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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美國的生態及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的形式及其在當代美國小說研究中的應用。美國的環境危機感，較之其它任何因素，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語系一系列題為“自然的文學”、“人與自然的世界”及“自然的書寫”等新課程的開設提供了機會，這些課程的規劃思路與20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新美國研究可謂是如出一轍。在這樣的背景下，亨利•戴維•梭羅（HenryDavidTho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于1966年再版，此次還加入了他的論文《對市民政府的抵抗》。在該書出版之際，對環境的關注以及對政治激進主義的需求被糅合在了一起，盡管政治與文化關懷與文學研究之間的相關性已經有了明確的表述。非虛構的自然書寫與政論完美結合的這一經典之作于1992年再版，新版的編輯威廉•羅西（WilliamRossi）聲稱：“這些作品在20世紀九十年代可謂更及時了……他們指向當前的環境……帶著對世界各地相互依賴以及由于個體行為的好壞導致全球性影響的日常意識。”（vii） 教師們把自然書寫定義為一種關注“自然史與自然界體驗”的非虛構類散文（Lyonxv）。教師們既著意于向學生介紹一種文學表現形式，也注重向日益城市化的學生群體傳遞關于自然和野生世界的信息。盡管教授和批評家在講授這些新課程方面獲得了成功，但他們卻發現自己無法把文本的選擇限于“非虛構”以及直接“經驗”的描述。 以自然史的書寫為基礎，自然書寫取得了進展，但其關注點卻不一樣。它把重點從歷史和地質學徑直轉向了自然對人類個體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反過來，還有后者對自然的影響。自然書寫往往關注單個個體的冒險與觀察，19世紀上半葉的梭羅和19世紀末的約翰•穆爾（JohnMuir）和約翰•伯勒斯（JohnBurroughs）或許為之提供了最好的詮釋。順著這些書寫，我們還可以看到虛構的自然文學的興起，它們在題材、敘述、意象以及主題方面與其它美國小說和詩歌截然不同。許多諸如此類的著作把非虛構和虛構、精確的觀察與夸大的故事和夸張的事件混合在一起。麥爾維爾（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Dick）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盡管從根本上說是一部虛構作品，《莫比•迪克》卻含有大量關于鯨魚以及捕鯨業的真實信息。瑪麗•奧斯?。∕aryAustin）寫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關于美國西北部沙漠的故事與麥爾維爾的小說有諸多相似之處。美國最早的小說家之一顯然是一位自然作家，那就是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JamesFenimoreCooper）———《獵鹿者》（TheDeerslayer）以及其它許多以陸地和公海為背景的小說的作者。 “環境文學”，較之于“自然文學”，意味著關于生態關系和環境危機的高度的自覺意識。環境文學的例子隨時可見，只要作家對其文化或民族對自然世界帶來的負面影響予以關注，它更多的是一種當代現象而非自然文學，因為人們已普遍意識到了全球的環境危機?？匆豢串敶绹膶W，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不僅有大量的自然書寫、還有大量的環境文學得以出版。與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作品不同，這類文學中的大多數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既有女性主義，也有非女性主義的視角。 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女性主義至少可以追溯到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Adams）警告她的丈夫———美國第二任總統———不要在新的共和國里忽視女性。但女性主義更多的是和1848年的塞尼卡•福爾斯會議（SenecaFallsConven-tion）以及婦女運動與廢奴運動的最終聯盟聯系在一起。在19世紀早期形形色色的美國女性作家中，有些參加了婦女權利及廢奴運動，有的注意到了自然世界，其注意力不亞于男性作家，盡管她們的關注點大不相同。舉個例子來說，蘇珊•費尼莫爾•庫柏（SusanFenimoreCooper）的《鄉村時光》（RuralHours）就是一部暢銷全國的作品。 整個19世紀，還有其他許多女作家寫到了自然和荒野，包括海倫•亨特•杰克遜（HelenHuntJackson）、麗貝卡•哈丁•戴維斯（RebeccaHardingDavis）、瑪麗•哈洛克•富特（MaryHallockFoote）以及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可19世紀婦女們要體驗荒野中的自然，其能力還是極其有限的，這與家庭式或種植類的自然顯然是有區別的。隨著20世紀初婦女選舉權運動的興起，人們把注意力從人類周邊的自然轉向了人類的自然屬性。性別定勢以及關于人性的所謂的描述被用于以下嘗試，試圖證明把選舉權限于男性之合理性。 在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三波浪潮伴隨著民權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戰運動而出現，同時也是該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先于環境主義運動，大體上也獨立于該運動。至于女權運動的第二波浪潮，一個經常爭論的話題關乎人性，特別是婦女的本性。反女權運動的男性時常會對婦女的概念作如下的強調：更近于本性，更情緒化、更富直覺，而非邏輯和理性的，因其生育能力而成為更自然的養育者而非戰士。女權運動的一支完全拒絕自己稱之為“生物決定論”的任何主張。 其他婦女也開始分析所謂的本性與女性之間的關聯，并看到了贊同這種關聯的價值。這一群體往往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各種以婦女為基礎的靈性運動有關。女權運動一直都是一項高度差異化的運動，人們的理念互相對立，但出于終結婦女壓迫的目標而團結在了一起。過去三十年間逐漸發生的這項運動日趨認同下述觀點：對婦女的壓迫及其天生所受的剝削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源自各種類型的男權中心和男權支配的意識和社會。 但此處我們需要做些區分。盡管女權運動大體關注的是批評并致力于改變當下，緩解世界各地婦女們所經受的各種形式的壓迫，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到了未來。與自由女權主義者不同，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希望婦女享有均等的毀滅物種、污染大氣、導致全球變暖的機會。相反，他們相信減輕婦女的壓迫是改變人類與自然關系這一大型工程的組成部分。反抗本身不是目標，而是徹底改變人類環境———從人際到政治關系，從經濟結構到人類精神的構造，使得支配人類社會的世界擺脫人類—非人類關系的現狀———這一過程的一個部分。許多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正如男女之間的差異形成了一種對話的、相互支持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而非需要辯證解決的矛盾，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根本上也是一種對話的、相互支持的，而且是良性的、相互依賴的關系。#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者對未來的關注基于對人類中介的信念，即我們能在這個世界上有所作為，并能帶來文化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變化。這些變化反過來將會對未來的生存方式開啟種種可能性，而非現有的格局———全球資本主義、均質化的工業化以及宗主國對殖民與前殖民國家和土著的文化壓迫。談到對人類中介的信念，談到導致社會變革的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生態批評家和生態女性主義者往往必須對抗歐美后現代主義思想的諸多方面所存在的決定論觀念。盡管后現代批評和文藝理論很難把中介歸于任何人，生態女性主義者作此分派的決心不僅面向任何一個作為人類一員的人，而且面向與我們共享這個世界的、各種非人的“行動者”。 中介從人到非人的拓展反映了在道德重要性的視野中所出現的生物圈不斷擴大這一歷史的進步。通常，當人們被問道“這有什么好處”時，他們真正的意思是“這對我個人或我的社會有什么好處”。生態批評家和生態女性主義者指出，這些問題需要被設計成“在其生態系統中會有什么好處，以及在這一系統中，人類與維護或損害這些好處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把生態系統的健康作為判斷的基本準則，使得對多樣性的認同成為個體物種和生態系統生存的一個必要的維度，文化的多樣性成為改善人類物種生存狀態的維度之一。 生態文學批評和生態女性主義自始便受到了特別的關注，不僅把邊緣化的女性聲音，而且把有色民族的聲音置于中心。在涉及美國印第安裔和墨西哥裔作家時，如此關注就甚為顯眼，因為他們的寫作在描述地方、文化、剝削與壓迫的關系時往往是非常清晰的。但此類關注不僅僅是把作家們新的小說讀物提供給讀者，這些作家包括司各特•莫馬迪（ScottMomaday）、萊斯利•西爾科（LeslieMarmonSilko）、琳達•霍根（LindaHogan）、埃德娜•誒斯卡米爾（EdnaEscamill）、艾娜•卡斯蒂洛（AnaCastillo）、愛麗絲•沃克（AliceWalker）、路易斯•歐文斯（LouisOwens）、西蒙•歐提茲（Si-monOrtiz），等等，它也給文類的定義以及自然寫作的范式帶來了反思。以后現代主義的精神，而未必是以其哲學的派別身份，這些小說中的多數是以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決裂的形式來創作的。它們被貼上了各種標簽：虛擬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超自然主義以及奇幻小說等，但無論獲得流通的是何種術語，都會就作家和小說的表現形式及其文化特征之間的關系展開批評。 對自然寫作和環境文學的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維度的關注，是拓展我們對人與自然相互作用之文學表現的理解方式之一。它將有助于讀者和批評家理解不同區域的美國居民在地域、棲居以及對自己周邊世界之認同的各種觀念表達方式。但我們必須超越現實主義文學，也來關注一下諸如科幻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奇幻小說之類的文類文學。在所有的文類中，邪惡總是表現為憎惡野生自然并試圖毀滅它，而自然往往被視作是善的聯盟。 二 談到當代美國小說，我對“當代”的定義是始于1970年，當年召開了第一個地球日的慶典。過去三十六年間，文學的生產力包括嚴肅的現實主義文學小說、行為主義小說、系列推出的偵探和神秘小說、歷史小說、后現代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和多元文化作品、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它們出自體裁各異的環境作家，為單個著作選擇一個環境主題的商業作家，來自各個種族的有色作家，特別是印第安裔美國作家之手，只要你能夠想見，還有白人、亞裔、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作家。男女作家都同樣活躍。 目前，我會把當代美國自然小說分成以下幾個大類：1）歷史與現實主義小說；2）后現代主義與魔幻現實主義小說；3）神秘與偵探小說；4）科幻小說與奇幻小說。 三 回顧當代小說，我們可以發現，歷史與現實主義小說表現了讀者預期傳統之明顯的延續。屬于這一類別的作品包括莫利•尤曼斯（MarlyYoumans）的《卡瑟伍德》（Catherwood），以殖民時期為背景；威廉•海伍德•亨德森（WilliamHay-woodHenderson）的內戰后小說，《地球其它地方》（TheRestoftheEarth）；布倫達•彼得森（BrendaPeterson）關于大蕭條時代的《光之河》（RiverofLight）；琳達•霍根（LindaHogan）《卑劣的靈魂》（MeanSpirit），講述的是20世紀二十年代俄克拉荷馬州油價飆升時期的美國印第安人；以及諸如莫利•格羅斯（MollyGloss）、蘇珊•朗（SusanLang）之類的作家分別所寫的邊疆小說《躍跳河》（TheJump-offCreek）和《超越石塊》（SmallRocksRising）。這些小說呼吁人們關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1）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基于鄉愁，并浪漫地再現了符合烏托邦理想的那個時期；2）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試圖改寫官方或民間的歷史，以便對特定時期和特定場所中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對立的特征作出更精確的評價；3）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相似的主題沖動，并強調或采取截然不同的環境倫理和哲學立場。 我尤其希望能夠考察他們對人類過去的生存方式提出了哪些要求，其表述卻是以含蓄的方式來主張人類目前和未來應當以何種方式生存。因此，這些小說中有些可以被界定為環境正義小說或生態小說，更多的屬于此類小說而不僅僅是描述一個特定的環境或場所。 對現實主義小說的探討完全可以由溫德爾•貝利（WendellBerry）的《老杰克的記憶》（TheMemoryofOldJack）和《地球上的一個地方》（APlaceonEarth）開始。盡管以過去為背景，除了現時的回憶，貝利小說中的活動往往發生在他所處的時代并且聚焦于肯塔基州以其本人所生活過的社區為原型的一個農耕社區。這一類小說中值得一提的單個作品還有弗蘭克•貝爾貢（FrankBergon）的《野蠻游戲》（WildGame），一部以20世紀八十年代內華達的偷獵者謀殺野生生物學家的真實事件為基礎的小說；斯蒂芬•古德溫（StephenGoodwin）的《天堂之血》（TheBloodofParadise），講述的是一對充滿20世紀六十年代純真的夫婦試圖重返家園；芭芭拉•金索沃爾（BarbaraKingsolver）的《揮霍的夏天》（ProdigalSummer），講述的是周邊男性圍繞的一群婦女，她們終于接受了一種獨特的生態學及其在弗吉尼亞州農村所提供的可能的生活方式；露絲•大關（RuthOzeki）的《我的肉食年》（MyYearofMeats），講述的是美國的牲畜業。這部小說尤為重要，因為它聚焦于都市和農村的生活方式、人們如何受到美國農業綜合企業的影響以及后者對致癌性并引發突變的合成品的依賴。與溫德爾•貝利的作品和其他家庭農場或荒野小說不同，這些作品讀來頗能引發人們的鄉愁，而大關的小說則尖銳地表明，食物鏈把每個人都卷入到環境健康問題之中。#p#分頁標題#e# 另一類作品主張關注后現代與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除了這兩種當代書寫，這一類別還要求使用準現代主義作品的定義，即由少數族裔，尤其是印第安裔美國作家所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具有的文體特征和敘事策略可能與那些都市后現代小說中的看上去相同，卻源自根本不同的世界觀。美國印第安裔小說，由于大多數不是現代或現代主義的，它們也沒有必要成為后現代或后現代主義的，盡管許多傳統的美國敘事策略與那些后現代小說的實踐者所運用的策略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這一類別中，涉及到的作品有凱倫•T•山下（KarenTeiYamashita）的作品《穿越熱帶雨林的天穹》（ThroughtheArcoftheRainforest）和《橙色熱帶》（TropicofOrange），格洛瑞亞•萘洛爾（GloriaNaylor）的《媽媽日》（MamaDay），湯姆•羅賓斯（TomRobbins）的《女牛仔也會憂傷》（EvenCowgirlsGettheBlues），約翰•尼克爾斯（JohnNichols）的《豆田戰役》（TheMilagroBeanfieldWar），愛麗絲•沃克的《我熟悉的神廟》（TheTempleofMyFamiliar），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天堂》（Paradise），以及諸如維澤納、西爾科和霍根的小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琳達•霍根的小說《太陽風暴》（SolarStorms）作為一部關于環境正義的重要作品得到公認，它涉及到環境破壞，尤其是對最初的美國國土的破壞，起因是加拿大海德魯魁北克的詹姆斯灣工程。 在我看來，斷定這部小說是后現代的，或那部小說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并沒有那么重要，正如指出這些小說如何使用實驗的、先鋒的、神秘的以及反現實主義的技巧去描寫自然、人類文化與對待地球的關系以及環境正義一樣，也沒有多大的重要性。而且，何種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觀念，通過這些小說的形式及其背離傳統或更具共識的現實主義而得以體現？它們對待圣歌的態度，與那些通常被描述為有靈性傾向的非虛構類自然作家有所不同嗎？ 為了理解當代美國小說中自然描寫的范圍，就不僅要縱覽所謂的嚴肅文學，還得考慮通常被視作亞文類或商業小說的那些類別，例如神秘小說或科幻小說。 至少從查爾斯•布羅克登•布朗（CharlesBrockdenBrown）時代———共和國雛形形成時期的美國小說開始，神秘小說就成為一種非常受歡迎的小說文類，擁有強大的書迷基礎，其中包括經常閱讀某一作家的任一部新書的那些讀者。在美國，這類小說每年的銷量都保持在數百萬冊，或許只有驚險小說能夠超過它，后者往往擁有一個從根本上說基于秘密的情節。近年來，眾多致力于此類小說的作家越來越多地采用環境正義話題，強調自然以深化其故事的智力與情感維度。對一些作家而言，這種運用方式多少是一個借助便捷的話題變化以改變其程式化情節的環境或背景。對其他人而言，自然保護和環境正義作為作家們所秉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出現，這些作家找到了辦法，得以把自己的目標導入商業運作成功的小說的生產中去。 多數神秘小說和偵探故事作家依靠開發基于單個人物、間或是一個團隊的系列小說。這些人物通常長期居住在某個地方，這就為小說與文學地方性的重合提供了便利。此類小說斷斷續續的讀者和無法閱讀的人多數會把這樣的地方想象為城市的中心，例如舊金山、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這樣的信念更多地源自系列電視劇和電影而非源自小說本身。盡管內華達•巴爾（NevadaBarr）的名字已經與國家公園的冒險同義，其他作家的名字也與其它突出自然的背景同義。對約翰•斯坦利（JohnStraley）而言，背景就是阿拉斯加，無論是都市還是荒野；對約翰•D•麥克唐納（JohnD.MacDonald）和卡爾•海森（CarlHiaasen）而言，背景就是佛羅里達；對簡•蘭頓（JaneLangton）而言，背景就是新英格蘭的城鎮。涉及環境主題的作家與城市聯系在一起，例如，莎拉•帕勒斯基（SaraParetsky）與芝加哥，芭芭拉•尼利（BarbaraNeely）與波士頓。 已故的約翰•D•麥克唐納作為擁有最廣大讀者的神秘小說家非常引人注目，他在自己的小說中也始終關注環境問題。麥克唐納以生動的細節描繪了佛羅里達，例如描寫精準的以颶風作為背景的《風中的謀殺》（MurderintheWind）。他于1962年以《綠之光》（AFlashofGreen）開始自己的環境批評，接下來他又披露房地產投機客，直至辭世，其《堰洲島》（BarrierIsland）于1986年出版。 麥克唐納最好的環境小說是1977年出版的《公寓》（Condominium）。一幢退休公寓的居民不幸淪為了貪欲、不達標的建筑標準以及劣質建筑的犧牲品，也成為了不平凡的英雄，他們努力為著自身及環境的生存所扮演的角色出乎人們的意料。通過向顧問咨詢，公寓的居民們很快了解到多數佛羅里達海邊的居民和佛羅里達政府永遠否認的一點：佛羅里達兩岸的海灘會有規律地出現、消失和遷移。自然的氣候模式導致大部分的海灘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最終得以填充，可這一過程卻對旅游和發展不利。因此，開發商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鼓勵下，就在岸邊上建房子、搭建吸水墻及其他各種不牢靠的風暴和海嘯的防護設置，這些事實上都會導致海灘的侵蝕并回避自然的進程。當五級颶風侵襲公寓所在的堰洲島時，上述舉措便會招致災難。在公寓中，英雄們轉危為安的策略不是阻擋自然或防止因颶風來襲以及人員拒絕撤離所帶來的財毀人亡；相反，他們借助于比典型的開發商和沿海居民更長遠的目光而得以幸免于難，而且，與其他的悲劇英雄一樣，他們所獲得的經驗教訓旨在利于讀者而非小說中的人物。 卡爾•海森舍棄了麥克唐納的現實主義模式，他把神秘小說所要求的真實性與包含未必屬實的、異想天開的人物和事件的后現代的敏感性結合在一起，而日報對這些人事的報道就仿佛他們是基于真實的人物和確鑿的事件一樣。即便是在兒童小說中，卡爾•海森也傾向于怪異的人物和乖張的行為。他的神秘小說多半包含以下要素：基于佛羅里達背景之連續性的松散的系列，經常出現的特殊的次要人物，例如綽號為小蜥蜴的隱居的前地方長官，忠實于他的州騎警，各類新聞記者或前記者，通常還有一期關于環境破壞及應對措施的書刊。#p#分頁標題#e# 例如，在《生病的小狗》（SickPuppy）中，主人公起初懲罰了一個亂扔垃圾的說客，最后為保護一個海島免于因人口快速增長而導致的高消耗型非可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幫助。在《風暴天》（StormyWeather）中，海森披露了使1992年安德魯颶風所造成的破壞變本加厲的可悲的建筑操作，同時也揭露了災難之后的欺詐行為。就像麥克唐納在《公寓》中一樣，海森利用《風暴天》來對讀者進行大量與颶風相關問題的教育，包括寬松的建筑準則，腐敗的建筑檢察員以及保險欺詐設計師。在他的另一部小說《裸泳》（SkinnyDip）中，海森再現了另一種詐騙，農業綜合企業污染的假監管。環境正義的目的達到了，讀者了解了在沼澤地的毀滅中農業綜合企業所扮演的角色。 談到科幻小說這一通俗文類，我根據自然傾向的、環境的和生態的范疇來整理小說。 比較而言，環境科幻小說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小說，其中的危機是作為推斷產生的前景而存在的，而且危機一定會為情節而不僅僅是背景提供基礎。有時這些小說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作為勸誡故事，呼吁讀者意識到需要改變當前的行為以避免在不久的將來所出現的災難。關于核災難和戰爭的小說所起的作用當然是如此?？稍缭?0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具有明顯環境主題的小說就出現了。特別是1977年初版的，亞瑟•赫索格（ArthurHerzog）的《熱》（Heat），提出了全球變暖呈幾何級數加速的可能的方式。 諸如《熱》之類的小說，不管它們所喚起的生態意識有多么強烈，都可能被視為較容易迎合男性作家硬朗的科幻傳統———經常強調物理、化學和技術，幾乎不關注這樣的三頭統治運行于其中的生態體系。至于《熱》，他們通常傾向于英雄的、技術的要素或二者的結合，這一方案不僅為危機帶來了高潮而且還有終結，而非生態情節線索可能具有的那種開放式的結局和正在進行的過程，或者就此而言，女性科幻小說家常常訴諸于對心理—生物物理的相互作用的關注。然而，其它涉及環境主題的科幻小說遠非煽動性的。對《熱》的強調，它們致力于更具宣傳性和理論性的爭論，以及由此引發的系統問題和倫理問題的關注。 許多諸如此類的作品得以創作，用于展示反同心的傾向，這一傾向甚至把內在的價值歸于野生自然，或者與文明的無常加以對照以頌揚環境的彈性。例如，莫利•格羅斯《白晝的炫目》（TheDazzleofDay）由太空移民船從受污染的地球出發作為開始。開篇一章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聲明，背景設在不久的將來。她還簡短地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在太空船里創建了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而且，敘述者談到了進入太空是否意味著對“以毀滅和剝削為遺產的邊疆神話”的延續這一問題（13），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至少她尋求的理想是生態的、整體的生活方式，它源自宗教迫害和政府壓迫的終結。小說接下來跳到太空船靠近其預期目的地的那個時候，此時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處在150年前。與田園牧歌式的、由鄉愁驅動的陸地小說不同，在那里等待他們到來的是蕓蕓眾生棲居其間的精彩世界，新的地球顯然環境嚴酷，向人物為生存所做的最好的努力發出挑戰。隨之在船上很快展開了一場爭論，因為有些居民———他們已經知道只有這艘基于技術的、封閉的船只才是他們整個的生命所系———害怕船只的著陸。但他們抵制伊甸園般的神話，夢想著一個進行了環境改造的行星，并認為：每一個世界，即指他們所抵達的行星以及小說的讀者們所讀到的行星，是“一個謎……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每一處細節都是如此”（223）。 格羅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聲稱“我們占據著這片土地，就像孩子們占據著我們”（252），這種占據可以理解為一種嶄新的生態更加和諧的經歷，而非小說開篇由他們的祖先所留下來的、大多數人在這顆行星上曾經擁有的經歷。 如同許多科幻作家一樣，瓊•斯隆切夫斯基（JoanSlonczewski）主要的職業是科學家，她也是凱尼恩學院的一名生物學教授。其生物學背景，加上堅定的女權主義者的承諾，以及對非暴力的、顯然是教友派的政治行動的推崇。在《兒童之星》（TheChildrenStar）中，她寫了一個關于一群人的科幻之謎，包括普羅卡雍行星的殖民者在內，他們試圖發現在行星陸基的生態方方面面井然有序的表象的背后是否存在一個有意識的物種。此處，她的生態倫理強調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斯隆切夫斯基推進了下述理念：殖民者應當要求改造他們的身體，包括他們的消化和自身免疫系統，以便為了棲居而適應一個新的行星，而非改造行星上的植物群和動物群以適應其生理機能；其二，她從微生物層面上探索了在寄主物種內進行感知和協調活動，改造動植物以滿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生命的可能性。這一推斷可以被理解為：厭氧生物幫助帶消化系統的需氧生物形成，目的在于保護自身以免受地球上含氧豐富的大氣發展的影響，而且這一過程導致了動物，包括我們自己和腸道細菌之間的共生關系。在小說的結尾，此類物種的發現拯救行星免遭生態的侵蝕，繼之對其進行環境改造，使得適應能力強的殖民者能夠存活下來。 四 不論批評家借助于哪個類別來梳理當代美國以自然為導向的小說以形成可供討論的單元，任何研究都應當承認這些類別的局限性和任意性，許多小說的剖析程度應當依照多個類別所提供的視角，而非縮減為單個類別來加以考慮。例如，如果人們把德育小說視作一個類別，那么，諸如魯道夫•阿納雅（RudolfoAnaya）的《祝福我，鄔蒂瑪》（BlessMe,Ultima）、埃德娜•埃斯卡米爾的《山的女兒》（DaughteroftheMountain）、倫納德•昂格爾（LeonardUnger）的《離開這土地》（LeavingtheLand），就可能和溫德爾•貝利的小說和一些科幻小說歸為一類，例如萊瑟姆（Lethem）的《風景畫中的女孩》（GirlinLandscape）和勒•古因（LeGuin）的小說。盡管這些作品中許多都值得作詳盡的文體和結構分析、進行主題的闡釋，但探索文學在促進文化變革上的作用必須放在首位，因為主題和讀者反應常常代表了創作背后的驅動力。#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