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范例

摘要：民族文學承載著民族思想、道德文化，是民族藝術和價值的展現。從美學角度出發，探尋翻譯理論與民族文學之間的聯姻，以翻譯為媒介實現民族語言向漢語、英語等其它語言的轉變，再現民族文學之美，促進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民族文學的翻譯不僅要關注“文化失真”和譯者的主體性，還應從形式美、模糊美和民族性等方面進行美學重構，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語美，挖掘到民族文學的價值，幫助讀者領悟其美學思想，盡量實現民族間跨語際審美價值的傳遞。

關鍵詞：民族文學；翻譯；審美價值；美學重構

民族文學是漫長民族長河的歷史生活的展現和精神世界絢麗之花的綻放。大多以文學傳記和史詩、民謠的方式來體現民族的道德情感、人文風情和審美情趣，是民族藝術和價值的展現，具有獨特的魅力和韻味，深深地烙印著民族的印記，反映了民族的傳統和生活，與漢族文學相鋪相成，對中國文學的時代風貌和內在氣質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極大地推動和拓展了中國文學前行的軌跡。其悠悠歷史，獨特的人文自然環境、美妙的風土人情和強悍的生命力，造就了少數民族文學藝術與眾不同的美學風貌。如北方民族粗獷剽悍，相對其文學藝術風貌則質樸剛??；南方民族細膩溫婉，其文學藝術格調則婉轉綿長。民族文學隨著民族交流的深入和文化的融合，如何再現原生態民族作品，挖掘原生態的民族文學價值，傳遞民族靈魂至關重要。

一翻譯美學與民族文學的聯姻

20世紀30年代國外就開始關注翻譯美學的研究，泰特勒倡導“翻譯三原則”，譯論家阿諾德主張，譯者對文學作品真摯的審美感知影響其翻譯技能的好壞。西塞羅、賀拉斯等譯論家，也指出翻譯語言應蘊含民族文化，體現民族文學之美。雪莉和斯特德編撰的《翻譯美學研究》更是從理論上系統地論述了翻譯美學，從而鞏固了翻譯美學的地位，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視野。國內翻譯與美學的聯姻細水綿長，底蘊深厚，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佛經翻譯，從東漢支謙的“文質說”，近代嚴復的“信達雅”，到現代傅雷的“神似”說、錢鐘書的“化境”說，許淵沖的“三美”論等。這些學說無不體現了翻譯美學的精髓，主張再現原文的意境、神韻和境界。正如毛榮貴所說“美學與翻譯的融合有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1］。這些美學理論滲透著對“美”的關注與詮釋?？傊?，翻譯美學應用美學原理，解決不同語碼和不同文本之間轉換的美學問題，從美學角度來傳播民族文化和特質。民族文學的傳播與推廣需要以翻譯為介質，實現其向漢語、英語等其他語言的轉變和不同民族思維的對接，打破族際、國界的障礙，才能挖掘到民族的文學價值，實現民族的還原，推動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茅盾曾指出，“文學翻譯通過語言的轉碼來傳達原作的藝術意境，感受到原作的美，啟迪讀者的思維。”這段話言簡意賅，彰顯了文學翻譯的主要性質和任務。因此，還原原生態少數民族文學藝術的時代背景和藝術過程，就是對文學作品民族性和審美價值的還原。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文學之工整，視其意境之深淺。”［2］美學與翻譯的聯姻，幫助我們挖掘到獨特的民族異質與內涵，領略民族文學的美和奇特的風情面貌，感知不同民族間迥異的風土人情。

二民族文學翻譯應注重的兩個因素

（一）關注文化“失真”，還原民族的特質

所謂民族形象，可以概括為民族文化價值取向和民族文化心理或民族性格兩個方面，前者意指一個民族在向文明邁進中所堅守的價值觀念，后者指在歷史中所形成的一個民族的內在本性，是民族性的精神方面的根本規定。兩者的關系表現為：前者以后者為依歸，后者通過前者得以表現。而所謂向文明的邁進，無非就是處理與自然、與社會以及與自身的矛盾，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取向也在這些矛盾的處理過程中顯現出來，其主要矛盾便成為主流的文化流向。

一.現代文學中構建民族形象的必要性

現代文學民族形象的生成與構建，一方面是對現代文學史“民族”維度的強調與擴展，是對文學發展與民族意識的辯證考察，另一方面也是為處在當今“世界”與“民族”背景下的當代中國提供發展經驗與策略。雖然自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主義已經逐漸成為了普適理想，然而在一個多世紀的時光流轉之后，“民族”依然是無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視的歷史形態與社會存在。在中國古代語言詞匯系統中雖很早就出現了“中華”、“民”、“族”等詞語，但卻從來沒有啟用“中華民族”來對自我進行整合與歸納。直到20世紀初，在殘酷的民族危機背景下，受西方現代民族理論刺激，“中華民族”方才出現在了漢語詞匯系統中，這個詞匯一經問世，就很快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嚴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成為了一個被整個民族群體廣泛接受并頻繁使用的詞語。“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廣泛的適應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關鍵還在于它所喚起的凝聚力與共同感。其產生的特殊語境與其獨特的發展規律，使得它在建構方式與內涵設定上都表現出了自己的特點，也由此獲得了勃勃生機。

二.現代文學“民族形象”的生成與建構

2.1走出傳統意識的束縛

在漫長而悠久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在區域中心優勢地位的支撐與超穩定文化結構的維護下，形成了“中國”式的自我中心意識。這種中心意識使得中華民族獲得了一種穩定感，而在這穩定感之下又滋生出優越與自信。為了強調自我與他者之間明確的界限和高下，用來對自我與他者命名的詞匯的感情色彩相差極大。用來指稱自我的“華”，在古代漢語詞匯系統中，最初是指美麗、盛開。與“華”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來指稱他者的“夷”，或者與具有相同功能的“蠻”、“戎”、“狄”等詞語，則大都帶著貶義甚至是歧視的色彩。傳統的中華民族確立并鞏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卻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響，阻隔了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融會很容易轉向忽視他者的盲目。中國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在現代文學構建民族形象的發展中必然會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F代文學是在與國際接軌的環境中成長的，中國現代文學民族形象的生成與構建絕不可能只在一個封閉的狀態下長期持續。在走出傳統意識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譯和吸取外來文化的方式、與國外學者進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從小開始培養學生思想上的創新，以新的教育方式來培育現代文學新的“民族形象”的種子。

2.2人物的塑造與民族形象

摘要：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寓言化追求一直存在，主要表現為通過寓言模式的建立來顯示潛藏于民族內部的集體主義經驗，基于描繪最具民族意義的局部意象來求得對民族過去和未來發展的整體把握?；诖?，依據詹姆遜文學寓言觀，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學寓言化創作的審視以及對民族寓言背后所折射的民族敘事方式的分析，探討現代語境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寓言手段與民族文化傳承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

詹姆遜；民族寓言；集體經驗；文學創作；文化意象

一、民族文學的歷史寓言方式與民族語言符號保護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的歷史寓言是最早也是最常見的寓言手段，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少數民族語言符號與歷史的關系，詹姆遜文學寓言思想指出：“民族語言符號是文本意識形態的顯現”，[1]無論歷史敘事宏大與否，民族語言的表現形式都是穩定的，而歷史的寓言化便是出現在這些穩定的民族語言結構之中。以土家族歷史小說《最后的巫歌》為例，文中的第一條線索是明寫土家族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民族歷史變遷，第二條暗線刻畫土家族人的精神與靈魂發展歷程，兩條線索一明一暗需要互相配合，暗線怎么配合明線呢，即是通過寓言的方式。在《最后的巫歌》中作者以一頭白虎的命運為敘述對象，講述白虎對后裔的庇護，與巨巖中象征災難和潛在危害的孽龍作戰，白虎身上的獸性和神性隱喻了土家族祖先從混沌不開化的原始力量中跳脫出來，征戰殺伐、生離死別，最終建立山地文明的歷史命運，這種隱射、暗喻交織的雙線索歷史敘事法正是少數民族歷史寓言的標志，其中以少數民族禮儀儀式和巫文朗誦為代表的語言符號系統不斷強化著民族身份、民族記憶以及文化認同，而在當今社會此類少數民族語言符號特質正在消亡，甚至已經消亡，避免這種符號特質消亡的有效手段便是借助產生于穩定民族語言結構之中的寓言化文本。詹姆遜文學寓言理論認為神話、傳說所代表的專有語言系統在民族口耳相傳的層位上處于優先地位，容易造成民族歷史敘事的文學體裁被固化，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一種民族語言系統可能被另一個語言系統所取代，但民族歷史卻并不會出現全然的斷層和散佚”，[2]對語言形式的改變可以借助文學載體的革新來突破，從而發展出新的寓言面貌。那么，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面臨的嶄新文學載體是什么呢，怎樣去篩選適宜少數民族歷史寓言化創作的文學載體？以少數民族歷史詩歌的轉型為例，中國現代“游仙詩”和“劇詩”都是歷史敘事的新型體裁，但并非都適合少數民族歷史寓言方式的轉型。首先是“游仙詩”，現代“游仙詩”有點類似于早期的“烏托邦”，但從渲染返璞歸真的原始情懷變為強調對現實的“超脫”理想，然而使用現代語言系統“借古喻今”的可能性要參考文體特征、精神內涵是否具有少數民族整體社會生活的相通性，詹姆遜將文學寓言定位于“從不同層面和廣度顯現集體性經驗”，[3]從這一角度來看“游仙詩”體裁更適合少數民族“尋根文學”而不是歷史寓言，“劇詩”體裁反而展示出了自身的優勢。“張松如、蘇國榮等少數民族文學評論家將劇詩歸位為中國傳統戲曲”，[4]簡而言之即是戲劇裝進了詩的詞句之中，而少數民族歷史敘事中最常見的便是以神話劇情為主線的英雄史詩，劇詩與少數民族神話、傳說有著良好的姻盟關系，而從思想內涵來看，劇詩的戲劇主旨集中表現為“載道”意識，有利于反映少數民族歷史人物塑造與神話故事演繹的信仰系統，促使民族寓言超越個體意識上升為歷史集體意義的大群體敘述觀。詹姆遜文學寓言思想將民族寓言文本劃分為三個層面：“直譯的文本指涉、道德的心理解讀以及寓言的闡釋符碼”，[5]其中直譯的文本指涉和道德的心理解讀都是隨著時代價值的轉變而變化的，但民族寓言的闡釋途徑卻是防御式的模式，少數民族歷史敘事要從現代實踐中去挖掘那些逝去卻有時代啟迪價值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守衛傳統而存在，詹姆遜文學寓言觀不鼓勵回歸民族寓言的古老形態，提倡“把民族歷史看作是我們需要顛覆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活躍因素”，[6]例如，莫言《生死疲勞》通過動物變形來打破歷史的線性壓制，文中以驢變牛、豬變狗的戲謔刻畫隱射荒誕的民族歷史轉折點。“透露著一種新鮮時代含義的世界文學觀念”。[7]

二、民族文學的文化寓言方式與民族文化內涵拓展

在今天這個學術生產越來越“短平快”的時代,一本足足耗了七年時間完成的著作———《“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至少首先表明了倪偉的認真與用心。僅從書后列出的長長“參考文獻”,特別是那些在文學史中罕被提及的民國報刊雜志中,即可看出作者在基本史料和文獻占有方面所下的一番功夫。僅此一點,大概已經能夠回應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學術品格”的諸多非議了。可是,在我看來,更值得關注的,還在于此書對于現代文學研究既有范式的挑戰和突破。倪偉通過這本專著,展現了在新的視野和方法下,重新觀照、理解和講述“中國”、“現代”、“文學”的可能性。也正是這種日漸顯露出來的嶄新面向和豐富可能,讓人感到興奮,并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活力保持著不懈的期待。   誠如倪偉在“引言”中所言,“在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1949年前國民黨政府統治大陸時期所制定、推行的文藝政策以及組織、策劃的屢次文學活動,一直被輕易地忽略了。”(第1頁,下文引用該書,均直接在引文后標明頁碼)這種“忽略”,當然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失敗是分不開的。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聲音。1950年代以后幾部在大陸影響較大的新文學史稿,無論是“現代”觀念的內涵、分期,還是敘述線索、結構、作家作品的具體評價,都是內在于《新民主主義論》的解釋框架中的。五四以來的文學、文化,被講述為圍繞著“反帝反封建”主線,由“現代”進化到“當代”的發展過程。紛繁曲折的文學現象,經過這樣組織、編排和裁剪、刪削,變得脈絡清晰、規律明顯。“進步”與“反動”,各安其位。那些不能納入革命敘事的部分,一并被打入“另冊”。作為失敗者的“南京政府”,其文藝政策與文學運動,不可能得到完整的敘述。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與“重寫文學史”的展開,一種新的文學史范式逐漸成形。“回到五四(文學傳統/思想文化)”的歷史沖動,以及知識分子敘述歷史的主體自覺,促使學人反省以往意識形態化的文學史模式。一大批過去被忽略、被壓抑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浮出歷史地表”,進入了研究視野。文學的藝術性和“去歷史化”的“美學標準”也成為了文學史研究最重要的評價尺度。在這種“純文學”視野中,左翼文學黯淡下去,不復有原先的光彩。“沈從文熱”、“周作人熱”、“張愛玲熱”、“鴛蝴派”、“新月派”、“中國新詩派”、“小品文”等,取而代之,備受關注。有意思的是,盡管現代文學版圖發生了變化,但國民黨一邊的文學活動仍然因為與政治糾纏不清,“文學價值”可疑,再一次被忽視了。   由于過分執著于“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截然對立,而對二者的復雜關系缺少更深刻的思辨,大部分“重寫文學史”“作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簡單翻轉。不過是用啟蒙話語替代革命話語,然后做一系列的“減法”和“加法”而已。   文學史敘述的基本結構,其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對于文學與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的交互作用,也沒能提供更有反思性、啟發性的認識。   以致于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研究范式漸呈疲憊、枯竭之態”(第7頁)。開放鎖閉的空間,引入新的理論視角,于是顯得迫在眉睫。   在倪偉看來,“文學史研究首先應是歷史的研究”,要能夠體現某種“歷史觀”,“提供對于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社會歷史運動的某種洞見”(第8頁)。與其在單純的作家、作品的“文學”視野中討論“文學”,不如把重心轉移到“作為社會的象征表意系統的文學”(第8頁)中來。既探討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里,“文學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形成與演變;同時,又注意到“文學”與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于社會整體歷史的回饋作用。具體到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應當“緊扣住中國現代性”,“探討中國特殊的現代性是如何在文學的創作、生產以及演變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包括“文學的現代觀念是如何形成的?現代‘文學’的生產與流通方式發生了何種變化?文學生產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怎樣結合起來的?”(第9頁)而倪偉最關心的問題,則是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關系。“文學是如何被整合進民族國家建設的方案之中的?它在民族認同或是民族意識的形成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第9頁)因而,他選擇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與文學組織活動作為研究課題,追蹤20年間“民族主義文學”的軌跡,探詢文學之于“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的意義,就不僅是出于填補文學史空白的考慮,更意味著在文學史研究范式轉換上的一種嘗試。   作為現代性中的核心問題,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在反省現代性的研究中已經得到格外的關注,一批關于民族主義的研究專著陸續問世,如杜贊奇(PrasenjitDuara)就清理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民族主義敘事和線性歷史觀關于“民族國家”的種種先入之見。①而文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近年來也討論頗多。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提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象建構,18世紀初興起的兩種想象形式———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民族這種想象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②柄谷行人從起源上提示了日本現代文學實際是現代國家建制的一部分。③劉禾更直接地指明,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體制化的文學批評,“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國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國家生產主導意識形態的重要基地。#p#分頁標題#e#   ……五四以來被稱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④倪偉注意到了學界這些討論成果,在民族主義乃至現代性規劃的大背景下,論述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文學,打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他又沒有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論資源,以“先入之見”來套研究對象,而是從對象自身出發,結合自己的問題意識,在第一手資料中追根溯源,沉潛勾稽,探索出更切合中國現代語境的詮釋框架。對于倪偉,“民族國家”首先是一種視野。他希望藉此重新觀照中國現代文學,從“文學如何現代”的層面透析“中國如何現代”。   民族國家視野具體滲透在全書一個縱橫相交的架構中?？v向上,作者大體依照時間順序,勾勒了南京國民政府20年間倡導“民族主義文學”、推行“本黨文藝政策”的歷程與經過。   從20年代末開始標榜“三民主義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泛化到文學領域,文學被當作“黨國”的宣傳工具;到30年代初在國民黨宣傳機構支持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民族主義文學社團(“前鋒社”、“中國文藝社”等)在理論與創作上的實績(作者細致地解讀了代表作家李贊華與黃震遐的作品)。“九一八”之后,隨著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進入抗日的國民黨政府在思想文化上的統制加強,民族主義文學勢力漸大,并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同時,政黨意識形態介入到通俗文藝的改造運動中。而到30年代中期,一些雜志鼓吹“民族文藝”論調,呼應了國民黨的文化統制論。抗戰全面爆發后,民族救亡壓倒一切,在國民黨領導下開展了通俗文藝運動,發動群眾。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西南聯大的“戰國派”發展出更為精細的民族主義闡述,在文學上也提出相應的主張;此間,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又引起更為廣泛的論爭。這20年里,國民政府推行的文藝政策和文學運動,總體上都圍繞著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民族主義是貫穿始終的思想主線”(第299頁)。   為了更為透徹地解釋“民族主義文學”,作者沒有僅僅封閉在1928-1948年里,而是上下延伸。一方面,他從晚清以來中國的歷史境況與思想脈絡中(如通商口岸的現代化,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種族觀念,五四個性主義等),發現了拂拭不去的“民族主義”焦慮。對“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來源及其流變,功利主義文學觀在近現代中國形成的原因,都做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論述。另一方面,國民黨把文藝當作建立民族國家認同重要手段的體制化做法,其實在1949年以后,恰恰被共產黨復制和承繼了。官方意識形態對文學生產的組織與控制,文學社會動員功能的發揮,通俗文藝的“現代”改良,等等,在其后的歲月中都有不絕回響。這樣看來,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與文學運動,“實際上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文藝發展演變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第302頁)。   橫向上,作者在討論南京國民政府每一階段的文藝政策,分析相關作家作品時,總是力圖避免文學史中習見的羅列文本,然后下本質主義斷語的流弊,而是將其放在民族國家的立體空間,放在“文學場”與其它“場”(特別是“權力場”)的相對位置,①放在不同話語集團的紛爭中來考察。不僅在與左翼文學、自由主義文學、通俗文學的參照中,凸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征;而且進一步追問現代文學與現代國家統制、現代思想狀況、現代知識體制、都市消費文化的內在關系。將民族國家“讀入”文本,使得靜態的文本轉化為動態的歷史圖景,為我們把握特定時代里國家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以及文藝政策是如何參與到文學生產中的,提供了眾多生動的個案。   且舉兩個例證。在談到30年代初的“前鋒社”及其理論文獻《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下簡稱《宣言》)時,作者認為,其出現固然有著對抗“左聯”和普羅文學的直接需要,但“在這直接動因背后,也還有著更加深刻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原因”(第101頁)。而當時左翼文人如茅盾、“自由人”如胡秋原,對民族主義的批判,顯然忽略了話語背后的社會歷史條件這一層面。如果只站在文學系統內來評判,無法抓住運動的要害?！缎浴?ldquo;把文藝創作與民族國家建設直接聯系起來,這在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整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意義主要“在于它從某個方面體現了中國社會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面臨的巨大的結構性變化,這個變化反映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層面,就是民族主義再次蔚然興起”。   (第101頁)作者接著分析了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教育的進步所造就的“受教育階層”;五四以后印刷出版業的發展,西方思想學術快速傳播開來;還有20年代中國大革命的刺激。   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在30年展壯大的歷史背景。南京政府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訴求,必然包含了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而民族主義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藝上為南京政府奠定合法性基礎”(第117頁)。《宣言》強調民族的自然特質,真正用意是“用民族這一超越性的非歷史存在來模糊乃至抹煞現實存在的嚴重的階級差異”(第120頁)。又如,作者在討論對幽默文學的攻擊時,注意到了《論語》前期批評時事的諷刺色彩,在國民黨文人看來,“幽默文學”與《申報自由談》、《太白》、《芒種》等左翼刊物上的雜文實屬同調。而左翼卻又批評在重重迫壓的時候提倡幽默,“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①幽默小品文學遭到左右夾攻,但卻能流行開來。這是跟當時文學風尚的變化和雜志出版的繁盛局面緊密關聯的。作者敏銳地覺察到幽默文學背后的消費文化機制。   幽默文學與“鴛蝴派”一樣,都是現代商業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學生產方式展示出脫離意識形態控制的可能,“這正是令左右雙方都感到不滿乃至不安的根本原因”(第189頁)。而國民黨文人的反應,則是基于他們文化統制的意圖。最后,作者又描述了文化統制論的特定語境,以及知識界普遍反對的情況。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如此考掘梳理,從知識分子的群體分化,民族的集體認同,后發國家的趕超情結等多個方面,呈現出“民族主義文學”是如何“鑲嵌”在社會語境中的,厘清了叢結在一起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我對書中討論到的兩個問題特別感興趣。   一個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文藝政策的某些相似性。盡管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然而,在如何對待個人主義及其文學上,兩者卻表現出超越黨派觀念之上的“態度的同一性”。“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對文學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極其嚴厲地批判了文學上的個人主義傾向,要求文學必須把‘階級’、‘民族’、‘時代精神’這樣一些集體主題作為描寫的對象,而這正是政黨意識形態在全面滲透和控制社會生活各領域的過程中對文學所提出的必然要求。”(第38頁)雖然限于論題,作者沒有將中共民族主義帶進來論述,但他其實已經暗示了共產黨服務于建立強大民族國家目標的文藝規劃與取向。現代政黨通過組織文學生產,建構起共同體認同,召喚國民主體的實踐,這對于理解高度組織化的整個現代性建制,把握權力整合的運作方式,無疑很有啟發。而這種現代規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晚清以降中國社會結構重建的潛在要求,到底構成了怎樣的關系?對現代文學又產生了怎樣的實際影響?實在耐人深思。如薛毅所說:“實際的情況是,左翼并沒有否認民族主義問題,只是左翼談論民族主義和談論民族內部的權力關系結合在一起了。而通常被當作個人主義的文學創作中,我們不能不看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厚影響,比如沈從文的、老舍的、馮至的、穆旦的創作。……也許,只有好好談論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各種可能性,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藝政策在文學生產中的位置和民族主義歷史上的位置,才能得到恰當的顯現。”②與之相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南京政府文藝政策的“失敗”。作者把南京政府文藝政策及運動沒有收到預期效果的原因,歸結為二:一是“社會政治局面不穩定”,二是“文藝界普遍不合作的態度”。(第297-298頁)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文藝界的不合作,很大程度上也緣于國民黨意識形態號召力和整合力的薄弱。作者在第一章中已經揭示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比的脆弱和含混。認知上的僵化,缺少對社會現存價值的整合能力,以及國民黨的威權主義和高壓統制,造成三民主義(包括后來的民族主義)不能在行使中樹立起權威。而相反,共產黨意識形態以及左翼思想,著眼于階級斷裂和權力差異,有效回應了現實的政治狀況;其平等公正的渴望與烏托邦前景,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吸引力,為知識分子所甘愿認同,最終奪取了文化上的領導權。唐小兵曾經用“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文化運動”來概括共產黨意識形態在延安文藝中的生產性與創造性:“它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現代政治方式對人類象征行為、藝術活動的‘功利主義’式的重視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人類藝術活動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層、最原始的欲望和沖動———直接實現意義,生活的充分藝術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延安文藝是一場含有深刻現代意義的文化革命。”①如果比較一下此間國民黨領導的文藝運動,對那種“失敗”大概會有更明顯的感受。我甚至懷疑,即使沒有其他意識形態的挑戰,國民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否就能夠毫無困難地貫徹下去。   畢竟,“文學是意識形態的手段,同時文學又是使其崩潰的工具。”②文學總是會以對人生的特別感受,對歷史的特異理解,對未來的特殊想象,在壟斷性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文藝政策之外,發出質疑和反抗的聲音吧。后設地看,現代文學遠遠逸出了民族國家的意義范疇,而它的思想力、感召力和感染力,也正在于“現代性”和永遠無法化簡的“文學性”之間的互相照亮。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視野中討論現代文學,并非只有倪偉一人。吳曉東、羅崗、李楊、曠新年等學者,都在這方面做過研究。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嘗試從現代性中提取意義構成的因子去考察現代文學。   在與現代中國歷史經驗、現代教育、現代學術、都市文化、出版傳媒、視覺影像等的廣泛聯系中,研究現代文學的表意實踐。還有借鑒文化研究思路,在文學與權力、性別、消費、認同等問題上,貢獻了精彩觀點。它們已經逐漸匯集成一個新的范式,推動著現代文學學科,在知識的“批判性成長”乃至“認識型”③重構上,煥發出它曾有活力。既然已有了類似《“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這樣的收獲,那么,對于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是否能夠統一的擔憂,也許就會少些了吧。

摘要：自楚辭、漢賦開始，中國多民族文學之間建立起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積極的借鑒關系，并逐步擴展到散文、戲曲、小說等主要文體，乃至文論層面，從微觀到宏觀，形成多層次的互鑒關系。這種互鑒關系不是單向度的，而是雙向度的甚至是多向度的，即一個民族的文學不僅與另一個民族的文學產生互鑒關系，而是與多個民族的文學產生了互鑒關系。少數民族文學積極借鑒了漢族文學，漢族文學也積極借鑒了少數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彼此之間也進行了積極的相互借鑒。在這過程中，少數民族文學得到了發展，漢族文學也得到了發展，使中國多民族文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化趨勢越來越突出，最終定型為中華文學多元一體格局。

關鍵詞：中國多民族文學；互鑒關系；韻文文學；敘事文學；

文論多民族文學互鑒關系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文學在交流互動過程中形成的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積極的彼此借鑒關系。多民族文學之間的交流互動方式很多，但并非只要有了交流互動就一定會產生有益的結果。多民族文學之間的互鑒關系則本質上是一種積極的交流互動關系，其結果一定會是民族文學之間互學互補，相得益彰，共進共榮。也就是說，多民族文學之間的互鑒關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影響與被影響關系，而是一種必然會產生有益影響的文學關系。中國多民族文學正是在積極的互動互鑒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并逐步加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紐帶，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學格局。其中，少數民族文學積極借鑒了漢族文學，漢族文學也積極借鑒了少數民族文學。但是在以往的討論中，對少數民族文學借鑒漢族文學方面談得多一些，對漢族文學借鑒少數民族文學方面談得少一些。其實，兼顧二者、雙向對照，才能從多民族文學關系視角上把握中華文學多元一體格局。文學史表述中的常見文類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種，其中散文、小說、戲劇也可大致歸為敘事文類。再加上文論或文學批評，便可構成相對完整的文學史景觀。鑒于此，本文擬從韻文文學（詩歌）、敘事文學、文論等三個主要維度，梳理和論述中國多民族文學的互鑒關系。

一、韻文文學互鑒關系

中國漢語文學文體演變順序：由詩到詞，由詞到曲，再到傳奇、戲劇、小說。據錢穆所言，是韻文先于散文。[1]少數民族文學文體演變也大致如此，韻文文學先于敘事文學，并在與漢語文學的互動中得以豐富和發展。中國多民族文學之間的韻文互鑒關系在楚辭、漢賦淵源與流布上可見一斑。楚辭學習借鑒了當時楚地少數民族的古歌與史詩。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楚辭卷第二”稱：“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神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2]可見，屈原在楚地酬神祭祀樂曲基礎上，經藝術加工而創作了《九歌》。據今人的田野研究，《九歌》與黔東一帶儺堂戲之間，在社會土壤、宗教意識、文化淵源等方面均有很多關聯，此外更重要的是，《九歌》的大體結構由“迎神-娛神-送神”三段組成，而這與今黔東土家族儺堂戲“開壇-開洞-閉壇”結構形態相仿。土家族儺堂戲是楚地民間祭祀歌舞遺產，其與《九歌》的結構關系可看出楚辭借鑒了楚地少數民族民間文化。[3]《九歌?招魂》借鑒了楚地少數民族招魂習俗和招魂詞。其中描述的東西南北“四方之惡”與湘西苗族《叫魂詞》中描述的東西南北“關魂牢”的內容結構如出一轍。[4]《天問》與苗族《古歌》、白族《打歌》、彝族《梅葛》等古歌與史詩文體有緊密的互鑒關系，顯然是那些少數民族古歌與史詩給了《天問》以不少的養分。[4]可見，楚辭借鑒了《詩經》，又擺脫了其四言句式，采用長短不一、參差有序的句式，同時借鑒了楚地少數民族古歌與史詩，啟發了后世多樣化詩歌文體的產生。正如劉勰所言：“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雹僦性苓叺纳贁得褡鍎t對漢族的古詩文體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積極地進行學習和借鑒。據鐘嶸《詩品》的說法，古詩文體實為漢代的創作。[5]漢代一出現古詩文體，少數民族中便很快引進了該文體。因為在秦漢至隋之間，一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俺鲇诮y治需要，（他們）學習漢語漢文，漸諳漢文化，一些人掌握了漢文詩歌的格式，創作了不少反映政權頻繁更替、宮廷內部勾心斗角的詩歌，為少數民族的作家詩奠定了基礎?！盵6]可以說，中原周邊的少數民族自秦漢時期開始，就對漢語文學新文體表現出較強的敏感度，能夠快速接受并學習借鑒。兩晉時期，“在文學上，各族都出現了能夠用漢語文吟詩作賦的詩人”。[6]也是從這時起，中原周邊的一些少數民族成為擁有雙語或多語種文學的民族，那些少數民族詩人（作家）以母語創作的同時，逐漸把漢語文作為他們文學創作的通用工具。中原外圍的“四方之民”也主要通過中原漢語文學彼此產生了文學聯系。就這樣，圍繞漢語古詩文體，各民族文學開始了積極的互動交流，中華文學互學互鑒的生命網絡被正式編織了起來。到了唐代，寫漢文詩的少數民族詩人隊伍更加壯大，在中原、北方、西北、西南、南方五大板塊都產生了一些以漢文寫作的少數民族詩人。元明時期涌現的回族詩人（作家）一直以漢文創作；元代，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中出現很多以漢文寫作的詩人作家；清代，滿族詩人（作家）主要以漢文創作。他們的文學文體已不僅限于律詩絕句，而是延伸到了詞曲散文、傳奇志怪、筆記駢文、雜劇小說等方方面面。各族詩人（作家）不僅熟練地掌握了這些文體的結構，而且掌握了相應的美學藝術技法，產生了一大批傳世佳作。唐代的劉禹錫、元結、元稹，遼代的耶律倍，金代的元好問，元代的薩都剌、馬祖常、耶律楚材，明代的李贄，清代的納蘭性德、夢麟、法式善等少數民族出身的詩人（作家）在中華文學史上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各族詩人（作家）在接受漢文化影響的同時，把本民族文化元素和美學色彩融入到自己的漢文作品當中，不僅豐富了本民族文學，也豐富了漢族文學，最終豐富了中華文學。僅以唐代詩人為例，元結針對唐以前駢賦以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蓋空虛內容的文風，提倡文學社會功能，后來在韓愈的推動下形成了古文運動，對唐代文壇產生了重要影響；劉禹錫根據巴人民歌改造而成的竹枝詞，風靡全國，流傳后世；元稹提倡的新樂府詩，給唐代詩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令人耳目一新。[6]此外，具體到詩歌主題與典故方面，中國多民族韻文文學互學互鑒也呈現出豐富多彩的互動圖景。漢族文學取自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生活的一個典型主題是邊塞，具體體現在邊塞詩上。唐開元、天寶年間，邊塞詩大量出現。[7]因為，唐朝國力強盛，邊疆安定，很多詩人有機會奔赴邊塞西域，遍覽大好風光，體察各民族的生活習俗，有時還經歷烽火硝煙，對邊塞的體認和情感超過了以往歷代詩人（作家），所以寫出了很多成功的邊塞詩，其杰出代表為高適、岑參。其中，“岑參前后兩次出塞創作的邊塞詩多達70余首。尤其是第二次出塞期間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其藝術成就甚至超過高適。”[7]火云山、天山雪、風卷白草、雨濕氈墻、夜來春風、俗語雜樂等是岑參詩中的常見意象。另外，古典詩中大膽地引入愛情主題的也是唐代詩人，這源于唐朝社會中突破傳統禮教束縛的鮮卑遺風影響。研究表明，唐以前的愛情內容大多表現在民歌里，唐以后的愛情內容則主要表現在詞曲、戲曲和小說里，只有唐代詩人才在詩中全面地健康地歌詠愛情，深刻地反映愛情的痛苦與歡樂。[4]如，李白的“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劉禹錫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等千古名句，皆產自于唐朝胡漢融合、思想開放的社會氛圍。少數民族文學借自漢族地域文化生活的主題也很多，其典型的例子見于元代回族詩人薩都剌的詩。薩都剌多年在南方任職，常駐杭州等地，時常登臨山水，寫了不少中原主題的詩句，如“漢宮有女出天然，青鳥飛下神書傳。芙蓉帳暖春云曉，玉樓梳洗銀魚懸。”漢族詩人中使用少數民族歷史地域文化典故較多的要數唐代詩人杜甫。他有百余首反映西域歷史地理和文化生活的詩歌，使用了很多西域典故。其中，地名典故有西極、絕漠、流沙、大宛、交河、北庭、安西、花門、弱水、陽關；族名國名典故有回紇、樓蘭、月支、大食；文化典故有胡笳、琵琶、羌笛、胡歌、胡舞；歷史典故有蘇武出使匈奴、張騫通西域、漢武帝公主出嫁烏孫王，等等。[4]杜甫的詩被譽為“詩史”，從其西域系列典故看，他的詩在反映西域方面同樣不失詩史品質。少數民族詩人（作家）也大量地使用了中原漢族歷史文化典故。金代鮮卑族出身的詩人元好問在《赤壁圖》一詩中嫻熟地把握了三國赤壁大戰典故，把“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卷天為紅”的戰爭場面表現得有聲有色、蕩氣回腸。元代色目人出身的馬祖常有詩《河湟書事二首》：“陰山鐵騎角弓長，閑日原頭射白狼。青海無波春雁下，草生磧里見牛羊。”“波斯老賈度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采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辈楹榈抡J為：“這是在傳統觀念中腥臊夷狄之地寫的詩，人和意象，都是夷狄的，而意境卻是那樣幽靜，是文人化的。只有在多元文化和諧且交融的元代，才能有這樣的作品。”[8]楊義曾言：“我國少數民族的神話幻想和史詩思維異常發達，甚至在世界上也是超一流的發達，這一點恰好補救了中原漢族文化過早理性化所帶來的文學想象的缺陷?！盵9]《詩經》之后的漢族文學進入了以書面創作為主的時代，沒有再產生大型口頭文學作品。相比之下，少數民族中產生了大量的口傳史詩和敘事詩。如，格薩（斯）爾（藏族和蒙古族）、瑪納斯（柯爾克孜族）、江格爾（蒙古族）、烏力格爾（蒙古族）、阿勒帕米斯（哈薩克族）、滿族說部（滿族）、伊瑪堪（赫哲族）、烏欽（達斡爾族）、梅葛（彝族）、亞魯王（苗族）、布洛陀（壯族）、花兒（回族、撒拉族等）、創世紀（納西族）、召樹屯（傣族）等，與漢語文學形成互補，豐富了中華文學寶庫，為中華文學多樣性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二、敘事文學互鑒關系

中國漢語敘事文學自周代起有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傳統，即《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且二者實為國家公文與史錄類散文。由此發端的敘事作品，宋以前基本上都屬于雅文學傳統。宋代話本和小說初興，但尚未成熟臻美。到了元代，“以元曲為代表的‘俗文學’異軍突起，被視為‘活文學出世’，顛覆了既有的文學格局?！盵7]但這也不是元代獨有的現象，“舉凡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往往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的通俗化?！盵10]在雅俗分裂與流變方面的討論中，王國維與胡適以元曲為界劃出中國雅俗文學分野的論斷有著深遠影響。王國維稱：“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盵11]胡適稱：“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12]元代之所以產生這種“最自然之文學”或“活文學”，固然由于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使然，但不可否認的是，“元代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數民族審美觀與文學作品對當時的社會風尚的影響及其引發的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影響和改變了中國文學史的主體結構，促進了元代俗文學占據文壇主流地位?！盵10]研究表明，在元代進入中原統治階層的蒙古族，從文學接受群體新成員的角度，支持俗文學，壓制雅文學，促成了中國漢語文學由雅文學為結構主體向俗文學為結構主體的歷史變遷。元之前，漢文詩詞和散文作品辭藻風雅、意境高深、典故繁雜，有的甚至晦澀難懂，大體上屬于雅文學，其接受群體為貴族、官員和文人階層，普通民眾難以企及。作為元朝統治者，蒙古族上層集團來自北方草原，缺乏漢文古典文學熏陶，不精通漢文古典文學語言和典故，有的連日常漢語交流都不甚暢達，因此不習慣于欣賞雅文學，而是喜歡俗文學，即喜歡以俚語（白話）創作的散曲和同樣以俚語創作并輔以表演的、易于看懂的雜劇。他們根據自己的審美需求，在文藝政策上壓制了雅文學，支持了俗文學。這表現在他們制定科舉政策時取消了詩賦科目，卻給予主管戲曲的教坊以較高品秩，使戲曲和曲藝藝人的社會地位大大超過了前朝。[13]由此，雅文學受牽制，俗文學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雜劇和散曲達到很高水準，成為當時漢語文學的主流。同時，正如查洪德所說，“文倡于下、雅俗分流、‘華夷一體’，是元代文壇的顯著特征……元代多族士人有著廣泛的交游，共同參與文化文學活動，在活動中彼此深度融合，達到心靈的契合。蒙古、色目士人與漢族文人，在大元治下，具有相同的國家觀念與文化觀念，有著共同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在車書大同的元代，不同民族文人書同文、文同趣，體現了元代文學精神風貌深層次的一體性?！盵14]也許元代俗文學轉向過于迅猛，才導致了明代高雅文人的反彈性復古運動。即便如此，宋話本和元雜劇已為后世俗文學開啟了閘門，到明清兩代，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長篇小說和以“三言兩拍”為代表的短篇白話小說敘事洪流奔涌而出，占據了漢語敘事文學主流。作為元朝統治者，蒙古族上層集團在文學史的關鍵節點上以接受群體身份主動參與推進了漢語文學由雅轉俗的革命性變遷。類似現象也發生在金朝女真族及其后代清朝滿族上層集團的身上。在清代，京劇和子弟書等戲曲藝術的形成與發展，同滿族上層社會偏愛俗文學的審美嗜好也是密不可分的。有趣的是，元代由蒙古族上層社會參與推進的俗文學潮流，到了清代又反方向流回到蒙古族社會，催生了蒙古語敘事文學中的章回小說流派，開辟了蒙古族文學由口頭文學為結構主體轉向書面文學為結構主體的革命性變遷的先河。17-18世紀始，蒙古族社會興起翻譯漢族章回小說熱潮，并由民間藝人把翻譯的故事本子改編成長篇口頭說唱文本，配以低音四胡伴奏，在民間說唱開來。同時，作家們學習借鑒漢文章回小說，開始以蒙古文創作章回小說?！耙考{希積極吸收漢文小說的創作經驗，創作出《紅云淚》《一層樓》《泣紅亭》《青史演義》等植根蒙古族現實生活，或者取材蒙古族歷史的一批著名小說，開創了蒙古長篇小說的先河。尹湛納希通過自己的小說創作，將內地進步思想和文學主張推廣到蒙古地區，極大地推動了蒙漢文學以及文化關系的發展?！盵15]其他民族也大量地引進并借鑒了明清小說。滿族說部中除了本民族祖先的故事之外，《三國演義》《忠義水滸傳》《楊家將》《施公案》等占據了很大比重；達斡爾族烏欽中除了史詩品格的《少郎和岱夫》之外，還有《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故事；回族等民族的口頭傳統“花兒”里有一種“本子花”，內容為《水滸》《西游記》《封神演義》故事片段等?？梢?，多個民族中存在翻譯借鑒明清小說的現象，構成了少數民族學習借鑒漢語文學敘事傳統的典型案例。如果說“主題”是詩歌的內核，那么“情節”就是敘事作品的骨架了。少數民族敘事文學作品中向漢文敘事文學作品借鑒故事情節者很多，其中蒙古族作家尹湛納希的長篇小說《一層樓》《泣紅亭》《紅云淚》是一組典型的例子。這三部小說不僅在故事情節方面，而且在人物形象、詩文典故、環境描寫等諸多方面大量地學習借鑒了《紅樓夢》與《金瓶梅》，同后者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互文性關聯。扎拉嘎指出，“尹湛納希在自己的小說中，不僅不回避《紅樓夢》對自己作品的影響，而且以《紅樓夢》的追隨者自居?！盵15]與此同時，少數民族出身的作家對漢族經典小說故事情節布局的定型也做出過重要貢獻。元末明初，蒙古族出身的作家楊景賢寫過雜劇《西游記》，早于吳承恩完成長篇小說《西游記》100多年。云峰認為：“在楊景賢《西游記》雜劇產生以前，西游傳說故事還是比較零散、殘破和粗線條的，基本處于民間流傳階段。雖然有一些作家以其為題材，創作了一些劇本等文學作品，但從題目看也還是單篇的形式居多。到了楊景賢雜劇里，才對西游故事作了一次大結集，使其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故事，基本趨于定型化，為吳承恩創作小說《西游記》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文學樣式?！盵16]楊義曾把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中華文學大格局中的動力因素概括為“邊緣的活力”，并指出，“邊緣的活力，對于中國文化的格局和生命力具有本質的意義。當中心文化發生僵化和失去創造力的時候，往往有一些中國多民族文學互鑒關系論/烏?納欽形質特異的、創造力充溢的邊緣文化或民間文化崛起，使中國文學開拓出新的時代文體和新的表現境界，從而在文化調整和重構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中華文明在世界上奇跡般綿延五千年而不中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核心的凝聚作用之外，尚存在著生機勃勃的邊緣文化的救濟和補充，給它輸入了一種充滿活力的新鮮血液?！盵17]這應該是對少數民族文學對整體中華文學所做出的貢獻的一個較為公允的評價。由于大量的少數民族出身的詩人（作家）加入到漢語文學創作隊伍，中國漢語詩歌與敘事文學作品中平添了許多雄渾豪放、狂野遒勁、質樸明快、自然暢達的風格。同時，由于少數民族詩人（作家）不斷向漢語經典文學借鑒和學習，少數民族詩歌與敘事文學作品中也多了許多典雅優美、含蓄深沉、清奇委婉、綺麗飄逸的風格。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互學互鑒，彼此輸送新鮮血液，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相得益彰，競相綻放，顯示出中華文學多元多重的多樣性美學旨趣和共進共榮的勃勃生機。

中國現代文學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課程設置中正在被不斷邊緣化，這與它在社會技能、信息、思想及創造力獲得等方面為學生提供的實際幫助越來越可疑有關。中國現代文學教學與當代生活的脫節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能回應學生的審美期待，無法有效切入當代文化建設，民族地區因其地域與文化的特殊性不免對專業課教學提出一些特別要求，專業課教學尤需在融入主流之時做到不失地域民族特色。不少研究者看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教學的問題并試圖尋求解決，遺憾的是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嘗試構建盡可能務實的教學環境幫助學生成為專業的學習者，進而整體性地提高學習能力，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改革的當務之急。

一、脫節的教學關系

中國現代文學教學與當代生活脫節具體體現在教學關系的脫節，不是說它已完全失去來自學生的回應，只是回應的聲音已經相當微弱，與我們所希望的教學效果存在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指出：隨著現代性的焦慮為追求感官享樂所取代，文學的娛樂功能被放大，文學的社會承擔意識和歷史使命意識開始受到壓抑。顯現于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則是一些學生對文學經典不感興趣，上課基本不做筆記，課外基本不讀文學作品。完成作業依靠網上下載與拼接加工，到了期末考試則復印同學的筆記臨時突擊幾天，并美其名曰惡補。他們從未把閱讀現代文學經典作為一種精神享受，缺乏感性的藝術體驗，不曾產生過感動和愉悅，也談不上任何審美藝術熏陶。等到畢業之時，知識基礎貧乏，理論功底單薄，審美趣味幼稚等問題則逐一顯現?？佳械膶W生專業基礎應該是相對扎實的，但是他們答題時頭頭是道，一旦涉及自己高談闊論的某部作品，卻是一臉迷惘，因為沒有真正閱讀作品，所謂高談闊論只是來源于指定的參考教材，并不是由閱讀經典得來的切身感受［1］。

根據筆者任課期間的觀察，學生對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內容的反應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對教學內容擁有較為濃厚的興趣，認真聽講且積極回應老師提出的問題，并能在課后主動借閱老師布置的閱讀書目。遺憾的是這類學生只是少數，我們提出問題當然主要不是針對這一部分學生。二是對教學內容基本不感興趣，只是由于害怕考勤制度才按時來到教室，在課堂上被動地接受教學內容，對老師課堂提出的問題不愿主動回應，課后則缺乏進一步拓展本專業知識足夠的動力。三是對教學內容毫無興趣，上課時注意力集中在與教學內容無關的地方，或者干脆無故缺課而利用上課時間去做其他事情。這一類學生已與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內容完全疏離，課堂所講授的知識已與其不再發生任何關聯。名義上學習過中國現代文學這門課程，實質上對于這門課程的基本知識點卻一無所知，更不要說通過這門課的開設接受情感教育與審美教育。這種浮躁之風固然沒有完全占領高校校園，但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對嚴謹求實的學風已經產生了實際的負面影響。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高校在專業教學中遇到的問題，邊遠民族地區的高校不僅難以避免，甚至可能表現得更復雜一些。以廣西為例，一方面中小學基礎教育的落后使教學對象在文學常識儲備、漢語理解能力與書面表達技巧等方面與發達地區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如何與地域民族文化實現良性互動，如何更好地適應當地經濟建設的需要，長期以來未曾得到過真正的關注。多種原因的疊加使邊遠民族地區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中國現代文學曾經與現實生活保持血肉般的聯系，并在文學創作實踐中不斷豐富與發展，如今卻與現實生活發生了脫節，甚至由此導致學習主體的缺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究其原因，當代生活中文化價值觀的多元化轉變所帶來的價值危機、信仰危機以及的沖擊［2］固然是一方面，而中國現代文學課堂長期以來教學模式單一，缺乏對學生審美趣味變化的有效回應，對教學實際效果置若罔聞所帶來的積弊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果我們致力于追求高質量的教學，那么發生在中國現代文學課堂上的就應該是文學認知能力與專業審美品位的整體性提升。真正成功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應是全體而非少數學生的發展，是學生知識習得在廣度與深度上的充分開拓，是教學活動中過程有效與結果有效的有機統一。唯其如此才堪稱高效的課堂教學，也才算是喚回了那些已經厭棄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習主體。

二、建構性環境的創設

“教學的經典定義是設計環境。”［3］所謂環境是指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教學活動全程，包括課內教學設計與課外教學延伸。環境創設的意義是就學習主體而言的，正是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學生學會學習，并通過學習使自己成為富有效率的人。建構主義理論認為知識在教學雙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建構于學生的知識結構中，它不拘泥于傳統意義上的傳授，而集中關注學習行為的社會性。該理論就環境創設進行過極富啟發性的闡述：“知識不是對外部客觀世界的被動反映，不是有關絕對現實的知識，而是個人對知識的建構，亦即是個人創造有關世界的意義而不是發現源于現實的意義。”［4］學習乃是基于與環境充分互動的意義建構，教學則是為了創設有助于意義建構的學習環境。這一學習環境蘊涵豐富，足以為學生提供合適的認知工具。它強調交流和協作對于知識建構的作用，也相當重視真實的學習活動和情境化內容，使知識和能力具有遠遷移和強大的生存力。建構主義認為知識無法以現成的、孤立的方式獲得，復雜知識的獲取需要明了組成系統知識的各個方面，重視知識的多元表征。

英美文學課程作為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西部民族院校的英美文學教學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于英美文學教學的歷史不是很長，很多地方需要不斷改革和探索。筆者及課題組成員在對西部幾所民族院校的英美文學教學情況進行的調查研究中發現這些學校在課程設置，師資力量，教學方式和內容等方面存在問題。為了讓民族院校學生的人文素質得到提高，教學改革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符合時代需求的優秀少數民族人才，以滿足民族地區發展的需要。   1西部民族院校英美文學教學現狀   1.1課程設置   課題組專門對西部幾所民族院校的英美文學教學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大部分民族院校英美文學課程設置不合理。把英美文學課程放到專業選修課程里面，而不是專業必修課或者專業核心課。這就完全不能體現英美文學課在英語專業教學中的地位，也無法培養出具有較高人文素質的人才。很多民族院校在低年級也沒有給學生開設與文學文化有關的的選修課：比如西方文化入門，希臘神話與圣經故事等。由于學生在低年級的時候沒有受到很好的的有關文學文化知識的熏陶和培養，在高年級階段很難真正理解英美文學作品。   1.2教材與課時   通過這次調查，筆者也發現很多民族院校英語專業普遍采用的是劉炳善主編的《英國文學簡史》和常耀信主編的《美國文學簡史》兩套教材。這兩套教材的特點就是內容多，且將各個階段的歷史與作家作品結合起來。并不能滿足民族院校英美文學教學的特點和學生的實際需求，而且史的內容多于作品，存在“厚古薄今”的問題。另外，大部分民族院校在課時安排上很緊，大多數一周只有2學時（一學年上完）或者一周4學時（一學期上完）。英美文學歷史悠久，每個時期的作家作品，文學流派繁多，要在這么有限的時間里完成這么繁重的教學任務是不可能的，多數老師只能選擇性的進行講解，因此往往存在著趕進度的現象，很難讓學生對作家和作品有更充分的認識，學生對大多數作家作品只能做到淺嘗輒止。以我們學校為例，由于我們學校英語專業在基礎階段沒有開設與文學有關的選修課，學生對英美文學知識了解很少，學生的知識面狹窄，人文素質較低，文化知識缺乏。根據我們的調查，只有少數學生在開設文學課之前讀完過一本英文原著，有些同學課前不預習，在聽課方面都存在困難，更談不上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和鑒賞了。   1.3師資和生源   師資和生源是西部民族院校存在的兩大問題。由于大多數西部民族院校所處的地理位置不理想，一般都在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不發達，交通閉塞，導致民族院校的師資比較薄弱，英美文學的教師和學科帶頭人很少。再者，民族院校的學生大多數來自于經濟落后，教育不太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學生的知識面狹窄，英語基礎較差，對英美國家的文化和文學認識基本處于基礎階段，學生在學習上多數還是被動吸收知識，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能發揮出來。學習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1.4教學方法   通過程愛民等(2002:16)關于我國英美文學教學現狀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教學方法上，超過60%的教師仍然沿用較為傳統的教學模式，既注重教師的講解，對學生的參與要求不高。再講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時，先從背景，作家生平講起，接著是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這種模式的教學方法很難使學生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在我調查的幾所民族院校中，大多數學校仍然沿用這種傳統的教學模式。有幾所學校是采用的“文學史﹢選讀”的模式，但偏重于對文學知識的系統介紹。文學史教材的知識點很繁瑣，使學生限于無邊的知識海洋，無暇旁顧。文學選讀課程又是從古典作品開始，學生受到語言能力的限制，只能由教師逐詞逐句講解，缺乏生動性和藝術魅力。這種教學模式，忽視了學生對作品的閱讀，理解和評價，學生成了文學知識和作品分析的被動學習者和接受者。其結果可想而知。經過一年的學習，學生往往只能記住課堂上老師講過的作家名字，作品名稱。雖然現在很多大學課堂都是多媒體授課，但是以教師播放幻燈片為主，沒能充分利用多媒體設備，教學效果仍然不理想。   1.5考核辦法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大多數民族院校的英美文學課程都是考試科目。教師大多數都是采用閉卷考試的形式，也有少數教師采取閉卷考試和寫學期論文兩種形式。如果只采取單一的閉卷考試模式，學生在學的過程中只會為了追求高分，在課堂上一味地認真做筆記，對課堂討論和課堂活動參與很少。在課堂上他們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根本談不上提高他們的文學鑒賞水平和培養他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和愛好。通過以上調查，發現民族院校英美文學教學現狀不容樂觀，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進行教學改革。   2民族院校英美文學教學改革思路和策略   2.1重新認識英美文學教學目標內涵   我國高等教育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面發生了很大變化，本科教育從專才教育轉變為通才教育。英美文學教學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大學生都把熱情和重心轉向了與就業有幫助的實用性課程，比如旅游英語，商貿英語等等。文學課程在民族院校受到了冷落，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要改變這一現狀，必須對這門課進行重新認識，要根據社會發展和學校的實際情況調整培養目標。對于民族院校而言，筆者認為重點應該放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上，有條件再進行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使民族院校英語專業的學生“英語技能熟練全面，人文素質深厚，具備批判新思維和創新能力，具有社會責任感，能夠較快適應各種工作的專業人才。”（胡文仲2006,243）。只有按照這個目標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夠更好地為民族地區做貢獻。   2.2教材選用合理，課程設置合理   #p#分頁標題#e# 教材是教師授課和學生學習的主要依據。在教材選擇上，我覺得民族院校應該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選擇難易適中的教材，教師甚至可以自己編教材來滿足民族院校學生的需要。在大學低年級階段應多開設一些與文學相關的選修課，比如圣經故事，西方文化入門，希臘神話故事等等課程，讓學生在低年級能對西方文學和文化有一個大致了解和印象。除此之外，也可以在低年級開設哲學和美學等選修課程來增強學生的審美能力和陶冶學生的藝術情操。這樣，學生在高年級學習英美文學課時就會輕松很多。學習效果也會好很多。   2.3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民族院校的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要從教師“一言堂”“唱獨角戲”變為互動的教學模式，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由被動學習轉化為主動學習。最近幾年我們學校在英美文學教學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在教學方法上進行了改進，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了，也開始對文學產生了興趣，有很多學生在報考研究生方面都選擇了文學專業。2010-2011年，一共有十幾位同學考上了英語專業文學方向的研究生。首先是讀經典：在開設文學課時，教師就給學生開書單，列出各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布置一學期的閱讀任務，讓學生大量閱讀文學經典，把握文學精髓。同時要求學生讀完后寫讀書筆記，讓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其次是讓學生講：每個班都分為幾個小組，然后以小組為單位，安排他們對每個作家進行簡要介紹。要求他們在課下查找相關資料，自己制作課件，自己上臺做講解。這個過程其實讓學生自覺地對每個作家，作品和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解，在準備和講解的過程中，加強了對作家作品的鑒賞能力，又培養了他們的合作意識和參與意識，提高了同學們的綜合素質。最后是讓學生看：每周我們都會安排一個晚上的時間，組織學生觀看經典英美文學電影，親身感受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觀看之前，要求學生對文本進行細讀，了解作品的主要內容，主題思想等，在看完之后，要求學生寫觀后感或者組織學生進行討論。   2.4采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全面提高教學效果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民族院校的辦學條件也得到了不斷改善，在我們所調查的幾所學校，幾乎全都采用了多媒體教學。英美文學課內容多，信息量大，在課堂上采用多媒體教學成為了一種必然。教師可以根據需要介紹背景和知識點，對于文學作品，可以播放名著片段來加深同學們對經典作品的理解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課后，教師可以利用網絡加強與學生的溝通，用電子郵件的形式給學生進行指導，解答學生的疑難問題。學生也可以通過網絡和圖書館來查找相關作家和作品的信息，已達到深化學習的目的。2.5提高民族院校的師資水平和科研能力英美文學課程本身對教師的要求就很高，教師不僅具備很深的文學功底和寬廣的知識面，更要有較高的課堂駕馭能力。這樣才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最近幾年。民族地區教師的教學水平和科研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以我校為例，近幾年參加進修的老師占全體教師的10%-20%，科研立項也在同類本課院校中排列前位?？偟膩碚f，民族院校教師的整體素質在不斷提高，這也為培養更加優秀的民族人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結束語   民族院校只有摒棄傳統的教學方式，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不斷進行英美文學教學改革，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和科研能力，重視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建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才能把學生培養成適應民族地區發展要求的具有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的復合型外語人才。

校園文學是指發生在校園的文學現象的總和，包括校園文學創作活動、校園文學批評活動、校園文學鑒賞活動、校園文學社團活動等校園文學實踐活動。高校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是指在高等學校里由少數民族學生參與的校園文學實踐活動，包括少數民族學生參加的各類文學社團活動、少數民族學生用民語進行的文學創作及閱讀等活動、少數民族學生或漢族學生用漢語言書寫的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文學作品以及對作品的閱讀鑒賞活動，這是一個多層次的動態的過程。   校園文學是校園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一所學校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標志。將校園文學的建設納入校園文化的建設中，不但可以推動和繁榮校園文化，而且可以開創校園文學的新局面，為進一步抓好高校的政治思想和育人工作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建設和發展校園文化是近年來許多高校一直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而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各高校文化建設工作的首要任務之一。新疆各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甚至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如喀什師范學院、和田師專等。發揮校園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作用，可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加強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可以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和審美情趣，同時還將大大地促進校園文化建設的繁榮發展。   一、校園少數民族文學的作用   （一）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是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   新疆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聚居地區，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密切聯系，互相學習，相互促進，增進了民族團結，建設了繁榮、富裕、和諧的新疆。但長期以來，國內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妄圖把新疆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他們除了不斷地在新疆制造暴力血腥事件外，還通過各種途徑，妄圖占領思想文化領域。于是，他們把黑手伸向了校園，不僅在中小學，而且在大學的校園里進行反動輿論的宣傳。校園少數民族文學作為少數民族學生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利用和歪曲篡改，或添加制造帶有民族敵對或民族分裂情緒的成分，從而使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淪為民族分裂分子煽動民族反動情緒的陣地。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反動觀點和言論，對各族學生造成了很大的毒害，這種毒害如果滲入到了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會使他們背離正確的人生道路，成為危害社會的隱患，嚴重影響到新疆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的政治穩定。因此，占領校園少數民族文學陣地，讓它成為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宣傳工具，成為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思想道德和理想教育的陣地，不僅可以引導少數民族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還可以促進校園少數民族文學的健康發展，促進少數民族學生積極健康地成長，并使他們成為維護校園和諧和社會穩定的堅實力量。   事實證明，搞好校園文化建設，以校園文化為平臺抓好學生的思想和宣傳教育工作，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就沒有市場，校園就會成為一方凈土。在校園內發展全方位的校園文學，讓漢民族文學和各少數民族文學共存在校園中，充分發揮好文學的宣傳和教育作用,對校園文化建設意義重大。（二）校園少數民族文學能夠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各種能力，能夠培養他們的審美情趣和道德情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活動，能發揮民族學生的潛能，提高他們的文學素養和各種能力，培養他們內在的人格品質，樹立以科學精神、藝術精神、道德精神為要素的人文精神。如通過開展讀書活動，能提高他們的閱讀能力、思辨能力和審美能力；通過各類講座，能豐富他們文學知識和文化常識，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積累人類文明成果；通過演講比賽，能鍛煉他們的辨別能力、表達能力和反應能力；通過文學創作，能提高他們寫作水平和思想境界；通過文學作品的改編演出，能加深他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對文學藝術的創造能力。此外，少數民族學生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和傳承本民族優秀的文化，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評論，能夠增強他們的文學鑒賞水平與明辨是非的能力，還能夠培養他們的文學審美情趣。而從文學作品中所汲取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高尚的思想情感，增強了他們對真、善、美和假、惡、丑的辨別，從而便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培養了他們健全正直的品格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二、新疆高校校園少數民族文學目前的狀況   目前,新疆各高校校園文學主要是漢民族語言文學，而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基本上處于邊緣狀態，甚至有的高校還沒有校園民族語言文學，與之相對的是漢語言文學在校園文化里占據著主流地位，而這種主流地位主要是漢族學生主導的精神文化。由于少數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在語言上和文化上的溝通存在一定的障礙，再加上民族文化的差異和文化認同的差異，造成了少數民族學生對漢民族文學閱讀、理解、欣賞的隔膜,并進一步影響到少數民族學生參與漢語言文學活動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少數民族文學和漢語言文學的交流、溝通、融合和發展。因此，創建和發展校園少數民族文學，能引導少數民族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的文化建設活動，促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和漢族語言文學的相互借鑒和交流，為開創校園文學的新局面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如何創建校園少數民族文學   借鑒內地和新疆校園文學建設較成功的高校經驗，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新疆校園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建設，積極探索新疆高校少數民族校園文學的發展道路，是一個重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少數民族校園文學的建設。   （一）發展校園網絡文學   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傳媒手段，從一出現便以它得天獨厚的優勢迅速成長壯大?，F今的網絡文學已經成為一個完全大眾化的文學交流平臺，自由創作、自由閱讀、自由評論、內容風格呈現多元化,使得文學不再高不可攀，網絡文學成為人人可參與的創造性地學習和審美活動。新疆各高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園網絡平臺，為校園師生提供了一個可以自由選擇交流對象和自由選擇交流時間的平臺，交流面廣，方便快捷。#p#分頁標題#e#   而目前各高校的校園網絡文學，基本上是漢語言文學占據著主導地位，民族語言網絡文學發展還比較較緩慢。隨著計算機的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少數民族學生對計算機和網絡的運用越來越熟練，網絡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戰線上占領傳播速度最快的網絡，進一步發揮校園網絡的育人作用，在新疆高校創建校園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已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為，它不僅可以豐富校園文學的內容，增進各族學生之間的精神交流，形成一種新的校園課外活動方式，而且只要能引導校園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它還可以成為校園內一個宣傳和教育的網絡平臺，能正確引導民族學生明辨事實真相，分清是非，自覺遵守校紀校規，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穩定。它還可以成為少數民族學生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的平臺。因此，創建校園民族網絡文學，能使校園文化模式得到一種全新的提升。   （二）舉辦校園文學沙龍   文學沙龍是指一種組織形式靈活的小范圍文學活動形式。在高校的校園里，文學沙龍有它獨特的自身優勢：文學沙龍的組織方式簡單易行，它無需耗時、耗力，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校園或校外的任何一個地方舉行，如教室、宿舍、校園、廣場、茶屋、餐館等等。它可以在一個系的范圍內，也可在一個班級的范圍，還可以是文學趣味相同的不同系別，甚至不同學校的師生參加的文學活動；文學沙龍的活動形式多樣，如可以組織幾人到十幾人的文學創作交流、書評會、朗誦、討論、辯論、采風、生活體驗活動等。在民族學生中舉行這樣的文學沙龍活動，讓他們在這些活動中，互相學習、互相影響，從而能提高學養，弘揚正氣、抵制邪惡。各高校要要充分發揮民族教師對少數民族學生文學沙龍活動的組織和正確引導作用，積極鼓勵民族教師參與學生的文學沙龍活動，并重點培養既有文學愛好，又有組織能力，并在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的少數民族學生來組織文學沙龍活動，充分發揮他們的重要作用，讓校園少數民族的文學沙龍活動健康地向前發展。舉辦校園各民族語言文學沙龍，不僅有利于提高各族學生的文學素養，而且還有利于豐富了校園文化的內涵，形成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和學習風氣，對維護校園的團結和穩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成立民族文學社團   校園文學社團是團結同學，形成合力，交流經驗，創新藝術的載體。在校園內成立民族文學社團，讓民族學生積極參與到文學社團的活動中來，使每一個成員在潛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學養和各種能力。在校園民族文學社團中，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如讀書活動、文學講座、文學作品的創作和鑒賞活動，詩歌朗誦會等，不但有助于學生積極進取、主動參與、大膽競爭等自我表現能力的培養，也大大增加了他們與老師、與漢族同學交往的機會，提高了他們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及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了團隊精神，增強了合作意識。學校團委、學生會要積極創造條件建立少數民族文學社團，激發少數民族學生參與文學社團的熱情，幫助他們營造自己的文學園地，以展現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生活和民風民俗，弘揚少數民族文學的優良傳統，為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活動開辟一個窗口，這樣無疑更有利于各民族青少年增進交流，加深友誼，促進校園和諧和社會和諧。   （四）豐富校園的板報欄，充分發揮校園廣播站的作用   校園的板報欄在漢語言占主導地位的同時，還要適當地加入民族語言和民族書畫藝術的形式，要充分發揮板報欄對各族學生的宣傳和教育作用。還要讓少數民族學生在校園廣播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積極鼓勵民族學生投稿，宣傳國家的大事、政策和法規，把校園內的好人好事、不良風氣用生動的民族語言寫出來，通過校園廣播站傳向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使校園里的每一位民族學生都能從中受到教育和啟迪。這樣才能鼓勵少數民族學生積極地參與到校園的文化建設上來。從而促進校園各民族文學的共同向前發展，為維護校園的穩定做出積極的貢獻。   總之，新疆是一個特殊的地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創建和發展新疆高校校園少數民族文學，在當今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它有利于提高民族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民族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它還有利于促進高等學校的德育工作，有利于校園和諧和穩定，有利于民族團結，有力于社會安定和團結，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有利于進一步貫徹民族平等的原則，有利于促進各民族文化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