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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隨著廣大農村地區生產生活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流通業創新應用得以在各地農村普及，并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入質變的新階段，同時我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依舊十分突出，個別發達地區的農村已經邁向共同富裕，而落后地區的部分農村還剛剛脫離貧困。如何充分發揮流通業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先導作用，實現農村經濟的區域均衡發展，是共同富裕的重點領域之一。本文首先對我國農村經濟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現進行了總結，并分析了流通業效率提升對農村經濟區域均衡發展的影響。研究結論表明：流通效率提升促進東中西部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均衡化，但八大經濟片區內部差距變化存在差異；通過產業集聚、城市發展、擴大中產群體規模及主導西向對外開放促進中西部農村經濟發展，進而從根本上改善東強西弱的局面。可以從加強農業的區域協同和錯位品牌化發展、加快提高中西部都市圈和城市群內部的流通效率、加強對中西部農村經營主體建設的支持三個方面，促進區域間農村經濟實現均衡發展。
關鍵詞：流通效率；農村經濟；區域均衡；區域差異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自2004年以來，國家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持續進行政策傾斜和財政支持，以避免農村發展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大潮”中“掉隊”。但由于農村人口規模巨大、人均農業資源貧乏、設施基礎薄弱等問題依舊突出，單純依靠政策和財政支撐，城鄉發展中單向流通的格局難以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然而面向“三農”的持續的基礎性投入，近年來也逐漸帶來“回報”，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迎來質的改變。其中，流通效率的提升對農村生產和消費兩端均帶來了顯著的積極影響?？傮w來看，自2008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持續高于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速，城鄉恩格爾系數的差值也從2001年的9.5個百分點下降到2020年的3.5個百分點。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2001年至2020年農村人口減少了2.86億人，降幅達到36%，這一趨勢仍在持續，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各類非農行業就業。在不斷完善的流通基礎設施、電商下沉、新型農村經營主體構建、三產融合等一系列農村流通業升級發展的支撐下，農業產業化、就業多元化和生活環境城鎮化開啟了高速發展的新階段。然而，在農村地區內部，由于我國各地區農村的自然條件、區域經濟環境、人力資源、農村家庭稟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農村經濟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現象仍然較為明顯。胡晨沛（2020）認為我國農村經濟區域間差距包括南北差距和東中西差距，其中東中西差距是農村經濟區域差距的主要來源，同時西部地區內部的發展差距大于中部和東部地區。原衛利等（2020）從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力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3個維度，選取18個指標，以省域為單位進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研究結果將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分為高水平地區、較高水平地區、中等水平地區、較低水平地區和低水平地區5個等級。從農民收入的區域差異來看，杜鑫（2021）研究認為主要性收入差距由工資差距和家庭非農經營凈收入差距構成，家庭農業經營對收入差距縮小起到一定作用，但十分有限。轉移性支付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對農村居民區域收入差距縮小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持續改善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距，需要依賴于改善農村就業和創業環境，培養落地區域農村收入內生增長動能。對于影響農村經濟區域差距的原因，李港（2020）認為主要包括農業生產要素流動不暢、城鄉缺乏貿易互動、農村人力資源流失及農村家庭資本稟賦薄弱四個方面。而王旎，王恩學（2020）認為農村地區商貿流通業的發展，能夠推動農村商貿流通基礎設施、設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及城鄉一體化四個方面實現顯著改善，進而從擴大就業、吸引人力資源返流、產業結構優化及商貿活動升級四個角度對農民增收產生效應。當然，農村流通效率的提升對各區域的影響也存在差異。辛大楞等（2020）研究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的減貧效應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性，具體表現為對中部地區的農村減貧效應最為強烈，對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減貧效應較為顯著，對東部地區的農村減貧效應并不明顯。 顯然，推動農村經濟區域均衡發展，必須充分認識農村產業發展的空間依賴性，同時又需要警惕農村生產要素市場化流動下可能出現“掠奪”問題。如何充分發揮流通業效率提升對不同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的助力作用，確保區域間、群體間的均衡發展，是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本文通過對流通業效率提升對農村經濟區域均衡發展的影響效應研究，以期為各地區農村引導流通業發展方向，制定具體產業發展規劃和落地措施等方面提供價值參考。
二、我國農村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現
（一）空間上表現為多層次和多梯度的不平衡
從東中西三大經濟帶來看，我國農業經濟發展質量表現為“東-中-西”依次遞減的格局，東部農業經濟發展質量始終領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區，且三大經濟帶間農村經濟在資本、技術和信息化方面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從波動的幅度來看，東部波動最小，中部波動居中，而西部地區波動最大，這意味著東部地區農業經濟增長質量最穩定，而西部地區農業經濟增長惡化趨勢較為嚴重。相比中西部，東部農村勞動力轉移更為充分，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組織建設都進入了跨區域聯動和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而西部由于政策和財政的傾斜，在基礎設施和農村集體經濟改革中獲得了躍升（資料來源：《集體經濟藍皮書：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報告（2020）》）。在三大經濟帶內部的各省之間差距同樣顯著，如東部地區江浙滬京的農村經濟處于高水平發展階段、魯津閩粵處于較高水平發展階段，而遼瓊冀仍處于中等發展水平；西部地區川渝兩地與西南和西北各省的差距也十分明顯。尤其是隨著流通效率的提升和農村數字經濟的發展，各經濟片區的空間關聯性日益增長，區域內農村經濟的空間集聚逐漸顯現。在單個省份內部，由于自然稟賦、距離核心城市距離、工業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不同市縣的農村經濟差距也較大，如江蘇的蘇南和蘇北、浙江的浙南和浙北等、安徽的中部和南北部之間的農村經濟發展都存在明顯差距。
（二）發展環境的差距
農村經濟發展離不開城鎮化和工業化，一方面城鎮化和工業化能夠吸收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提高人均農業資源使用量和減少閑置勞動力的浪費；另一方面城鎮化和工業化能夠為農村經濟帶來更多的需求、更好產業和技術配套。因此我國農村經濟無論哪個維度和梯隊的差距，都與對應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差距相吻合。城鎮化率高、產業層次更高的地區，往往進入反哺農村的階段，能夠帶動周邊農村的農業產業化、三產融合、就業多元化和城鄉一體化。而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落后的地區，大多處于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階段，農村經濟處于要素流失，自我發展和需要外部扶持的階段。隨著農業科技應用的不斷深化以及跨區域流通效率的進一步提升，農村經濟發展受到地理環境的約束將持續減弱，發達地區的依靠資本、技術和信息優勢，能夠實現跨區域的資源整合和產業鏈打通，進而強化自身的優勢地位。如果落后地區不及時進行自我積累和升級發展，那么將長期處于依附和被動地位。
（三）人力資源和文化的差距
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得到大幅提升，但區域間人力資源發展差距依舊十分明顯：一是抽樣調查顯示，西北、西南的文盲比例平均超過12%，其中西藏最高超過了30%，而其他地區均值不到5%；二是西部地區、及中部部分省份的高等教育資源缺乏，基礎教育質量也難以與東部媲美；三是中西部地區人才流失嚴重，向東部集中的格局未得到根本改變。中西部地區原本就農業生產條件較差，人才和青壯勞動力流失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比東部更為嚴重，農村衰落的趨勢也更為明顯。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距，各地區農村居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也存在差異。中西部農村居民受眼界、所處圈子及抗風險能力有限等約束，普遍缺乏創新創業的膽量、安于現狀且缺乏合作精神，往往著眼于“蠅頭小利”而以單個家庭利益最大化為中心。而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由于眼界更加開闊、社會關系更加多元，更多人具備投資和經營理念，敢打敢拼，創新和協作意識更強。例如浙江地區的城鄉之間具有良好的產業、社會關系等各個方面的密切互動，農村居民的創新創業能夠獲得更多來自內外部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支撐。而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創新創業則主要靠創業者有限的自身積累和政府補貼，同時需要的基礎投入和流通成本也比東部更高。
（四）同質化競爭嚴重且缺乏區域協同發展機制
在特定區域內，農村經濟資源具有較大的同質性，各省市之間缺乏協同發展往往導致碎片化的同質競爭。同類農業資源無法得到整合和規?；_發，在產業鏈各環節的缺乏標準化和品質化提升，區域之間缺少產供銷的有效聯動。當然目前我國各地絕大多數農村的經濟發展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缺乏規?；亩a業。超過5億的農村人口“擁擠”在初級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的“賽道”上，同質競爭在所難免。傳統農戶面臨著供給過剩，價格下跌的困境，更多的返鄉創業者的主要選擇也局限于開養殖場、開小店等低門檻項目。
三、流通業效率提升對農村經濟區域均衡發展的影響
（一）實證模型
本文通過構建流通業效率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模型，研究流通業效率提升對農村經濟區域均衡發展的影響。本文選取互聯網普及率、公路里程數、物流業收入、網絡零售總額、企業信息化水平等構建指標提醒對區域流通業效率進行評價（孫金秀，2014）。而對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參考現有文獻從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生活條件四個方面，選擇第一產業及農林牧漁增加值、人均財政收入、非農就業人員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爾系數等指標進行評價（李曄等，2010）。并根據各省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結果及區域流通業效率評價結果計算變異系數。變異系數越大，則表明區域間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結果越分散，即不均衡程度越高；反之則表明越均衡。基于以上分析方法，構建回歸模型如下：Eue=a+bErce+e其中Eue、Erce分別為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區域流通效率的變異系數。
（二）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數據網站、各省歷年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中2001年至2020年的數據。區域劃分按照國家數據網站上的劃分標準分為東中西三大經濟帶及八大經濟片區。
（三）實證結果
如圖1所示，通過對東中西三大經濟帶的流通業效率的評價結果可以看出，東中西三大經濟帶流通效率差距自2008年以后加速縮小，近兩年來呈現平穩略微下滑趨勢。分別對東中西之間及八大經濟片區內部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東中西三大經濟帶之間的流通業效率的均衡化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而從八大經濟片區內部看存在明顯差異，黃河中游、西南地區具有正相關關系，而其他區域呈現負相關關系。
四、農村經濟區域間差異變化分析
農村經濟區域間均衡發展主要包括發展條件、產業分工、發展效率和價值分配的均衡四個方面。由于流通效率的提升對各地區農村的發展環境及農村本身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變化，因此流通效率提升對農村經濟區域均衡發展的影響分為短期直接效應和長期間接效應兩個維度：
（一）東中西之間差異變化分析
隨著國家快速推進新舊“三通”的全面覆蓋，各區域流通基礎條件相對落后的農村的發展環境得到快速改善。首先是人流和物流的流通活躍度得以提升，出行更方便、運輸更快捷能夠促使農村居民開展更大規模、更大范圍的經濟活動：其次在電商廣泛下沉中，無論是個體線上開店，還是與農產品電商合作，都能為農村居民直接打開增收的通道；此外，落后地區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及農村經營主體，通過網絡及移動終端能夠及時地獲取到最新的信息，在線學習專業知識和經驗分享，從而實現思維觀念和認知上的快速提升。從圖2可以看出，自2010年起，省際第一產業占比的變異系數開啟了快速下降的通道。而這一變化趨勢與我國農村流通設施及農村電商發展的趨勢相吻合。2010-2014年是農產品電商的萌芽期，甘肅隴南、吉林通榆等偏遠農村的特色農產品逐漸成為淘寶等電商平臺的熱銷商品；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第一次出現了“農村電子商務”，并確定了200個電子商務進農村示范縣。2016年進一步確定農村電子商務的內容包括：農產品進城、農資和消費品下鄉。同時，2015實施電信普遍服務的“補償機制”，推動農村寬帶建設，加快縮小了城鄉數字鴻溝。至2020年，行政村通寬帶的比例達到98%，農村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促進了農村電子商務的迅速增長。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農村商貿的活躍，也有利于現代物流業向農村下沉，截止到2020年，全國快遞鄉鎮網點覆蓋率達98%，直接投遞到村服務覆蓋率超過50%。隨著農產品流通效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區憑借更加特色、優質的農產品實現了產銷直連，很多形成了區域化的品牌。如圖3所示，2001-2020年，第一產業占比變動為正值的以西部省份為主，而下降較多的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省份。除第一產業外，直接受益于流通效率提升的主要集中于旅游相關的服務行業。中西部的生態旅游資源豐富，多元的少數民族人文風情具有別樣的魅力。隨著人們親近自然的旅游需求日益旺盛，以及中西部交通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高鐵網絡布覆蓋率日益提高，全國乃至海外游客赴中西部旅游更加便捷，中西部地區的旅游相關服務行業受益匪淺。中西部地區農村不僅可以通過集體組織對旅游資源進行開發，農戶個體也可以自營餐飲、住宿、交通運輸等相關業務。
（二）八大經濟片區內部差距變化分析
流通效率的提升對各個片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差距影響的差異表現為：北部、東部和南部沿海呈負相關關系，即表面上流通效率的提升使得片區內部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程度提高。實際上東部沿海各片區內部的農村經濟發展的差距本身要小于中西部地區，而隨著流通效率的提升，東部部分資源稟賦優異，臨近城市的農村產業實現了大規模的電商化、品牌化和三產融合，因此發展水平上了一個臺階；同樣，長江中游各省之間的差距也呈現擴大趨勢，且相比東部沿海城市，流通效率提升的影響系數更大。這是因為長江中游各省的農村發展水平低于東部沿海各省，但同時又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高速發展階段，因此流通效率提升對城鄉互動的影響更大，而其中城鄉協同發展更好的省份的農村發展更好。大西北和東北各省之間由于地理區位、農業稟賦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流通效率提升時，資源條件更好的黑龍江、新疆更容易獲得高速發展。而黃河中游及西南地區各省的差距呈縮小趨勢，可能的原因是這兩個區域無論從地理區域還是自然環境，都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并且受周邊省份的影響力也相對均等。因此流通業效率的提升對這兩個片區各個省份的影響也相對均衡。
五、結論與建議
流通效率提升對農村經濟均衡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多維度的，但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缺乏區域間協調的大環境下，各地各自為政，同質競爭導致供給周期性過剩、品質下降、投資風險加劇等現象也普遍存在。同時優勢地區通過科技化、標準化和品牌化，能夠實現更大范圍的供給，對落后地區特別是資源貧瘠地區帶來市場擠壓，例如電商平臺與原產地壟斷了大量農村個體和流通商販的生存空間，從而形成區域內的極化。因此，為實現更高水平和更持久的均衡發展，本文認為應重點著眼于以下幾點：一是加強農業的區域協同，錯位品牌化發展。從地理及氣候特點來看，我國各大片區的差異鮮明。各個片區內部應打破行政藩籬，通過政府聯合監管、龍頭企業統一運營、各地區農村經營主體帶領農戶入伙的方式，對地區內農林牧漁業資源進行梳理和整合。在區域整體層面統籌產品開發布局、組織生產和營銷，并嚴格按照品牌化和標準化的方式進行運作。在各自區域內通過協同發展，有效減少重復和無效投資、減少無序供給，提高和保持產品品質，實現區域內優勢品類的規?；a和產業鏈的延展。二是加快提高中西部都市圈和城市群內部的流通效率。農村經濟的區域間差距的根源仍然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差距。中西部地區必須充分利用流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果，通過加快提升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流通效率，提高城市經濟活動的活躍度，促進要素和產業集聚。只有提高中西部城市群的競爭力，才能夠不斷吸收更多農村勞動力實現非農就業，進而逐漸實現中西部農村人均農業資源占有率的提高和農村群落空間分布的收斂。三是著重加強對中西部農村經營主體建設的支持。中西部農村發展面臨的困難比東部地區更多，包括流通基礎設施質量、人力資源積累、民間資本積累、配套產業成熟度、技術及經驗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提升。單純依靠當地的領導團隊和農村居民的力量，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因此需要外部在農村經營主體建設的關鍵領域和環節給予支持，包括啟動資金、經營管理人才、市場開拓等方面，可以通過精準對接的方式，通過示范點突破并向周邊輻射的方式提高投資準確度。
作者：陳永晴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鄉村治理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