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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統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的發展歷程以及內在邏輯，比較剖析古今中外相關教育性儀式的理論內涵與實踐特征，在強調“揚棄創新、轉化繼承”的基礎上，結合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及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成果，進一步找準影響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效果的內在機制與基本規律，由此提出構建開放式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教育;揚棄創新;轉化繼承
在對國外“批判性學習”和對傳統“繼承性創新”的基礎上，未來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勢必將面臨一輪新的構建:既要把轉型期各種社會關系、倫理規范和權利義務重新系統化為新的儀式理論，又要把不斷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匯或重塑成新的儀式實踐形式。
一、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演變的歷史性考察
根據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的研究，普遍意義上的“儀式”具備三個要素，即特定形式、特定活動與特定內涵［1］。作為一種特殊的儀式，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主要是學校通過一系列由象征符號聚合起來的、具有表演性、正式性、穩定性和整體性的行為系統來對學生進行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思想政治教育，從而使學生在認知上把握這些儀式需要傳達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和社會價值觀，并使學生在道德情感上得到激發和豐富，最終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規范、引導、凝聚和激勵。由于目的性和手段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儀式也會受不同變量影響而產生一定的“調適”甚至“變異”。針對不同年齡、不同認知程度的學生群體，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形式及內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這也是大學以及中學儀式教育同名不同實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國家及社會灌輸的道德規范、政治要求和社會價值觀有所差異，思想政治教育儀式設定的目標和方法也難免會出現變化。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的變遷為例，可以看到，在革命中強化特定階級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教育，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初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都曾陸續使用過相似含義的詞匯，而我國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詞，最早出現于1950年的教育部文件［2］。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儀式形式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65年):整頓舊學校、舊思想、舊風俗，重置升旗、入隊入團、國慶大典及各種群眾教育儀式，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的“創設期”。二是“”時期(1966－1976年):以政治儀式為主導，通過“大框架”和“小細節”竭力規約儀式中的個人行為，屬于“固化期”。三是改革開放時期(1977年至21世紀初):社會經濟發展多樣化導致人們思想活動獨立性和差異性增強，受西方和傳統文化影響，在保留固有學校儀式的基礎上，新儀式、新禮儀被不斷開發，屬于“轉型期”。四是深化改革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理論與實踐上對思想政治教育儀式進行新的建構，屬于“升華期”。當然必須指出的是，一些歷史時期的專制政府從維護自身統治、強調政權合法性和意識形態正統性等角度也曾搞過控制人民思想、禁錮人民行為的所謂“禮儀教化”活動，如清朝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等，但這些都與“思想政治教育”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雖未明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一詞，但已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在各地軍政大學中普遍開展開學、畢業、入黨、校慶、大型講座等政治儀式，這為新中國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基礎［3］。回溯歷史，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校儀式作為青年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規手段與有效載體，一直得到我國教育界的持續重視和廣泛應用，而儀式教育也發展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極具國情特點的德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毋庸置疑，長期以來各類、各級、各層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在學校為國家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績;而且不容否認，這些教育儀式還將繼續發揮重要功效。但以往過分強調學校、教師的單方面主導作用，同時忽視儀式教育方式與內涵的與時俱進，也逐漸導致近年來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的學生參與度、接受度和影響力不斷被削弱。中央16號文件要求各級學校“善于結合傳統節慶、重大事件和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等，開展特色鮮明、吸引力強的主題教育活動”，“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和感染力”。近幾年，黨中央又連續下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等指導性文件，明確提出“建立和規范禮儀制度”“開展禮節禮儀教育”“使之成為培育社會主流價值的重要方式”的改革要求，這對我國現有儀式教育改革和整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發展提出更高標準。其實，我國儀式教育活動不乏成功案例，如舉辦汶川大地震后全國性哀悼儀式、創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儀式、直播北京奧運會各類儀式，以及啟動上海世博會志愿者各項儀式，都極大地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凝聚強大的民心與力量。但是，部分日常學校儀式背后顯示出的“蒼白無力”和“變樣走形”也同樣堪憂:一方面，在“歐風美雨”下，部分青年學生對西式宗教儀式的趨之若鶩與恣意縱情;另一方面，國內有些地方借所謂“復興國學”之機大搞祭天祭孔祭祖，甚至羅致中小學師生曲從附禮以點綴門面，將其與“唯物論”“無神論”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混為一談。這些“吊詭”現象的出現，不能簡單視為一種偶然。應該看到，儀式運作的關鍵在于通過組織化程序來編排或約定人際關系以及人與社會之關系，達到強化各種倫理規范和價值使命認同的終極目的。透過儀式的外在形式，應當直面其背后隱藏著的核心問題———“關系”，這些“關系”往往依托于各種權力、義務和利益訴求。當今中國社會經濟成分、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的開放程度和思維方式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共同促動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轉型，學校與社會、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必然無法自外。所以，固有的學校儀式越來越難以發揮以往功效，而造成這種不適應性的根源即在于此。因此，當下如何正確認識和有效解決上述問題，構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儀式體系，增強儀式教育活動的感染力，從而強化青年學生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無疑是亟須關注的重要議題。
二、古今中外教育性儀式理論與實踐的比較研究
明確指出，隨著全球化深度發展，“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4］。因此，以往“閉門造車”“嚴守門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已受到巨大沖擊，許多學者認為應向西方國家學習“隱性教育”的優長，改革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及德育工作的弊端，這種看法并非沒有道理，但也要警惕其中存在的誤區:一是認為西方無思想政治教育卻依然運行“良好”，由此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儀式不足為憑的“取消論”;二是認為西方國家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結合“完美”，由此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儀式可照抄照搬的“復制論”。這兩種論調顯然是有意無意地忽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唯物論”、“無神論”教育與宗教教育的本質區別。作為社會化且群體認可的行為活動，儀式具有“再生產”“再塑造”的特性，故而對社會的穩定、道德人格的養成、價值觀念的引導具有重要作用［5］。因此，無論古今中外，盡管形式上可能有變化，但特定集體儀式的實踐對于鞏固群體、社會乃至國家的核心價值觀認同均有很好的教育功能，這是當今世界各國從未放棄思想和政治上的儀式教育的根源。以下從國外儀式教育、中國傳統禮教以及宗教儀軌、社會現行儀式等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1．國外儀式教育。世界各國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儀式都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性，強調通過儀式教育將個人與國家、社會或群體聯系起來，促進個人社會化并分享社會文化價值觀。其中，有些國家的做法不乏亮點，值得借鑒。比如，美國強調生活情境、多元文化、多種樣式的儀式教育形式，它在“9•11事件”后更注重以權威愛國主義象征性儀式來強化國家歸屬感。又如，德國在公立中學里堅持開設圣誕節、耶穌受難日等宗教儀式活動，并采用講經、懺悔、祈禱等方法進行教育活動，同時它還注重家庭教育儀式，采用協商性范式使學生從小參與家庭重要決定及事務處置。再如，日本于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強調傳統、公共精神與“愛國心”，開展“升國旗”“唱國歌”等學校儀式，而普通民眾也更加熱衷于神道教“渡火式”、民間傳統成人禮和“而立”禮等帶有宗教性的儀式。還有一些亞洲國家，如韓國也開設專門禮儀課并由國家主導實施“忠孝”教育和“身土不二”愛國主義教育等儀式;新加坡也過《共同價值白皮書》以理論說教與社會實踐并重，并由政府積極調動社會資源舉辦大型公共儀式活動。此外，蘇聯也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制定并推行過《學生守則》，強調學校必須執行與國徽、國旗、國歌有關的集體政治教育儀式，要求學生必須參與自治組織與共青團組織活動。
2．中國傳統禮教以及宗教儀軌。中國傳統禮教儀式包括政治、社會、人生、文化、軍旅等五種教育性儀式。第一，“政治教育儀式”是指對“天地人神鬼”的國家祭祀儀式，其樣式有封禪大典、宗祀、郊祀、社稷壇祀等;其內涵是統治階級向民眾宣傳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合法性的重大國家性儀式;其本質是強化封建社會中各對關系和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第二，“社會教育儀式”的樣式有鄉飲酒禮、射禮、燕禮以及士相見禮，歷朝歷代既有變更也有損益;其內涵是傳播和灌輸社會規范、社會價值與社會秩序的社會禮節性儀式;其本質是強化儒家思想“五倫”及社會價值觀所規范的人際、人與社會之關系。第三，“人生教育儀式”的樣式有冠禮、笄禮、婚禮和喪禮等;其內涵是在人類生命周期某個節點、以培養個人符合社會要求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個體性儀式;其本質是強化儒家思想基于生命、情感、孝道等血緣宗法主題設定的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以及人心理與生理的關系。第四，“文化教育儀式”主要指歷代廟學，其樣式有釋奠禮、束?禮或開學禮、釋菜禮、養老禮、視學禮等;其內涵是通過左學校右孔廟的空間布局及其內部文化符號與表現其意義、價值的特定儀式來實現“禮樂教化”;其本質是強化封建禮制基于長幼、尊卑倫理而設定的師生關系，以及國家教育體系中個體與朝廷的關系。第五，“軍旅教育儀式”是指治軍儀式和戰爭儀式，其樣式有和平年代的天子巡狩儀式和戰爭年代的出征、作戰、獻捷儀式等;其內涵是從思想上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以及忠誠度;其本質是強化封建等級制度內不同階級彼此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以及人民與國家的關系。至于宗教儀軌的內涵則是教職人員向信徒實施傳播教義、道德規范、靈修方式等一系列信仰體系所采取的教習性儀式活動，其本質是強化信仰世界中凡人與神靈的關系，以及遵照神諭、戒律、教條而設定的人際關系、人與萬物的關系。
3．社會現行儀式。它主要分為政治、戲劇、民俗和展會等四類社會化儀式。第一，“政治儀式”的樣式有表達規訓、懲罰和忠誠等儀式;其內涵是社會群體或政黨借助象征方式和手段來制造權威，隱喻地傳導意識形態，促使參與者接受并認可;其本質是強化個人與群體、民眾與政黨、社會與國家的服從或信仰關系。第二，“戲劇儀式”的樣式有聯歡會、舞會、情景劇等;其內涵是通過事先安排好的固定劇本表演個人真實經驗，達到自我了解、領悟或啟發他人自我探索的儀式過程;其本質是強化個人心理不同層面的關系以促成和諧健康狀態。第三，“民俗儀式”起源于巫術儀式或宗教儀式，但它更強調人性關懷，其樣式有節日慶典、祭祖、喬遷、跨年儀式等;其內涵是通過人員組織與儀式表演傳承人民生活和文化中連續不斷的意識形態和習俗慣例;其本質是強化物質及精神文化譜系中傳統與現代的聯系，以及基于這組聯系而設定的人際關系、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第四，“展會儀式”的樣式有博物館、紀念館、博覽會、運動會等;其內涵是通過一定組織活動展示人類或文明進步的物質性和精神性表現;其本質是強化由示范、激勵、導向、隱喻而連接起來的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社會、國家、自然、歷史的關系。綜上所述，這些儀式教育的目標、樣式、方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其內涵與本質卻有一脈相承之處，即把各種關系的聯通、規范、協調和強化，作為儀式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并以此為準則，根據時代、空間、情境、人物等要素變化，對各類型儀式形式進行“損益”或“調適”。這將為新時期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依據國情特點與“揚棄”原則實現新的建構，提供巨大的理論參考價值。
三、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效果的影響機制以及基本規律研判
目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主要分為四類:一是“政治性儀式”，如升旗儀式、入黨入團儀式等;二是“禮儀性儀式”，如上下課師生之間的問候禮等;三是“紀念性儀式”，如校慶、運動會、頒獎典禮等;四是“通過性儀式”，如開學典禮、畢業典禮、軍訓匯報、成年禮等［6］。現有研究已從現象歸納和理論概括的角度，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比較完整的分析，即目的模糊、形式僵化、內容空洞、符號短缺、結構失范、運作低效等情況突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既有社會信仰整體性缺失之責，也有學校應試教育排斥、宣傳動員效果不佳、師資力量匱乏、組織實施能力薄弱、激勵監督評價反饋機制缺位等抗阻性因素的制約影響。結合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論分析，可以得出影響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效果的基本規律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由于從眾和模仿機制，個性在有意無意間會化為群性。第二，在教育儀式中，群性可以在框架上或細節上修正個性。第三，教育儀式既可促成師生的社會化，也可導致師生的異化，即能動性喪失。第四，只有內化的教育秩序感，才能建構出真正的教育秩序。第五，教育儀式不能忽視“特殊場效應”:儀式“語境”可產生超越現實的控制力，從而營造出師生共同信仰、期待和愿望的“共振”場域。當然，僅掌握影響儀式效果的基本規律仍不足以有效引導其效果最大化體現，還必須進一步分解其內在機制，并正確認識和控制其中的關鍵因素。影響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效果的內在機制可能由以下六個部分組成:一是“價值觀認同機制”，即通過道德范式建構產生價值認同。二是“凝聚力強化機制”，即通過禮儀禮節營造和諧氛圍，通過典禮產生文化推力，通過慶祝實踐共建群體效應。三是“持久性運作機制”，即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生活化和例行化，提供持續性的運行動力。四是“秩序轉化機制”，即通過教育儀式再造秩序感并轉化成真正的道德信仰秩序。五是“網絡化協同機制”，即通過構建學校、家庭、社會和黨團共同參與立體式教育網絡，擴大儀式教育效應。六是“全周期管理機制”，即通過儀式環節監控，實現事前指導、事中組織和事后總結。眾所周知，任何儀式中那些超出日常生活的、極具濃縮的特殊場景和意義世界之所以能被布置和創造出來，主要歸功于人物、姿勢、語言、音樂、器物等要素在時空中的排列組合，以及每個要件及過程的特殊含義賦予。因此，影響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效果的關鍵因素就隱藏在這些要素和程序中，它們可能包括:第一，“凸顯性”:儀式地位越高、崇高氛圍越足，儀式感越強。第二，“重復性”:儀式重復頻率越高，強化效果越明顯。第三，“主題性”:話語對象越清晰、評價色彩越濃烈，儀式權威性越強。第四，“規范性”:程序設計越有意義，儀式共識越大。第五，“表演性”:辭令信息越直接，禮儀配樂越緊密，儀式空間越匹配，其說服力越強。第六，“發展性”:儀式結構及內涵更新越快，其吸引力越大。此外，還必須指出的是，重視“儀式專家”(可以是有相關經驗的領導、教師或學生干部)的“杠桿”作用，能夠使儀式效果事半功倍;而重視“后儀式”的跟進反饋，也能夠使儀式效果歷久彌新。
四、推進開放式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建構的對策建議
面向未來的新型開放式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的建構，應當做到“各要素良性互動、各方面統籌兼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內核要素”:明確不同類型教育儀式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而非空泛的“口號”或標語，如汶川大地震哀悼儀式中預置的勇于斗爭、同舟共濟的“人本精神”宣傳等。新時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在當下各類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建構中發揮出決定性的作用，這也是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課堂、進教材、進學生頭腦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系統要素”:堅持“與時俱進、系統更新”和“頂層設計、基層完善”兩大教育儀式改革原則，從理論和實踐上構建“多主體參與、多形式傳播”的開放式教育儀式體系，即把教育內容同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環境、教育媒介等因素系統串聯起來，通過情景化、生活化、社會化的教育方法來引導和規范受教育者的思想及行為。三是“結構要素”:在儀式內容上，精心設計儀式教育載體以突出內容和形式的匹配，注意實施環節管理以實現互動交融和個體與群體的共鳴;在儀式方法上，使用有代表性、貼近學生生活的象征符號體系，強調刪繁就簡，以提高儀式的可參與性，堅持“大方向不背離”與我國正式制度的社會化進程相結合。四是“資源要素”:樹立儀式思維，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儀式符號的象征含義;充分挖掘社會和市場資源，注重新模式、新內容、新方法等資源的創新和整合，如將產學研用合作、“依法治國”、“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新理念融入教育儀式，實現青年學生深層次自我體悟與反思。五是“保障要素”:首先，“時空保障”即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日常運行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崇高性;其次，“制度保障”即確保教育儀式體系設計的合理性、組織人員的專業性和運轉資金的豐沛性;最后，“文化保障”即確保教育儀式的受重視程度和傳統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持久性。為實現上述目標，應積極把握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發展的最新趨勢，因勢利導地提出以下對策建議:第一，在教育主管部門方面，就宏觀層面而言，應在思想政治教育儀式挖掘和整合的基礎上，形成對不同類型具體儀式的深刻認識，把握其規律及本質，完善固有儀式體系和規章制度，努力建構符合時代潮流的、承載儀式新理念、新形式、新內容的時空結構;就微觀層面來說，還應深入學?；鶎?，不失時機地預設“虛擬儀式”(主要指大學生網絡社群的“儀式化”互動)、“創業儀式”(主要指“雙創”背景下“社會化”的大學生創業形式)、“儀式再生產”(主要指學校優秀實踐教育成果展示形式的“儀式化”創造)等實踐命題，并展開具體部署與行動。第二，在各級學校層面，應針對不同對象的認知程度、不同儀式的意義特征，在時間、地點、設施、環境、程序、人員及衣著舉止等方面厲行規范、勇于創新，既要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號化、形象化和生活化，也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開掘轉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第三，在教師群體層面，應發揮“儀式專家”的加權作用，注意在日常儀式操演中把握時機、賦予蘊含、布置合理、引導得當，保證儀式有序高效運行。第四，在青年學生層面，應將儀式教育效果與學生評價與自我評價緊密掛鉤，做到儀式前積極準備、角色預熱，儀式中心態端正、全情投入，儀式后認真總結、深刻反思。第五，在社會環境層面，應在開放的社會場域中構建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儀式，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前提下，允許多元化思想共存和適應，確保學校儀式與社會化儀式之間具有一定的連接性和發展性。
作者：吳超 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1］［美］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M］．黃劍波，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8．
［2］陳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27．
［3］程天君．“接班人”的誕生———學校中的政治儀式考察［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45．
［4］為世界許諾一個更好的未來———論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N］．人民日報，2015－05－18．
［5］平章起．成年儀式的德育功能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101．
［6］李榮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儀式:價值與路徑［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1(2)．
基金項目: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陽光計劃項目“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社會治理轉型及內在邏輯研究”(編號:15YG08);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近代國人民族復興觀的歷史演進及內在邏輯研究”(編號:15ZS067);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教學建設項目“《城市歷史與發展》MOOC建設”(編號:k20152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