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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危機,表現為作為學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學與作為知識體系的高等教育學這兩種形態學科危機的“共振效應”,是關系到高等教育學科生死存亡的危機。高等教育學的成功突圍之路在于“再學科化”,即必須在堅持高等教育學學科化發展方向的前提下,致力于學科建制層面的“再學科化”———努力建設高等教育學一級學科,同時要突破一般教育學的視界,促進知識形態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
關鍵詞:
高等教育學;學科危機;學科制度;再學科化
我國高等教育學是一個年輕的發展中的學科,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問題一直是重要問題之一。當前討論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和發展問題,高等教育學界有了一種緊迫感和悲壯色彩。2016年8月29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在廈門大學召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研討會,討論關于促進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的《廈門共識》。瞿振元會長用“七分緊迫、三分悲壯;十分期待、十分努力;形成共識、推動發展”24字概括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形勢和任務。自國家學科政策調整,以及有關部門按照一級學科實施學科評估和進行學科資源配置之后,高等教育學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必須思考高等教育學應對挑戰和走出困境的對策。
一、正視當前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危機
在我國,高等教育學主要有兩種存在形態,或者是兩種形態的統一體。一是作為學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學,它與國家的學科制度有著重要關聯;一是作為知識形態的高等教育學,它與高等教育學術共同體有著緊密關系。當前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學科危機,表現為學科政策調整所致危機與高等教育學科自身存在問題的疊加,出現了兩種形態高等教育學學科危機的“共振效應”。因而與之前所經歷的危機,無論在性質上還是在程度上都有重要的不同。在危機的性質上,表現為學科的建制性危機;在危機的程度上,它是關系到高等教育學生死存亡的危機。
1.當前的高等教育學危機是學科建制上的危機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國家學科制度,主要包括學科分類制度和學科審批制度。首先由國家進行剛性的學科分類,然后頒布具有學科管理功能的學科目錄,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必須在學科目錄下通過學科審批才能進行。亦即學科的設立需要經過國家批準,納入學科目錄體系,取得學科建制。只有在取得學科建制的前提下,學科建設和發展才能獲得國家的資金支持、編制崗位和人員配備。任何學科的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都不可能脫離學科目錄和國家授權審批。而美國等西方國家主要實行的是學術共同體學科制度,亦即學科設立、學科建設不需要國家授權審批,而主要由學術共同體自行決定。其學科分類的功能主要在于進行學科統計———將知識生產按照大致的學科類型(并非精準的)進行分門別類的統計,看看這個學科領域的知識生產狀況,以及學科知識進展情況。由此可見,我國的國家學科制度無論在學科分類上還是在學科設立上都體現出學科建設管理和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價值取向,并且具有極強的剛性。與我國的國家學科制度相適應,我國高等教育學對學科制度表現出極強的依賴性。20世紀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學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作為二級學科列入學科目錄,獲得了學科身份和學科建制。但這并非是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知識體系已經發展和成熟到足以認定為一門學科的程度,而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越來越需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需要大力加強高等教育研究,從而在國家學科制度層面支持的結果。正是因為有了國家學科制度的支持,高等教育學才能在學科建制內發展,特別是彌補作為知識體系高等教育學的缺陷,逐步走向成熟的高等教育學。沒有國家學科制度的支持,就沒有高等教育學今天。當前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危機,固然與作為知識體系的高等教育學發展緩慢,還不具備抵御學科發展風險的能力有關,但來自外部的學科政策和學科制度調整是主要原因。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再次修訂學科目錄,取消了二級學科建制,明確要求按照一級學科進行學位點建設和研究生培養。學科建設和學科評估也按照一級學科來進行。2016年正式啟動的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要求按照一級學科進行學科評估,并且在學科門類下實行一級學科“綁定評估”的原則。這不僅使得作為二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喪失了存在意義,而且使得不少學校的教育學一級學科喪失了參加評估的機會,也就喪失了獲得學科資源配置的機會。非師范大學的教育學科,特別是作為教育學學科特色的高等教育學面臨重大挑戰。
2.當前的高等教育學危機是學科的生存性危機
我國高等教育學在近40年的發展過程中先后經歷過多次危機,但這些危機是高等教育學發展過程中的危機,是發展性危機。而當前的危機則是關乎高等教育學生死存亡的危機,是生存性危機。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國家頒布的學位授予和研究生培養的學科目錄,產生了重要的“溢出效應”。學科目錄本來是用來規范“學位授予”和“研究生培養”的,其功能在于按照學科分類進行學位授予(不包括學士學位授予)和研究生培養。但這個學科目錄在運行過程中被廣泛用來進行學位點授權審批、學科水平評估、學科發展資源配置,甚至用來進行學校類型劃分(綜合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單科性院校),進而影響大學的院系設置。二是我國現行的學科制度與中國特有的“單位制”文化和體制結合,產生了將學科嵌入“單位制”的學科建設和管理體制,形成了學校內院系設置、學科資源配置、教師人事歸屬、學科崗位設置、工作績效考核和評價的基本單元。大學教師的雙重歸屬———在學術上歸屬于所從事的學科(往往是國際性的),在人事上歸屬于所服務的大學或者院系———簡化為“單位”歸屬。“單位”成為教師歸屬感和職業安全感之所系,教師的學術研究活動必須有院系性質的“單位”作為依托。院系既是學術組織又是一級行政機構。學科建設和發展必須建立在實體性的院系組織的基礎之上,離開實體性的院系組織,就不可能聚集人才來開展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在學科目錄的“溢出效應”和學科建設的“單位制”現實下,國家學科政策調整為按照一級學科進行學科評估和開展學科建設,極大影響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資源分配。有的高校將原來的高教所升格為教育學院,高等教育學淪為教育學院的一個學科方向,稀釋了高等教育學的發展環境和資源;有的高校將高教所歸并到發展規劃處、教務處、公共管理學院、社會發展學院等機構,導致高教所喪失了獨立機構的地位;有的高校干脆就撤銷了高教所。特別是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一些過去以高等教育學為學科特色的高校,由于受到按一級學科評估和學科綁定評估政策的影響,不少都放棄了參加學科評估的機會。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被降格或撤銷,或者改變了高教研究機構的性質和職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失去了組織基礎。作為學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學消亡之后,作為知識形態的高等教育學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所以,當前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危機,不是過去曾經經歷過的發展性危機,而是關系到高等教育學生死存亡的生存性危機。
二、“再學科化”:高等教育學的成功突圍之路
面對高等教育學的生存性危機,高等教育學如何化危為機,實現成功突圍,是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必須重視的問題。我認為,致力于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是一種必然選擇。
1.必須堅持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發展方向
在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過程中,曾經產生過“學科論”與“研究領域論”的學術爭論,但“研究領域論”一直占據上風,在高等教育學界有著重要影響。“研究領域論”認為,將高等教育學作為一個多學科的研究領域沒有什么不好,它可以吸納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高等教育研究,豐富高等教育學學科成果。而且美國作為高等教育研究強國,一直將高等教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產生了高水平研究成果。有沒有高等教育學科,并不影響高等教育研究的開展。對此,我曾專門撰文進行了分析和討論。[1]我一直主張我國的高等教育學必須走學科化發展道路,“學科化”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安身立命之本。因為在我國的國家學科制度框架下,作為“研究領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是無法納入國家學科制度體系的,也就無法獲得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支持和資源投入。美國將高等教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而能取得領先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因為美國實行的是學術共同體學科制度,學科的設立和資源配置,由各學術共同體自行決定。我們不能因為美國將高等教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主張在我國要放棄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發展方向。因此,在我國的國家學科制度下,高等教育學要應對當前的學科危機,絕不能放棄學科化發展思路。放棄學科化努力,無異于斷送高等教育學———使我們將近40年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成果毀于一旦,使高等教育研究機構面臨釜底抽薪的困局,使眾多的高等教育專業研究人員丟掉飯碗。但是,堅持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化發展思路,不是要用經典學科的標準來指導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把高等教育學建設成為一門經典學科,而是要按照現代學科的特點和要求來建設高等教育學,即建設作為現代學科的高等教育學?,F代學科與經典學科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經典學科是由知識演化邏輯主導的學科,學科知識呈現“樹形結構”或“階梯結構”,有嚴密的學科知識譜系,有清晰的知識演化路徑,學科知識之間可以相互追溯;而現代學科則是由社會需求邏輯主導的學科,是由問題導向(解決社會問題和工程實踐)所主導的綜合性、交叉性、橫斷性學科。高等教育學在本質上是一門現代學科。
2.致力于學科建制層面的“再學科化”
面對當前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危機,堅持高等教育學學科化發展方向是基礎,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在學科建制層面實現“再學科化”。學科建制層面的“再學科化”主要解決如下兩個問題。一是要重建作為高等教育學組織依托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如前所述,我國的學科制度與“單位制”的結合,形成了基于“單位制”的學科建設和管理體制。沒有高教所等實體性機構和組織作為依托,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就如浮萍般無所維系。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創生和發展,是以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為先聲的,盡管這些高教所(室)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分化為“學科建設型”和“院校研究型”兩種類型,但它們的大量涌現,的確為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發展提供了組織支持。當前高校的高教研究機構大量被裁撤或降格,或者被迫做出職能上的轉變,已經嚴重威脅到專業研究人員的生存和學科歸宿感。由此,必須重振和恢復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將部分高校高教研究所的基本職能定位于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將另一部分高校高教研究所的基本職能定位于通過開展院校研究來為本校改革發展服務。兩種職能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同時并存,在全國形成功能互補和相互支持的高等教育研究組織結構。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導致高教所在學校地位低的原因在于,高教所都致力于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和學科理論問題研究,忽視了對學校改革發展中現實問題的研究。這種觀點只是從現象層面找原因,是有失偏頗的。如果沒有高等教育學學科作為前提,沒有高等教育理論作為指導,我們對高校改革發展中現實問題的研究,就會淪為就事論事的研究,就會因為缺乏專業性而不能有效指導高校的改革發展實踐。因此,我們既需要從全國層面來看待高教所的作用,也需要從具體院校高教所的職能定位來看待高教所的作用。不能因為高教所沒有直接為本校改革發展服務而裁撤或降格高教所,同時學校領導也要善待和善用高教研究機構。[2]二是要努力爭取高等教育學取得一級學科建制。如前所述,在美國的學術共同體學科制度下,學科的劃分以及相應的學科層級劃分,只是具有學科知識統計的意義,不會影響某門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高等教育學無論是否被列入學科目錄,是否獲得比較高的學科分類層級,都不影響高等教育研究的開展和高等教育學術的發展。但在我國的國家學科制度下,情況則完全不一樣。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創生,得益于1983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高等教育學作為“二級學科”列入學科目錄之中。而當前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生存危機,也在于2011年國家學科目錄調整時突出按一級學科進行學位授權點審批和學科建設,使得作為二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失去了制度性支持。所以,高等教育學能否取得一級學科建制,對高等教育學的未來發展有著生死攸關的影響。因此,我曾經專門撰文討論過建設高等教育學一級學科的問題,把建設作為一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作為高等教育學“再學科化”的重要目標和內容。[3-4]當前,部分高等教育學者對高等教育學爭取一級學科建制信心不足,認為學前教育、研究生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等學科與高等教育學類似,都提出了建設一級學科的訴求,各學科之間相互攀比,不可能在教育學門類下設置這么多的一級學科。我認為,我們不能放棄努力,應該充滿信心。高等教育學不同于一般教育學,一般教育學主要是學校教育學,其基本理論和核心知識發源于兒童教育,具有經典學科的性質。而高等教育學則超越了“學校教育”的視界,具有充分的“社會”教育學性質,其基本理論和核心知識發源于大學與社會的關系以及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系。高等教育學不僅要研究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規律,還要研究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5]因此,我們要在正確認識高等教育學具有不同于一般教育學的學科性質的基礎上,充滿信心地爭取高等教育學的一級學科建制。一是要深化研究我國的學科分類和學科設置,進一步促進和推動我國學科制度的改革。學科分類和學科設置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內容,無論是本科人才培養的學科專業目錄,還是學位授予和研究生培養的學科目錄,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人員為主體而編制的。在研究和改革我國的學科分類和學科設置過程中,高等教育研究人員是大有作為的。二是就教育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設置而言,需要改變思維定勢。目前在教育學門類下設置教育學、心理學、體育學等三個一級學科,并非是科學的、合理的,是有很大的調整和改進空間的。同時,要從促進“現代學科”發展的目的出發來考慮一級學科設置,一級學科的設置是為了促進學科發展,特別是促進現代學科的發展,而不是限制學科發展。要避免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在考慮一級學科的數量時也不能因噎廢食。
3.促進知識形態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
高等教育學能否建設成為一級學科,既與我國學科制度改革相關,也與知識形態的高等教育學的發展水平相關。毋庸諱言,我國高等教育學還不成熟,還不完善。當前高等教育學的危機,部分也來源于作為知識體系的高等教育學的不成熟和不完善。這就需要強化高等教育學學術共同體意識,共同致力于發展高等教育學的核心知識,促進知識形態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對于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我曾在有關文章中闡明了將不同學科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進行理論整合,實現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學科化建構的思路。[6]概言之,就是要將其他學科學者所涉及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通過高等教育學者的努力,納入高等教育學之中,實現其高等教育學科化。這里我要特別強調高等教育學“再學科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問題。作為知識形態的高等教育學,其“再學科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個超越一般教育學核心知識和理論體系的高等教育學,而不是在一般教育學的理論框架下,或者仿照一般教育學來發展高等教育學的核心知識,用一般教育學的知識標準來衡量高等教育學的核心知識。為此,必須跳出長期影響高等教育學者的一般教育學思維,克服一般教育學獨大的思維定勢,在將高等教育學定位于一門現代學科的思維基點上,拓展高等教育學的核心知識領域和范圍,建構符合高等教育學學科特點的,屬于高等教育學自身的學科知識和理論體系。顯然,要完成知識形態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需要高等教育學學術共同體的努力,要用我們自己的科學的研究成果來爭取一般教育學界的理解、認同和支持,從而為高等教育學獲得一級學科建制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這是高等教育學界面臨的一個長期而艱巨任務。
作者:張應強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
參考文獻:
[1]張應強.超越“學科論”和“研究領域論”之爭———對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方向的思考[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1,(4):49-61.
[2]張應強,唐萌.高等教育學到底有什么用[J].中國高教研究,2016,(12):56-62.
[3]張應強,郭卉.論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定位[J].教育研究,2010,(1):39-43.
[4][6]張應強.高等教育學的學科范式沖突與超越之路———兼談高等教育學的再學科化問題[J].教育研究,2014,(12):13-23.
[5]張應強.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及其對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意義[J].山東高等教育,2015,(3):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