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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論分析
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是否有益于糧食安全，或者說，耗糧型畜牧業的發展格局是否是導致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如若不是，那么發展節糧型畜牧業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行為。本文將通過對糧食需求結構、產品需求彈性、城鄉居民消費特征、飼料轉化率以及消費習慣因素的考察來判斷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模式對糧食安全的潛在影響究竟是怎樣的。
1.1糧食需求結構轉變可能導致節糧型畜牧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之間的內在沖突。
1984年以來，我國人均谷物消費呈下降趨勢，消費結構發生明顯轉變，即人均谷物消費大幅下降，而人均肉食消費、水果、植物油、蔬菜、蛋、奶、魚類等消費大幅上升，對畜產品消費帶來的間接糧食消費對直接糧食消費具有替代作用。糧食直接需求下降，但間接需求日益上升，間接需求又主要體現在對飼料糧的需求上，而飼料糧的供需缺口在近些年呈現日益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再加上工業用糧的增長，結果我國糧食自給率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從100%以上降低為2012年的97.7%，于是就產生了飼料糧需求不斷上升的壓力導致糧食安全問題惡化的認識。糧食需求結構的轉變使得對糧食總量需求上升，不斷地逼近和突破糧食供需平衡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城鄉居民對動物食品需求的增長主要由豬肉與禽蛋等耗糧型畜產品構成，這就意味著糧食安全就表現為如何滿足居民對這部分增長的間接糧食需求，換言之，滿足了該部分糧食需求糧食安全才有保障。以肉雞為例，數據顯示，從1996年到2009年，我國肉雞的國內產量由618.4萬噸上升至2009年的1210萬噸，而與此同時，肉雞的進出口貿易逆差由4139噸上升至573374噸，也就是說肉雞產業存在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發展節糧型畜牧業結果只能使糧食供需缺口日益擴大，因為消費者需求的是耗糧型畜產品，而社會卻要提供更多的節糧型畜產品，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種資源浪費與要素錯配；政策之于現實只能是“南轅北轍”。
1.2通過降低耗糧型畜品種的養殖數量，的確可以減少對飼料糧的需求，從而使口糧得到保障。
正是畜牧業的快速發展及由此產生的對飼料的大量需求帶動了種植業的發展，在未來糧食增產的大部分將主要作為飼料，并且后者將成為帶動糧食生產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一方面，我國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存在嚴重的飼料來源瓶頸，在我國節糧型畜牧業如牛羊的養殖主要以牧為主的飼養方式，而農區草原面積又呈逐年下降趨勢，再加上禁牧等因素，導致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受到嚴重限制。盡管近些年提倡通過發展牧草、苜蓿等種植業來擴大牛羊等的養殖規模，但是，目前這些產業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方興未艾，各方面發展十分不成熟，尤其是市場發育不充分，因此比傳統農作物種植的市場風險還要高，對于傳統的糧食作物而言，由于既可用于口糧、亦可用于飼料糧或工業糧，種植戶可以根據市場行情的發展進行自由處置，或是滿足口糧需要，或是換為貨幣需求，對產品具有自由選擇權，顯然這些優勢是牧草產業不具備的：另一方面，由于種植業的高風險、高投入和低產出特征，種植業的比較利益日漸減少，農民種糧積極性日益消減，如果畜牧業對種植業的帶動作用再進一步減弱，這對種糧積極性和種植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據資料顯示，盡管人口在不斷增加，但居民對直接的糧食消費在逐漸減少，尤其是城市居民尤為明顯，隨著城鎮化的發展，這一趨勢只能進一步得到增強。所以，盡管人口增加產生糧食剛需，但現有人口對直接糧食消費需求的降低以及糧食間接消費對直接消費的替代可以彌補新增人口對糧食直接消費的需求。
1.3從城鄉居民對食品消費的特征來看，城鎮居民對食品價格的敏感度較強，即價格小幅度的上升（下降）會帶來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上升）。
節糧型畜牧業發展的結果必然降低耗糧型的豬肉、禽蛋產品供給，那么，這些產品價格上漲，考慮到敏感的需求彈性，產品需求將大幅下降，結果畜產品需求下降導致對飼料需求下降，最終負面影響將傳導至種植業。同時，城市居民對間接糧食的消費彈性表現為正常品需求，也即間接糧食消費相對于直接糧食消費能產生更大的經濟效應。因此，在我國居民對耗糧型畜產品消費偏好短期內無法改變的條件下，也即不同畜產品之間缺乏替代彈性時，人為地限制耗量型畜產品產量會降低對飼料糧的需求和糧食總產量，不僅對糧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而且由于畜產品價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費者福利惡化。所以，提倡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必須考慮相關產品的自價格彈性以及交叉彈性的影響。另外，從對飼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質的轉化效率來看，生產奶牛、魚、肉雞、蛋雞是最經濟的，生豬居中，而肉牛、肉羊是最不經濟的。以飼料轉化率為例，效率較高的是魚和肉雞分別為62.5和41.7，而肉牛和肉羊分別僅為11.1和12.5。反芻動物對牧草、秸稈等農作物的副產品有很高的質量要求，如果品質較差，這些飼料難以維持反芻動物的需要，還必須補充一定量的飼料糧。這說明牛羊等所謂節糧型家畜，由于其對飼料、能量和蛋白質的轉化率較低，對資源的浪費更嚴重，因此其對糧食的節約程度可能是有限的。再考慮到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牛羊等反芻動物對前者的負面影響較之禽類及其他牲畜更嚴重。因此，在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資源利用率以及生態環境效應之后，對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方式應進行更細致和深層的考量。
2實證檢驗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將以統計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一般可檢驗的計量模型對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模式與糧食安全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2.1關于糧食安全的測度
目前，關于糧食安全的測度與評估有很多種方法，比如FAO的營養攝入評價法、朱澤的4指標簡單平均法、徐奉賢德5指標簡單平均法、馬九杰的5指標加權平均法以及高帆的“橫縱聯合法”等，但總體而言，學界對糧食安全的理解多側重于供給層面，而需求面往往被理解為糧食安全的影響因素同時作為解釋變量進入實證模型中，顯然這是有失全面性的。因此，在借鑒已有文獻基礎上，同時結合本研究目的，本文選取糧食產量波動系數（0.3）、人均糧食占有率（0.2）、恩格爾系數（0.3）以及糧食進口貿易依存度（0.2）四個指標，其中前兩個指標用于測度糧食供給安全水平，而后兩個指標則反映糧食需求安全，括號里的數據代表每個指標的權重值。
2.2解釋變量的選取
核心解釋變量包括耗糧型畜產品比重（主要指豬肉、禽肉及禽蛋產量占全部畜產品產量的比重）和耗糧型畜產品的需求彈性。之所以選擇耗糧型畜牧業相關指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是因為如果本文能夠證實耗糧型畜牧業比重的上升能夠為糧食安全帶來積極影響，那么其比重降低就必然給糧食安全帶來相反的影響，進而，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就會不利于糧食安全。同時，采用耗糧型畜牧業發展指標還可直接觀測其對糧食生產及安全的數量影響。根據前述理論分析，耗糧型畜產品產量比重應與糧食安全正相關，因為前者可通過對飼料糧的需求拉動糧食生產；而耗糧型畜產品需求彈性與糧食安全負相關，即彈性越大，當價格出現一定程度上升時，需求以更大程度下降，結果產品總收益下降，打擊畜牧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從而可能對糧食需求及其產量水平產生負面影響。價格彈性計算公式為：價格彈性=畜產品消費增長率/畜產品零售價格指數。在對模型進行估計時，分別采用全國樣本和地區樣本進行檢驗，對于后者的具體劃分，通常的一種做法是將我國畜牧業生產劃分為六大區域：華北、東北、東南沿海、華中、西南、西北，本文依據不同區域對耗糧型畜產品的需求特征和糧食產量高低將這六大區域進行合并，組成兩大類區域，即將華北、華中和東南沿海合并為同一類區域，這些地區不僅對耗糧型畜產品需求和生產集中，而且也是糧食作物的主產區，三大地區糧食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接近70%；該區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15個地區；余下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合并為一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廣西、四川、貴州、云南、西藏、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由檢驗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均通過顯著水平檢驗，并且各變量對糧食安全的影響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具體而言，第一，從全國來看，耗糧型畜產品產量比重每提高1%將對糧食安全產生0.21%的積極影響，即耗糧型畜產品產量提高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由耗糧型畜產品的需求彈性系數可知，該因素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大小為-0.1247，即需求彈性每增加1%將導致糧食安全水平下降0.12%。這說明就全國整體而言，耗糧型畜牧業產量下降將不利于糧食安全。從各控制變量的影響來看，所選四個變量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并且與被解釋變量正相關，其中，城鎮化水平的影響最大，影響因子為0.14，這說明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對糧食間接需求的日益增加不僅沒有對糧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而且為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第二，從劃分區域情況來看，對于一類區域而言，耗糧型畜產品比重對糧食安全產生了顯著而積極的正影響，該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帶來糧食安全0.3個百分點的提高，畜產品需求彈性對糧食安全的影響為-0.14。另外，控制變量的影響與全國樣本的估計結果十分類似，均表現為與糧食安全正相關。不僅如此，通過與全國樣本比較，發現大部分指標在對一類區域中的影響更大。第三，從二類區域的估計結果來看，與全國和一類樣本估計不同的是：其一，耗糧型畜產品比重系數為負值，說明對于該類地區，降低耗糧型畜產品比重更有利于糧食安全，換言之，在該區域發展節糧型畜牧業將對糧食安全大有裨益。其二，在二類區域中，城鎮化與糧食安全負相關。這說明，在該區域面臨資源瓶頸下無法滿足城鎮化發展帶來的日益高漲的糧食間接需求，從而導致該區域面臨糧食安全惡化問題。
3結論與政策建議
未來對糧食的需求主要體現在飼料糧的需求上，而降低飼料糧需求，糧食產量可能會大幅下降。因此，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是否一定有助于糧食安全問題的解決，不能僅站在飼料糧節約的角度，還要考慮人為限制畜牧業發展對種植業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應綜合考慮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對糧食安全的凈效應。據此，本文給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議。首先，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必須考慮畜牧業對種植業、飼料加工業及其他相關產業的關聯效應，基于前文分析，這就要關注不同畜產品的需求彈性、城鄉居民的食品消費特征、消費習慣；同時，更要針對不同區域制定差異化的畜牧業發展政策。夏曉平等2010年的研究指出，我國各地區畜牧業發展不平衡，生產結構的區域化特征明顯，并且這與資源稟賦、市場需求等因素密切相關其次，由實證檢驗結果可知，城鎮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存在地區異質性，因此，各地區在努力提高城鎮化水平時應將其對糧食安全的可能影響考慮在內，即不能盲目地追求城鎮化水平，務必結合本地區的資源特征、居民的消費習慣、農產品市場完善程度等進行與本地區經濟社會條件相適宜的城鎮化建設。最后，技術進步與升級是糧食安全和畜牧業發展的根本保障，當前，我國畜牧業的科技投資水平在整個農業領域中是最低的，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較則更低，進而導致技術對畜牧業發展的貢獻度也不高。因此，政府應努力完善我國畜牧業科技創新體系及其運行機制，一方面，加強技術創新的環境建設，引導、鼓勵科研單位與企業進行合作研發與創新，完善產學研機制、促進技術擴散；另一方面，加強技術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和能力建設，構筑畜牧業科技創新平臺。此外，應提高國民素質，同時宣傳普及食品與保健知識，逐漸轉變居民的消費習慣和飲食結構。有研究證明，消費者的學歷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對食品選擇的隨意性就越低，不是單純根據價格進行食物數量的選擇，而是更加注重食物的營養和品質。因此，提高國民素質是改變其消費習慣和傳統的根本途徑；除此之外，可通過社會各界媒體對健康的食品消費進行宣傳和引導，提高和強化居民對健康食品消費的意識，進而，逐漸形成健康合理的食物消費結構?？傊紤]到產品需求彈性、產業關聯效應以及口味穩定性等因素，調整畜牧業內部結構，轉變產業發展方式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產業結構調整應當遵循市場規律和個體自由選擇的原則，問題的關鍵是提升產業技術水平，提高畜產品的單產數量和飼料轉化率；同時，通過提升消費者的整體素質實現飲食習慣的逐漸轉變。另外，發展節糧型畜牧業政策也絕不應一刀切，應充分考慮地區異質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非從根本上反對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只是認為目前對該問題的認識有失全面性，僅強調了節糧型畜牧業發展的優勢和積極影響，而對其在現階段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認識不夠；更為核心的是，政策必須在遵循市場原則和尊重個體權利的前提下進行漸進式的調整。
作者：張興 張煒 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管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