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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術理性倡導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為前提的人類中心主義，催動著城市經濟快速發展，但也是造成城市環境污染的根源。生態理性是一種以自然規律為依據和準則、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原則和目標的全方位的理性。技術理性與生態理性在思想基礎上的差別，必然會在現實中呈現出物本導向與人本導向的矛盾、“越多越好”與“夠了就行”的抵牾、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的對立。生態理性契合了城市環境治理的發展內核，對城市環境治理起到了基礎支撐和功能引導的作用，是對技術理性的根本超越。
城市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對城市經濟系統概念框架中涵蓋的經濟、科技、交通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持續增長和高度集中，能源消耗的水平增加以及消費升級，對城市生態平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沖擊，對人類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亦產生各種不利影響。“超大的城市，巨型的都市，居住的機器已經變成制造污染的機器。”“城市吞噬無數的資源和能源，并且產生數量同樣可觀的廢棄物。”〔1〕礦物燃料消耗的增長和廢棄物的排放超過了城市環境容量，加劇了城市環境污染，其主要表現是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體廢棄物（垃圾）污染、噪聲污染等。城市環境污染問題的凸顯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技術解”的技術原罪論，也有“市場解”的市場失靈論，也有“制度解”的制度缺失論，更有“價值解”的人性貪婪論。但是，這一切都離不開人的主觀行為，而人的主觀行為都受其思維方式支配。事實上，技術理性的張揚和僭越是城市環境污染的根源。因此，要減少或消除城市環境污染，轉變思維方式即從技術理性走向生態理性是一條根本途徑。“問題是由人性的片面發揮而造成的，它也只能在全面理解和發揮人與世界本質一體的‘類觀點’。只有轉換思維方式，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的思想、行為和態度，進而徹底改善人與自然的現實關系。”
一、城市環境污染的技術理性根源
在人類早期，由于科學技術不發達，生產力水平低，人們對自然界、自身和社會的認識能力比較有限。“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人們同它的關系完全象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攝服于自然界。”〔1〕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和生活中的廣泛應用，人們逐漸擁有了改造自然的強大力量，人類的理性意識也得到了升華。科學技術與理性意識之間出現了一種不斷加速同時也愈顯偏狹的雙向互動，技術理性逐漸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和實踐原則。技術理性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其一，它以數學的結構來解釋世界，企圖借助數量關系、邏輯推演將客觀世界及其構成要素同自己的內在目的分割開來，將其作為達到自己目的的材料或手段；其二，它追求實用目的，將對世界萬物操縱與控制的效率作為自己的價值目標；其三，它將事實與價值嚴格區分開來，只關心如何去做，而不關心是否應該去做，只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種行動方案的正確選擇，不追求對目的合理性的質問〔2〕。由此可見，技術理性具有兩個鮮明的工具主義取向。其一，是對自然界的限定，即把自然限定為必須交付實用價值的質料或材料，并依據這個定勢盡其所能地加以技術開發，不計后果；其二，是對人的限定，即把技術體系中的人限定為職能角色，并按照標準化、精確化、效率最大化模式對其予以組織、管理和規訓，而不管他的屬人特征。當純粹工具性的應用走到極致，就必然產生異化。馬爾庫塞認為，技術理性的異化是“人類在改造社會道德的同時，創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社會體制，他們破壞社會的和諧、損害人類利益，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甚至成為敵視人類的破壞性力量。”〔3〕受技術理性擴張的支配，人們把自然界僅僅看作是滿足人類日益膨脹起來的物質需要的原料倉庫，依據物理、化學規律及技術可能性去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粗暴干涉自然進程〔4〕。這種價值觀加劇了人與自然的沖突。恩格斯指出：“當一個資本家為著直接的利潤去進行生產和交換時，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一個廠主或商人在賣出他所制造的或買進的商品時，只要獲得普通的利潤，他就心滿意足，不再去關心以后商品和買主的情形怎樣了。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如此。當西班牙的種植廠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認為木灰作為能獲得最高利潤的咖啡樹的肥料足夠用一個世代時，他們怎么會關心到以后熱帶的大雨會沖掉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呢？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對自然界和社會，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顯著的結果，然后人們又感到驚奇的是：為達到上述結果而采取的行為所產生的比較遠的影響，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5〕技術理性的泛濫，使得一些城市急功近利，重經濟增長，重財富增加，重眼前，輕環境保護，輕生態資本，輕長遠。為了獲利，人們可以圍湖填海、打洞挖道、無節制地抽用地下水，人們也可以粗暴地利用更多的城市土地、排放更多的工業污染物，進而導致了諸如“城市熱島”、“城市荒漠”、“城市垃圾圍城”等突出問題。這種大量開發、大量生產、大量排放的生產生活方式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技術理性何以造成城市環境污染？首先，技術本身具有反自然性。第一，技術改變原先環境的物質格局。人類利用技術不斷“進化”、修復、再組織，并“生長”出自然界沒有的新材料新物種。在技術“魅力”的誘惑下，人類正嘗試利用科學技術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現代社會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造材料、核技術、雜交技術、克隆技術、轉基因技術等等，均意味著環境物質格局的新變化。例如，人造材料中的紙張得益于造紙術的發明，而紙張的獲得是以犧牲綠色植被的生命為代價的。綠色植被具有調節氣候、保護土壤、凈化空氣、凈化飲用水、儲存養分和再循環等生態功能，綠色植被的減少必然導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再比如，人類開采礦石，使用化石燃料以來，人類的活動范圍就開始侵入巖石圈。而大規模地開采礦石，就必然破壞自然界的元素平衡。在城市，由于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工廠、車輛、人口，城市居民許多活動都向大氣、水體、土壤等自然和人工環境排放有害物質，使自然環境的組成、狀態發生了變化，結構、功能遭到了破壞，引起環境質量惡化。新興化學原料的生產為城市居民帶來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讓城市居民品嘗化學帶來的苦澀。第二，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打亂了自然界的自我調節機制。技術因其具有精確性、標準性和效率最大化，很容易被資本所挾裹。技術與資本的合謀成為資本追求最大利潤的有效手段。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資本不僅要不停地循環，而且還必須要不斷地進行擴大再生產。對此，馬克思說：“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1〕這樣，自然就被徹底“征服”了?？梢?，當自然成為滿足人類欲望的純粹對象時，自然的價值也就僅僅體現在它的使用性和物質性上，而自然本身的多重價值和多重意義卻被支離、肢解，最終在資本邏輯的統治和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下，人類的永續生存和自然的生態平衡走向危險的邊緣。馬克思曾經說過：“在私有財產和金錢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視和實際的貶低。”〔2〕其次，技術理性倡導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為前提的人類中心主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作為宇宙之主體地位得到了顯著增強，人類從此不再像原始文明或者農業文明時期那樣匍匐在大自然的腳下。人類對大自然的態度開始倒轉，由“敬畏”、“順應”變成“征服”與“拷問”。“人是自然的尺度”、“人是自然的主宰”等思想開始甚囂塵上并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在這一理念的驅使下，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日益成為人們對待自然的一種價值取向和行為哲學。從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和“要命令自然必須服從自然”到笛卡兒宣揚的“給我物質和運動，我將為你們構造出世界來”，到康德提出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到洛克主張的“對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再到黑格爾信奉的“自然界絕對精神的外化”，等等，都充分表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正日漸成為近代以來人類思想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上的工業文明城市發展模式，使得自然被異化為壓榨的對象，人對大自然的態度由依賴、利用變化為濫用，人從自然的守護者變為自以為是的“主人”和自然的“終結者”。忽視經濟匱乏性而進行的努力最終成就了絕對的、不可逾越的匱乏。這種絕對的、不可逾越的匱乏又會進一步對生態平衡和不可再生或不可重組的自然資源進行破壞，結果導致人類生產的破壞性遠遠超過了人類生產的創造性，使城市生態系統處于一種岌岌可危的邊緣。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戈德史密斯憂心忡忡地指出：“全球生態環境惡化可喻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由于這場大戰，自然在崩潰，在衰亡，其速度之快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如果讓這種趨勢繼續發展，自然界將很快失去供養人類的能力。”〔3〕
二、技術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現實沖突
技術理性倡導以控制自然為前提的人類中心主義，遵循“人為自然立法，自然為人顯法”的原則，而生態理性則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遵循著“自然為人立法，人為自然顯法”的原則。技術理性與生態理性在思想基礎上的差別，必然會在現實中呈現出物本導向與人本導向的矛盾、“越多越好”與“夠了就行”的抵牾、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的對立。
（一）物本導向與人本導向的矛盾
技術理性發軔于啟蒙運動。農業文明時期的物質匱乏、技術落后的社會現實使得它不得不以物質追求為目標，不得不創造性地制造自然界所沒有的機器和原材料，并進行高效率、可控制的機器化生產。機器化生產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標準化、批量化，反映的是人類在其自身存在和發展中經常表現的一葉障目的短視本性，呈現出一種典型的“物本主義”的發展觀。“物本”導向，是人從屬于物的發展方式，是典型的工業文明狀態下的利益追逐，持續地擴張人類中心主義的生存定位和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樣攫取式的發展，究其實質是政績主導和增長拜物教的〔1〕。“無論如何不應當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遮蓋了許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本身的關心，對“物”的注意超過了對“人”的注意〔2〕。物本導向的“活在當下”邏輯和“機會主義”邏輯的聚合與重疊，引致很多地方政府擺不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無所顧忌地開采土地、礦產等資源，污染大氣、水資源，肆意排放工業廢棄物，從而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人本導向中的“人本”區別于人類中心主義，打破那種為了人的利益不擇手段損害生態價值的觀念，真正地尊重人們生存必需的生存環境和發展空間。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關系從來就不是割裂的、相互脫離的。馬克思指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同時，“人本”中的“人”也不是僅僅追求物質生活的單一需求之人，其需求揉合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其中，生態需求是其他需求的基源，也是“人”幸福的基礎和根源。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由此可見，“生態幸福”是“人”的幸福的密碼，也是“人”的幸福的根本。
（二）“越多越好”與“夠了就行”的抵牾
任何一種生產或生活形式都是建立在能源基礎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復雜的自然生態系統上的。因為生產需要必備的生產資料，消費需要必要的消費資料，這就意味著幾乎每一種生產或生活都會和自然的生態系統進行交換，并彼此產生相互作用與相互制約的關系。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下，資本無孔不入，任何阻擋它的力量都會被它消滅。為了“理性地”、高效率地追求物質財富，技術理性固有的靈性與本真日益喪失，逐漸屈從于經濟利益至上的盲目與沖動。“出現了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觀標準：利潤的尺度。成功不再是個人評價和‘生活品質’的問題，而是主要看所掙的錢和所積累的財富的多少。量化方法確立了不爭的標準和森嚴的等級，已不需要由任何權威、規范、評價尺度來證實。效率就是標準，通過它來衡量個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錢掙得更多的人比錢掙得少的人好。”〔5〕美國學者弗•卡普拉就曾斷言，在技術理性的操控下，“幾乎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目標進行，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質財富”〔6〕。如果說“越多越好”是技術理性的精神內涵，“虛假需求”的制造和“消費異化”則是技術理性價值變現的主要方式。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這個環節在經濟過程中逐漸變得比較次要，消費卻成了經濟活動中的決定性環節。在“物欲至上”的價值追求和“越多越好”的發展原則指引下，衡量一個人是否幸福以及多大程度的幸福標準就在于是否有盡可能多和盡可能高檔的消費。美國消費分析家維克特•勒博曾形象地為消費主義做了宣傳：“文明龐大而多產的經濟……要求我們使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求我們把購買和使用貨物變成宗教儀式，要求我們從中尋找我們的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我們需要消費東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燒掉、穿壞、更換或扔掉。”〔7〕然而，這種消費主義具有反生態特征，一是消費主義造成了對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因為消費主義的消費觀強力推動了商品的無度產生，進而加速了自然資源的消耗和人類向大自然的過度開發和掠奪。也就是說，正是掠奪式消費引發了生態危機。正如艾倫•杜寧所說，“消費不是為了滿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不可滿足的欲望，它不僅不可能產生（直接地或間接地）任何生產效率，更不用說最大化的經濟效率，反而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滋生一種貪得無厭的極度享樂主義。”〔1〕二是消費主義造成了大量廢棄物，大量廢棄物是城市重要的環境污染源?？梢赃@么說，受消費欲望驅使的不當消費行為，是更長久、更本質造成資源危機、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的深層原因。法國生態學者安德列•高茲非常敏銳地察覺到了技術理性是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直接動因，進而指出了生態理性的內在合理性，他認為：“生態理性在于，以盡可能好的方式，盡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價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并因此以最少化的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2〕在高茲看來，生態理性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行動的適宜和適度，不是盲從于欲望的無度而一味追求經濟增長，而是將物質所需自始至終保持在生態閾值內，從而實現生產、消費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故而“夠了就行”成為生態理性最為根本的價值信條。“人們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就自發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認為滿意就行，而這種滿意就是自認為生產的東西已經足夠了。‘足夠’調節著滿意度與勞動量之間的平衡。”〔3〕“夠了就行”擺脫了“越多越好”的困境，是對物質絕對占用觀念的摒棄。使人真正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非受物欲驅使的動物。不僅如此，“夠了就行”消減了奢侈消費、盲目消費、過度消費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精神豐富且物質簡樸成為生態理性的突出特點?？傊?。生態理性“夠了就行”的發展原則，就要通過投入較少資源消耗、較小環境壓力、較少勞動時間生產使用價值高、耐用性好的產品，擺脫“越多越好”的技術理性的束縛，以“更少但更好的”生產范式，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空間格局的綠色化。
（三）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的對立
傳統農業，特別是工業的生產方式都只是考慮“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4〕這種以“線性生產”為特征的生產方式將自然是一種外在于人類的對象客體，是可以任意占有、開發、使用的被動客體，因此，體現著技術理性的資本力量就可以盡其所能“開發”和“征服”自然。依據這種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傳統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過程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線性經濟流程，其特征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這種經濟模式將地球看作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儲藏庫，也是一個能夠容納無限廢棄物的垃圾場。這實際上是一種無限度“欲求”、無節制生產、無控制排放、無理性消費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通過反向增長的自然代價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所以很“省”又有很高的效率。但是，線性經濟模式必然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源、大范圍污染環境、大量排放廢棄物，因而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偽增長模式。循環經濟理念是針對自然環境的承受力和承載力提出來的。這種經濟發展理念是在傳統的線性經濟發展理念上的改革，將資源的再生作為經濟活動的最終環節，而商品的物質性消費則成為經濟活動的中間內容。經濟生產環節的革新連接了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了經濟生活過程的循環性。與線性經濟不同，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或閉環流動的經濟模式，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環經濟是新的生產觀，它要求盡可能地從源頭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的產生，要求所有的物質和能源盡可能地在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要求廢棄物最大限度地轉化為資源，變廢為寶，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盡可能小的程度。同時，循環經濟也是新的消費觀，倡導適度消費、簡樸消費、循環消費的觀念。一言以蔽之，循環經濟是一種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社會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盡可能節約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排放和廢棄物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說，循環經濟是對線性經濟的根本超越。
三、城市環境治理的生態理性支撐
城市環境治理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宏觀層面，表現為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等各項事業的和諧發展。在微觀層面，則表現為城市產業布局合理、城市空間布局優化、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城市人文價值健康等等，這些內容的實現都離不開人的具體操作，都受到人的思維方式的支配。無數的事實表明，思維是實踐的先導，行為主體有什么樣的思維和怎樣進行思維是引導行為主體進行實踐活動的前提。生態理性作為一種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定思維方式，一經形成，就會成為穩定甚至固定的思維模式，不僅對城市的生產和生活行為產生“潤雨細無聲”的自律和他律作用，而且也從根本上提升了城市環境治理的速度、效率與效益。
（一）城市環境治理的生態理性基礎支撐
生態理性是指人們基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以及人類自身生產和生活消費活動可能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的考量，以自然規律為依據和準則、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原則和目標的全方位的理性。生態理性蘊含著非人類中心主義、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公正的環境倫理觀。在生態文明時代，對城市環境治理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各個方面起著統領作用。在物質層面上，生態理性注重運用新技術、新能源和新工藝流程來改善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循環經濟模式。循環經濟的三個基本特點，減量化、再循環、廢物再利用，為城市節約資源和高效利用資源創造了現實條件。比如，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系統、城市廢舊物資回收系統、城市中水回用系統和城市污水廠污泥綜合利用工程等能夠將城市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循環經濟是一種生態經濟，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高投入、高開采、高排放、低利用”的線性經濟的革新。一方面，循環經濟通過生產生活方式變革，以物質的循環利用、減少廢棄物的排放和資源能源的消耗、資源的再生為手段，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能量、信息之間的轉換和流動形成良性循環，把滿足生態需要控制在生態閾值的范圍之內，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另一方面，循環經濟理念指導下的新型工業也并不是低水平的或同一水平上的不斷循環運轉，循環經濟主要通過科學技術的創新來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經濟活動中的資源能源消耗，以最少的資源創造最大的社會財富，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精神層面上，生態理性走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最具能動性的要素。如果人類能夠體認自然規律的客觀性與人類自身的有限性，擺脫經濟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束縛，放棄一切對自然界失去理性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行為，從價值取向到生產生活習慣自覺地進行重大的調整和變革，則城市環境治理必然走向綠色化、可持續化。
（二）城市環境治理的生態理性功能引導
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活動受到客觀規律和勞動工具的限制，而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活動則受到思維方式的規范。正如著名學者張康之所說，“在今天，為了認識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正在生成的行動，或者說，為了建構這一歷史條件下的行動模式，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應當從思維方式入手。”〔1〕作為認識秩序或規范之特殊形態的思維方式向人們昭示的是認識活動的“應當”或“怎樣”，它對主體認識活動的規范作用是顯而易見的〔2〕。思維方式通過引導、激勵、約束、扶助等各種方式，對人們的自由意志施加影響，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干預。生態理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城市環境治理起著重要的功能引導作用。生態理性能使城市環境治理規范有序。城市環境治理是地方政府、轄區內環境敏感性企業、環保非政府組織、城市居民共同的事業。如果各個費、循環消費的觀念。一言以蔽之，循環經濟是一種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社會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盡可能節約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排放和廢棄物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說，循環經濟是對線性經濟的根本超越。
四、城市環境治理的生態理性支撐
城市環境治理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宏觀層面，表現為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等各項事業的和諧發展。在微觀層面，則表現為城市產業布局合理、城市空間布局優化、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城市人文價值健康等等，這些內容的實現都離不開人的具體操作，都受到人的思維方式的支配。無數的事實表明，思維是實踐的先導，行為主體有什么樣的思維和怎樣進行思維是引導行為主體進行實踐活動的前提。生態理性作為一種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定思維方式，一經形成，就會成為穩定甚至固定的思維模式，不僅對城市的生產和生活行為產生“潤雨細無聲”的自律和他律作用，而且也從根本上提升了城市環境治理的速度、效率與效益。
（一）城市環境治理的生態理性基礎支撐
生態理性是指人們基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以及人類自身生產和生活消費活動可能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的考量，以自然規律為依據和準則、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原則和目標的全方位的理性。生態理性蘊含著非人類中心主義、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公正的環境倫理觀。在生態文明時代，對城市環境治理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各個方面起著統領作用。在物質層面上，生態理性注重運用新技術、新能源和新工藝流程來改善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循環經濟模式。循環經濟的三個基本特點，減量化、再循環、廢物再利用，為城市節約資源和高效利用資源創造了現實條件。比如，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系統、城市廢舊物資回收系統、城市中水回用系統和城市污水廠污泥綜合利用工程等能夠將城市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循環經濟是一種生態經濟，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高投入、高開采、高排放、低利用”的線性經濟的革新。一方面，循環經濟通過生產生活方式變革，以物質的循環利用、減少廢棄物的排放和資源能源的消耗、資源的再生為手段，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能量、信息之間的轉換和流動形成良性循環，把滿足生態需要控制在生態閾值的范圍之內，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另一方面，循環經濟理念指導下的新型工業也并不是低水平的或同一水平上的不斷循環運轉，循環經濟主要通過科學技術的創新來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經濟活動中的資源能源消耗，以最少的資源創造最大的社會財富，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精神層面上，生態理性走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最具能動性的要素。如果人類能夠體認自然規律的客觀性與人類自身的有限性，擺脫經濟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束縛，放棄一切對自然界失去理性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行為，從價值取向到生產生活習慣自覺地進行重大的調整和變革，則城市環境治理必然走向綠色化、可持續化。
（二）城市環境治理的生態理性功能引導
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活動受到客觀規律和勞動工具的限制，而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活動則受到思維方式的規范。正如著名學者張康之所說，“在今天，為了認識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正在生成的行動，或者說，為了建構這一歷史條件下的行動模式，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應當從思維方式入手。”〔1〕作為認識秩序或規范之特殊形態的思維方式向人們昭示的是認識活動的“應當”或“怎樣”，它對主體認識活動的規范作用是顯而易見的〔2〕。思維方式通過引導、激勵、約束、扶助等各種方式，對人們的自由意志施加影響，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干預。生態理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城市環境治理起著重要的功能引導作用。生態理性能使城市環境治理規范有序。城市環境治理是地方政府、轄區內環境敏感性企業、環保非政府組織、城市居民共同的事業。如果各個。
作者:余敏江 單位: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