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方法論范例

［摘要］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想發展同一時期的布迪厄社會學思想對女性主義社會學思想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布迪厄關系論思維方式下的實踐理論、符號暴力理論推動了女性主義社會學研究中個人與社會、男性與女性的二元整合，打破女性主義性別觀念的二元對立。同時，布迪厄社會學研究中的反思性也為女性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突破傳統思想的束縛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實踐理論;符號暴力;反思;女性主義

作為有哲學教育背景的法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布迪厄積極投身于社會生活的洪流中，他關注教育、文化、藝術、經濟活動和國家。早年農村地區的生活經歷，使他秉承了馬克思主義者關懷社會底層的情懷，當他面對阿爾及利亞地區卡比爾人的苦難時，他創作了《阿爾及利亞社會學》。在阿爾及利亞多年的實地研究中，布迪厄關注所有的權力不平等關系，包括性別壓迫?！赌行越y治》是布迪厄關于卡比爾人兩性之間權力關系的論著，書中布迪厄運用實踐理論、符號暴力等概念論述了男性統治地位獲得的原因［1］(P1)。作為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想發展同一時期的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是他關注所有的權力不平等的關系，不平等的兩性關系也在其中。布迪厄的社會學思想與女性主義思想法發展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關系論的思維方式與女性主義社會學理論的整合

1．關系論思維下女性的解放之路

布迪厄的關系論體現在結構主義中的關系論要素、實踐策略中場域和慣習的約束關系、資本理論中各種資本的相互聯結、符號權力理論中權力與語言的關聯及社會研究中主客體關系的界定。從實體論到關系論是當代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布迪厄認為:“在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不是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或個人之間主體際性的紐帶，而是各種馬克思所謂的‘獨立于個人意識和個人意愿’而存在的客體關系。”［2］(P133)關于性別關系，布迪厄關系論思維方式體現在其對卡比爾人男性統治地位獲取途徑的研究上。布迪厄認為并不存在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一個階段對另一個階級，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的統治，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接受和認可，他們只是從這種統治中感受到痛苦、屈辱和貧困。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是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在經濟、政治上的特權所締造的意識形態，被統治者不加批判地吸取這些觀念，最終按照這種觀念解釋世界和統治關系。布迪厄認為此說法是有局限性的，不是只要意識到，就能夠獲得解放，女人就能夠從男人的身體、法律和道德權力中解放出來［1］(P198)。他摒棄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非此即彼的以經濟為基礎的認識方式，運用其所提出的實踐理論，提出女性的意識覺醒和解放之路并非想象得那么簡單。布迪厄認為女性長期處于被統治地位，人類的集體歷史通過各種文化形式深深嵌入個體的發展歷史，男權統治的意識形態通過政治場域、經濟場域、文化場域等的建構扎根于女性身上，男性統治的文化符號以各種形式存在(如語言、服裝、建筑結構等)。女性的自我覺醒之路注定不是一條坦途，女性受到客觀結構和主觀性情的雙重束縛。盡管如此，布迪厄的依據其資本理論中資本的轉換與流動，提出女性的解放之路依賴于學校的教育制度。學校制度是婦女解放的偉大工具，但學校制度也是一個悖論，它通過巧妙的途徑，再生產男性，也是使女孩離開科學或某些技術領域的方式［1］(P189)。如此，布迪厄眼中女性解放之路需同時兼顧個人被男性統治文化影響了的主觀性情的轉變與父權社會的客觀社會結構的改變。波伏娃曾提出的女性三條解放路徑，即工作、成為知識分子和改造社會［3］(P33)，布迪厄的女性解放路徑與波伏娃都強調女性個人的努力與社會結構的改造，但波伏娃忽略了女性中不同階層的社會處境，而布迪厄的社會結構中的慣習卻關注到這一點，女性的成長生活環境確實限制了其性情系統的開放程度。因此，布迪厄關系論思維下的性別觀打破個人與社會、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傳統，重新審視男性的統治地位和女性被統治地位的生成過程。布迪厄的性別觀影響著女性主義思想從兩性對立、女性與社會結構的對立逐漸走向包容與整合。對于女性主義思想的核心———個人的問題即政治的問題，有了個人和社會結構層面的雙重理解。

2．關系論思維下女性主義思想的個人與社會層面的整合

任何一門科學的成熟程度，不僅取決于它揭示客觀對象題域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而且取決于它對作為科學體系的自身的內容、方法、性能、價值的自覺認識程度?，F代科學也正沿著這兩條道路并行推進。而這兩種過程交互作用的表現和結果，一是導致一系列新興、綜合、邊緣學科的出現，一是催生了以科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即科學學?？茖W方法論則是既含于其中，又相對獨立的一個重要內容。法學學和法學方法論就是在這種趨勢下，法學自我認識和反思的產物。   法學學以法學為研究對象，是法學自我認識的系統化和理論化，它從整體上探究法學科學的基本性能、發展規律和社會功用。其研究內容可分為兩大系列:(一)研究和界定法學本身的對象、范圍、性質、任務、體系(分類和分科)、方法、發展規律和社會功能及與相關學科的關系。這是把法學作為一種認識現象來研究，(-二)研究法學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及其機制，包括法學教育、法學人才、法學科研、法學情報、法學的社會效應、法學發展戰略等。這是把法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所以，諸如法學流派的形成原因及發展、演變規律，著名法學家的成長，成功、局限，法學新學科的出現、形成、意義等重大課題，都將受到法學學的重視和關注。   從學科體系上看，法學學有總論(理論法學學)、法學方法論，同時還有應用‘法學學，如法學社會學、法學未來學、法學心理學、法學傳播學、法學流派學、法學科研管理學、法學信息情報學、法學教育學、法學人才學等等。此外，還應包括法學史學。法學史學著重研究法學的歷史發展，考察歷史上人們是如何認識和利用法律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包括歷代人們的法學觀念、法學方法、法學體系、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力量的基本狀況、法學繁榮的一般條件、法學在法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歷史上曾經有過古代羅馬法學、中世紀注釋法學、近代習慣法學、日耳曼法學、公法學、潘德克頓法學;還有我國古代法學、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學等。不同法系、不同歷史類型、不同國家、地域和不同萬法的分解，也都會形成特有的法學。如社會主義法學、港臺法學、歐洲的自由法學和利益法學、斯堪的納維亞法學、心理學法學、社會學法學、系統法學、綜合法學等等，都是法學學和法學史學的研究內容。   法學學同法哲學的關系極為密切，其總論和方法論是法哲學的必要組成部分，故又可稱為“法學的法學”或“元法學”。它的許多內容現今被混同于“法的基礎理論”或“法理學”(即以“法”為研究對象的，關于“法”的基本理論的科學)的緒論部分之中。但法學學有它特有的研究對象和相對獨立的體系及內容，忽視了廷一點，否認開展法學學研究的必要，是我國法學落后，法學教育和科研規律不被重視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開展法學學研究，以反省和檢討我國法學落后的原因，總結其成敗得失，探尋法學發展的客觀規律、變革方向和生長點、突破口，是我國法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法學方法論是法學學中特別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它既是反思法學認識過程而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成為構建法學理論的條件和要素，而且不同法學學說及流派的形成和所具有的特色，往往都與采用特定的法學方法緊密相關，法學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和變革，也往往是以法學方法的更新和發展為先導。然而，法學方法論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單個的法學方法，而是著眼于從總體上研究所有法學方法構成的知識體系。所以，它具有多維、、多層次的結構。從廣義上說，它是指關于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中的所有方法及其手段、工具的理論，從狹義來講則主要是指關于法學研究方法的理論一一這一般又可分為以下幾個層次:(一)哲學方法。即各種法學及流派所依據的特定的哲學世界觀以及把它們運用于法學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論原則。如社會主義法學所依據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的基本方法論原則就是實事求是、科學的經濟決定論、階級分析、矛盾分析以及歷史辯證的方法等;又如，實證主義法學所依據的是唯心經驗論，它以經驗實證原則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二)一般科學方法，即那些普遍適用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方法，既包括各種獲取感性材料的方法，又包括理性認識階段的一般思維和邏輯方法，諸如各種經驗調查法、實驗摸擬法、注釋演繹法、歷史考察法、分析解釋法、比較鑒別法，以及現代科學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方法和數量化方法等，都可以成為法學的研究方法。(三)法學科學的特殊方法。如法律解釋、個案研究、案例分析等具體方法。正是由于這三大層次方法的相互滲透和特有的側重點，并基于所處時代條件、階級傾向、歷史使命的不同，一些重要的法學流派才形成了自己影響深遠、相對穩定的方法論模式，這便是人們熟知的那些傳統法學方法。如自然法學派、哲理法學派所使用的倫理或哲學的方法，歷史法學派所使用的歷史的方法，分析法學派和注釋法學派所使用的分析注釋的方法，社會學法學派所使用的社會學或功能的方法，以及法學的比較研究方法等。它們都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的成先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失謬之處，因而終歸要被新的法學方法所補足或取代。   法學研究要改變孤立、封閉、簡單、片面和絕對化的傾向，使法學思維方式走向整體化、精確化、多樣化、體系化和科學化，把高度的理論思維和慎密的實證研究結合起瓶把歷史考察、現狀分析和超前性研究結合起來，處理好繼承和發展、傳統和創新的關系，并注意客觀性原則和主體性原則相統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融合，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相滲透的特點，從而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法論為基礎，廣泛吸收、捎化和改造其他一切有益的科學研究方法和手段，大力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及方法，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方法論科學體系，推進我國法學理論的變革和發展。

目前學術界中以社會學視角開展的茶文化研究并不多，“茶社會學”的提法與用法也并未出現。但無可否認，中國茶文化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必然催生這一專有學術領域。筆者通過對該領域的嘗試研究，得出了些粗淺的認識，由于行文限制，在此只對該學科的學科基礎、研究對象與方法相關問題加以簡要討論。   一．以社會學研究茶文化的基礎   茶社會學的學科基礎在于如何把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與視域與茶產業、茶文化相結合，以社會學的學科視角來構建一個新的社會學分支學科，所以其中涉及到茶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性質、茶與茶文化的社會性以及學科產生的可行性與必然性。   (一)茶與茶文化是一種社會事實   自茶被認知和利用以來，中國的茶飲及其文化經歷了幾個主要階段:出現并初步傳播(秦統一之前)、向全國逐漸滲透與傳播(秦漢至南北朝)、全國茶飲的高峰出現(隋唐五代)、茶業與茶文化的高峰(宋元時期)、茶業與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曲折進程(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前)等?？梢姡袊栉幕l展不是由哪個人來決定的，而是一種按其自身規律發展的社會現象。陳文華在《中國茶文化學》中把廣義的茶文化定義為整個茶葉發展歷程中所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認為茶文化結構可由如下部分構成:物質文化層(茶生產活動及其實體)、制度文化層(行為規范，如茶政、稅收、外貿等)、行為文化層(茶的生產、消費過程中約定俗成的模式、茶禮、茶俗等)、心態文化層(在茶飲過程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文藝作品、哲學觀念等)?？梢姴栉幕且环N范圍非常廣的領域，它超越了個體的層次，并以社會現象的形式凌駕于個體之上，形成了其體系內的強迫性與集體性。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干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也稱社會現象)，他認為，社會學應把社會看作一個“事物”，它獨立存在于個體之外，并對個體產生影響。社會事實具有外在性(客觀性)、集體性、強制性三個特點，根據這一特征，包括語言、宗教、道德、法律、文化、人口、農村、城市、動亂等等許多社會現象都是社會事實，因而都屬于社會學的研究范疇。因此，茶及其文化當屬社會事實，具備了以社會學學科進行研究的基礎。   (二)茶及茶文化具有的社會性   1．茶與茶文化體現了一種社會互動的關系   茶不僅是一種實體，也是一種關系，即通過茶或茶文化體現出的社會互動。首先，茶具有社會儀式的含義。早在南北朝時已有了用茶進行祭祀的文字記載。傳統社會中，以茶為祭的對象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如天、地、神、佛，甚至亡魂。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把這種祭祀看得十分神圣。作為祭祀品的茶也就被賦予了儀式的內涵，它傳達的不僅僅是“實用”性的價值，而且是一種“精神”的寄托，即“以茶接靈”，把世俗事物上升到神圣事物，茶成為了“集體歡騰”(涂爾干語)的重要媒介。所以，它直指向了傳統社會的核心:集體整合。在傳統社會中，集體的維系是一種集體的道德范疇，族規、儀式、制裁針對的不單單是內部的個體，更重要的是對集體的意義，以保證集體的有效運行，即保證社會成員互動的有效性、規范性及對集體的遵從性。涂爾干在研究社會整合時提出了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概念。前者指傳統社會中社會成員依情感結合到一起，完成社會整合。后者指社會成員的緊密聯系依據的是勞動分工。涂氏認為，后者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但他同時意識到，僅僅依靠勞動分工的作用遠不能完成現代社會的整合。所以，涂爾干在后期提出了“新型宗教”的概念。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闡述。這種“宗教”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并汲取營養，以彌補科學的片斷性。所以，他認為社會整體層次的精神與道德對現代社會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國社會中，茶文化自產生以來，貫穿了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不同時期。通過茶文化的傳播，特別是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后，以茶為媒介的社會互動大量增加。茶在交際、待客中的普及，特別是中國茶元素作為一種中國符號在世界各地的生根發芽，帶動了范圍更加廣泛的文化互動，并有效地參與到了社會精神層次的整合之中。沖突社會學家科林斯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互動儀式鏈理論。他認為互動的儀式連接起了微觀與宏觀，即有效的人際互動無限地延展下去就構成了社會。所以，行動者怎樣創生、延續、擴充互動就成為了具有微觀與宏觀雙重意義的命題。茶文化自誕生之日便與商業、宗教、文學、歌舞、書畫等有了密切聯系，茶文化也就隨之嵌入到了社會互動的諸多領域。以此而言，茶已不僅僅是實體文化，而成為了一種動態的社會媒介。如茶在傳統婚姻習俗中代表了“純潔、堅定、多子(籽)多福”的意涵。所以，民間有“好女不吃兩家茶”、“姻緣三茶”之說。在對茶文化的眾多研究中，絕大多數都把茶與茶文化視作一種社會關系與互動的紐帶，如把茶文化視作社區文化積極發展的紐帶(盧祺義，1994)、都市文明的積極推動元素(徐永成，1997)、社會精神文明的重要構成(朱云松、江平，2007)等等。   2．茶文化中的群體性與組織性   社會學把不同的人群聚合稱作群體，如家庭、社區、鄉村、城市、部落、民族等等。組織是有一定規章制度與紀律性的群體。茶的群體性指茶在社會中反映出的與群體的關聯性。主要包括了初級群體與偶遇群體。初級群體主要指家庭、鄰里和兒童游戲群體。對每個家庭而言，茶幾乎都是必備元素，鄰里之間的交往，如串門聊天，一般也少不了茶元素的參與。以茶為敬來招待客人和朋友自古以來幾乎是中國家庭中不成文的律條。茶對兒童們的作用主要在于兒童在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指在家庭或鄰里關系中)耳濡目染父母的生活習慣，使他們對茶有了一種熟悉，產生了一種社會化的印痕。偶遇群體指沒有固定成員的臨時組成的群體，或者說主要是以特定事件或工作為紐帶組成的臨時群體。此時，茶成為群體內對話的重要媒介。以茶待客、以茶會友之風隨著社會互動量的幾何態增長，也迅速傳播開來。而且，以茶待客比起酒席宴請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更顯莊重和高雅。所以，無論在商界還是日常交往中，茶被更多的人所推崇。組織具有正式性，所以組織內部與外部的交往也具有正式的交際色彩。在單位內部，茶是必備的招待用品。單位具有科層制特點，韋伯甚至認為它是現代人類的生存方式，形式上可以應用于一切任務，從純技術角度而言已經達到了最完美程度。#p#分頁標題#e#   (1)但韋伯也指出，科層制越徹底，越背離人的價值，或者說剝奪了人的工作幸福感與創造力，使人成為機器零件?，F代管理學關注的中心之一就是如何調動職工的積極性，排解掉壓抑與不快，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科層制的負面效用。茶在科層中扮演了潤滑劑的作用。有學者這樣評價茶:“杯中人性”(KakuzoOkakura，2008“thecupofhumanity”)，英國首相格萊斯東也曾這樣評價茶:“當你寒冷時，茶會溫暖你。當你燥熱時，茶會清涼你。當你失意時，茶會鼓舞你。當你得意時，茶會平靜你。”所以，任何科層制組織中，備有茶水(或招待用茶)已不僅僅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更是一種以茶道團結員工，彌補科層缺陷的重要手段。   3．茶在現代社會中應具有的“和諧”之音   中國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轉型時期，一方面腐朽的現象會趁機大量滋生，另一方面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好機遇;社會的變動性增加了其自身的可塑性。在此舉幾例說明茶與茶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可奏出的和諧之音。社會化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過程，是社會對其成員的塑造過程，主要依靠文化與環境的影響來實現。低劣的文化或庸俗的社會風氣會使個體走上歪路，社會化失敗。而優秀高雅的文化與成長環境則會培育出優秀的社會人，從而推進社會發展與進步。毫無疑問，茶文化中傳達的正是一種高雅、清淡、對人生品味與珍惜的思想，這在唐宋時期的茶詩詞中已經有了深刻的體現(余悅、陳玲玲，2010)。因此，茶文化對個體社會化的成功大有裨益。中國社會的社會分層現象已十分明顯，也愈發復雜。學術界對當前中國社會的分化趨勢主要有四種觀點:斷裂化、中產化、結構化和碎片化。中科院于2001年發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把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階層間的流動呈現逐漸增多的態勢。按理論界的觀點，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均衡狀態，也是一種較理想狀態。上層與中間階層包括了除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半失業人員外的所有社會成員。他們的生存狀況、經濟收入以及休閑空間都為茶文化的開展與傳播提供了有利空間;反之，茶文化對中國階層社會的良性和諧發展也必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因為在社會不斷發展的同時，社會對高雅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茶文化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優秀的傳統、豐富的內涵以及高雅的意境等等。這就注定21世紀必將是中國茶文化大放異彩的世紀?，F代化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狀態與進程。實現現代化，不僅包括物質文明現代化，也包括精神文明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等。要提升人的素質與精神文明，就必須發揚優秀文化傳統，摒棄糟粕文化，抵制低俗文化。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不僅有益身心素質的提高，而且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有益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從而推動現代化進程。中國茶文化在世界各地備受推崇，這一點足以說明中國茶文化的魅力。就此而言，物質文明越發達，越應該重視茶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使其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學科必然性與產業必然性   鄭曉瑛對交叉學科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認為交叉學科是兩門以上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相互滲透，在遵循科學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實踐過程的證明，形成了更為有效的學科群。在理論研究及實踐過程中有著強大的生命力。1985年4月，在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等學者的倡導下，中國科學技術培訓中心會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所屬的17個學會、研究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首屆交叉科學學術討論會，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學的新時代”的口號。交叉學科的產生有其必然性。⑴科學發展本身自生的動力。研究一類問題的理論方法和體制發展成熟到一定階段，就會強迫性地逐漸形成相關的學科。⑵社會發展需要交叉學科的支持。⑶“界”間的交叉學科是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   (2)余悅認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茶文化研究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圍繞茶研究出現了三個主要的子學科:茶學(自然科學類)、茶業學(茶業經營學或茶業商品學)和茶文化學(人文社會科學)。他在《中國茶文化學論綱》中認為，中國茶文化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又是一門開放的學科，還是一門邊緣學科、一門當代之學。   (3)建國后，茶文化研究得到了進一步傳承與發展。1984年茶產業內市場經濟的建立為中國茶文化研究開辟了全新的局面，相應分出了幾個主要學科，而且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在不斷增加。這就為新的與茶相關的學科的出現提供了可能與機遇。由以上的論述不難發現，茶文化研究與其它學科產生的交叉學科是學科發展與茶文化研究不斷深入的必然。作為茶葉的發源地和最大生產國之一的中國，尚未產生一個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茶品牌。而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顯示，2008年時中國的出口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平均每公斤僅售2美元左右，比印度低40%，比斯里蘭卡低60%多，甚至比肯尼亞的茶葉價格還要低20%。茶葉產品也僅僅占據了世界市場份額的6%。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產業優勢。楊江帆等認為，中國茶業具有七大競爭優勢:茶文化優勢、品種最為齊全、內外的市場優勢、區域資源優勢(產茶區域廣)、產業優勢(歷史的久遠與從業者的眾多)、產業政策方面的支持、技術人才優勢(人才培養的不斷強化)。   (4)但這些競爭優勢并未在國際競爭中真正顯現，在整合利用方面仍顯不足。另外也要著重開發產業內策略，加快產品升級步伐，提高茶產品附加值，注重廣告策略與營銷策略的應用，切實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把握時機研發新的茶產品，增強創新能力。除了這些茶產業內的舉措之外，還要積極開拓新的外在推動力，這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茶業界人士與茶學專家的認可。以交叉學科的視角來推動茶文化的影響與傳播是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一種必然趨勢，不可否認，把茶所附有的高雅性與學術性有機結合，再與市場與社會生活結合，這是對現代中國茶產業縱深發展、良性發展的一種巨大推動力量。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中國茶文化以茶業經濟活動為基礎，又與美學、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相結合，一般而言，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茶文化是指整個茶業產生發展歷程中有關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了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心態文化等多個方面;狹義茶文化僅指其精神財富部分，是以茶為載體展現出的特定文化模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健康理念，如茶藝、茶道、茶德、茶的醫藥與保健文化等等。在對茶文化研究時，多數學者更注重其狹義方面，而把茶樹栽培、茶葉制作、茶具生產、茶葉包裝、茶葉營銷、茶品牌打造等方面歸入茶學(自然科學類)和茶業學(茶業經營學或茶業商品學)之中(余悅)。王玲在《中國茶文化》一書中認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與茶相關的自然現象，更不能簡單地把其作為茶史或茶考古來研究，而是要研究茶在社會生活中所帶來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這代表了茶文化研究的典型范式。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已在前文做了相關介紹。對社會現象的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領域，也是主流社會學家們所致力開墾的領域。在社會學中，二者作為一種具有外在性、強迫性與集體性的社會事實而存在，凌駕于個體之上。所以，茶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研究也就在研究對象方面達成了統一。另外，本文所關注的是一種交叉學科的概貌，也必須首先從最直接的、宏觀的視角入手，達到淺顯入門、拋磚引玉的作用。具體而言，茶社會學概論所關注的研究對象是與茶相關的文化現象(以狹義茶文化為主)與社會現象，主要通過角色研究、影響研究、關系研究、功能研究、群體研究、互動研究、組織研究、分層研究、社區研究、文化研究等多個方面體現出來。#p#分頁標題#e#   根據茶社會學概論的研究對象確定相應的研究方法論與具體研究方法:整體主義方法論。以涂爾干為代表的研究方法論被稱作整體方法論，其基本原則為:⑴把社會現象看作社會事實;⑵以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而不能以個體現象來解釋社會現象;⑶嚴格區分因果關系與功能關系。在社會學中，還存在著其它方法論，如以韋伯為代表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論，吉登斯創立的構造化方法論等等。是不是仍可以用這些不同的社會學研究范式來研究茶文化呢?本文認為這同樣是可行的。因為茶文化幾乎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對不同的文化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視角與理念。比如，韋伯所倡導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強調重視對個體主觀能動性研究，以理解和解釋的方法來闡述社會現象，這完全可以用來研究茶農、茶商在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的各種際遇與選擇，進而達到對中國茶產業不同層次的微觀、中觀和宏觀的理解。不同的方法論與具體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獨到之處，關鍵看對社會現象進行解讀的能力。所以，茶社會學并不排斥以其它社會學研究方法論來進行茶文化研究。   三．結語   作為一種正在被廣大茶學研究者關注的研究視角，茶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有其理論與現實基礎，本文只是對該學科存在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學科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進行了簡要的探討，進一步的研究還有待于有志于此的學者們不斷開拓，以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視角推進中國茶文化的社會學研究。

歐洲探險家們在通過旅行獲得大量人種志資料的基礎上開展比較研究，人類學和比較語言學等都在這一時期相繼產生。與空想社會主義浸透著哲學甚至形而上學的傳統思維方法及其失敗的社會實驗不同，建立在調查獲得的事實資料基礎上的社會科學此時業已萌生。朱利安倡導比較教育的最初意圖在于“使教育成為近乎實證性的科學”，他認為，就像比較解剖終于促進解剖成為一門科學一樣，“比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為教育的完善而成為科學，提供一些新的手段”。［2］這樣的設想，與當時整個社會科學“科學化”的訴求在總體上是一致的。同時，庫森(VictorCousin)基于人口統計資料的比較教育研究、賀拉斯•曼(HoraceMann)和巴納德(HenryBarnard)在跨國旅行中進行的比較教育研究，也都與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科學發展進化的歷史是相一致的。

到20世紀早期，歷史哲學和歷史意識形態結合形成的“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產生廣泛影響，它“強調變化與發展在人類社會(humanrealm)的決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歷史主義范式的史料編纂學(historiography)等得到發展。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界很快受到質疑和批判，反對者主要攻擊歷史主義背離了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式，認為它導致了反科學的懷疑論和相對主義。波普爾在其1957年出版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指責“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是“目的論”和“整體論”的，而“贊成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則以虛構的歷史規律為基礎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提出了預測?；仡櫛容^教育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歷史，薩德勒(M．Sadler)、康德爾(IssacKandel)、漢斯(NicholasHans)等人的歷史主義研究范式和對編纂《年鑒》的學術熱情，以及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諾亞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科學方法的推崇，同樣與當時的社會科學發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這一對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中，迪爾凱姆(?mileDurkheim)曾對社會學的方法論特性，展開了詳細而嚴密的論證。他認為科學只有通過比較兩種現象在不同的環境下是否同時出現或消失來證明不同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和相互依存性，若這些現象被認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復再現的，就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實的產生并非我們所能支配，我們只能比較那些自發地產生的事實時，那就應該采用間接的實驗方法或比較方法。……因為社會現象顯然不能由觀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較方法適合于社會學”。［4］在同屬比較法的相同法、相異法、剩余法和共變法中，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適合社會科學研究。孔德(AugustComte)認為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確定不同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要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方向，他認為“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為了預測而觀察，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5］所以要用綜合的方法把人類社會發展的狀況聯系起來，這種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孔德認為比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較的現象脫離其所屬的歷史，這就割裂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可以避免孔德對比較法的疑慮，因為“共變既不要求我們進行支離破碎的列舉，又不要求我們作膚淺的觀察。為使共變法得出正確的結果，只有幾個事實就足夠了。只要證明在多數情況下兩個現象是共變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個規律”。［6］這種實證的努力改變了早期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認識因其依賴對旅行者見聞之道德信任而帶來的先天脆弱性。［7］從迪爾凱姆等人的方法論及其相關研究可以看出，“比較法”在社會科學中是作為一種帶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視的。在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在“假設———推測———驗證”等主要環節中起著分析事實以證明或證偽不同因素之間因果聯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較包含多種因素的社會環境，分析某種社會現象的出現與某一種或幾種影響因素的出現之間的聯系，從而證明關于這種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規律。回到比較教育產生初期，我們應當看到，“比較”在當時其實是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學研究中的。在整個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歷史中，“比較”也一直是被作為一種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對待的。從后來貝雷迪、諾亞等著名比較教育學者關于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爭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問題在于，雖然歷經了貝雷迪、諾亞和艾克斯坦等學者的強烈呼吁和傾心努力，比較教育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摒棄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它錯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觀評價抑或簡單的統計數據，而主要性質仍然是關于國外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報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國外期刊上報道本國教育的文字)也納入了“成果”之列。實際上，在這類文字中，“比較”只是一種敘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而存在的。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產生關于教育的旅行者見聞之類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強調要通過“比較”來使教育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夾雜著大量國外教育報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見聞，很多關于別國和本國教育的記述，都因為其在形式上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比較”而煌然列于比較教育“成果”之列。實際上這些文字只是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簡單的“對比”，而并非作為社會科學基本研究方法意義上的“比較”。也就是說，這些“比較”其實只是一種跨國報道而非研究，它們最多只能算作比較研究的資料性準備。比較教育學者們在方法論科學化方面的努力，并沒有把大量沒有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研究的文字從比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這一意義上說，比較教育研究一直沒有最終完成自身的“科學化”。這也是它如今面對學科同一性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一、歷史的變化與“比較”的進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比較教育是作為一種教育科學中的一個“工種”而非“學科”被“重新”建立起來的，它主要承擔的是搜集國外教育信息和追蹤國際教育改革發展動態的任務，而不是進行“比較研究”的任務。就學科發展而言，中國比較教育此時實際上還處在“前朱利安時代”。隨著社會需求和學科環境的巨大變化，中國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意識開始覺醒，但它一直沒有自覺地展開自身科學化的工作。只是近幾年，在社會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動下，中國比較教育研究才開始悄然(仍非自覺地)邁動了科學化的步伐。中國比較教育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作為那樣一種特殊形態而被重建，是由當時它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求所決定的。當時的中國剛剛結束與國際社會幾乎完全隔絕的十年，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普遍較低，教育科學諸學科之國際視野極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語水平較好的專業人員專門從事搜集整理和翻譯介紹國外和國際教育發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國比較教育重新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國高校雖然先后建立了數個外國教育問題研究機構，但“由于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的基本立場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僅重視資料譯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這初燃的星星之火給撲滅了，因此，比較教育當時在中國還遠沒有成為一種研究。到20世紀70年代末，它又“而今邁步從頭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這種發展狀況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要，因此，比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比較教育學界逐漸意識到并開始討論學科同一性危機的問題。無論是起初的快速發展還是后來的學科危機，究其根源，仍然取決于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需要的變化，以及比較教育研究對這一變化的適應情況。

僅從我國國內的變化來看，比較教育如今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學科環境，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過程的影響，中國比較教育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內部學科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英語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輕的研究者，其英語或其它語種外語的水平越高，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主要搜集譯介“外國教育情報”的比較教育研究“工種”已經喪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特別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學普遍打開了國際視野，國際學術范式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科學研究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國教育改革開放逐漸步入了“深水區”，更加開放的政策環境使得我們對國際教育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借鑒也呈現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點，翻譯介紹和“準旅行者見聞”式的“成果”，已經不能滿足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對比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國比較教育發展環境的變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學其他學科的變化對比較教育研究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與另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這個社會歷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9］同樣，比較教育學者們也必須進行冷靜的思考。“在這樣一個地球村里，我們究竟為什么還要進行比較分析?”［10］面對這樣一些極具挑戰性的質疑，比較教育學必須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認為，比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因為“國家教育制度這一概念構成了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學者甚至得出了“跨國的比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結論。無論這種結論是否可信，比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須發生進化，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和全球化時代背景的嚴峻挑戰。要成功應對這一系列挑戰，比較教育首先必須褪去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必先擺脫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對比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學的改進，又必須在方法論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說的“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比較教育精神結構的傳統基石，但并未從根本上否定比較教育研究存在的價值。正如戴爾(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同質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國教育制度之間的相似性”，因此，我們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來，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導其對教育制度之影響的因素，從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從國家的和比較的兩個角度來回答教育的核心問題”。［12］問題在于要成功地把這些因素分析出來，并對其進行可靠的研究，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必須進一步進化。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比較教育被指責經常墮落為旅行者見聞、政策主張和對不科學政策借鑒之投機取巧的理論說明，若想避免這些指責，它就必須進行比較，而且要系統地進行比較。”［13］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需要進化，亦即比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應當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它必須重新找到其精神結構的基石，并由此出發建立一整套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從而像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在自身科學化的過程中逐步證明其獨立存在的價值。

作者：楊永忠 周慶 單位：云南財經大學 云南民族大學

一、引言

21世紀不僅是一個學科整合的時代，而且是一個學科分化的時代。傳統的學科經過充分的發展，進入了全盛時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則的指導下，完成更高層面的整合;新興的學科，風骨獨特、活力四射，處于快速成長階段，需要在“縱深發展”機制的激勵下，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1］。由此看出，通過跨學科的視角，考察女性學的學科特征，促進新世紀以來中國語境中的女性學與婦女問題研究，具有理論探索與實際應用兩個方面的意義。

二、女性學的學科淵源

女性學同女性主義之間的聯系由來已久，與日俱增。女性學理論從問世之日開始，就受到女性主義活動家和婦女工作者的普遍歡迎。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女性學與女性主義之間的跨學科研究范圍不但日趨廣泛，而且研究內容益發密切，有形成互補格局的趨勢。為了全面揭示性別、文化、社會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女性學試圖擴大研究領域，尋求新的學科生長點，把觀察范圍從觀察社會文化環境中性別的具體內涵，通過投射和擴展的方法，推衍開來，研究影響女性社會文化角色的諸多社會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階層、人種、地域、語言、權勢等。隨著這種跨學科研究勢頭的發展，女性學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趨勢。一方面，有學者對于現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學術話語結構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呼吁多層面、多視角、多范式、多學科、多渠道的互動，形成更為健康有益的學術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長過程中文化因素與社會心理的研究、社會文本中的文化語式差異現象比較、性別話語模式及性別主體意識、性別角色聲望度與角色認同關系研究、對女性個體因素與性別群體差異的關注日益凸顯。作為女性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女性學強調女性自身的主體意識，并以建構以女性為中心的知識體系為目標。因此，它是關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進行的研究，為女性而進行的研究。其中飄動的是女性的身影，回響的是女性的聲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學在學術場合和總體有關中國婦女議題研究的集體努力上成為一個受歡迎的術語，被理解為是一門對婦女議題持現代、科學態度的學科［4］。

三、女性學的學科定位

回顧女性學40余年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女性學不是一個從理論構造的種子發展起來的學科，因而具有學科開放性、邊界不定性、內涵外延性、理論駁雜性、方法多樣性、內容多元性、視角寬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學多學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體體現在其理論模式的多樣性、研究方法的隨機性、研究群體的廣泛性，以及研究內容的駁雜性等方面。毋庸質疑，女性學研究具有多學科交叉的學科特色，諸如歷史學、文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教育學、心理學、醫學等。研究者個人的教育經歷、學術背景及研究興趣無不帶有跨學科對比的特質［2］。新世紀以來，在社會學研究這一大的發展環境影響之下，這些特征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與凸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女性學與其說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不如說是一種研究的視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傳統學術中的性別偏見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設，將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經驗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為研究的主體和知識獲取中的主體，并以性別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詮釋現有知識框架和社會現象，建構一種不同于西方主流學術的女性主義學術(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學將焦點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顯性的或戲劇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戲劇性的和隱性的社會生活和組織領域。

一、專業“準人—準出”與多元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

一、經典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崛起奠基

經典實用主義以社會科學介入現實問題的解決，從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吹剑阂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性侵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宗教信仰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

【內容摘要】自從高等教育學誕生以來，教育學方法論基本都是借鑒其他學科下建設而成，導致高等教育學的方法比較混雜，無法展現出自身的學科性質。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學想要區別于其他學科，展現出自身的科學屬性，亟需在方法論層面上實現創新突破。比對國內外的高等教育學方法，旨在從差異入手，啟示我國高等教育學方法的創新。因此，本文主要是從西方人文社科方法論以及我國潘懋元先生多學科觀點的高等教育學研究入手，探究新時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學的路徑建設，淺論高等教育學的方法，為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建設提出相應的策略與建議，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發展。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教學體系;教學比較;教學方法

從高等教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當前高等教育學體系比較散亂，是公認的研究淺薄的學術性學科。高等教育學最大的研究爭議，就是其是否是學科，雖然國內外都想要將高等教育學推上學科的發展道路，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理論基礎的缺失，導致高等教育學沒有相應的學科歸屬，無法劃分清學科界限，也難以構建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學科理論體系。因此，高等教育學想要成為一門規范的學科，實現規范性的學科范式建設，應該注重方法的應用及完善。對國內外高等教育學方法的對比，旨在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學發展的現狀，從其發展歷程、方法論入手得出相應的結合，為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建設提供相應參考。

一、國內外高等教育學研究現狀

在國外對高等教育學的研究，并沒有將其作為一門學科，一般都認為是一個研究領域，因為當前高等教育學并不滿足1974年德雷索和馬瑟提出的學科標準?；诿绹叩冉逃芯楷F狀，德雷索和馬瑟認為學科是一個至少能合理進行某種邏輯分類的知識總體，學科要使得學者能定量地說出已經被接受的知識分界線在哪里。但現如今高等教育文獻所提出的觀念，多是作者自身的觀點，不是反映高等教育現象的知識，就連高等教育的分類以及類型系統還是只有雛形，沒有合理的分類與組織，所以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在系統上，都沒有形成能嚴格區分彼此的地步。所以，國外普遍認為，高等教育研究是相對較新，還沒有開發的領域，現階段還無法成為一個單獨的科學學科?？死嗽谘芯恐兄赋?，高等教育學現如今還不是完善的學科體系，但缺失多學科研究的重要領域，高等教育研究人員應該觸類旁通，將其他學科的方法應用到高等教育學研究中，以實現對高等教育的論述與實證，促進學科的建設。國內對高等教育的研究，多數都是借助傳統學科形成的范式，基于大學組織內所建立制度與體系等，來衡量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制。我國學者針對高等教育學的多領域存在現象，進行了多年的爭論與探討，至今還沒有完整的定論。就近幾年對高等教育學的研究文獻來看，不少學者都認為高等教育學之所以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多是因為認為科學本身在學科體系建設中就存在較大的特殊性，缺乏明確的學科建設范式，在實際建設中總是會走“彎路”。因此，有不少學科提出高等教育學可以借鑒經濟學的學科發展，從經濟學學科的建設歷程，建立屬于自身的學科方法論體系以及知識理論體系等，以改變高等教育學學科滯后的現象。

二、國內外高等教育學的研究方法比較

方法在人們腦海里，多數都是以實證研究的形式出現。實證研究不同于理論研究，觀察、實驗以及調查等都是可用的方式，實證方法的應用既能檢驗理論知識，還能在數據與信息分析中得出一般的規律，更好地展現高等教育學的研究現象。高等教育學在實際發展中，應進行實證研究，在實證中摸清發展規律以及發展機制，當然，也需要理論研究方法的支持，才能逐步完善理論知識體系。所以，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中，要有方法的支持，才能將混亂、無序的領域，逐步明確、清晰，成為規范的學科，保證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地位得到合法性的認同。國外對高等教育學的研究，多是采用歷史方法和比較方法，就像布朗就用歷史方法和比較方法進行了人類學的解釋。歷史方法是民族學的研究方法之一，從起源以及發展歷史上，集中在個別事件行對歷史臆測和構擬。比較方法是自然科學中的歸納方法之一，歸納的本質就是發現一般規律，通過自然科學中的歸納方法，能發現本質、功能以及通則。布朗將比較方法分為共時性比較以及歷時性比較兩類，先明確區分了這兩種方法的差異，然后運用這兩種方法進行學科解釋。在高等教育學研究中，潘懋元先認為，研究應借鑒歷史學的方法，基于人文社科的發揮歷史掌握高等教育學的規律和理論體系，并針對其他學科的建設，在高等教育學研究過程中吸取經驗，實現歷史研究與現狀研究的統一。就比較方法的應用來看，布朗認為應以現實作為基礎，比較是針對各個文化體系進行整體性分析，比較的屬性也應該是屬于同種同類，潘懋元先生則是覺得比較研究應該重視各領域內部之間的互不相同的特殊性存在，比較方法在高等教育學中的應用，要基于不同學科之間的特點，實現知識體系、理論觀念等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