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教育培訓范例

作者：龐凱 單位：岷縣農廣校

據調查，甘肅省農村共有初中及初中以下兒童468.86萬人，其中有60.90萬留守兒童。在甘肅省農村留守兒童中，32.10萬人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隔輩監護，甚至還有1.37%的兒童無人照顧。沒有父母的照顧，上學就不用說了，教育問題更是令人擔憂。

另外，留守兒童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礙等心理問題，一些留守兒童沒有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道德品行，加上輟學的人員較多，違法違紀案件也呈現上升趨勢。

農村教師隊伍的教育、培訓工作少在我縣，農村教師缺編比較嚴重；學校師資結構不合理,?？平處熎毡槿狈?。與發達城市教育相比，我縣農村教育基礎設施明顯落后，教師隊伍建設還有許多不足，因此，發展健全我縣農村教育必須以教師隊伍建設為突破口。教育是關系農民子孫后代的前途，關系農村勞動力素質高低的首要條件。也是農村人員素質培養的基礎。

農村教育直接關系著農民子孫后代的前途，關乎農民百姓最根本的利益如果農村的教育出現混亂或不穩定因素，那就談不上教育質量的提高，而且農村教育是為農村建設培養合格的勞動力和未來的建設者的前提，因此，農村教育是為農村經濟建設培養人才資源的工程，與農村經濟建設具有內在的深層的聯系，必須引起農村建設者的高度重視。

關注留守兒童，給社會一個溫馨和諧的家園留守兒童這個在甘肅頗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我們呼吁全社會都要責無旁貸的擔負起關心他們，愛護他們的責任和義務，希望我們社會各界人士和有愛心的單位關注這個特殊群體。給他們一聲問候，送去一份愛心，這樣做也許會挽救一個孩子的未來，只有我們大家伸出雙手，就會給孩子們一份力量。

強化農村教師隊伍“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句話已經提了好多年，可真正意義上實施起來，還是有好多的難題，為了提高我縣教師隊伍的執教水平，提高師德水準，強化敬業精神，樹立奉獻意識，我們要培養農村教師扎根農村、不計名利、吃苦耐勞、忘我奉獻的高尚品德。積極實施科教興農戰略，落實農業、農村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繼續深化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加快農村教育發展速度。

本文作者：陳紅娜 單位：陜西省西安市電建中學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拉大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義務教育階段雖然實現了免費，但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教育費用往往超出一般農民家庭的承受能力。教育方式仍然比較落后，缺乏系統的教育培訓體系一方面，由于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制約，長期以來我國缺乏適合農村地區的辦學模式，現有的辦學模式與城市教育模式趨同，其結果是將農村教育辦成了向高等教育輸送人才的基地，而對于適合農村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發展明顯滯后，導致農村教育不能體現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農村教育的內容與新農村建設不相適應，主要是學校所學的內容與農村地區社會生產和群眾生活脫節。尤其是高校擴招以后，農村地區強化應試教育，而將道德教育、勞動技能教育等置于次要地位，學生創造力明顯弱化，動手能力不強，甚至脫離社會實際。有些農村家庭的子女以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和巨額學費為代價，換來的卻是不如技校學生的就業困境，根本沒有達到生活狀況改善的目的。

農村地區觀念落后，對于人力資源的自我開發意識不強一是農村地區社會環境相對封閉，傳統觀念禁錮了農村勞動力的思想，從而導致農村勞動力因循守舊，不能緊跟時代節奏的變化。二是農村地區缺乏具有新觀念、新思想的優秀教師，很多農村教師由于長期處在農村封閉的環境中，思想意識落后，新知識補充不及時，不能滿足當前農村教育發展的需要。同時，由于縣、鄉政府的財力有限，教師的待遇不高，難以吸引優秀教師來農村。

日本和韓國與我國同處亞洲，在地理位置、文化傳統等方面與我國有相似之處，日、韓兩國發展本國工業的同時，也通過推行更加科學有效的農業發展模式推動農村經濟飛速發展。在這一進程中，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制的建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韓國的農村教育經驗新村運動是韓國政府1970年開展的一項農村教育運動，其宗旨是“勤奮、自助、合作”，其根本目的是通過教育培訓和互助合作把傳統落后的鄉村變成現代化的新型鄉村。

新村運動以人的教育和開發為核心。新村運動的最初階段是不加區分的統一培訓模式，主要形式是官民共同參加，而且對參加培訓的人員不區分職業、職務、年齡及社會背景，所有的農村勞動力和官員共同參加內容與形式相同的培訓。新村教育進入初級階段后，更加突出對鄉村社會各階層核心骨干人員的教育培訓，并通過核心骨干人員的輻射和帶動逐漸擴大范圍。隨著培訓體系的逐步完善，現在的新村教育主要包括地區社會開發教育、幼師培訓教育、意識革新教育、經營革新教育、外國人新村教育、青少年教育和市民教養教育共七個方面的內容。新村教育以教育推動地區開發和鄉村經濟發展，至今已成功地開展了40多年，新村教育的內容、方法也在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調整，已經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國民教育體系。

政府部門直接負責農民教育和培訓。建立了由政府部門主導農民教育培訓審查和評審委員會，實現農業培訓的可持續性，并根據農民教育的現實需求，對其進行分類指導、分層次培訓和有針對性的扶持，逐步建立結構合理、層次分明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具體措施包括：①加大對農業后繼人的培養力度，通過加強創業研修和農業實踐以及實施“成長方向型教育”的方式，改進韓國農業專門學校教育的效果；②吸引高素質的人才回歸農業，主要是通過對非農科專業人才、大學生等高素質人才的職業培訓，使其成為創業型農民；③通過加強評價與管理體制和教育革新，通過“示范效應”補充和更新原有的農民隊伍；④以農業教育審議委員會為依托，加強對農業的專門化教育，并將其貫穿于整個農業產業鏈，實現理論培訓到實踐的一體化。

加強部門間合作，協同推動農民教育工作，主要是通過教育系統主導和農業改良普及系統配合，共同推動農民教育工作。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農民教育開始走向制度化、正規化和系統化，在全國范圍內建超過50個縣立農業大學，招收的對象主要以高中畢業生和參加農業實踐1年以上的青年為主，整個培訓的學習期間為2~3年。教育經費則主要由政府部門負擔，國家財政負擔2/3，縣級政府負擔1/3，同時還設立以農業改良普及推廣為主要職能的機構600多個，培訓的內容主要涉及新技術推廣、后代的教育等內容。同時，提高對農村高中教育普及率，提升農村青年文化素質和知識技能。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農村應屆畢業生初升高比率達到95.4%。

本文作者：陳紅娜 單位：陜西省西安市電建中學

自2001年開始，我國的農村教育管理體制實行“以縣為主”，由縣、鄉政府和農民共同負擔義務教育的經費，因而造成農村地區的教育經費呈現顯著的地區性差異特點，特別是在較為貧困的落后地區，教育經費很難有保障。在縣域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其辦學條件、師資水平、資源投入等方面大多比較差。從某種意義上講，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當地農村教育的發展水平與層次。二是農民收入水平偏低，對教育的投入力不從心。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拉大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義務教育階段雖然實現了免費，但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教育費用往往超出一般農民家庭的承受能力。一方面，由于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制約，長期以來我國缺乏適合農村地區的辦學模式，現有的辦學模式與城市教育模式趨同，其結果是將農村教育辦成了向高等教育輸送人才的基地，而對于適合農村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發展明顯滯后，導致農村教育不能體現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農村教育的內容與新農村建設不相適應，主要是學校所學的內容與農村地區社會生產和群眾生活脫節。尤其是高校擴招以后，農村地區強化應試教育，而將道德教育、勞動技能教育等置于次要地位，學生創造力明顯弱化，動手能力不強，甚至脫離社會實際。有些農村家庭的子女以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和巨額學費為代價，換來的卻是不如技校學生的就業困境，根本沒有達到生活狀況改善的目的。一是農村地區社會環境相對封閉，傳統觀念禁錮了農村勞動力的思想，從而導致農村勞動力因循守舊，不能緊跟時代節奏的變化。二是農村地區缺乏具有新觀念、新思想的優秀教師，很多農村教師由于長期處在農村封閉的環境中，思想意識落后，新知識補充不及時，不能滿足當前農村教育發展的需要。同時，由于縣、鄉政府的財力有限，教師的待遇不高，難以吸引優秀教師來農村。

發展農村教育的亞洲經驗

日本和韓國與我國同處亞洲，在地理位置、文化傳統等方面與我國有相似之處，日、韓兩國發展本國工業的同時，也通過推行更加科學有效的農業發展模式推動農村經濟飛速發展。在這一進程中，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制的建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村運動是韓國政府1970年開展的一項農村教育運動，其宗旨是“勤奮、自助、合作”，其根本目的是通過教育培訓和互助合作把傳統落后的鄉村變成現代化的新型鄉村。

新村運動以人的教育和開發為核心。新村運動的最初階段是不加區分的統一培訓模式，主要形式是官民共同參加，而且對參加培訓的人員不區分職業、職務、年齡及社會背景，所有的農村勞動力和官員共同參加內容與形式相同的培訓。新村教育進入初級階段后，更加突出對鄉村社會各階層核心骨干人員的教育培訓，并通過核心骨干人員的輻射和帶動逐漸擴大范圍。隨著培訓體系的逐步完善，現在的新村教育主要包括地區社會開發教育、幼師培訓教育、意識革新教育、經營革新教育、外國人新村教育、青少年教育和市民教養教育共七個方面的內容。新村教育以教育推動地區開發和鄉村經濟發展，至今已成功地開展了40多年，新村教育的內容、方法也在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調整，已經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國民教育體系。

政府部門直接負責農民教育和培訓。建立了由政府部門主導農民教育培訓審查和評審委員會，實現農業培訓的可持續性，并根據農民教育的現實需求，對其進行分類指導、分層次培訓和有針對性的扶持，逐步建立結構合理、層次分明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具體措施包括：①加大對農業后繼人的培養力度，通過加強創業研修和農業實踐以及實施“成長方向型教育”的方式，改進韓國農業專門學校教育的效果；②吸引高素質的人才回歸農業，主要是通過對非農科專業人才、大學生等高素質人才的職業培訓，使其成為創業型農民；③通過加強評價與管理體制和教育革新，通過“示范效應”補充和更新原有的農民隊伍；④以農業教育審議委員會為依托，加強對農業的專門化教育，并將其貫穿于整個農業產業鏈，實現理論培訓到實踐的一體化。

加強部門間合作，協同推動農民教育工作，主要是通過教育系統主導和農業改良普及系統配合，共同推動農民教育工作。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農民教育開始走向制度化、正規化和系統化，在全國范圍內建超過50個縣立農業大學，招收的對象主要以高中畢業生和參加農業實踐1年以上的青年為主，整個培訓的學習期間為2~3年。教育經費則主要由政府部門負擔，國家財政負擔2/3，縣級政府負擔1/3，同時還設立以農業改良普及推廣為主要職能的機構600多個，培訓的內容主要涉及新技術推廣、后代的教育等內容。同時，提高對農村高中教育普及率，提升農村青年文化素質和知識技能。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農村應屆畢業生初升高比率達到95.4%。

一、加強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

在展開農村教育與培訓的過程中，想要更好的為社區建設服務，這首先需要加強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很多農村地區的教育者在專業素養上都較為缺乏，這直接會導致教職人員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的缺失。農村地區的教育培訓在效用上有著一定的特殊性，應當明確教育培訓工作服務于社區建設的基本目標，這樣才能夠讓培訓教育工作更好的發揮其功效。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專業化素養與知識儲備要較為豐富，要能夠為農村社區的居民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引導，幫助他們克服工作與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教育工作者應當不斷充實自我，要多進行相應的學習，并且要深入了解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他們可能會有的一些基本需求，這些都是教育與培訓應當有的重心。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樹立堅定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要明確農村教育與培訓為社區建設服務的基礎，這樣才能夠給社區居民提供更多好的教育與培訓內容。只有首先完善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專業化素養與施教能力，并且加強他們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這樣才能夠讓農村教育與培訓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二、探索農村教育服務社區的新管理模式

1、強化領導，健全社區教育組織。

新集鎮黨委、政府應高度重視社區教育工作，把社區教育工作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成立社區教育領導小組，制訂社區教育長期規劃和近期計劃。這樣才能夠形成以鎮社區教育領導小組為核心、社區教育中心為主體、社區學校和村民學校為基礎的三級社區教育網絡；要加強建立包括黨校、人口學校、老年學校、假日學校、文化站、司法所、婦聯以及志愿者服務站在內的社區文化教育宣傳網絡；并且要建立包括鎮人力資源保障所、農副業服務站及農業示范基地在內的科技推廣網絡。

2、注重協調，完善社區教育機制。

社區教育既是教育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作為介于政府與非政府行為之間的一種新型的教育形態，要確保社區教育健康、有序、規范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有效干預。新集鎮加強政府對社區教育的統籌領導，首先把社區教育置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將社區教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的目標管理范疇，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其次，成立由政府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領導機構，統籌協調社區教育工作，并加強溝通和協調，形成“政府主導、社區主體、社會參與”的社區教育運行機制；其三，建立并逐步完善社區教育保障體系，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投入的社區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妥善解決社區教育的辦學經費問題，保證社區教育機構的有效運轉。

本文作者：李秀艷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唐山師范學院

中國的普通民眾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學而優則仕，不愿意讓孩子讀職業技術學校，成為有技術的高素質工人和農民。農村的中小學校課程，幾乎不涉及農業生產技術、農產品生產加工經營、市場營銷等內容。所以，農民子女在中小學畢業后，依舊不懂農業生產的相關技術與知識，導致一代又一代的農民科技文素質水平偏低。第二，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土地較少，農業生產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經營方式，農民收入較低，這在客觀上不利于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農業生產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以經驗知識為基礎，靠鋤頭、犁耙和畜力，就可以完成農業生產全過程。因此，農民們總是墨守著代代相傳的經驗成規，求同從眾，不思變通，安守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內，“知足常樂”、“小富即安”，怕擔風險，只顧眼前利益。

這導致了農民對新技術持懷疑和恐懼的態度，即使通過電視或科普宣傳活動等得到了關于農業生產的新技術、新知識，也不愿冒風險去采用，而是待他人把新技術運用到農業生產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后，才會跟著采用。同時，這種小生產方式的經濟產值較低，收入較少，許多農民孩子無錢上學。即使有一定的收入，因為農業勞動強度大，家長也無暇顧及孩子的學習。近年來，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留守農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殘。這部分人文化程度相對偏低，學習、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較差，這使得新技術、新品種在農村推廣更加困難。第三，我國過去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村教育相對落后，制約了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水平的提高。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過去對城市和農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國家政策向城市傾斜，導致農村交通、電力、水利、住宅、衛生等方面遠遠落后于城市。最為關鍵的是，城鄉公共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全國有80%的人口集中于農村，只有20%的學校設在農村，而80%的學校，卻分布在20%人口居住的城市。長期以來農村教育在整個教育資源分配中所處的次要位置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2］農村教育經費緊張、師資短缺等問題依然突出，農村職業教育、科技推廣、農民教育培訓等無法獲得充足的資金。農村的教育現狀，導致了農民受教育程度遠遠低于市民，制約了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水平的提高。第四，農村教育、培訓機制不健全，影響了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從農村義務教育來看，農村教育由教育部門縱向管理，教育體制、課程設置等與城市教育一樣，不能按照農村實際需求更改或調整，其目標主要是為了高考應試，而不是為了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培養現代化的新型農民。從與農民相關的職業教育來看，也存在一系列問題：一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職業中學、農機學校等大都設在設在縣城和大城市，一方面導致農民生活開銷較大，另一方面，也導致農民無法兼顧農業生產和照顧農村家庭。二是培訓內容不合理，不能適應當地農業生產的需要。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如農副產品加工、貯存、農機修理、花卉栽培技術、傳統手工業等技術培訓極少。三是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能培訓的師資力量不足，培訓效果較差?？傮w而言，我國農民培訓體系仍處于不成熟的發展階段，培訓機構與市場聯系還不夠密切，通過培訓來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效果還有待于提高。

最后，與農民教育、培訓相關的法律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吨腥A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等法律，都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培訓作出了一些原則性規定，但是，這些法律法規都缺乏針對性和操作性，約束力較差。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實施義務教育的學?？筛鶕青l經濟、社會發展和學生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有計劃地對學生進行職業指導教育和職業預備教育或者勞動技藝教育。”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真正落實的卻寥寥無幾。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應當制定農業科技、農業教育發展規劃，發展農業科技、教育事業。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逐步增加農業科技經費和農業教育經費。國家鼓勵、吸引企業等社會力量增加農業科技投入，鼓勵農民、農業生產經營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等依法舉辦農業科技、教育事業。”這是一原則性的規定，帶有明顯的政策色彩，很難落到實處。此外，由于制度缺失、監管不到位等因素，對于違反職業教育的行為難以有效地約束，這在一定程序上增加了農民培訓工作的隨意性和難度，影響了培訓質量。我國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因此，必須采取多種措施，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第一，要加強科技宣傳推廣工作，有針對性地對農民進行教育培訓。

過去，我國農民獲得科技的方式主要是靠基層農業技術人員的培訓與指導?，F在，隨著農村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可以采用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科技宣傳推廣工作?？梢岳秒娨?、電影、網絡、廣播以及村務公開欄、大喇叭等，多層面、全方位地進行宣傳，同時與技術人員的現場指導相結合，使農民在實踐中掌握科學技術；也可以采用集中培訓與分散培訓相結合，舉辦講座與發放資料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還可以邀請專家學者授課，由科技致富專業戶做報告等方式，對農村基層干部和群眾進行各技術培訓。在內容的選擇上，針對農民科學文化素養較低、講實際、實惠的特點，圍繞當地產業特色、主導產業設置培訓內容，把科技培訓與農民創業、農業產業化建設項目結合起來，突出針對性、適用性和實效性，從而調動農民參加培訓的積極性。要加強對科技致富事例的報道，以生動形象的方式讓農民認識到科技可以增收致富，激發農民學習運用科學文化知識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還要廣泛宣傳與科技文化相關的政策、法律法規等，讓農民懂得如何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第二，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訓體系。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必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首先，要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明確各級政府所應承擔的責任、義務和經費投入的比例，改善辦學條件，不斷提高農村中小學教師待遇，切實保證每一個孩子都能接受高質量的義務教育。其次，要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建立和完善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網絡體系，優化配置、合理使用各種農村職業教育、培訓資源，為農民提供最實用、最有效的培訓。最后，還要發揮農業高等教育和科研單位的作用，鼓勵大學教授、科研人員對農民進行培訓，鼓勵農業院校大學生利用寒暑假開展農業科技培訓，并號召農業高等院校的大學生回農村就業。第三，加強制度和法律建設，把農民的教育培訓工作落到實處。#p#分頁標題#e#

首先，要制定相應的獎勵制度，對主動參加培訓和積極應用新技術的農民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并在發展生產、信貸、承包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從而調動農民參與科技文化素質教育和運用新技術的積極性。其次，建立農業科技成果的風險補償機制，降低農業科技人員的風險損失，消除農民因擔心新技術帶來風險而產生的抵抗心理。再次，建立相應的考核機制，把農村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農村基礎教育設施、農村師資隊伍建設、農村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等方面，作為考核領導的重要指標，增強地方政府在農村教育工作的責任意識，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位置。最后，要加強相關的法律建設，切實保證義務教育的實施，防止農村中小學學生流失。針對目前相關法律規定操作性較差的缺陷，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中關于農民教育、培訓的規定，保障農民受教育的權利，保證農民受教育質量。第四，政府要通過引進項目等方式，幫助農民利用新技術獲得經濟效益。地方政府、村委會，應該根據當地實際和地方特色，積極引進項目，引導農民改變傳統的種植觀念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模式，將新技術應用到農副產品的加工中，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也可以由政府牽頭建立科技示范園區，吸引外商和企業投資，集中研發農業新產品、新技術，從而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增加農民收入。還要鼓勵農民與龍頭企業相結合，改變分散經營、自負盈虧的模式，利用龍頭企業組織的支撐進入市場，從而降低信息成本和市場風險，最大限度地保障農戶的收益?？傊?，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任重道遠，政府必須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對農民進行教育、培訓。沒有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就不可能實現，我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

本文作者：徐紅川 單位：重慶文理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知識創造財富是不無道理的，農村勞動者知識的多寡直接影響他們的經濟收益，顯然接受更多教育的勞動者，其收入一般高于較少接受教育的勞動者，這主要是由于勞動者收益的增幅與其使用先進科技、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密不可分的。千方百計提升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養，著力增強對農民技能的培養，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是解決當前我國農村還不富裕的根本途徑。發展農村教育是構建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要求農村教育在全民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取得了飛速發展，然而農民整體素質還不高，文盲、半文盲的數量還很龐大。由于廣大農民自身素質不高，缺乏對子女教育的觀念，加之農村教育設施不完備，導致教育質量不盡如人意，這直接影響我國國民教育整體水平的提高。唯有花大力氣狠抓農村教育，根據地區發展實際同步規劃，通盤考慮農村教育實際，才能從根本上構筑完善的國民教育體系，減小城鄉教育反差，培養廣大農村真正需要的農業和非農業人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發展農村教育是開發農村人力資源的根本措施發展農村教育是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重要途徑?？傮w上，接受的文化教育越多，就更容易掌握先進的方法和技能，更容易被非農產業所吸收。我國農村廣大勞動者唯有受到更好教育，才有可能在黨的富民政策下實現增收、致富、奔小康的目標。筆者以為要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化為豐富的人力資源，適應城鄉統籌發展，只有全力以赴地推進農村教育，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大農村是中國的國情。農村教育跛足前行，勢必造成農村人口素質低下，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小康，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唯有全國高度重視，真抓、狠抓、實抓農村教育，農村教育工作才能趟出自己的路子來。

農村教育整體水平不高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00年，全國仍有8507萬文盲，其中城鎮為1842萬文盲，農村有6665萬人。城鎮的文盲率為04%，農村為25%”［3］。“2001年，我國仍有450個縣未實現‘普九’，集中在最貧困的西部農村地區，覆蓋了數千萬人口，成為新文盲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4］“農村基礎教育無論是從質量還是數量方面講，水平都比較低。我國義務教育整體水平不高，主要原因是農村‘普九’的效果較差。與城市相比，我國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完成率比較低，農村學生的流失、輟學問題仍然比較嚴重。”［5］農村教育定位有偏頗當前，在我國廣大農村，升學依然是基礎教育的指揮棒。農村學校以考上重點高中和大學為榮，可以說農村學校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為高等教育輸送生源的工作坊。不難看到大多數進城就讀的學生畢業后將永遠留在城里工作生活，也就是說農村教育的碩果被城市無情地摘取，除此之外，由于社會畸形地看重學歷教育、輕視職業教育，導致農村職業教育背離“三農”服務主旨，農村依然被知識貧困、技術貧困所困擾。由于農村教育定位簡單，造成普遍的“離農”現象，這表明農村教育的培養目標和教育理念并未落到實處，最為嚴重的是“讀書無用論”在農村的再次興起。

農村教育經費嚴重短缺教育經費短缺始終是我國教育面臨的普遍問題，而農村教育特別是經濟貧困地區的農村教育經費短缺問題更為突出。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致使教育在政府整體投入中比例偏低，與發達國家比較，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偏低。20世紀80年代，世界發達國家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就已超過了5%，如美國(1983年)為8%，日本(1983年)為6%，加拿大(1985年)為2%，原蘇聯(1983年)為6%，就連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在1985年也達到了7%，而我國同期始終在2%徘徊，直到2001年，我國才勉強達到19%。教育經費所占比例，本來基數就小，在三級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結構分配中，投入明顯向高等教育傾斜，基礎教育投入尤顯捉襟見肘。農村師資隊伍不盡如人意伴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長期積累的農村師資隊伍建設問題日益凸顯，經濟落后地區狀況更加令人揪心。農村教師待遇偏低就我國目前的情況看，城市教師待遇明顯優于鄉村教師，這勢必在較深層次上影響農村教師干事創業的積極性。數據顯示，“普九”使得農村地區欠債約500億元。尤其在2001年后，國家為了切實為農村減負，稅費改革取消了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農民不再每年擔負教育經費，這固然是一個很好的政策，然而后續的教育經費轉移支付機制又沒有及時構建起來，這便必然加大了農村教育經費不足的缺口。

農村師資力量短缺曾經的中等師范院校為廣大農村培育了很多優秀的人民教師。在艱苦的環境下，他們默默無聞、甘于奉獻，為祖國培養了幾代優秀人才。而今，農村教師“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為這支隊伍注入新鮮血液迫在眉睫。然而由于長期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對教師人才的吸引力將更加缺乏。農村學生也不愿再報考師范類院校，這勢必導致農村教師更加緊缺。農村教師師資水平有待提升鑒于我國農村教師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教師的繼續教育就顯得十分迫切。然而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使得整個社會都呈現出繼續教育=獲取文憑的態勢，現實確實表明文憑對于漲工資、評職稱、獲晉升好處無處不在。作為繼續教育培訓機構，其培訓動機是為了提升教師素質還是瞄準那巨額的經濟利益值得推敲。在此種無奈的體制下，即便將教師繼續教育培訓的檔次再提高一點，投入再多一點，估計其整體素質也很難有較大的實質性提升。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確保社會公平的有效手段，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愿景。農村教育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奠基性工程和培養新型農民的重要途徑，應該找準農村教育的落腳點和著力點，積極探索農村教育的有效途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鞏固“普九”成果，完善基礎教育體系經過各級政府和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國已基本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成果來之不易，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雙基”實現是低層次的，其基礎是很不牢固的，隨時有可能反彈。為此我們必須積極鞏固“普九”成果，真正認識到發展基礎教育是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p#分頁標題#e#

作者：何紅英 單位：西南大學育才學院

古羅馬法學家塞爾蘇斯主張“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4］；美國社會學家羅爾斯也提出，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該使這種不平等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按照公平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使之與所有人的地位和職務聯系在一起［5］。由此，筆者認為，不平等的必要性與正當性決定了我們有必要用法治的形式對其進行調適。所以，我們用“教育公平”來表達對教育法治首要價值的追求更為妥當。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推進教育公平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促進城鄉教育公平是國家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方向，教育公平的關鍵是受教育機會的公平，重點在于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農村困難群體，根本措施是“以法治促公平”，即以“依法治教”來促進教育的公平。法是最優良的統治者。西方社會法學家龐德提出，法的功能在于調節、調和與調解各種錯雜和沖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種利益中大部分或我們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滿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的犧牲［6］。因此，法治或許是實現公平最有效的秩序模式。中國目前還處于向法治轉變的進程中，法治建設主要還是一種政府推進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法治目標和實現步驟的戰略設計和思考，取決于國家對近期行動計劃與長遠目標行動的統籌謀劃和適時合理推進的結果［7］。在中國農村教育改革的歷程中，農村教育的環境與狀況會因時因域而有所變動，農村法治始終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因此，在農村教育法治建設中，唯有將國情與域況、全國法制統一與地方自治立法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實現農村教育的可持續性發展。

重慶農村教育法治的現狀

（一）重慶農村教育法治進展與成效重慶市把教育作為城市核心競爭力的第一要素，將農村教育改革作為全市教育城鄉統籌發展的重中之重。2006年，重慶在全國率先償還18億教育欠債，主城九區“普九”欠款的，市政府財政承擔20％，區縣承擔80％，走在了新義務教育法的前面［8］。2006年11月，中共重慶市委二屆十次全委會在《關于構建和諧重慶的決定》中提出“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促進教育公平”，確立了“到2020年時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的教育中心”這一發展目標。2008年秋季，重慶全面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惠及全市360萬中、小學生。2008年7月是重慶農村教育發展的轉折點，教育部與重慶簽訂了建設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戰略合作協議，重慶自此成為西部地區實行統籌城鄉教育的一塊“試驗田”，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37年上升到2008年的8．6年［9］。到2010年，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階段的比例由1996年的56．16％提高到90％，實現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由1997年的8％上升到30％，進入了大眾化階段［10］。在農村教育方面，一方面，重慶進城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解決已頗見成效，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的學校已達到623所，接收農民工隨遷子女近259萬人入學，投入230億元建設包括農村寄宿制項目、農村遠程教育在內的教育重大項目［11］；另一方面，重慶通過城鄉學校“百校牽手”、“捆綁發展”、“對口幫扶”等一系列舉措，推進了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2011年5月1日，適應《義務教育法》修改的《重慶市義務教育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將對重慶市統籌城鄉發展中的教育事業發揮重要的影響。

（二）重慶農村教育法律保障的不足重慶在統籌城鄉教育“試驗田”期間，基本解決了農民子女上學難、農村學生輟學率高以及義務教育完成率低的問題，農村義務教育普及工作成效顯著，在職業教育、民辦教育等教育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就重慶農村教育的長足發展而言，尚缺乏立法的充分保障，現有的制度尚不能完全解決農村教育的法治保障問題。1．重慶農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制度供給不足俄羅斯曾嚴格試行各級政府分擔對各級教育經費保障責任的舉措，但主要因缺乏必要的國家收入分配機制而以失敗告終，后續改革也因欠缺預算機制綜合改革經驗而陷入具體學校和各級教育撥款的兩難之中［12］。我國農村教育經費問題往往體現在撥款之前的財政預算環節和撥款之后的利益分配環節，經費投入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難題。在依法治教的全過程中，依法行政是關鍵，執法監督是行政保障，權利救濟是司法保障，他們與教育立法同步運行或者后續支持，都無法取代教育立法環節的基礎性作用。因此，“有法必依”的大前提應該是“有法可依”，重慶農村教育的首要任務在于立法體系的完善。在立法上，重慶地方性教育立法面臨諸多困境。首先，地方沒有一部針對農村教育的專門法規，目前的制度都是普適于城市與農村的概括性規定，“不同情況相同對待”的立法模式難以保證農村弱勢群體的教育公平。據調查資料顯示，農村人口對農村教育單獨立法的需求比較迫切，特別是落后地區的農村對農村教育單獨立法的要求更為強烈。他們認為，需要用法律的形式來規范農村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問題［13］。其次，政策性“意見”、“決定”、“通知”、“方案”的數量與權威遠勝于單薄的法律性“辦法”，政治的威望遠勝于法治的權威。在我國傳統政治法律文化中，教育自誕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國家的政治標簽。臺灣公法學者陳新民認為，指導方針樹立了國家的價值觀，導引立法方向，其政治和道德作用大于法律意義［14］。重慶農村教育的大政方針僅僅停留在政策層面，有待于提升到法治的高度，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轉化為法律意義上的指導思想或者具體規定。第三，立法層次較低，配套機制不全。比如：《重慶市學生申訴辦法》在性質上屬于地方性政府規章，在位階上處于規范性行政立法的最底層，效力略高于地方政府制定的臨時性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同時，該辦法流于空泛，在貌似完備的授權性與義務性法律規定的背后，缺乏監督、制衡的長效機制，缺乏程序性規范對實體性規范的保障。2．重慶農村教育的內涵不足在城鄉比較的視野下，從國內經費投入看，農村小學生占全國小學生總數的75％，但教育經費投入僅占48％，初中教育經費投入農村僅占29％，生均教育經費，城鎮是農村的兩倍多。從師資隊伍看，農村高一個學歷層次的教師，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教師學歷不合格率高達70％之多［15］。由此可見，農村教育不僅輸在了路上，更輸在了起跑線上。重慶農村存在地域性極強的特殊人群，即“留守子女”，與因無錢支付學費的輟學兒童、街道乞食的流浪兒童一起構成了三大農村教育弱勢群體。他們中絕大多數沒有條件繼續完成義務教育階段之后的學習，據教育綜合指數估算方法，在過去的10年里，教育對重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的貢獻率為7．045％，其中高等教育的貢獻率為0．54％［16］。因此，民辦教育、職業教育等成為他們改變命運的救命稻草，但重慶市農村職業教育等尚無法構成對農村發展的有效支撐。重慶的農村教育結構體系主要由三大塊構成，即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筆者認為，其中包含繼續教育在內的成人教育領域的復雜程度高、不確定性強，又缺少國外相關的立法經驗，短時間內很難轉化為立法規定。重慶多數農村地區教育結構單一，普通中小學教育發展較快，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相對薄弱。2010年7月，重慶市決定把所有就讀職業學校的農村學生自動轉為城市居民，今后10年力爭使200萬農村學生變身“市民”，新增就業崗位將優先接納重慶職校畢業生。但是，農村職業教育狀況仍不容樂觀，全市農村常住勞動力中，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勞動力僅為7．3％，職業學校的數量也由2006年的183所減少到2007年的153所，減少了16個百分點，恰恰與農村經濟的加速發展背道而馳［17］。重慶農村職業學校招生數和在校生數占高中階段招生數和在校生數的比例較低，很多地方的農村職業教育處于近乎癱瘓的狀態。#p#分頁標題#e#

促進農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地方立法和國家立法的完善

（一）促進農村教育地方立法的總體思路立法是一個多元利益群體相互博弈和妥協后做出的制度安排，旨在使不同的利益群體都能夠享有暢通的利益表達。在農村教育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國，完善和強化地方立法仍是必然的選擇。首先，立法體系的完善要經歷一個從“政策文件”到“法律文本”、從“統籌法”到“專門法”的漸進與轉變。二戰后，日本經歷了自《學制》《教育令》《學校令》《教育基本法》到《終生學習振興法》的演變，實現了向教育民主化立法時期的轉變。每一次教育改革的浪潮涌過，都會留下清晰的教育立法的浪跡。筆者認為，日本歷次教改的成功經驗中最值得借鑒的一點是：改革之后能夠及時地將改革成果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以此穩健改革的步伐、強化改革的功效。其次，重慶農村教育立法面臨著兩大課題：第一，我們應該建立什么樣的農村教育法治，其中首先要確定的是農村教育法規調整對象的范圍；第二，我們應該如何建立農村教育法治，其中首先最該解決的是農村教育立法目的與程序性問題。筆者認為，雖然我國的法治基礎與美國相去甚遠，但是，美國在教育立法技術方面的有些做法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確保立法程序透明度，提高公眾參與度。可以規定聽證會為教育立法的前置程序，確保立法依據的充分與立法內容的科學。

摘要：《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指出，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是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加強城鄉社區教育機構和網絡建設，開發社區教育資源，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把加強職業教育作為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促進農科教結合，增強服務“三農”能力。

關鍵詞：農村社區教育;困難;對策

1農村社區教育存在的主要困難

1.1農村社區教育意識欠缺

很多地區的農村居民對于“社區教育”這一概念還比較陌生，并沒有在思想上充分意識到社區教育的重要性。認為社區教育對于自身幫助不大，可有可無，只是被動地參與政府、學校組織的社區教育，而這使得將無法使社區教育有效地推廣，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例如，一些成功地區的教育經驗只是一成不變的被復制利用，并沒有充分地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再就是領導層面，當前社區教育在宏觀上通過政策的指導相對薄弱，主要依賴于社區領導個人工作的情懷，不同程度上存在“人去政息”的現象，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

1.2農村社區教育經費投入不足

農村教育由于還處在整個社會教育的底端，因此在一些制度及經費保障方面也比較薄弱，通常農村社區教育的主要經費來源還是依靠于政府的財政支持，但緊緊靠政府的財政支持顯而是杯水車薪，尤其是與發到國家政府對農村社區經費投入比例相比較而言還有一定的差距。經費、資源的投入決定了我國農村社區教育的發展前景，目前，正是受困于經費投入的不足，我國的很多地區的農村教育仍然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