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學論文范例

一、反思幼兒教師研究的工具性價值取向

在以生命哲學視野來審視幼兒教師研究價值，我們有必要先對當前人們幼兒教師研究價值的認識與定位作梳理與反思。當前人們幼兒教師研究價值的主要認識與定位，可以將之概括為改善教師的實踐行為，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等兩大方面。前者認為，幼兒教師研究是屬于幼兒園教育實踐研究，教育實踐研究以實踐為中心，教育實踐研究目的的應然指向于改善教師的教育實踐。“中小學教育科研‘來自實踐，通過實踐，為了實踐’的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小學教師開展教育科研所追求的是解決問題、改進教學”。后者觀點是在教師專業化運動時代背景下，將幼兒教師研究賦予了促進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價值，認為立足于日常教育教學的研究（園本教研）是促進幼兒教師專業發展最現實而長效的途徑。應該說，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價值從內涵和層次上都遠遠大于和高于改善教師的實踐行為，后者包含了前者。當前人們對幼兒教師研究價值的這一主要認識與定位，顯然是從實用性視角出發的。在認識幼兒教師研究的價值不是立足于研究主體本身而是在研究主體之外，認為幼兒教師研究是用來滿足研究主體之外的某種需要，這種定位方式是屬于比較典型的工具性價值取向的表現。以工具性價值認識幼兒教師研究，表明幼兒教師研究是源于幼兒教師外部附加性需要，而非內源性需求。那么，也就意味著研究這一工具也會因外在需要的滿足而棄之不用，研究活動也隨目的的實現而停止，研究活動缺乏持久性。而對幼兒教師來說，職場中最大的現實需要就是自身的專業發展，且專業發展需要又往往直接體現在外在的職稱評聘上。在當前教師職稱評聘制度下，一旦教師評聘上高級職稱，也就意味著其專業發展需要得到了滿足，再往上的中學高級教師或特級教師對絕大多數幼兒教師來說只能是遙望而已。因而，將幼兒教師研究價值定位于滿足教師專業發展需要，那么，一旦幼兒教師專業發展需要得以滿足，而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內驅性動力又不足，則幼兒教師研究也將隨之而停滯。按目前通行的職稱評聘的速度，正常情況下，幼兒教師在參加工作15年左右就可以達到，以大專畢業生為入職學歷，大致在38歲就可以達到職稱相對頂峰，如果幼兒教師就此將職場研究活動停滯，則意味著還有15年左右的職場生活是行走在研究意蘊狀態之中，這顯然是一種不可想象的可怕現實。誠如是，研究在幼兒教師職場生涯中的角色只能是既愛又恨的過客，而不是形影不離的無悔伴侶。教師職業既是與知識，更是與人的靈魂打交道的職業。已知的知識要學習與運用，未知的知識要學習，更要探究。教師的職場專業活動是復雜的勞動，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腦力勞動。教育工作的對象、情景、具體任務都是處于穩中有變的狀態，教師職場的工作態度和教學行為應是以變應變，隨機應變。有變化就意味著要有研究相隨。

因而，教師職業理應是充滿探究欲望的一種職業。研究對幼兒教師在教育活動來說，更有著一種不同尋常的意義。因為，相對于其他教育階段而言，幼兒教師是幼兒成長中的重要他人，心理學所揭示的“向師性”特點的教育學意義在幼兒教育體現得尤為突出。在實踐中，常?？梢园l現這樣一種現象：從班上孩子身上往往可以看出該班教師的影子，即什么樣的老師會帶出什么樣的班級和什么樣的孩子。幼兒在與教師高頻次的互動中，則幼兒教師的職場“生存狀態”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幼兒。一個好學習、好探究的老師，在他所帶的班級的孩子必然能被這種職場生命的情緒、情感所熏陶的。幼兒教師只有能驚訝幼兒的驚訝，去探究幼兒的探究，才能有效地激起幼兒更大的驚訝與探究；反之亦然。幼兒教師研究的工具性價值取向是將研究與教學、更與教師職場生命相割裂開來，這不符合幼兒教師角色的歷史與當下存在的事實，也不利于正確認識研究在幼兒教師生命哲學層面的意義。研究是幼兒教師角色應有之義，對幼兒教師來說，沒有研究的教學和脫離教學的研究，則其職場生活方式都將猶如跛腳走路，既未能真實地反映研究與教學運行的應然軌跡，也嚴重扭曲了幼兒教師職場生活的真實面貌，使幼兒教師職場生活處于一種單向度的職場生活方式，即有教學，無研究。研究活動和教學活動本應是共同構成教師職場生命活動的有機存在，研究與教學是幼兒教師職場生命這一主體中的“一體兩面”，教學與研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生共榮，共同反映出幼兒教師職場生活的本真存在。幼兒教師研究價值的工具性取向是教師職業價值工具化的自然演繹，從大家所熟知的“工程師、園丁、人梯、春蠶、蠟燭”等教師角色的隱喻中，便可知教師職業價值長期被社會工具化，教師職業生命是單維度存在，只有他向的社會維度，沒有我向的內在維度；教師職業生命是用來奉獻和犧牲給學生和社會，是為他人而存在?？梢赃@樣說，就當前而言從社會到教師自身都缺乏對教師職業內在價值給予足夠的關注，教師職業本體性意義長期被人們所遮蔽。值得欣慰的是，在期刊文獻檢索中，也發現了少數學者是跳出了工具性價值窠臼對教師研究價值進行了一定的闡述，如柳夕浪（2003）認為，教師研究的價值取向是建構積極的“教學自我”。陳振華（2006）從教師生存的角度闡發教師研究的意義。吳義昌（2010）也對教師研究的生存論意義作了探析。陳學軍（2012）認為，中小學教師可以從人生意義的角度思考教師研究的價值。但目前尚未發現明確地立足于生命哲學層面對教師研究價值做較全面探討的相關文獻。本文所謂的生命哲學是持廣義的理解，生命哲學強調人存在的生活世界是充滿意義的世界，而其中的人也是活生生的、極具個性的存在者；強調人在哲學中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程度上把人當作哲學認識與理解的出發點和歸宿，認為要把握這種生命存在，最需要的是一種直截了當的“思”、“觀”、“領悟”，當然理智方式也是必要的。尊重與敬服人的生命意義，觀照人的存在價值，對人的生命延展進行反思與追問，最終在精神與文化層面使人得到提升。費迪南•費爾曼在《生命哲學》一書的前言中指出，生命哲學之所以一直還那么有吸引力，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生命哲學認為，哲學的思考只有服務于生活才有價值，因為“我們擁有的生命是唯一的一次”；二是生命哲學的價值在于它包含的思維形式要比形式邏輯的思維形式更豐富、更靈活。

二、本體性意義：在生命哲學觀照下幼兒教師研究的應然轉向

以生命哲學視野來審視幼兒教師研究，則必然要思考著這樣的問題：幼兒教師研究與幼兒教師職場生命有何聯系與意義。筆者認為，幼兒教師職場生命是專指幼兒教師作為特定的社會角色的生命存在，其不同于教師自然生命，也不同于幼兒教師在其他領域活動的生命呈現。幼兒教師研究，不僅是幼兒教師職場生命的有機構成，而且有利于喚醒幼兒教師的職場生命意識、深化幼兒教師的職場生命體驗以及創造幼兒教師的職場生命價值，即確立起幼兒教師研究的本體性意義。

（一）喚醒幼兒教師職場生命意識

幼兒教師職場生命指的是幼兒教師作為特定的社會角色的生命存在，其生長與發展是建基于職場活動之中；其不同于幼兒教師的自然生命，也不同于幼兒教師在其他領域活動中的生命呈現。而所謂的幼兒教師職場生命意識，則指的是幼兒教師在職場活動中認識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意識。生命哲學認為，生命是意義的存在，生命是有追求的，是不斷尋找意義的存在。馬克思說“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的過程。”幼兒教師職場生命及其意義在其職場實踐活動中展開。幼兒教師是怎樣表現他們自己職場生活，他們的職場生命也就以怎樣的方式而存在的。“人的整個生命機能正是在這個學習與創造的過程中，亦即正是通過創設‘屬人的現實’而由自然原始性的生命向著主體的、屬人的生命即‘自由自覺’的生命不斷地生成的。”幼兒教師職場生命要走向“自由自覺”，則喚醒幼兒教師職場生命意識即是首要的前提，有了職場生命意識，明白了職場生命為何與何為，也才能主動去追求職場生命的意義。研究對幼兒教師來說就意味著是一種懷疑、批判和探究。幼兒教師所研究的乃是其職場生活中所境遇的實際問題，是“我”的問題。在對“我”的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其實就是幼兒教師對問題中的“我”保持一種批判反省的態度，以不斷地澄清、質疑問題中的“我”背后的預設、信念、思維模式，從而開啟了新的視野，擺脫了問題中“原來的我”，并從中獲得內在的啟蒙和解放的力量。幼兒教師在基于職場活動的研究過程，其實就是其不斷地認識、反思與評價職場中的自我，并由此而獲得職場中的某種自我意識，即獲得了一種生命在場的職場存在意識，一種對職場生命為何與何為的自我關注的意識。關于教師研究與教師職場生命意識的關系，也許從時下在教師研究中所倡導的敘述教師教育情境中的真實故事，尋找故事背后的教育意義的教師敘事研究，更能管窺教師研究本質之一斑。教師敘事研究的過程就是教師對職場生活意義的體驗感悟與發現，以及建構積極自我的過程。有學者明確指出，“關注自我與自我職業的教師研究，本質上即是教師自我意識的彰顯，是一種自我理解、自我發現的過程，是教師從‘不自覺人生’走向‘自覺人生’的體現。”而若從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觀點出發，也可推知，研究即是幼兒教師職場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對幼兒教師而言，“我思我在”，那“我所思”必然是生命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即“生命是什么”的問題。也許對幼兒教師職場生涯而言，不同職場階段所關注與所境遇的問題不同，相應的所研究的問題也是不盡相同，但貫穿于“我思”的主線仍然是基于職場生命及其意義的追問。幼兒教師有了對職場生命及其意義的追問，也就意味著其職場生命意識的覺醒。如果說“教育是喚醒人的生命意識的一種活動”。那么，教師理應先喚醒職場生命的自我意識，唯此，也才有可能去承擔起喚醒受教育者生命意識的神圣使命。一個人在職場生活中沒有養成研究的習慣與能力，怎么有可能去思考起職場生命這一沉甸甸的主題呢？不研究、不質疑、不思考的幼兒教師，則意味著其職場生命只能是無意識或無奈地生活在工具性價值的世界里，其職場生命是難以超越生命的自在性和盲目性。生活盲目，生命則必然是蒼白的。

一、如何理解生命

（一）人的雙重生命觀：種生命與類生命

碩士生閆鳳玉認為，高清海老師認為人出現后不滿足于原有種生命的這種特性，通過本身所具有的這種自為本性，使生命在性質、功能、價值和意義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對種生命的超越，形成了類生命，類生命屬于自為生命。種生命是類生命的現實基礎。種生命與類生命的關系是前者須以后者為性質規定，后者則以前者為實體依托，各自又只能從對方去實現自身的價值。因而人的兩重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內在統一關系。我們不能從單一性去看待人。既然類生命是由人創生的自為生命，那么我們認為人就是要去做：生命的意義都是在做的過程中實現的。而教育就是培養人開拓可能生活的能力。碩士生康君明認為，種生命到類生命是一個提升，即高清海先生所說的“自為”，用趙汀陽老師的話說是人是做出來的。碩士生樊榕認為，人與動物不同，不僅有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生命，還有自為自創的生命。正是人的雙重生命使得人以追求幸福生活為一切行動的最終目的，這是對生存的超越。一個人的生命有無價值，取決于如何去做，如何提升自己自為生命的價值。碩士生張中偉認為，人不滿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生活，人的生活是經過理解的生活。人要規劃自己的人生、創造自己的價值，這說明人作為人已超越了“生命”的局限，要去追求高于生命、具有永恒意義的東西，已屬“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體”，這才所以稱之為“人”。因此我們把握人，也就不能將其看作單純的生命存在，僅僅理解為不過是具有某種附加值的動物生命，真正的人應該是種生命、類生命、人“三位一體”的關系。

（二）人的“類本質”

為了讓大家深入理解“類生命”的內涵，劉旭東教授提出要從“類本質”的立場去認識問題，希望大家對這一詞與類生命進行比較來理解與討論。博士生吳永勝指出，高清海老師提出的類生命是對馬克思所說的類特性的深化。馬克思說人的類特性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或者實踐，這種實踐讓我們成為人。高清海老師認為類生命是一種自主生命，在生命的自主性上實現了對動物的那種原初的本能生命的超越。人能夠對自己的生命進行自我規劃、自我把握、自我期許、自我提升。這樣就把人之所以為人更深入了一步。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說動物在類上就是能區分的，而人所以為人是在個別人的意義上才能區別開來。動物可以按類別區分，作為個體的動物是沒有意義的，而人不是以類別來存在，是以個人來存在的，個人死了，人就死了，人是有死性的動物。但是作為類存在的動物不會死，會永遠通過種族的延續而存在。人是世間唯一的有死者。碩士生黃巧玲認為，郝文武老師將本質分為現象的本質和本質的本質，本質的本質就是本體。教育的本體是指導學習，現代教育的本質是主體間指導學習。從古代到現代教育永恒不變的就是指導性學習。類本質是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本質。博士生劉炎欣認為，社會文化的嵌入即人社會化的過程是人從種生命走向類生命的一個發展過程。馮建軍老師將生命分為超生命、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會生命等等，都是從人的本質角度去說的。他所歸納的人的類本質就是獨立性、生成性、自由性、創造性、開拓性、精神性，更重要的是人的社會性和主體性。劉旭東教授指出，人的類本質是馬克思想要區分人與動物的區別而提出的。類本質不能理解為所有人共同的東西。如果將類本質理解為所有人身上抽取出來的同類項，那么就曲解了馬克思的意思。馬克思所說的類本質是人能夠把事物作為對象而存在。動物和這個世界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動物里沒有工具可言，在它的眼中沒有對象，能否對象化是人的一個特點。但是類本質不僅僅在這里，是指大家都是社會人的情況下人與人的不一樣的地方。“社會人”在這里是作為一個背景。而對于社會中人與人不同的地方，馬克思給出了一個思想方法：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的社會關系的總和都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人就會在社會生活當中獨特地存在和生成。但是可怕在于現在大家活得都一樣，因而要去找影響人存在和發展的外部的東西。

（三）中國古代哲學中生命的內涵

碩士生陳亮認為，教育產生于人的生活實踐，無論在歷史進程中人類又給教育增添了多少意義和功能，都不能改變這一根本特性。因此教育最根本的功能就是為了人更好地生活和傳承。因此不論中西，人類早期乃至古代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內容都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這也是教育與生命的結合點。人的生命與其他生物的根本不同點在于除了生物的意義之外還有形而上的意義。中國哲學將人的生命稱之為性命，顯而易見當分為性和命兩部分。性是人的本體，命是承載性的器。于是，教育的任務就是修養性與命。所謂修養分為修和養兩部分，修就是孟子說的求放心的求；養就是養護，使壯大發展，意義與“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當中的“養”字相同?，F代教育的弊端就是忘性而傷命，與古人之修養之學大相徑庭。綜上，大家的共識是：人的生命是自為的，適應性與超越性并存，人只能以個人的意義存在。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而同是社會人，每個人也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在社會的實踐活動中展開的，在生活之中生成的。

1.學術期刊分類

國家級期刊、省級期刊、核心期刊、中心核心期刊

2.學術期刊科目分類

社會科學、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自然科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等。

3.中國期刊方陣

“中國期刊方陣”的基本框架分為4個層面，形成寶塔形結構。第一個層面為“雙效”期刊。以全國現有8135種期刊為基數，按10%—15%的比例選取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好的1000余種期刊，作為“中國期刊方陣”的基礎。通過各?。▍^、市）和中央部委評比推薦產生。第二個層面為“雙百”期刊。即通過每兩年一屆評比產生的百種重點社科期刊、百種重點科技期刊。每屆進入全國“雙百”重點期刊數量控制在200種左右。第三個層面為“雙獎”期刊。是全國“雙百”重點期刊基礎上評選出的國家期刊獎、國家期刊獎提名獎的期刊。此類期刊約100種左右。第四個層面為“雙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學術水平的期刊。此類期刊約50種左右。建設“中國期刊方陣”的運作步驟采取分級負責的形式，各省的“雙效”期刊由省級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按照規定比例推薦，入選期刊必須是省、部級以上優秀期刊，或有希望成為優秀期刊者。“雙獎”和“雙百”期刊通過評選產生。“雙高”期刊由新聞出版總署、科技部確定，入選期刊均為國內知名品牌期刊。根據新聞出版總署“建設‘中國期刊方陣’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由科技部負責組織的科技期刊的推薦評選工作已經結束?？萍疾坑谌涨肮剂嗽u選結果，共評出716種科技期刊進入“中國期刊方陣”，高校期刊入選113種。其中，高知名度、高學術水平期刊（雙高期刊）40種，高校占7種；國家期刊獎、國家期刊提名獎期刊（雙獎期刊）58種，高校占3種；百種重點社科期刊、百種重點科技期刊（雙百期刊）122種，高校占18種；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好的期刊（雙效期刊）496種，高校占85種?！逗雍４髮W學報（自然科學版）》入選“雙效期刊”。

4.學術期刊基本知識（SCI、SSCI）

2015年12月5日至6日，第七次全國生物學哲學學術研討會暨生物哲學專業委員會換屆選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由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生物哲學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來自全國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50余名相關學者參加了會議。從科學哲學的脈絡來看，生物學哲學緣起于邏輯經驗主義范式的發展與衰落。從默頓•貝克納在《生物學模式的思考》(1959)中提出囊括眾多解釋形式于統一意義結構下的生物學模式以來，有關生物學作為科學，其邏輯檢驗以及認識論的、形而上學方面的問題成為對生物學進行哲學討論的焦點。這種另類且飽受爭議的科學哲學門類由此逐漸成型。盡管內格爾、亨普爾等學者期望將生物學哲學納入邏輯經驗主義的框架之下，但依然無法掩蓋其獨特的研究價值，隨著魯斯、赫爾、索博等一批先行者的推動，以及類似邁爾、威爾遜、古爾德這樣的重量級生物學家們的倡導，生物學哲學迸發出難以掩蓋的活力。而在最近幾十年，科學哲學成為一般哲學中越來越居于核心地位的部分，與此同時表現出新的趨勢，那就是科學哲學不僅關注科學性質及其有效性的一般問題，也越來越特別關注具體科學中出現的一些特殊問題，生物學哲學首當其沖。伴隨著生物學在20世紀后半葉里取得的巨大跨越，生物學哲學也與此相伴，突飛猛進，其價值不僅僅在于生物學取得的進展本身，更在于它在實現其跨越的過程中，積極參與到許多影響巨大的公眾議題之內，例如進化、進化的心理學、達爾文主義、克隆等話題，成為眾多公眾以及學術討論的核心，也對哲學產生了引人注目的影響。像是什么類型的過程叫進化，是否道德和意義能夠還原為生物學，生命分子基質的意義為何、人工生命的界定與定義等等此類問題，需要通過哲學視角的參與才能夠得到很好的回答。這些共同構成了生物學哲學研究者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使命。在這種良好局面之下，舉辦本次會議能夠加深學術同行間交流，促進觀點碰撞，開拓研究視野，提升國內生物學哲學研究的水平。會議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李建會教授主持。會議首先邀請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吳向東教授致詞，并代表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對本次會議的舉辦表示衷心祝賀。之后，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劉孝廷教授和廣東醫學院生命文化研究院王小燕教授也分別致詞。作為會議主辦方之一，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趙斌副教授代表中心主任郭貴春教授、副主任殷杰教授致詞，并預祝會議成功。本次會議選取了30場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報告，共分為五個場次進行。第一場次主題為“國際生物學哲學研究前沿”;第二場次主題為“進化生物學的哲學問題”;第三場次主題為“生態學的哲學問題”;第四場次主題為“當代生物學哲學中的重大問題”，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生物學哲學中的重大問題”的幾位子課題負責人分別就各自的研究內容進行報告;第五場次主題為“生命的本質、生物學的解釋方式和生物學的理論結構”。

一、國際生物學哲學研究前沿

1．生態學實驗。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肖顯靜教授做了題為“生態學實驗的‘自然性’特征分析”的報告。他從生態學實驗的原則及問題的提出，將生態學實驗分為:野外實驗，其特點是回歸自然;操縱實驗，其特點是處理自然;測量實驗，其特點是觀測自然;宇宙實驗，其特點是模擬自然;自然實驗，其特點是追尋自然。他認為生態學實驗與傳統科學實驗的本質區別是將實驗室搬到自然中，在處理的基礎上進行現象的還原，其目標是自然的發現，追求的是科學事實的實在性和自然性。然而自然的復雜性，使得實驗結果的準確性受到挑戰，為此他提出改善生態學實驗的人工建構方面來達到實驗中自然性與建構性的平衡。

2．生物進化與人類認知進化。

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梁前進教授做了題為“生物進化和人類認知進化的邏輯符合性分析”的報告，探究人類起源以及人類進化的緣由、過程和結果中蘊含的科學哲學問題，其中的重點在于探尋生物進化和人類認知發展的邏輯符合性。他引入人類的血型系統進行分析，認為血型系統是在進化過程中決定，而長期的演化形成了不同群體中的遺傳平衡，群體的演變伴隨著血型平衡的打破和新平衡建立。以人類性別進化為例，兩性的起源必有先后，而自然的演化是突破原有格局，產生有罪與無罪之爭、生錯與糾錯、美與和諧的對比過程。自然起源的時序性與人類起源認知的發展高度契合。

3．生物學理論變化。

摘要：

弗蘭克爾意義治療理論以意義為核心范疇，以意志自由、意義意志、生命意義為基本命題，以意義分析、矛盾意向、去反思為技術方法，從而開創出醫學心理學思想發展史中的又一座理論豐碑?？疾觳⒔梃b意義治療理論中厚重的人本主義思想價值，有助于當下醫學人文教育理念、方法、原則、內容的創新與實踐。

關鍵詞：

弗蘭克爾；意義治療；人本主義；醫學人文教育

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Frankl）是奧地利當代著名的精神醫學家、哲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作為一名曾親身經歷過二戰納粹集中營并獲得過哲學和醫學雙博士學位的生還者，弗蘭克爾以自身的經歷見證了生命的意義所在，并在對當時的精神分析學和存在主義哲學思潮予以批判吸收的基礎上創立和發展了影響極具深遠的意義治療理論，從而奠定了其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和阿德勒個體心理學派之后的維也納第三個精神治療學派的學術領袖地位。由于意義治療理論蘊涵著濃厚的人本主義思想價值、閃耀著絢麗的人本主義光輝色彩，因此，研究和借鑒弗蘭克爾意義治療理論中的合理成分，對于當下醫學院校創新和實踐以彰顯人文關懷為特色的醫學人文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1意義治療理論的主要內容

在弗蘭克爾看來，追尋生命的意義是人的基本需要，或者說是人之本性。在考察了20世紀人類普遍面臨的因“無意義”和“存在性空虛”而導致的心理狀況后，弗蘭克爾將“存在、選擇、責任、意志、自由、價值、信念、意義”等傳統的倫理和哲學范疇引入心理學研究領域，并最終在人類思想史上建構出一座獨具特色的意義治療理論大廈。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器樂創作中的藝術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睹缹W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摘  要：論文系統梳理了演進中的各種人性觀，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人性觀在實踐及實踐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基礎上實現了對傳統非實踐人性觀的超越；和諧人性觀立足中國實際開創了實踐人性觀的新境界。論文認為，實踐人性觀以現實和全面的人性超越了非實踐人性觀的抽象和片面的人性；中國和諧人性觀繼承了實踐人性觀的科學內涵，強調實踐人性觀與時展相契合的協調性方面。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等理念都滲透著對人性的深刻思考與探索。

關鍵詞：人性觀  演進  超越  和諧  以人為本

    人性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有史以來，無數哲人從不同視角探索人性的奧秘。要談論人性必然離不開對人的本質的探討，因為人的本質和人性是一對緊密聯系、辯證統一的概念。有人認為“人性就是人的本質”[1]。也有學者將人性與人的本質概念區別開來，認為人的本質是指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征，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而人性是相對于獸性的而言的概念，是在人的本質確立的前提下，表明人的思想、欲望、感情和意志方面的特性[2]。也有的學者分析了人性與人的本質的關系，認為，人性是人的本質的外部表現，是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相聯系時表現出來的各種屬性。人的本質是人性的根據和基礎，決定人的各種屬性；人性從各種側面表現人的本質，又反作用于人的本質，對人的本質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作用[3]。據此，筆者認為，所謂人的本質就是人之為人的內在根據，人性則是人之為人的外在特性，是人的本質的外在表現。人性與歷史豐富多樣的變化發展緊密聯系，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變化發展，因而是動態的。所謂人性觀就是人們基于對人的本質的認識而形成的對現實中人的外在特性的看法和觀點；而對人的本質認識的不同使人們對人性的看法各異，從而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性觀。從歷史發展進程看，人性觀以“實踐”為標志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非實踐人性觀和實踐人性觀。同時，和諧人性觀將實踐人性觀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開創了實踐人性觀的新境界。

    一、傳統非實踐人性觀

    西方傳統哲學從神本、物本、心本等不同角度理解人的本質，與此相應地出現了神學人性觀、自然人性觀、理性人性觀和非理性人性觀，這些人性觀都不是以實踐為基礎的，因此筆者將這些人性觀統稱為非實踐人性觀。

    宗教從凌駕于自然之上的“神”的角度探討人的本質，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神的創造物?；浇陶J為，宇宙萬物由上帝創造并按其意志生衍變化。上帝是至善的，其所創造的人的本性也是善的。但“原罪”使人性背叛了神性，“原罪”的奴役使人“在肉體里和靈魂里全都有一個攪亂了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一點東西是好的”[4]。欲望使人性具有了物欲、權欲和性欲，人性趨惡。而人又無力自救，在世俗社會中承受煎熬。只有拋棄自我，皈依上帝，獲得向善的神性，才能擺脫苦難。神學人性觀并不否定人的自然本性的存在，托馬斯•阿奎那就提出人性是人自然本性和上帝神性的統一?？梢钥闯?，神學視野中的人性本善，但“原罪”使人性變惡，獲得上帝的救贖才能解除原罪，獲得自由和幸福。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實現了人的主體性覺醒，人性思想表現在自然和理性兩個方向。自然人性觀把人性與神性分離開來，從人與自然的視角，把人的本質看作自然的存在。霍布斯用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說解釋人性的自然本質，認為人的一切追求由自然造就，遵從自然本性是人的必然行為。趨利避害和利己自私是人的自然本性。這時，人們還沒有完全擺脫宗教的影響，仍殘留著以“神”解釋世界的痕跡，只是這時的神已不是超自然的，而是自然本身。斯賓諾莎把自然作為“神”的實體，人的本質是“神”性的一種表示樣式，人性是神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自然本性的一部分。自然本性的基本原則是“自保”，即“保持他自己的存在”。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也認為，人是自然的組成部分，人是肉體感受性所發動的機器，認為人的本性是“自愛”，“保存自己并使自己的生存幸福”[5]。費爾巴哈把人看作自然的、感性存在的實體，具有自我保持、自我維持的本能欲望?？傊瑥纳裢凶叱鰜淼?ldquo;自然人”誕生于自然，享受自然賦予的快樂，追求物質生活和感官欲望，表現為自私、自愛、自保等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