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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發放問卷、社區座談、走訪觀察等方式對城鎮化后失地農民的精神狀況進行考查發現，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及創新不足;溝通渠道不暢通，基層工作人員不專業等因素嚴重制約著失地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設。以人為本的城鎮規劃和補償保障制度是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失地農民精神訴求的表達機制是加強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重要條件;提高基層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是加強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智力支持;政府主導的公共文化建設是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必要方式。
［關鍵詞］城鎮化;失地農民;精神建設;公共文化服務
一、調查對象和研究方法
早期的失地農民在城鎮化社區中生活了多年，在經歷了生活環境的震蕩，身份角色的轉換和生存方式的轉變后，基本適應了現有的生活模式，其心理和精神上的主要關注點已經由物質生存需求轉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實際工作中，按照地區及城鎮化進程的不同階段將其分組，選擇具有典型的地區進行具體研究。專門考查了失地農民的精神狀況，包括現有精神文化生活內容，當前精神生活中所存在的問題，對現有生活的滿意度，精神生活的需求等。這一階段失地農民的精神生活狀況及需求極具代表性，這一工作既讓我們看到了城鎮化在失地農民精神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同時也發現了一些新需要和新問題，這些為失地農民的精神重塑提供了借鑒。本次調研選擇數個典型的回遷社區，采用了發放問卷、社區座談、走訪調查、蹲點考查等多種形式。社區座談的對象主要為村委會、社區工作人員、文化活動積極分子和一般村民代表。走訪調研的對象主要為閑暇時間比較多的或沒有工作的中老年人。蹲點考查分原住考查及外來輸入考查。前者是課題組成員本身即為早期城鎮化過程的親歷者，現在長期住于回遷區。外來輸入調查指非當地居民，以研究者的身份深入實際進行長期蹲點調查。如在對遼寧省大連市金普新區得勝街道失地農民的調查中，由社區和村委會配合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對象主要針對以上幾項調查形式中涉及較少的和工作較忙的中青年人，實際回收有效問卷213份，回收率為71%。調查主要圍繞城鎮化后的工作和收入，閑暇時間的生活方式，主要的娛樂方式，現有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的使用情況，當前精神文化生活存在的問題，精神生活狀態滿意度等具體問題展開。
二、影響失地農民精神建設的原因
城鎮化進程中，由于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及各種文化形態的沖突和交融，打破了農村原有的生活狀態，削弱了宗族的約束力量。此時的基層社區處于建立初期，原有的村委會還在轉型中，基層工作人員基本來源于原有動遷村、屯的村委會，對新的工作模式既沒有借鑒也沒有經過培訓學習，一切工作還處于摸索階段，存在問題較多。
1．失地農民缺乏預設的心理建設，對于城鎮化后的生活沒有精神準備，以至于出現無所適從的狀態。城鎮化初期，失地農民驟然間獲得大量資金，心理上的茫然和自我膨脹情況普遍存在，無規劃地不合理消費現象劇增。購買汽車等大額消費品盲目消費、喪葬講究排場等現象成為一種風氣。個別失地農民甚至出現了價值觀扭曲、心理失衡等問題，有些失地農民不能規避危險，走上了賭博、吸毒等犯罪歧途;中老年人受電話、營銷等手段被騙錢財等情況屢見不鮮，給失地農民家庭帶來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和精神打擊。短暫的“欣欣向榮”之后是失地農民精神上的茫然空虛和無所適從。在調研中發現，經過十多年的適應和調整，回遷區的農民在動遷初期出現的擔憂、茫然、攀比等情緒已經淡化，基本適應了當前的生活狀態。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失地農民的關注點轉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根據對失地農民精神文化娛樂活動的調查顯示，失地農民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依次是看電視、打牌和打麻將、手機娛樂、跳廣場舞等健身活動，而讀書看報和看電影演出等精神文化活動所占比例極少。失地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內容比較單調乏味，仍停留在休閑娛樂上，沒有較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從身份上看，村委會、社區工作人員、文化活動積極分子和村民代表對現階段的精神文化生活抱有極高的熱情和肯定;閑暇時間比較多或沒有工作的中老年人對現階段精神文化生活呈現出自我滿足的態度;工作較忙的中青年人則表現出了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對于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等表現出不知情或不感興趣現象。
2．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和創新不足。公共文化支出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很大，“公共文化支出每提高一個單位，農村居民幸福感概率提高2.87%。”［1］由此可見，文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精神動力。健康和諧的文化活動不僅給失地農民搭建了彼此溝通交流的平臺，同時有利于失地農民在交流中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和互助渠道，有利于失地農民順利地融入城鎮社區生活。公共文化服務的投入力度和群眾參與公共文化的服務程度對失地農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狀態以及城鎮化社區道德和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響。當前的公共文化服務有許多薄弱環節。首先，在公共文化設施中，基礎設施的建設仍需完備。如公共活動中心不能只有大樓和桌椅，還需要運動健身和影視器材等配套設施;公共文化廣場的器械、燈光、場地等應滿足失地農民精神文化活動的需要等。其次，公共文化服務應該以人為本，因地制宜設計服務內容，與失地農民的精神需求精準對接。如農家書屋中大量的農業生產技術類的書籍既不能將失地農民吸引到書屋中，又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在走訪中發現，農家書屋因書籍種類與失地農民需求不適應，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多數如同虛設。失去土地的農民對家庭生活類、健康保健類、故事娛樂類及兒童讀物的需求較高，書屋應該從這些方面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整。再次，公共文化服務不平衡，文化服務下鄉內容缺乏創新。雖然失地農民居住區的公共文化服務與以前相比有很大的進步，但公共文化服務下鄉仍是由上而下的、填鴨式的傳統供給模式。從公共文化服務數量上看，與城區相比明顯不足，缺乏可持續性，對失地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狀態的影響收效甚微。
3．基層工作人員年齡普遍偏大，缺乏專業性，制約著失地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設。基層工作人員的視野及專業水平決定了社區的工作質量?；剡w區社會的工作人員主體是原有村、屯的居民委員會整體轉化而來。這個群體已經習慣了村、屯居民委員會的工作模式，雖然環境發生了改變，但他們的思想意識仍停留在以前，呈現出墨守成規的工作狀態。此外，這些人90%以上都是中老年人，集中于四、五十歲。這個年齡段的人相對比較保守，缺乏學習的熱情和創新意識，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故步自封的問題。
三、對失地農民精神建設的建議
通過走訪調研，我們發現城鎮化動遷初期，失地農民對住房面積、生活保障、生活設施等關注度較高。當這一切穩定后，人們的關注點便轉移到文化生活方面。
1．以人為本的城鎮規劃和補償保障制度是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重要保障。近年來，政府逐步對動遷后的閑置土地進行招商引資，多個投資項目已經建成。政府工作取得實績的同時，失地農民也感受到了城鎮化對其生活的影響和改變，政府與失地農民達到了雙贏的局面。在對金普新區動遷社區的調研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在樓下乘涼的老年群體，還是自主創業做小本生意的中年群體，或是傍晚在廣場上鍛煉身體的居民都對城鎮化給其生活帶來的變化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認可。政府在城鎮化建設中將“以人為本”的思想貫穿動遷工作始終，把滿足“人的需求”作為工作重點。這是失地農民迅速提高生活滿意度和重塑精神的重要基礎和物質保障。首先，動遷居住區選址應充分考慮到失地農民故土難離的情緒，建設規劃優先選擇街道政府周邊區域。如金普新區得勝街道的動遷居住區選擇建在中小學、鎮政府和街道衛生院的北側區域，沒有遠距離搬遷，群眾對該區域及周邊比較熟悉，心理上和精神上沒有遠離故土的陌生感和抵觸感，有利于失地農民盡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也為政府的招商引資提供了勞動力。其次，政府應建立健全動遷保障制度，保障資金落到實處，保證失地農民的合法利益。金普新區政府在對得勝街道、董家溝街道、大李家街道動遷工作中，除了保證失地農民基本住房和土地補償外，所有失地農民均納入城鎮醫療保障中，一改原來就醫遠、看病難、有病沒錢醫的狀況，有效地減輕了失地農民的家庭醫療負擔和精神壓力，成為失地農民減少動遷抵觸情緒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失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其定心丸。失地農民每人每月享有6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尤其是老年群體認為這種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不用擔心晚年生活經濟來源的生活狀態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對于其他有勞動能力的人群來說，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資成為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其家庭收入遠遠超過原有的“農時耕種、閑時打工”的額度，使家庭有了更多的支配資金。子女教育經費、生活硬件提高、精神娛樂消費等比重不斷提升，購買意愿和購買力的增強促進了城鎮化后該地區第三產業經濟的萌生和發展，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小經濟區域的資金流動和家庭收支循環體系，有利于失地農民在心理和精神上將自身的角色迅速向城鎮居民轉變。再次，動遷居民區的基礎生活配套設施與回遷居住房屋同時建設，確保動遷居民生活方式轉變后生活的便利，是失地農民的生活滿意度、幸福感和精神面貌不斷提升的重要條件。在走訪中，我們看到動遷居住區內遍布小型超市、藥店、餐飲、美發等與百姓日常息息相關的商業網點，大型菜市場均建在動遷居民區周邊百米范圍內，解決了原住農民原有的在固定日期集中到鎮中心的大型集市(俗稱趕集)購買物品或消費的情況，促進了失地農民自主轉變消費理念和生活習慣。城鎮化后的交通網絡納入環城交通規劃中，失地農民出行的舒適度增加，費用大幅度減小，縮短了城鄉距離，改變了以往前往市區等車時間長、乘車擁擠、費用高等問題，縮短了失地農民在心理上與城鎮居民的距離。便利的生活方式使失地農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最后，對三、四十歲已婚已育群體的調查顯示，動遷后孩子教育問題的改善是其精神上的主要關注點。回遷區的幼兒園及學校的硬件建設相對完善。搬遷后，原來分散在各個鄉村的小學統一整合至中心小學，優秀的教師向同一所學校集中，集中培訓提高了師資力量。良好的教學設備和師資質量的提高，使動遷子女能夠享有更優質的教育資源，減輕了原來居住在偏遠鄉村的年輕家長對孩子教育問題的憂慮和壓力。
2．建立健全失地農民精神訴求的表達機制，確保農民與政府的有效溝通是加強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重要條件。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充分利用多種渠道，保障失地農民對各個組織舉辦活動的知情度和參與度。尋求采用多種方式為公眾訴求表達搭建平臺，如走訪群眾、召開群眾民主會、辦宣傳欄等方式。尤其可以開發利用新技術，如利用微信群，開設公眾號，開發社區公務服務小程序等，吸引失地農民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精神文化生活中。基層工作人員應該結合失地農民的心理愿望和精神需求，開展喜聞樂見的、積極向上的精神文化活動。引導失地農民認同城鎮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成立社區互助等組織系統，幫助失地農民解決生產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增強失地農民的社區歸屬感”。［2］逐步讓新型城鎮社區成為其精神依靠。
3．提高社區基礎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是加強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智力支持。采取措施加強基層人才骨干培訓，吸引年輕人加入基層精神文化創建工作中，保證人才梯隊建設。“鄉村振興應以增進農民福祉為導向，但從實現路徑上不應只依靠農民，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至關重要”。［3］在調研中發現，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為失地農民做了許多工作，提供了多種硬件娛樂場所及精神消費方式?；旧现挥袠O少數的積極分子參與，群眾的參與度較低。大部分失地農民表示對這些活動不知道或對此所知甚少。一方面，失地農民因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對精神文化的感受力較弱，所接受的多為低水平基礎服務，缺乏對中高層次精神文化的參與性與主動性。另一方面，基層工作人員不夠專業，工作方法不恰當。個別基層工作人員私心較重，社區舉辦的活動只通知自己的親戚朋友，致使公共資源被少量群眾占有?？梢圆扇〖信嘤?、網上學習、互動交流等方式提高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能力和專業水平。同時充分挖掘失地農民居住區的人才和資源，支持和培育失地農民自建組織和團體，積極組織開展精神文化活動。
4．政府主導的公共文化建設是失地農民精神重塑的必要方式。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實施后，地方基層政府開始著重關注失地農民居住區公共文化建設，鼓勵各街道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人口和群眾精神的文化需要，因地制宜地開展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設施功能，改變回遷區缺乏文化設施設備等現象，縮小城鄉基礎文化設施的差距，將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納入整體發展規劃中。社區活動室、健身廣場、健身器械等硬件文化設施不斷建立，豐富了失地農民的精神生活。失地農民從在家看電視的單一娛樂中走出，進入社區活動室打牌聊天。健身廣場和健身器械的設置為失地農民搭建了一個適應和構建新的鄰里關系的場所。失地農民在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間中尋找到了精神慰藉。鑒于失地農民難以立刻轉變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為減緩失地農民的不適應和對陌生工作人員較為排斥的心理，政府在失地農民居住區采取了以村委會為主，社區為輔的雙重基層工作模式。既保證了基層工作的有序有效開展，也為基層工作組織從村委會向社區過渡打下了基礎。另外，隨著失地農民法律意識的增強，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等問題已不再尋求宗族或村委會調解，更多的是尋求社區法律咨詢幫助，失地農民的思維模式、精神狀態正在潛移默化的發生轉變。村委會的大量工作由解決家庭矛盾和鄰里糾紛轉變到公共文化服務中。在政府的主導下，法律咨詢、再就業培訓、農家書屋、文化下鄉、全民健身操等一系列惠民工程逐步實施。失地農民的精神狀態和民生事業發展成果顯著，如一些鄉村廟會、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會等，每年都會吸引很多信眾和游客。群眾文化藝術節、新春百花會、全民健身展演等一系列群眾廣泛參與的傳統文化活動得以蓬勃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失地農民精神的重塑和文化生活的建設。群眾參與度越高的文體活動，群眾評價越高，對人們精神重塑的作用也越大。應積極推動公共文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充分了解不同地域失地農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基礎上，探索群眾期望的可持續發展的服務模式，設計貼近失地農民實際生活的活動，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鼓勵和推動失地農民參與到活動中，將優秀的鄉土技藝傳承發揚下去。整合因打破生活空間而日益萎縮和消失的民間藝術隊伍，讓失地農民成為精神文化活動的主體。讓植根于農民生活的優秀傳統文化感染和影響失地農民的精神世界，喚醒失地農民的精神文化信仰，讓他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重塑互幫互助的鄰里關系，培育社會主義文明新風尚。
［參考文獻］
［1］曾鳴．公共文化支出影響農村居民幸福感了嗎［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9，(5)．
［2］殷俊，陳天紅．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水平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武漢市的調查數據［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9)．
［3］姚樹榮，周詩雨．鄉村振興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徑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20，(2)．
作者:江紅春 韓林 單位:大連金州博物館 大連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