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英文論文范例

［摘要］通過分析應用型本科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畢業論文現狀，針對其中存在的學生對論文缺少理性概念、學生無法正確選擇論題、學生論文寫作基本功不足等問題，分別從提高教師論文指導能力和水平，調整課程安排、加強寫作訓練，重視教育引導、糾正學生思想，嚴格監督把控、獲得企業支持為維度，提出了應用型本科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畢業論文改革的有效路徑。旨在能夠切實改善畢業論文中的各種不足，切實幫助商務英語專業學生提高畢業論文質量，確保他們能夠順利畢業。

［關鍵詞］應用型本科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畢業論文;現狀與改革

引言

應用型本科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寫作是許多學生畢業之前所面臨的一大難題，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在當前商務英語畢業論文中存在許多問題，嚴重影響了學生的畢業進程，阻礙了他們的職業生涯發展。對此，應用型本科高校及商務英語專業教師應深刻意識到畢業論文的重要性，要針對具體問題，及時制定并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

一、應用型本科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畢業論文現狀

(一)學生對論文缺少理性概念

由于許多應用型本科高校并未開設畢業論文寫作方面的課程，因而導致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在撰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中，經常沒有思路，不知如何下筆，只能臨時聽過指導教師的大致講解進行寫作，可教師的這種講解，一般情況下只能幫助學生架構模糊的框架，學生對畢業論文的格式、要求和注意事項等問題并不了解，無法構成理性的認知。這不僅影響學生畢業論文的寫作進程，同時對日后指導過程中，師生間的溝通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本文作者：林精華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我們知道，正如現代中國學術制度和高等教育來自西方一樣，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學開設“歐洲文學史”課程并最先用漢語著述《歐洲文學史》，也是西方文學史框架和觀念之影響的產物。此后，外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很快就成為中國大學人文學科中重要工作，外國文學史的編纂成為知識界和學術界最關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來，中國著述各種類型的外國文學史已近三百種。然而，這些文學史著述的經驗，以及著述本身的有關論述，卻沒能對世界發生積極影響。無獨有偶，中國大陸學人著述的近千種《中國文學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響漢學界，未能在理論層面上提升國際學術界關于文學史著述的經驗。如此一來就產生了令人困惑的問題:文學史研究作為文學史家立足于當代文學史觀，在參考歷代文學批評家對相關文學現象討論的基礎上，對特定語種或區域的文學發展進行系統化表述的成果，這種由歐美學界發起并持續不斷的現代學術行為，如哈佛大學教授溫德爾(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國文學史》(1900)、加州大學河畔校區(Riverside)教授埃利奧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1986)、沃特魯學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學史:英語中的加拿大文學》(1965)、奧爾巴尼大學教授維斯特布魯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蘭文學史》(1988)、奧倫學院教授貝內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鵝澳大利亞新文學史》(1988)、莫澤爾(CharesMoser)的《劍橋俄國文學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為學術性很強的專業研究成果———諳熟特定區域或語種文學現象(包括文學思潮、文體變化、文字表述、文本討論等)，為何就能先后影響國際學術界對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俄國的文學史的認識，甚至對象國的讀者和學界也服膺于這樣的“外國文學史”研究?而受西方影響的現代中國學人，同樣著述包括外國文學史在內的各種類型文學史，卻為何難以對國際學界認識文學現象產生積極的影響力呢?原來，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關于文學的認知，先是受時代的社會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話語所囿，期間對外國文學發展變化和外國文學史問題的認知基本上并非是純粹的專業學術活動，因為知識界把譯介外國文學作品或研究外國文學，當作認識社會和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手段，建構外國文學史是按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進行的，并非學術進步的內在動力使然，無關乎國際學術界對文學史的探討情勢、理論變化，和對象國的文學發展的實際狀態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時任北大教授的胡適在開學典禮上聲言，被社會譽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其實“現在并沒有文化，更沒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才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大學叢書》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謂“大學叢書”，是當時北京大學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學叢書”，除陳映璜《人類學》、陳大齊《心理學大綱》、梁漱溟《印度哲學概論》外，還有胡適本人《中國哲學史大綱》和周作人《歐洲文學史》。論及周作人《歐洲文學史》，它乃我國第一部歐洲文學史，吳宓稱其“真能確實講述西洋文學之內容與實質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為文科教授，據作者晚年口述自傳《知堂回想錄》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開始寫第一卷(古希臘文學)，兩天后開始寫第三卷(中古文學與文藝復興文學)，第二卷(古羅馬文學)則始于1918年1月7日，全書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編理講義，凡希臘羅馬中古到18世紀三卷，合作歐洲文學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樣經過一年的光陰，計草成希臘文學要略一卷，羅馬一卷，歐洲中古至十八世紀一卷，合成一冊《歐洲文學史》，作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作第一講包括古希臘文學的起源、史詩、詩歌、悲劇、戲劇、哲學、雜詩歌、雜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羅馬文學的起源、古希臘之影響、戲曲、三種詩歌(牧歌、田園詩、諷刺詩)、四種文和雜詩等，“中古與文藝復興文學”則包括異教詩歌、異教精神之再現、文藝復興的前驅、文藝復興時期拉丁民族之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條頓民族之文學等，關于“十七十八世紀文學”先簡論17世紀文學，然后分別簡述18世紀的法國、南歐、英國、德國和北歐的文學。這本由教案組成的文學史教材，其原創性價值包括:作為中國的第一部外國文學史，創建了一種便于迅速掌握外國文學史知識的文學史敘述體例;力求準確傳達外國文學史知識，避免錯誤，該書人名地名皆不漢譯，而是用羅馬字樣書寫，書名則用原文標示，如荷馬史詩中的荷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亞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奧德賽》則不是拼寫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學史，仰賴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譯述工作、出色的外語能力(翻譯過不少作品)、人文主義的文學史觀(發表有多篇論文學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錄》第三卷中論及該作時還是這樣說:“這是一種雜湊而成的書，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國文學史、文人傳記、作品批評，雜和做成，完全不成東西。不過，那時也湊合著用了。”

這不是自謙，說的是事實，因為《歐洲文學史》整理完成之后，繼續編寫“近世文學史”，“而后來商務印書館要出一套大學的教本，想把這本文學史充數，我也把編好了的十九世紀文學史整理好，預備加進去，可是拿到他們專家審訂的意見來一看，我就只好敬謝不敏了。因為他說書中年月有誤，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據的和他的權威不合，但是主張著作名稱悉應改用英文，這種英語正統的看法在那些紳士學者的社會雖是當然，但與原書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紳士叢書里只得少陪了”，“編文歷史的工作不是我們搞得來的，要講一國一時期的文學，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學作品看一遍不可，我們平凡人哪里來這許多的精力和時間。我的那冊文學史在供應時代需要以后，任其絕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過，這部以介紹19世紀歐洲文學為主體的《近世歐洲文學史》雖沒能及時出版，卻未妨礙周作人繼續在北京大學國文系開設歐洲文學史課。今天看來，這部以講義狀態存在的《近代歐洲文學史》和那本及時面世的《歐洲文學史》開漢語界撰述歐洲文學史之先河，把復雜的歐洲文學發展歷程簡化成文學進化史。該書結語如是總結道，“文藝復興期，以古典文學為師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稱之曰第一傳奇主義(Romanticism)時代。十七十八世紀，偏主理性，則為第一古典主義時代。及反動起，十九世紀初，乃有傳奇主義之復興。不數十年，情思亦復衰竭，繼起者曰寫實主義(realism)。重在客觀，以科學之法治文藝，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謂之古典主義之復興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紀初之文學。及于近世，乃協合而為一，即新傳奇主義是也”;其開篇則云，“歐洲文學，始于中世紀。千余年來，代有變更，文化漸進，發達亦愈盛。今所論述，僅最近百年內事。蓋以時代未遠，思想感情多為現代人所共通，其感發吾人，更為深切。故斷自十九世紀寫實派起，下至現代新興諸家。唯文學流別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為溪澗江湖，不一其狀，而一線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學，亦先當略溯其源。通觀變遷之跡，遞為因果，自然赴之，足資吾人之借鑒者，良非鮮也。文學發達，亦如生物進化之例，歷級而進，自然而成。其間以人地時三者，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應，受時代精神之號召，有所表現，以成文學。歐洲各國，種族文字雖各各殊異，唯以政教關系，能保其聯絡。及科學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漸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學，亦不分邦域而以時代趨勢綜論之”。［2］(p．3)#p#分頁標題#e#

把文學如此簡單化，并非周作人的個人之舉，而是中國知識界變革傳統詩學之潮流所為:晚清以來，以嚴復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著力引進西方進化論改造中國傳統的文學審美體系，也由此成就了現代中國得以建構出文學發展史，并使之在當時和后來一段時間成為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適之《白話文學史》(1919)，該作不單開創中國文學史撰述之體例，還使中國學者撰述文學史的進化論史觀有了很具體的成果:胡適本人曾云，“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眼光。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眼光”［3］(p．167)。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強調文學發展的進步性和規律性。這種情況，有助于還沒有文學史研究經驗的中國知識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學發展脈絡。進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進化論撰述文學史之風潮。在這種潮流中，用白話文著述我國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著作《中國文學史大綱》①的譚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光明書局)，把中國文學變遷歷程歸結為文學觀念和文學形式向大眾方向“進化”的歷史;更有甚者，用進化論著述《文學大綱》(1924—1927)、《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中國俗文學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學人鄭振鐸，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1927)中甚至聲稱，掌握“進化的觀念”就如同“執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犁把，有了它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4］(p．127)。這些把復雜的文學現象嚴重簡約化了的著述、觀念，改變了中國文人對文學認知的格局:傳統中國在文學認識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識體系，對文學文本進行個人欣賞及經驗性表達，這就出現了諸如大量的詩話、詞話、小說評點之類，即使有人注意文學的理論問題，如鐘嶸《詩品》論述每位詩人特點時好追本溯源，清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評價說此舉“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但鐘嶸只是說明具體詩人的創作情況，并沒有“史”的眼光;同樣，劉勰的《文心雕龍》也少關注文學發展變化問題;此后，“詩必唐宋，文必秦漢”成為中國文人認識文學規律之原則，即使劉熙載(1813—1881)《藝概》(1874)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文體流變，卻少文學發展史觀，而是“舉少以概多”。

當然，如此敘述，可能與古代中國習慣于紀傳體有關，即使司馬遷《史記》有明確的史學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也改變不了中國對歷史認識的經驗性表述———使用紀傳體、追求事件的真實性和歷史的現場感，這也正是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1905)導言所說的，“在中國，有高度發達的史學，卻不曾有過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進化論判斷文學變遷問題，哪怕它把復雜文學現象簡化了，卻吻合當時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斷世界的激進主義風潮，文學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識分子在文學認知領域的實踐。在進化論席卷文學史構建的風潮之下，外國文學史著述也成為進化論演練場:許多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知識分子，同樣也著述外國文學史。換句話說，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歐洲文學史》，不是因為他專攻歐洲文學史，而是他以人文主義和進化論研究各種文學和文化現象，其相繼推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文學史上的俄國與中國》、《圣書與中國文學》等轟動一時之作。進而，歐洲文學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為演繹這些觀念的又一個場域。同樣，用進化論研究中國文學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鄭振鐸，更希翼用這種文學史觀把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進程，其三卷本《文學大綱》(1924—1927)認為圣經故事、希臘神話、東方穆斯林和佛教經典、印度史詩、中國《詩經》和《楚辭》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學的不同起源，發展到中世紀，各種文學的演變還是有著共同規律的，如關于中世紀中國文學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乃第一詩人時代，即自沈約等人變詩之古體為近體起，中經五七言律絕詩之大發達，至唐五代間此種詩體之衰落為止;第二期即第二詩人時代，即自五代詞之一體一開始發展起，至宋元之間此種詩體之衰落為止”［6］(pp．375～376)。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年10月18日，黨的報告指出要“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和《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強調：“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我國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我國的科技期刊作為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與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息息相關，而且也是世界學術成果的重要一部分，是人類文化遺產與知識財富的重要一部分。我國要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不僅要向國內講好中國故事，辦好中文科技期刊，同樣需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辦好外文科技期刊?？萍计诳瘒H化是我國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不僅可以向世界彰顯我國科技成就，而且有利于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推動人類的科學研究與科技創新。為此，必須樹立文化自信，推動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在科技與文化兩個方面，彰顯大國的責任與擔當。近些年，隨著國際間學術交流活動的日漸活躍，我國與國際學術交流的障礙已經被打破。國外主要的科技期刊以及期刊數據庫已經成為我國各大圖書館的重要館藏，成為科研人員信息獲取的重要渠道。國際科技期刊“走進來”已經實現，但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還任重而道遠。這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主要還是沒有將科技期刊“走出去”作為一種國家戰略，沒有從頂層加以規劃和布局，也沒有設計出具體可行的組織實施策略。我國科技期刊在出口政策與渠道、開放出版、出版與傳播平臺、創辦英文期刊、中文期刊譯介、辦刊人才、期刊運營與管理等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尤其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環境不相適應。中國科協已連續多年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其對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與我國對科技期刊國際化發展的迫切需求還不相適應?？萍计诳?ldquo;走出去”應作為國家科技期刊國際化的一種戰略與策略，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1將科技期刊國際化納入“一帶一路”總體布局

“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新的合作發展理念和倡議。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強調，要“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愿者服務等，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萍计诳?ldquo;文化交流”“學術往來”的重要平臺和載體，應在“一帶一路”建設實施過程中得到重視和發展。“絲路書香出版工程”是我國新聞出版業唯一進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任務的重大項目，目前，尚未有專門針對科技期刊的項目。設立專門的科技期刊出版與傳播項目，將我國科技期刊國際化納入“一帶一路”總體布局中，支持創辦或聯合主辦與“一帶一路”主題和國家相關的科技期刊，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舉辦科技期刊展覽和學術活動，向沿線國家的主要圖書館贈送或交換我國的科技期刊或期刊數據庫?？萍计诳鳛槲覈萍几偁幜臀幕泴嵙Φ男竞腕w現，要有國際視野，面向世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我國與有關國家建立的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和區域合作平臺，在積極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關系的同時，參與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科技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其中的重要體現就是推動我國科技期刊更多地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促進沿線國家的科技交流與發展，將科技期刊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張靚麗的文化名片，成為我國學術研究成果與學術影響力展示的重要手段。

2為科技期刊“走出去”提供靈活的出口政策與渠道

科技期刊是文化的載體，我國科技期刊在文化出口方面承擔著傳播使者的重要角色。多年來，我們進口了眾多國外科技期刊與數據庫，但我國科技期刊與數據庫的出口與進口相比還很不平衡，與我國科技大國和科技期刊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為此，必須調整和優化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政策和基金支持，打開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靈活通道。（1）制訂鼓勵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出口政策。根據《關于延續宣傳文化增值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53號）和《關于延續宣傳文化增值稅和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13〕87號），自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對期刊在出版環節執行增值稅先征后退100%或50%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科技期刊享受退50%的增值稅政策。但我國對期刊出口沒有明確的稅收減免政策，而德國、荷蘭等發達國家對商品出口或期刊出口免收增值稅①②。因此，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去考量，我國應對科技期刊出口實行大力度的稅收減免政策，推動科技期刊擴大出口規模，增強我國科技期刊的國際影響力。（2）建立多樣的科技期刊出口和交換渠道。我國的進出口公司應加強與國外出版商或商合作，降低出口門檻，打破出口障礙，將我國的科技期刊更便捷、更廣泛、更有效地傳播出去，使我國更多的科技期刊成為國外圖書館的館藏以及館藏數據庫的重要內容。鼓勵我國的圖書館或科技期刊與國外的圖書館或科技期刊建立穩定的期刊交換關系，或向國外重要的圖書館贈送期刊，開辟更多的途徑推動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3）鼓勵參加國際書展。國際書展是國際出版業進出口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在促進國際出版貿易中起到重要作用[1]。在國家層面，依托國際書展平臺，增加我國科技期刊的國際曝光度，破除與國際出版商、經銷商等合作障礙，加大我國優秀期刊“走出去”的步伐。鼓勵科技期刊出版企業積極參與和組織在其他國家舉辦國際書刊展覽交流活動，擴大我國科技期刊出口貿易區域。2017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我國期刊的首次集中亮相就取得了較好的反響③。（4）辦好中國國際書展和期刊博覽會。英國倫敦書展、韓國首爾書展在兩國政府財政支持下迅速發展為兩國出版業出口貿易的重要渠道[1]。在國家層面，建議主辦更多的類似于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至今已舉辦25屆）等由國家或地方主辦的國際書展和期刊博覽會。為此，須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為我國出版業出口貿易搭建良好平臺。通過該平臺大力傳播我國具有多元化與包容性的文化產品（包括期刊），降低貿易壁壘，促進出口貿易與出版合作。（5）鼓勵科技期刊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設立專項基金，鼓勵科技期刊和期刊編輯參與國際專業學術會議和展會。實現期刊與國外終端用戶（作者和讀者）面對面，對期刊進行直接的宣傳和推廣，打造期刊在國際作者與讀者群中的良好形象與影響力，從而將我國科技期刊的學術內容與價值更好地宣傳和推廣出去。

3順應國際發展態勢加快我國科技期刊開放出版

開放出版（OApublishing）是國際學術界與出版界為打破出版市場壟斷而倡導的科技期刊開放出版、讀者免費使用的一種機制。我國科技期刊開放出版雖然近些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總體上步履維艱?？萍计诳_放出版，有助于打破市場壟斷，為全世界讀者提供免費閱讀、下載和利用的機會，增強我國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圍的可見度與影響力。開放出版是期刊出版的重要模式與發展方向，也是我國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重要手段。（1）抓住機遇，適應國際開放出版運動趨勢。自歐盟提出“OA2020”后，2018年9月，法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等11個歐洲國家的主要科研經費資助機構聯合簽署了論文開放獲取計劃PlanS，明確自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11國以及歐洲研究委員會撥款支持的科研項目，都必須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完全開放獲取的期刊或出版平臺上④。我國科技期刊應抓住機遇，適應國際出版趨勢，積極推動開放出版，加快我國學術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提升期刊的國際影響力。（2）推進高起點、高水平開放獲取新刊的創辦。從出版政策和基金資助方面，加大對創辦高起點、高水平開放獲取期刊的資助力度，支持我國的優秀科研成果發表在我國的中英文開放獲取期刊上。特別是我國的基礎和傳統優勢學科領域的期刊，創刊時就將開放獲取作為期刊的出版模式，增強期刊的傳播廣度與效度。（3）加速傳統期刊向開放獲取期刊的轉型。傳統期刊以圖書館紙本訂閱為主要特征。但隨著讀者需求與閱讀行為的變化，紙本閱覽正快速被網絡獲取所取代。作者希望能快速地發表，讀者希望能便捷地閱讀。因此，科技期刊應加快從紙本訂閱型向開放出版轉型，盡快將期刊轉化為開放獲取出版的期刊，從部分開放獲取到完全開放獲取轉變，適應作者和讀者的需要。（4）搭建國家級開放出版平臺。20世紀90年代，為順應日本科技期刊的發展需要，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科技成果，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搭建了科技期刊平臺J-STAGE。該平臺重點推動日文科技期刊的數字出版，加快日本國內科研成果的即時國際傳播。中國科學院自2010年10月就建立了“中國科學院科技期刊開放獲取平臺（CAS-OAJ）”，但受制于多種因素，影響力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國可借鑒日本的做法，在國家層面搭建科技期刊開放出版平臺，向全世界開放地展示我國的學術成果和文化。

本文作者：張世紅 單位：國際關系學院英語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英國文學史研究與整體外國文學史研究都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1956年，教育部參照蘇聯高等院校同類教學大綱，制定了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教科書則采納了蘇聯學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該書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可見影響之大。盡管《美國文學簡史》(上冊)和《法國文學史》(上冊)已于1978、1979年相繼問世，中國學者用中文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卻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出現。本文首先回顧陳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兩部影響深遠的英文版英國文學史，隨后介紹王佐良先生領銜編撰的中文版英國文學通史，最后評述楊周翰先生撰寫的斷代史，總結前輩學者既有的學術貢獻與成就，展望英國文學史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陳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貢獻

陳嘉、范存忠教授是國內英國文學研究的老前輩。20世紀30年代，兩人在耶魯和哈佛大學分獲博士學位，是最早獲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貒笏麄冮L期在南京大學任教，研究、教授英國文學，并在80年代初分別推出兩部英國文學史，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嘉著《英國文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四冊，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英國文學史教材。由于編寫量大，四冊教材全部出版歷經了五年時間: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冊，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冊，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冊。從1986年開始，陳氏文學史一直作為我國高校英語專業英國文學史教材，已多次再版，聲譽卓著、影響廣泛。陳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據作家及其作品在社會和文學史的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否健康來確定其地位。”①陳著文學史采用了編年史的結構和體例，第一冊分為四章: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國文學、中世紀英國文學、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資產階級革命與王朝復辟時期英國文學;第二冊不分章，標題為“18世紀英國文學”;第三冊分為三章:19世紀初期英國文學、19世紀中期英國文學、19世紀后期英國文學;第四冊也不分章，標題為“20世紀初英國文學”。

本書內容豐富，學術性強是陳嘉先生多年研究講授英國文學史的結晶，對于英國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有重要參考價值。由于本書是在結束后不久編寫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即“首先綜述時代背景，然后介紹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題思想，最后略及藝術特征”，②也就是說作品的藝術特點被擺在末位。但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在敘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時，不是簡單陳述其社會背景和創作經歷、羅列作品，而是對其主要作品的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以及對后世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全面介紹、分析。該書以其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嚴謹的分析方法具備了教材和學術著作的雙重特點，是國內用英語寫作出版的篇幅最長、質量最高的英國文學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國文學教材。全書1986年2月出齊，而陳嘉先生數月后即辭世，令人扼腕嘆息。199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的陳嘉、宋文林合著《大學英國文學史》(上、下冊)，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陳先生指導下縮編的兩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編著的《英國文學史提綱》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記”中寫道:“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專業四年級‘英國文學史’課程的講授提綱。同志們認為仍有參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還翻印流傳。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較大的范圍內能起到更多的參考作用。”③

《英國文學史提綱》是英文稿，但“為了讀者便利起見”，由張月超等翻譯成中文作為“附錄”，這份中文附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建國后在大陸出版的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國文學史。全書共12章，末章標題為“一些現代作家”，介紹了哈代、高爾斯華綏、威爾斯、蕭伯納等隸屬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卻沒有提及現代派作家，真實反映出那個時代對于現代派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該書1983出版后，許多高校的英語專業將其當作教材，受到普遍歡迎。關于這部書的編寫目的，范存忠在“后記”中寫道:“一方面對于并行的‘文學選讀’提供必要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擴大文學視野，為以后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④范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學、比較文學、語言學、翻譯學等方面均造詣深厚、著述豐碩。他淵博的學識通過本書的三個特點得以體現:其一是將英國文學置于歐洲文學的整體框架中加以敘述。例如，第三章談到英國人文主義者時，介紹了意大利文藝復興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對英國作家的影響;介紹伊麗莎白時代時則指出，此時文學翻譯相當繁榮，眾多翻譯作品極大地促進了英國文學的發展，其中影響較大的譯作包括廷德爾和科弗代爾的《圣經》以及托馬斯•諾斯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其二是將英國文學發展史與英語發展史相聯系，使讀者既掌握英國文學的概貌，又了解英語的演變。例如，談到古英語與現代英語的區別時著者指出，古英語重音多，輔音多，詞尾屈折變化大，語言的變化自然會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從頭韻體詩到雙韻體詩的變化就是很好的例證。其三是在敘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時，結合提出獨到的、精辟的評論。例如，前人關于莎士比亞及其作品的評論見仁見智，有人認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猶主義的作品，范存忠對此并不認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亞對受到迫害的猶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對基督教商人的憤懣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對笛福的《魯賓遜飄流記》，范存忠沒有從階級或意識形態方面去評論，而是實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達了普通人處于逆境時克服困難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為代表的英國文學史寫作

一、法學教育全球化概念簡析   從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支撐,以經濟的全球一體化運動為先導,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的新時代，“全球化”作為一種理論形態學術話語也同時被廣泛認可和使用。倫敦經濟學院前院長吉登斯教授認為，全球化主要與時空的伸延過程有關。全球化可以被理解為世界范圍內社會關系的增強，這些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把相距遙遠的地方連接了起來：本地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是由發生在許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構而成的，反之亦然。   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體系的形成。在該交往體系中，時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領域也大大開放，個體的一舉一動與全球發展處于緊密聯系之中。全球化的維度一般包括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環境全球化、軍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個方面。法學教育全球化這一概念近幾年才被提出，學界對它的關注、討論都還不多。筆者認為法學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簡單歸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圍之內，也不能簡單劃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學教育全球化應屬于一個邊緣問題，筆者試圖從語義分析的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詳細闡釋。   （一）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公共事務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當今世界法律發展的主要趨勢。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來法律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在歷史上法律的跨國發展(國際化)是法律發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標志，源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沖突、交流與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標志概括為三項: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體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個進程、一個過程、一種趨勢，但同時也已經成為當今法律的發展趨勢。而法學教育既是法律發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發展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發展取決于法學教育發展的程度。適應經濟和法律的全球化趨勢，法學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議程，成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人們對它的研究尚顯薄弱，目前很難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   對教育全球化最廣義的理解為：一種社會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教育不斷跨越時空障礙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充分溝通（物質與信息的）和達成更多共識的共同行動，同時不斷獲得和深化現代性的過程。   教育全球化的本質，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以不同形式不斷擴大教育資源的共享，并且不斷增加不同教育體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個聯系更加緊密的全球教育體系的過程。法學教育作為教育體系下的一員，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時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員，因而必須兼顧這種雙重身份，成為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涵義的邊緣概念。   （三）法學教育全球化   綜上所述，筆者將法學教育全球化定義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學教育樣式逐漸普及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當然，必須承認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國所有法學教育內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國際性的教學內容（如：涉及各國自身法律文化傳統的內容）不可能、也根本沒有必要“化”為“全球性”法學教育。同時，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內法學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著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呈現多樣化、多元化，各國的文化互動不斷加強，一種無邊界教育理念產生，而這種無邊界教育必須、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國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礎之上的。   二、法學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學教育全球化作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個分支，其過程和結果都體現了一種法律文化的互動。實現這種法學教育文化互動的媒介，歷史上主要包括：人口遷移、跨國傳教、留學、跨國貿易、聘請外國專家、法律翻譯等等。到了全球化時代，筆者認為文化互動的媒介主要有學術人才的流動、跨國公司的推動和英語工具的使用。   （一）學術人才的流動   全球化時代留學已經不再是本國學生接受外國教育的唯一途徑了，很多的世界級大學都開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當地接受學生入學授課；隨著網絡的普及，遠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現開創了跨國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學術人才的交流”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學”概念，它更能準確表述跨國教育的情況。學術人才的流動包括留學和學術教育機構的跨國化兩個方面。   1、留學   從有留學生開始，留學就是文化傳播和流動的重要路徑，留學生是構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為直觀的現象，是跨文化的知識攜帶者。留學也就成為了促成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現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夠蜂擁而入中國，中國派往歐、美、日諸國學習的法學留學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據統計，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留學國外的法學留學生有4500多人。   進入全球化時代后，留學生人數更是迅猛增長。1978-2003年底，25年間中國內地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02萬人，留學回國17.28萬人；2003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11.73萬人，年度留學回國人員總數2.01萬人。   法學   留學生之所以會在法學教育全球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學留學生歸國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學教育、研究領域擔任重要職務，深刻影響乃至主宰本國法律和法學的發展。目前，在中國的法學教育界，幾乎所有出名的法學專家、教授都有在國外留學或者至少是訪問學習的經歷。大量的學者和科學家為了從事研究或教學暫時旅居國外，對學術工作而言，這意味著大量的學術移民。全球化鼓勵這種流動，而且會確保這種流動持續增長。隨著學術系統的日益接近，學位逐漸在國際范圍內廣為接受，移民規則越來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動，同時大本身也越來越向全球杰出人才開放，可以預計全球人才教育市場將繼續不斷壯大。留學這種法學教育全球化的途徑存在如下問題。#p#分頁標題#e#   首先，留學現在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往發達國家輸送留學生，而大多數留學生都是自己付費上學，這樣就為東道國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同時也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一種榨取。據估計，某些發展中國家用于海外留學的費用比該國所獲得的國外援助還要高。   其次，留學生不僅獲得法學專業領域的訓練，還吸收了留學國的法學學術系統的規范和價值觀。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后，往往熱衷于用他們在國外習得的方式來改造本國法學教育，而這樣的行為往往被證明可能是不現實也不可行的（如中國引進美國J.D.教育而設立的法碩教育的失?。Ｒ驗殡m然留學生起到了國際學術文化載體的作用，但這種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法律規則和價值觀，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最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與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帶有很強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學作為一門實用性學科，除了立志投身學術研究的學生或者是選修國際類法律課程（如國際經濟法）的學生可以在海外學習中獲得實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從事實務的學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實真的不大。因為實務中適用的通常是本國的法律，沒有任何海外學校能比本土學校更了解它們。   2、學術教育機構跨國化長期以來，大學一直深受跨國界的文化環境影響。當今世界各國的大學，除了開羅的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淵源——中世紀歐洲大學，特別是有教授治校傳統的巴黎大學。   由于殖民統治的緣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區也輸入了歐洲的大學模式。即便是那些沒有經歷過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如日本、泰國、埃塞俄比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接受了西方學術模式。這種情況也存在于中國，盡管中國業已建立堅實的本土學術傳統，但中國大學仍表現出了國際性和中世紀歐洲大學傳統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結構和教學方向。美國大學結構在全球影響深遠，表征著世界各地大學特征的基本結構，但其自身也是熔鑄了各種國際影響的混合物。最初的來自英國的殖民地學院模式，與19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理念及美國式的服務社會觀念相結合，形成了現代美國大學模式。通過一些創造性的方式，外國模式與美國國情緊密結合起來。隨著歐盟邁向在“共同歐洲空間”（commonEuropespace）內尋求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協調，外來影響再次凸顯出來邱收：法學教育全球之媒介研究——學位結構、課程學分制和其他改進中的成分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不斷演化的學院校模式。這些都說明了，大學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教育的縮影。   全球法學教育市場是以一系列跨國法學教育創舉的形式出現的，從不同國家法學院之間的聯合辦學到一國法學院在國外設立分校不等。各種跨境法學教育投資項目包括應用互聯網和其他遠程教育方式傳輸課程。許多營利型公司和機構已經積極投資于跨國教育，不少傳統大學的法學院也在從事這種活動。   當前，一些高等教育項目的輸出是全球趨勢的標識。少數高聲譽大學在全球一些地方設立了分校，一般都是開辦包括法學在內的熱門專業。在新加坡，有一種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見的跨國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請一些世界著名大學或其院系，到新加坡開辦項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選出來的大學在受到激勵后，前往新加坡辦學。類似地，吉爾吉斯斯坦、卡塔爾、保加利亞和其他國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國支持的大學。這些學?；旧显醋员镜氐某h，與美國的大學保持著密切聯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國專家的指導，并且獲得了美國方面的認證。它們使用的教學語言是英語，課程也來自美國。而一些地區由于曾為殖民地的歷史原因，一直以來都會受到原宗主國法學教育機構的影響，如英國的倫敦大學就在香港開設海外法律學位課程，定期安排英國教授來香港授課。   這些聯合辦學的跨國教育機構，使得許多學生可以不必選擇出國的留學教育就能獲得外國法學院的學位教育。但有時候，外國學位課程僅僅是由本地院校“授權”開辦。外國大學出讓其名稱和課程，對當地院校機構或商業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導與質量監督。新設機構獲得了對本地學生授予外國院校學位的權限。這些授權協議導致了大量的贗品和批評。   英國媒體的一些批評文章尖銳地指出，英國高等院校特別是那些名聲一般的院校，紛紛加入海外教育市場，嚴重地損害了英國高等教育的“好名聲”。與此同時，“買方”也就是付費的海外學生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標準的英國學位，殊不知這些學位實際上不可與英國國內院校的教育水準同日而語。   （二）跨國公司   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跨國貿易活動，從它產生之日起，在直接推動國家間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同時，無形中也充當了國家間文化溝通與互動的媒介，當然地成為了推動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使者?？鐕Q易不僅表現為資本、貨物、技術、人員等經濟要素的流動，也表現為思想觀念、管理制度、交易習慣等文化要素的流動，最終集中體現為全球教育制度的同化，尤其在經濟學、法學等學科上表現最為突出。從法律方面來觀察，國際貿易往往是民事規則、商業制度、交易習慣跨國傳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從世界范圍內來看，越來越密切的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為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甚至可以說經濟全球化不過是自古以來的跨國貿易在空間范圍、交易廣度、交易規模上的擴展，不過是追逐利潤的跨國商人利用現代科技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而跨國公司在創造“奇跡”的過程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因此，跨國公司被認為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器，使經濟全球化形象的代言人。   從1994年到2000年，全球跨國公司由大約4萬家、分公司約25萬家發展到總數6.3萬家，共有國外分公司70萬家。而知識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又導致全球企業兼并的步伐加快。到2000年上半年，全球企業并購總金額猛增至3.38萬億美元，超過了1990～1995年并購總額之和。通過企業兼并，跨國公司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至2000年末總收入居世界前11位的跨國公司的年收入均超過1000億美元。#p#分頁標題#e#   根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01》的分析，全球跨國公司的銷售收入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近50%，控制著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的85%以上，還控制著國際工藝研究開發和技術轉讓的80%左右和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90%以上。   目前而言，跨國公司的產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這又促使它們推動經濟知識化、全球化的能量大大增強?？鐕緸楹文軐Ψ▽W教育全球化產生深遠影響，充當其最主要媒介?筆者認為原因如下。首先，必須弄清楚跨國公司有何能耐橫跨國界闖全球？1、它擁有頂尖科技人才優勢；2、有高超的科技水平；3、有嚴密的協作團隊作戰精神；4、有強大的巨資投入進行科研和開發；5、有及時培訓學習的科研機構組織；6、有嚴格的管理及創新能力?？鐕旧现量偛美习?，下至職員，每人每年必須培訓學習1～3個月，一種方式是利用國際互聯網絡遠程性地接受本公司的技術技能培訓；另一種方式是帶有保密性、高級性的高新技術的培訓，職工必須回本公司進行封閉式培訓學習。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創新教育在跨國公司里體現得淋漓盡致。為此，跨國公司始終保持著技術的先進性、知識的新穎性、經營的靈活性、競爭的強大性和超前性。所以，跨國公司這一經濟全球化的載體越發展越強大，越能顯示出不可戰勝的雄姿。   其次，跨國公司從兩個方面推動了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一方面，不同國家的經濟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沖突是國際貿易的制約和阻礙因素，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因而國際貿易的發展必然要求協調和統一世界經濟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長期的國際貿易又使得各國的經濟法律制度不斷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相互影響，這為世界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奠定了基礎。最典型就是WTO的規則，它的很多規定就是跨國商人間的交易習慣，而這種商業習慣最原初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就是各跨國公司。有了這些國際間通行的規則體系，這就為法學教育全球化的推行提供了同一的規則學習內容，使得法律的學習內容不再局限于各自國內的法律體系，為國際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等課程的開設提供了依據，也為各國法學教育界共同協作研究提供了對象。   最后，市場經濟環境下，跨國公司對人才的需求標準對法學教育的發展自然具有重大影響?？鐕净谧陨碣Q易發展需要，對其員工水平要求甚嚴。隨著其影響力的加強，它成為吸納法學畢業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市場。為了推銷出自己培養的人才，法學教育界不得不迎合這個市場的需要來推行這種跨國公司需求的全球化法律人才的培養。以中國為例，隨著我國加入WTO和融入法律全球化潮流，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與國際法律服務市場連在一起，成為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一部分，法律服務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聰明過人的外國律師行已經瞄準這個市場，并將以充分的準備前來瓜分這個市場，中國律師行業面臨嚴峻挑戰。   面對跨國商貿，我國律師除了法律觀念、法律知識、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包括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在內)整體上極不適應外，還有三個極不適應：其一是有關涉外貿易、金融、保險、證券、電子商務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不適應，而這恰恰是入世之后法律服務的主要領域；其二是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不適應，未來的法律服務將越來越網絡化，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更多地是通過網絡聯系，律師將主要通過網絡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詢服務；其三是外語(主要是英語)交流能力不適應。   從跨國公司看當今世界法學教育革命的新潮流，終身教育、通才教育已成為新世紀教育最具影響的新潮流，一個重視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的大氣候已在全球形成。知識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全新的人才出現，而法學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站在時代的前沿陣地，發揮出新的教育潛力。   （三）英語   英語是21世紀的拉丁語，現在已經成為主導研究和學術的語言。在當前，要進行全球范圍的知識交流，英語至關重要。從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語作為高等教育用語國家的教學，到跨國學位課程及其他課程計劃，都是這樣。英語獲得這種統治地位并不讓人驚奇，如果說全球法學教育意味著必須把握英語的話，那么英語就是全球化過程中一個值得分析的因素。   作為世界上最廣泛學習的外語，英語還是非英語國家最廣泛使用的第二語言。英語不僅是當前差不多所有國際通行科學期刊的共同用語，還主導著其他學術領域。大多數國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國際科學期刊上，而這些論文基本上以英語為媒介，這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語言的優勢地位?？茖W和學術互聯網站點也基本采用英語。實際上，英語成為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語言。赴英語國家大學留學的國際學生群體規模最大。隨著英語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其內部的力量均衡被打破，英語更多地被非英語母語的人們使用，英語不僅僅作為英語母語的國家之間以及非英語母語和英語母語國家之間溝通的工具，還成為非英語母語國家和非英語母語國家的人們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以及一些非英語母語國家內部的人們溝通的第二種語言工具，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   當把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的人口超過把英語作為第一種語言的人口數量時，標準英語的概念逐漸被淡化，出現了英語的“多樣化”。英語處于學術交流的頂端、給美國、英國和其他富裕的英語國家帶來了明顯的優勢。而美國則因為其具備世界上最大的學術系統和最重要的英語使用者，擁有雙重優勢。舉例來說，很多科學期刊都是在美國編輯的，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這就給美國作者以便利，這不僅表現為他們可以用母語寫作，而且其同行評價體制也是以美國學者所熟悉的語言和方法論來進行的。別人要與他們交流的話，就不得不采用外語，并且要盡量適應這種陌生的學術規范。如前所述，許多地方的學者面臨在國際期刊的壓力，人們認為在“最佳”科學期刊是學術工作成績的必要證據。這樣就使得國際和區域會議逐漸以英語為專用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掌握這門語言的優勢。   總之，英語作為推行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國際學術市場上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為各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提供語言媒介、學術資源共享提供平臺等等；同時，使用英語，讓那些使用英語的國家取代母語教學的國家逐漸向主要英語國家的學術體系方向發展，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后者的影響。#p#分頁標題#e#   中國法學教育界目前就普遍認為，國際一流法律人才應必備的條件中，下面三條應是至關重要的：1、接受過嚴格的、系統的學校教育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并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2、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能密切跟蹤國內外科技前沿課題的進展，并在重大課題上有所創新和突破；3、精通英語，能夠快速閱讀大量英文資料，快速撰寫英文論文，在國際會議上用標準語調宣讀英語論文和講演，在國際會議上聽懂各國代表即席發言和自己作即席發言，用英文著書立說。   在法律實務界，英語作為全球語言，在經濟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時代愈加重要。律師如果不能熟練地運用英語處理法律文書，用英語直接與自己的客戶交流，而仍然借助于“翻譯”，那就不僅搶占不到跨國商貿帶來的法律服務市場，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擠出原有的法律服務市場，那些高級的、報酬可觀的法律服務將被外國律師行壟斷。我國的法律英語教學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歷經20多年的發展，其學科體系已初具規模。法律英語,在英語國家中被稱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語言,在英語中指表述法律科學概念以及訴訟或非訴訟法律事務時所用的語種或某一語種的部分用語。   從此概念可以看出,法律英語所使用的語言不僅是英語本身,還包括其他語種,如法語、拉丁文等?，F在全國已有近40所政法院系在本科生、研究生不同層次開設法律英語課程。最早開設法律英語課程的學校是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還倡導教師用英語講授法律課程；中南政法學院于1994年成立了“中美律師培訓中心”；西南政法大學率先在其學報《現代法學》中開設了全國惟一的“法律英語”專欄,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教學與研究文章。近年來,外語類核心期刊《中國翻譯》、《外語界》和《外語教學與研究》等也相繼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學術文章。   法律英語這一邊緣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雖已得到較快的發展，但亦存在不少問題，面臨不少困難。第一，法律英語還有待引起重視。長期以來，法律英語并沒有成為法律人和語言學家共同關注的對象。法學家一心研究法學而不關心語言學的問題；語言學家一心咬文嚼字而不知法律為何物。真正能操一兩門外語進行法律教學和研究的法學家廖若晨星；能把語言學理論運用于立法、法律解釋和法律研究的語言學家屈指可數。第二，我國法律英語的教學和研究還有待加強。   總體看來，我國關于法律英語的研究還是很薄弱的。諸如法律英語的學習方法、教學方式、課程設計等等缺乏系統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英語教材選用方面，各種版本的法律英語教材都是依個人的經驗和觀點來確定選文和編寫體例的標準，而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詞匯選用標準。因此，完善法律英語課程設置，在實踐中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向彪 單位：湖南懷化學院

本文所謂地方本科高校，是指一般布局于區域中心城市，以服務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宗旨，以培養應用型專門人才為目標的高等院校。這類學校大多是近年來由高等師范?？茖W校升格或與其它院校合并而成的普通本科院校。在升本或與其它院校合并以前，這類學校大多以培養中小學教師為宗旨，因而，在課程設置上偏重于教育理論、師范素質與技能培養類課程。升本或與其它院校合并以后，這類學校一部分升格為師范學院，而大部分轉型為綜合性本科院校。近年來，這類院校中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畢業流向呈現出新的趨勢，作為人才培養頂層設計與人才成長載體的課程體系也應順時而變，以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要、人才市場的新要求。

一、地方本科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畢業流向的新趨勢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由于我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高校的擴招，地方本科高校中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就業趨向，已經由過去的以教育領域為主衍變為多元化趨勢。以下是筆者對我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學生最近三年畢業流向的個案統計：從表1可以看出，各類學校、黨政機關、新聞傳媒、其它事業單位、廠礦企業已經成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學生普遍的就業領域，其中，主要就業領域也已經由過去的教育領域擴展為教育和廠礦企業兩個領域，直接進入黨政機關以及其它事業單位的比例也在升高。我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這種就業趨勢，也同樣體現在其它地方本科高校中。以下是筆者對吉首大學、湖南科技學院、湘南學院、邵陽學院4所地方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學生最近三年畢業流向的綜合統計：從表1可以看出，教育行業、黨政機關、新聞傳媒、文化出版、廠礦企業已經成為4所省內地方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普遍的就業場域，各級各類學校教師、國家公務員、新聞記者、出版編輯、企業管理、公司文員、廣告宣傳、市場營銷、旅游導游以及自主創業已經成為該專業畢業學生普遍的職業選擇。

總體趨向與我校大體相同。國內其它地方性普通高校的情形也應該大同小異。這說明，就業流向的多元化已經成為地方本科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就業流向的基本趨勢。隨著漢語言文學專業招生人數的進一步擴大、我國人口出生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國家對中小學教師需求的減少，地方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就業流向的多元化趨勢必將繼續增強。因此，傳統的淡化就業指向的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的綜合型設計，已經不能適應該專業學生就業流向的多元化趨勢及其職業素養與技能要求。因此，探索并建構新的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多元化就業趨勢及其職業素養要求相適應的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改革傳統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已經成為時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擺在地方普通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辦學者面前的緊迫課題。二、地方本科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改革的主要方向筆者認為，要建構新的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多元化就業趨勢及其職業素養要求相適應的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主要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設置若干個與人才市場需求對接度高的專業方向

要提高地方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對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人才市場需求的適應能力，首先要做的是在建構課程體系時，設置兩至三個專業方向。由于漢語言文學專業是一個應用面十分廣泛的專業，可以析分衍生出來的專業方向很多，諸如語文教育、對外漢語教學（國際漢語教育）、文秘（包括涉外文秘、中英文秘、商務文秘）、新聞傳播、編輯出版、比較文學、戲劇影視文學、影視文化、文化創意、文化產業管理等都是可供選擇的專業方向設計。根據地方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及其人才市場需求，我們認為，以下幾個方案不失為帶有普適性的專業方向組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