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理論范例

本文作者：陳霞 單位：海南出版社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關于富民強國的經濟觀點、理論、學說的概括和總和，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國興起的新學科，也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它是在中國國情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學習并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經驗、追求并實現現代化的具有中國風格的經濟理論體系。武教授幾十年的潛心研究鑄就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新作《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第二版）一書（以下簡稱《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筆者作為該書前后兩版的責任編輯，對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贊同?！堆芯俊芬粫鴮哟吻逦⒂^點鮮明、論述充分、立意新穎，注重“論從史出、人從論出、史論結合、精于評論、把握脈絡、重在發展”的基本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專題，從學科架構、專題研究與學術評論三個方面客觀、準確、公允地闡釋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產生、發展、完善以及創新的過程、條件、內容、特征及其內在邏輯性。本書明晰的結構、豐富的內容與深入的研究充分體現著武教授從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開始，到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整體研究這一過程的艱辛與執著，是作者長期從事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真實寫照與理論結晶，從而把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水平、新高度。

一、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學科建設的創新

武教授首倡并長期研究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這一新學科，他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開始，對于這一新研究領域的對象、任務、方法、分期、階段、線索、脈絡以及基本特點、核心范疇、理論主線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立體性、多層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將研究拓展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堆芯俊芬粫某霭嬉馕吨袊F代經濟理論的學科架構與基本內容大致成型，學科建設和主要問題已基本清晰。

1.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對象、任務、特征與分期。武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對象是“研究并解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內容與產生、發展、完善的條件、過程、特點及其規律性的科學”[1]；其任務是“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產生和發展基本過程的歷史考察，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早期共產主義者、主要領袖人物、著名經濟學家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客觀地再現富有革命性、科學性、實踐性和創造性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闡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過程。”[2]這個過程，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具體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研究這種中國化的過程與創新在實踐中產生了怎樣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2.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細分為“內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內容特征：革命性、實踐性、科學性、創新性；研究特征：過程性、綜合性、概括性、評論性和預測性。這樣的總結概括既有客觀性，又有創新性。理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分期過程中的結點問題至關重要，武教授對“六大結點”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主體的先聲；中國共產黨誕生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載體；新中國成立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是對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洗禮；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新時期的起點。把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確定為辛亥革命并相應進行必要的階段劃分，尚屬首次，具有開創意義。

3.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環境、線索與方法。武教授認為，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革命與建設過程中之所以產生了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僅在于社會主義在與各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必然要具體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會主義得以在中國實踐的環境系統，亦即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以實踐的客觀條件與環境特征。[3]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正是在中國現實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環境特征之上產生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特色的特定的關于經濟現代化的理論。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不是簡單的邏輯回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論及的本來意義社會主義的現實，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也就使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國情的函數。王教授認為，概括并把握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線索是該學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在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與中國舊、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基本相一致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其主干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線索是清晰的、鮮明的。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過程，大致表現為：產生———形成階段；實踐———發展階段；改革———創新階段。依據這一基本過程，又可以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線索概括為：來源、產生、發展、創新的不同時期。[4]在史學研究中，研究方法至關重要，判斷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開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創新與突破。武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是一門經濟科學，又是一門歷史科學，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因受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對象和任務所決定，它在運用上述研究方法時，又具有其具體形式，即過程法、分析法、比較法與評論法。其中“過程法”和“評論法”是創新點。需要說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又區別了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兩種方法相互結合、互為促進，研究方法為闡述提供內容，闡述方法體現研究成果，并且將闡述方法概括為：論從史出，人從論出，史論結合，重在發展。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不盡相同，兩者之間是互補關系：研究方法是基礎，闡述方法是說明；研究方法是本質，闡述方法是形式。

宏觀經濟理論的主要目標差異

一直以來我國的經濟指導理論并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形式和特點，我國不能夠直接應用西方的一些經濟管理理論模式以及指導思想，而是應該將西方的經濟管理理論思想作為借鑒和參考，以制定真正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形式和特征的經濟管理理論。經濟學理論進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實現產出最大化，西方的相關學者認為，兩個生產的基本要素就是勞動和資本，在西方的一些國家中，特別是發達國家，其勞動力非常稀缺，要確保勞動能夠充分實現就業，就能夠實現產出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的相關經濟學所進行的研究是針對勞動充分就業而進行的。由此可見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針對其西方國家的實際發展形勢所制定的，與我國勞動力充足的狀況截然相反。相對于我國的勞動力資源來講，我國的資本是缺乏的，如果和西方國家一樣將經濟管理重點放在勞動力的研究上就會使得實際產出無法實現最大化。這樣強用西方的經濟管理理論就算不會破壞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也不會產生良好的效果。我國應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效實用資本上，并且將此作為前提創建適合我國發展的經濟理論。

我國宏觀經濟相關理論同實際

運行的差異在進行經濟理論的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模型是LS-LM的相關模式，該項模式能夠為執行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提供良好的思路，與此同時也進一步均衡了市場產出及利率。依照這樣的模型理論，市場的相關利率是通過貨幣市場均衡以及產品市場均衡來共同決定的，利率自由浮動在經濟管理理論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邏輯為：經濟過熱，我國政府需執行貨幣政策中的緊縮性LS-LM。通過市場操作來進行政府債券的出售，將貨幣收回，減少供給貨幣，從而使市場的實際利率上升，進一步使投資降低，使實際產出下降，并最終使經濟降溫。能夠看得出，我國政府在運用貨幣政策影響我國的市場利率，從而達到實際的經濟目的，但是在建立LS-LM經濟模式時，貨幣市場的實際均衡卻產生了問題，其傳統的貨幣需求理論認為貨幣的需求是通過預防動機以及投出動機來決定的，和其收入應該成正比。投出的實際存在使得利率能夠介入其貨幣實際需要的理論，為進一步創建LS-LM經濟模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可以說如果沒有投機動機就不存在LS-LM模型。西方國家因為自身擁有強大的市場證券，其投機動機是迎合其自身經濟特點的，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中，這種經濟理論并不能夠實現與我國經濟特征的融合，反而背道而馳。我國的證券市場一是起步相對比較晚，二是因為有各種相關管理制度的存在，其實際的市場規模還有在我國的居民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要比西方一些國家小得多，居民進行投機動機的實際貨幣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一旦缺少了這種投機動機，在我國的LS-LM模式就直接不存在了，更不用說投入實踐了。

宏觀經濟理論的實際條件差異

西方的經濟理論在亞當•斯密開始就將其資本主義的實際趨利行為進行了充分的展現，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其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凱恩斯的三大心理規律：流動偏好、資本的邊際實際效率遞減以及邊際消費逐漸傾向遞減，因為這三大心理理論規律的產生，使得消費降低，投資降低，利率非常小，居民一般都擁有現金，這樣就會使得有效需求發生不足，從而為政府進一步干預經濟給予有力的理論支持。這三種心理規律剛好是實際趨利行為的真實反映，是將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其發展的基礎的。在我國的經濟中，這些指導理論是無法直接進行運用的，我國目前主要的經濟理論的主導思想就是“內圣外王”，我國主要聲張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理論，主張人的畢生追求不過“修身、齊家、平天下”。因此，三大心理指導規律即便在我國存在，也不會成為經濟運用的主導規律，其宏觀經濟的主要管理理論要在我國成功應用，一定要建立在“內圣外王”的基礎上才行。

結論

摘要：在傳統理念中，人們通常是把發達國家的生產者作為核心因素來研究國際貿易的發展，在國際貿易發展的進程中，一直把短期直接利益當作是貿易發展的重要環節，對長期間接利益有所忽略。對一些落后國家的貿易發展關注度不夠，出現了片面靜止的貿易利益框架，束縛了國際貿易的理論發展。因此，要將理論體系中合理科學的部分與貿易投資的最新實踐相互結合，進而創立能夠全面客觀反映國際貿易利益來源嬗變與發展的框架理論，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關鍵詞：國際貿易利益;來源;嬗變;發展

傳統貿易利益的來源與國際貿易實踐及理論認識水平息息相關，極具時代性，但是缺乏時效性，因此，需要吸收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有效成分，并將其與國際貿易的最新發展相結合，進而滿足國際貿易發展的時代需求。

1古典經濟理論的貿易利益來源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古典經濟學首次建立了國際貿易經濟理論，認為國際市場的完全競爭及要素都不能進行跨國交易，貿易的重要利益都來源于商品價格和勞動價值。古典經濟學理論表明，短期直接國際貿易利益與市場的配置情況有關，經濟機制是由各種價格制度連接在一起的龐大體系，是生產者之間進行交易的重要途徑。國際市場的主要功能就是幫助人們交換自身生產過多的產品，盡量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國際貿易的最初目的就是輸出人們不需要的產品，換回自己心儀的物品，國際貿易對商品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國際貿易的市場配置職能將生產的比較優勢轉為經濟利益的增加。社會公眾認為，一切的貿易行為都可獲得利益，否則就沒有存在貿易交換的必要性。國際貿易的市場機制在不斷擴大，致使一些國家將自己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投入到收益最大的部門，通過一些激勵機制、獎勵機制等來合理有效地分配勞動力。市場力量的不斷擴大促使一些國家發生經濟體制變革。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也進入了國際市場，逐漸被市場機制所同化，各種制度變革也會影響國際貿易利益。示范效應及制度變更的顯效時間較長，不同于直接的國際貿易利益，極易被忽略。國際貿易主要通過減少勞動時間及完善貿易條件來獲取利益。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貿易是一種相互交換剩余產品的行為”，亞當斯密也同意此種觀點，其表明國際貿易是銷售剩余產品的主要途徑[1]。李嘉圖認為在國際貿易中，出口優勢產品，進口劣勢產品有助于國家實現既定的福利水平。國際貿易增強了社會各項產品的專業化分工，減少了勞動力的使用。若是勞動生產能力能夠得到大幅度提高，將會極大地提升勞動者的專業生產技能，從而節約勞動時間。古典理論學家曾認為市場配置是促使貿易利益產生的最重要來源，對市場發展的空間進行不斷擴充，提高商品的交易速度，降低成本回收期限，有利于開發和利用閑置商品。若是廠商在國際貿易的競爭過程中擁有比較優勢，那么其將會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國際貿易的示范效應能夠提高生產率，各個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極大地促進了國際交流，開放的國際貿易經濟體系更有利于國家經濟發展。古典理論更多的是強調市場原則、市場規劃，掩蓋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間接利益與資本主義制度混淆不清致使古典理論的貿易來源更傾向于理論研究，缺乏實踐來源[2]。

2新古典經濟理論的貿易利益來源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理論的發展探究，在有效吸取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將要素稟賦理論和組織結構分析加入到國際貿易發展的理論當中。分析與探究了企業經濟利益和要素邊際產出的影響，建立了以要素產出及國民收入為核心的知識體系。要素價格能夠準確地反映出商品的稀缺價值，邊際產出能夠科學合理地體現出產品的轉化水平。各個要素市場相互分離，各個產品市場相互統一能促使企業資源不斷向財富進行轉化。一個企業若是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能夠促使企業獲得更高的利益報酬，進而使得生產企業積極擴大生產規模，獲得更多的規模報酬；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致使要素部門的分工越來越明確，貿易的短期成本若要轉變為長期成本，將要承擔一系列由于邊際產出效率下降而帶來的損失，要素的價格及稀缺程度都會受到國際貿易局勢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對外出口的產品增值與產品的勞動力節約之和超過富裕要素的上升價值與稀缺要素的下降價值之和，國際貿易就能有效地將資源轉化為財富。長期的間接貿易利益與各國間的交流及政府干預息息相關。國際貿易的發展能夠擴大貿易市場、健全貿易機制，減少貿易交換品的生產成本也是促進國際貿易利益產生的重要來源。國家對貿易進行干預，實施保護政策，在某個特定時期、某個特定背景下也會促進貿易利益的增長。提高產出量、增加收入也是貿易利益提升的來源之一，一般來說，大多數勞動力充沛的國家將會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新古典理論比較注重比較優勢，認為其會拓展國際貿易的利益來源，要素市場和成本市場是探索貿易利益來源的微觀基礎，而國家產品的產量及收入是獲取貿易利益的宏觀基礎，此種觀點突破了傳統古典經濟學的桎梏。各國經過不斷的貿易實踐，已經總結出一系列交易慣例，進而形成國際貿易所要遵循的規章制度，各國也在不斷分析整合貿易數據，降低了對市場配置的盲從，國家干預手段不斷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的超額損失，這些因素也是間接利益的重要來源[3]。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對國際貿易作出了重要理論支撐，但也仍然是處于靜態片面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用貨幣和消費來作為衡量貿易利益的標準，致使測評結果產生一定的偏差。沒有充分考慮到技術創新及產業結構所帶給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影響，過分強調要素配置作用，缺乏對經濟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分析，使經濟理論的說服性有所降低。

循環經濟理論的產生是基于20世紀全球高速推進的工業化所形成的一種單向度、線性的“高開發—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長模式的一種反思，是對過度工業化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的一種自覺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環經濟理論視野下，經濟活動被理解為一套物質資源循環往復的流動過程，即“物質資源—勞動產品—消費產品—循環資源”，而這一過程所遵循的是“節制開發，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則。這一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順應了現代社會文明、集約型發展的大氣候，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正處于工業化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可多得的創新思路。我國西部地區作為經濟后發地區，完全有必要順應這一形勢，在迎接工業化發展的同時，積極發展生態旅游產業，以循環經濟模式推動整個經濟社會實現內涵式增長。   一、循環經濟理論對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發展的指導意義   (一)循環經濟理論指導西部地區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大效益的實現   “循環經濟理論摒棄單線程發展理論的那種完全以經濟效益實現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續的視野構筑了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大效益的共同實現目標。它所主張提倡的經濟發展模式內涵是和諧共處的經濟發展與生態系統關系格局，而實現這一格局的基礎在于要求節制資源開發使用、提高資源利用次數和效率、對資源廢料的回收利用等。”［1］從這個角度來講，西部地區要實現三大效益，就必須要以循環經濟為基本的指導。首先，西部地區開發過程中由于要嚴禁至少盡量減少對原生態自然資源的破壞和過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種保護性開發的態度對待生態資源，并通過強有力的措施諸如一票否決制等進行嚴格控制，嚴肅懲治那些因一時經濟利益和政績沖動所引發的隨意開發行為。這是從旅游資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針對旅游資源的消費方，也就是廣大旅游觀光者。循環經濟理論也能夠教育他們形成一種文明、節制的消費觀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費從順序來講，包括交通、餐飲、住宿、游玩、購物、休閑等等，每一個消費環節都要直接或間接的耗費一定的資源，尤其是在旅游資源所在地的消費，如若消費觀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費固定的生態資源，必然會在日積月累的效應下造成生態資源的流失和生態系統的整體失序。而循環經濟理論能夠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讓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觀并指導文明的旅游消費?？梢哉f，循環經濟理論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保持生態平衡的目標，是建立在一個全過程基礎上的，包括開發生態旅游資源工程環節、設計和營銷生態旅游產品環節和循環利用“后”資源工程環節。   (二)循環經濟理論指導西部地區生態旅游支撐系統的建立   在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視野中，生態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人與自然關系決定于人與人的關系。因此生態旅游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開發，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包括政府、企業、專業機構、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對于繁復龐雜的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和利用項目工程，必須要有一個事無巨細的支撐系統。“在循環經濟理論視野下，這套支撐系統從微觀講包括經濟政策支撐系統、法律法規支撐系統、專業評估支撐系統和技術支撐系統等，都對西部生態旅游有著重大的指導和促進作用。”［2］基于我國西部地區在生態旅游發展戰略上存在的宏觀政策定位不明確、法律法規體系不完善、專項評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創新能力不足、公眾參與不積極等問題，都可以通過對循環經濟理論的靈活掌握和運營得到解決。比如，可以通過循環經濟理論中常用的綠色核算系統來構筑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的整體經濟指標評估體系，用以整體上、宏觀上把握生態旅游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和對資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從而深刻而直觀地認識到生態旅游的必要性和實實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區有必要將循環經濟理論中的技術元素活用到生態旅游建設中去。比如一些比較普遍的技術類型，廢物利用技術，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污染等污染類型的治理技術等。積極采取無害或低害的新技術、新工藝，生產清潔耐用的生態旅游產品，從而真正實現高產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環經濟理論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論，必須要大眾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納廣大社會民眾的真正認同、參與和踐行，才能真正促進生態旅游的真正有序發展。特別是要通過生態旅游教育以綠色消費理念引導游客，使西部生態旅游走上良性發展的軌跡。   (三)循環經濟理論指導西部地區生態旅游推動經濟發展   循環經濟理論指導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產業的發展合理地進行經濟維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導其生態旅游產品的多元化功能實現。“循環經濟理論認為GDP增長不僅有數量的增長，還有價值的增長，而對于生態旅游發展而言，尤為重視這種價值的增長，即內涵式增長。”［3］因此在循環經濟模式的指導下，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產業可以通過對其生態旅游產品進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釋，并在此基礎上強調其產品質量內在所體現的生態旅游功能，包括觀光游覽的旅游功能、促進社區協調發展的功能、生態環境的保護功能和生態環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將生態旅游的各種功能落到實處，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實現生態旅游精品的升級和創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導其服務品質的提升。旅游業本身就是一種以服務為中心的產業類型，而生態旅游在循環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則要實現對服務質量的提升和優化處理。這種產業升級具有一個重大的社會意義，即推動社會結構從生產型轉向了服務型。   二、循環經濟視野下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發展策略   (一)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環經濟產業體系   生態旅游是生態經濟產業鏈上的一個環節，因此從產業結構和整體產業鏈的角度來講，要先從宏觀上構筑一個完整的、貫通的產業鏈和產業體系，包括生態工業、生態農業，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西部地區各產業資源之間的良性互動和高效利用，并從產業類型形成一種補給與攀升的此消彼長的常態發展模式。首先在生態工業建設上，通過文明、集約化生產模式的實施，率先在企業層次實現循環經濟，通過各種生產模式創新和變革，從根本上限制生產對生態的不利影響。通過各種新興技術的運用，積極循環利用各種工業廢棄物，在工業生產體系內實現“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循環模式，從而實現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基本生產目標底限。其次是在生態農業建設上，主要遵循“立體式農業系統”，即“太陽—沼氣—耕地—畜牧業”和“魚塘—雞鴨鵝”共生的多層次農業系統，以及各種形式多樣但遵循生態規律所開展的有效的農業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態旅游業的“總結式”綜合發展上，在生態工業和生態農業的發展基礎上進行整合式、聯動式的發展，以文明、集約、節制的態度對待待開發利用的生態旅游資源，要適度、有底限、有分寸地開發，要始終在承載力的允許范圍內進行挖掘利用。同時還要不遺余力地修復和補償被破壞的生態資源，以盡量小的代價去實現生態旅游資源的轉化和循環利用，從而達到生態環境的基本平衡。#p#分頁標題#e#   (二)建設循環生態文化以促進西部生態旅游的全方位宣傳   “文化是現代企業體制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資源和動力源，而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產業的發展有必要通過文化來進行全方位的宣傳，無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營銷方還是消費方，都能夠逐步培養出文明、集約、有序的循環生態旅游意識，這就是循環生態文化作為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產業的整體產業文化的集中體現，它是一種張揚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穩定發展的文化，自然是西部地區生態旅游產業發展興旺的不竭動力。”［4］“從微觀上來說，循環生態文化包括旅游城市的整體面貌、城市風情與風格，還有城市以及地區市民的循環生態意識，以及生態循環意識在體制文化、社會風氣方面的具體體現。”［5］可以說，構筑循環生態文化系統，是西部生態旅游產業發展的最高層次，是對產業自身的一種凝練和超越，是進行產業升級的質變動力。   現代旅游業已然構成了西部地區的振興經濟、推動社會進步的支柱性產業。“在自然資源與生態的雙重限制下，循環經濟生態旅游產業勢必成為西部地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旅游業常態繁榮的首選路徑。”［6］西部地區與東部、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階段和整體產業結構均不相同，發展背景、發展需要也不一樣，因此在進行生態旅游產業建設時也會有不同的情況和條件限制。因此當前就應該構建一種以政府主導、企業運作、專項機構介入和全體市民參與的綜合發展機制系統，通過旅游循環經濟園區、綠色旅游企業、環境友好型旅游城市等形式來大力推進旅游循環經濟，堅持整體推進、示范帶動、重點突破、逐步推進的原則，促進西部地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這需要政府機構提高環境建設意識，集中力量進行循環社會的建設，同時鼓勵群眾積極參與，完善法律規章制度，加強監督機制，將各類生態產業有機地結合起來，培養民眾生態意識，推進生態旅游縣域的發展，最終形成和諧的循環經濟型生態旅游縣域。

摘要：本文首先綜述研究了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內涵，而后對資源型城市轉型困境進行分析，基于知識經濟理論，提出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對策，以期提升資源型城市的發展。

關鍵詞：知識經濟；資源型城市；轉型

一、知識經濟理論和資源型城市的轉型

資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區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城市類型。資源型城市由于所處地理環境、發展階段和資源產業類別不同，其轉型發展需要解決的難題和著力點也大有不同。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以腦力勞動為主體的經濟，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隨著知識經濟的飛速發展，資源型城市必須根據自身特點，找準轉型模式，轉變自身發展方式，達到資源利用智力化，克服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只有這樣資源型城市才能夠尋求新的發展方向，實現轉型發展。

二、資源型城市轉型困境分析

（一）資源過度依賴，城市步入衰退。不可再生資源日趨枯竭，資源型城市必將進入衰退期。韓立華（2019）主張礦產資源儲量有限、非可再生，必然要經歷一個由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拋物線式”開采周期。嚴太華（2019）認為資源依賴是資源型城市的最本質特征，當前絕大多數資源型城市都面臨資源枯竭、環境破壞、長期增長乏力等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資源型城市對資源的過度依賴，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最大困境。

（二）產業結構單一，地區經濟下滑。正是由于資源的開采與開發帶動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使得資源型產業發展“一家獨大”，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產業結構。石紹云（2019）認為資源型城市發展由于資源開發獲利而逐漸轉向不斷加強壯大資源型產業，產業結構普遍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征。資源型城市對資源的依賴，使得資源型產業占據主導，產業結構調整很難進行，轉型發展的現實難度也十分巨大。

作者：褚軍亮 單位：蘭州商學院經貿學院

一、前言

從整個宏觀經濟學分析基本出發點來看，可以將目前主要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劃分為基于勞動力的宏觀經濟學和基于貨幣的宏觀經濟學［1］。所謂基于勞動力的宏觀經濟學，其基本思路是，在整個的社會經濟運行中，勞動的雇傭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邏輯上都處于比資本更重要的地位。資本品從本質上說是勞動和自然資源相結合的產物，相對于資本，勞動更基本。盡管現代經濟將勞動雇傭簡化為通過支付貨幣工資來實現，但是貨幣的使用并不是雇傭勞動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為勞動雇傭可以存在于以貨易貨的經濟環境中，甚至在理想化的克魯索經濟體中，克魯索•魯濱遜還可以自己雇傭自己。與此同時，甚至在資本密集程度很高的經濟體中，工資支付在整個國家收入中也占相當高的比重。大量的失業和收入水平的下降說明宏觀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而且，勞動力的收入和支出也對整體宏觀經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從以上這些方面可以看出，就業問題始終是宏觀經濟學極為關注的問題，在宏觀經濟理論的構建中超出了貨幣和資本而受到了最先關注。而從凱恩斯開始的宏觀經濟學以及后續的新古典綜合、新凱恩斯主義、新古典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無非是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不同的假設，對一些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更為細致的研究［2］。但是，整體來說它們都沒有超出以對勞動力雇傭作為重心的理論構建模式。所謂基于貨幣的宏觀經濟學，其基本思路來源于對貨幣在經濟體中的重要性的思考。現代經濟，貨幣作為一個普通的交換媒介滲透到整個經濟體系，很多的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自然也會由貨幣的動態表現出來，因此，貨幣供應成了現代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問題［3］。貨幣作為一種傳遞機制和沖擊因素對宏觀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也正因為此，所以在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構建中，貨幣也是理論構建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貨幣主義就是這種思路的突出代表［3－4］。

當然，這種劃分并不是絕對且嚴格的，因為現代的宏觀經濟理論為了更好的解釋經濟現象，都試圖結合其他學派的合理假設以獲得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這兩種理論基本的出發點在一個宏觀經濟理論中會同時出現，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為了簡化，本文擬不對以上兩類宏觀經濟理論進行詳細的評判。簡單來說，上述兩類宏觀經濟理論的視角，都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考慮資本結構，或者說沒有將資本理論融合到宏觀經濟分析中。都表現為更注重總量的分析，隱含假設社會的資本結構不變(基于勞動的)，或者認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內部機制由于太復雜無法分析，只能作為一個黑箱來處理。雖然理性預期學派的出現在理論方法上試圖建立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但其基本方法無非是從微觀主體的一些假設出發，然后通過加總推廣到宏觀層面，從形式看似乎有了微觀的基礎，而由于忽略了微觀主體的多樣性，只是通過設定幾個代表性的微觀主體的特性，然后進行加總，這從本質上還是一種總量方法?？偭糠椒ㄗ畲蟮娜毕菥褪且恍┛偭恐g的關系缺乏確定的邏輯關系，因此只能通過歷史數據運用一些計量經濟學的技術進行實證，但是這種實證一方面缺乏理論的普遍性，因為歷史數據都是特殊具體的，無法獲得一般的理論關系。另一方面，即使從實證的角度，很多宏觀量的關系也是不確定的。比如菲利普斯曲線的朝向問題，短期菲利普斯曲線和長期菲利普斯曲線的問題。從短期看消費和投資的正向關系和長期看消費和投資的負向關系等等。同時，以上的理論分析框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成功的引入內生的時間和貨幣的因素，這兩個都是作為外生的變量而任意引入到分析框架以進行動態分析。這樣就無法有效解釋宏觀經濟的商業周期現象［1，5－6］，從而把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和長期的經濟變化分開處理［7］，把長期的經濟變化專門用相應的增長理論來考察，導致在實際的經濟政策上存在不少問題。而要完善以上的不足，就應當考慮社會經濟活動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資本，應該將資本理論引入宏觀經濟分析中。這方面，奧地利經濟學派發展出了相當完整的資本理論。而跨期資本結構可以自然的將時間和貨幣作為內生因素引入整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來架構理論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從而成功地解釋了經濟的周期波動現象［8－10］。本文按照奧地利經濟學派所建立的以資本為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作為分析框架，首先對分析框架進行介紹，然后運用該分析框架對通貨膨脹和利率的關系從新的角度進行理論分析。

二、基于資本結構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介紹

該分析框架包括三個基本部分:可貸資金市場、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和跨期的生產結構。這三個部分相結合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資本為基礎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

1．可貸資金市場。可貸資金作為最一般的基本概念，當市場達到大家共識的利率的時候，其供求達到均衡?？少J資金的供給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的借貸意愿;需求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對資金需要的迫切程度。對此，可以用圖1簡單表示如下。由于引入了新的分析內容，相應的要對這里的分析框架進行不同于傳統宏觀經濟學的解釋［1］:

本文作者：武 王斯一 單位：海南大學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所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在給帝國主義沉重一擊的同時，極大地推進了當時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使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革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其中的民生主義理論，直接撼動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經濟思想的基礎，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開啟了大門。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與起點，辛亥革命還為日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墊定了基礎。特別是孫中山在“新三民主義”中闡釋的民生主義，更是為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貢獻。

一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近年來新建立的嶄新學科，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關于振興中華、富民強國的一系列經濟觀點、思路、理論及學說的總和，是在中國國情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并借鑒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經驗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以追求并實現經濟現代化為核心的經濟理論體系。這就是說，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從總體情況看，起始于辛亥革命。雖然從經濟理論的性質、目的與基本內容的不同，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大致可劃分為三大部分，即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理論;中國國民黨的經濟理論與非國非共的“第三理論”，但就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干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與創新而言，應當說，也是辛亥革命為其開創了堅實的基礎與廣闊的前景，其早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也正是隨著辛亥革命及其影響的深入而逐步拓展為以中國國情與發展階段論、過渡時期經濟論、社會主義經濟改造論、工業化道路論、經濟改革論、市場經濟論和科學發展觀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體系，從而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就中國國民黨的經濟理論而言，是基本沒有異議的。但是，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象征性起點，仍有不少異議。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上線應該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這樣，中國經濟思想史近現代部分的歷史分期與中國經濟史近現代的歷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實，中國經濟思想史同中國經濟史是截然不同的兩門學科。

對于中國經濟史來說，它是以中國社會歷史上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形成、發展、變化及演進過程和必然歸宿為研究對象，用大量的具體史實揭示歷史上各種社會經濟的不同結構與形態及其發展變化的運動規律。其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上限一般劃在1840年，下限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樣劃分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中國經濟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思想、理論、學說的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條件、特點及狀況，探求并說明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及階段的內在規律性。其中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上限亦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但下限不是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而應劃在1911年辛亥革命?；驹蛟谟?

第一，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不同的。經濟史面對的是經濟實在，而經濟思想史面對的是思想觀念。研究經濟思想史無論如何不能脫離經濟史，但經濟史的研究卻絕對不能替代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經濟思想相對于經濟現實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如果把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分期套到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科。

第二，從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看，雖然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經濟性質，并未因為以為標志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劃分而發生根本變化，但是，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相應的主體經濟思想，其性質、特點及基本內容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就為經濟思想史不同時期的劃分提供了實質性的依據。以辛亥革命為界，在此之前，經濟思想的主體是封建經濟思想與封建改良主義;在此之后，經濟思想的主體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摘要〕宏觀經濟學經過八十多年的發展，其重要進展體現在模型動態化、引入理性預期、為宏觀理論建立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進行詳細刻畫等方面。但是，宏觀經濟學仍存在加總的理論基礎不扎實，重要經濟結構沒有引入宏觀模型，重要經濟、政治制度的理論刻畫仍不深入等不足。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初的快速發展是導致主流宏觀經濟學出現上述進展與不足的重要原因，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古典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夠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提供重要借鑒和啟示。因此，宏觀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相互借鑒，是促進主流宏觀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方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流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一、宏觀經濟學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使宏觀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中相對獨立的學科方向，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凱恩斯認為市場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機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復蘇。更為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政策制定部門提供了一個計算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經濟行為影響的數量方法。此外，凱恩斯為突出一些重要變量(例如就業、收入、利率和價格)在給定時點上的同時決定，不再強調宏觀理論的動態性。因此，在一個靜態模型中直接研究總量行為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嚴重不足，將模型動態化并為宏觀模型尋找微觀基礎是許多宏觀經濟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紀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同時期以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則首先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質疑。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理論解釋了存在價格調整障礙時，經濟沖擊和政策干預對經濟的短期影響和機制，傳統的新古典理論則對價格能夠靈活調整時長期經濟運行給予了正確解釋。因此，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之間能夠相互兼容。貨幣主義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理論提出了三點根本性批評:首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過于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貨幣供給也是總支出的重要決定因素。其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僅考慮政策的短期效果，貨幣主義學派則強調需求管理政策在長期無法影響實際收入和就業。最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作為靜態模型忽視了預期對宏觀經濟運行重要影響，貨幣主義者強調在結構方程中預期發揮著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理性預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快速發展對宏觀經濟學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認為，預期對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具有重要影響，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理論建模具有重要意義。更進一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具有微觀基礎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論引入宏觀經濟模型，并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使用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存在不恰當之處。Lucas［1］認為這些計量模型無法識別經濟中存在的真實經濟結構，由于公眾對未來的預期會改變其行為，所以，當經濟政策調整后，仍假定經濟中重要結構和行為不發生改變，就無法對政策和經濟運行進行正確分析。20世紀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創立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并對宏觀經濟理論做出如下三點重要貢獻:首先，經濟周期是經濟對外生沖擊最優反應的結果，不是市場機制的失敗。其次，該理論將波動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礎上，并給出了模型數量化的方法。最后，該理論強調對供給行為的建模，供給決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通過假定供給對需求變化具有完全彈性，從而忽略了總供給行為對宏觀經濟的重要影響。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獲得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目前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綜合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新凱恩斯”模型的特點，采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將不完全競爭、價格調整障礙引入理論模型，并對各要素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進行了詳細分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借鑒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觀點并將它們融入一個完整模型，并進一步對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和傳導機制進行詳細建模。由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是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壟斷競爭、價格和工資粘性、理性預期等特征，因而該模型是目前研究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理論框架。

二、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與不足

1.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

作為主流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模型處理、基本假設、主要結論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擴展性都超越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綜合了宏觀經濟學各流派的主要觀點，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為宏觀經濟理論建模。作為宏觀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三大問題，即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本質上都是一個動態問題。首先，經濟增長理論中核心問題之一是最優儲蓄決策，該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動態決策問題，拉姆齊模型就是在一個無窮期動態框架中分析行為人的最優消費和最優儲蓄決策問題，而拉姆齊模型與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內在聯系。其次，作為研究經濟波動的主流宏觀經濟模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在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中為家庭決策行為和企業最優定價行為進行理論建模，并通過動態規劃等動態優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特別關注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對其有效性的影響，由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框架是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該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認為對未來政策行為做出可信的承諾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而，將靜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擴展為動態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是主流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第二，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并對宏觀經濟理論建模、計量模型設定與評價和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革命性影響。早期宏觀經濟理論，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通常為靜態模型并較少考慮行為人預期對經濟運行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Muth［4］首先將理性預期引入經濟學分析，Lucas［1－5－6］則在20世紀70年代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模型，證明這一方法能夠成功應用于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并指出這對于政策效果的計量評價具有重要意義。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關研究基礎上，首先提出經濟政策制定不是與自然而是與理性經濟行為人的博弈，當經濟行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時，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會公眾當前和未來行為選擇的約束。因此，最優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社會公眾當前與未來的行為選擇。第三，為宏觀經濟學建立完整、穩健的微觀基礎。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最重要不足是從總量假設出發研究總量關系，在Lucas［1］提出“盧卡斯批評”之后，宏觀經濟學家達成共識，即一個好的宏觀經濟模型應當具有微觀基礎，總量行為關系應該是從微觀個體的跨期最優化行為中得到。隨后的宏觀經濟學，如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均是從家庭和企業等經濟行為人的微觀主體出發建立。從微觀基礎出發為宏觀經濟理論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個通過對深層次結構參數分析的框架，這些結構參數不會隨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因此，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應“盧卡斯批評”，同時，該研究框架可以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福利影響進行討論，從而使宏觀經濟學自身獲得了更科學的基礎，其邏輯一致性更強。第四，對宏觀經濟的供給面進行更加詳細的刻畫。總供給是每個一般物價水平上經濟體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總產品和服務的數量。早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和貨幣主義學派討論的重點是總需求管理，以Lucas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更加強調總供給行為的微觀基礎，并在分析中強調供給沖擊對總供給行為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進一步強調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和宏觀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并認為市場不完全和價格調整障礙會導致經濟調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變慢。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從微觀基礎出發將總供給影響因素擴展至包括生產成本等多個方面，使理論模型的供給面能夠解釋更加豐富的宏觀經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