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貿易范例

一、中國的國際貿易自由化

從20世紀80年代地位微乎其微到2000年以后比重不斷加大，再到2010年超過了同時期的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我國的國際貿易在國際上地位越來越高。從進出口結構上來看，在1994年之前，我國處于低水平發展狀態，國際貿易基本保持順差。1995年以后，我國國際貿易出口額在飛速發展的同時，國際貿易進口額也在不斷增長，國際貿易逆差越來越大，2009年高達295億美元。由此可見，我國國際貿易增幅巨大發展迅速，貿易總額不斷擴大，國內貿易內的比重不斷提高，在世界服務貿易的舞臺上的角色越來越必不可缺。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得益于世界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斷加深。

二、中國市場實現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具體對策

為了實現國際貿易自由化，在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同時，我國也基于本國國情摸索出適合中國的具體對策。

1.建立健全服務貿易法律體系。

制定服務貿易的基本法。進一步完善《對外貿易法》中關于國際貿易的規定。針對性解決我國《對外貿易法》對于服務貿易的規定的內容太少，過于原則化與模糊化，可操作性差的問題，這就使得基本法在實踐中的指導意義較小。完善貿易法第一就是學習借鑒美國經驗，增加促進保障條款。一方面完善我國服務貿易的出口體系，制定服務貿易的發展戰略，加大對服務業的支持力度，促進服務貿易的出口；另一方面完善服務貿易的保障措施，在為服務貿易提供必要的救濟途徑的同時對違反我國服務貿易政策的行為提供制裁的依據。第二，明確我國服務貿易的管理機構，詳細規定其性質、職能、權利，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管理機構在業務貿易中的強制性和合法性。

2.推動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多層化。

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歷史孕育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人文智慧和文化意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在中國與世界的對話和互動中獨具魅力。指出，要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拓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途徑，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歷史積淀，彰顯與時俱進的時代魅力，闡釋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完善中國價值觀的世界表達，方能推動中華文化對外傳播行穩致遠。

1完善內容資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展現中華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優秀文化遺產和成果，層次多元，涵涉豐富。以往我國文化傳播比較注重官方、宏大、主流的元素，文化表達方式往往比較委婉含蓄。因此，要開辟新的思路和視角，結合民族、地域、呈現形態、傳承方式等特征，對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合理和必要的轉化創新，納入對外傳播的推介范圍，建設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內容形式新穎、表達方式活潑有趣的傳播內容資源，持續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2加強學術交流

要找準中國文化傳播定位、路徑和策略，轉換中國價值觀在對外文化傳播中的話語體系，在學術交流中多層次、多角度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繼續做好“請進來”，舉辦國際漢學交流和中外智庫合作等學術活動，邀請外國文化學者來中國開展課程觀摩、論壇研討、課題研究、學術溝通和交流活動。在中國傳統節日、民族特色節日等重要時間節點，或非遺項目展播巡演等重要活動期間，邀請他們來中國參觀體驗，使他們更加近距離地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繼續堅持“走出去”，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物的國際推廣與傳播，加大對漢學家和海外出版機構的投資支持，加強與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聯系，通過文化節（展、會）和各類產品、品牌推介活動，把我國的醫藥、美食、典籍、文物、民俗傳統、自然風光、藝術作品等宣傳推介出去。

3鼓勵民間力量

國外許多華人社區組織建立的各類民間社團經常會邀請當地民眾一起，開展各類中國傳統節慶、藝術表演等活動，有些活動還會被當地廣播電視和網絡媒體全程直播。在這種民間自發的組織和活動中，“民間文化使者”將自己對于中外文化的理解融會貫通，用當地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文化表達和交流，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具有優勢。但是，由于缺乏穩定的組織運作機制，民間文化傳播的形式和內容大多較為松散隨意，傳播影響力有限。因此，應建立健全民間組織機構，完善運作規劃機制，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的民間力量。

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發生、發展、傳承與流變，都與其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條件、各種文化間的互相交流影響及本民族或地域民眾獨特的心理素質等緊密相關。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是民族民間美術產生的重要因素，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美術也不例外?！稘h書•地理志》有云：“凡民稟五常之勝，而有剛柔緩急，聲有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清欲，故謂之俗。”而民間美術的形成同習俗一樣受環境影響。但是，人的主體能動性又使人類能超越自然及人自身的制約，從而使人類社會的文化創造在自然的規約下，又突破了其樊籬。   人總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馬克思語），其造物藝術活動的物質技術手段是對自然生態資源和環境的利用和開發，這體現出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統一及兩者的關系。我國的古籍中，多有這方面的論述，如《考工記》大量論述了加工過程中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的統一，強調工藝制作技術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天工開物》也記錄了大量工藝技術的相關內容，并廣泛涉及了造物與自然的關系，即“天然界靠人工技巧開發出有用之物”，表達出人的技術對自然的開發以及人類與自然生態的和諧關系，強調了物質技術與自然界，即人與自然界的對立統一關系。這也要求人們對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僅要有一定的認識，并能因材施藝，配合默契，發揮物質技術的性能。“民間造物藝術經過選材加工，當造物一經產生，在人與物的關系中，物并非是遠離人的客觀存在，而同樣是有生命的、人性化的，物性與人性之間是親近、和諧的，反映出人與物之間的倫理關系。”[1（]p135）烏江流域從史前的“觀音洞人“”桐梓人”的石器、骨器，夜郎時期的“套頭葬”到后來各個時期的民間工藝、商賈會館、民居建筑、居室陳設等，均講究天時、地理、材美、工巧的造物原則，把自然生態與人工技術融為一體，反映出該地區廣大工匠對造物原則的深刻體驗和把握，體現出中國古人素來講究應天之時，承地之氣，主張人與自然的溝通融合的藝術思想。概括地講，這種藝術樣式的生態環境有自然、社會等幾個方面。   一、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是存在于人類社會周圍的自然界，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質及其能量的總體，是人類周圍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諸如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種自然地理空間以及各種自然資源的系統與循環。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適宜的空間和各種資源，它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也是人類認識和開發的首要資源。自然環境決定著人類各種生產活動的內容和形式，進而成為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經濟文化類型和民風民俗深化發展的前提。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對藝術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從民間美術創作的角度看，山川河流、雷雨閃電等并沒有直接與作品發生聯系，但是一旦具有審美能力的人把自然賦予他的一切靈感、觀念訴諸于作品，或者擷取自然材料進行加工制作，自然界就將自身與藝術的關系通過人的思維和審美過程在作品中表現了出來。   烏江流域，包括今天黔、滇、渝、鄂三省一市中的12個地區55個縣市轄區，流域面積近8.8萬平方千米。流域有以苗、布依、土家、彝等為代表的40多個少數民族，總人口超過2000萬，其中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15%。烏江流域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自然環境，盛產葛、麻、毛、棉、絲、蜂蠟、藍靛、石灰、丹砂、生漆和各種木材等物質資源，為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編織、刺繡、蠟染、印染、漆器等手工技藝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人們種植和采取野生的木棉、葛麻、苧麻、茅花等植物纖維編織成葛布、斑布、大口袴、布袍等為生活所用。據《華陽國志•巴志》載，這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蠶桑麻苧……皆納貢之”。史料還記載了巴人向秦王朝每年納“賨布”為賦稅。此后的三國時期，諸葛亮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決策的指導下，于223年率蜀兵入南平亂，不斷“移民實邊”，并把蜀錦及其紡織技術傳到西南少數民族各地，在那里以本地盛產藍靛為染色原料。明清時期，烏江流域各個地區先后大量栽桑養蠶，種棉織錦。據嘉靖時《思南府志》記載，明朝中葉大量川湖流民涌至此，“地產棉花，種之獲利，土人且效其所為，菽粟而藝棉”。而后清政府行“立法勸民紡織”政策，該地區出現了“機杼遍野”的盛況。清代乾嘉時期，安順府城棉織極盛，“郡民皆以此為業，城北尤甚”，所產布名“順布”、五色扣布、朱散花布、椒花布、棉絨等，所織布匹均為當地人民服飾用。蠟染工藝是烏江流域少數民族的一大“絕技”，它以當地所產的藍靛為染料，用銅板作模，或以銅刀醮蠟在布料上繪花，放之于染缸，布既受染，則煮布以去蠟，所繪花紋現之眼前。蠟染工藝至今能夠在該地區得以傳承和發展，其主要原因就是烏江流域的地理環境提供了蠟染的原料———棉花、蜂蠟、藍靛，以及用木料制作的紡車、織布機、染缸等輔助設備。這使這項工藝得到了充分的物質保證。   自然環境也給民間美術提供了豐富的表現題材，使之極富生活氣息、地域特色和山鄉風格。烏江流域各民族長期生活在深溪絕谷、崇山峻嶺和禽獸繁殖的自然環境里，遠古時代就以狩獵、農耕為主要生產生活內容，這必然使人們對這些生產對象產生深厚的感情。而這種感情也在題材上表現了出來。烏江流域各民族根據實用功能的需求，結合生產活動中獲得的美感，把自然界中的喜鵲、鴛鴦、仙鶴、蝙蝠、馬、羊、牛、猴、狗、雞、魚等鳥獸蟲魚形象，運用到民族服飾、剪紙、刺繡、蠟染、石雕、木雕以及民間建筑裝飾等各種民間工藝中去。我們常見的表現自然界中禽鳥走獸的題材圖案有“猴手”“虎爪花”“雞冠花”“蝴蝶花”“野雞尾”“豬腳跡”“蜘蛛花”“蠶龍”“魚龍”“梅花鹿足跡”“喜鵲鬧梅”“雙鳳朝陽”“蝴蝶戲花”等，就是表現。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審美能力的不斷提高，不但與社會功利價值有聯系的對象成為人們常常表現的題材，而且那些與他們物質生活沒有直接聯系的植物也被納入了藝人們的審美意識中來，如有“藤條花”“蕨葉花”“麥穗條”等圖案紋樣；還有直接源于本民族生活的，以人物造型為主，兼及日月、山川、建筑等，加以組合，設計成不同形狀和規格尺寸的“蕨蛙草木圖”“眾人迎親”“春耕圖”“馴象（牛、虎等）圖”“姜央射日月”等紋樣，賦予圖案紋樣以新的視覺形象和文化內涵。#p#分頁標題#e#   烏江流域山勢陡峭，人們建筑房舍實為不易；山高峽深，水量充沛，人們的生存環境極為潮濕。在此類生態區位上建房，首要的是解決居室潮濕和屋內進水等問題。烏江流域人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利用自然生態環境的地形地貌、氣候、水文、植被等因素，創造了“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的吊腳木樓以及鱗次櫛比的布衣石頭寨等民居樣式。在生產生活用具上，人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將其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結合起來，根據自然環境所提供的豐厚自然資源，創造出了品類繁多、造型各異的犁耙、鐮刀、篩子、簸箕、風簸（也稱“風車”，用于谷物等除塵，是常用的農用工具）、背莢、石磨、木擂機、家具、陶器、魚簍等農業生產工具、交通運輸工具、漁獵養殖工具。事實上，人們將藝術與自然資源結合了起來。   二、社會環境   民間美術的生長環境除了自然環境生態基礎，還包括社會環境的內容。這兩者綜合地對民間美術產生作用。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指出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是構成藝術的基本動因，其中“環境”除自然環境外還包括社會環境，即風俗習慣和精神氣候，以及政治、戰爭及民族性格和生活情趣等整個社會文化氛圍。①各種社會因素如經濟、政治、倫理道德、傳統文化與民族宗教、審美趣味、哲學觀等，對民間美術的創作發揮規定和輔助作用。因此，民間美術在這錯綜復雜且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中也在不斷發生、發展和演化。   （一）經濟環境   在民間美術的生存發展中，經濟的制約作用比其他因素更為突出，但表現狀態更為隱蔽，主要在于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具體的生產生活方式等對人的觀念和心理產生的作用。以手工操作為主要創作模式的民間美術作品中，很難一下子看出與所處的社會經濟狀況的關系，其技藝高超也不能直接表現科技發展與經濟繁榮。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準則，并通過人的觀念這一媒介來影響藝術。事實上，民間美術的創造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所以，一個地方的經濟狀況通過當地的風俗、禮儀對民間美術的品種、品味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在傳統社會里，民間美術的分布主要與河流、商官道路等自然因素發生密切關聯。商業貿易的繁榮給當地的經濟發展提供優厚條件，城鎮經濟隨之興盛，而這必然對當地的農民民間美術的創作帶來影響。   據記載，先秦及秦漢時期烏江流域地區“耕田，有邑聚”，出現了銅鋤、鐵插等農用生產工具，加工谷物使用石杵、臼，紡織使用石紡輪等。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式柳葉劍；夜郎地區出土了不少銅釜、銅鼓等；湘鄂川黔毗鄰區域的黔東北松桃、務川，重慶市的黔江、涪陵，湖北的恩施、利川、咸豐、宣恩等地發現虎鈕錞于、扁莖柳葉劍、三角形援之戈、舌形銅鉞，以及銅鑄的手心、花蒂、水波、房屋、虎、蟬、人頭等紋飾，等等，這些都表明青銅器在當時的烏江流域有了較大發展。漢代時武帝通使夜郎，設立郡縣，開拓交通和大批移民，給烏江流域地區帶來了封建制經濟生產方式。勞動力的增加和先進耕作技術的應用，進一步推動了該地區的社會發展。隋唐時期，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糧食的充裕催生了釀酒工藝，出現“婚姻以牛酒為聘”現象。其土貢物品有丹砂、犀角、麩金、臘、蠟燭、斑布、文龜、黃連、茶等土特產。樊綽《蠻書》記載東爨烏蠻“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扆髻，女人被發，皆衣牛羊皮”，“以螺殼、虎豹、猿狖”之皮為衣著裝飾品，這說明狩獵在經濟生活中還占有很大比重。手工業在這一時期有了較大的進步，人們已懂得種植和采取野生的葛麻、茅花等植物纖維編織粗布，用野獸皮毛制作各種衣物。由此，“點蠟幔”“西蘭卡普”等民間工藝品也甚為精致，而釀酒成了家庭手工業。加之隋唐始，交通進一步通暢推動了與外地的經濟貿易交往。如烏江流域手工業產品及茶葉、丹砂等與鄰近地區有大量貿易往來，據陸羽《茶經》載：“（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費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極佳。”當地人在冶鐵、鑄造的方面也能生產“水秀鐵”和鋒利小刀、銀酒器（銀鵓鳩），而且還掌握了“沙中棟金”“碎石取金”的煉金技術。②   元代大興“站赤”，雖交通情況有所改觀，但是烏江流域社會經濟發展仍然是極其緩慢的，與鄰近地區的經濟存在很大差距。直至明朝永樂年間貴州設省以后，烏江流域的經濟環境才有改觀。這主要表現在：一是驛道的開通、大道的延展、烏江航道的整治與疏浚，使交通狀況有較大改善，從此打破了烏江流域相對封閉的狀態。二是外地人口的大量移入，經過明清兩代大規模的移民，增加了開發烏江流域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還把他們的先進生產技術、農具、農作物品種引進烏江流域，給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三是以衛所屯田為先導，逐步改變社會經濟基礎。[2]（p3）四是“改土歸流”的成功實施使烏江流域的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改土歸流”打破了封建割據的格局，使交通更發達，商業更為繁榮。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東移南遷，烏江成為“川、貴貿易之咽喉”。川鹽取長江船運到涪州，再用“歪屁股”船運到酉陽的龔灘或貴州思南，最終進入貴州腹地。隨著物資交流活動的頻繁，交流范圍不斷地擴大，促進了兩岸商業集鎮形成和發展，外地客商也源源不斷地移居烏江流域各地，以手藝或傭工為生的人也在城鎮聚集。據《黔南識略》記載，乾隆年間僅貴州全省就有“貿易、手藝、傭工客民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四戶”，另有住在城鎮而在鄉間購田置產的“客民”六七千戶，“客民”總數不下十萬人。城鎮商業興起和外地客商聚集，會館應運而生。在商業發展的刺激下，手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如江楚移民從事手工織布，臨近的滇民經常來此“以花易布”，更刺激手工紡織業的發展，由此棉織業逐漸興旺，民戶多從事紡織，出現“機杼遍野”的盛況。   19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萌芽和發展，商業貿易比以前有新的發展，但農村經濟及民間手工業卻受到嚴重影響。從鴉片戰爭至1939年近百年的時間中，烏江流域經濟是一種以鴉片貿易為主的畸形狀況。這一時期，烏江流域農業經濟處于停滯或緩慢發展的狀態。農村耕地面積減少，農業也停滯不前，加上長期混戰，致使烏江流域農民苦難進一步加深，連起碼的衣、食、住等生活條件也難以維持，家庭手工業受到沉重打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烏江流域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社會生產力獲得巨大發展。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合作，艱苦奮斗，逐步向小康社會邁進。近年來，政府和民間對包括民族民間美術在內的傳統文化有了新的認識，比如旅游業的發展促使各類民族特色城鎮或村寨出現了不少銷售蠟染、刺繡、編結等手工藝品的小店。這不僅直接帶動了民間美術品進入市場，讓手工藝品的加工和銷售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間美術的傳承和發展。#p#分頁標題#e#   （二）政治環境   民間藝術的發展也與所處的政治環境產生必然聯系，不同時期政治因素對民間美術的流布、品類、傳承方式以及工藝技術的改進和人們的審美價值觀念等方面均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烏江流域地處西南邊徼，地理位置獨特且資源豐富，自古就是各種政治、軍事力量盤踞和爭奪的地區。烏江流域自來就是“五溪蠻”“武陵蠻”“百越”之地，是“濮”人“、叟”人“、僚”人、“蕃”人、仡佬等古代先民居住的地區。先秦時期，強悍的巴人控制了烏江下游地區，建立巴國。后來興起的楚人奪取巴國土地，并移民入黔，導致該地人“半楚”。西漢時期烏江上游地區則有“自大”的夜郎等國。三國時期諸葛亮平定南中實行“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于是分居在山地的人民“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各族人民進一步向定居農業發展，推動了西南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隨著封建王朝統治的需要，漢民族人民也在不同時期不斷自各地進入烏江流域，尤其是明朝朱元璋采取“移民就寬鄉”政策和清初“改土歸流”后采取的獎勵墾荒政策，以“調北填南”“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以湖廣填貴州”的措施，讓數十萬漢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移入烏江流域各地。這些不同時期來此的移民民族與這里的世居民族一道開發烏江，推動這一地區社會向前發展。隨著烏江流域的社會生產力明顯提高，交通條件不斷改善，農業、手工業長足發展，集市貿易蓬勃興起，本流域民族民間美術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中得到很大發展。而且，這也提高了民間工匠的文化素養，提升了民間美術的品位。三、規范環境規范環境也稱價值環境，是人類在群體生活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態度、風氣、觀念等。在群體當中，每個個體都有其心理上的感知和想法。這些感知和想法經過比較和選擇，形成人格的部分就是個人價值。良好的環境不但能夠規范個人的生活和行為，而且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精神生活得以升華。規范環境包括社會風氣、民族傳統、風俗與習慣、社會思潮、藝術、科學技術、宗教等。就其性質而言，規范環境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過程中，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系中逐步形成的。[3（]p25）規范環境因不同個體、民族和地區而存在差異，也因時代變化、歷史時期不同而不同。而其中，文化是規范環境的主要構成要素。   烏江流域古代先民在認識客觀世界和生產實踐過程中逐漸掌握和加強了生存技能，逐步建立起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并孕育和發展了烏江流域奴隸制文化，即巴文化和夜郎文化。在建立奴隸制社會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烏江流域開始了與周邊和中原地區的溝通。在外來文化與原有的民族文化、史前文化及巴文化和夜郎文化相互交往與接觸中，必然發生文化沖突和融合，進而形成了烏江流域的“多元文化”現象。這些文化內容在意識形態領域如哲學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以及在生產技術、科技發明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由于烏江流域民間文化中的宗教、民間信仰、傳統習俗等各個因素，藝術創作標準和作品題材內容、欣賞趣味、評介活動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打上了主流文化中道德倫理的痕跡，甚至在看似相當實用的民居建筑中也蘊含了深刻的倫理意識。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地影響著民間藝術的審美觀念，表現最突出的就是“美善相樂”的原則。人們也習慣于運用道德倫理的眼光來評判是非、審度善惡、區分美丑，使得“道在倫常日用之中”。另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敬老養親傳統美德影響深遠。在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墓碑的碑帽正脊、戧脊、抬板等部位，通常雕刻有傳統的既定題材：大孝感天、為母埋兒、哭竹生筍、臥冰求鯉、乳姑不怠等二十四個尊老行孝的故事作品。③傳統文化不僅表現在豐富繁雜的藝術題材中，還體現在民間藝術的創作觀念及工藝技巧、樣式風格等各個方面。諸如剪紙、面具、木石雕、刺繡、挑花、印染等民間藝術樣式，其審美題材蘊含的道德倫理及情感觀念，都是通過那些民眾普遍認可的藝術形象展現出來的。儒家的官本位教育模式，如讀詩書、做文章、走仕途，在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美術的吉祥圖案里體現得淋漓盡致。其中有許多以功名利祿為主題的圖案，如有“三星拱照”、魁星點斗圖、獨占鰲頭圖、魚躍龍門、五子登科、馬上封侯等吉祥圖像；在窗花裝飾中有比較含蓄表達的，如冰裂紋表達“寒窗苦讀”，冰梅紋用以寓“梅花香自苦寒來”，直接用書卷作為裝飾圖案表達鉆研苦讀并以達于世等理念。   而在道家思想的影響下，民間美術的吉祥圖像設計從道教中吸收神仙人物作為與民間藝術有關的民俗活動和民間美術表現題材內容。如天官（“三官”之一）、王母娘娘、魁星神、金童玉女、八仙、麻姑等，都是民間美術品反復表現的題材內容，甚至道教傳說中的仙獸也成為象征長壽吉祥的動物。如在土家族地區的建筑上常常出現以松樹和仙鶴組成的“松鶴遐齡”圖案，寓意長命百歲，青春不老；渝東南地區民間刺繡、挑花作品上，也常見到用松樹、白鶴、靈芝、奔鹿、牡丹組合圖案，象征了長壽、如意、福祿、富貴的祝愿與企盼，表達巴渝民眾最普遍的對富裕安康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世俗理想的追求。另外，從烏江流域遵義市郊的獅子山、桃溪寺、皇墳嘴等處現已發掘的宋墓來看，道教對烏江流域地區的影響極深。其中楊粲墓的道家氣息很重，最典型。不但其墓葬按“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位修建，而且雕刻中多有道教符文，鎮墓石上刻有“太一上治皇天土”字樣。桐梓縣北的碑記壩有一“八卦碑”，上有刻有“山川堂記”四個篆字，下列八卦圖形。[4（]p131-132）   另外，佛教對烏江流域的文化及民間習俗和藝術等諸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民間設計吉祥圖案造型時也常用佛教的器物作為表現圖案，如“八吉祥”或“佛八寶”紋樣，并由此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紋樣，如蓮花被民間運用到裝飾上，在雕塑、建筑、繪畫以及銅鏡、石刻、磚刻、陶瓷、金銀器、染織、刺繡等工藝形式中的“連年有余”“童子愛蓮”“因和得偶”“連生貴子”“蓮生富貴”“喜結連理”“路路清廉”等圖案紋樣，迎合了各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輪回永生的理想。#p#分頁標題#e#   綜上所述，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美術是本流域中苗、彝、土家、布衣等各民族在特定文化生態里，在生產生活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物化結晶。這一藝術樣式既反映了該地區各族人民的聰明才智和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又是各民族文化傳承的載體和生產生活經驗交流傳播的媒介。因此，對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美術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民間美術品的造型藝術和審美形態的考察，還應該與文化生態聯系起來綜合認識，全面闡釋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美術的美學體系。

魯南五大調的歷史淵源

魯南五大調的歷史考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宋元經濟的繁榮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宋末元初繼承宋代曲子的傳統，又興起一種新的藝術歌曲———散曲。“散曲是音樂與詩詞相結合的唱曲，用于抒情、寫景或敘事，采用清唱、坐唱形式。散曲又分小令、帶過曲、散套這三種形式，其中的散套也稱之為套曲或套數，指‘由兩個以上的同宮調連綴而成的組歌形成，一般有尾聲。’”這種描述和魯南五大調極為相似，雖然其產生和確立我們不能詳細界定，但是五大調對其形成與發展是確有影響的。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漫長的音樂積累的演變過程。

主要發源地日照市、郯城縣的流傳情況

臨沂市郯城縣的碼頭鎮和日照市在臨郯蒼日照沿線和蘇北交界地區交界線上，是兩個南北貿易的?？奎c。五大調五種曲牌中的“玲玲調”、“大寄生草”、“淮調”現流傳于郯城、臨沂一帶;“滿江紅”、“大調”，現流傳于日照一帶。自古日照漁民即揚帆遠航，與外地開展著密切的貿易活動。“滿江紅”曲牌作為魯南五大調之首，它的源頭隨著當時海上交通、海上貿易的主要途徑傳入日照，并受當地地域文化影響有所發展，自成一體。在日照東港和嵐山、石臼等地，勞作了一天的人們出海歸來，圍坐篝火慶賀收獲的時候，酒酣興起便隨手拿起身邊的盤、盞、酒盅、筷子、碗等物件，即興填詞、藉情而唱，別有一番情趣。

郯城碼頭鎮是當地重要的商埠碼頭，經商交流時江淮一帶的民間藝術也傳入郯城碼頭及魯南沿海。由于五大調流行于郯城碼頭一帶，又被稱為“郯馬調”。五大調中“淮調”主要流傳于郯城縣馬頭鎮，也名“馬頭調”。

魯南五大調的歷史影響及作用

1.五大調產生初期—明代以前

1.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特點

1.1東北亞民間經濟關系格局的特點

目前，東北亞地區已初步形成以“四化”為特點的民間經濟格局，即參與國家多元化；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互補化；資源配置、生產到流通和消費的多樣化；合作企業中小型規模化。由于東北亞國家在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均存在明顯的梯度，短時間內政府合作形成“東北亞經濟圈”并非易事，但民間經濟往來卻變競爭為合作，構筑“優勢互補、平等互利”的良好經濟合作態勢。如日本擁有豐富的資金和技術，但資源貧乏、勞動力價格高；韓國在某些技術領域占有優勢，但同樣面臨資源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中國資源和勞動力較為豐富，市場空間大，但資金技術方面對外依賴較大；朝鮮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缺乏；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自然資源豐富，需要資金和技術，特別是在俄羅斯。經濟上的合作為東北亞各國開展深層次民間合作及發展政府間進一步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1.2東北亞民間文化關系格局的特點

經濟聯系是現實的、短期的、功利的，而文化聯系卻是軟性的，產生的影響會持久、廣泛。一般而言，國家之間的文化聯系底蘊比經濟利益更為深厚。在東北亞地區，除俄羅斯以外，其他國家均屬于同一文化圈，其最大特點就是以儒學為主導，佛教為主要宗教。儒學的整體主義、溫情主義、權威主義影響甚至決定了東北亞倫理文化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獨特，不同于西方的東北亞價值理念。在這里，中國、日本、韓國、朝鮮雖然不是同一民族，但在文化上同屬于儒家一脈。蒙古因為歷史的原因也受中原儒家文化和滿族文化影響頗深。歷史上，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均將本民族文化與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相融合，并將其本土化，從而形成了東北亞以儒家文化核心的多元性文化格局。進入新世紀，當代儒學開始復蘇、轉型，區域內儒家文化逐漸擴大與俄羅斯的文化交流，東西方民間文化開始和諧相處，東北亞區域民間文化共同體將形成，這種“與時俱進”的文化會推動東北亞未來的政治合作、經濟發展。這種文化交流情形正如亨廷頓所說：“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將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目前東北亞民間文化交流形式較頻繁、多樣，領域涉及教育、文藝、體育、宗教、民族等諸多方面。

2.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當前進展

當前民間交流合作進展順利，穩中有升，各國民間企業、社團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而努力，合作更加務實。中國地處本區域經濟核心位置，在更深層次和更廣泛的領域同各國開展民間合作，這是東北亞區域經濟繁榮、共同發展的雙贏選擇。

一、企業貿易融資存在的問題

(一)操作環節和審批程序繁瑣

企業貿易融資環節應該比其他融資要快捷、方便、靈活,但是我國金融機構缺乏一個融資標準,對業務流程不夠規范,隨意性比較大,這就導致企業在申請融資過程中難度會更大。很多金融機構在操作環節和審批程序方面過于繁瑣,導致企業不愿意去申請。一些金融機構將打包貸款的條件規定過于嚴格,和流動資金沒有區別,這就讓打包貸款這個產品失去了真正意義。這就導致我國企業不愿意去申請貿易融資。

(二)企業對貿易融資產品不熟悉

很多貿易企業都是由內銷企業轉變而來,總體來說員工的基本素質不高,缺乏一些出口貿易知識,同時缺乏熟知貿易業務的相應的人才,在銀行產品不斷更新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不能結合本地實際選擇符合本企業的金融服務產品。同時銀行和企業之間的溝通機會比較少,企業對各類的金融服務不能靈活運用,這就會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甚至錯失一些金融服務,讓企業融資出現問題。

(三)銀行貿易融資業務種類單一

隨著國內和國際貿易的發展,我國很多企業參與到國際貿易中來,這就需要有一個良好的資金保障,靈活、便捷的融資業務是保證企業貿易融資的關鍵所在。但是我國金融機構在開展相應的金融服務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當前很多金融機構還是延續傳統的金融模式,例如,出口打包貸款、減免保證金等方式,雖然金融機構也在不斷嘗試著一些新的模式,但是業務量非常小,中小企業能夠獲得的金融扶持非常有限。

摘要：進入后經濟危機時代，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已然發生改變。為了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經濟發展，我國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本文利用31個省2009年～2015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方法對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及促進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與檢驗。結果表明，目前階段，民間投資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顯著的作用，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帶動效果已經得到了顯現。

關鍵詞：“一帶一路”;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雙重差分方法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為了應對國內以及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我國先后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雖然“一帶一路”倡議一經提出便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是由于提出時間尚短，研究領域關于“一帶一路”的學術研究成果還相對有限?，F有研究多從貿易角度分析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機制與效果，較少有研究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政府、民間、外商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究竟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經濟發展中分別扮演者怎樣的角色？何種性質的資金對沿線省份“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起著關鍵的作用或者說是對沿線省份經濟的發展產生主要影響？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影響？仍是目前尚待研究以及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需要分析的問題。

1雙重差分模型構建及數據處理

雙重差分法使用個體數據進行回歸，能夠有效地判斷倡議影響是否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同時雙重差分法采用自然實驗的方法，設置了處理組和控制組，將倡議劃定區域與非劃定區域區分開來，將倡議執行前后的時間節點區分開來，能夠避免倡議效果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

1.1模型構建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最終版規劃中，劃定了18個省份，包括新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云南、西藏、重慶，以及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五省。本文將“一帶一路”倡議劃定的18個省份作為處理組，將非劃定省份作為控制組。并進一步根據倡議實施之前和之后將處理組和控制組再分別劃分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的處理組、“一帶一路”之后的處理組、“一帶一路”之前的控制組、“一帶一路”之后的處理組。并設置和兩個虛擬變量，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劃定省份，表示“一帶一路”非劃定省份，表示“一帶一路”實施之后，表示“一帶一路”實施之前。雙重差分法的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其中，下標和分別表示省(對省份進行隨機編號)和年，z表示控制變量，e為隨機干擾項，y表示實際GDP的對數值。

[摘要]隨著全球變暖日益加劇，為了解決人們經濟水平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低碳經濟被提上日程。通過低碳經濟，可以減少在相同經濟發展情況下的碳排放量，當然這種改變不僅是對能源資源的高要求，更需要發達科學技術的支持，在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產業的升級轉型，使得我們能夠在保護環境的同時進行經濟的發展，達到可持續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低碳不是一個國家的責任，而需要每個國家付諸于努力去實踐。因此勢必對國際貿易規則產生不可估量的改變，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更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發展水平，積極應對由貿易規則變化產生的風險。

[關鍵詞]國際貿易規則；產業結構轉型；低碳經濟

近年來，隨著全球變暖導致環境發生惡劣的變化，天氣也變得越來越極端，環境問題擺在每一個國家前進的道路上。以前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先發展經濟，忽略環境的破壞，等經濟發達后再對環境進行治理。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人們開始意識到環境的問題不可忽視，這就是低碳經濟產生的原因。低碳經濟已經成為解決全球變暖等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政治經濟息息相關，因此當貿易規則發生變化時，每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也隨之變化，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對，就是下文討論的重點。

1低碳經濟的慨念與內容

1.1低碳經濟的概念

在當今世界中，低碳經濟的具體概念還不明確，但是在國際中是這樣定義的：秉持可持續發展為理念，通過技術的創新，制度的改革，產業的升級轉型，開發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盡可能少的排放溫室氣體，減少高碳能源如汽油、煤氣、天然氣的使用，遏制全球溫度的升高，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共存的目的。

1.2低碳經濟有關碳排放的從高到低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