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思想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黃騰華 黃燦燦 單位：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福建農林大學食品科學學院

嚴家顯(1906-1952年),字仲揚,江蘇吳縣人,昆蟲學家。1931年獲得金陵大學農學士學位。此后,他又獲得燕京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1940年6月,嚴家顯接受邀請來閩創辦福建省立農學院并出任首任院長。長期以來,對于嚴家顯農業教育思想,學界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筆者通過對現存文獻的研究,力求真實詮釋嚴家顯的農業教育思想,以求教于方家。

一、十分注重科學研究

從本科的金陵大學、碩士的燕京大學和博士的明尼蘇達大學,嚴家顯先生的讀書生活都是在最科學先進美國高等教育理念教育下完成的。尤其是明尼蘇達大學是美國“贈地法案”下創辦的世界名校,主張“大學要積極主動地為地方經濟服務;大學的任務是將學生培養成為有知識專長的公民;大學要發展知識,并成為向社會傳播知識的場所。”[1]所以,當嚴家顯先生出任福建省立農學院首任院長之后,便明確地提出了學院的治學方針:“大學農學院以研究、教學、推廣為三大任務,必須兼顧并重,聯系進行,其目的為造就具備實際工作能力與切合社會需要之人才”。在他的主持下,學校制定的1940至1941學年校務行政計劃中就有“擬定各項試驗及研究計劃”、“本院與國內其他農業機關實行研究合作計劃”和“遴派員生從事糧食增產督導計劃”等項目。當時雖然沒有專職研究人員,但每年都由學?？偨涃M中統籌安排一定的研究經費。如1943年在學校總經費120萬元中安排調查研究費9540元,1945年在總經費200萬元中安排了學術研究經費14萬2千多元。[2]學校規定講師以上教師,都應參加科研,要求每人每年有三篇以上論文,調查報告或專著,發表于省內外報章雜志。嚴先生身體力行,在繁忙的公務之余,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在這期間,他撰寫了《農業和科學》、[3]《略談植物病理與經濟昆蟲》、[3]8-12《蔗螟生活史及其危害損失》等論文。在經費極其緊張的情況下,為了潛心學術、解決實際問題、啟迪廣大學子、發展我國農學,嚴家顯與諸位同仁創辦了福建省立農學院的學術刊物———《新農季刊》,成立了以他為首的十位教授和副教授組成的編輯委員會,并于1941年1月出版發行第一期。嚴先生為之撰寫了發刊詞,詳述了創辦福建農學院之目的,學院當前之任務、研究應該注意的問題,最后闡明創辦《新農季刊》之愿望:“同仁等爰抱斯旨,不揣簡陋,或埋首于實驗,或奔波以調查,如有所得,愿供同好,以求匡正,區區本刊之輯,僅發其軔,不計其功,但呱呱墮地之本院,如能從拋磚而得賢達之金玉,從學步而得進步,則幸甚矣!”[3]1嚴家顯始終注重研究“本省農業之重要問題,根據事實,從事觀察俾作切實解決之準備,教學則除努力充實學科,提高程度之外,隨時當與研究相輔而行,尤須顧及本省及本國之環境,俾開矯除隔靴搔癢之弊而得適合目前我國紙環境及需要”,[3]1也就是堅持教學、科研緊緊圍繞著福建農業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而進行,不作無病之呻吟。這一時期,許多教授的研究成果大都結合發展戰時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尤其著重圍繞糧食增產而進行的。

二、始終重視教學工作

為了保證農業高等教育質量,嚴家顯領導下的福建省立農學院始終堅持嚴謹治學,實事求是的作風。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注重師資隊伍建設

雖然農業院校中藥學專業有著與醫藥類院校中藥學專業的共性，但更主要的是體現了自己的特色，即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掌握以“中醫藥理論”為主線的課程和以“藥用植物生產”為主線的課程之間的關系，使學生既具有中醫藥思維，又具有科學思維。根據農業院校中藥學專業培養目標和培養要求，參加實習的學生必須深入生產第一線，親自參加中藥材的育種、栽培、采收、加工、質量分析等生產環節，把所學的理論知識用于中藥材的規范化種植中，圓滿完成生產實習任務，并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一項中藥材的專題研究。為突出農業院校中藥學專業的特色，提高學生的試驗實踐技能，河南農業大學以金銀花、丹參等中藥材種植基地為校外實習單位，進行了以下探索和實踐。

一、校外生產實習基地的選擇

校外生產實習基地是學生提高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重要場所以及了解社會的窗口，因此，加強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是做好農業院校人才培養的重要舉措。根據河南農業大學教學工作安排及本科生人才培養方案規定，本科生生產實習作為學習環節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專業知識和動手操作技能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從實習基地的選擇上，要采取實地考察和資格備案制度，由主管教學的老師組成考察小組，每發展一個實習基地，要先期到企業中藥材種植基地考察中藥材種植規模、經濟效益和人員管理，尤其是注重學生的生活和住宿條件，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向企業提出建議，待企業符合實習的要求后，學院會與企業簽訂教學科研實習基地合作協議，進行授牌儀式，并在學院備案。這樣既增加了對企業的了解，也引起企業對實習工作的重視。

二、全員導師制為實習作鋪墊

近幾年，河南農業大學實施本科生全員導師制，每名導師每一級帶4~6名本科生，導師在引導學生適應大學生活、理論學習、綜合實踐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河南農業大學中藥學專業本科生全員導師制于第三學期開始實施，導師不僅要協助學生安排學習計劃，指導學業，提供專業引導，提高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專業能力，促進本科生創新能力的培養，還要在生活、品行與心理等方面指導學生，引導學生個性化、差異化發展。同時，以河南省中藥資源開發與利用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河南農業大學中藥材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這兩個科研平臺為依托，以河南地產大宗道地藥材為載體，鼓勵本科生參與導師承擔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河南省科技廳項目、河南省教育廳項目等科研項目，通過學科前沿科研項目的參與，鞏固學生的專業思想，進一步加強學生的試驗操作技能，激發學生對科研的興趣，促進科研基礎知識的積累，既培養了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為生產實習奠定了基礎。

三、實習前的準備

生產實習內容確定后，在進入校外單位實習之前，指導教師還要召開實習小組會議。首先，強調紀律，包括實習時間、試驗等；其次，是怎樣去學習企業的管理模式等。此外，還要就責任管理、個人時間管理、個人壓力管理、個人金錢管理、自我與他人的關系、自我了解、價值觀、愛情觀等方面再次進行生活教育，幫助他們了解個人管理、自我意識、人際關系，愛情等方面的觀念，并且作出明智的選擇，使學生有信心進行有意義的實習之旅。雖然學生已經學習過《試驗設計方法》《科技論文寫作》《中藥材規范化生產質量管理規范》及與藥用植物生產相關的課程，并且經歷過實踐教學及參與導師科研項目的鍛煉，但在進入實習以前，還要再一次進行試驗設計方法、調查方法的培訓，最后還要在學?？平虉@區進行田間實戰練習。另外，指導教師、指導學生以實習相關內容為關鍵詞或主題詞進行文獻檢索，并向學生提供一些文獻檢索的途徑。比如在學校圖書館CNKI全文數據庫、維普期刊全文數據庫、萬方學術搜索等，然后指導學生閱讀所查的文獻，進一步講解如何從文獻中獲取需要的信息。通過此過程，逐步提高他們查閱文獻的能力，并對下一步的生產實習做到心中有底。通過實習前的這些準備工作，讓學生熟悉中藥材田間試驗設計中的問題和方法，并對學生的思路和想法進行積極引導和適時鼓勵，以便下一步幫助他們順利完成自己的試驗。

抗戰前，中國已有金陵大學農學院、中央大學農學院、四川大學農學院和浙江大學農學院四所“名牌”農學院。而在1946—1949年短短4年時間里，北京大學農學院就“白手起家”一躍成為當時國內最好的農學院，“由這兩個農學院(北京大學農學院和清華大學農學院)為主體合并組成的北京農業大學更是遠強于當時由中央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及浙江大學農學院部分系合并組成的南京農業大學”。這是俞大紱在學科系別設置、籌資與人才選聘等方面所做的貢獻。

一、科學設置學科系別

“農業為較復雜學科，復深于地域性，教學之實施，實宜因時因地而變，以謀當地需要之適應。”［2］“俞大紱在金陵大學辦農學院的經驗豐富。”［3］

(一)從理論和農業實踐出發科學設置學科門類和系別

俞大紱在對北京大學農學院進行專業設置時進行綜合考慮，最后確定了農藝學、園藝學、森林學、畜牧學、獸醫學、昆蟲學、植物病理學、農業化學、土壤學和農業經濟學共10個系。大致分為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兩大門類。1.農業基礎學科類植物病理學系要求必須具備高深的化學知識，防病比得病后再醫治要有利且容易，要求在經濟性原則下開展植物病害集體防除和抗病育種等研究。農業化學系開展農產品分析和農產品加工方面的研究，當時的農產品加工以釀造為主，與園藝品制造不同，以理論化學、生物化學、高等有機化學為基礎。土壤學系研究土壤的改良和土壤與作物的關系，主修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學、土壤物理、測量學等課程。2.農業應用學科類農藝學系中遺傳學是主課，也是育種學的基礎;作物學則分門別類設有稻作、棉作等專門課程;還要學習偏重于田間的試驗設計學。園藝學系的園藝品制造與高等物理化學有著密切關系，一切園藝產物需要調制、貯藏和裝罐，這都是研究的對象。昆蟲學系研究如何進行害蟲的防治，主要學習昆蟲毒理、殺蟲藥劑及經濟昆蟲學。森林學系以樹木學為基礎，研究造林學、森林利用，最終目標為促進林業發展。畜牧學系注重家畜育種和家畜飼養，動物遺傳是其基礎課程。獸醫學系研究的對象是家畜，學習解剖學、藥物學、組織學、寄生蟲學等。農業經濟學系著重于社會科學，學生要有自然科學與農業基本常識。主要有農業統計、農村經濟、農村調查、農村社會、農業政策等課程。

(二)以前瞻性和因地制宜的理念指導科系設置

俞大紱1920—1924年在金陵大學農學院進行本科階段學習，1928—1932年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農工研究院學習，獲博士學位。1914年，金陵大學始辦農科，1930年，金陵大學農科、林科改組為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仿照西方農科大學創設農業系科。至抗戰結束，大學本部下設農業經濟、農藝、農村教育、植物學、園藝、森林、蠶桑、植物病蟲害與農業工程學共9個系以及農業專修科、林業專修科和農業推廣部，學科門類已很齊全。而俞大紱在有悠久農業傳統的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學習經歷又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在北京大學農學院進行系科設置時，針對中國南北地域差異，不開設金陵大學農學院和浙江大學農學院設置的蠶桑(學)系，針對北京大學辦學思想、培養目標、學術資源等特點，注重學生基礎學科的培養。北京大學農學院在全國各農學院當中分系最多，其中昆蟲學、植物病理學、畜牧學、獸醫學和土壤學都是國內第一次單獨成系。其優勢是“分系多則必修學科可以比較少，或者更適宜于學習的需要，在學生課程的排列上，的確有許多方便和合理之處”［4］。其實這些新系的設置，既填補了國內空白，又偏重于農業領域更為基礎性的學科，同時也很好地利用了北京大學基礎理論教學方面的優質資源。

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僅唐代的8000余卷藏書中，就有4000余卷與歷算、天文觀測、農業生產、醫學和工程技術相關。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中的《任地》《審時》《辯土》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3篇論文，其中出現了一般論說文體的引經據典、提問題、擺現象、陳述觀點等寫法，甚至還出現了用“一曰”“二曰”“三曰”等漢語數字標識二級標題層次的最初形態［1］。然而，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論文，特別是期刊科學論文在清代中期的《吳醫匯講》中方才初見端倪。這之后，相繼有李善蘭(1811—1882)、徐壽(1818—1884)等中國科學家發表了有關素數以及律管研究等原創論文，從而表明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關于到18世紀中國科學除中醫學、農學外，“中國科學便和世界的科學匯成一體”，“已不易分辨出中國思想家和觀察家所作貢獻特殊風格”的說法［2］，有一定偏頗，起碼以李善蘭、徐壽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家在接受和融通西學的能力與水平同樣處于世界前沿。這表明我國期刊科學論文體早在清代中期和晚期已形成了具有現代意義的論文樣式，并最早出現在中醫學、數學、聲學等領域。

1最早的期刊中醫學論文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清嘉慶六年(1801)的《吳醫匯講》，既是我國最早的醫學雜志，也是中華第一刊［3］。該刊相繼發表41位作者的94篇醫學文章。其中發表在《吳醫匯講》卷一王云林的《禱告藥皇誓疏》，葉天士的《溫證論治》，以及唐大烈的《張、劉、李、朱后當以薛、張、吳、喻配為八大家論》(圖1)已經具備了中醫科學論文的基本特征。該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發表的王云林(1645—1710)《禱告藥皇誓疏》是迄今所見中國繼承傳統醫德以來最早的醫者誓詞，亦即中國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傳承了孫思邈(541—682)《大醫精誠》的內容，也在“忍辱安貧”方面豐富了其內涵;但更重要的是它將其條理化、誓言化，標志著我國醫德作為一種準則、一種信條、一種規范的表述，開始萌芽和生發，是中醫業逐漸走上成熟的標志之一。“藥皇”，即藥王，《吳醫匯講》指韋慈藏、啟玄子、王冰，后世供奉的藥王也有唐代名醫和我國醫德的提出者孫思邈;“疏”，即分條陳述，祝告文。它在形式上，已有篇首刊眉(《吳醫匯講》卷一)、騎縫刊眉、按篇編碼(便于重新分類再版)、主編者(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審閱校對者署名(門人沈文燮玉調氏校訂)、作者署名與簡介(王云林:“諱家瓚，號緘齋，?贈文林郎，徐州府學教授。年六十六歲，歿于康熙庚寅。此篇系令曾孫繩林授梓。繩林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5］、論文篇名(《禱告藥皇誓疏》)、文末附載孫岱東、唐大烈的審稿意見和編輯評語等。在立論、舉例、分析、論證上，第1步，提出問題，依據文中注類型的參考文獻，如“竊聞《詩》云……《書》曰……又曰……此列圣所垂之明訓也”，引用了《詩經•大雅》和《尚書•大禹謨》有關善惡吉兇的論點，并由此提出是否會“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6］即是否行善即有百祥，作惡即有百殃，從于道德有福，違反常道就會有兇咎?第2步，分析問題，以作者自己命運多舛，一線單傳，6個兒女皆殤，到無論貧富，先懷悲憫，兢兢業業于中醫外科家傳而相繼得二子的例證，說明《詩經》《尚書》所言不謬。第3步，解決問題，提出結論性建議，即“王家瓚七誓”，要求兒子謹守此誓，并專門救濟“貧病無告，煙火不繼之家”和“每有不堪之慘”的患者。由此可見，其論證有理有據，論文的基本要素皆已具備。其選題也符合“發前人所未發”的求新原則。這篇《禱告藥皇誓疏》的宿命論或佛教因果報應說自然應予批判，但也有謀事在人、勸人向善、多做好事的積極成分，“謀事”就是要有醫德。郭月霞也認為“雖文字不免摻雜迷信，然本意在宣揚醫德”［7］。唐大烈門人顧景文在隨同溫病學奠基者葉天士游洞庭山時，在舟中口述筆錄其言談，并特約發表的《溫證論治》一文，最早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8］的認識，形成了察舌、驗齒、辨斑疹、辨白疹等診治方法，將其發展變化分為衛、氣、營、血4個階段，漸成外感溫病和辨證施治的金科玉律，從而與《內經》的熱論、張仲景的《傷寒論》一樣，均成為論述外感熱病證治的劃時代的代表作，也是溫病學說走向鼎盛的奠基之作。該文經唐大烈修改潤色后，首刊于《吳醫匯講》。此后，《臨證指南醫案》《醫門棒喝》《溫熱經緯》等醫著競相轉載，奉為圭臬。其弟子吳鞠通、章虛谷、王孟英等，以及兒子葉奕章、葉龍章等，也都傳承光大，成為著名醫家。《禱告藥皇誓疏》《溫證論治》與春秋戰國時期最早的3篇農業栽培論文相比，在引經據典、推求本源、解釋疑難、論斷推理方面有許多共性;但不同的是其載體形態開始由圖書向連續出版的期刊過渡，出現了署名、作者簡介、連載、特約稿、編輯評語、同人評審、隨到隨鐫等新的形式，文體也有了口述筆錄、述評、短評、講稿、遺著再整理等多樣化體裁，除引用經典以外，也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特別是其“發前人所未發”“兩說并采”等做法，成為我國圖書論文體向期刊論文體轉化的一個標志。

2最早的期刊數學論文

清同治十一年(1872)，同文館在北京創刊的《中西聞見錄》相繼發表了中國數學家的一批數理天文學論文，在我國期刊科學論文演化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其中，以1872年第2、3、4期連載發表的中國數學家李善蘭的《考數根法》(圖2)［9］一文最為重要。它標志著中國人對素數問題，即費瑪定理最早的研究。李善蘭在翻譯《幾何原本》后9卷時，開始沿用《數理精蘊》的譯法將素數譯為“數根”。偉烈亞力從李善蘭處得到一個判定素數的方法，將其譯成英文，并于1869年5月10日給香港的一家英文雜志《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札記和答問》(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寫信，附上李善蘭所得的這個定理，當月，便被冠以“中國定理”(ChineseTheorem)發表于該雜志，即若2p－2≡0(modp)，則p為素數，亦即費爾瑪(PierreFermat)定理的逆定理。當然已知其定理不真，但它引發了許多討論和爭論。李善蘭采納歐洲人對“中國定理”的意見，發表了《考數根法》，從而成為我國素數研究第一人［10］。在該文中，李善蘭并未列入“中國定理”，想必已知費爾瑪定理的逆定理不真，故給出了自己的素數判定定理，又給出了4種判斷素數的方法，得到了相當于費爾瑪小定理的理論。他在全然不知西人素數論的情況下，獨立地獲得了近似結果，雖說晚于歐洲，但亦首開我國數論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沒。1897年，《湘學報》轉載該文，同年又被收入《西學新政叢書》之《算學名義釋例》《中西算學九種》之四、《湘學報類編》本和《湘學報大全集》本等。此外，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國數學家戴煦(1805—1860)的《求表捷法》，涉及冪級數、對數和三角函數造法，運用級數計算對數和常用對數，得到了與牛頓相同的結果，遂由傳教士艾約瑟(EdkinsJoseph，1823—1905)譯成英文，在倫敦刊行，也堪稱19世紀中期我國數學家的重要成就之一。傳教士所辦期刊科學論文體的特點是科學消息報道、科學問答、科學論文翻譯、科學論文編譯等體裁的大量使用，甚至是百科全書、教科書上科學知識的選擇性連續介紹，很少有純粹的科學論文體，即便有，也是以社論、評述等形式出現的一些有關科學與社會問題的論述。因此，在此背景下李善蘭發表的《考數根法》等原創性科學論文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它雖然在科學論文的論證方式、符號體系使用、公理化概念的建立等方面還是落后于西方，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學者促使科學論文體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進步，特別是在號稱“科學之母”的數學領域獲得突破，就更顯得彌足珍貴。

3最早的期刊聲學論文

中國科學家徐壽發表于《格致匯編》第3年第7卷(1880年8月)的《考證律呂說》一文，亦為我國有重大影響的科學論文之一?！陡裰聟R編》的主編者傅蘭雅，本來把此稿寄到英國，請一位聲學家評審，但這位聲學家對中國科學家的研究頗為贊賞，結果被推薦到英國《Natuer》雜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聲學在中國》為題發表。徐壽對樂律學有獨特的愛好，青年時代即曾復制古樂器，晚年熱衷于律管的管口校正實驗，研究律管的半黃鐘與正黃鐘不相應的問題，得出“兩支相差八度的同徑管，其管長比為4/9”的最新結論，推翻了黃鐘律管與長為其一半的半黃鐘管應該剛好相差八度音的傳統說法，從而攻克了困擾人們上千年的一大難題。晉代的茍勖(?—289)和明代的朱載?(1536—1611)都曾對此有所研究。徐壽在朱載?“理雖近似”，但“尚未密合”結果［11］的基礎上，縮小管長，用九寸長(1市寸=3．3•cm)的開口銅管實驗，發現按傳統做法截去其一半并不能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長一點，則能準確地得到八度音。他反復截取不同管徑的銅管進行驗證，所得數據均完全一致，從而否定了弦管同律論。然而，這與英國物理學家丁鐸爾(J．Tyndall，1820—1893)《聲學》(徐建寅，傅蘭雅譯)1874年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行的有關論述不符。清光緒六年(1880)十月，徐壽讓傅蘭雅將此結果譯成英文，向丁氏求教。同時，他們將信件也寄給了《Nature》雜志。最終，徐壽的研究結果雖然使用的實驗材料最簡單、最原始，但卻得到了與英國物理學家瑞利(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勛爵在《聲學理論》(《TheoryofSound》)中發表的理論推算公式相同的結果。1881年3月10日，徐壽的實驗結果以《聲學在中國》為題在《Na-ture》雜志發表，并以“編者按語”宣布“一個古老定律的現代科學的修正已由中國人獨立地解決了”［12］。徐壽用中文在《格致匯編》發表的《考證律呂說》和《格致匯編》主編者傅蘭雅在英國尋找專家評審，并推薦到《Natuer》發表一事，加之傅蘭雅要將《格致匯編》打造成“中國的《科學美國人》”的辦刊抱負，使《格致匯編》漸成19世紀中國文明進程的標志，不僅發表了諸如關于巴斯德細菌學說的科學家演講體、傅蘭雅考察英國工業的考察報告體等一批新的科學論文體裁，而且論文所涉內容也越來越廣泛，遍布于數學、熱學、光學、電學、力學、化學、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工程技術，甚至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自然科學史等各個領域，大大豐富了我國期刊科學論文的題材體裁。

摘要：以商洛學院涉農專業的作物栽培學教學為例，分析了教學中存在的學生缺乏學農熱情、重理論輕實踐、教學隊伍單一、課程內容與實際生產脫節等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教學改革措施。

關鍵詞：作物栽培學；教學改革；地方本科院校 

作物栽培學是研究作物生長發育、產量和品質形成規律及其與環境條件關系的科學［1-2］，是農業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實踐表明，作物栽培技術在提高糧食產量的貢獻率高達60%［3］，為我國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隨著耕地面積的不斷較少，如何在有限的土地面積上穩定提高糧食產量，日益受到各級政府的關注。商洛學院作為商洛市唯一的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開設涉農專業已有較長的年份，作物栽培學作為涉農專業的專業課，在培養高水平農業專業人才，服務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圍繞作物栽培學教學的教學改革已取得了許多成果［3-7］，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農業院校的農學專業，而有關地方綜合型本科院校涉農專業的教改研究則鮮見報道。因此，針對當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探討教學改革措施，深化作物栽培學教學改革，對于地方本科院校培養高質量的農業現代化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1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學生缺乏學農熱情

受歷史原因和傳統思想的影響，涉農專業相對弱勢，無論薪資如何，第一產業都是最缺乏吸引力的弱勢產業［8］。而目前00后的大學生，除少部分農村生源的學生外，五谷不分的情況十分常見［5］。筆者在教學過程中了解到，相當比例的學生畢業后不愿意該行就業，對該課程的學習僅限于取得學分的階段，有部分學生流露出“上大學就是為了跳出農門”“搞農業太累太臟”等有待提高的認識。

1.2重理論輕實踐的矛盾突出

本文作者：朱啟臻 曾富生 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大慶石油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在技術革命日趨顯著的社會環境下，社會迫切需要培養大批創造性、應用性、高層次的復合型人才，以滿足產業部門、應用部門和管理部門的需要。而現實情況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規模過小與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存在著巨大的矛盾[1]。導致這種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盡管目前高校培養的大量學生更多地走入應用性強的崗位，但培養模式依然沿襲學術型人才的培養慣性，導致長期以來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不匹配。這一現象已經引起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教育部《關于做好全日制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從2009年開始，擴大招收以應屆本科畢業生為主的全日制專業碩士學位范圍；認為開展全日制專業碩士學位研究生教育是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積極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的需要，是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需要，是進一步完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需要[2]。但是這一轉變的實現，除了社會的需求等外部環境外，還依賴于高等學校自身條件的建設，本文結合農業推廣碩士多年的培養實踐，對提高全日制農業推廣碩士培養質量的途徑進行探討，旨在為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依據。

一、創新教學內容和方法

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教育面對的生源行業背景十分廣泛，但其培養方向很明確，主要是為農業與農村管理機構、農業企業、農業服務等崗位培養高層次應用型技術和管理人才。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設置以來一直是以在職人員為主要生源，這些研究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職業實踐經驗豐富，而全日制的農業推廣碩士生源沒有這樣的優勢。在生源缺乏職業經驗而又要按職業需要來培養學生的前提下，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均提出了新的挑戰。把專業學位研究生作為應用型高級人才來培養，在教學內容上應與學術型人才的培養方向有所不同。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學校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缺少優秀教材與案例，與學術型學位研究生教育沒有顯著差別，有的培養單位甚至直接使用普通研究生的教材或將其簡化后使用，或直接照搬國外案例或教材，這種做法難以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需要。特別是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極易出現學術化傾向，與學術型人才教育難以區分。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我們對其要有全新的認識，而且需要做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目前特別迫切的是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創新。就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的教學內容而言，我們認為必須強調綜合性。經過多年的實踐，人們普遍達成這樣的共識：農業推廣碩士的知識結構應涵蓋農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傳播學和行為學等理論與方法。但是這種綜合性并不是把不同學科課程簡單拼湊起來就能體現，因為簡單地拼湊不可能產生綜合效果以形成培養特色。綜合性體現著創造性，多年來中國農業大學在形成綜合性課程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嘗試，如“農業推廣學”就是體現應用性的一門綜合性課程，它綜合了農業科學、信息傳播學、社會心理與行為學、組織學、教育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不僅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也形成了實踐性很強的操作方法，被評為農業推廣領域的國家精品課程。目前我們正在建設的“農業社會學”也是一門適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綜合性課程。農業社會學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視角重新審視農業，綜合了現代農學、農民學、農業經濟學、制度學、組織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了屬于自己學科特點的獨立的理論體系和分析問題的方法。特別是把農業和農村政策的制定作為該學科的落腳點和歸宿，使得這一學科具有了很強的實踐性。如果每個專業學位類型都能夠形成3~4門具有創新性且符合中國本土特色的綜合性課程，對推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內容的創新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關于農業推廣碩士教育的教學方法，我們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案例教學和參與式教學模式。特別是參與式教學方法對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十分有效。研究者概括了參與式教學的許多特點，諸如參與性、互動性、民主性、合作性、開放性、激勵性、發展性、反思性等[2]，但作為專業學位研究生參與式教學方法最基本的要點有三個：

1.問題導向

近代以來，我國農業經濟逐漸走向衰落，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導致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社會動蕩不安，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自給自足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和農業生產逐漸衰落，農業科技衰敗不堪，農業人才極度缺乏，農業教育處于停滯狀態。在有識之士的呼吁和倡導下，腐朽衰敗的清政府開始警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教育，培養農業人才，引進西方農業科技，改良中國農業，開啟了中國農業教育近代化的道路。這一歷程與近現代社會劇變相呼應，也與教育的現代轉型，尤其是新教育的萌生、創立、拓展、制度化、實驗及調整這段曲折艱辛的探索相伴隨，無獨有偶，其間的脈絡恰好是近代各個歷史階段的教育坐標系，在中國近代高等農業教育專門領域的圖景則反映出一般、普遍性中的特殊、個性色彩：如西方農業科技的傳入與晚清農業教育思想的產生；先進人士創設團體、報刊、媒介、譯述農學書籍；近代高等農業教育在維新時期興起；民國初年以后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的轉型與學科體系的形成；“五四”運動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高等農業教育在學科層次、本土化與國際化交流等方面的提升，等等。豐富、復雜的事件材料建構了多姿、鮮活的農業教育畫面。其中“壬子癸丑學制”、“壬戌學制”的條文規章，張之洞、鄒秉文、楊開道的農業教育思想以及農業留學教育的推進，又成為亮點或重要支架，帶有特殊意義。在近代中國農業教育發展中，高等農業教育得到優先發展，成為農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培養了大量農業科技人才，推動了近代農業科技的起步和發展，而且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的近代化水平，在農業教育近代化的歷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在教育史領域中，反映近代高等農業教育的研究成果很少，以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為研究對象的著作還沒有出現，此領域的研究屬于空白地帶。時赟教授的這本著作彌補了該領域的長期薄弱及困頓的狀況，豐富了中國教育史的研究內容，并且明確了高等農業教育在培養農業人才，發展農業科技，直接服務農村社會方面的應盡職責，憑借這一媒體傳播，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中國高等農業教育通過科技、人才及實驗創造直接作用于社會生產與生活的功利性與建設性價值。由于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的史料零散，亦沒有多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鑒，對零散史料的搜索與考證又得花費大量時間，需要研究者以極大的精力全力以赴。本書作者時赟在河北農業大學學習工作已多年，掌握了扎實的農業學科和農業教育方面的專業知識，具有豐富的農業教育理論和實踐經驗。此外，河北農業大學歷史悠久，本身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農林大學之一，源于1902年的直隸農務學堂，保存了豐富的農業教育史料，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對本課題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優勢，為開展原創性研究并增強其可信度提供了前提。

在這里，擬依據最新整理出版的文獻資料，對該所農業高等教育機構作一介紹，以資實證案例的作用。時正值清末“新政“時期，袁世凱曾以《省城設立農務局片（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即1902年8月5日）》上奏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陳述歐美日本等國，都以商戰立國，對農業十分重視，其科學方法值得我國借鑒。奏折中稱：“直隸地瘠民貧，非講求地利，振興農業，不足資生計而裕度之。查外洋雖以工商立國，而尤注意于農務，專部以統之，學堂以教之，故近年歐美農學，精益求精。其取法泰西，獲效最著者莫如日本。臣前在省城設立農務司，委道元黃璟管理局務，聘訂日本農學士楠原正三來直考求種植之法。茲據該道阾請，先于城西設立農事試作場一所，俟辦有成效，再行逐漸推廣。惟農功必期實驗，考察不厭精詳，現派黃璟偕同楠原正三前赴日本購辦農學器具，就場試驗，設學教授，并查考該國農務各新法回直仿行。”[1]196清政府則決定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在保定西關外霍家大院（今鐵路以東至原地區公安處橫跨建華南路一帶）創辦直隸省農務總局，袁世凱委派道員黃璟（字小宋）為總辦，李兆蘭為農務局幫辦，占地40余畝，蓋起校舍，聘請日本人為顧問、技師和教習，招收速成、預備兩科學生，并在附近征地百余畝，建起“農事試作場”，供學生“就場試驗”。這便是我國最早的農業教育高等學府——直隸農務局。直隸農務局于1902年在保定設立了規模頗大的農學試驗場，用科學方法培育良種予以推廣。并且在保定直隸農務局內創辦直隸農學務堂，分種植蠶桑、制造糖酒等科，該學堂是全國最早的農科學校，成為如今河北農業大學的前身。袁世凱在直隸農務學堂聯：“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學縱歐亞美一以貫之。”[1]197任何一項課題的研究都離不開科學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對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這一復雜的專門領域探討，更需要科學合理的研究方法作工具。本書以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為指導，運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綜合研究和個案研究相結合、量化分析與質性分析相滲透以及古今中外研究方法對中國近代高等農業教育發展的脈絡進行梳理，總結提煉高等農業教育產生的動因、發展軌跡、影響因素、存在問題及其內在關系，為讀者提供了該專題的豐富認識資源、精神食糧，并有裨于人們思考“三農”問題，建立和諧新農村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的社會現代化理想而有所資鑒與啟迪。

一統觀全書，從內容、思想、體例結構尤其是學術創新等方面綜合來看，有如下特點：

（一）觀點創新

在研究中，作者表現出很強的整體把握能力和過硬的學術功底，其觀點具有獨創性，而且言之有據。書中詳盡地介紹了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會背景和動因研究，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中國古代農業教育的成就與局限，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轉型的動因和農學會、報刊等在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此外，書中的很多觀點十分新穎，而且論證充分。例如，作者根據不同學者對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階段劃分的理論，并結合近代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發展相對滯后的特點，將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近代化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設計：第一階段，從1897年杭州蠶學館的創建到1912年“壬子癸丑學制”的建立，是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起步階段；第二階段，從1912年到1922年“壬戌學制”的建立，是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從1922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是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的發展階段。

中國近代史以重大歷史事件及社會思想變革為依據，劃分為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個依序而又交錯的運動與斗爭不同階段的歷史，其間的辛酉政變、同光中興、百日維新、義和團運動與新政憲政改革等雜糅、分布期間，蔚為一部充滿血淚的抗爭，又不斷探尋實驗的多角性歷史畫卷。這種歷史的縱向嬗變、演進的社會歷史體系，成為一般共識，具有普適性意義。但就專門史而言，由于受特定研究對象的限定，必然應體現出其個性化的多樣性，具體到經濟史、文學史、教育史、宗教史等均是如此。本書探討的高等農業教育屬于教育史的專題或農業史的領域，在階段性問題的把握確立中，更應有其獨特性，這應該是一種歷史智慧與研究創造性的突出表現。由于學制是辦學的章程，具有教育法制化的意義，不僅是新教育發展的方向，也是設學興教的依據，更是督察評估的指標或項目要求。因此，論近代各級各類教育，都要考究學制的內容。清末的1902—1903年“新學制”包括《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兩部，其中都有農業學堂的設計，但真正頒布實施的卻只有后者。由于包括農業在內的高等實業學堂在民初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主持下的教育改革才被列入專門學校，歸于高等教育之列。因此，本書并未對清末學制詳加論述，此舉蘊涵了對高等農業教育研究對象的清醒認識。當然，這或許也與近代化格局中清末新教育流弊的理解不無關系，但在我們看來，適當地加以梳理與闡釋并賦予其應有的歷史地位還是有必要的。

“癸卯學制”的課程計劃改革了傳統教育內容，具有面向世界的國際意識。表現在實業教育上，則是要求初等商船和中等各科實業學堂，加設外語課和相關的國際貿易及商務來往知識，有意識地進行世界市場專業人才的培養。“癸卯學制”規定，各省至少設立一所完全制的實業學堂，并由地方督撫考察當地情況后，就本省“最相需最得益”之實業門類，選派學生出國留學。這種“相需”與“得益”的辦學思想，是對中國傳統教育唯義理所在、不求利益的舊格局的突破，它反映了市場經濟的要求，意味著中國近代教育開始成為文化知識與社會生產之間的橋梁。“癸卯學制”規定各種實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不同專業的應用技術人才，確定了近代國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基調，教育開始與社會生產、國計民生相聯系。該學制是西方實業教育制度中國化的第一次嘗試，但由于時代和統治者的局限性，它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是章程尤其是關于實業學堂的規定，基本上是仿照日本的學制，對國情的考察不夠，即在沒有受到普遍良好的普通教育畢業生的前提下，盲目重視高等實業教育，忽略了中國社會最需要的初中等實業教育，不重視實習實踐。二是由于章程是在清政府的諭令下，由封建官僚要員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人擬定的，它打上了極深的封建烙印。它強調修身和中國文理為各種教育之根本，各級學堂都要設修身或人倫道德課，其中初、中等學堂的修身、讀經各占到每周總學時的47%、28%。[2]417-420基于上述緣由，本書作者實際上是以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和1922年《壬戌學制》為界限，對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進行階段劃分。1912年學制頒布前，重農思潮和實業救國思潮逐漸形成，其倡導者借鑒西方近代農業實踐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業教育和科技，推動了近代高等農業教育的興起，然而，近代早期農業教育尚處于起步階段，發展還不完善，具有很多缺陷。民國早期處于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政局動蕩，割據一方，造成了種種矛盾與困苦。但各豪強勢力為了擴充實力，爭取民意，又紛紛借助實業、工商的資源，在相關政策、環境條件下給予便利。尤其是此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國忙于戰爭，美國則爭做軍火買賣，從中謀利，無暇東顧擠壓中國資本經濟。這就為民族資產階級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以輕工業為主的工業產業及股份制資本發展迅猛，也由此催化西方科技文化傳播與近代教育改革。高等農業教育制度得到進一步改革，農業教育學科體系初步形成并逐漸完善，由學習日本逐步向學習美國轉型，農業教育、科研、生產一體化的辦學體制引入中國，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發展進入轉型階段。從此，美國化教育模式、專業設置、課程模塊以及實驗方法占據主流地位，其他如傳統農業教育內容及方式的沿襲，日本、歐洲大陸國家近代農業教育成為輔助，這種態勢至少持續到新中國成立。

摘要：畜牧獸醫專業的科技創新是促進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和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的重要途徑，創新型專業人才是畜牧獸醫專業科技創新的重要保障。筆者根據日本畜牧獸醫類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教學模式分析了日本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特點及其保障條件，得到了構建我國高校畜牧獸醫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啟示，即實行“寬進嚴出”的政策，構建具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學生創新能力培養，加強合作交流。

關鍵詞：農業高校；畜牧獸醫；創新型人才；教學模式；保障條件

日本作為與我國隔海相望的亞洲鄰國，其早期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人文思想等幾乎都源自我國古代，尤其受到唐宋中華文明鼎盛時代的影響。而19世紀60年代末，日本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開展明治維新，學習歐美現代化的改革政策，走向工業化道路，積極興辦學校，開展創新培養模式［1］。日本國土面積約38萬km2，人口約1.3億，相當于我國的十分之一。然而1949年以來，日本在物理、化學、生理醫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有27人，僅次于美國居于世界第二位［2］。不難看出，日本在創新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畜牧業是農業的重中之重。然而相比于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我國畜牧業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3］。當前，我國畜牧業正處于向集約化、產業化、健康化、專業化方向轉變時期，要求人才應具有較高的理論知識和熟練的專業技能。因此，筆者根據日本畜牧獸醫類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教學模式，分析了日本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特點及其保障條件，通過借鑒和學習日本畜牧獸醫類高校的先進經驗，探索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規律及適合畜牧獸醫專業實際的應用創新教育模式的實施方案，以期培養出面向基層和生產一線，從事技術、管理、科研與服務一流的畜牧獸醫創新型人才，也為相關專業創新人才培養提供參考。

1日本高校教學模式

創新型人才與高校教學模式密不可分。所謂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和理論的指導下，為學生構建的知識、能力和素質結構以及實現這種結構的方式。高校教學模式的改革是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問題，從根本上規定了人才特征，集中體現在教育思想觀念上，具體包括培養目標、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培養途徑和教學運行機制等內容［4］。日本國立或公立高校的畜牧獸醫專業教育采用產學研合作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的教學模式。其畜牧獸醫人才教育基本沿承了歐美畜牧業發達國家的教育模式，日語中的諺語“日荷關系”體現了日本在畜牧獸醫人才培養上對荷蘭經驗的學習和借鑒［5］，注重培養和挖掘學生興趣，注重理論及實踐相結合，注重創新在企業生產中的作用，并參照歐美的評估標準成立了自己的評估機構，其生產企業也與歐美多數發達國家相似，設有獨立完善的職業技術培訓系統，做到既強化專業理論教育，又注重應用實踐鍛煉［1］。在高校和企業的科研合作方面，一些日本高校建立了產學研一體化的培養體系和以高校附屬農場為主的教育、科研體制，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建立教學、科研、開發利用與生產實踐一元化體系，建立聯合或合作研究制度等多種形式的橫向聯合機制，高校通過與企業簽訂培養合同等方式共同進行科學研究，實現產學研合作的企業本位模式。

2日本畜牧獸醫專業教學模式的特點

2.1本科生培養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