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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進入后經濟危機時代，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已然發生改變。為了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經濟發展，我國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本文利用31個省2009年～2015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方法對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及促進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與檢驗。結果表明，目前階段，民間投資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顯著的作用，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帶動效果已經得到了顯現。
關鍵詞：“一帶一路”;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雙重差分方法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為了應對國內以及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我國先后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雖然“一帶一路”倡議一經提出便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是由于提出時間尚短，研究領域關于“一帶一路”的學術研究成果還相對有限。現有研究多從貿易角度分析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機制與效果，較少有研究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政府、民間、外商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究竟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經濟發展中分別扮演者怎樣的角色？何種性質的資金對沿線省份“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起著關鍵的作用或者說是對沿線省份經濟的發展產生主要影響？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影響？仍是目前尚待研究以及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需要分析的問題。
1雙重差分模型構建及數據處理
雙重差分法使用個體數據進行回歸，能夠有效地判斷倡議影響是否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同時雙重差分法采用自然實驗的方法，設置了處理組和控制組，將倡議劃定區域與非劃定區域區分開來，將倡議執行前后的時間節點區分開來，能夠避免倡議效果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
1.1模型構建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最終版規劃中，劃定了18個省份，包括新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云南、西藏、重慶，以及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五省。本文將“一帶一路”倡議劃定的18個省份作為處理組，將非劃定省份作為控制組。并進一步根據倡議實施之前和之后將處理組和控制組再分別劃分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的處理組、“一帶一路”之后的處理組、“一帶一路”之前的控制組、“一帶一路”之后的處理組。并設置和兩個虛擬變量，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劃定省份，表示“一帶一路”非劃定省份，表示“一帶一路”實施之后，表示“一帶一路”實施之前。雙重差分法的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其中，下標和分別表示省(對省份進行隨機編號)和年，z表示控制變量，e為隨機干擾項，y表示實際GDP的對數值。
1.2數據、變量與描述性統計
實證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2009年～2015年各省(包括自治區、直轄市)的《統計年鑒》以及wind資訊。依據模型及檢驗需要，主要變量及計算方法，如表1所示。實證檢驗將地區實際GDP的對數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綜合反映“一帶一路”倡議給當地經濟帶來的影響。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因此為了研究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經濟發展影響，我們選取“最終消費額”和“出口總額”作為控制變量，以更好的研究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的影響。將“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作為解釋變量。
2實證結果及穩健性檢驗
2.1雙重差分結果分析
運用雙重差分方法評價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在“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第一列為未引入變量時的回歸結果，第二列是引入控制變量及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未引入變量時，雙重差分估計量即時間虛擬變量dt與地區虛擬變量du的交叉項為正，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對地區經濟存在促進作用，但促進作用并不明顯，估計量的值僅為0.0011。在加入控制變量及解釋變量后，雙重差分估計量的值顯著增長為0.0274，結果表明在控制消費和出口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前提下，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推動了“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的發展。如表2中所示，民間投資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最為重要的作用，估計彈性為0.1234，充分顯現了民間資本在“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投資總額中占據的重要地位。政府投資的作用次之，估計彈性為0.1014，外商投資的作用最小，估計彈性為0.0557。
2.2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一帶一路”倡議劃定與非劃定省份之間經濟增長的變動趨勢是否可能存在系統性差異，降低雙重差分方法估計的偏誤，采用最鄰近匹配法對數據進行均衡性檢驗，以驗證進行匹配后各變量在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分布均衡與否。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進行傾向匹配之前，各變量的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匹配之后，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差異顯著減少。政府投資(變量logrgi)在匹配前處理組的均值為16.864，控制組的均值為17.294，兩者相差0.43；匹配后，處理組的均值為17.19，控制組的均值為17.104，兩者相差0.086，差距顯著減小。匹配后全部t檢驗結果(p值均大于0.05)均不拒絕處理組與控制組無系統性差異的原假設，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各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在匹配后縮小了，各變量匹配后在實驗組和對照組是均衡的?；诖?，進一步進行PSM-DID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表4的檢驗結果顯示，在運用PSM-DID方法檢驗后，被解釋變量loggdp在PSM-DID后的結果顯著為正(Diff-in-Diff=0.027)，與前文的分析相一致，進一步支撐了前述的分析結果。
3結語
本文利用31個省2009年～2015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方法對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外商投資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及促進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與檢驗。結果表明，目前階段，民間投資在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顯著的作用，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帶動效果已經得到了顯現，在積極調動民間資本進入相關行業后，數據顯示政府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起到的作用略小于民間投資，而外商投資始終在沿線省份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始終最小。目前階段，通過前期政府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前期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已被調動，成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在未來“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推進的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和帶動作用，又要充分重視民間投資對沿線省份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協調好“民辦”與“官辦”的關系，協調好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的關系，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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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婧 單位: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