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論文范例

一、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及回歸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觀調查數據來源于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同時，本文還將用到4個直轄市及78個地級市層面的宏觀統計數據，這些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數據庫和2009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由于一些被訪問者的數據缺失，本文最終收集到了9189個居民樣本用于實證分析。其中，下標i表示第i個居民樣本，ε表示隨機擾動項。因變量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在公式（1）中自變量為medicare，表示醫療保險；pension表示養老保險。β1、β2分別是兩者所對應的回歸系數。在公式（2）中自變量為社會保障項目指數social_security。X和Z是控制變量，X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個人及家庭特征變量矩陣，Γ是其相應的回歸系數矩陣；Z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宏觀環境變量矩陣，П是其相應的回歸系數矩陣。

（二）變量定義

1.居民主觀幸福感（happiness）。

被解釋變量happiness的取值來源于CGSS問卷中被訪者對問題“總的來說，您認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為“很不幸福、比較不幸福、一般、比較幸福、完全幸福”，分別對應1-5的賦值。表1顯示了居民主觀幸福感調查結果的分布情況。在最終的9189個樣本中，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分布情況與全樣本并不存在明顯差異，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較不幸福”的比例為2.14%和7.66%，而樣本中有18.01%的被訪問者選擇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的被訪問者選擇了“比較幸福”和“完全幸福”。這樣的分布情況表明刪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個體后實證結果不會有明顯差異。

2.社會保障（medicare、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

一、社會利益的定性問題:經濟法中社會利益的概念解析

(一)社會利益說的發展進程

社會利益說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及哲學理念上的深入思考，伴之社會學等學科的影響而逐漸被提出并認知和重視的概念范疇，大致主要分為四個階段: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此時“個人主義”思潮泛濫，認為社會利益是干預者的人為建構，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政府已學會使用“社會正義”這塊敲門磚為自己謀取私利，強調將爭議立基于非建構性之上———個人利益之上。同時期的功利主義法學家也強調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利益———社會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這種只承認個人利益否認獨立的社會利益，并認為不存在社會利益概念的觀點在學術界被稱之為“利益一元論”。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是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的時期，也是社會逐漸被承認和重視的時期。20世紀初期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給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帶來了警示:單靠“市場之手”的單純運作是不能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此時，凱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預主義”異軍突起，認為只有市場與政府干預雙管齊下才能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實現社會的整體福利。進入20世紀后，“利益三元論”說成為主流。社會法學派的代表人物龐德將“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并列，并認為社會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會的社會生活中并基于這種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種要求、需要或愿望”。20世紀中期，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利益分類，尤其突出的是集體利益說。

(二)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個人利益

1．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

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法學界乃至人文學科領域一直津津樂道的學術論題。從目前我國法律規定來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相互獨立的不同概念，如《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規定:“下列民事行為無效:……(4)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法》第52條對無效合同也做了相似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1)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可以明顯看出在兩部法律中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作為并列的概念出現的，也就是說在我國，有關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法律邏輯前提是不同的。又如國家的國防建設不僅是對國家安全利益、國家軍事利益的保障，同時對社會公共安全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雖然是相互獨立的兩個概念，但在利益訴求方面是相互重合、交織的。

2．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

一、初中政治社會實踐活動的優勢

（一）有利于提高學生素質

社會實踐活動符合新課程改革的精神，符合新課程改革形勢的發展要求，符合素質教育的基本要求，強調了學生的主動參與與親身經歷，能夠促進學生多方面能力的發展，也有利于提高學生素質。

（二）有利于激發學生興趣

課堂教學容易束縛學生思維，使學生放不開，尤其是政治課堂，大多是一些道德的說教，對學生而言十分無趣。而課外社會實踐活動更注重實踐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學到了課本上的知識，也會激起參與欲望，產生學習興趣。

（三）有利于優化教學目標

知識如果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那么是不容易掌握的，也是毫無意義的，只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時，才能達到預設目標。課堂教學就是理論，社會實踐活動就是實踐，讓學生參與社會實踐，走出課堂，可以使學生將所學知識聯系實際生活，升華課堂教學，優化教學目標。

1社會體育組織研究文獻年度數量走勢分析

在對社會體育組織研究文獻的檢索中，依據研究的需要，將與“社會體育組織”含義相同或相近的詞條“體育組織”“體育社團”“體育協會”“體育基金會”等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網絡版）收錄的CSSCI和核心期刊文獻中進行篇名項的精確檢索，不設遠端時限，以2013年12月31日為時限近端，經逐條查看檢索結果，排除掉重合項以及無關的大量文獻條目，最終獲得321條與社會體育組織相關的研究文獻并進行統計分析?？梢钥闯?，1999年前總體研究數量較少，到1999年開始有了明顯的增幅，從2000年到2007年，社會體育組織研究的文獻數量一直處于平穩上升趨勢，2008年出現爆發式增長，2009年、2010年微幅下調并逐漸趨穩，直到2013年，研究數量再次明顯增長。除北京奧運會舉辦后2009年、2010年出現下滑外，整體曲線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這充分說明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非?；钴S，仍處于當前體育學界研究的熱點范疇。從圖1的曲線中還可以看出有2個年度屬于增長高點，分別是2008年和2013年。2008年相對于2007年文獻數量增加了19篇，這與我國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有直接的關系。在2008年，國家組織了一系列科研論文報告會，在宣傳力度、重視程度、資助程度等方面都較以往高出很多，因而大大地激發了體育研究領域學者的科研熱情，大量的研究成果在這一時間涌現出來，于是出現了文獻研究數量“噴涌式”增長的現象。這其中不僅包括“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其他體育類的研究文獻也都在這一時期迅猛增長。從文獻增長的研究領域來看，主要增加的是社會體育組織管理、學校體育社團以及賽事組織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的領域明顯得到拓寬，出現了對體育組織進一步細化研究的趨勢。另外，組織發展、組織現狀、國際體育的研究篇數也略有增長。2013年與2012年相比，研究文獻數量也增加了6篇，其增長明顯的是現狀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覆蓋的領域也有所擴大?？v觀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文獻，其增長的領域和成果出現的時間完全契合我國政策熱點和重要體育事件，如“奧運會”“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公共服務建設”等?？傮w來看，社會體育組織的功能、社會體育組織文化建設、社會體育組織與公共服務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獻數量增長比較明顯，且管理和發展方面的研究總量都比較大，研究的面也在不斷地拓寬和細化。當前，國家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進一步明確了社會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這必將成為社會體育組織研究的新熱點。

2社會體育組織研究的追溯

從文獻檢索的結果來看，體育組織研究的早期，方瑸對蘇聯的體育組織進行介紹，該文發表于當年《蘇聯問題參考資料》第2期，文中描述“蘇聯管理體育運動的最高機構是全蘇體育運動委員會，它是屬部長會議管轄的……除了各級體委行使職能之外，在開展體育工作上，蘇聯的社會體育組織確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蘇聯的社會體育組織主要是志愿體育協會和單項運動協會。”并且方瑸從40個志愿者體協中的10個行業系統志愿體協選取了7個影響最大的做了簡單描述，包括了公安系統、工業系統、大學生、中小學和技校、鐵路、水運系統等。1987年上海體育學院葛利等翻譯了美國人W•H•弗里曼發表于《PhysicalEducationinChangingSociety》的《美國社會體育組織簡況》一文，介紹了美國存在的社會體育組織及其構成的基本概況。從總體情況上來看，在20世紀90年代前我國對體育組織的研究均停留在對美蘇體育組織的構成內容。對國內社會體育組織研究首見于報端的是李存章對民間體育組織的研究，其在1991年《體育文史》第6期刊登了《艱苦創業六十載———記我國近代民間體育組織“廣東梅縣強民體育會”》，文中敘述了“強民體育會”的創立與發展歷程，在抗日戰爭中所做的貢獻，以及對體育人才的培養。這篇文章對于我國民間體育組織的研究開創了歷史性的先河，為組織和豐富群眾體育活動提供了建設性參考依據，也為各地學習和創建體育組織提供了史料借鑒。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有關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逐漸加速，起初的研究還主要是建國早期以及歷史上體育組織的研究，直到1996年起，我國才出現了對新興體育組織的一些研究，如續川于1996年在《體育文史》發表的《關于我國體育組織體系改革的思考》，吳世英于1998年在《廣州體育學院學報》發表的《中國社區體育組織文化分析》，劉明生于1999年在《上海體育學院學報》發表的《上海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對策》，李建國于1999年在《體育科學》發表的《城市社區體育組織結構“小型化”探索》等。這一時期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出現了研究領域逐漸拓寬、研究視角多樣化的趨勢和特點，而也在此時，“社區體育組織”研究出現了第一波熱潮。

3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內容分析

從體育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關注該問題大致可分為以下3大方面。

3．1社會體育組織的基本理論研究

（一）

一、高職院校學生社會實踐中的安全問題分析

(一)高職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缺乏目的性———唯利是圖

筆者對一些高職院校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進行了調查，發現許多大學生都做過產品促銷員、宣傳員、以及餐廳的服務員等。在被問起為什么要參與這類社會實踐活動的時候，他們往往都回答的比較理性，比如，可以通過社會實踐來更好地認識自己，增長見識，提高自己的交際能力等，還有的同學回答的比較直接，他們毫不避諱的說做兼職或者實習就是希望能夠多賺一些錢來替父母分憂或者使自己的生活過的更加充裕?？墒怯械膶W生卻一味的盲目的追求錢財，忽視了自身價值的實現。由于大學生的社會經驗非常少，如果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失去了理性，利令智昏就很容易出現嚴重的后果，在我國，一些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時誤入非法傳銷組織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二)高職學生多數缺乏社會經驗，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容易受騙上當

絕大部分的高職院校的大學生社會經驗不多，對于社會上的很多事物分辨能力不足，同時又比較缺乏相關方面的指導。這樣就導致了他們在做兼職或者實習的時候對用人單位缺乏提防，輕易地相信他們的許諾，最終付出的勞動和辛苦得不到兌現，卻無處申訴。另外，社會上還經常有這么一部分人，利用大學生的防范意識差的弱點，以較高的薪水和待遇引誘大學生為他們打工，讓他們做很多很繁雜的工作。這些人采取奸詐的手段不與大學生簽訂任何的勞動合同與實習協議。這樣，在付出了辛苦和努力之后，由于沒有法律依據，他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再加上大學生大部分都年輕氣盛，處理問題爭端的方式往往會有些偏激使得問題處理不當，甚至還可能對他們的人身或者財產安全帶來威脅。

二、造成這些安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緊張型與合作型“國家—社會”關系對比分析

前述矛盾的實質在于，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的對比協調。那么，對于社會穩定，到底是緊張型的“國家—社會”關系還是合作型的“國家—社會”關系而言誰更有利?所謂緊張型“國家—社會”關系，是指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關系，兩者始終處于矛盾對立的地位，一直在斗爭、競爭中尋求雙方力量的平衡。伴隨時代進程，兩者除了相應內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終還是各自得到了相應充分的發展。迄今西方發達國家相對完備的政治制度以及發達的公民社會就是明例，也是馬克思主義矛盾論觀點在西方現代社會發展歷史中的驗證。西方自古希臘城邦時期，“國家—社會”關系就主要表現為斗爭模式。為了調解人們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沖突，那時已開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體最基本的一致利益，達到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底線認同的目的。然而，“希臘人這種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試驗，固然是碩果累累，卻終于未能全勝”，“即便在城邦的范圍以內，法律問題也從來未得到徹底的解決”。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代表各種利益的群體都想實現自己的完全利益訴求時，其實其紛爭是難以調和的，或者說，根本就找不到同時實現各方利益的“共贏”道路，更何況當時希臘的政治處于“春秋割據”的狀態，各自為政，誰也沒有足夠的合法性權力和權威去整合各方利益，“沖突紛爭永無寧日，直到希臘徹底崩潰”。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迄今西方“國家—社會”關系的斗爭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觀，甚至有時二者一度勢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西方，迷途的價值觀、多元的后現代主義主張等思想流變盛行，社會自身的矛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會生活分化加劇，多元、分散，強調個性、差異性、無主性，甚至沖突性、對抗性，認為國家以公力量對社會生活、公共領域以及個人事務進行全面的監控、干預、訓誡或壓制，極大地激起了社會對抗性的行動訴求，造成社會利益的極大破壞，社會的穩定性受到了極大挑戰。這在后現代主義理論的話語中已得到充分印證。盡管西方國家和地區的不同利益集團能夠在斗爭中不斷尋求到短暫的平衡并不斷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但這種動蕩給人民造成無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卻是不可回避的。

所謂合作型“國家—社會”關系，是指國家與社會的和諧一致關系，兩者始終處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遙相呼應，各司其職，各行其是。但是，國家與社會在這種長期和諧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發展歷程———國家不斷強大，社會不斷弱小，看似平衡，其實內部也蘊含著發展中的各種難題與危機，這在中國傳統社會階段表現的尤為明顯。在中國社會和文化語境中，關于“國家—社會”關系的研究，事關中國社會發展的背景問題和路徑問題。緣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響，“國家—社會”一直是以上下通聯、和諧一致的形式出現的，好似房屋結構一樣，一方處于屋脊，一方處于屋基;一方面它們各司其職，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互有通聯，通過合作達到建筑的穩定。傳統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制度模式是中國歷史上“國家—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單向運行，社會是完全被動的。歷史實踐證明，一個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須是上下通聯、有來有往的雙向形式，否則這種政治統治維系的時間和空間都將受到極大壓縮，即任何政治絕對不可能只在單一方向軌道上運行。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在論述中國的“雙軌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會公共事務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動組成的團體稱為“自治單位”，表明中國鄉村社會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體制”。例如，古代的鄉紳，他們是“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間與官方協商，而這一過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條政治軌道。中國史學家錢穆對“國家—社會”關系問題作了更為合理的分析和刻畫，他指出，中國具有一貫重視“社會”的歷史傳統，“社會”實際上是一外來語，中國古人稱之為“鄉”，并認為“鄉的觀念，在中國古代一向備受重視。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于社會重要性之認識”。錢穆又以存在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四民社會”來表述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征，指出“四民社會”當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會關注的中心，鄉村子弟十年寒窗，經考試或科舉，便有機會踏進政府，成為“士”，“士”是國家治理與社會參與上下一體的核心，“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并無大隔閡”。但是，中國的歷史證明，在這種上下聯通的“國家—社會”合作型關系中并沒有看到現代意義上“社會”的多大發展，社會慢慢演變成國家的附庸。對比上述兩種“國家—社會”關系模型不難看出，“國家—社會”關系不論是采取對立沖突的模式還是相對和諧順應的模式，其背后實際上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語境境這一深層次的要素影響。因此，要研究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首先應當著眼于“國家—社會”關系的傳統事實，從文化和社會語境的具體性入手，尋求適合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特色之路。

二、中國合作型社會關系基礎的新變化———商事社會的發展訴求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合作型的鄉土社會根基開始動搖，“國家—社會”關系正處于由鄉土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型的市場經濟階段，“商事社會”就是描述這一階段的術語工具。“所謂商事社會，是指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以市民自治組織雛形為社會權利或權力主體代表，平等、自由、正義等進步理念日益發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會。它是中國由鄉土社會向市民社會轉型的過渡階段，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商事社會階段，特別是隨著網絡空間的快速發展，虛擬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活動的性質開始發生轉變，市場活躍，社會生活也呈現出流動性、異質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國家—社會”關系逐漸趨向“國家—市場—社會”的復雜情勢，利益、市場、契約、權利、自利、競爭、陌生人交際等成了人們較多關注的要素，社會整體狀態出現了從“集體化社會”向“個體化社會”轉變的趨向，社會發展呈現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和弱組織化的特征。“當代中國社會的規模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了傳統‘四民社會’的涵括范疇，社會生活的多元性、多樣性、開放性使得單一社會階層促成‘國家—社會’融為一體、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風馳電掣般的社會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歷史和長時段進程緩慢鑄造‘國家—社會’關系的時空機制。”在此背景下，調整國家、社會發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場是“伴隨生活世界的分化，而產生的系統(市場、國家)，系統進而再與生活世界脫節，并對其進行侵奪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漸萎縮”。生活世界的萎縮意味著公民社會的蕭條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著強國家、弱社會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圖、爾虞我詐、壟斷操縱等又是市場不可避免的、也不會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為了維護社會利益，系統性干預市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雖然中國公民意識逐漸覺醒，公民自治組織雛形出現并有所發展，但仍未發展到能夠真正成為社會權利或權力的集中代表，尚未發展到與市場、國家理性互動的程度;雖然中國平等、自由、正義等進步理念日益發展，但同時并存的權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關系等落后觀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雖然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建立，但畢竟還不能稱之為健全。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出現復雜化的國情下，調和國家和社會兩種力量關系的平衡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新的時代重大課題。那么，在商事社會進程中到底怎樣才能夠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場自身那是天方夜譚，從速成雞事件、注水肉事件、濰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窺見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會的道路，采取斗爭的方式，更是絕對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識形態不同、社會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損害人民的利益與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違背。所以，我們應該在中國新“國家—社會”合作型理念下，結合實際，走中國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構成“合作的三維”下構建社會利益的有效保障機制。

三、中國社會管理———公民社會建設路徑分析

目前，中國社會結構模式的變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從傳統的“鄉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商事社會”過渡階段。筆者認為，在此階段社會管理的建設應著眼于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三個維度的變革，在合作傳統下走深化合作共贏的變革之路。

一、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的特點分析

1.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來源的群眾性特點

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下，很多群眾文化均來自群眾自身的生產生活實踐，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很多優秀的群眾文化都是根據群眾自身的一些經歷進行改編和創作出來的，因此說社會主義社會下的群眾文化植根于基層，來源于民間，而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的一大特點便是基層性和群眾性。也正是由于群眾文化具有這樣的特點，反映了現實中很多群眾文化的基本生活，才更加受到群眾的歡迎，并成為國人雅俗共賞的一項藝術。

2.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參與的廣泛性特點

在現實的群眾文化發展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社會下的群眾文化展示出參與的廣泛性。首先參與的廣泛性體現在，參與群眾的數量和行業相對廣泛，由于很多群眾文化來自于民，因此，備受群眾歡迎，使得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都非常喜歡這種文化活動，使得現實社會中參與群眾文化的人群較多；再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參與的廣泛性還體現在群眾文化的傳播過程中會受到所在地方地域、民族和氣候的客觀因素的影響。在進行優秀的文化傳播與演出的過程中，均會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因此說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具有參與的廣泛性的特點。

3.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內容的通俗性特點

在現實的文化發展過程中，由于多數的文化內容均來自于普通群眾，因此，群眾文化以其鮮活的生命力展示在世人面前。讓群眾文化經久不衰，備受國人愛戴的另一個原因便是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內容具有通俗性的特點，由于其內容通俗易懂，即使沒有上過學不具備學科知識的老百姓依然能夠明白其中的內容，由于是群眾創造，于是其在說話內容，言語表達，內容選擇上均貼近于老百姓的現實生活，因此通俗性是社會主義社會下群眾文化的另一大特點。

一、醫患沖突中的幾個問題

（一）關于概念表述

在媒體報道和學術研究中，對醫患沖突現象的表述用語不多，且不統一，使用最多的是“糾紛”、“醫鬧”、“鬧喪”和“醫患沖突”，也有使用“醫療暴力”的。所謂糾紛，是指爭執不下的事情，不易解決的問題，而糾紛的過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為發生。所謂“醫鬧”，是指患者家屬、親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醫院設靈堂、毆打侮辱醫護人員、打砸財物、設置障礙等手段，嚴重妨礙醫療秩序、擴大事態、給醫院造成負面影響并從中牟利的行為。2006年7月10日，原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醫鬧”行為是一種違法行為。但現實中，面對有爭議的醫療結果，患者（死者）家屬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貨幣。所謂“鬧喪”，俗稱“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發生是其引發的基本前提，其有著濃厚的封建宗族色彩，發生地可能與醫院毫不相關。如發生在農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沖突”一詞的本意指近身襲擊，同時也包括：直闖、碰撞、冒犯、爭斗、矛盾等意，當然也含心理沖突；現代詞意上的沖突是指發生在同一空間兩個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對抗過程，分為意識和物質兩種，意識以認識為基礎，所以是無形的，物質的沖突是可見、有形的。“沖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敗對方，直接以對方為攻擊目標；雙方必須有直接的交鋒；沖突雙方追求的目標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沖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規則、規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帶有明顯的破壞性、危法性。沖突的類型包括：從規模上劃分有個人之間和集團群體之間的沖突；從性質上劃分有經濟沖突、政治沖突、思想沖突、文化沖突、宗教沖突、種族沖突、民族沖突、國際沖突等；從方式和程度上劃分，有辯論、口角、拳斗、決斗、仇殺、械斗、戰爭等。因此，綜觀已經被曝光發生在醫院內的“那些事”，用“醫患沖突”來表述應是最為恰當的。

（二）關于歷史劃定

《南方周末》報曾以“中國醫療暴力史”為題，長篇報道了我國的醫患沖突歷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為2001年11月14日，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被炸，致5死35傷，死者中包括因視網膜脫落療效不滿的患者包季厚。對醫患沖突的歷史劃定，至今并沒有權威的論述，但僅以2001年為劃分而論史顯然其“史”太短，準確地說也只是本世紀的“史”。僅從建國開始計算，應當承認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醫患沖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現在如此嚴重而已。以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為例，當被強制“結扎”的婦女因故死在手術臺上后，以“興師問罪”、“吊民伐罪”為特征的農村“鬧喪”事件便自然發生，醫院被砸、醫生被打亦是常事，筆者就曾親眼所見死者家屬將“大隊長”（現稱村委會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場景，而對因“鬧喪”引發的糾紛沖突，筆者在1991年參加的江西省社科課題成果中就有論述。

（三）關于成因分析

就醫患沖突事件引發的原因，對現有論述分析后可用△符號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醫院醫生的不良醫術、過度治療、不負責任等等，謂之“活該”；另一面則是痛斥對醫生的犯罪行為是喪盡天良，謂之“暴徒”；更深層次的則是結合我國的醫改政策、醫療資源、相對貧困人群及弱勢群體等進行理性分析，呼喚國家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進，將醫生和患者在利益爭奪中推開，從而真正避免沖突悲劇的發生。由此看來，國家醫療制度、醫療政策層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會誠信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