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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寓言化追求一直存在，主要表現為通過寓言模式的建立來顯示潛藏于民族內部的集體主義經驗，基于描繪最具民族意義的局部意象來求得對民族過去和未來發展的整體把握。基于此，依據詹姆遜文學寓言觀，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學寓言化創作的審視以及對民族寓言背后所折射的民族敘事方式的分析，探討現代語境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寓言手段與民族文化傳承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
詹姆遜；民族寓言；集體經驗；文學創作；文化意象
一、民族文學的歷史寓言方式與民族語言符號保護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的歷史寓言是最早也是最常見的寓言手段，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少數民族語言符號與歷史的關系，詹姆遜文學寓言思想指出：“民族語言符號是文本意識形態的顯現”，[1]無論歷史敘事宏大與否，民族語言的表現形式都是穩定的，而歷史的寓言化便是出現在這些穩定的民族語言結構之中。以土家族歷史小說《最后的巫歌》為例，文中的第一條線索是明寫土家族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民族歷史變遷，第二條暗線刻畫土家族人的精神與靈魂發展歷程，兩條線索一明一暗需要互相配合，暗線怎么配合明線呢，即是通過寓言的方式。在《最后的巫歌》中作者以一頭白虎的命運為敘述對象，講述白虎對后裔的庇護，與巨巖中象征災難和潛在危害的孽龍作戰，白虎身上的獸性和神性隱喻了土家族祖先從混沌不開化的原始力量中跳脫出來，征戰殺伐、生離死別，最終建立山地文明的歷史命運，這種隱射、暗喻交織的雙線索歷史敘事法正是少數民族歷史寓言的標志，其中以少數民族禮儀儀式和巫文朗誦為代表的語言符號系統不斷強化著民族身份、民族記憶以及文化認同，而在當今社會此類少數民族語言符號特質正在消亡，甚至已經消亡，避免這種符號特質消亡的有效手段便是借助產生于穩定民族語言結構之中的寓言化文本。詹姆遜文學寓言理論認為神話、傳說所代表的專有語言系統在民族口耳相傳的層位上處于優先地位，容易造成民族歷史敘事的文學體裁被固化，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一種民族語言系統可能被另一個語言系統所取代，但民族歷史卻并不會出現全然的斷層和散佚”，[2]對語言形式的改變可以借助文學載體的革新來突破，從而發展出新的寓言面貌。那么，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面臨的嶄新文學載體是什么呢，怎樣去篩選適宜少數民族歷史寓言化創作的文學載體？以少數民族歷史詩歌的轉型為例，中國現代“游仙詩”和“劇詩”都是歷史敘事的新型體裁，但并非都適合少數民族歷史寓言方式的轉型。首先是“游仙詩”，現代“游仙詩”有點類似于早期的“烏托邦”，但從渲染返璞歸真的原始情懷變為強調對現實的“超脫”理想，然而使用現代語言系統“借古喻今”的可能性要參考文體特征、精神內涵是否具有少數民族整體社會生活的相通性，詹姆遜將文學寓言定位于“從不同層面和廣度顯現集體性經驗”，[3]從這一角度來看“游仙詩”體裁更適合少數民族“尋根文學”而不是歷史寓言，“劇詩”體裁反而展示出了自身的優勢。“張松如、蘇國榮等少數民族文學評論家將劇詩歸位為中國傳統戲曲”，[4]簡而言之即是戲劇裝進了詩的詞句之中，而少數民族歷史敘事中最常見的便是以神話劇情為主線的英雄史詩，劇詩與少數民族神話、傳說有著良好的姻盟關系，而從思想內涵來看，劇詩的戲劇主旨集中表現為“載道”意識，有利于反映少數民族歷史人物塑造與神話故事演繹的信仰系統，促使民族寓言超越個體意識上升為歷史集體意義的大群體敘述觀。詹姆遜文學寓言思想將民族寓言文本劃分為三個層面：“直譯的文本指涉、道德的心理解讀以及寓言的闡釋符碼”，[5]其中直譯的文本指涉和道德的心理解讀都是隨著時代價值的轉變而變化的，但民族寓言的闡釋途徑卻是防御式的模式，少數民族歷史敘事要從現代實踐中去挖掘那些逝去卻有時代啟迪價值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守衛傳統而存在，詹姆遜文學寓言觀不鼓勵回歸民族寓言的古老形態，提倡“把民族歷史看作是我們需要顛覆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活躍因素”，[6]例如，莫言《生死疲勞》通過動物變形來打破歷史的線性壓制，文中以驢變牛、豬變狗的戲謔刻畫隱射荒誕的民族歷史轉折點。“透露著一種新鮮時代含義的世界文學觀念”。[7]
二、民族文學的文化寓言方式與民族文化內涵拓展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的文化寓言方式是借助寓言的張力去引申和發展民族文化內涵。寓言是一種表達性的力量，可以表達一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意蘊，對此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的文化因素存在語音、字、詞、句、語法、故事、場景、形象等各個層面，寓言的突出功能在于推動敘述行為和敘述過程最終形成一個整體性的文化意象。例如“神農架位于鄂西北與川陜接界處”，[8]神龍文化一直是當地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主題之一，彝族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瑪庵夢》中的“九頭鳥”“蛤蟆龍”“棺材獸”“野人”等奇異、詭秘的原始文化想象如果被單獨呈現，并不能與現實生活中的神龍架山區建立對應關系，好比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文學中虛擬元素所代表的“另一個世界”要與現實生活中的“這一個世界”融合貫通，彝族小說《瑪庵夢》以瑪庵山上的氏族首領“奧博申申”橫跨陰陽兩界的戰斗經歷來暗示以“人”為中心的物質循環狀態，立足于對彝族真實地理空間的勘探來復活久遠的神龍文化，其時間的寓言性既是過去的，也是現在的。詹姆遜文學寓言觀反復論述了這種運用時間兩端相接來反映民族文化本質的寓言方式，指出時間的相互對立和依存為寓言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民族寓言表達的現代困境在于如果時間距離感消失，那么便很難從時間距離中抽取自足的文化意象，因此現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如果能憑借“魔幻現實主義”以外的題材去構建民族文化的寓言文本是突破時間困境的出口。例如《絕地逢生》講述了“云貴高原烏蒙山脈中一群少數民族村民居住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絕地”，[9]這個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絕地”顯然是作者創作出來的生態文化意象，至于他們為什么會出生在那里，這個絕望之地如何會誕生一座村莊，小說并沒有去交代，沒有“過去的時間”，作家只告訴讀者，人們要往外搬遷，整個小說的時間狀態都是當下的時間狀態，解決向哪里搬遷、如何搬遷的生存難題，但“絕地”的生態文化意象以及對這種生態文化的無邊想象卻一直凌駕在“搬遷”之上，敘述者敘述著現在時間中發生的事情，讀者卻想象著過去時間的景象，“絕地”寓言的高度概括性促使作者的生態文化敘述充滿對世界生命無常的象征意味，小說中的人們越是頑強抗爭，“絕地”的意象魔咒就越發深刻、沉重，即使最后人們終于走進城市完成了自救，也沒有化解“絕地”隨時可能再現的危機感，自然意象系統、人物意象系統之間的張力關系成就了該篇的生態文化寓言主題?？梢姡贁得褡逦膶W的文化寓言形象與時間息息相關，但卻可以運用脫離時間的方式去表現時間，這便是詹姆遜文學寓言觀所強調的“陌生化”戲劇張力的重要性，少數民族慣常使用“陌生化”來創造一種強悍有力的形象，這種形象的在場與不在場都無關緊要，因為被寓言化的形象讓人們想起的不是形象本身而是觸動人們心靈記憶的真實感受，它時時刻刻都在場，刺激著讀者的感官神經。應用“陌生化”敘述來引發讀者對時間的“通感”是現代少數民族文化寓言追求的藝術效果，但創作的關鍵并不在于對“陌生化”意象的直接性營造，詹姆遜文學寓言觀認為，文化意象的寓言化沖擊僅僅發生在“本體”和“喻體”之間的距離之中，是它們之間的距離帶來了“陌生化”效果，而不是現實本身就存在一個“陌生化”意象。例如《豹子最后的舞蹈》中，“斧頭”回憶森林火災時形容“天空通紅，烈焰騰空，燒得星星砰砰下墜，美輪美奐，有幾百只豹子跳了崖……”，[10]這種陌生化意象帶給讀者的精神刺激是來自場面的壯麗（本體）嗎？不是，是對豹子跳崖這一模糊物象的省略，真正的喻體存在于讀者的想象之中。
三、民族文學的倫理寓言方式與民族價值觀傳播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的作家主體身兼知識分子與族群發言人的雙重身份，這使少數民族文學的倫理表達交織著身份認同的矛盾感，詹姆遜文學寓言觀指出：“在民族規范之內，作家需要的是‘擴張’，但在民族規范之外，作家需要的則是‘根’”，[11]以現代性為基礎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面對的是世界文化、資本、政治以及宗教的全球一體化背景，他們有對民族未來的焦慮，也有對民族迷人的古老傳統的擔憂，現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倫理寓言創作急切地呈現出新舊倫理互動的力量交鋒。例如藏族作家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風馬之耀》都是以寓言的方式描繪藏族傳統倫理生活，使用了大量的先鋒技巧，顯示作家受到西方文學思潮的巨大影響，但從文學內容上看卻充滿了“外部人”的窺視視角，在扎西達娃的小說中總是存在著一個強悍的闖入者形象，熱衷于讓“闖入者”們打破藏區的寂靜和平和，這種寓言現代文明沖擊的闖入者意象是少數民族文學適應全球多元文化格局的必然產物，正如詹姆遜所言：“民族寓言的現代化之路表現且必然表現為一種跨民族、跨語言、跨地區的情感文化流變”，[12]可以預見未來少數民族文學的倫理寓言手段只能采取“跨民族”的審視方式來完成，區別在于作家實現自身與家園的聯系是通過流動的混合身份認同，還是站在一個地方就代表一個地方的單一化民族身份認同。對此，單一化的民族身份認同已無法適應少數民族倫理文化價值觀的變遷，少數民族集體文化意識的“想象的共同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裂變，八十年代的少數民族小說創作致力于描寫民族起源、故鄉、母語與信仰之間的多邊關系，在九十年代的少數民族小說中作家則不停地解釋著失去故鄉和失去母語的民族生存狀態，而當代少數民族倫理文化的“流散”視角已形成，基本看不到血緣在族群關系確認中的地位，早期作品中的濃郁民族特色正被不斷淡化，對主要人物的塑造表現出民族身份的含混性，這反而意味著民族倫理的寓言化方式將越來越重要。詹姆遜文學寓言觀在對民族倫理身份認同的闡釋中提到了“模糊”二字，民族身份本身的模糊化表現為不刻意描繪人物身份的民族性特征，而是通過寓言化的方式來間接傳遞。例如我國著名少數民族作家老舍的文化個性中流露出鮮明的滿漢混合意象，《龍須溝》中的“程瘋子”，無論是從服飾打扮、語言風格還是飲食習慣都已看不出該人物的滿族身份，作者只淡淡地敘述他在謀生技能上一無所長，在社會交際中屢屢碰壁，將筆墨都花在“程瘋子”的“瘋”上，詳盡地描寫他見人就作揖，“多禮”得讓人討厭，他真的瘋了嗎？那是這個人物在所處倫理文化關系中表現出的“不合時宜”，這種獨特的身份寓言方式展現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倫理交互現象。詹姆遜文學寓言思想認為民族身份建構存在兩種文本，一種是寫實的文本，另一種是寫虛的文本，寫實的文本指向單一化民族身份認同，而寫虛的文本則在于創造自己的“他者”，《龍須溝》中的“程瘋子”便是自己的“他者”，是他在其他族群中的“他”的形象?？梢姡贁得褡鍌惱碓⒀曰瘎撟鞑⒉皇菫榱私⒚褡迳矸莸膶P系，反而充滿了作家對待民族歷史和現實、虛構和紀實、文學性與社會性的對立視野，民族身份顯現在價值判斷與自身定位的兩難局面中，當前少數民族社會發展的城鄉文化沖突、階層分化、文化隔膜都包含著這一寓言邏輯，但文學創作對它們的表達卻并不是簡單的呈現二元對立的敘述框架，詹姆遜文學寓言觀給出了“寫虛”文本的寓言定義，即是“‘象外之象’‘韻外之致’‘弦外之音’的妙境”。[13]例如《云彩擦過懸崖》中“吳三桂”作為來自蠻荒神農山區的唯一外來者，他在大城市的生活狀態很少表現出倔強或反抗，更多的是應對異質環境時的柔韌靈活，但作家卻偏偏數次寫他做夢夢見有一個油鋸在割鋸他的身體，將他剁成三截的噩夢，以高度抽象的夢境間接地隱喻了主人翁在異質環境中的身份認同焦慮。
作者：章曉宇 單位：湖南女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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