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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鎮化進程中，社區體育被視為推進群眾體育的核心途徑，學校體育社會化的趨勢加強，高校體育對社區體育的推動力被賦予引領力的特質。采用文獻綜述法，系統性關聯思想探討社區體育、高校體育與城鎮化三者的內在聯系，同時闡明城鎮化進程中的高校體育應針對社區體育工作面臨的現實困厄，利用其教育功能、社會化趨勢和加強資源供給側改革建設等途徑，承擔起推進社區體育建設工作中倡導者和踐行者的角色，發揮長效助力推動作用。
關鍵詞:城鎮化;社區體育;高校體育;引領力
在高速發展的城鎮化進程中，社區成為人類生活最基本的社會實體。各種社區文化和社區服務以社區為基本單位開展，社區體育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不例外。德國的“第一次黃金計劃”，美國的“社區地方自治”，日本的“公民館”等，這些發達國家社區體育的發展，推進了各種體育運動項目的普及，模式化引導社區成員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與此同時，學校體育也被納入到社會體育體系中，與社區體育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在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發展帶動城市化進程，社區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經濟、衛生保健等多重職能，逐漸成為我國行政序列中基層的管理單位。繼1995年的《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中規定“街道辦事處要加強對體育工作的組織，發展居民委員會和基層體育組織的作用，做好社區體育工作”之后，黨的又提出“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戰略，全民健身意識進一步深入普及。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社區體育處于取代單位體育的轉型期，在全民健身體系中的核心架構作用愈發凸顯，成為推進群眾體育發展的核心途徑。城鎮化帶來社區化的變革，尤其是大學專能社區，即高校數量上的異軍突起，使得高校自身具有的場地設施、人才集團、環境綜合和教育功能優勢更為顯著，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社區體育發展具備引領力量的生力軍。
1城鎮化背景下制約我國社區體育發展的現實困厄
1.1社區社會體育組織經費的行政依賴。在我國，社區內的體育社會組織籌集資金能力普遍較弱，資金來源也較大的依賴政府撥款。但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長期支撐體育社會組織的建設和后續發展，這成為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首要深層原因。從世界范疇來看，依靠政府下撥經費來發展社區體育不是社區體育長效發展的路徑。加拿大社區體育中心(ColumbusCentre)是1975年由意大利移民和后代向當地政府申辦獲準，屬自發組織起來的公益性非盈利組織。社區體育中心下設的健身中心會員5500人，平均每天接待1100多人次。健身中心實行會員制，有專業的指導員指導，收取會費。一年社區中心盈利300萬加元，可貼補到中心其他公益性項目上。中心不需要政府提供任何經費，經費來源于對外服務和捐款。［1］在歐美國際社區體育俱樂部中，各種體育活動的經費要通過多渠道籌集，主要是會員會費，補充以社會贊助、比賽門票和彩票收入等。俱樂部的運營費用主要靠會員會費，聽課費，設施使用費等。政府對體育俱樂部有約20%的財政支持。［2］所以，社區居民體育鍛煉組織化消費已成為社區體育組織運作資金的主要來源，輔之財政支持、彩票收入等其他途徑，方可保證社區體育組織有效的經營。國家體育總局的《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我國20歲以上人群中有38.3%是以“自己練”的形式參與體育鍛煉，參與社區體育組織的比例僅為7.3%［3］。可見，我國組織化鍛煉的體育人口數量低，大多數健身人群鍛煉形式離散。這種傳統意識主導下的離散鍛煉狀態使得社區體育組織喪失了提供專業化、科學化指導服務的機會和籌集運營賽事經費的有效渠道，使其融入體育產業服務鏈的工作滯后，經費只能過度依賴行政撥款途徑。
1.2體育資源供需錯位、供給乏力。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時候，民眾的健身需求就會被釋放出來。我國的人均GDP在2007年就已經達到了3168美元，我國的居民已經具備了健身需求的經濟基礎;2018年增長到9732美元，體現出我國體育產業蘊藏的巨大潛在市場。這一需求量下沉到社區，居民旺盛的健身需求給社區體育資源供給帶來了巨大壓力。一方面，體育場地和設施的供給“一頭熱”的錯位局面，政府耗資修建的體育場館規格高、收費高、運動項目單一，加之未能合理科學的經營，導致常年閑置無用;另一方面，擁有“親民”體育場館的學校、單位等由于政策執行逐層弱化未能將運動場館有效社會化，而房產開發商片面追求經濟利益，未能規劃設計好公共體育活動空間，造成社區內的體育鍛煉空間狹窄。供需錯位和頂層政策設計與底層執行回應之間的偏差共同導致了我國社區體育資源，從硬件設施、空間，到人均社會體育指導員的配備，均未能達到實際剛需的標準，供需矛盾長期存在。
1.3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粗放型發展。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以其“公益”和“親民”的特質，在群眾性體育活動開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通過組織參與體育活動，團結廣大健身群眾，促進社區居民之間的感情交流，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并和諧發展，我國從1993年社會體育指導員工作的思路提出至今，由于未能適應群眾體育發展需要的現實情況，導致一直呈年齡結構偏大齡，文化程度偏低的“重量輕質”粗放型發展趨勢。據《中國群眾體育發展報告(2018)》數據:截至2018年8月2日，社會體育指導員超過200萬人，全國每千人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比例超過了1.5‰的標準。［4］比較英國全國近70萬名義務擔任體育指導員，與英國人口約1%的比例，仍有一定的差距。［5］而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30歲以下的僅占15.27%，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31.1%。［6］究其緣由，第一，我國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實行的是政府體育行政部門主導下的體育行政部門分級實施制度，在“金牌戰略”的舉國體制下，政府對社會體育的重視程度和投入有限，未能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第二，我國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只有等級劃分而沒有類型的區別，培訓內容缺乏專業性、系統性和全面性，這些因素一直被視為提高我國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素質的掣肘，而總體上缺少具有一定數量規模和總體質量較高的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成為社區體育有效開展的藩籬。
2高校體育對社區體育發展引領力的因素分析
2.1大學專能社區的重置與創建是基礎。高速發展的中國城鎮化推進著以社區為主要載體的城市化的快速擴張，深刻影響著社區數量的增加和類型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城市社區數量劇增，農村社區轉型為新型農村社區，小城鎮社區發展成圍繞城市社區周圍的邊緣社區，城中村社區出現，數量增多的大學專能社區的選址城郊化等。致力于增加中國的人才儲備，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為目標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的全面落實與實施，其必然結果導致納入高等教育的人數急劇增加，大學院校的規模也由精英教育的2—3千人的學術小社會發展成為師生總數達幾萬人開放的大學專能社區。根據教育部發展規劃司1998年、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年度數據:199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共計1022所，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360萬人;［7］201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獨立學院265所)，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3833萬人［8］。20年間，高校數量增加2.6倍，高等教育培育數量增長10.6倍。為匹配高校教育容量的高速發展，全國高校興起舊校區的擴建，新校區的興建熱潮。總體看來，全國新校區的選址一方面由于受到城市社區發展空間限制，不得不選址于同城的鄉鎮或城鄉結合部;另一方面則要選址地區須兼備:遵循生態環境優良，基礎設施完善(交通便利)，當地政府支持等條件。［9］鑒于兩個影響方面要素的綜合考慮，高校新校區的選址都不約而同走上了逆城鎮化的道路。新建高校校區選址于城市社區周邊邊緣社區、城鎮社區與新農村社區的交匯處等，促使了該地帶較多大學專能社區的形成，必然對推動該地帶的社區體育工作起到優勢帶動作用。高校具備的完善體育硬件設施，體育人力資源、信息利用等軟實力，為高校實現體育資源社會化共享奠定了堅實的前提基礎。此外，與各層次的基礎學校體育相比，高等教育從辦學特點、教育對象所具有的特殊性而言，相比基礎學校教育更具備社會化的合理因素。高校社會化為前提的體育教育資源社會化，其具體表現為:共享機制下的高校體育場館的社會化、高校體育教師成為大學體育與社會體育的溝通者和倡導者等。［10］共享機制下，將高校僅局限于教學需要和學生自身活動的體育資源轉化為滿足社會公眾健康需求的資源，將有效緩解社會體育供需失衡的矛盾;精通體育鍛煉的科學知識和規律，掌握體育技術專長的人才更能促進高校體育與社區體育的接觸和重合，成為社區公共體育推廣和發展的一股強大動力。
2.2高校教育功能對體育意識框架的重塑。教育的個體功能促使個體從思想意識和個體行為的社會化，即讓教學個體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高校體育通過對教學對象普及體育鍛煉知識和技能，強調實踐體育鍛煉以提升身心素質等教育活動對個體社會化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在當今全民健身的新常態下，高校體育通過培養教育個體具有終身體育、科學化健身、體育公益等體育思想意識，使教育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促進社區體育的發展，并發揮積極的作用。2.2.1全民健身參與與終身體育意識的推廣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六年后的2014年為例，國家體育總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顯示: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16～19歲人群僅占兒童青少年人口的17.0%，20～39歲年齡人群中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百分比較低僅為13.7%，而60～69歲年齡組最高，達到18.2%。［3］在2016年《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報告》關于“影響我國城鄉居民參加體育活動主客觀原因”:30.2%抽樣對象表示“缺乏興趣，6.8%表示“沒有必要”，6%表示“學生時代就不喜歡體育活動”。數據顯示出，接受過連續性體育教育的高校青年未能夠成為參與群眾體育和社區體育的主流人群，普遍未能在基礎體育教育階段培養鍛煉的興趣愛好及掌握一定的體育知識和技能，以至于在高校教育階段也未能注重自我體育意識的養成，達到自主鍛煉的能動層次。學校教育是培養學生參與健身及推廣終身體育的關鍵環節，而高校體育教育是意識形成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高校體育教育工作者應積極培養在校學生參與健身鍛煉的能力，并引導學生在反復不間斷的體育實踐中，加深對體育的情感體驗，不斷提高體育鍛煉水平，形成體育鍛煉成為自覺主動行為的終身體育理念，使他們擔當起終身體育理念執行者、推廣者和傳承者的歷史責任。2.2.2全民健身科學化意識的宣傳隨著人們對自身身體健康狀況的重視，加入體育鍛煉行列的人數逐步增加，但是這些健身參與者普遍缺乏科學合理健身知識，基本存在兩大運動誤區:第一種是健身者基本處于運動知識孱弱階段。對運動項目的選擇“憑喜好”，運動技能提高“自己練”，運動時間“看狀態”，運動強度“憑經驗”等盲自我鍛煉階段;第二種是健身者具有高漲的競技體育情懷，從而導致運動健身走向了片面追求運動成績的偏隅。前者的體育鍛煉者很可能還未能體驗到運動帶來的巔峰體驗就戛然而止，棄之不顧;后者也因為過度鍛煉產生的各種運動損傷導致身體傷害。步入兩大健身誤區的健身運動體驗都與終身體育的目標相去甚遠。賦予大眾健身科學化的指導，使健身者能享受到運動健身帶來的裨益，維持運動健身的持久性，最終走向終身體育的保障。一重保障從組織化方面確保健身者參與時間和地點的穩定性，另一重保障即社會體育指導包括對健身者運動項目的搭配，運動強度的核定，運動持續時間的校正，健身鍛煉后的科學恢復，運動損傷的康復等專業化、個性化的指導。具有高學歷的鍛煉人群，應率先具備組織化、科學化鍛煉的意識，并廣而宣傳，他們的實踐行為將降低全民健身運動群體的盲目性，科學有效提高身體機能，同時能穩定體育鍛煉人口，推動社區體育市場化運營。2.2.3體育微公益意識培養微公益是從微小的公益事情著手、強調積少成多。［11］當受教對象是學生，授予微公益的概念更為相宜。這一概念顛覆了傳統的“成功人士”“慈善機構”“大型捐款”等普通人“難以為之”的概念，強調人人都可以通過簡單便捷的方式，從身邊微小的事情中參與公益活動，為社會做出貢獻。高校學生所處的年齡階段，大腦認知進入成熟的形式運算階段，能準確認知自身參與微公益的能力、目的和意義，以追求自身個人價值的實現。對微公益的大學生實踐個體來說，首選內容就是參與社區內的各類公益活動。社區體育的發展離不開大量非盈利社會體育組織志愿者的參與與推動，他們以聯絡、動員、組織居民參與與健身娛樂活動為己任，推動社區全民健身服務體系的共建、共治和共享。［12］社區體育微公益實踐者無私擔任著社區居民健身文化傳播者、公共體育服務承接者、整合社區體育資源的驅動者和居民健身權益維護者等多重職責，同時承擔著社區體育中大量“市場不為，政府不能”的細微基層工作。高校體育應重視大學生體育微公益意識的培養，并鼓勵其發揮社會責任意識，積極參與到社區體育實踐工作中。這在社區體育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尚未完善時期顯得更為迫切。
2.3高校體育資源助力社區體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社區體育公共空間供需矛盾的核心體現在量的短缺上。在社區體育公共空間先行供給過程中，沒有充分考慮社區體育發展對空間的潛在需求，加之在法律上沒有給予社區體育公共空間明確的定位，社區體育公共空間也沒有剛性的供給制度，使得現有的空間供給難以滿足社區體育發展的需要。［13］從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有效化解社區體育公共空間供需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來分析，其實現途徑主要是政府通過增加供給量和合理配置體育資源來宏觀調和供需平衡。我國《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顯示:87.5%的人希望將健身場所建在社區附近。［3］如能在距離社區居民住宅2～3km的范圍內就到達體育場館體育活動，可能激發他們的體育參與積極性，從而為社區體育建設注入生命力。社區的各層學校普遍擁有質量較好的體育空間和體育鍛煉資源，理論上基本能滿足社區居民鍛煉健身的剛性需求。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短時間內實現各層學校體育場館的社會化共享并不現實。而高等教育從辦學特點、教育對象所具有的特殊性而言，相比基礎學校教育更具備社會化的合理因素，高校體育也更易于與社區體育工作接觸和重合。2011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座談會上，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方式等情況，高校被定位為公益二類。2016年6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健身計劃的通知(2016—2020年)》，明確了“學校在課余時間和節假日要向學生開放體育設施，并在保證校園安全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向公眾開放體育設施。”2017年，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聯合印發《關于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的實施意見》，致力于推進教學體育場館的社會化工作。2019年2月國家體育總局《2019年群眾體育工作要點》指出從推動《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有關體育健身設施的規劃落地等方面著手，下大力氣推動解決群眾“去哪兒健身”難題。［14］可見，一系列的頂層政策設計正逐步加大推進社區體育公共空間的供給，高校體育社會化融入社區體育的發展，成為社區提供公益性服務新生力量的發展趨勢將不可避免。高校應提高對國家相關政策的回應率，率先實現高校體育場館和設施的高效社會化，助力緩解政府供給社區體育活動資源的壓力。
2.4高校成為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才培養庫。2011年以來，體育總局陸續將各級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基地設在所在省市的綜合大學或體育高等院校。總體情況:各地高校憑借充足的體育教育人才集團優勢不同程度地承擔著當地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工作，在培訓的內容上基本按照國家體育總局制定的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培訓大綱、培訓教材;培訓對象均以在校體育專業的學生和社會上體育愛好人員為主。值得強調的是，在培養對象上，大量的高校在校生一直未能成為主要的培訓對象而得到應有的關注。高校在校學生人數眾多，資質良好，熱情陽光且時間充裕，是培養公益社會指導員良好的潛在資源。高校體育教育應采用積極措施培養和激勵這一群體，發揮平等、共享、互助的志愿者精神，參與到社區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的隊伍中去。這既能為這群充滿熱情、具有較強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的大學生們參與社會實踐、發揮特長、參與公益活動提供合理平臺，也為社區體育培養一支高質量的公益社會指導員隊伍，去除社區體育指導員人力資源不足的社區體育發展瓶頸，開辟變道超車的蹊徑。
3結語
高速的城鎮化進程推動了群眾體育工作的開展方式從單位體育向社區體育轉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促使高校及高素質的大學生數量成倍增長，高校新校區逆城鎮化選址及大學專能社區在城鎮社區邊緣的理性分布，這些因素都成為高校推動所在社區及輻射周邊社區體育工作的客觀優勢。此外，高校應充分發揮自身的教育功能，著力使高校學生———社區體育參與主體，具有終身體育意識、健身科學化意識、體育微公益意識;同時從體育場館資源社會化以及公益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養等方面合力推動社區體育工作的發展?？傊S著高校體育社會化趨勢的逐漸加強，其在社區體育發展過程中的引領作用愈發明顯，高校體育應積極承擔起推進社區體育建設工作中倡導者、踐行者的角色，發揮長效引領推動作用。
作者:肖力 單位:桂林航天工業學院體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