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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紀以來的“大學語文”課程缺乏國家層面強有力的生存依托，始終處于邊緣化的尷尬教學處境。文章分析了“大學語文”課程教學面對的動態發展“空框”，認為適當采取一種“空框”研究意識，有利于對“大學語文”課程改革做出新的有益探索。
［關鍵詞］“空框”意識;“大學語文”;課程改革
長期以來，學界對“大學語文”課程的研究熱度始終沒有降溫，其關注核心主要集中在大學語文的學科定位、改革發展等方面。在高熱度的研究背后，面對“大學語文”課程發展始終邊緣化的教學尷尬處境，筆者以為，適當保持一種“空框”研究與教學意識，有利于我們對該課程的發展與改革進行有益探索，使之獲得新的生命力。
一、21世紀以來“大學語文”課程的發展現狀
21世紀以來，“大學語文”課程的總體發展趨勢在國家文件精神層面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200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中提出:“高等學校要創造條件，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1］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關于轉發〈高等學校大學語文教學改革研討會紀要〉的通知》中指出:“在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中，大學語文應當成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體學生開設的公共必修課。”［2］2018年3月，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編撰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在92個本科專業類中，僅有經濟學類、經濟與貿易學類、政治學類、社會學類、馬克思主義學類、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類、旅游管理學類等不足十個專業學類的相關專業國標中明確了大學語文的通識教育課程地位。從“創造條件”“應當”“不足十個”等字眼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大學語文喜憂參半的發展歷程。從客觀上看，上述文件表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大學語文”課程存在的必要性，這符合學界對該課程價值的認知判斷———其工具性、審美性與人文性能有效參與國家高素質人才培養工程。但落實在教學實踐中，依舊出現了“大學語文”課程發展的尷尬境遇———少有高校將大學語文作為通識必修課全面開課，眾多高校將其作為公共選修課或專業選修課開設。無論哪種方式，都避免不了課時被壓縮、學生不重視、教師受冷遇等問題，大學語文在客觀環境中發揮的現實作用也可見一斑。由此可見，21世紀以來的“大學語文”課程發展仍處于危機狀態中，暫時無法獲得學界討論的獨立學科地位。從主觀上看，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堅持對“大學語文”課程的地位與改革進行不斷地探究。面對信息化時代的教學生態環境，與“大學語文”課程相關的“有用”與“無用”、“有效”與“失效”、“讀書”與“讀屏”、“多媒體”與“新媒體”等問題的探討，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種相對普遍的教學思維出發點———“經典化”。即，基于對“大學語文”課程價值的認知判斷，針對“大學語文”課程教什么、怎么教，我們應當圍繞“母語”與“經典文本”來展開思考，因為大學生必須具備基本的母語修養，承擔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重任。毫無疑問，這是正確的教學思維方向。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教學生態現實———教育轉型期的“隔膜”。無論是未來的大學語文教師，還是當下的大學生，他們和“母語”“經典”的距離有多遠?抬頭黑板、PPT，低頭平板和手機，隔著屏幕的教師與學生距離有多遠?我們能否、又該如何在有限的教學時間里彌合這段距離……面對教育轉型期的“隔膜”，當我們將客觀與主觀進行融合性思考時，不難發現，很多問題不是單純堅守“經典化”的教學思維意識就能解決的。筆者以為，當我們無形中被一種相對傳統的教學思維意識所困擾，在不斷的“呼吁”中困惑時，是否可以以一種“出走”與“返回”的思維方式，來重新審視教育轉型期的“大學語文”課程?即，適當跳出“經典化”的思維局限，在一種“空框”意識中去探尋該課程發展與改革的“突圍”方式，這未嘗不是一種策略。
二、21世紀以來“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空框”
“空框”意識來源于“空框結構”概念。接受美學理論認為，作品是由文本結構中諸多“空白”組合而成的“空框結構”。這是一種召喚性結構，因為任何文本都無法脫離接受者形成自足的狀態，所以，它會故意留下“空框”性的意義空間，讓讀者在文本接受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想象力與創造力，來填補文本的意義空白。從接受者的角度看，困擾我們的恰恰是這些具有不確定性的“空框結構”。因此，面對“空框結構”的思維意識很重要。由文本“空框結構”引申而出的“空框”意識即是說，閱讀是讀者基于“空框結構”的一種創造性思維過程。對文本而言，接受者的“空框”意識是在閱讀中鑒賞、追問與創造的。當我們將這種思維方式延伸到其他領域中，一定會有新的發現和認識。就“大學語文”課程教學而言，它本身就處于一種動態調整的未完成狀態，會在時代的發展、教育的轉型中不斷出現教學“空框”。我們以何種思維方式加以理解、分析、判斷與填補“空框”，關系著這門課程的未來發展走向。筆者認為，21世紀以來，“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空框”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文化的包容性更強，使“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內涵更深廣
“大學語文”課程的工具性、審美性與人文性特質，使之能夠滲透到其他學科中，成為一門內涵豐富的綜合性課程。但是，其內涵并非一成不變，它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拓寬邊界、延展深度。我們常拿大學語文同英語作比較，認為英語手握四六級的“尚方寶劍”，而“大學語文”課程卻沒那么幸運，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包括英語在內的非漢語語言(如德語、法語、日語、韓語等)在當下越來越受到重視，即使學校不開設課程，學生也會自覺地通過各種渠道來學習。當語言的大門被打開后，文化的融通性就更強，我們會逐漸認可這樣一種文化觀念:民族的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以此反視“大學語文”課程，恐怕不能僅僅只固守母語教學、傳播中華經典文化這一教學基點，是否需要同時思考一下教師的跨語言、跨文化教學能力“空框”有多大?學生對新知識的頓悟力又怎樣?
(二)科技的滲透性更強，使“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矛盾更突出
當前，大學語文教師常感慨教學難度大，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電子產品與信息網絡的沖擊。因為手機、網絡已然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帶來了學生閱讀方式、交流方式、學習方式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在教學中，我們發現，學生的口語溝通不如網絡交流順暢、碎片化閱讀取代了紙質閱讀、網絡百度代替了師生討論……因此，教師會不自覺地抵制“低頭族”、批評“刷屏族”，渴望找回集體讀書的學習氛圍。這是對技術滲透“后遺癥”的自覺糾正。但是，我們是否應當思考一下橫亙在師生之間的科技“空框”還有什么?我們無法阻擋的科技進步、社會智能化的潮流，但必須逾越科技的屏障與學生達成某種“和解”。所以，當我們敏銳地看到科技給教學帶來“后遺癥”的同時，需要了解與我們成長在不同時代的學生具有怎樣的信息素養，他們借助對新科技的掌控力又接受了怎樣的文化熏陶。
(三)學生的存在感更強，使“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模式更多元
“95后”、“00后”是“大學語文”課程教學的主要對象，他們身上有深刻的時代印記。一方面，他們生活條件較為富足，享受著家庭和社會的較多關愛，接受了多方面的信息時代熏染，所以，對社會潮流有敏銳的洞悉力和感知力，體現在學習上，他們追求自主學習的話語權，向往更加民主化、更符合個人意志的學習模式。另一方面，進入大學前，他們經歷了前輩少有的學習競爭壓力，大學畢業后會承受更大的社會競爭壓力，所以，學習中，他們要么體現出懈怠，甚至厭學傾向，要么追求知識的實用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教學對象的新特點與“大學語文”課程教學“無用之用”的精神特性是相悖的。對此，執著于傳統的套路化教學模式進行教學思考顯然行不通，我們是否需要深入探討一下:我們需要面對新時代環境中成長的教學對象怎樣的“空框”特質?他們更歡迎通過什么教學模式接受自己向往的人文教學?當科技勾連起人與世界，“虛擬”與“真實”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了一起，學生的思維與行為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教學活動中的諸多“空框”也由此而生。筆者以為，面對這些變化，我們應當能夠感覺到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之前對該課程的經驗與預判。如果我們還堅持以“經典化”的思維意識來審視當下的教學，將不利于“大學語文”課程的發展與改革。因此，我們需要嘗試借助“空框”意識來進行21世紀大學語文課程教學的創造性探索。
三、“空框”意識中“大學語文”課程的改革方向
以21世紀以來出臺的國家相關文件情況為背景，我們分析了“大學語文”課程教學存在的動態性“空框”后，再返回其教學改革層面，會有一些突破性的思考。重中之重，我們需要對“大學語文”課程教學的“母語”與“經典文本”基礎進行衍生性再認識。不可否認，“母語”與“經典文本”是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根基，是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塑造的出發點。如果在課程改革中將這一基點改掉了，“大學語文”課程設置的本意就遺失了。因此，長期以來，“大學語文”課程教材的編訂、教學內容的處理，都強調通過提高語言技能與閱讀鑒賞能力繼而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其文化創新意識，增強其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責任感。但是，我們不能忽視21世紀以來世界文化融合性發展的趨勢，尤其是我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之后，基于語言互通的文化交融態勢越來越明顯。在這種趨勢下，很多學生會認為自己對“母語”與“經典文本”已有一定的認知，當務之急是要掌握新的語言與文化知識。由此，“大學語文”課程教學改革一方面需要站穩根基，另一方面不能忽視新的學習訴求，我們可以嘗試在“母語”“經典文本”與“外語”“異域經典文化”之間搭建一座學習交流的橋梁。以往的教材突出中國傳統文學文化、弱化中外現當代文化的格局必須打破，要在內容方面突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外國的對比性學習與研究。如我們在大量選擇學習中國古代詩詞的同時，可否多選擇一些中國現當代詩歌、流行歌詞、外國詩歌進行對比教學?這不僅是對中國詩歌整體發展脈絡的梳理，也是對中外相關詩歌文體知識的介紹、文學文化現象的剖析。因為學生在中學階段已接觸了大量的中國古代詩詞，如果在教學中再次強化該內容的教學，就無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與探究興趣。我們可以嘗試選擇一些與相關古典詩詞聯系緊密的現代詩歌、流行歌詞展開教學，像蘇軾的《蝶戀花•春景》是如何轉換成臺灣詩人鄭愁予的現代詩歌《錯誤》及華語音樂教父羅大佑的流行歌曲《錯誤》的?像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歌《WhenYouAreOld》有哪些經典文中譯本?為什么袁可嘉的譯本接受度最廣?后來該版本詩歌又是如何進入流行歌曲歌詞《當你老了》中的?其中，中國古典詩詞或外國詩歌作品走向中文現代詩歌，再走進流行歌曲歌詞，語言、意象、意境等會經歷怎樣的轉化……諸如此類的案例可以發掘很多。語言、經典文本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產生某種變化，它只有在不斷衍變中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大學語文”課程的“母語”與“經典文本”思維意識也應當因時而化。當它在新時期發展中充分體現出“母語”與“經典文本”的魅力時，一定會推動“大學語文”課程獲得自我存在的新價值。以此為出發點，我們需要對新科技走進學生的學習生活、融入“大學語文”課程教學進行再認識。筆者以為，教學研究者應當敢于同學生、同教學談“新”。與教師、學生、教學聯系緊密的“新”的核心在于新科技。從教學的角度看，很多研究者批評學生“讀屏”，認為碎片化閱讀存在閱讀內容、閱讀思維、閱讀習慣等方面的問題，不能替代傳統的文字閱讀在內容選擇與文化思考方面的深廣性。同時認為，大學語文教學應該強調引導學生閱讀、鑒賞與表達(口語與寫作)，借助新科技替代教師講解、翻轉課堂等手段的可取性有待商榷。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對新科技的誤解。據中國日報網報道，2019年1月，國內領先的數字閱讀平臺掌閱了《2018掌閱數字閱讀報告》。報告詳細介紹了2018年該平臺的整體閱讀情況，指出“90后”、“00后”用戶占據總用戶的近70%，其中“00后”用戶占比已達28%，正式超過“80后”成為第二大閱讀群體。同時，報告指出，作為數字時代的“初代移民”和“原住民”，“90后”、“00后”對數字閱讀的接受度更高。從內容上看，當代小說、傳統文學、社科圖書、漫畫都是“00后”喜愛的內容，他們更傾向于嚴肅閱讀。［3］由此可見，“95后”、“00”后的學生“讀屏”也并非單純的碎片化、淺閱讀，他們更多地在選擇個人想獲取的新知識內容。教師如能及時了解他們的新選擇，是否更容易獲得引發其興趣、塑造其性格精神的教學新啟示呢?同時，在新科技融入教學方面，一方面，我們不贊成用新媒體教學方式完全取代教師教學的傾向，另一方面，也要恰當利用新媒體來實現學生認可的、便利的學習方式，增強教學效果。因大學語文課程教學學時有限，我們可以嘗試借助雨課堂、藍墨云班課、超星等教學平臺構建集教學、訓練、交流及評價為一體的課程體系，實現線下(教、練、評)與線上(學、練、評)相結合，既能彌補課堂教學的不足，又能激發課外學習的潛能。這樣，學生喜歡“讀屏”，教師利用“新媒體”，二者在教學上就有了達成一致的可能性。
四、結語
思維方式是一種智慧的體現，敢于挑戰的思考才能催生有效的教學改革與實踐。21世紀以來的“大學語文”課程缺乏國家層面強有力的生存依托，只能在自我革新中尋求突圍性的發展空間。所以，其改革需要從傳統“經典化”的思維意識中出走，帶著“空框”意識審視時代與教育發展中的不確定性，才能在返回式的探尋中突破改革研究的束縛，獲得新的生命力。
作者:陳寶琳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
