的認識，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在課堂教學中，我注意結合教學內容，講述希特勒、墨索里尼發動的法西斯侵略戰爭給世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世界人民為贏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做出的巨大犧牲，比如分類列舉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遭受的嚴重損失，也介紹了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領導本國人民進行正義斗爭的代表人物，如力挽狂瀾的丘吉爾、滿懷必勝信念的羅斯福、不屈不撓的斯大林等。接著，我引導學生討論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問題，一些學生積極發言。通過討論，使大多數學生都認識到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只有一個，即看這個人物的活動是順應還是違背歷史潮流，是推動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符合還是違背人民的意愿。從而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等人文精神。   三、實現教學方法的改革和創新，更好地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   傳統的教育理念是以教學內容的穩定性和單一性為基本出發點，以知識的記憶和復現為基本目標，強調對已有知識的記憶。這樣就形成了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模式，形成了學生以模仿、操練和背誦為主要特征的學習方式，而且還把師生關系異化成了一種不平等的人格關系，從而養成了學生屈從、自卑的性格。這樣，導致師生間不能以平等的身份交流意見，甚至不能平等地探討科學知識。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教學理念，在教學中應強調“發現”知識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獲得結果。為此我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嘗試。   第一，營造寬松的教學氛圍，創設情境呈趣。在教學中，我盡量使自己的語言多一些幽默和詼諧，著重激發學生的求知熱情，盡可能扭轉以往死板的課堂氣氛。微笑、溫和應當是教師表情的基本特征，因為教師的微笑和溫和能拉近師生之間的心理距離，變“我教你學”為共同探索，從而形成一種平等的師生關系和寬松的教學氛圍，同時創設大量的情境材料，引導學生去歸納和概括，變學生由聽客為主動的求知者，這樣學生的獨創性、自主性、平等意識和創造力才能得到有效的培養和發揮。比如在講《統一戰線，民族工作和外交工作成就》中的“一國兩制”時，我先播放了一段香港回歸的升旗錄像，讓學生共同體驗那激動人心的情景，回顧香港回歸后，再和學生共同探討“一國兩制”的有關問題。接著我展示了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晚年久居臺灣思念故鄉，在辭世前寫下的詩：“葬我于高山之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讓學生閱讀，體味其中滋味。短短十幾分鐘時間，一下子激起了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期盼祖國統一的神圣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樣學生接受了情感教育的洗禮，從而有機地滲透了人文精神教育。   第二，還可開展形式多樣的與人文精神教學有關的座談會、系列講座，甚至設計一些有人文精神傾向的題目讓學生進行練筆。例如通過做材料題，撰寫歷史研究性論文、歷史情景劇、歷史演講稿。通過以上這些方式，讓學生參與、鍛煉，這樣不僅能提高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也能培養學生嚴謹科學的治學風氣，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實現由傳統的目標教育轉變為過程教育。從而實現人文教育目的，增強學生的人文底蘊。#p#分頁標題#e#   總之，在當前的歷史教學中加強人文精神和高尚情操教育，是時代賦予歷史教學的責任，是培養一代新人的需要，是以德育為核心，以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為重點的素質教育的題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