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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過程中，企業的辦學地位經歷了舉辦方、合作方和重要辦學主體方等三個不同發展階段。我國企業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地位演變是政府、市場和職業教育自身三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關鍵詞：
職業教育；企業；辦學地位；演變；機理
基金項目：
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職院校制度文化建設研究”（編號：2013SJD880030），主持人：何萬一。
長期以來，在職業教育中企業冷、學校熱“剃頭挑子一頭熱”的校企合作局面一直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直接影響到我國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如果將眼光投入國外，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西歐的德國、瑞士、英國、法國，還是北美的加拿大、美國，抑或是亞洲的日本，都很好地解決了職業教育中企業積極性的問題。大量的國際比較研究表明，國外企業之所以愿意投入職業教育，深度參與職業教育辦學，既有著經濟社會文化原因，也與企業在職業教育中辦學地位明確、責權利清晰有關。2014年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前夕，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鼓勵行業和企業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次明確提出企業是職業教育的重要辦學主體，對于推動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職業教育本質規律的一次重要回歸。那么，如何認識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辦學主體地位，企業辦學地位經歷了什么樣的演變過程，何種力量推動了這樣的演變等，都需要作出進一步的研究與探索。
一、一些需要澄清的概念與認識
在我國學者的話語體系中，對辦學、主體、辦學主體、企業責任等概念經常存在歧意性的使用與理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爭執和混亂。因而，必須對這些概念進行界定，對相關認識進行學理上的澄清。
（一）舉辦者、管理者和辦學者
舉辦者、管理者和辦學者是被人們經?；煊玫母拍?，要說清三者的不同，我們必須弄清它們分別針對的群體。通常，舉辦者是一個最為清晰的概念，是指各級各類學校的創建方和經費投入方，包括政府、行業、企業、個人和社會其他機構，有時也可能是學校（如獨立學院的舉辦者）。管理者，通常是指教育行政部門，包括教育部、教育廳（教委）、教育局。目前，隨著中國治理現代化的推進，管理者的很多教育管理職能如信息、質量評價等正在向行業組織、社會團體進行“讓渡”。從未來發展形勢來看，第三方將成為影響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辦學者，通常是指負責學校運行、具體組織教育教學活動的一方。但是，在我國的話語體系中，經常也將辦學者理解為學校的舉辦者，將舉辦者與辦學者做交叉使用。
（二）辦學主體
盡管我們可以對舉辦者、管理者和辦學者進行概念上的厘清，但是實際運用中對辦學主體的理解仍然是不同的。從舉辦者的角度來看，辦學主體主要是學校的投資方，可能是國家和各級政府，也可能法人和自然人。從辦學方（運行方）———學校的角度來看，有時將師生拉進來[1]，實現上真正的運行方應是學校領導班子及其中層干部團隊，師生只能是參與方，而不是主體方。也有觀點認為，從運行方的角度來看，企業也是辦學主體，這似有不妥之處，原因在于：如果企業直接負責學校的運行，那么企業的主體功能（主業）———生產、經營將處于何種地位，如何不被削弱，這些都是新的課題。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制中，企業主輔業分離，將大量職業院校移交地方管理，就是很好的例證。但是，我們如何認識德國雙元制中的企業主體地位和各種企業大學呢？德國雙元制是一種以企業教育為主體、學校教育為補充的現代學徒制，在一周的時間內，學生有4天以上時間要在企業進行實踐學習。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雙元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校辦學。企業大學作為企業職工的職業培訓機構，主要進行職工的崗前培訓、新技術新技能培訓、晉升培訓、轉崗培訓。此外，在相關國家，還有一套與企業教育對接的職業院校教育系統。因此，企業作為學校舉辦方、職業院校合作方、職業培訓方的定位是準確的，作為具體學校的直接組織運行方是不太合適的。企業作為辦學主體，其主體作用體現為投資舉辦職業教育和組織教育教學活動兩個方面，具體來看，企業承擔的主要任務包括：（1）為職業院校提供辦學經費；（2）參與職業院校管理；（3）為師生提供實習實踐崗位；（4）派出兼職教師；（5）建設（或共建）實訓基地；（6）評價人才培養質量等。
（三）企業責任
國內很多學者在分析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校熱企冷”的原因時，通常認為，根本原因是沒有建立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而對校企合作背后的社會文化、產業發展階段、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的研究相對不足。很多研究者都看到了企業作為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征，而對企業作為社會人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認識不足。企業是一種人格化的組織———企業法人，必須對其所處的社會系統提出的要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回避社會責任的企業將受到來自社會各方的壓力，承擔相應的社會風險。教育是一種公共事業，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特征，其發展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社會整體進步與福祉。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聯系最直接、最緊密，學生和企業是職業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職業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存在的正外部效應，使得企業無法獨占對職業教育成本投入的全部收益，會造成一定的“技術外溢”，單個企業的投入最終會讓整個產業和行業受益。如果企業不參與職業教育，則無法達到“帕累托改進”，而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在當今社會，成熟的消費者不但購買產品，而且關注企業的品牌中體現的社會形象，社會和媒體對企業的要求也從單一經濟單位發展成“企業公民”。所以，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不能單純以經濟效益作為衡量標準，而應將它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
二、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企業辦學地位演變的基本過程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相對應，企業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地位大體經歷了計劃經濟時期的投資方（或管理方），到市場經濟時期企業主輔業分離后的合作者，再到企業辦學主體地位重樹的三個階段。我國企業作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利益相關者，盡管曾一度拉大了與職業教育的距離，甚至由職業教育的重要主導者變成職業教育的“旁觀者”，但是在經歷了2000年前后職業教育發展低潮期后，在國家的大力推動和企業利益的現實需求考量下，再次回到了職業教育“主體”地位。
（一）在計劃經濟時期：作為投資方和管理方的企業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千百萬技術工人，而當時全國職業學校數量極少，不到千所。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國家提出了充分發揮部門和行業的作用，大力舉辦職業學校。這一辦學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從中央到地方各個部門、行業、企業辦學的積極性，較好地滿足了經濟建設對技術人才的需要。職業學校規模迅速擴展，1958年，全國中專學校達到3113所，職業中學達到了20023所[2]。在計劃經濟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由行業和企業投資舉辦的職業教育，其辦學經費、招生與就業、師資和實訓設備都由行業企業統一調配和統一管理，這時的學校實為行業企業的下屬單位，完全根據行業企業的行政指令辦學，行業企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就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在教學組織方面也按照企業生產來組織教學，不需要考慮如何招生、學生如何就業、到何處去尋找辦學資源等問題。這時的校企關系，企業完全處于主導方，職業院校處于從屬地位。這種辦學模式的優點在于：職業教育和用人單位的供需匹配度高，人才培養針對性強。其缺陷在于：職業院校沒有辦學自主權，辦學功能單一，對外部市場環境的反應慢，行業企業辦學的各自為政和條塊分割也造成了大量的教育資源浪費。
（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前期:作為合作方（參與方）的企業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我國加快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大中型國有企業開始了現代企業制度改造，在新世紀前后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高潮期”。1999年9月，中國共產黨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切實減輕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位于城市的企業，要逐步把所辦的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移交地方政府統籌管理。”除了技校和職工教育保留在行業、企業體系的內部，大多數中專校、高職高專院校都由行業、企業管理劃歸地方政府管理，企業與學校由原先的組織內合作關系，轉變成為相對獨立的發展體。據統計，企業所辦高等學校數量由1998年的193所下降到2000年的152所[3]。由于多數企業都處于轉制發展和粗放式經營階段，也沒有法律法規約束，出現了職業教育中企業嚴重失位和缺位的現象，整個職業教育質量面臨著較大程度的滑坡。這種局面在2002年至2004年教育部召開兩次產學研工作會議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觀。2005年，國務院頒發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大力倡導校企合作，通過稅收減免等手段激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合作辦學，要求職業院校深化人才培養改革，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和針對性，增強服務企業發展能力，以“主動服務贏得企業的支持”。企業在參與人才培養方案制定，為學生提供頂崗實習，共建實訓基地建設等方面得到了較大的改進。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并沒有真正解決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發展的問題，大多數企業處于用人者甚至“旁觀者”位置。
（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階段：作為辦學主體的企業
進入新世紀之后，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產業結構加快升級，更加強調市場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資源配置作用。職業教育以培養面向企業生產一線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為主要任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現。企業的發展方式也從單獨依靠成本戰略向依靠技術和人才戰略轉變，應用性人才的短缺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參與職業院校辦學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這一階段的校企合作逐步向深度推進，表現為很多企業已經認識到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重要性，校企合作逐步由行政力量驅動向利益驅動轉變，市場開始在職業教育的辦學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出現了校中廠、廠中校、職教集團、企業冠名學院與科技產業園等校企一體化辦學形式[4]，在職業教育實踐領域企業成為了重要的利益相關方，從職業教育的一般參與者成為了主要辦學者。企業依托校中廠等校企利益共同體，主導確定人才培養類型與規格，參與重大辦學事項決策，派出企業人員參與教學和管理，充分發揮了辦學主體作用。但是，這種深度的校企合作關系僅局限于職業教育發達省份和城市，以東部地區的職業院校和省級以上的示范校為主，大部分職業院?；蛘哒f職業院校大多數專業并沒有建立校企深度合作的平臺與機制。2014年，全國職教會議的召開，特別是《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的出臺，黨和政府提出要通過“鼓勵、激勵、要求、立法”等手段[5]，調動企業辦學的積極性，發揮企業在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業院校等方面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為未來深化職業教育產教合作、推進辦學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據?；仡櫺轮袊闪⒁詠淼穆殬I教育發展史，我們不難看到，企業的辦學地位經歷了由舉辦方、管理者向參與者，由參與者向主體方的兩次重大轉變，經過了否定到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發展過程。盡管在計劃經濟時期，職業教育與企業的聯系緊密，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高，但是職業院校作為辦學主體的動力嚴重不足。在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企業由置身職業院校（技工學校除外）之外，到國家從政策層面明確了企業的辦學主體地位，體現了職業教育由單一學校形態向校企融合辦學形態的一次重要回歸。如何看待這個回歸過程，其背后受到何種力量的支配，這些都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探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受到一定規律的支配。職業教育既是教育，更是經濟和民生，因而，職業教育的發展必然會受到教育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等多因素的影響。
（一）“看得見的手”———政府的作用
“看得見的手”指的是政府的統籌手段。我國職業教育是政府主導下的發展模式，并不是由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從職業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職業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兩個角度來看，政府主導職業教育發展也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在計劃經濟時期，政校不分、政企不分，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可以直接插手學校和企業的發展。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國家則更多地利用規劃、財政、稅收、法規等手段，引導職業教育發展，確立企業在職業教育辦學中的地位。進入新世紀以來，從國務院召開的三次全國職教工作會議，到教育部主持召開的三次職業教育產學研工作會議，再到國家和省級層面的職業教育質量工程建設和示范校建設，以及所出臺的系列文件，都對校企合作和企業作用的發揮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寧波、沈陽、蘇州等數十個城市以及河南等數個省份已經出臺了專門的校企合作法規，用以指導和驅動職業教育的辦學實踐。相關的產業發展規劃也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梢哉f，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確立是政府主動引導和推動的結果。
（二）“看不見的手”———市場的力量
明確企業在職業教育辦學中的重要主體地位是一回事，而真正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是另外一回事，其中決定因素在于企業的主觀能動性和需求的滿足程度。“市場”被形象地稱為一只“看不見的手”。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大多數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程度的高低主要受到成本-收益關系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把企業的培訓劃分為一般培訓與特殊培訓。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上，企業不愿意參加一般培訓，而只愿意對員工進行特殊培訓。因為一般培訓并不能使企業獲益，而特殊培訓則能更大提高提供培訓的企業的生產率[6]。我國企業員工素質整體偏低，決定了企業不能從以提升員工整體素質的一般培訓中受益。我國職業教育以學校形態的職業教育為主，學科體系痕跡較濃，其人才培養的職業針對性較國外先進職業教育明顯不足，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無法保障所培養的學生為其所用，所投入的辦學成本也無法得到全面補償，不能獨占投入職業教育的成本收益。所以，企業對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內在動力明顯不足。國家政策驅動下能否實現企業由參與者向辦學主體方地位的轉變呢？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人才市場將從買方市場變成賣方市場。二是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來臨，以資源消耗和低成本戰略制勝的企業，將失去發展前景。2011年第一季度，全國105個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綜合信息顯示，總求人倍率（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為1.07；各技術等級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高級技師、技師和高級工程師分別為2.29、2.19、1.89。綜合2003年以來的相關數據，技術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不僅沒有隨著職業教育的發展降低，總體還呈上升趨勢[7]。2011年我國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總量的比例為24.7%[8]，與發達國家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總量50%以上的比例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由于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周期長，在短期內，單獨依靠人才市場的調節作用并不能解決這么大的技術技能人才缺口，所以深度參與職業教育人才的培養，才是企業的明智之舉。此外，隨著國際市場的一體化發展和競爭的加劇，我國企業競爭戰略必須從低成本競爭戰略向多元化質量戰略轉變，重視企業內部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和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企業只有把人力資源開發當作企業基本競爭戰略，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而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發展也就成為了企業的不二選擇。投資職業教育正在成為企業面向未來的重要發展戰略。
（三）職業教育基本規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離不開企業
當前，學校本位的職業教育在我國還占主體地位，這種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始終無法解決教學內容、實訓設施、專業師資上存在的問題。無論學校的教學內容如何先進，與企業一線正在使用的最新知識、技術和工藝總有一段較大的差距。職業院校的實訓設備投入巨大，而且無論學校的實訓設施怎么先進，與企業的最新生產設備相比總有距離。無論學校的專業課師資是“雙師型”還是“三師型”，與生產、服務一線技術專家、操作能手相比總有距離[9]。這三個方面的差距只有靠校企密切合作，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推進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的有效對接，才能得到有效克服。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是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職業院校學生培養需要在工作與學習之間進行快速轉換，企業深度參與辦學有利于實現工學交替、頂崗實習等教學組織形式，加快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成長，學生是最大受益者。由于校企資源具有廣泛的互補性，建立校企間的戰略合作關系，不僅有利于實現學校與企業優勢資源的充分整合與共享，而且可以加快新技術研發和科技成果的產業轉化，產生直接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學校和企業都是重要受益者。
作者：何萬一 單位：南京鐵道職業技術學院高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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