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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幽暗意識”之基本義旨
在一次訪談中，張灝如是說：“如果我有什么思想，幽暗意識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面。”無須諱言，這顯然是他的謙遜之辭，但從此寥寥數語中，我們仍能感受到幽暗意識在其思想體系中有著獨特地位。通讀張灝的相關論著，其幽暗意識基本義旨可從以下三個層面略加展示。
（一）幽暗意識的概念內涵
1.幽暗意識內涵的界定。何謂“幽暗意識”？這是剖判張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因為只有厘清了概念內涵，方可從容解析與把脈其內在意蘊。他說：“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丑惡，種種的遺憾。”乍看之下，幽暗意識揭示的是人性之惡，與一般意義上的性惡論沒有太大區別。然而細細品讀，可以清晰發現二者的細微之別：性惡論只看到了人自身，而幽暗意識不僅源于人性本身，還有“宇宙”的因素，即人性之外的客觀世界。用張灝自己的話來說，幽暗意識之“幽暗”一部分來自人本身，一部分來自制度。行文至此，人們不禁會問：制度不正是人創設的嗎？不可否認，制度是由人創設的，但制度一旦形成，反而“具有某種自己的勢能，有它自己的動力，不完全由人自身所控制”，所以“制度也成了‘幽暗面’的根源和極致”。遵循張灝的思維理路，我們可以將幽暗意識之要旨如此概括：幽暗意識不僅源于人根深蒂固的罪惡性，還有一種觸目驚心的罪惡是通過制度釋放出來的。
2.幽暗意識與憂患意識異同。平心而論，幽暗意識以新視閾、新思路、新觀念來詮釋人性固有的缺陷而強調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確有其新穎獨特之處。它猶如清風徐來，令學界為之耳目一新?？蓡栴}是，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有何不同？限于個人學識，筆者無法妄加評判，只能略微述評張灝本人之論。在他看來，幽暗意識與憂患意識不僅同中有異，有時相去甚遠。從相同點來看：幽暗意識與憂患意識均源于危機四伏、困境重重的社會現狀，從而產生濃濃的憂懼與警覺以防患于未然。從異質性來看，認知程度不同。憂患意識只是幽暗意識的“初級階段”，因為它僅表明人類已經意識到“時代的艱難和環境的險惡”，而幽暗意識則在憂患基礎之上，進而找到險惡之根源，即認為它“根源于人性，結根于人群”。
（二）西方幽暗意識之省察
幽暗意識興起于何時，是古已有之，還是當下興起，抑或無從考證？對于這一問題，張灝并未明確回答，但他認為在很多古老文明中均內含著幽暗意識的因子。比較而言，印度文化與西方文化幽暗意識特別濃厚。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基本上是消極避世的，所以幽暗意識未能對社會產生顯著效應；而西方文化大體上是積極入世的，所以幽暗意識對社會影響至深至遠，特別是促進了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泛起與演變。在西方幽暗意識的宏觀省察上，張灝著重闡發了基督教的幽暗意識及其與自由主義的內在關聯。
1.西方幽暗意識的源起。通過歷史線索的梳理與剖判，張灝認為基督教對人性的雙重詮釋促進了西方幽暗意識的興起。他說：“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點‘靈明’，但這‘靈明’卻因人對上帝的叛離而汩沒，由此黑暗勢力在人世間伸展，造成人性與人世的墮落。”這句話告訴我們，基督教一方面承認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而且具有不可侵犯的尊嚴與權利；另一方面，人又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墮落趨勢和罪惡潛能，一旦條件成熟，這種罪惡就自然會以某種方式釋放出來。正是因為這種雙重性，人變成一種可上可下、搖擺不定的動物。向上，人可以得救，但永遠也不會像上帝那樣完美；向下，人產生墮落、造成罪惡，而且這種墮落永無止境。在這種情境下，基督教的幽暗意識應運而生，順勢而為，不但成為西方文化一大特征，還促進了近代民主思潮之勃興。
2.基督教對自由主義的影響。從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看，民主思潮與自由主義相伴而生、相依而存，那么基督教對自由主義產生影響乃是應有之義。誠如張灝所說：“基督教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形成與演進有著牢不可分的關系，這在西方已為歐美現代學者所共認。”換言之，西方社會的自由憲政與民主政治均以基督教為其深層內核。而在基督教的諸多影響中，幽暗意識是極其關鍵的因素。首先，以幽暗意識為立足點，基督教義認為由于根深蒂固的墮落性，人不可能達到至善境界。而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恩寵，人可以暫時解脫，但永遠無法變得完美無缺。其次，緣于這種認識，基督教義非常重視法律制度，以此解構權力的威性。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人類解決權力問題的途徑可分兩種：一是寄希望于執政者。希望執政者內在道德的培養，以完美的理想人格去凈化權力，極力防止個人權力無限膨脹。
3.西方自由主義的權力觀。張灝認為，西方自由主義的幽暗意識主要表現在對權力的警覺上。為了更好詮釋這個問題，他以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為例加以闡發。與許多杰出的歷史學家一樣，阿克頓對社會歷史有著獨到的見解。但他不是一位單純的歷史樂觀論者，也不認為人類歷史是單線進化的。盡管他承認自由是人類最珍貴的價值，但自由發展與演變的過程卻是迂回、曲折和艱難的，所以當回顧人類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其中的血跡斑斑和黑暗重重。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阿克頓沒有一味地肯認和頌揚人類的輝煌成就，而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批判過去、控訴歷史。事實上，阿克頓獨樹一幟、劍走偏鋒的社會歷史觀源于他的基督教背景，這種對歷史陰暗面的正視和批判，恰是幽暗意識的真實表現。在此情形之下，阿克頓對現實社會的權力現象有著深刻體會和獨特認知，并把權力與人性之惡聯系起來。他說：“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類的墮落性，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因素就是權力。”基于這種權力觀，阿克頓得出一句千古不朽的結論：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綜而言之，通過對幽暗意識起源問題、基督教與自由主義之關系以及近代自由主義權力觀的層層剝離、深度開掘以探尋其深層因緣，張灝為我們勾繪了西方幽暗意識的脈絡義旨。雖然這種勾繪略顯粗糙而難以窺其全貌，但依然展現出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民主思潮興起的歷史背景。正因為西方社會長期彌漫著一股對人性惡警覺的幽暗意識，才慢慢孕育和完善了影響深遠的現代民主制度。
（三）幽暗意識與儒家
傳統上文簡要闡述了西方幽暗意識的形成及其內涵，那么它在中國的情形如何？張灝對此作了較為精湛的學理分析。他說：“幽暗意識并非西方傳統所獨有；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幾乎都有它的存在，中國傳統文化也不例外。只是幽暗意識表現的方式和含蘊的深淺有所不同而已。”行文至此，人們不禁會問：既然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幽暗意識，為何開不出現代民主政治之路？這是張灝幽暗意識立論的基本點，也是其致思目的。他以儒家文化為例，通過超越意識與幽暗意識正反兩面剖析了傳統儒學的合理與不足，以此反觀中國傳統文化何以沒有孕育出民主政治。
1.儒家傳統的超越意識。張灝認為，孔子創立儒學以來，儒家思想就表現出強烈的超越意識。然何謂“超越意識”？他卻語焉不詳，并未給出一個完備的定義，學界也沒有就此達成一致共識。在他看來，超越意識極大地彰顯了人的主體性。在先秦儒家，超越意識最初是通過天人關系呈現的，而“天人合一”是其基本觀念?？鬃拥?ldquo;德性倫理”即蘊含著以人為主的超越意識，而孟子認為人只要發揮自身固有的善皆可與超越之天形成內在契合。換句話說，任何人憑借人格的道德轉化，就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樹立一個獨立于天子和社會秩序的內在權威。漢儒董仲舒對“天人合一”觀念作了新的闡發，提出“天人感應”論，將天人關系與政治制度聯系起來，為制度化儒學尋找存在的合法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思想的超越意識。所以，西漢中葉以降，儒家傳統的超越意識開始內轉，形成內化式的超越意識。經過近千年的發展衍變，這種內化的超越意識在宋明儒學尤其是陸王心學那里找到棲息之地。“內化超越意識所引發的批判精神在陸王心學里有著空前的發展”，因為“陸王思想的義理結構深受孟子的影響”。陸王心學通過“心即理”，把成德的潛能完全置于內化超越的基礎上，遙契先秦儒學的批判精神。明清之際的黃宗羲充分發揮了傳統儒學的批判精神：一是王學中深化的超越意識；二是孟子的“以德抗位”觀念。有清一代，隨著漢宋之爭的加劇，乾嘉學派的興起，加之文字獄的頻發，超越意識伴著批判精神的消退而日漸式微。清季民初，帝制崩潰、政權更迭，儒家傳統再無寄身之處而孤寂落幕，其超越意識也隨之煙消云散。
2.儒家傳統的幽暗意識。按照張灝的思維理路，作為一種古老的傳統文化，儒家思想蘊含著許多幽暗意識。這里選擇性地從先秦儒學、大乘佛學與宋明儒學三個片段稍加闡釋。其一，先秦儒學。張灝指出，盡管《論語》充斥著大量的成德意識和憂患意識，但依然出現憂患意識向幽暗意識轉化的跡象。而這種轉化的標志就是孔子對“道”的解讀。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可見，孔子開始把外在的憂患歸因于內在人性的陰暗。繼孔子之后，針對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第一次從人性與社會層面突顯了人性之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傳統儒家的幽暗意識正式登場亮相。當然，作為孔子儒學的繼承者，荀子在強調性惡論的同時，亦指出只要學習禮儀制度，人依然可以“化性起偽”。其二，大乘佛教。雖然大乘佛教不屬于儒家傳統范疇，但它在先秦儒學與宋明儒學的幽暗意識之間搭起一座過渡的橋梁，所以不能避而不談。張灝說：“在先秦儒家以后，中國思想對幽暗意識作過正面突出與直接彰顯的是大乘佛教。”在他看來，大乘佛教對儒家幽暗意識的提升，主要表現在儒學“復性”論上。
二、“幽暗意識”的形上思考
作為一位深諳中西方文化傳統、兼具史學思維與政治素養的思想史家，張灝在構建幽暗意識理論體系時，并非孤立、單線地從傳統政治思想的發展去看，而是跳出固有名詞的樊籬，把相關問題放在整個人類思想文化體系之中加以宏觀考量，力爭窺其全豹、抉其底蘊。在幽暗意識的理論推進上，他作了些許橫向比較以求量的充實和質的純一。首先，將幽暗意識與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進行比較。他說：“十多年來，（我）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與馬克思的歷史理想主義，在同情了解的同時，也保持批判的距離。”其次，將幽暗意識與現實主義區別開來。在他看來，現實主義在價值上認同人性的陰暗，并以此為前提去思考政治與社會問題；而幽暗意識則未必如此，它仍然認為理想與道德意識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以理想與價值層面反觀人性和人世的陰暗性。由此可見，張灝在民主政治的創設上，相當重視道德的力量和意義，而對法律制度的規范作用卻有所保留（盡管西方幽暗意識理論并非如此）。
合而觀之，通過對幽暗意識的形上思考，對異化理論與現實主義的理性反思，充分彰揚張灝之論的基本特質，很大程度上厘清了幽暗意識的內在理路。不可諱言，由于深受尼布爾宗教神學的影響，張灝的幽暗意識具有濃厚的宗教情懷，然其理論價值不可忽視：它既能夠正視人性與人世的罪惡性，又本著人的理想與道德意識，對此加以疏導和制衡，以便逐漸改善人類社會。從現有資料來看，張灝并未寫就一部體系宏闊、豐蟾博洽的幽暗意識理論專著，可他那起于憂患、終于幽暗的思維模式依然值得后人學習與敬仰。雖然張灝不是先知先覺的預言家，來為中國未來掐指把脈并做出準確無誤的判斷，但幽暗意識憑借新的學術視角，為我們開辟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制度的全新領域，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價值。
作者：周良發 單位：安徽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