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總結范例

【摘要】文章總結了西部艱險山區的棄碴場種類和不同類型的棄碴場防護措施設計，其中防護措施包括工程防護措施及生態防護措施，同時，以敘永至畢節鐵路斑竹林隧道、下坪隧道及下坪車站站場棄碴場為工程案例，介紹了該棄碴場科學正確合理的棄碴方式，并提出了相應的棄碴建議，本文總結所得到的結果可以為類似隧道工程提供參考。

【關鍵詞】鐵路隧道;棄碴場;經驗總結;工程實踐

隨著經濟的超高速發展，各項基礎設施及大型工程如鐵路、公路、礦山等不斷被建設［1－2］。然而，一些工程的不合理施工卻對周圍生態環境產生了較大的破壞，而且，施工廢棄物的不正當處置甚至會危及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川藏鐵路為例，全線隧道占比達到85%，出碴量巨大，目前川藏鐵路工作已進入攻堅期，受陡峻地形地貌、敏感生態環境、廣布不良地質、薄弱交通設施、惡劣氣候條件等影響，棄碴場選址及防護已成為工程師和設計人員們所關注的重點，鑒于川藏鐵路嚴峻復雜的地質環境，關于棄碴場的選址及安全性要求更為嚴格，但在實際施工中棄碴問題卻經常被人所忽視，施工人員對于棄碴不予以足夠的重視，隨意選址進行棄擲。即使統一運往固定堆放場也沒有進行規范的堆放管理，這種只注重主體工程的建設，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的缺失在工程建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也就為后續的水土保持及土地復墾等生態修復工作造成困難甚至埋下安全隱患［3－6］。經過多年關于生態修復基礎理論的研究，國內外專家學者己經有了成果，提出理論如下:不利干擾是造成生態系統退化的主要原因，包括自然干擾和人為干擾兩大類［7－8］。生態系統的退化程度由不利干擾的頻率和強度決定。因此，生態修復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消除和減輕不利干擾的影響。生態系統退化包括荒地、廢棄耕地、荒漠、樹木采伐跡地、廢礦地等。修復自然生態時又可分別為自然修復和人工修復。不同的修復條件所產生的修復過程具有不同的差異。生態自我修復時，最開始的條件是根據生態系統演替過程所確定的［9－12］。

1鐵路棄碴場類型

在艱險的山區，鐵路選線由于受到地形和地質條件的限制，因此在線路總長中，隧道占比較高，通常達到50%以上，外加填挖方地段的開工時間不同步、棄碴材料質量、運距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要控制工程的土石方填挖平衡具有一定的難度，這使得施工時產生大量棄碴。因此如何因地制宜的選擇棄碴場尤為重要，一般山區鐵路的棄碴場有以下幾種:(1)大型集中棄碴場。綜合考慮沿線鐵路工程的工程特點，在隧道分布較集中的段落，選取合適的位置進行集中棄碴。(2)坡地型棄碴場。坡地型棄碴場的位置通常位于溝道兩側地勢較高的臺地或者緩坡地上。該種類型的棄碴場布置防護措施的關鍵主要是控制好碴場自身的穩定性和排除水的因素對碴場的干擾。在棄碴的坡腳需要設置擋碴墻或者其他種類的護腳護坡措施。碴體周圍如果需要匯水，還要再布置截排水溝。棄碴場頂部可以種植植物，在碴場的坡面也可以優先考慮種植植物來進行防護。(3)溝道型棄碴場。溝道型棄碴場的位置一般選擇在山間不發育的支溝源頭，同時支溝的溝底緩和，在溝道的下游沒有重要的建筑物及構筑物等。(4)攔溝型棄碴場。由于山區地形險峻、行車運輸等條件不便利，如果沒有明顯合適的棄碴場位置，通常把施工后的廢碴直接棄置于溝道的中間位置，即所謂的攔溝型棄碴場。對于水量較大的溝道，在采用占用溝道來棄碴時，可采用泄水洞將碴場上游來水引至碴場下游，該措施既克服了水流通道問題，又克服了廢碴穩定性問題。(5)填凹型棄碴場。與線路所屬的行政管理等部門密切聯系，征得相關部門的意見，結合地方的規劃建設，可以把施工后的廢碴用于城市規劃建設中所需要的土地平整以及取土、石、沙等建筑材料之后所留下的廢置凹坑地的回填，用廢棄的棄碴填方增加土地，既處理了棄碴，又減少對現有土地資源的使用。

2棄碴場防護措施設計

2．1工程防護措施

摘要：哈爾濱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制定和實施改善和增進農村民生的政策措施，從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以解決生計、保障民生為目標，到改革開放時期從“溫飽型民生”轉變為“小康型民生”，再到新時代農村“小康型民生”建設飛躍發展。充分彰顯了黨在哈爾濱領導農村民生建設方面的艱辛探索和奮發有為。回顧并厘清歷史脈絡、總結經驗，旨在為今后黨領導哈爾濱的農村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領導；哈爾濱；農村民生

哈爾濱是一個具有“大城市帶大農村”特點的二元結構突出城市。領導哈爾濱這樣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特大城市，改善農村民生狀況，為農民謀求幸福，成為黨領導下哈爾濱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政策取向和價值追求。哈爾濱解放75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在不同歷史時期制定并實施一系列改善和增進農村民生的具體政策及措施，回顧并厘清歷史脈絡、總結經驗，旨在為今后黨領導哈爾濱的農村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一、黨在哈爾濱領導農村民生建設的歷史脈絡

（一）1946—1978年，農村民生建設主要以解決生計、保障民生為目標

1946年4月28日，哈爾濱成為全國首個解放的大城市。哈爾濱市委全面貫徹落實黨對農村工作方針，開展、郊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制定出以解決農村人口基本生存問題為目標、溫飽保障型的民生建設政策。1.開展運動。是黨領導哈爾濱進行農村民生建設的偉大壯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原則上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5月下旬，中共哈爾濱市委貫徹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發動群眾，開展運動。沒收大地主、土豪劣紳、漢奸惡霸等土地和財產分給農民。組織各村屯成立農會，郊區各村屯在工作隊和農會主持下開始分配土地。“10月，市郊農村分地工作全部結束。顧鄉區有6918戶39024人，分地21890.3坰；松浦區有2177戶10424人，分地1893.5坰”[1]144。清算分地運動，對日偽殘余和封建勢力是一個有力打擊，也讓部分勞苦農民從此可以昂起頭。1947年，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使全鄉村人民獲得同等土地，并歸各人所有”[2]68-69，168。平分土地是一場以貧雇農作為主體的群眾運動，更是一場對封建半封建制度的攻堅戰，哈爾濱市委貫徹學習宣傳《大綱》，平分土地。1948年3月哈爾濱市運動勝利結束，對各地分得土地的農民普遍發放地照，確定地權。這次運動徹底廢除了千百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村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化。廣大農民分得土地和生產資料，真正得到了解放，不再被壓迫、被奴役，翻身做主人，階級覺悟、生產積極性和革命熱情高漲，為支援東北解放戰爭取得勝利做出貢獻。2.郊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為了解決廣大農民群眾耕畜和大型農具缺少問題，縮小由于生產要素多寡而導致的生產效益和貧富方面的差距，黨從1950年至1955年7月，在農村倡導和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和初級農業合作社。哈爾濱市委、市政府落實黨的政策，“到1951年春，全郊區組織起不同類型的互助組2605個，參加農業互助組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84.4%”[3]55。1952年初哈爾濱市委在顧鄉區嘗試興辦了新發農業生產初級合作社、香坊區前進農業生產初級合作社、松浦區新會農業生產初級合作社。1953年10月市委發出《關于哈爾濱市郊區合作的工作方針》，指出要通過常年互助組進行示范引導，在自愿互利原則下，把群眾引向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4年末，郊區初級社發展到266個，入社農戶4484戶，占農戶總數的15%，1956年初，哈爾濱市效農村全部實現了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3]55-56。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把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這是對農村進行一場復雜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一時期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以和生產隊的收益為經濟基礎，為全體農村群眾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1957年底“”在農村拉開序幕。1960—1962年全國發生了嚴重的三年經濟困難，哈爾濱農業生產也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哈爾濱市委帶領廣大人民共渡難關，廣泛而深入開展全民性大辦農業、糧食運動。通過落實中央各項方針，進行3年調整，糾“左”，農業總產值有所增長。1966—1976年哈爾濱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沒有得到應有提高。從1946年哈爾濱解放到改革開放前，黨領導哈爾濱農村民生建設進行了積極探索，使農民分得了土地，釋放了生產力。但由于缺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只用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農民群眾基本經濟文化需求，導致農村民生狀況處于低水平保障時期。

（二）1978—2012年，農村民生建設從“溫飽型民生”轉變為“小康型民生”

摘要：第二次全國畜牧業污染源普查工作已圓滿結束。根據基層工作實際，本文對宛城區第二次畜牧業污染源普查的工作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旨在為更好地做好下一次全國畜牧業污染源普查工作提供參考。

關鍵詞：污染源普查；畜牧業；經驗

第二次全國畜牧業污染源普查，是按照《全國污染源普查條例》每隔十年進行一次的要求開展的[1]。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是在2007年至2009年開展的，第二次全國范圍內的污染源普查開始于2016年[2]。此次污染源普查工作經歷了三大階段，2016年至2017年底為普查前期準備階段；2018年進入全面清查與普查階段，全國各地組織開展普查，2018年年底完成普查工作，并通過逐級審核匯總形成普查數據庫；2019年至今為驗收總結階段，重點做好普查工作驗收、數據核對、結果與表彰工作。

1普查意義

畜禽養殖業污染源普查作為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通過對畜禽養殖業各類污染源分布、數量及污染物的排放情況進行詳細調查。全面了解污染源產生、排放與處理情況，系統掌握畜禽養殖業生產和環境有關的基本信息，建立普查信息數據庫、環境統計平臺以及普查工作檔案，正確客觀判斷目前環境發展變化，研究制定切實有效的環境保護政策，不斷改善環境質量，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具有重大意義。

2普查標準時點及對象

此次普查數據的時期資料是2017年度資料，標準時點為2017年12月31日。普查規模：生豬年出欄500頭以上、肉牛年出欄50頭以上、奶牛年末存欄100頭以上、肉雞年出欄10000只以上、蛋雞年末存欄2000只以上。（以上數據含基數）

一、學術期刊編輯能力提升研究現狀

目前，關于學術期刊編輯能力提升研究現狀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不少研究成果往往是從學術期刊編輯能力提升的方法、策略、方案等可操作性強的視角進行研究，而真正缺乏從方法論的視角，即從研究方法的選取、研究視域的選擇等角度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學理性梳理與評估。因而，從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維度著手，我們嘗試對現有研究進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的選取

學界在關于期刊編輯能力提升問題的研究論題中往往從兩類研究方法著手。其一是經驗總結的方法。如編輯出版的流程視角指出編輯應具備的四項基本能力：一是編校能力。包括語言文字、內容、體例、學術、政治把關；二是策劃能力。包括市場分析、方案制定、組織落實、市場推廣；三是管理能力。包括執行、控制、溝通能力；四是創新能力，即編輯主動性與創新性的體現。盡管我們知道，編輯工作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特別是需要經驗的不斷積累和總結，但是編輯能力的研究也不能僅僅停留于經驗總結的傳統研究方法的維度，還需要結合量化研究，甚至質性研究的方法展開深度的理論闡釋和深入的實踐檢驗。其二是量化研究方法。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研究編輯能力的，主要是力圖從客觀性維度推進我們對編輯能力建設的認識，使其評價標準具備科學化與可度量化的向度。如有學者運用層次分析法，以思維能力、社會能力、職業能力、科研能力等4個準則進行編輯能力評價的嘗試性研究。但也有學者指出，其研究并沒有考慮到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性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因而，就有研究者試圖改進研究方法，將層次分析法與熵值法有機結合，確立了寫作能力、學術能力、組織能力、編校能力、社交能力、外語能力等六類評價因素，構建了比較成熟的統計模型。但我們認為，量化研究方法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研究結論的客觀性與可靠性，但囿于研究者本人的參與，其主觀性對研究的影響往往很難運用完全的量化手段進行控制。當代解釋學提出的“前見”的問題，即研究者本人的主觀性特質，包括研究者本人的知識結構、生活閱歷等“前見”性因素都會無意中被帶入研究中。比如我們選擇經驗總結的研究方法或量化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已經基于研究者個人的主觀選擇，設立的評價指標等因素其實也加入了個人的設想。韋伯在其《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提出了“理想類型”的范疇，這實際上就是我們在研究中通常所使用的研究概念與范疇，而這些概念與范疇不僅僅是一種經驗總結，而是加入了研究者本身對研究論題的主觀能動的想象力和“應然”層面的研究預設。比如在研究過程中，有學者認為編輯應具有溝通能力等“互聯網+”時代的重要能力，這其實不僅是在信息化社會中，我們經過經驗積累而總結的工作能力，更是帶有研究者本身對編輯職業的一種創新性認識，帶有對編輯職業“應然”發展路徑的美好想象和期許。

（二）研究視域的選擇

比如，有研究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分析了期刊編輯之所以需要具備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職業能力的問題。該文認為，網絡時代期刊編輯適應外部社會的職業能力較弱，因而容易導致學術期刊編輯社會角色的沖突、模糊或過載。為了有效應對這一問題，學術期刊編輯須將個體與廣闊的社會相連，提升其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職業能力。當然，不少研究已經意識到期刊編輯能力提升的這一路徑，比如通過分析全媒體時代的特點，提出學術期刊編輯應具備對新媒體形態和技術的學習能力、運用新媒體平臺服務用戶的能力、數據分析利用能力以及對稿件的專業把關能力。也有研究從期刊編輯適應大數據時展的外部形勢需求的角度指出，在編輯能力提升上，要樹立大數據學術期刊出版理念和數據處理能力養成理念，苦練編輯業務基本功并堅持學術研究，要走出去，培養大數據視野。此外，也有研究從期刊組織管理的研究視域出發，嘗試借助新媒體與學術期刊數字化融合趨勢，從人才培養的視角支出需要培養一批兼具數字化業務處理和專業學術內容處理能力的跨專業編輯人員，以支撐新媒體環境下的人力資本和技術資本。也有研究從期刊編輯人員內部組織結構視角提出，青年編輯、老編輯、期刊社領導等人員如何幫助期刊編輯快速成長，提升其編輯能力的問題。[7]這樣的研究路徑適應于時代背景與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強調了期刊編輯作為馬克思意義上“社會關系中的人”而應具備的適應社會的能力。但是，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期刊編輯本身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性，其主體性的價值往往更多地體現為其個體的能力，而不是較為被動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相反，尤其是學術期刊作為學術界重要思想觀念傳播的載體，編輯作為學術期刊核心的策劃執行者，其擔負的職業使命促使其不僅要適應社會的外部需求以及外部社會對他們的職業能力要求，更要盡可能領先于時代的發展，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成為一名優秀編輯。顯然，現有不少研究往往只是關注和側重于從編輯適應社會的能力入手進行探討分析，缺乏從編輯主體能動性、創造性的視角進行綜合研究。事實上，關于編輯主觀能動性的缺失這一問題早已有學者進行了專門研究。比如基于學術期刊編輯主體性理論的視角，認為學術期刊市場化既可以強化學術期刊編輯主體性，但也會導致學術期刊編輯主體性的弱化和異化，并成為學術不端行為發生和升級的原因之一。因而，學術期刊需規避市場化給編輯主體性帶來的負面影響，重塑其主體性。具體而言，需要從強化學術期刊編輯的學術意識、優化編輯主體能力結構以及完善學術期刊市場化模式等方面展開。當然，除了由“外—內”的研究理路，事實上也有研究關注到編輯主體能動性的問題，從“內—外”的研究理路，嘗試從編輯內在能力建設的角度進行編輯能力提升的研究。這種“內—外”的研究路徑主要體現在對編輯的學術能力的研究。比如有研究著重對編輯的學術素養進行研究，指出學術期刊核心競爭力在于學術競爭力，而學術期刊編輯的學術能力直接關系著期刊的發文質量。因而，需要構建有利于編輯參與學術研究的激勵機制、編輯參與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互動發展機制，以此提升學術期刊編輯能力[9]。有研究就專門分析了學術素養對編輯能力提升的重要性，指出人文學術素養是編輯從事學術期刊工作的前提，因為學術期刊不同于一般期刊，其特色在于“學術性”。但是，我們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除了需要具備學術能力外，更應該發揮主觀能動性，包括與外界同行、專家、審稿人、作者、讀者溝通交流的能力，也不僅僅是關注于某一方面的能力。在當代知識社會中，面對碎片化、零散化的知識學習時間，包括編輯在內的工作人員都需要利用碎片化時間進行知識學習，這不僅僅是涵蓋學術期刊編輯的學術能力培養的知識，也包括社會實踐的學習能力、社交溝通的人際交往能力等等。

二、學術期刊編輯能力提升研究存在的問題

摘要：基于變構學習理論重點探索了高中生關于數據概念體的構成和由原概念體向科學概念轉化的過程。通過二階診斷測試發現，高中生關于數據的概念存在實踐型、經驗總結型、跨學科型和具體科學型四種。利用拼圖模型論述了高中生概念轉化的過程一共經歷了六個階段，從而幫助教育者進行針對性教學。

關鍵詞：變構學習；數據；概念類型；概念轉化

0引言

國家教育部于2017年發布了《普通高中信息技術課程標準（2017版）》[1]，明確了普通高中的技術課程是一門立足實踐、高度綜合、注重創造、科學與人文融合的課程。在高中信息技術課堂教學中，數據貫穿了課程的始終，培養學生計算思維的基礎。雖然學生身處于大數據時代，卻不能科學的認識數據，陷入一種“當局者迷”的狀態。關注概念本身一直是學習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課題，探查學生有關數據的概念并且促進學生關于數據的概念轉化成為亟需。

1文獻回顧

1.1促進概念轉化的變構學習模型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安德烈•焦爾當為代表的歐洲學者們提出了“變構學習理論”。變構學習理論利用“變構蛋白質”特定功能由氨基酸序列上起決定作用的活性位點之間的關聯決定的且“變構蛋白質”的功能受外部環境的影響這一理論，形象地解釋了復雜的學習過程[2]。這一隱喻給予教育研究者兩個啟示：第一，學習者概念體（Conceptions）的生成與更新取決于所記錄觀念建立關聯并使之活化；第二，學生復雜的學習是發生在內部概念系統，教師及教育工作者不能直接進入這個系統，只能通過建構相應的教學環境從而干預學生的學習[3]。吳濤[4]詳細的論述了“變構學習模型”作用機制：變構學習理論中將學習看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知識煉制”就是用來描述學習的機制，指學習者把新信息同所調用的知識進行對質，以此調動概念系統，并生產出對解答他們的問題更為適當的新意義，從而實現概念系統轉換的手段。

關鍵詞：前饋控制；不良事件；護理管理；醫患糾紛

在臨床護理工作中，不良事件的發生不僅會威脅到患者的生命健康與預后效果，而且還會影響到醫院的社會形象與醫患關系。然而部分護士擔心受到處罰或者對護理不良事件定義認識不足，常出現報告率低的情況，從而導致相關經驗總結不到位以及對患者管理評估不及時，最終引起護理不良事件頻頻發生。前饋控制即基于對患者病情等相關資料系統分析，對其治療期間可能存在的不良事件提前預測，及時給出具有針對性的護理方案以防止不良事件發生的護理模式[1]。現選取2017年1月至12月本院收治的住院患者400例，探討前饋控制在護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應用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患者400例，皆自愿參與本研究，簽署知情同意書，之前均無不良事件發生。排除標準：①存在嚴重感染性疾病患者；②凝血功能與免疫機制異常患者；③心肝肺腎等嚴重器質性疾病患者。用雙盲法將患者隨機分成兩組，各200例。觀察組：男115例，女85例，年齡19～80歲，平均（52.4±3.4）歲。對照組：男113例，女87例，年齡19～79歲，平均（52.3±3.2）歲。兩組年齡、性別比等皆無統計學意義（P＞0.05），存在可比性。

1.2方法

對照組采取常規護理即基礎護理、專科護理等。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采取前饋控制：①為便于護士記憶及管理者上報管理護理不良事件，對需要上報的護理隱患事件與不良事件進行分類。A類：因教育、培訓、溝通、設備、環境等因素引起的可能發生的事件，可在及時干預條件下避免；B類：護理不良事件已然發生，但未對患者產生任何影響，無醫患糾紛出現；C類：對患者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已發生的不良事件。②對A類事件，護士長要及時填寫登記并每月上報，對發現事件的護士進行加分獎勵，將其計入到績效考核成績，定期在質控分析會上集體研究學習；對B類事件要及時上報，護士長與當班護士填寫報告單與護理不良事件持續改進記錄表，并上報給護理部不處罰當事人，組織科室護士對該事件進行經驗總結；對C類事件要及時上報，護士長接到報告后迅速趕到現場核查患者情況并及時處理，護士長與當班護士共同填寫報告單與護理工作持續改進記錄表，上報護理部，組織科室護士經驗總結。③護理人員要深入病房觀察患者病情特點，結合臨床護理經驗了解患者需求，及時給予心理評估與疏導，評估患者自理能力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有針對性的護理方案。④醫院要組織護理人員參與培訓，增強她們的道德與法律意識。用不定期抽查方式評估科室護士的護理質量，對存在的不良事件風險要及時排除。

摘要：唱法實際上就是一種演唱模式，它最早起源于西方，不同的唱法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中美聲唱法是影響力比較大的唱法之一，它不僅影響著中國的聲樂藝術，也極大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聲樂藝術發展方向。目前，美聲唱法已經滲透進高校聲樂教學當中。本文主要闡述了美聲唱法在高校聲樂教學中的實踐經驗。

關鍵詞：美聲唱法；高校；教學；策略

美聲唱法是一種集理論和技術為一體的演唱方式，它之所以能夠在音樂領域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并且被廣泛應用，就是因為其自身包含了很多的藝術元素，而這些藝術元素能夠在不同的音樂領域給予演唱者不同程度的啟發。為了使高校聲樂教學能夠進一步得到發展，我們應該適當加強學生對于美聲唱法的訓練，幫助他們體會美聲唱法的特點和優勢，從而進一步提高他們的聲樂素質。

一、美聲唱法的主要特征

與其它形式的唱法相比較，美聲唱法有著屬于它的獨特優勢。主要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氣息通暢、聲音連貫

聲樂學中也是講“美”的，演唱者的氣息通暢、聲音連貫能夠給觀看者帶來一種美的體驗，使觀看者能夠融于曲子的意境當中，增強了音樂的表現能力。

［摘要］

我國開展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的相關研究已十年有余了?；仡櫸覈咝＝處熃虒W發展的研究歷程，發現存在：概念混淆，內涵模糊；實證研究少，理論研究與經驗總結是主體；系統化研究匱乏，可操作性成果少等問題。同時也出現了新的研究趨勢：研究重點從“國外”向“本土”轉化；研究方法從“思辨”轉向“實證”。

［關鍵詞］

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問題；趨勢

自2005年我國國內第一篇直接以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為主題的論文出版，至今已有十一年?；仡櫧荒晡覈咝＝處熃虒W發展研究，喜憂參半。一方面，在政府政策驅動與高校內部提升質量的迫切需求下，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不僅數量豐碩，質量也不斷提升。尤其在“促進教學發展是教師發展的首要目標成為研究共識”［1］的基礎上，高校教師教學發展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熱度逐年升溫。但同時由于受傳統觀念與思維方式的影響，真正了解、接受并認可高校教師教學發展觀念并支持其活動的并不多，從而也導致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表層化現象嚴重，脫離高校實際，真正高層次、高質量或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匱乏。

一、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的研究歷程回顧

教師教學發展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2］1990年，美國高等教育家歐內斯特•博耶為“消解在大學中由來已久的研究和教學的二元對立狀態”［3］（P3）在《學術反思》中首次提出了教學學術概念。教學學術概念的提出，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大學教學觀”［3］，也豐富了學術的內涵且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對大學教學及教學發展研究的重視。1991年，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EA）又把教學發展作為高校教師發展的重要方面提出并進一步對其概念進行了界定。至此，高校教師教學發展在世界范圍內開始產生廣泛影響，相關研究也隨之逐漸增多。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的活動開展較晚，相關研究起步更晚。真正以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為主題的研究始于2005年呼倫貝爾學院教育系杜國民撰寫的《呼倫貝爾學院引領是青年教師教學發展模式的探索與構建》。此后數年，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進展緩慢，成果寥寥。直至《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出臺，并明確指出要“加大教學投入”、“教師要把教學作為首要任務，不斷提高教育教學水平”，我國關于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才逐漸增多。2011年，我國政府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各高校設立教師“教學發展中心”，教學中心成立后成為推動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的重要平臺。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與文件的出臺拉動了研究者對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的熱情，而高校迫于從規模擴張向內涵發展的壓力也催生了研究者對自身的關注。因而，自2012年，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突飛猛進，成果豐碩。根據不同階段論文數量的差異明顯，可把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起步階段（2005—2009），年均1篇；初步發展階段（2010—2011），數量已大幅度增加；快速發展階段（2012—2014），3年間共有文獻61篇，年均20篇以上，年平均數超過前7年總數之和。從統計數量上看，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已取得較大的成就，但實際情況是否如此？研究的視角、質量如何？出現了哪些新的研究趨勢？通過仔細閱讀與分析文獻，從內容上看，我國高校教師教學發展研究仍存在許多誤區，這必將影響其整體研究質量，阻礙研究的順利開展。因而，及時發現并澄清其研究誤區，消除研究障礙，抓住主要研究主題，不忘初衷，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服務才是今后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