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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鎮化是在深入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時代維度下推動區域內城鄉協調發展與互促共進、塑造差異空間的實踐探索，是促進中國城鎮空間生產的一項戰略規劃。這一規劃是新時代條件下實現城市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然而，我國城鎮化建設中出現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所造成空間不平等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符合空間正義原則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才能真正促進空間生產。堅持合作與共享、注重差異化發展、加強對外開放步伐以及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理念是中國特色城鎮化建設走向空間正義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空間正義;新型城鎮化;塑造差異空間
1空間正義的哲學意蘊
在20世紀60年代，法國哲學家昂利•列斐伏爾將城市經濟發展與地理位置、生態發展、社會關系等因素匯集起來，對關于公民在空間生產和資源配置過程中的空間權益是否公平的探討，產生了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該理論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傳統意義上只將城市空間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容器”的理解范式，認為空間不僅可以作為一種物質存在被消費，也可以成為生產的對象?？臻g正義旨在規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價值準則，以確保在空間生產和空間資源配置中，人人可以得其所得，當然也包括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公平分配。走向空間正義是在當代人生存的空間維度中追求公平正義權利的體現。
2空間正義: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價值原則
城鎮化建設就是城鎮空間拓展的結果。城鎮化建設中的空間發展主要具有兩個屬性:第一，表現為城鎮化空間增長的物質屬性。即人口數量的增加、城鎮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鎮占有地域規模的擴大。第二，表現為城鎮化空間增長的社會屬性。城鎮化建設是一個覆蓋人口、經濟、社會、土地、生態等多個領域綜合建設、協調發展的系統建設。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城市的急速擴張、空間性的組織問題會導致城鎮化空間體系中各要素的集聚、相互作用和最優分布，以優化產業結構、城鎮化布局和形態。城鎮化建設的自然屬性中區域規模的物理性擴大，以及社會屬性中空間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重新分布、相互作用，表明城鎮化建設的過程就是一個空間生產的過程。因為廣義上“生產”的概念就是指社會組織將其物質、社會、生態等領域的輸入轉化為輸出的過程。走向空間正義是新型城鎮化空間生產的價值取向。新型城鎮化建設強調以人為核心，促進城鄉區域經濟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如果城鎮化建設一味地服從于資本邏輯，將空間生產作為資本增值的途徑，片面追求GDP增長，就必然會帶來城鎮空間非正義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中，資本邏輯曾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對內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對外促進經濟有序化開放，在我國經濟建設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在生產力水平已經得到極大提高的新時代，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正義性問題變得更加突出，這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新時代五大發展理念的實踐需要。因此，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要始終堅持空間正義原則，盡可能避免資本邏輯“單向度”問題的產生。在城鎮空間生產中，要加強城鄉間發展的協調性、提高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內在耦合性、深化農業與制造業間的關聯性以及促進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諧性。只有以空間正義為價值取向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才能真正促進空間生產，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發展。
3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路徑探析
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發展要求、堅持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時代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時期，也處于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必須深刻認識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牢牢把握城鎮化蘊含的巨大機遇”。［2］而在空間正義視域下，堅持合作與共享、注重差異化發展、加強對外開放步伐以及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理念是中國特色城鎮化建設的實踐路徑。
3.1堅持合作與共享
馬克思在對黑格爾歷史哲學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提出了整體性發展觀念。他認為，整體是由多個部分組成的，不同部分的聚集、相互作用與合作維持著整體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即使不同部分之間出現的那些矛盾與沖突，也能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中被轉化或解決，從而呈現出一個整體的新結構與新特點。在新時代條件下，馬克思關于整體性發展觀念的論述為新型城鎮化建設堅持走合作與共享發展路徑提供了理論依據。合作可以產生“1+1＞2”的協同效應，是實現互利共贏的法寶。在堅持合作共享發展的前提下，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生產空間正義與分配空間正義就只是選擇該實現路徑所附帶的異質性正義結果。所謂合作共享，在廣義層面上可以理解為一定區域內城鄉之間良好的分工與合作關系，促進城鎮化建設的協調性發展;而在狹義層面中可以具體細化為城鎮區域要素體系中農業與制造業、工業化與城市化、中心城區與城市郊區、人與自然、物質屬性與自然屬性等要素的內在關聯性，加強分工協作、提高要素集群效率，使城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盡可能避免城鄉空間“二元”對立問題的發生。在合作與共享實踐路徑下的新型城鎮化空間生產與空間分配，可以降低區域內不同社會群體與階層的社會隔離、增強空間平等性與流動性，最終為空間正義的實現提供保障。對于主體而言的合作共享，一方面表現為不同群體與階層能夠公平地占有生存空間、共享發展成果，特別是保護城鎮弱勢群體正義的空間權利。在合作與共享發展的前提下，空間的發展方向就不會被任何主體任意控制，個體得其應得的社會資源就不會被隨意貶低或者剝奪;另一方面表現為空間資源在人類不同代際之間的公平分配。如果新型城鎮化建設過渡地消耗、浪費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一味地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加劇了后代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也是不正義的表現。以空間正義為價值取向的城鎮化建設必定是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必定是在資源與環境承載力以內的綠色城鎮化;必定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與現代化發展的健康城鎮化。
3.2注重差異化發展
正義就是要承認差異、尊重差異。區域中主體的多元化、需求層次的多樣化、文化底蘊的豐富性共同造就一個城鎮的差異性特征。這種差異性成為一個區域發展的內在動力，促使不同主體、需求與文化底蘊等產生碰撞、沖擊與融合。“城市正義的空間性和差異性決定了城市正義必須保證一種差異的狀態”，［3］這種差異性與多樣性推動區域內不同要素、個體的流動性，從而使城市能夠保持活力、增強城市的創造力，為這個城市的發展帶來機遇與挑戰。城市空間正義不僅是由差異性的動態發展過程造就，也是一個不斷生產差異的過程。正如列斐伏爾所表述的那樣，城市空間是一種抽離與聚體、均質與斷裂的集合體。一個符合自然與社會發展規律、穩定有序發展的城市一定是具有差異性和流動性屬性的城市。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重塑空間的過程中，要求區域內不同的主體與要素各發揮其所長，從而實現區域內協同發展。由于地理位置、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等方面的豐富性與異質性，導致城鎮化區域內部的發展差異較大。在我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區域協調性曾出現過許多問題: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資金、人才和土地等資源，在發展過程中產生明顯的“極化效應”與“回蕩效應”;而農村地區與城市有較大的發展差異，教育資源的短缺、大量的空巢老人與留守兒童、不完善的基礎設施等問題，降低了城鄉空間的內在關聯性，導致城鄉空間的“二元”對立，這是城鎮化偏離空間正義原則的表現。然而，“許多政府，由于對支配城市發展的力量從根本上沒有足夠的認識，因此在處理城市規劃與城市問題時，常常采用極其隨意和不負責任的方式。這往往導致‘越是治理，城市的弊端或惡行越是猖狂’”。［4］因此，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政府要繼續保持“社會公仆”的本色，制定恰當與合理的城市規劃與公共政策，不斷縮小城鄉間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差距，增強城鎮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溢出效應”與“虹吸效應”，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所以，一方面倡導協調發展、相互促進，體現城鎮化區域建設中的開放性、共享性與自由性;另一方面，城鎮區域一體化發展不等同于一樣化發展。因此，要結合不同地區的具體實際狀況來突出個性和差異，拒絕去復制不符合當地歷史記憶與地域特色的異化空間，抵制空間的資本化與權力化，切實實現促使社會、生態與時間協調統一的空間塑造。
3.3加強對外開放步伐
開放性品格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隨處可見，如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沒有剝削、階級和壓迫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有、共建、共享”的社會。并且，馬克思提出的整體性發展觀念不僅是指區域內部的協調性與完整性，也包含著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意識，即主體在對外開放基礎上，融入具有流動性與整體性的全球空間建構。在全球性的空間建構中將不存在話語霸權，主體在正義合作的過程中實現共同的價值、推進互利共贏。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要全方位加強對外開放步伐，以積極的發展態勢融入全球性的空間建設中。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進入世界性的空間資本體系，成為吸收資本盈余時空轉移的“接收器”，促使中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完成了從初級的資本積累到空間資本化的轉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政府充分利用國內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積極接收國外由于空間資本化而轉移出來的產業，形成了以“兩頭在外”為特征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性空間資本化的發展機遇與國內市場需求的拉動下，促進國內城鎮區域產業轉型升級。工業的發展可以為城鎮化區域內部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進一步提高中國城鎮區域空間生產的水平。當前中國城鎮化水平已經進入加速期，更應該加強對外開放步伐、注重維持對外經濟開放的有序化。因此，在新時代條件下，要繼續加強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加深全球資本空間化對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中國城市空間生產。
3.4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理念
馬克思十分重視對倫理情感的思考，注重將地理學與人類日常生活、生產實踐緊密相連。馬克思空間正義思想中蘊含著倫理空間正義的思考，其核心內容在于“通過改變對空間的占有和使用方式，為人民爭取空間的支配權和發展權，通過實現人的自由與平等權利，達到提高人的尊嚴和地位的價值”［5］。在20世紀末，從俗世立意的維度研究人的存在問題一度是哲學界探討的熱點，重新定位個體及其關于生活的總體性愿望得到了極大關注。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轉變。政府為了攻克之前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空間生產機制所造成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在國內培育并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國際上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致力于真正實現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現代化發展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了縮小城鎮化建設中的城鄉發展差距、更好地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黨和政府也制定一系列相關戰略和工程，探索適合新時代城鄉協調發展的空間生產機制。三農問題、鄉村振興、精準扶貧和建立雄安新區等戰略的實施不僅是城鎮化建設中空間構序重組的實踐探索，也是真正將城市與鄉村的生產生活實踐整體融合并升級的時代沖鋒號。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因此，黨和政府必須健全體制機制，擴大和強化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發展成果的分配要注重平衡和兼顧各個相關利益的利益，消除城鎮化建設空間資源長期存在的分配不公與待遇差距。黨和政府要制定符合空間正義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幫助鄉村地區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另一方面真正落實城市對鄉村的反哺和輻射帶動作用。那些由空間不正義擴大化的城鎮化建設，是與“以人為本”理念相悖的，勢必會造成新一輪的空間不平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現階段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達到了58.52%。在城鎮化建設已經進入加速期的現階段，只有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理念，真正實現讓人民共享一切發展成果，才能使城鎮空間生產充滿人情的溫度，才能讓城鎮化建設向更有質量的方向發展。
作者:樊霞飛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