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意識論文范例

1居民區綠化在生態意識下的景觀設計著手點

1.1景觀設計的多樣性

對于居民來說，不僅需要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更需要一個能夠讓他們感到方便、安全、舒適的生活空間，居民區綠化在生態意識下的景觀設計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景觀設計的多樣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景觀空間設計是為居民區創造一個綠色活動的空間，而且，根據景觀環境空間的多樣性來滿足不同年齡、不同愛好、不同層次的居住群體，這也是當今居民區人們戶外活動的主要需求。可以利用花壇坐凳、樹木花草、山石小品等來形成層次豐富多樣化的綠色空間，為居民區營造一個良好的綠化環境，使居民區綠化達到多樣化、生態化、景觀化的要求。

1.2因地制宜的布局設計

居民區綠化在生態意識下的景觀設計不能進行統一設計，要結合地區的發展情況因地制宜的對景觀布局進行設計，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要考慮到地區的原有地形地貌的形態，例如，水體、山地、綠化場地、活動場地等景觀建筑的布置，以及各個形態界限的劃分，同時要注意山石小景和景觀小品的點綴、景觀照明的布局設計、室外家具的格局設置等，要充分體現出原有地形地貌的特色。要考慮到地方民風、氣候、生活習慣、周邊環境、民俗等特點，同時，還要了解地區的發展現狀、歷史文化等，綜合地區各方面因素的分析再對居民區綠化景觀設計進行合理的布局；另外，還要考慮到地區居民區外部自然景觀資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外部的自然資源直接對城市居民區景觀設計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應結合實際的自然景觀資源的分配情況進行綠化設計。

1.3景觀設計的生態性

首先，在進行居住區綠化景觀設計時，應注重植物的多樣性，增加植物品種，穩定生態植物的群落，打造多樣性的景觀色彩、植物品種，全面提升居住區景觀設計的生態性。其次，居住區綠化在生態意識下的景觀設計主要以植物為主，通過植物的規劃設計來進行點、線、面的形態設計，逐漸形成居民區景觀設計的層次性，豐富居民區景觀系統，為人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再次，要增加居民區景觀設計的綠化量，全面提升景觀設計的生態效果，對居民區綠化景觀設計實施立體綠化，針對居民建筑物的不同結構進行不同的綠化效果，例如，墻面的綠化、居民樓屋頂的綠化、陽臺和窗臺的綠化、居民小區的棚架綠化等，而且，從這幾方面的綠化形式來看，都是不需要占用地面的綠化方式，在節約用地的情況下，又能提高居民區的綠化效果，將建筑空間與綠色空間進行有效的相互滲透與交融，從而有效的提高居住區綠化景觀設計的效果。

1發展生態農業的重要性

1.1有利于提高生活質量

傳統農業重視的是要利用自然的生產力并且要提高生物轉化的效率，而生態農業正是傳承了這兩個優點，并在這基礎上增加了利用科學技術的效果，將現代農業建設成為了基于酶工程、發酵工程、基因工程、細胞工程以及實現了高度機械化與自動化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

1.2形成生態上與經濟上兩個良性循環

農業能夠在保持為社會提供高質、高量的產品的同時，又能夠保持住最佳平衡狀態的農業生態。農業環境保護是通過科學的農業管理，來保護和合理利用農業自然環境和農業自然資源，保護大氣、水體、土壤等公益環境，實現農業自然環境和農業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維護農業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防止環境污染。

2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2.1合理利用與保護自然資源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都澎o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摘要：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的具體要求。高校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前沿陣地，應自覺承擔起價值引領和人才培養的歷史使命。在應用型本科高校大學英語課堂中構建生態意識，有助于提高生態教育的系統性和精準性；推動完善生態教育第二課堂；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應用型人才，從而更好地拓展高校德育內容，培育時代新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應用型本科高校；學術英語；生態意識

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加快了經濟發展和文明交流，中國也正在經歷著產業結構的巨大轉型。與此同時，資源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也日益嚴重。在報告中，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高校是人才培養的搖籃，把生態文明教育融入日常學生教育管理是當前學生培養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將生態意識融入大學英語教學，提高生態教育的系統性和精準性；將生態系統由課外引入課內，完善生態教育第二課堂；對于應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將生態思維傳遞給應用型本科高校學生，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應用型人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生態教育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以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目標，通過系統全面傳授生態環境知識為手段的教育理念。生態教育不僅有助于讓學生了解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且要求將生態意識、生態系統、生態思維融入課程教學，通過系統的學習引導學生熱愛生活、保護環境，為社會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作為高等學校專門用途英語（ESP）系列教材之一，《學術英語•理工》秉承“以結果為導向”的學術英語教學方法，在提高學生語言應用能力和學術水平的同時，其課文內容以生態環境為主線，將生態意識貫穿于語言教學中，將高校德育和智育相結合，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1語言訓練和文化教學有機結合，提高生態教育的系統性和精準性

《學術英語•理工》采用多種英語教學方法，將語言訓練和文化教學有機結合，培養大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生態意識。第一，大量閱讀的輸入。該教材為英語學習者提供了若干單元主題，每個單元主題安排至少三篇學術論文或學術文章。教材以學術英語論文寫作任務為重點，共分六個單元。教材中設定的單元主題分別為：選擇（論文）題目、查找信息、聽講座、撰寫文獻綜述、撰寫學術文章、做口頭展示等。課文內容涉及網絡生態、環境生態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如：網絡黑客與信息泄露、人工智能的利弊、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造成的影響、核輻射的危害、轉基因食物的優勢和風險等。第二，定量、原汁原味的、有思想的文章有利于學生對生態意識辯證思維能力的培養。教材用1752個詞的篇幅詳細闡述了全球變暖對于氣候變化、動物王國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全球變暖造成極端天氣的出現、動物數量的銳減和臭氧層被破壞，這些后果對人類生產生活造成影響，使學生意識到全球變暖會影響到每一個人。課文通過列舉數據、引用例證的方式增強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讀性，將大學英語由日常語言交流學習推向了學術思考的新高度。作者通過數據例證的方式證實在過去的70年間，地球比上一個千年的任何時候都要熱，而且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這種變暖在急劇加速。雖然可能會有年長的親戚告訴我們他們回憶過去的某個時候，那時夏天更熱、天空更藍，但與客觀數據相比，這僅僅是選擇性記憶的情況。課文以不斷上升的氣溫趨勢這一事實為依據追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根源：除了人們熟知的工業廢氣的排放之外，還有太陽輸出的變化（黑子周期）和火山噴發等因素，并詳細闡釋了這些因素導致氣候變暖的過程，引起學生對于生態意識的辯證思考，提高思考的質量和深度，拓寬學生的思維角度和思維方式，引導學生全面地看問題。第三，以生態項目教學為主線，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也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術技能和學術素養?！秾W術英語•理工》突破語言教學的傳統模式，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需要為出發點，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開展生態項目教學研究，在培養學生系統了解有關生態知識的同時，提高英語的綜合能力。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結合課文中核污染與人類健康這一主題進行生態項目教學，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既能學習到文獻綜述的撰寫技巧和學術規范的相關知識，又可以將學生置于生態保護、人類健康這一宏觀背景之下，運用課文練習撰寫文獻綜述或課程論文，并通過課堂展示、小組展示的形式匯報交流，有助于學生系統、精準地提高語言技能和生態意識。

2生態系統由課外引入課內，完善生態教育第二課堂

第二課堂是對第一課堂的補充和完善。第一課堂是依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在規定的教學時間里進行的教學活動，是學校教育教學的主陣地。一般來說，第一課堂是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活動。有別于第一課堂，第二課堂是指在教學計劃之外，教師指導學生開展與教學內容相關的活動，是對第一課堂的延伸和拓展。二者相互促進、相互融合，滿足學生成長成才的需要。大學英語第二課堂是對以語言技能提高為核心目標的大學英語第一課堂的補充，包括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的有關英語綜合技能提高的一系列活動，其內容可涉及經濟、文娛、學術等各個方面。《學術英語•理工》通過在教學單元中插入以關生態環保為主題、以聽講座、做口頭展示為形式的第二課堂相關內容，將生態系統由課外引入課內，完善生態教育第二課堂?！秾W術英語•理工》設置了豐富多彩的教學活動，教師將教學內容由課內延伸至課外，通過設置聽講座、做口頭展示等課程的學習，引導學生將書本的知識運用于實踐活動，從而更好地將老師的教與學生的學有機結合，將課內和課外有機結合，整合大學英語課內課外兩個維度，打破傳統課堂的時空局限，實現學習與實踐的高效聯動。教材從聽前準備、講座介紹、例證解析、指示信號詞、記筆記等幾個方面較為系統地為學生聽講座提供了科學有效的技巧和建議。作為高校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載體，講座對于大學生的全面發展、方向指引以及興趣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教材運用任務型語言教學方法，“任務”以語言運用為主要導向。經過前兩個單元的學習，學生已經對于學術英語的文章的行文模式以及生態環保的相關知識有了初步掌握，具有一定的閱讀和感悟能力，能針對有關生態環保的相關主題較為清晰地發表自己的觀點或評論，具有一定的數據收集整理和問題分析解決的能力。本單元從聽講座的本身入手，在介紹技巧方法的同時，每一部分都配有以任務為導向的講座視頻。如第二節Lecture10，課本以兩類題型（選擇、簡答）的形式，設置了兩項任務，要求學生在觀看講座的同時解決相應的問題。如：演講者是如何引入講座的主題的；演講者有關能源利用效率的態度是什么；演講者有關機動車尾氣排放的建議是什么等。題目設置以演講者為主體，突出了講座的實際效用；演講者的內容與生態環境有關，通過數據、推理、提問等方式與觀眾互動，增強了學生的直觀感受。在實際教學中，教師還可以嘗試在原有問題的基礎上結合課內外相關內容對課本中的任務進行改編和補充，將其設置為完整的任務鏈，在促進學生英語綜合技能提升的同時，提高學生聽講座的效率和技能。同時，在生態項目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用生態良心提高生態意識，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價值觀。課本從口頭展示的準備、組織口頭展示的內容、使用適當的語言、做演講、使用直觀教具、回答現場提問、參加小組討論等幾個方面較為詳盡地闡釋了如何做一場優秀的口頭展示。在大學英語日益注重學生主體地位的背景下，學術英語口頭演講打破了教師單向的知識傳遞與灌輸，形成了以學生為主體、以組織交際活動為特色的良好學術氛圍。教材任務的設置中，要求學生根據所給圖示和給定的主題（全球變暖及其影響）做口頭展示，引導學生從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氣候變化以及對野生動物行為的影響、雪線的上升和物種的滅絕等三個方面分析全球變暖的影響并做口頭展示。學生可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通過例證、輔之以PPT或者講義的形式，以小組或個人講述的方式在課下開展各種學術交流或小組討論。這些形式豐富了大學英語教育第二課堂，提高了學生口語和交際能力，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意識，將生態系統的特征和生態平衡的意義更主動地傳遞給大眾，使大學英語自覺主動承擔起生態道德教育的偉大責任，培養具有生態文明素養的國際化人才。

“超循環”是圈行系統中的各部分以及整體，產生周期性的變化與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與社會之道、思維之道與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與研究對象之道，是世界萬物生發的格局與態勢。近代，尤其是近幾十年以來，隨著地球環境污染的不斷加劇，西方人文學科領域生發了拯救人類精神生態，呼吁環境保護的生態批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生態批評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生態批評產生。中國生態批評作為一門新生學科，其生長態勢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環之道。   一、“依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看似一體”   生態批評起源于歐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見端倪，九十年代興起。在中國發出的最初聲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的《文學的生態學批評》一文。真正傳入中國并引起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潮是在2002年，以王諾教授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標志。國內關于生態批評的綜述文章主要有：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以及其碩士畢業論文《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1999—2005》、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等，另外在魯樞元教授的著作《生態批評的空間》和劉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中也提到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興起與發展。以上學者在闡釋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和發展的時候，一般都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文學歸入生態批評的發展中來。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文章把生態批評興起的時間定為1987年，其根據是文藝學家鮑?？?987年主編的《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中的詞條“文藝生態學”；把生態批評在中國發展的時間定為1994年，其根據是有關“生態美學”論文的發表。［1］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一文提到了生態批評在中國起步的標志———司空草1999年發表的文章《文學的生態學批評》，這一說法是正確的。但她在提及國內生態批評文章和專著的時候把曾永成教授的專著《文藝的綠色之思》、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文藝學》、姜澄清教授的專著《藝術生態論綱》和徐恒醇教授的專著《生態美學》列為生態批評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國內的生態美學會議看成了生態批評研討會，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批評看成了一體。［2］劉文良教授的《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一書中有關生態批評發展綜述的論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當代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崛起”，劉教授雖然沒有把生態文藝歸入生態批評，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態美學》、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等，都宣示著中國生態批評研究已經‘漸進佳境’。”［3］第三部分“生態批評理論研究的現狀”，提到“國內學術界先后召開了幾次有關生態批評的大型學術會議，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中國文藝生態思想研究》、《老莊生態智慧與詩藝》、《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意識透視》、《小說因素與文藝生態》）等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術著作陸續推出。”［4］也沒有把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分開。然而，中國生態批評起步期為何會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看似一體”？原因就在于這時候的中國生態批評是“依生”于西方生態批評、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而成長的。   二、“競生”和“共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耦合并進”   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后，馬上引起了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兩個學科專家學者的關注，這種關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生態批評都是在地球生態遭到破壞的情況下而產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態批評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彼此有著學科互補性，能夠耦合交融。生態批評屬于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應用研究維度，生態批評的發展能夠促進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又能反之為生態批評提供更好的哲學支點和理論規范。中國的生態批評是從西方引進的，而中國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態美學和生態文藝學，所以生態批評傳入中國以后，其發展有兩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態批評從西方引入中國的那一批專家學者，這批學者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大都是從事比較文學或外國文學研究，一般英語水平高，能直接閱讀歐美的最新學術成果，及時了解西方的學術潮流。比如王諾教授還曾去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王諾教授在哈佛大學一年訪問的學術成果。除王諾教授外，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還有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胡志紅教授、劉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傳入中國以前就從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文學理論等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劉文良等專家學者。   前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王諾、韋清琦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王諾教授任教于廈門大學中文系，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開始發表關于生態批評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發表《雷切爾•卡森的生態文學成就和生態哲學思想》、《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2005年發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2006年發表《北美印第安神話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批評三人談》、《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當代西方生態思潮的核心問題》、《“我們絕對不可等待”》、《從生態視角重審西方文學》，2008年發表《論華海的生態詩》、《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生態批評讀本”述評》、《生態批評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發表《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梭羅簡單生活觀的當代意義》、《“生態的”還是“環境的”？———生態文化研究的邏輯起點》，2010年發表《從表現到介入：生態文學創始人卡森的啟示》、《生態批評的美學原則》，從王諾教授2002年到2010年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文章特點來看，主要有兩方面轉化：一是其生態批評逐漸把生態美學的審美性批評引進生態學、文化學批評；二是其生態批評不斷擴展批評空間，從起初的對生態文學、自然寫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評擴大到了對整個西方文學、中國傳統經典的批評。韋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師大外國語學院，也是在2002年開始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論文。2002年發表《用生命鑄造的生態經典———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的春天”》、《方興未艾的綠色文藝研究———生態批評》，2003年發表《全球化時代的“非典”及生態學反思》、《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枝奇葩》、《生態批評：完成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最后合圍》，2004年發表《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窗———訪勞倫斯•布伊爾》、《走向一種綠色經典：新時期文學的生態學研究》，2005年發表《生態意識的文學表述：葦岸論》，2006年發表《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三人談》，2009年發表《農婦•剪紙•狼———重讀賈平凹的“庫麥榮”》、《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2010年發表《走向一種人文仿生學———論當代中國自然寫作的一些特點》。和王諾教授不同，韋清琦教授較少的將中國的生態美學思想引入生態批評，韋教授對生態批評的研究一是努力將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引入國內，以促進中西生態批評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注重對生態批評的實踐應用維度。#p#分頁標題#e#   另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國內生態美學學科領域的大家之一，之前從歷史、邏輯、應用、比較、元學科等五個維度系統構建生態美學學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2010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生態批評的規范》。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5］提倡中國風范的生態批評應當吸收中國生態美學的審美性因素，而構建一種文化、藝術、哲學等中和價值更為完備的新批評。魯樞元教授是國內生態文藝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發表過很多生態批評論文。主要有：2002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2004年發表的《精神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2005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野與尺度》、《現代都市：讓我們失去了什么———關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生態批評》，2007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域》，2009年發表的《生態批評中的“自然”含義》。魯教授生態批評的學術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本書中，對生態批評研究的貢獻主要在“生態批評的空間”這一范疇上。魯教授指出了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是以生物學知識系統為背景的知識空間，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學知識系統和物理學知識系統下的知識空間。古代文論的形態更多的體現為“精彩靈動的話語片段”［6］；現代社會的文學批評讓文學藝術創作服從機械的科學定律，其理論形態多表現為“冷漠堅硬的結構”［7］；當代社會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既自成系統又充滿活力的批評。”［8］魯教授認為生態批評的對象“不僅僅是環境文學、自然文學和公害文學，表現人類在社會中地球上生存狀態的整個文學系統都可以用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研究、批評。”［9］兩支主流在“競生”和“共生”中“耦合并進”。進而為下一步中國生態批評在“整生”中的超循環發展做好了鋪墊和準備。   三、“整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超循環”發展   “整生”視角下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的認同上；另一個是對生態批評原則、規范的探討上。   （一）空間、對象認同的超循環   生態批評剛傳入國內的時候，生態批評的批評對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環境文學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現當代文學及作家。前一類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詩人的詩歌、生態文學、環境文學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其作家為對象，比如何悅玲2001年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的《共生與和諧：人類家園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詩并記〉生態美學解讀》是對古代文學中自然山水詩人的作品的解讀；張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賞》發表的《對一種生態倫理的詩意想象———賈平凹近作〈懷念狼〉解讀》是對生態文學的解讀；老樹2004年10月于《森林與人類》發表的《草原盡頭的狼風景———〈狼圖騰〉與生態文化》是對環境文學的解讀。以自然、生態、環境文學作家為批評對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發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說中的生態意識》。后一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如張艷梅2005年于《臨沂師范學院學報》發表的《中國現代抒情性鄉土小說的生態倫理敘事》；對外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發表的《從〈老人與?！悼春Ｃ魍淖匀簧鷳B意識》。隨著對生態批評認識的加深以及生態批評學科生命力的日益顯現，國內專家學者認識到了生態批評批評對象應該擴展至古今中外整個文學系統，顯示出對生態批評空間、對象認識的超循環。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批評的空間》中認為，生態批評的研究對象“不應僅僅著眼于文學作品的題材，僅限于環境文學、自然寫作、公害文學的狹小范圍內。概而言之，迄今為止的文學所表現的無外乎人類在社會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狀態，都是可以運用一種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加以研究的。從中國古代的《詩經》，到古代希臘的神話；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從印度的泰戈爾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壇上的巴金、王蒙、張承志、莫言、王安憶、韓少功、張煒、阿來，無不可以運用生態學的批評尺度加以權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學藝術，還應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話語’。生態批評不僅僅是文學藝術的批評，也可以涉及整個人類文化的批評。”［10］王諾教授在論文《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也指出“生態批評的研究和評論對象是整個文學，絕不僅僅是生態文學，絕不僅僅是直接描寫自然景觀的作品，更不僅僅是‘自然書寫’。……從根本上說，古往今來絕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包含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思想文化因素，對它們進行生態批評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為如此，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和評論不能僅僅局限于當代文學；傳統文學，特別是對人類文明和社會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經典作品，也是生態批評的重要對象。”［11］王諾教授2005年發表的論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以及2008年發表的論文《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都是生態批評空間、對象擴展研究上的實踐。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一書中也指出“文學藝術批評的空間與質域，應由文本的審美批評、審美文化批評、藝術哲學批評構成。生態批評，則相應地由文本的生態審美批評、生態審美文化批評、生態藝術哲學批評構成，形成三位一體的質域。”［12］袁鼎生教授從生態學中提煉出生態藝術哲學、生態美學超循環理論和生態學術方法，將更有利于擴展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審視文本、社會、哲學、藝術中的生態關系。#p#分頁標題#e#   （二）原則、規范探討的超循環   2007年左右，國內生態批評研究的關注點開始轉向中國生態批評的原則與規范，展示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是劉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論探索》上發表的論文《試論生態批評的原則》。文章提出了生態批評的四條原則：一是“以文化批評為本，但不忽視批評的審美性原則”；二是“跨文明，跨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審視”；三是“‘深層’透析，尋求人類‘內部自然’的回歸”；四是“‘以人為本’為歸指，‘生態為本’為內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發表《本土精神：生態批評的創新之基》，認為中國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要立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凝練生態智慧，重視本土文學，拓展批評空間，彰顯自主思維。［14］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15］提出了“生態和諧標準”、“生態中和標準”和“生態大和標準”生態批評的三重標準，以及“藝術審美生態化”、“生態藝術審美化”和“生態藝術審美化”生態批評的三大規律。2006年王諾教授、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在《三峽大學學報》一致認為中國生態批評需要以一種東西聯合的精神進行研究，中國生態批評既要立足本體，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諾在《歐美生態批評》一書中結合西方生態思想和我國古代生態智慧，列舉了生態批評“生態美的自然性”、“生態審美的整體性”和“生態審美的交融性”三條原則。［17］魯樞元教授認為生態時代中國學術將走向一個新格局，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開始發揮獨立自主的作用，并成為構建當代世界生態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8］   基于此，魯教授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書中列舉了生態批評的九大尺度：（1）“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大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2）“人類……不應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為了那些已經顯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無度地掠奪、揮霍大自然。”（3）“生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詩學的、美學的問題。”（4）“不能忽視人的自然醒，人與自然的一體性。……”（5）“決不能把全球化單單看作全球經濟一體化，更不能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繼續破壞全球生態一體化。……”（6）“……詩意的生存，是一種低消耗的高層次生活，是人類有可能選擇的最優越、最可行的生產方式。”（7）“生態文藝批評憂患中不喪失信念，悲涼中不放棄抗爭，絕路上不停止尋覓，……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文藝批評。……”（8）“生態批評……更是一種姿態、一種情感、一種體貼和良心、一種信仰和憧憬。……”（9）“……生態批評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義批評在內的其它各種類型的文藝批評，因為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多元共存’。……”［19］可見，中國生態批評的當前探討都一致性的強調了生態批評的審美維度、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學術資源。這將是對西方生態批評單調的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以及生態中心主義思想的一種超越，同時也是中國生態批評超循環發展的一種顯現。   四、結語   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遵循“超循環”的生發路線主要經過了上述“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階段。從“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視角統觀而看，生態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從起步時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看似一體”，到后來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耦合并進”，再到目前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超循環整生發展，顯示出其健康的生長態勢。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生態批評一定能夠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體系完備、話語健全、具有中國風范的成熟學科。

學術期刊在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整個鏈條中發揮著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傳手”，在同論文作者的學術互動中，經過欄目和選題的組織策劃、約稿組稿、編稿審移、評價推介等環節，實現論文作者的發稿需要，同時又通過期刊平臺的展示和推介，為學術界乃至社會提供優質學術產品需要，從而服務社會和促進學術發展。在學術期刊生態鏈中，如何更好地把學術期刊這種“二傳手”功能發揮出來，就要通過自己的一系列專業性活動，在滿足論文作者及社會“雙重需要”中提供“雙重供給”。但從目前的期刊學術生態系統中還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稱之為期刊發展“供給側”結構改革。

一、學術期刊有效供給的評價標準

學術期刊辦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閉的標準評價，而要看它在促進社會進步和學術發展中是否發揮了應有的功能，我國現階段辦好學術期刊應把握三個評價標準原則:

1．加強理論研究的指導性、主題性和規范性

黨的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有不同的知識建構需要，學術期刊自然要為各學科的建設提供平臺和交流媒介。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發展空間。”［1］學術研究的正確方向和使命擔當是學術發展和創新的根本條件及根本問題，只有對我國空前偉大的變革實踐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從中獲得自身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學術期刊可以從我國目前學術研究存在的傾向性問題出發，實現學術論文對西方理論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轉向自主體性研究，從解釋性研究取向轉向創造性研究，從單純知識性興趣研究取向轉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應該成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發表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這是由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所決定的，學術期刊不能為追求“學術性”和影響因子而淡化意識形態屬性。嚴把政治關是學術刊物自覺程度和創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標和評價依據。

2．堅持原創性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建構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社會科學研究長期停滯，在我國的社會科學許多研究領域已出空白和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補課和借鑒西方理論研究成果，因此學習、引進、借鑒西方的學術理論是必要的，但在隨后的學術復興中卻出現了西方理論“一邊倒”的情況，失去了學術發展的自主性。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強，人們認識到我們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論建設上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南，新時代學術的基本語境應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為主體性來建構當代中國化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在選題方向上要解決“西方理論，中國驗證”，或“中國經驗，西化解釋”等不良傾向，解決原創性缺失，自主思想創造衰竭問題。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難體現學術精神。當然我們也不是主張固步自封，封閉自嘗，而是強調學術研究要開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學互鑒的學術作風。

學術期刊是一個國家科研水平的重要象征。數量迅速增長的科研論文，一方面為我國期刊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也對中國科技期刊提出了提質增效的要求。2019年8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以下簡稱中國科協）、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學技術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推動我國科技期刊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意見》首先強調了科技期刊的重要性，提出了由科技期刊大國向期刊強國邁進的目標［1］。與此同步，《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9）》也正式出版。王恩哥院士曾在介紹《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時提出，其首次全面系統地反映中國科技期刊的問題和現狀，并以第三方的視角分析總結了國內期刊的特點和規律、進一步預測了趨勢。他還說，這將推動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并為科技強國戰略和建成創新型國家提供支撐［2］。毫無疑問，在多部門綱領性文件的引領下，我國科技期刊的發展也將開啟新紀元。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戰略機遇期，如何應對挑戰，提升期刊的質量、國際顯示度、影響力和競爭力，是科技期刊及其從業者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建設期刊強國的希望在編輯，專業化和學者化的編輯將是推動中國科技期刊登上新臺階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本文擬探討學者型編輯的價值及其編輯主體作用，以期為提升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和辦刊水平提供些許有意義的探索。

一、學術交流生態鏈與學者型編輯的價值體現

（一）學術交流生態鏈

科技期刊是學術交流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與學術交流的內容和層次息息相關。17世紀后期，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以書籍和通信為媒介的交流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科學的發展和學術交流的要求。圖書因需作者累積若干研究成果才能出版，不僅耗時多、耗資大，而且不能及時。學術通信方式雖能及時公開，但畢竟是一種非正式的交流方式，缺乏權威性。因此，很多的科學發現、有價值的學說因沒有及時發表而湮沒。在這個時候，迫切需要一種新型出版媒介來完成科學交流的使命。學術期刊應運而生，其標志便是1665年1月5日正式出版的《學者周刊》，包括十篇文章和信件。最早的《學者周刊》計劃的出版范圍除政治外，還包括當時人們所感興趣的考古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里的最新消息和動態?！秾W者周刊》出版不久，即在歐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前，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人類進入大數據時代，科研環境和方法也形成了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的范式。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協作、協同。協作、協同創新的特點是參與者圍繞共同目標溝通，依靠信息技術構建的資源平臺進行多主體、多因素共同協作?？茖W技術的協同發展使得研究過程變得更加復雜、精細，不同研究機構之間對實驗結果的可重復性驗證要求也越來越高?！蹲匀弧罚∟ature）對1576名科研人員進行調查發現：70%的科研人員曾經嘗試但未能重復他人實驗。科研成果的不可重復（即可重復性危機），不僅造成科研資源的浪費，而且嚴重影響了學術交流?？芍貜托晕C與同行評議不夠透明、開放，評價機制比較單一、扁平，以及開放數據的安全性、完整性有著直接的關聯。其次，互聯網時代，創新參與者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手段。但是傳統的學術交流體系只有在成果發表后才能共享，并只局限于已發表的論文，并無完整的數據或可供重復的實驗流程供讀者訪問、獲取以用于二次分析或深入研究，這已經與科研人員日益增長的知識表達、獲取需求嚴重矛盾?，F代的學術交流對科學研究成果的開放、完整、及時、客觀以及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學術交流重要載體和媒介的科技期刊及其編輯在科研數據的獲取、管理、評價、開放發表、確權等方面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梢灶A見，學術交流嵌套的內容將越來越多，包含學術的創造、學術的傳播、學術情報的感知、學術再生，等等。學術交流內容的組織形態也從單純的文獻組織即依靠論文數據庫中引證、主題、相關文獻等鏈接，向知識組織即依靠論文及相關文獻、碎片化內容、數據（觀測、實驗、調查的過程和結果數據）和相關知識等鏈接轉變。同時，信息技術、新型的數字出版形態與服務等催生多元的內容整合和傳播途徑，形成多維、復合、生態化的學術交流生態鏈?，F代的學術交流生態鏈如圖1所示。圖中，虛線路徑所示為傳統的學術交流活動，實線路徑所示為現代學術交流生態鏈?？梢钥闯?，在這樣一種學術交流生態鏈里，學術交流的節點之間不再是點對點或點對多的關系，參與其中的編輯和作者、讀者、專家之間存在角色互換的可能。因此，學術交流生態鏈開始具有一些普通社交網絡的特性，如開放性、共享性。與普通社交網絡不同的是，學術交流生態鏈是學術人員聚合的平臺，參與者需具有專業性和同質化。比如，多個科研機構或群體可借助媒介實現融合，通過APP、微信、會議直播、期刊實時組建成一個整體，圍繞一個主題或主題詞的論文素材，通過不同形態媒體的多次利用，形成突破時空、區域局限的傳播、交流模式。在這樣的一種交流方式中，知識對參與其中的所有人是開放的，作者或讀者可以通過整個生態鏈的任何一個節點查看所有數據，參與同一科技成果的共享。另外，去中心化和自治性也是現代學術交流生態鏈的主要特征。這是因為：一方面，網絡媒體為碎片化閱讀提供了發展平臺，傳播速度的加快能將相近的內容通過不同的媒介推送給讀者。傳統的期刊與讀者之間點對點的學術傳播方式被打破，科研人員也不再依賴于期刊影響覆蓋的區域以及投放內容。另一方面，強大的數字信息系統使科研人員所面對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某種程度會影響科研工作者追蹤熱點領域?？萍计诳热舨荒芤圆煌谋磉_方式，讓學術交流的受眾與編輯形成良好的互動，對相關領域的專家、作者實現有效黏合，并將最有參考價值的科技成果及時推送到個人終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二）學者型編輯的價值體現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現代學術交流生態鏈中學者型編輯的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依靠專業素養，在開放的學術交流生態鏈中做各方人員的興趣聚合點。學術交流是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時，也供同質化群體對自我認知、知識脈絡和動態信息進行梳理的過程?？萍嫉娜招略庐愂沟脤W術信息處于不斷變化中，時而還會受到膚淺或虛假研究成果的干擾。學者型編輯的身份要求編輯投身學術、，這有助于編輯更好地理解學術研究的內容，把握學科走勢以及亟須解決的難點問題，找到合理的選題角度，選擇學科聚合點。信息時代的專業數據是分散、無序、碎片化以及海量的。為避免雜亂無章，必須對海量的數據進行分析和挖掘，選擇有價值的信息，并將分散、無序的數據轉化成有序的數據，形成一個有內在聯系的復合體，才有利于專業數據的保存、檢索和發現。學者型編輯能夠依靠自身的問題意識和專業尺度，借助多種媒介手段，在知識發現平臺上進行資源查詢和收集，充分挖掘現有的知識、研究方法，并積累解讀、透視科技動態的能力，對討論和交流的內容進行總結，并通過學術交流生態鏈內部的協同、研討，與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完成科學研究、成果展示和學術再生。因此，學者型編輯能以熱點或難點問題為聚合點，將的文章和問題進行聚合，提高論文被發現和引用的可能，同時使知識更易于應用、發展和共享。第二，支持多級審核，保障學術交流生態鏈中信息的及時可靠性。為了使學者更充分地了解他人的工作內容，刊物有必要對論文的實驗過程、數據等進行全面、精準的詮釋。詮釋的方式可以是文字、圖像、音視頻、數據文件、附加文件等?？傊?，有學術價值的小數據、任何包含學術信息的整體或片段都可以成為學術傳播的內容。一方面，在對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進行采編時，除了如實記錄和反映參與者的創新性觀點和方法外，編輯還必須保證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在移動互聯網技術大發展的背景下，不少期刊提出以社群化運作為關鍵，以用戶需求為導向，實現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但是部分研究成果收錄時已經嚴重過時，大量最新研究的價值因無法得到及時評價，而被完全阻擋在學術交流體系之外。兩者都要求編輯能在社群網絡中及時實現編輯、評審、等工作。學者型編輯能依靠自身的介入，通過對接知識庫或專家評議等方式，支持多級審核，及時整理、過濾、加工、各種科研素材，達到減少無關和虛假學術信息，可靠、完整地投放相關科研成果內容的目的。第三，重組知識結構，為學術交流生態鏈提供合理、程序化的共享知識。傳統的期刊出版模式使得學術交流的重心在科學研究的末端：成果展示。通過依附互聯網的社群、科研社區力量，雖一定程度促進了共享、合作，但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學術交流局限于已發表的論文和相關文獻的問題。從圖1可以看出，現代的學術傳播實際上是一個學術知識體系建構和管理的全過程，不斷涌現的新型出版形態導致信息資源的構成、傳播以及服務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首先，全媒體化能夠提供音視頻、數據文件、附加文件等更多附屬信息，使出版物本身的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其次，多元化的傳播途徑可關聯更多學術資源，為知識服務奠定基礎。最后，互聯網的可交互性能夠分析用戶行為，并據此開展個性化服務。但是用視頻等多媒體形式展示論文、吸引讀者，深化和拓展同一主題、鞏固學術傳播效果，貼近知識服務群體，為受眾提供個性化服務，需要進行知識的可再生產、可再重組和可再發性發掘。同時，如果放任各種學術信息在各類媒體平臺上堆積，只會帶來巨量信息的無序聚合。學術交流的內涵決定其傳播不能以量多取勝，這只會降低學術傳播的影響力，其結果是得不償失。因此，期刊不僅需要依靠學者型編輯以學術為導向，對有價值的科研過程和成果給予確認、，還需要依靠學者型編輯通過適度地豐富、延伸知識產品，組織合理的傳播內容和途徑，全面提升學術信息的知識結構、傳播和利用方式。如此，才能更好地促進學術交流和刊物發展。

二、學者型編輯在刊物發展中的主體作用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沙掷m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沙掷m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